古代的士人与当今的知识分子

郭志成

古代的士人与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否一样？

浑沌道长

我的理解基本是一样的。士农工商都不在官吏的范围。

居士

看到“古代的士人”总联想到与“气节”相关的，或许算一点区别。

子之半

如果说差别在哪里，就是在于地位不一样。

古时候读书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比商人高；而现在相反，有钱人地位高，读书人没什么身份，因此许多东西的变化，也可以想得出来了。

名利灯

区别就是没有信仰。

雪狼

wg最大的损失就是砸碎了民族的脊梁。

古越中兴

造成古代士人地位比当今知识分子高的原因是此起彼伏的因由,既有商人古今地位的变迁,也与当今砖家泛滥成灾休戚相关.

郭志成

供参考：
百度百科：

“士”，上古掌刑狱之官。商、西周、春秋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郭志成

请参考：
百度百科中引词典中的释义：
士〈名〉(会意。从一,从十。善于做事情,从一开始,到十结束。本义:有能力的人) 　
　士,事也。 ――《说文》 　　
  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 ――《白虎通·爵》 　　
  学以居位曰士。 ――《汉书·食货志》 　　
  以才智用者谓之士。 ――《后汉书·仲长统传》 　　
  太子晋,胄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 ――《周书》 　　
  是以为大夫卿士。 ――《书·牧誓》 　　
  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 ――《礼记·曲礼》 　　
  白首完节，尔尚念皇祖养士之仁。——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制》 　　

　　士shì
     ⒈〈古〉指男子，特指未婚男子：以谷我～女（谷：养活）。 　　
   ⒉我国商、周时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 　　
   ⒊指读书人：学～。硕～。～农工商。

子之半

百度的谁都能改，这些就算了。

士、农、工、商。基本上都还是属于老百姓的一类，有或者老百姓与官员之间交界的差不多的。

郭志成

再参考：
概念
　　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
由来
　　士，是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国的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阶级。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 。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 ，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大约在西周时期，才出现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士阶层应是周代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周代每世卿大夫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诸弟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至此士成为一个群体名词，有着鲜明的阶层特点，但基本上这只是一种血缘上的划分。 　　贵族的庶孽无疑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 。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 。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 。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 。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 。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郭志成

对知识分子的参考资料：（抄于百度百科）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用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郭志成

定义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长期存在，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1）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文*革”时期批斗“臭老九”
　　（2）知识分子是古代读书人，或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读书人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现代中国社会已无知识分子。 　　（3）现代社会仍然有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识分子为敬语的习惯，一般指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 　　（4）知识分子的蔑视名称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 　　（5）党外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

郭志成

理解
综述
　　理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入手：第一，“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第二，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第三，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包括那些人？
指称对象
　　“知识分子”这个词指称的对象是什么?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郭志成

基本特征
　　典型的知识分子具有那些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所谓哲学的突破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了一个概念化的掌握，即意识到人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的需求，即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同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他有一种了解“为什么”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出现了文化事务专家即某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思索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起源几乎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原因。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象征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质。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毛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对于第三个特征，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为以下的五点：①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②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③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④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⑤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康菲诺综合出来的五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更有到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的下句为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便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他在一首名为“歌唱太湖”的诗中更写道：“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绵不绝的明证。 　　代表“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社会或中国社会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传统在西方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一般地说，其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philosopher）大概可代表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俄*国的intellegentsia的远源也只能上溯到18世纪。与西方相对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算是源远流长，至少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算起，足足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中断过。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群为数不多、基本上是处理文字的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或“士”，他们在儒学的熏陶下具有一套传统。根据钱穆的意见，早期的“士”由习礼而至批评当时贵族的一切非礼，孔子是典型的代表。诸子百家可说是第一次最明显地表现出“士”在思想上对社会对贵族的不满。科举制度建立以后，中国的“士”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以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而不以成就知识为主题。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在精神追求上始终忘不了政*治，即使是老子和庄子，著书讲学也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郭志成

指代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实际上指的是哪些人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有一点需要明确，并非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例如，在我国，国家公务员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公务员虽然在工作中也要运用各种专业知识，但他们主要是管理社会，同知识分子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另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政策对象而被界定的特殊社会阶层。就此而论，国家公务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本身自然不能成为政策的对象。目前，我国在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中，已经将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凡是党政机关纳入公务员序列或参照公务员来管理的干部，无论其具有多高的学历，也无论其在工作中涉及多少专业知识，都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之内。 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看做一种底下的标志，国家大搞“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他们，也叫“知青”。 　　知识分子的品格特征：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富于同情心，知恩图报;富于责任感，忠于事业;富于爱心，会接受别人的爱，也会爱别人；充满感情*色彩，能以性情之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不乏理性色彩，能以达观的心态待人处世;有自知之明，能以谦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成绩。知识分子的迂腐与顽固有时候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同时知识分子往往循规蹈矩，没有胆略，不具侵略性，甚至过于民*主，不愿意影响别人也固执地不被人影响，自己没有纪律性也不想用纪律约束别人。这些鲜明的特征是知识分子没有成功的原因，如果能克服这些弱点，也许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会更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是一个政*治命题。实际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

