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在线阅读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3:51:17

钱穆(1895—1990)，字宾四，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有公沙、梁隐、与忘、孤云等笔名。钱穆9岁入私塾，熟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通论方面造诣甚深，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先秦诸于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1990年8月，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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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3:51:30

　　新版增定本识语
　　本书初版付印，在民*国二十四年之冬。未两载，中日战事起，余自北平避难南下，遵海绕道香港，北至长沙，移住南岳。又经衡阳入广西，经桂林、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借道越南，去昆明，辗转蒙自、宜良。又离滇经港，变姓名，省亲苏、沪，闭门奉养一岁。又脱身自香港航空飞重庆，卜居成都，先后及六年。并以其间至乐山，至贵州遵义。战事平息，重返肃、沪，又去昆明。归居无锡太湖之滨。不及三年，重辟战乱，只身来香港。先后讫今，计二十有一载矣。奔窜流*亡，饥饿穷窘，而此书每携行箧中。偶有所覩记，可以补订原书缺失者，辄以绳头细字，写列书眉。积久得两百五十条左右。约计首卷得五十条，二卷八十条，三卷七十五条，四卷四十五条。起篇幅较大者，为补入《苏代苏厉考》一篇，又补《晏婴卒年考》，《项橐考》，《鸱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南郭子綦考》凡四篇。改定《越徙瑯琊考》一篇。其他皆零文短札，散入各篇。计有增订改动着，卷一有考辨三，四，五，七，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二〇，二一，二七，二八，二九，三〇，共十六篇。卷二有三一，三二，三四，三五，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五〇，五三，五四，五八，五九，六〇，六二，六三，六六，六七，六九，七二，共二十五篇。卷三有七三，八〇，八二，八三，八五，八七，八八，九〇，九二，九四，九五，九六，九九，一〇三，一〇五，一〇八，一一八，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亦共二十五篇。卷四有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一三二，一三四，一三九，一四〇，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九，一六一，一六三，共十八篇。《考辨》四卷凡一百六十三篇，而增损所及，计共八十四篇，，已逾其半。然计其字数，则仅三万余言，占原书分量十之一。而与原书结论大体，则殊无改变，盖仅止于添列例证，补增细节而已。
　　自来香港，获交英国友人林仰山教授。日军陷大*陆，彼适侨寓山东，任教齐鲁大学，入集中营，披颂是书不辍。在港，主持港大东方文化研究院。谈次，知余积年有增订稿。而此书在大*陆已绝版，海外亦少流布。乃商由哈佛燕京社斥资为铸新版。二十年来丛碎所得，遂获汇入原书，勒为定本。爰述缘起，兼志谢意，并备详增订篇目，以告读者。书末并增附本书引用书目索引一种，便寻检焉。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钱穆识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3:52:47

　　自序
　　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于示人也。藏之箧笥者又有年，虽时有增订，而见闻之陋，亦无以大胜乎其前。兹当刊布，因加序说，粗见凡例。
　　盖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著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网，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缪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其后《诗》《书》复见，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颇采者。余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此史公自著其为《六国表》之所本也。《秦记》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中国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时《秦记》载诸侯事当尤忽。今《六国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脱不具者以此。幸其时诸侯史记，犹得有遗留后世者，厥为魏冢《纪年》。晋太康时，汲县人发古冢，得竹书七十五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自杜预诸儒，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然今世所行，复非原书之真。而唐司马贞为《史记索隐》，时采其文以著异同，可资比准。惟贞自谓“《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又曰：“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因亦未能悉心参校，以救《史记》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纪年》者亦有故。一则魏冢原书，久逸于两宋之际。今本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舛误缺略，面目全非。学者不深辨，遂谓汲冢《纪年》不可信，一也。再则其书言三代事，多与相传儒家旧说违异。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之类。儒者斥其荒诞，遂不依引，二也。又谓其书*记春秋时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因遂忽视，三也。夫《纪年》乃战国魏史，其于春秋前事，容采他书以成。至言战国事，则端可信据。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事之例乎？至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则战国杂说，其与儒家异者多矣，《纪年》亦本当时传说书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断，要足为考古者备一说，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来三百年，学者治其书，不下十数家。至于最近，海宁王国维本嘉定朱右曾书，为《古本辑校》，又为《今本疏证》，然后《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而犹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终亦未为大显于世也。
　　《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疎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弑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祇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鬼谷》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湣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湣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湣年世，争不能決。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当移后，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二也。《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错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已逾百岁。今依《纪年》，则文侯元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无可疑。而李克、吴起之徒，其年辈行事，皆可确指。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三也。《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本此论《纪年》不可信。然细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据《纪年》则《史记》之说皆可通。专据《史记》，则自相乖违，不得其解。此《纪年》胜《史记》，明证四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秦亦称王，宋亦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为战国中局一大变。《史记》于此，年事多误，未能条贯。今据《纪年》，证以先秦他书，为之发明，而当时情实，犹可推见。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五也。其他不胜缕举。要之《纪年》乃魏史，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自当远胜《史记?六国表》。徒以存十一于千百，不明不备，不为学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辟之期。余粗为比论，而积古疑晦，颇资发蒙，则其书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记》之误不一端，而有可以类比件附，以例说之者。如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实梁惠王称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实魏文称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称王之元年。齐威王卒年，实齐威称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两谥，《史记》误分为襄王、哀王。赵烈侯又谥武侯，《史》亦分为两侯。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史公不知，遂误以庄峤为春秋时庄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误以为即魏文之十七年。齐宣王五年，与驺忌、田忌谋救韩伐燕，《史》误以为齐桓公五年。逢泽之会，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误以为周显王之二十七年。齐、魏战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误以为乃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误以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如梁惠王会诸侯于逢泽，《史》误以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误以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如魏文灭中山，《史》称在文侯十七年，实误。而系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则不误。齐、魏相王于徐州，《史》以为齐宣王、梁襄王，皆误。而系之周显王二十五年丁亥，实不误。又如齐封田婴于薛，应在威王时，《史表》在湣王三年，误。而系之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较《纪年》仅后一年，亦不为误。此由史公自据《秦纪》，于周、秦之年即得之，于东方诸侯世次，则略而未能尽明，此误其年未误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如《楚世家》简王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均不合。且既称韩武子、赵桓子，其非称侯，显矣。即其自语亦不合。今据《纪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岁实魏文始侯之年，则《楚世家》此语虽误，而实有其不误者在也。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邱，而《年表》是时，楚悼王已死三年。吴起与楚悼王同死，岂能重为魏将？据《纪年》魏武年代移前，则魏武九年，吴起尚在魏。《魏世家》此语固非误。此由史公博采传记，未加考定，虽有错互，而转得证成史实之真。其误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经子夏，特以前年灭中山，有子击下车避田子方事，遂连类书其事于此。《春申君列传》春申君为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特以兰陵鲁地，是年楚取鲁，故姑推以为说。本无确据，而后人轻信，转滋惑误，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如《左传》昭公七年，记及孟釐子卒，《史》遂误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战国杂说有湻于髠说齐威王以隐，威王感悟，国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谓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实威王前后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飞不鸣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据，而轻率致误之例，八也。