郭志成

上列资料中的认识或观点，有些是对的，有些可能是错的，网友自己分辨好了。

郭志成

有些网友可能对清华教授钱逊先生的文章有些兴趣，我们也可以就这篇文章讨论一下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问题：

清华教授钱逊：历史上士人的文化担当（本版浪花先生转贴）
历史上，中国士人有着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素以“传承文化”、“教化民众”为己任，认为士人修己和教化之好坏，关系天下兴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有着浓厚的“文化自觉”的意识。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一生为弘道救世奔走。他收徒办学，传授文化。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从政？他答：以孝悌教人，用于政事，就是从政。有隐者劝他退隐，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即是说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这样奔走。他遭匡人围困时说：如果天意要消灭这文化，我也无法得知它；如果天意不想消灭这文化，匡人也无法阻止我传播它。他以弘道为救世的根本途径；以弘道救世为自己的责任。弘道救世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他也这样要求弟*子，要求士“志于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从这里，开始了中国士人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传统。
在以后儒学的发展中，对文化使命的担当，成为儒者、士人的主要特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体现了儒者士人的胸怀和抱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世风衰败、政权易主的环境下，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突出显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种文化担当精神。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兽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这里，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别，即是说改朝换代是亡国，道德沦丧，文化颓坏则是亡天下；维护道德、文化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保国主要是在位的君臣的责任，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每一个普通百姓，对于社会道德、文化状况的好坏，即天下的兴亡，都负有责任。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的由来和本义。
后世的士人对此多有继承、发挥，特别是提出了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把移风易俗的责任落实到自身等思想。如吴廷栋说：“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曾国藩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无论个人遭遇如何，始终坚守对文化使命的担当。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守死善道”、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所关心全在于道。这种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了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磨难而始终未曾中断。
今天，我们处在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时刻，一场新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始，这种高度文化自觉的精神，无疑也将成为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动力。  

郭志成

钱先生文中重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在世风衰败、政权易主的环境下，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突出显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种文化担当精神。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兽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这里，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别，即是说改朝换代是亡国，道德沦丧，文化颓坏则是亡天下；维护道德、文化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保国主要是在位的君臣的责任，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每一个普通百姓，对于社会道德、文化状况的好坏，即天下的兴亡，都负有责任。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的由来和本义。
后世的士人对此多有继承、发挥，特别是提出了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把移风易俗的责任落实到自身等思想。如吴廷栋说：“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曾国藩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无论个人遭遇如何，始终坚守对文化使命的担当。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守死善道”、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所关心全在于道。这种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了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磨难而始终未曾中断。

文*革时，我年轻，对此句有一种冲动式的迷信。于是积极地投入其中。结果是犯了错误。
实践促使我对此话有些怀疑了：
什么是天下？天下是谁人的天下？何谓天下兴亡？
什么是匹夫？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天下兴，匹夫责在何处？天下亡，匹夫的责又在何处？
顾炎武先生说了这些话之后，实践了什么？
请网友帮我！

钱先生文中重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末清初，在世风衰败、政权易主的环境下，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突出显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种文化担当精神。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 ...

文*革时，我年轻，对此句有一种冲动式的迷信。于是积极地投入其中。结果是犯了错误。
实践促使我对此话有些怀疑了：
什么是天下？天下是谁人的天下？何谓天下兴亡？
什么是匹夫？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天下兴，匹夫责在何处？天下亡，匹夫的责又在何处？
顾炎武先生说了这些话之后，实践了什么？
请网友帮我！
郭志成 发表于 2012-6-1 21:15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为了爱国，屈原投汨罗江是对的，因为故土情——太深沉……
屈原如果出走，其实也是对的，因为《离骚》云：
“世幽昧以昡曜兮（故乡现在是阴暗险恶而令人眩惑啊），
孰云察余之善恶（谁能够公正地来考评我的善和恶）？”

提前5年布局比扁哥深谋远虑的中移动高管李向东，2010年3月25日晚外逃卷款数亿（较之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贬值和5000亿两房债券退市数目，确实算不得什么）。30多年来，这样的事情儿啊，总是屡禁屡发生。治标不治本，劳力枉费神……世界很搞笑，古来不由人。名字叫做李向东，偏偏要向西边飞……警钟一再惊鸣，国人只是不醒。庸才如能治国，刘禅自可称君。人才实国材，奴才乃蠢才。域外国材玩域内蠢才，玩得吐螃蟹泡泡翻死鱼眼儿……

《道德经·六十二章》：“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不解经意者，待其死——有些人可能比蜀汉刘禅、陈后主陈叔宝更可笑，就像秦桧、汪精卫一样惨……

书场谚曰：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先生何必不解？曹雪芹早已这样告诉先生：

桂霭桐阴坐举殇，
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思想），
皮里春秋空黑黄（厚黑权钱）。

酒(纠)未敌腥还用菊（放得下），
性防积冷（令民众心寒）定须姜（好言一句三冬暖——人情味儿——人心）。
于今落釜成何益，
月浦空余禾黍香（蘅芜君《食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