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记》移文侯之年于后，遂谓文侯乃桓子孙，然亦不能说桓子子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为太子击生。史公既误移魏文灭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击不应转生在后，率改子击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时不得称太子。又《田齐世家》齐桓公五年听邹忌、田臣思谋，起兵击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齐宣王事，史公既误以伐燕归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于桓公。遂至邹忌、田忌皆已预列桓公之朝，史公亦无以自解。此皆勉强弥缝，而不能自掩其误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如上举《楚世家》简王八年三晋始列为诸侯，与《年表》《周本纪》魏、韩、赵《世家》定在楚声王五年者不同。《秦纪》与《秦始皇本纪》列秦诸君年数不同之类，皆史公各据异本，自造矛盾之误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误，由后人率改妄窜以致误者。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往返卫、宋、陈、蔡各节，及《鲁世家》《六国表》载鲁哀公以下诸君年数，牴牾显见，尤难理说。此必后人窜易致误之例，又一也。复有《史》本非误，由后人误读妄说以致误者。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经注》因谓孔子十七适周之类，是也。斯二者，与前举十例误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误，必有其所以误。寻其所以误者，而后其为误之证益显。而其所以误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举数端，不能尽备。读吾书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仅于《史记》之多误也。今所资以相比勘而知《史记》之误者，有《索隐》诸家所引《纪年》，而诸家之文正亦多误。读《史》者爱其文，往往忽其事。《史》虽多误而莫辨。注文朴率，尤懒循省。遂有传钞失真而致误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而《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八年，十八实六字之讹，此以形近而误也。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误为十五年，脱一四字，此以脱落而误也。《秦本纪集解》徐广曰：“《汲冢纪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考《纪年》终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乌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赵世家》徐广所引，知系四年之误。《苏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今考《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岂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齐闵王？校以《水经?汶水注》，则无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误也。《周本纪集解》：“裴骃案，《汲冢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鲁世家》，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无鲁公伯禽年。《三统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鲁，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摄政七年，武王克商后六年，凡五十九年。并下二百一十六年，统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为五十七，以颠倒而误也。（如此，则《纪年》与《鲁世家》年数本符。今《伪纪年》云：“武王灭殷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说，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骃何得云自武王灭殷乎？此条辨说，据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又有窜易妄改以增误者。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一人。今《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郑昭侯薨以下一节，支离错乱，全不可解，此经后人改易而误也。《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陈，适陈不待十六年。《索隐》语先后颠倒，乖误可知。盖《索隐》本云孔子以陈湣公十年适陈，而经后人妄窜一六字。此经后人窜乱而误也。又《田敬仲世家》：“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曰：“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今按《索隐》此条，梁惠王乃是云云，惠王下当脱一卒字。惟据《纪年》终今王二十年，其时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齐湣王始二年。《年表》齐、秦为东、西帝，尚在其后十一年。时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纪年》亦不及载齐、秦为东、西帝事。《索隐》何从按《纪年》谓惠王卒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乎？此必有误，而特不知其所以误。后人专据此等处，疑《索隐》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为后人窜乱，定非《索隐》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辑校》此条均未录。）又诸家之文，短涩简质，虽列异同，未加剖辨。后人间或依信，引为论据，复有失其义解而误者。如王国维《古本竹书辑校》采录《索隐》甚备，虽论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马陵。又上二年，魏败韩桂陵。十八年，赵又败韩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谓即二十六年，是误解《索隐》原文也。又《索隐》引《纪年》亦自有例。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自出公以下诸公年数，皆列其与《史》异者以相勘。则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见其年数之同于《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误混于《今本伪纪年》，遂致错淆。又《索隐》引《纪年》列国国君年数，自魏君外，或据其始立之年数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纪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数，他国仅记君立，《索隐》循其立年数之，则与《史记》以改元计者相差一岁。后人不明此例，比论亦遂多歧。至其君卒岁，若以改元计，与始立计，亦每有一岁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误者。亦有《索隐》本无其例，而后人为之曲说，如王氏《古本竹书辑校》谓《索隐》引《纪年》皆改夏正为周正，而细覈实无之。此又致误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误，首有赖于诸家之注，而注文复多误，其事又可举一例以为说者。史公记六国时事，多本《秦纪》。固已苦其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于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详。《索隐》按《世本》《古史》，考得缪公名任好，以为之补。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系后人据《索隐》增入。）而其记秦列君年数尤多歧。《秦始皇本纪》后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索隐》谓其：“皆当据《秦纪》为说。”又云：“其与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盖史公亦自不能决，故取异说备列之也。”文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正义》云：“《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说并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纪索隐》引《始皇本纪》云：“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然则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说：
　　
　　一，《秦始皇本纪》原文，六百一十岁。
　　
　　二，《正义》计《秦本纪》年数，五百七十六岁。
　　
　　三，《正义》计《年表》，五百六十一岁。
　　
　　四，《索隐》引《秦始皇本纪》，六百一十七岁。
　　
　　今为细覈，《史记》记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数，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二岁。
　　
　　二，《秦本纪》，实得五百七十七岁。
　　
　　三，《年表》，则为五百七十一岁。
　　
　　合之以上四条，凡得七说之异。梁氏《史记志疑》云；“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实五百七十一岁。《秦本纪》原文实误，《索隐》、《正义》所说年数亦误。此记是秦史官所录，史公采以作《史记》者，何以误端叠见？盖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非《秦记》之旧矣。”此《史》文多误之一例也。惟以余论之，其多误之故，实有不仅梁氏所谓“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而已者。请仍据《秦始皇本纪》为说。纪云：“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广曰：“年二十二。”
　　
　　《正义》：“按年二十一也。”
　　
　　《史记》载始皇年极明备，可以无歧，然《集解》《正义》为说又自不同。且观其相为校正，决非传写之乖讹也。《殿本考证》杭世骏释之云：“徐广云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计也。《正义》云二十一者，以当年改元计也。徐广以是年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时，注云年五十。如《正义》之说，则崩年止四十九。《六国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广曰乙巳，则始皇生年，当是壬寅。十三岁时，当是甲寅。《项羽本纪》注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则始皇元年当是乙卯。此处自当以逾年改元计，作二十二岁为是。但《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广曰：献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则献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说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别《集解》《正义》得失甚是。盖其所以为计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关于传写之乖讹也。而其论献公年则又有说者。考《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云：“献公立二十四年卒”，两说自不同。杭氏谓献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实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弑，后君以篡逆得国，不自居于承前君之统绪，则往往即以前君见杀之年，改称篡立者之年，不复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时不多见，而战国屡有之。若孝公则非篡立，献公亦非被弑，何为亦当年改元哉？据《秦纪》，献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诸渊。其事亦见不韦《春秋?当赏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长改，《春秋》作菌改。）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于出公二年后始列献公元年，则为元丁酉，当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纪》与《年表》同，徐广亦本《年表》为说。杭氏不能详辨，误以徐广本《年表》之说，推论《秦纪》二十四年之文，遂误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余又考《秦始皇本纪》载秦列君年数，与《秦本纪》异者凡五人：
　　
　　一、悼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四年《年表》同《秦纪》
　　
　　二、灵公《秦始皇本纪》十年《秦本纪》十三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三、简公《秦始皇本纪》十五年《秦本纪》十六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四、献公《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本纪》二十四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五、庄襄王《秦始皇本纪》三年《秦本纪》四年《年表》同《始皇本纪》
　　
　　而《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者，自灵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为说。
　　
　　一灵公
　　
　　《秦始皇本纪》“肃灵公享国十年”，《索隐》云：“《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然今《秦纪》作灵公十三年，三说相歧。余考《秦纪》灵公前怀公为诸臣所围，自*杀。灵公承之，盖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后共得十一年。《年表》则于怀公四年见杀之明年，再书灵公元年，故为十年。今《秦纪》作十三年，《索隐》引《秦纪》作十二年，皆为十一年之字讹。
　　
　　二简公
　　
　　《秦始皇本纪》“简公享国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纪》简公十六年。余考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为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纪》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计之也。《秦纪》作十六年，本当时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
　　
　　三献公
　　
　　已具前论。惟《秦始皇本纪》献公享国二十三年下，《索隐》云：“《系本》称元献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纪》二十四年。”今按：《索隐》此条，文义颇晦，而有误字。其句读当如前引肃灵公条之例。
　　
　　肃灵公《索隐》：“《纪年》及《系本》无肃字。（句）立十年，（读）《表》同。（句）《纪》十二年。（句）”
　　
　　献公《索隐》：“《系本》称元献公。（句）立二十二年，（读）《表》同。（句）《纪》二十四年。（句）”
　　
　　均谓《秦始皇本纪》立十年，立二十二年，与《年表》相同，而与《秦纪》则异也。至引《系本》及《纪年》，仅举其无肃字有元字之异，并不与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语相涉。句读之例既明，知献公条《索隐》立二十二年，实立二十三年之误。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纪》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则不辨句读，不订讹字，将又疑《世本》别有献公二十三年一说矣。
　　
　　四庄襄王
　　
　　《秦始皇本纪》“庄襄王享国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纪》庄襄王得四年。余考《秦纪》庄襄王承孝文王后。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秦以十月为岁首，孝文王盖以去年即位，以今年岁首除丧称元，前后三日而卒。庄襄王处此变例，虽非弑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称元，不复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虚一年之号，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纪》据当时变礼实况计之，故为四年。《始皇纪》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则庄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亦复论及，其言曰：“《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先书十月宣太后薨，继书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书十月韩献垣雍，继书正月兵罢。似已用十月为岁首。秦自昭襄以后，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论者。《秦本纪》：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韩王衰绖来弔祠，诸侯皆使将相来视丧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盖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丧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礼，至秋期年之丧毕然后书孝文王除丧，犹胜既葬而除者多矣，犹为近古。然其失礼处，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为岁首，孝文王元年，应有十月，今于除丧后又书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岂享国一年者乎？故予以庄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为二年，遂改为庄襄之元年。观书子庄襄王立下无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终始之义。况又革先君余年，以为已之元年乎？失礼莫大焉！惜千载读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鉴》孝文王元年书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误。”今按阎氏此辨，精矣而未尽也。其谓秦自昭襄以下，庄襄以前，既首十月，则诚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两年，则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丧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间，竣丧葬之事，孝文以岁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后不逾五月。若以岁首正月计，则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乌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亲庄襄之父，虽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没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当上侵昭襄毕世之岁。故以孝文继体嗣位之数月，仍属之于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谓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实则自逾年改元，仅得三日之数。其子庄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则为壬子。而辛亥一岁，实亦庄襄享国之日。战国季世，何尝有所谓三年之丧？更亦何尝有所谓三年丧毕而正践祚之位之礼？三月而丧毕，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于秦者，尤不当以东方儒生所唱古礼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无事可纪，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为循例虚美之词。而庄襄王享国之期，实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为孝文之岁，故《秦纪》庄襄四年事，《年表》仅得三年。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纪》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击上党，初置太原郡，及五国攻秦，《纪》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骜攻赵，定太原，《纪》在二年，《表》则无之。依上例推校，此当书于庄襄之元年。而蒙骜取成皋，吕不韦取东周，《纪》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实应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阎氏又下夺庄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则于《秦始皇本纪》及《年表》与《秦本纪》异同，皆无以通其说，此乃其考覈之未尽也。（又按：《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为岁首之证，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伐赵武安，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张文虎谓“自此年以后，复用夏正，故书其十月云云，遂不以为岁首。”今按张说误。此年先书十月，卒又书十月，以《白起传》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郸，乃九月，则《秦纪》此年“其十月”实“其九月”之讹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发卒佐陵。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张文虎谓“此年先书正月，后书其十月，文甚明白，为秦改复夏正之证。”然再校之《白起传》：“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强起武安君，武安君称病焉。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自正月以下历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适为五十年之十月，则其时秦仍以十月为岁首甚明。正月后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传》又云：“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又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赐死，正合《本纪》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传》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讹。据此推之，《秦纪》“四十九年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一语必亦字误，而张氏遽谓秦以其年复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详也。）
　　
　　综上四君，《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年表》所记年数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为说。而史文及注，亦颇有讹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纪》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纪》作十五年，与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与《秦始皇本纪》同，与《秦本纪》异，此例独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论矣。）亦无说以处，则当为《始皇本纪》之字讹也。
　　
　　凡上所论，足证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经论定，以归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实《史》固不误。后来注家，未能为之发明，又间以传钞之误，纷乱乃不可理。梁氏《志疑》仅以“篆隶递变，简素屡更，传写乖讹”之一事说之，固未当于情实也。
　　
　　又按《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骏《考证》云：“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当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义》得失，而云当以逾年改元计者为是，则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岁改称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属一人之考证，又考证同一之事，先后一卷书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则史文记载年数之多误，又不尽于传写之乖误，与夫所以为计之不同，而人之不能尽其心，以轻心掉之，忽而多误，又其一因矣。辗转之忽，误乃益滋。如亡羊于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于不反。此又后人考年之一难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失”，此言夫铢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将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将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则皆是也，不善用之则皆非也。夫古人之年，运而往矣。后之论者，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争历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争历二千年不能决。此何为者？故谓孔子年七十二与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则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无以大逾乎昔之人，则孔子之年，终不可定，将以后息者为胜。谓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谓生鲁襄公二十一年亦无不可也。孔子或寿七十二，或寿七十三，孔子则既死矣，一岁之寿，于孔子何与？于后世亦何与？于考孔子之年者又无与也。何者？自一岁之争以外，他无可以异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较之以寸之说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较而必为之校焉，非阙疑之道，又且自陷于愚诬之嫌也。史公曰：“墨子与孔子同时，或曰在其后。”同时之与在其后，相差则既远矣。其传老子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百六十之与二百，相异则既甚矣。今之学者，为古人考年，率好为辜校之辞，曰某生至早在某岁，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岁，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孙可以为友矣。今易其辞，曰某生至晚在某岁，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岁，则友可以为父子祖孙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谨也。其实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审熟察，不能确据史实，约略以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有千里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运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则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将惟书册是徵。而先秦古籍，传者亦尠矣。记事莫备于《史记》。《史记》既多误，而所载尤以诸子为略，名姓不一见者多有之，详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家》之緟纰而迭缪，与夫老子之傥恍而难凭，孟、荀之阔略而不备，则既尽人疑之矣。子将较毫釐，衡铢寸，重定古人之年，则何籍以考于古？又何术以信于后耶？曰：此难矣，而实非难也。无方术以处之则难，有方术以处之则易。君不知夫树木之有年轮乎？横截一树，而数其轮，可以得其年，不必寻其树之始植者而证之也。此毫釐可谨之说也。又不知夫地层之有化石乎？推而论之，可以识万纪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记载也。此丈石可量之说也。自孔子以往迄于秦，虽史文茫昧，地层之化石，树木之年轮，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寿者，有可以推其交游出处之情节者。片言只字，冥心眇虑，曲证旁推，即地层之化石也，即树木之年轮也。曰：何以信？曰：信于四达而无牾，一贯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虑之不精，又患其考证之不广。先秦遗文，六国之际，于今可考者，可以缕指而计之，程年以尽之。考证之不广，非难也。然后谨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必有当者，可以确指，则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国之年既多误，诸子事迹尤不备。尘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犹有待于今日之推寻者，则何欤？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时则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则亦无怪于其用心之不精，求证之不广矣。夫《史记》之误易见，舍《史记》而求是则难寻。《纪年》之佚文，散见于《集解》、《索隐》诸家之注，以及《水经注》诸书者，其与《史记》异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单辞，知其异于《史》者，无以定其是。而《史》之异于《纪年》者，亦无以定其非。今《六国表》及诸《世家》，记事明备，一按可得。《纪年》遗佚散乱，荒晦难寻。学者既不以考年为重，好易恶难，习常疑怪，则亦谁为考覈详定其是非者耶？夫判两家之异同，贵乎参伍以为验。求定《纪年》、《史记》之得失，不得不参伍以验之于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诸子。掩目捕雀，宜其无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证之不广，所以为论年之难，而其端在夫不知论年考世之重。此乃时缘之未至，非聪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伪。人事之不详，何论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当先定《六国表》，而后有所依据，固也。其次莫大于为诸子捃逸。何言乎为诸子捃逸也？《史记》惟孔子有世家，孔子弟子及老、庄、申、韩、孙、吴、孟、荀有列传，其他则阙。墨子则曰“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得二十许字。许行、陈仲、惠施、魏牟之徒无其名者不可胜计。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复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见于他书者，虽片鳞一爪，可以推寻而得其大体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诸子。夫诸子托古，其言黄帝、羲、农，则信可疑矣。至于管仲、晏婴相问答，庄周、鲁哀相唯诺，寓言无实，亦有然者。至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率口而出，随心而道，片言只语，转多可珍。故吴起有泾水之战，此韩非、刘向之文也，而《史记》无其事。余拾其坠，以定吴起仕魏之年。公孙龙有空雒之对，此不韦《春秋》之说也，而战国无其地。余订其讹，以证公孙来赵之岁。荀卿之见燕哙，韩非言之。兒说之事宋王，《吕览》记之。余循之为推，可以说名家之传，可以次孟、荀之世。考《庄》《列》魏牟、公孙龙，发中山之秘史。据《荀》《韩》楚庄王、庄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吕览》许犯证《孟子》许行之师承，采《韩非》田仲补《孟子》陈仲之论议。推季梁以定杨朱之生卒，传匡章以阐孟轲之游踪，本《吕览》白圭、惠施应对，定两人在梁之先后，据《盐铁论?论儒》，证稷下诸贤之聚散。即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寻指。夫而后滞者决而散者综，纷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学人往事，犹可考见，无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为诸子辨伪也？夫诸子往迹行事，虽散见于诸子之书，然而多有其误者焉，又多有其伪者焉。伪误之不辨，而捃摭诸子之遗闻佚记以骋博而驰说，是治乱丝而益棼也。盖尝论之：有伪其人者，有伪其世者，有伪其年者，有伪其事者，有伪其地者，有伪其书者，有伪其说者，有伪之于多方者。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将一一而辨之，则辨伪之事无竟，而考年之书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伪其人？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何言乎伪其世？尉缭见梁惠王，伪其世也。何言乎伪其年？孟子游梁，当惠王之三十五年，此伪其年也。何言乎伪其事？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此伪其事也。何言乎伪其地？孔子畏匡，公孙龙对空雒，此伪其地也。何言乎伪其书？列御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伪其书也。何言乎伪其说？孔子老而系《易》，孔门《六经》有传统，此伪其说也。何言乎伪之于多方？凡伪其人者，必伪其事焉，伪其时焉，伪其书焉，伪其说焉，而后可以掩其人之伪。伪其事，伪其时，伪其书，伪其说者，亦然。非伪之于多方，则其伪不立。诸子之伪不胜辨，其不能尽著于篇者，将别为书以发之，此不能备也。
　　
　　夫言有定于此而后可以见于彼者，亦有定于彼，而后可以见于此者，此相与为功，有待而成之说也。为诸子考年者，有待于捃逸，为诸子捃逸者，又有待于辨伪。然而辨伪捃逸之功，亦有待于考年焉。夫必《易系》决非孔子作，而后孔子无系《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无系《易》之年，而后无商瞿传《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无商瞿传《易》之人，而后孔门无《六经》传统之说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经》传统之可疑，而疑及于商瞿之传《易》。以商瞿传《易》之可疑，而疑及于孔子之系《易》焉。其事如循环之无端也。夫孔子系《易》之年，与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经师先后授受之年，则信可疑矣。然则商瞿、梁鳣年长无子之逸记可以灭，《系辞》《十传》之为伪书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于捃逸辨伪者也。
　　
　　且捃逸辨伪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尽于此者。盖事有非逸，而无异于已逸。语有不伪，而有甚于本伪。则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讹。及其既讹，遂转以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请据《孟子》以为说。夫《孟子》七篇，尽人所诵，历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则非逸也。其语亦非伪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为孟子考年者，类以《史记》绳《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误。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后孟书之非逸者，无异于逸。孟书之不伪者，转致于伪。人异其说，而皆无当于是焉。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余又以《史记?鲁世家》与《六国表》互覈，知鲁《表》之误，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鲁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理势乃符。凡此皆学人之所研虑，先儒之所极论，纵横反覆，纷纭莫定，一朝发难，云破天朗。其事则同，而所以说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于捃逸。非辨伪也，而有类乎辨伪。盖亦与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后世之积讹袭非，有足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岂仅于时君世系之错乱，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盖自刘、班著录，判为九流，平章学术，分别渊源，其说相沿，亦几二千载于兹矣。习非成是，积信为主，则亦莫之疑而难以辨也。曰百家原于道，则老聃之年无以破。曰申、韩本于老，则吴起、李克之统无以立。不知农之原于墨，则我许行即许犯之说不足信。不知法之导于儒，则我商鞅本魏学，李、韩乃荀术之论不能成。非破碎陈说，融会以求，则我魏文西河、齐威、宣稷下诸贤之考皆无以通其意。吾尝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潜精于诸子之故籍，游神于百家之散记，而深疑夫旧说之有误，而习见之不可以为定也。积疑有年，一朝开豁，而后知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反覆颠倒，纵横杂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万变纷纭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实，并世学者师友交游之渊源，与夫帝王贤豪号召罗致之盛衰兴替，而风会之变，潮流之趋，如合符节，如对契印。证之实者有以融之虚，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说而确乎其不自惑也。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馀，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夫为学有积有统，积说多端，整统未建，此非能积之优也。余之此书，定列国之世系，考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盖考据之幽微，为学者之畏途，有使人读而生厌，不终卷而废者。然而陈说未破，则己旨不立，积绪无多，则整统不富，徬徨瞻顾，虽曰未能，窃有志于是焉。
　　
　　尝试论之，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此言夫其世局也。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之于齐威、宣稷下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此言夫其学风也。书分四卷，首卷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则先秦学术之萌茁期也。次卷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湻于、田骈之优游，有孟轲、宋鈃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烂漫之馀，渐归老谢，纷披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犹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之为之，则先秦学术之归宿期也。四卷之书，因事名题，因题成篇，自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积绪繁，而统综绌。此则体势所限，有不获已。至于发挥引伸，极论学术，将有俟于《通论》，非此之得详矣。
　　
　　且著书成学，不徒有其外缘，而又不能不自止于限极焉。吾书之成，其为之缘者则既论之矣，至于其限极，亦有可得而略陈者。盖首卷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尠。至于次卷，墨子、吴起之世，史文荒失。于此不理，则荆棘未斩，取途无从。而欲加辟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难觅。荜路篮褛，艰苦惟倍。凡所论列，虽已疎阔，而史料既灭，文献不足，则亦无以为增。至于三卷，如理乱丝，异说纷呈，诸端并列，条贯则难，寻证则富。四卷诸篇，以当时诸子著书，往迹颇详，亲历转略。秦廷焚坑，学术中绝。而《汲冢纪年》亦尽于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记》，无可互勘。如春申、不韦之死，荀卿之老，邹衍之游，皆有可疑，无以详说。其他亦幽晦。较之墨翟、吴起之世则显，较之惠施、孟轲之世则略。此亦史料所限，无可为力者也。若夫见闻之未周，思虑之未详，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尽，进而教之，期乎方闻君子。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3:54:06

　　卷一
　　
　　一、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二、孔子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三、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
　　（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记?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四、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所染》与《吕览?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传·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五、孔子适齐考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世家》系孔子适齐于是年乱后，是也。时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适鲁，与孔子问答。《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亦同。江永《乡党图考》辨之云：“《左传》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崔述《洙泗考信录》亦同此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为六国时人伪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为此说者，因是年齐侯田于沛也。今按：《世家》载孔子秦缪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齐，臆想其预与景公、晏子相识，遂误会于田沛之事而为此说耳。（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四云：“知猎后入鲁问礼者，案下文云，齐侯至自田，《传》采拾列国之史而成，凡行于国内，史不书至，惟入鲁故书至。《传》即承旧史而书之可知也。观虞人之对，历陈田礼，盖景公感此而问礼矣。史公说当得之《抄撮》《虞氏春秋》等书。”今按：谓《传》采拾列国之史，宁有记虞人之对，而略其入鲁问礼之理？若曰行国内不书至，僖四年晋献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国者耶？章说殊牵强。《左传》自有虞人陈田礼，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语，故后人误以为景公入鲁问礼遇孔子矣。）《世家》又称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据《史》所说，孔子三十岁时，景公与晏婴适鲁，既有秦缪之对，而景公悦矣，至此又何必自辱为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语本《墨子·非儒》，固不足信。（参阅孙诒让《墨子闲诂》）。然必谓晏子必不沮孔子，则同一无据，犹如谓孔子必不为家臣也。）
　　
　　
　　
　　[附]晏婴卒年考
　　
　　《史记?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
　　
　　
　　六、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七、孙武辨
　　
　　《史记?孙吴列传》有孙武为吴将兵。《汉书?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传则称十三篇。然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叶水心《习学记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又书论将能而君不御，春秋时固无中御之患，战国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将务食于敌，城濮之胜，晋入楚师，三日谷，邲之役，楚亦谷晋三日，然未有指敌以为食者。”全谢山《鲒埼亭集》又申其说云：“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姚姬传《惜抱轩集?读孙子》亦有发明，云：“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庐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亦谓：“《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且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书大相刺谬。”余读《孙子?五校》，首之以道，而后天地。此必自庄周后乃知有此。其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详《考辨》第八十五。
　　
　　
　　八、阳虎名字考
　　
　　《论语》“阳货欲见孔子”，《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邢《疏》：“盖名虎字货。”《孟子?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赵《注》：“阳虎，鲁季氏家臣也”，又曰：“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云：“按赵意似以阳虎、阳货为两人。虎既囚季孙，专鲁政，则升为公臣，岂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说。注但望文生义，未必以为两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则谓“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因疑阳货、阳虎之固非一人焉。今按：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专明礼大夫有赐于士云云之意，故不称季氏家臣，而变文曰大夫，并不以为两人。至家臣称大夫，亦多其证。《左》昭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称大夫也。阎氏《四书释地又续》、毛氏《四书賸言》论此颇详。宋、崔之说皆非。
　　
　　宋氏又以阳虎谓即杨朱，其说尤怪。引《盐铁论?广地篇》：“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谓：“西汉人称阳虎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虎即杨朱。《韩非?外储说左下篇》曰：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又曰：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主，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主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虎善取，不善树人，即《孟子》杨子取为我之说也。言务取以为己，若树人则且为己害。《孟子》《韩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说。仁者治人，其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者务取，为己者不为仁，亦取为我之说也。”宋氏之论如此，可谓荒诞不经之尤矣。务取之云者，即善窃人国之谓，与杨朱为我，风马牛不相及。不善树人者，《韩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树柤梨桔柚者，食之则甘，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阳虎亦自悔其树人之不善耳，岂谓凡树人皆且为己害哉？为富之与为我，其间相去，尤不可以道里计。宋氏比而同之，甚矣其不知学也！乃谓：“子居合言为朱。《虞书》化居，化通货，疑子居为阳货字。其为虎，或为货，或为朱，盖变姓名如范蠡。”比附虽巧，弥缝虽密，要不足与议学术流变之大体矣。又以《列子?杨朱篇》记杨朱言孔子受屈于季氏，见逐于阳虎，因谓：“虎在春秋时，蒙恶声，故为杨氏学者，讳言为一人，故有此语”，此尤强说。宋氏敢为奇论，无所忌惮，虽时有所得，而妄诞者特甚。其解《述而》一节，强附于老子，殆亦阳虎、杨朱之类。要之不识学术之大体，而徒比附考论于小节，则尠有不失。宋氏特其显者也。
　　
　　
　　九、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
　　
　　
　　一一、邓析考
　　
　　《吕氏春秋?离谓篇》：“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力命篇》亦云：“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荀子宥坐篇》云：“子产诛邓析，史符。”皆谓子产杀邓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前后相去二十一年，是邓析及与子产同时，而非子产所杀。杜预注《左传》谓：“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正义》：“昭六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今邓析别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独专其名。驷歂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为作此书也。”今按：《左传》子产铸刑书，叔向谏曰：“民知争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今邓析之所为，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驷歂之诛邓析，正为其教讼乱制。然必子产刑书疏阔，故邓析得变易是非，操两可，设无穷，以取胜。亦必其《竹刑》较子产《刑书》为密，故驷歂虽诛其人，又不得不舍旧制而用其书也。（俞正燮《癸巳存稿》有《邓析子跋》，云：《列子?杨朱篇》，子产以兄朝弟穆为虑，密造邓析而谋之，邓析使诱以礼义之尊，朝穆鄙之，邓析曰：子产与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疑子产所杀，当是郑国有此人，邓析收得其书，列其事指与刑鼎相难者，别条为《竹刑》，即《荀子》所谓好治怪说者。子产卒后二十年，驷歂以他罪杀之。初子产所杀者，人不得其名，以其术尽邓析所辑书中，遂以书名其人耳。此亦臆测，聊备异见。）时晋亦有刑鼎，（在鲁昭二十九年，后郑铸《刑书》二十三年，前郑用《竹刑》十二年。）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贵！”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夫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徵以争。邓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其后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经》，下传吴起、商鞅，然后贵族庶民一统于法。而昔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复。然鞅、起皆以身殉。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鞅、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一才士也。
　　
　　《汉·艺文志》名家有《邓析》二篇，《刘向叙》：“臣所储《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五篇，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按《韩非子》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邓析巧辩而乱法。”则《邓析》书乃战国晚世桓团辨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未尝别自著书也。《荀子?不苟篇》：“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是惠施、邓析也。”此证邓析之说起于晚世之辨者。云惠施、邓析，犹如云陈仲、史鰌，大禹、墨翟，神农、许行，黄帝、老子。其一人为并世所实有，别一人则托古以为影射。孟子言必称尧、舜，亦其例也。今传《邓析》书云：“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则更非坚白无厚之谓。《墨经上》：“厚，有所大也。”《说》云：“厚惟无所大。”《庄子?天下篇》云：“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有厚无厚，自与坚白同异，同为当时名家辨说主题。后有妄人，并无厚之语而不识，乃妄袭老氏天地不仁之意冒为之，则今传《邓析子》，复非战国晚世之真也。
　　
　　
　　
　　一二、孔子仕鲁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马骕《绎史》云：“诸侯三卿，曰司徒、司马、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侯国司寇，亦不称大。由司空为司寇，是由卿而大夫，进退无据。《左传》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时事，亦误。孔子为司空非实。”梁氏《志疑》释之曰：“春秋之世，侯国多不遵三卿之制，鲁三家之外，有东门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时同在卿列，则亦俨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为司寇，此岂犹是小司寇之职乎？史云大司寇者，别于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则孟孙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空。吴英曰：鲁司寇为上大夫为卿，《论语》与上大夫言，专指三桓之为三卿也。与下大夫言，即鲁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传》《孟子》皆称司寇，《世家》之所谓大司寇，不当以古制论。《鲁语》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然则鲁司寇在古制为下大夫，而在当时则固为上大夫，同为卿也。《西河经问》曰：夫子为鲁君所命，历有明据，《韩诗外传》，孔子为鲁司寇，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孔某，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辞，非命大夫辞也。此说是矣。《春秋》书卿之例，最著者莫如书卒，《续经》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则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后，犹以卿礼待之。哀十一年传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哀公诔孔子亦曰：不憗遗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称国老、一老乎？鲁司寇为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阎潜邱谓孔子为司寇，实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缪欤？”今按《檀弓》有夫子制于中都之语，是孔子为中都宰之证。其为司空，他书无徵，盖不久即升为司寇也。崔述云：“《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后。《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后，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鲁之乱莫甚于阳虎时，孔子于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终不肯去，及桓子受女乐，乃不脱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乎？《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于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后，夹谷之前。”江永亦辨之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阳虎将以璠玙敛平子，仲梁怀弗与，见《左传》。而《家语》云：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年谱》遂叙宰中都于孔子四十七岁。是时阳货方张，岂夫子仕时？且阳货途中之语，又何为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说殆是。
　　
　　
　　
　　十三、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穀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穀》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穀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穀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
　　
　　
　　
　　一四、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者，江永云：“摄相乃是相礼，如夹谷相会，《论语》趋进翼如，宾退复命是也。若鲁相自是三卿，执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时但言之而从，《公羊》所谓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者耳，未尝摄鲁相也。”余观《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晏子春秋》云：“孔子圣相。”则战国晚世，已有误以孔子为鲁相者。《史记》特承其误。崔氏《考信录》、梁氏《志疑》皆有辨。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吕览?贵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其《宥坐篇》所载汤诛尹谐以下七事，周公诛管叔为不类，子产诛邓析为误传，此外则为虚造。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韩非》书（《外储说右上》）亦载太公诛华士、狂矞，其所举罪状，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畊食掘饮，无求于人”，是即赵威后之所欲诛于仲子者也。《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至于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祸。崔、梁辨此事甚尽，顾未及于此，故为引伸之。（《家语》亦载此事，继以子贡进曰云云：余考子贡从游尚在后，（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则《家语》言复误。）又荀子称“少正卯鲁之闻人，聚徒成群，小人之杰雄”，殆犹仅为一在野之学士。（然观其氏少正，则又非在野之士也。）至《史记》始以为大夫乱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专据《史记》为辨，亦未是。（《尹文子?圣人篇》亦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当无取于诛杀。盖尹文在荀卿之前，而书语出荀卿之后矣。至首辨其事者，当为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稍次叶适《习学记言》亦辨之，亦以为出荀氏之传。）
　　
　　又按：《左传》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鲁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之岁。岂少正卯乃由邓析误传欤？
　　
　　
　　
　　一五、孔子去鲁适卫考
　　
　　孔子去鲁，《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在十二年，《卫世家》在灵公三十八年，则当鲁定公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江永《乡党图考》谓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鲁世家》书孔子去于十二年毁三桓城，孟子不肯堕成之后，《左传》围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臧庸《拜经日记》谓：“鲁郊在周正首月，实夏正十一月，孔子于鲁定公冬十一月郊后去鲁，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孔子已去鲁矣。使十一月不去鲁，十二月围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说疏陋，殊无足辨。）又《世家》载齐人归女乐，崔述疑之，谓“《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未尝言归女乐。且其事不书于《春秋经》，又不见于《传》，惟《论语?微子篇》有之，疑出战国策士所伪撰。”翟灏《四书考异》谓“《语》《孟》俱不专于记事，各见一边，理无嫌也。”余谓孔子去鲁，亦不载于《春秋》，何论于归女乐？且《韩非》书（《内储说下》）亦载此事，其与《史记》所叙，虽诚有类战国策士口吻者，然孔子在当时，主复古礼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内则权臣抗其政，外则敌国忌其事，谗间交作，决非一端，女乐之事，何必无之耶？（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谓：“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乐，亦当由堕都之故。盖始患家臣之强而堕之，继闻处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后虫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岂女乐所能间？”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游列国说》则谓：“孔子周游，为避祸，非为行道。陈氏于齐，犹季氏之于鲁。孔子用于季氏，抑私家，强公室，齐、鲁近而相亲，鲁治，齐必效之，陈之谋篡齐急，故忌孔子之用鲁，为女乐以馈之，所以间孔子。孔子用于鲁，实季氏主之，故孟子见行可之仕，不曰鲁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乐以饵季氏，与为密谋，谓孔子利鲁不利季氏。季氏欲杀孔子，公不敢违。郊不致膰，即食不设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杀孔子，而圣人已见其机也。孔子在外，屡发思归之叹。其出也，师已送之，曰：夫子为罪也。当时不罪夫子，师已何为辨其无罪？而夫子亦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则出走为避死明矣。故其归也，必待冉有用于季氏，季氏召之而后敢归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为必欲杀之？曰：所谓交不终兮怨长也。且不杀孔子，无以对叔、孟，更无以挟定公，三月之间使两易其政也。谓女乐之馈出自陈氏。以昭公之出，陈氏援季，简公之弑，三家庇陈知之也。”今按两家之论，虽非的证，而颇得当时情事，抑刘辨深刻矣。又《王荆公行述》谓古之人仆仆然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惑矣。孔子始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留则乌乎之，曰卫灵公之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于是之卫，卫不可与处，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宋、郑、陈、蔡。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王氏此论，颇若与刘说为近。然时人固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斯二义者，合而观之其可也。）
　　
　　
　　一六、蘧瑗史鰌考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之出，蘧伯玉始见于《左传》，时必名德已重，故孙、宁思引以共事。最少亦年三十。后八年孔子生。《世家》哀公二年，孔子至卫，主蘧伯玉家，上距孙、宁逐君，六十有七年，伯玉当在九龄外。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疑近关再出非伯玉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力辨孔子再至卫主伯玉家之说为妄。谓“伯玉已先卒，《论语》使人寡过之答，当在鲁昭世。”今按：二说皆无据，殊未有以见其必然者。考《吕氏春秋?召类篇》：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覿焉，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简子按兵而不动。《淮南?主术训》亦云：“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此两事皆当在定、哀世。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蔡邕《释诲》云：“蘧瑗保生”，则伯玉固长年。若及灵公卒岁，伯玉仅亦望百之龄，岂遽不可信？其人既老寿，又以弗治治国，盖道家之先声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语见《庄子?则阳篇》。谓昔日之所谓是者，或今日之所谓非，又今日以为是者，或乃昔日之所谓非。不存成见，故曰化。此本非《论语》寡过之意。《淮南?原道训》：“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此则误袭《庄子》。不惟误其年，抑且误其义。《庄子》非谓伯玉自见己非，特谓伯玉不固执己是耳。朱子又错忆《淮南》语为《庄子》语，引此二条，混而同之，以注《论语》之寡过。于是《庄子》书中之伯玉，逍遥时顺者，一变而为南宋道学家之伯玉，日惟以内讼己过为能事，若拘拘然不获一日之安矣。夫若是则乌能化？故《论语》之“欲寡其过而未能”，乃使人之谦辞，亦君子之虚心。至于《庄子》乘化，是非俱泯，自是隐几梦蝶之流。而《淮南》知非，投老生悔，少壮全非也。此固孰为得伯玉之真乎？（此层毛氏《四书改错》亦有辨。）乃崔氏重蹈朱子之误，以《淮南》语归之《庄子》，因以证伯玉之非高寿，（其言曰：“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固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岂不疎哉？（《寓言篇》亦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乃又以伯玉为仲尼，且孔子年逾七十，何亦仅以六十言？以此知崔说之疎。）
　　
　　史鱼，孔子称其直，其事亦屡见于诸子之传纪。据《左传》定十三年，公叔文子与史鰌语，则二人乃同僚。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至卫，已与蘧瑗、史鰌、公叔发相交。时孔子仅八岁，史鰌当已在强仕之年矣。其后四十八年，孔子至卫，得交蘧瑗、史鰌，则鰌亦寿者也。（崔适《史记探源》谓公叔文子卒于定十三年，此由误读《左传》，非也。又谓季札历聘之文，非当时语。以观乐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云云，良非当时信史矣。然谓季札至卫交蘧瑗、史鰌、公叔发为不可信，正与疑孔子至卫不及交伯玉、史鱼相类，皆无证以见其必然也。）《说苑》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是鰌固至今尚在。惟《大戴礼》《韩诗外传》有史鱼尸谏蘧伯玉事，则史鱼死在伯玉前，要之两人皆及春秋之晚世，而史鰌之名，尤盛于伯玉。《庄子?胠箧篇》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史鰌、陈仲并列。《不苟篇》云：“田仲、史鰌不如盗。”意史鰌在战国世，必负盛誉，故庄、荀之言有此。战国学者，好为托古。有托之远者，如墨翟言大禹，孟子言尧舜，许行言神农之类是也。有托之近者，如法家有管子，名家有邓析，兵家有孙武，道家有老子，墨家有晏子之类是也。此外如太子晋、苌宏、师旷、尾生高、介之推之俦，为后世称道者，何可胜数？而春秋晚世诸贤为尤盛，史鱼亦其一矣。年往事湮，信否莫辨。亦惟以考古之当慎，与阙疑之不可免，而置之可也。
　　
　　
　　
　　一七、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
　　
　　《世家》：“孔子适卫。居项之，或谮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过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过蒲。月馀，反乎卫。”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错。如两叙过蒲，实为一事，非有去陈复过蒲也。（孔广森《经学巵言》亦主错简之说，惟其排比推论，亦多误，兹不详辨。）考之《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而去，过匡过蒲，适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复相当。《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匡、蒲近在一处。去匡过蒲，稽其地位，亦复相接。然何以于同时同地，连罹两厄，而《论语》惟及匡事，绝不言蒲难？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过匡，颜剋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宁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卫，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将兵侵齐，其时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来卫，尚九十余年。）宁氏之亡，亦数十年。（宁氏亡在襄二十七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异矣！”
　　
　　且《论语》记匡事凡有两章。一则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义，与《史记》所载畏匡事绝不类。夫使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而拘之，则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与《史记》载畏匡事不类。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此《家语》说。）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何以《论语》云颜渊后乎？”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无颜刻，但有颜高。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谓即颜刻，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并主此说。（《解诂》云：“高乃亭之伪。（亭隶作克）亭刻同声，古字通用，《论语?宪问篇》克伐怨欲，马《注》克好胜人也，意与骄相似，故字子骄。”）然《左传》高毙阳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厚斋先生考古最覈，独以颜剋即颜高，稍不审。颜高少孔子五十岁，见于《家语》，然则生于定公八年。阳州之役，盖别是一颜高也。独是《史记》《家语》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岁计，过匡之岁，定公之十四年也，颜高亦止七岁，凡此皆无从审正。惟不问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毙阳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是则厚斋之疏也。”余谓全氏若疑及《史记》畏匡之非信史，则不为此辨矣。《仲尼弟子传正义》云：“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颜高为御”，《志疑》云：“王肃妄以刻之为仆过匡，撮合于在卫为次乘之仆，张守节误据之。”）则知《史记》叙孔子畏匡事，不必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阳虎之暴，识虎必真，不应以貌似而误围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应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说。”
　　
　　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所谓为宁武子家臣者，徐坚《初学记》引《左传注》云：“蒲宁殖邑也。”此注今无考，或当是贾、服旧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宁殖以蒲出献公，宁氏诛，继受蒲者为公叔氏。”余疑孔子过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强盟而出之。后人误以公叔氏为宁氏，盖以其同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脱者，遂谓其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也。然则以宁武子一人之误传，不益足以证明畏匡过蒲之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卫孔达侵郑，取绵訾及匡。杜注：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今陈州扶沟县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郑取匡，此郑国之匡也。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南。僖十五年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论语》子畏于匡即此。《史记》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隶大名府长垣县境。”如顾氏说，则孔子畏匡，与阳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顾氏特据杜注分说。江永《春秋地名考实》则谓：“文元年之匡，亦在长垣，不在扶沟。”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谓：“杜注陈留长垣县西南，与颍川新汲县东北，二县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属。”按之地图，梁说颇疏，未可信。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郑之匡，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北，去蒲甚远，距陈已近，孔子何得又过蒲返卫？蒲为今大名府长垣县治，卫之匡在县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晋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注：匡本卫邑，中属郑，今晋令郑还卫。以此推之，知匡既还卫，后又属郑。定六年所取郑地，实卫地也。”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郑取匡，时阳虎实帅师，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说之，则定六年鲁人取匡，亦在长垣。阳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过也。然则孔子过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阳虎之所暴，故遂误传而为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见围耶？
　　
　　畏匡之事，《论语》以下，又见于《庄子?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书本寓言无据，此记畏匡事尤多误。以畏匡与微服过宋相混，因谓宋人围之，一误也。又牵涉于阳虎，不知阳虎与宋人无涉，二误也。然亦仅谓匡人误以为阳虎，非谓孔子貌似阳虎也。（至《史记》乃有颜剋为仆，孔子状类阳虎之说。夫孟子但谓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传》亦竟谓有子状似孔子，则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韩诗外传》又别生匡简子之名，益下而益详，要之与《论语》之言不符。今匡简子亦无考，余疑乃涉赵简子而误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赵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见之？晋大夫见于传者多矣，即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才见于传。窦鸣犊、舜华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且鞅，卫之仇雠，孔子无故去卫而往见其雠，不遂而复反乎卫，亦何异于朝秦暮楚者？则其事之为无据，必矣。”余考蒲，春秋时在河南，地与晋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卫侯辄出奔，将适蒲，拳弥曰：晋无信，不可。杜注：“蒲近晋邑。”《世家》亦言：“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孔子实至蒲而返卫，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将至晋，临河不济之说也。（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其传说亦应与简子欲杀阳虎有关。）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论语正义》“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即据中牟以畔。《左》哀五年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此即简子伐中牟之事。然则佛肸之召孔子，当在哀五年无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陈，（详《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远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虚也。《索隐》云：“此中牟当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荡阴县西有牟山，中牟盖在其山之侧，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走邯郸之道”，据此中牟正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亦近。而考《左传》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至冬十一月，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始此。孔子以鲁定十三年春去鲁至卫，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时，故或谓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谓孔子欲见赵简子，皆其时也。佛肸畔在鲁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鲁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论语》称以费畔召，情事正相类。故余定佛肸召与孔子欲见赵简子，亦为一事两传，或并两无其事。其传说之源，则自孔子过匡、蒲而起。而孔子过匡、蒲，则其时当鲁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叙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读者，茫不见其真际。崔氏之辨，有见其误，未见其所以误。（崔述又以过蒲为自陈返卫时，以蒲在卫西，匡在卫南，佛肸之畔在赵襄子时，考覈均未精惬。）而一概抹杀，以为谬悠之谈，全无根极，亦不足以发明其底里矣。
　　
　　
　　
　　一八、越句践元年考
　　
　　《国语?越语下》：“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韦昭《注》：“句践三年，鲁哀公之元年。”杜预《春秋世族谱》：“越王元年，鲁定公之十四年也。”（《左传》宣公十八年《正义》引。）今按：《史记?越世家》“句践元年，吴王阖卢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索隐》曰：“事在《左传》定公十四年。”然则允常即以是年卒，句践即以是年立，韦《注》即以句践立年为元年也。（《通鉴外纪目录》，《皇王大纪》，《通鉴前编》，皆以周敬王二十三年允常卒，特据句践元推前一岁言之，初非别有据。不知古人庸可即其立年称元年也。）《越世家》又云：“句践与范蠡入宦于吴，三年而吴人遣之。”韦注：“句践以鲁哀元年栖会稽，吴与之平而去之。句践改修国政，然后卑事夫差，在吴三年而吴人遣之，此则鲁哀五年也。”《吴越春秋》（第八）云：“越王句践臣吴，至归越，句践七年。”注：“《国语》当鲁哀公五年，是为句践七年，正与此合。此书于句践五年书入吴事，至是归国首尾三年也。”《越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则为句践之三十二年。
　　
　　又按《左传》哀二十年越围吴，二十二年灭吴，为句践二十四年，盖亦首尾三年。故《越语》曰：“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越世家》云：“留围之三年，吴师败。”均与《左传》合。《吴越春秋》系之句践二十一年，盖误以鲁哀二十年越围吴为句践之二十年，又云“围吴守一年”，故遂为句践二十一年也。（越句践栖会稽，至其围吴，适廿年。故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又《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句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句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又云“二十七年冬，句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今《吴越春秋》又于二十六年书哀公来奔，与二十四年语大同小异，疑是后人见其误而妄增入之者。）又叙越起瑯琊观台于句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瑯琊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瑯琊大起观台，亦适合。（此亦可证二十六年哀公来奔一条，实后人别自增入也。）然则《吴越春秋》一书，虽浅妄多误，固亦可据以推说其致误之由来，与其未误之真*相矣。
　　
　　
　　
　　一九、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釐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时孔子在陈。”按：吴伐陈，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证。何尝有六年伐陈取三邑之事？此后人妄据《年表》改《世家》，谓孔子来陈，应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吴伐陈之事，亦因误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当作七年”，不悟吴伐陈尚在八年，此决非一二字之误。）是同有后人改易之迹，八也。且《年表》之经后人妄加改易，犹有不止于是者。《世家》“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卫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年，与《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误？曰：亦误于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盖孔子居于陈三年，被兵乱，而至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为鲁哀公六年。后人不知至蔡即至叶，遂谓孔子去陈先至蔡，又三年而后至叶。于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后返卫，则为鲁哀公之十年也。然则孔子来陈，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卫，今《年表》又移后四年。故《索隐》疑孔子在陈凡经八年，何其久。（语见《陈世家》。）而据《年表》，则孔子在陈乃有十二年。此决非《史记》本来之误，而其妄为移易以致误者，又决非出于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微论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陈去陈之年，无孔子至蔡去蔡之年。盖孔子适陈，《年表》所固有，而后人从为移易。孔子适蔡，《年表》所本无，而后人亦未为增入也。然《蔡世家》则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因迁蔡于州来。”是孔子适蔡，尚在蔡未迁州来之前。然则其居蔡三年，又将随蔡而迁乎？其谬抑又甚矣！兹考其致误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陈，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后人据此，误谓孔子是时避兵乱，自陈至蔡，则在蔡未迁州来之前也。此又《史记》所载孔子行迹，多经后人妄窜，其谬误之尤易见者，十也。而余谓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其论证犹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则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陈，则适陈不能后至十六年，其语舛误可知。按今《年表》及《陈世家》谓孔子以湣公六年适陈，而实误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鲁哀三年适陈，当陈湣公之十年。《索隐》引《系家》正谓湣公十年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后人既疑孔子适陈在湣公六年，妄为移易《年表》及《陈世家》文，又于此《索隐》注下妄窜六字，而旧引十字未灭，遂两存而成湣公十六年适陈也。此辨《索隐》之误，而足为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之证者，十一也。
　　
　　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牴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窜者，则不出两误：一则误于《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之说，一则误于不知自陈至蔡之即为至叶也。于是乃有四去卫再适陈之说，复有居陈三岁居蔡三岁之说。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陈其症结之所在。又不能详定孔子自卫适陈及在陈绝粮之年。于孔子在陈、蔡一段，其模糊影响犹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尝不足以得其误中之是。余故详为辨正，而孔子南游*行迹，乃如天日之朗。盖发其阴翳于二千载之下，而与人以共见。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晓然有见于吾说之非诬，而弗怪以为凿空之妄说也。
　　
　　
　　
　　二○、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卫在灵公之卒岁，而犹有说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灵公卒前，而应在灵公之卒后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卫在灵公卒前者，以《论语》“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为据。然此事与《左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崔述曰：“此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灵公问陈之失小，孔文子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左传》为得其实。”是《论语》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据《论语》而增之，曰：“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谓孔子并不以灵公之问陈行，而灵公乃以孔子之一对而遽衰其礼貌也。其去理益远。其他《世家》载孔子去卫之故，又曰：“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去卫。”此事亦本《论语?子见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见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过市，尤为难信。必谓孔子于灵公卒前去卫，实无的据。（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亦谓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文选》注引《家语》，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于是去卫过曹。此言适陈，未详。今按过曹适陈，实一串事。惟谓居卫月余即去，决不可信。若果如此之决，亦不当屡去而屡返矣。故知《家语》与《世家》，实同一不可信也。）孟子曰：“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孔子至卫，已当灵公三十八年，至灵公卒，先后五年。卫多贤臣，灵公亦好贤，于孔子未必遽失礼。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灵公之卒后也。
　　
　　《年表》卫灵公卒后一岁，孔子过宋，是年夏，即至陈。灵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滞卫、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谓孔子以灵公卒后去，则时日适合。又《论语》有冉有、子贡问为卫君乎一章，崔述曰：“《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辞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又曰：“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辞意，良然。此章问答，当在孔子返卫之初。”余则谓此章在孔子去卫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卫灵公卒，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时孔子犹未去卫，二子之问如此，最切情事。（《论语集解》引郑玄曰：“卫君谓辄，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卫石曼如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否乎。”石曼姑围戚在哀公二年春，时孔子方过宋适陈，郑氏未能详定孔子去卫之年，而漫述蒯聩、辄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围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实。实则当晋师纳蒯聩而卫不之迎，已显有敌抗之迹，二子之问，宁必俟卫人围戚以后？然郑氏此注，犹不以此章问答为孔子返卫后事。《史记?孔子世家》于孔子返卫后仅记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一节，似亦不以此章为同时语。至苏子由《古史》乃以此段问答谓在鲁哀六年孔子返卫之后，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当时惊人一大事，且孔子与诸弟子在卫已久，于其事尤应关切。虽已去卫，而师弟子之间，岂有不相与问答讨论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谓远在出公四五年后，孔子重返卫，乃始见询及之耶？此皆误于以孔子在卫灵卒前已去卫，故于《论语》此章，不得不系之于孔子返卫之后。今定孔子于灵公卒后始去，而此章问答，正在临去之前，若较旧说为远胜。又按：《朱子语类》“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有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辄亦义所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实问辄之逃，当在灵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时，曰：然”，是亦见此章问答当在灵公初薨，辄初立时矣。惜为旧说缠缚，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张文檒《螺江日记》、王崧《乐山集》皆不信夷、齐让国事，对此章特创别解，然定为灵公初薨时问答，仍无害。）则孔子之去卫，当在此年六月后也。（又按：《论语》仪封人请见，阎氏《释地》云：“孔子时，卫都濮阳，为今大名府开州。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都五百余里。不知孔子先至国而后至仪邑，或由仪至国都，皆不可知。要为第一次适卫无疑。何则？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丧失位去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岂为鲁国已乎？其语与情踪正合。”余谓仪邑既远在卫西南境，孔子自鲁适卫，何须迂迴而过其地？此殆孔子去卫适陈时事，封人所说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鲁言也。阎氏既详考其地域，而犹曲为之说者何哉？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主此事在去卫适陈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仪乃浚仪，今祥符，非仪封，乃去卫适陈要道”，其辨已是。惟说木铎仍引阎氏为去鲁适卫时，自相牴牾。）
　　
　　
　　二一、孔子过宋考
　　
　　《世家》：“孔子去卫，过曹，适宋，又过郑，遂至陈。”臧庸《拜经日记》云：“二适字，皆过字之误，宜据《年表》校正。”今按：过曹事他无所见。过宋之事，《论》《孟》皆有之。《论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皆是也。而其详见于在《世家》，云：“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庄子》所谓伐檀于宋，盖与《史》合。而崔述疑之，谓畏匡过宋实似一事。其言曰：“定公六年《传》云：伐郑取匡，往不假道于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于晋，《庄子》与《荀子》皆以匡为宋邑。（按《荀子》当系《说苑》之误。）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偪阳也，以予宋。鲁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于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魋闻孔子适陈，将出于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后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崔氏此辨，其先盖起于疑畏匡之事之无实，因以为或即桓魋之所使。然子畏之匡在蒲，邻于晋，远于宋，与桓魋无涉，且畏匡据《世家》在鲁定公十四年，过宋据《年表》及《宋世家》在鲁哀二年，亦不得谓一时事。至《庄子》谓孔子游匡，宋人围之者，误以桓魋之事牵涉畏匡，古书如此误者甚多，不得即以为据也。（陆德明《音义》引司马曰，宋当作卫，匡卫邑也，卫人误围孔子以为阳虎，此即不据《庄》文，亦不以畏匡即由桓魋。《论语·绝粮章》孔《注》“之宋，遭匡人之难。”《檀弓疏》畏匡，亦引微服过宋，自属昔人笔误。并不以畏匡即由桓魋也。《左传》文十一年，有承筐，《方舆纪要》在归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孔子自卫适陈，或当过此，不必绕道走扶沟之匡。扶沟之匡，前人亦无以为宋邑者。）又以《其如予何》二章语意之同，遂谓似出一事，尤属轻断。今定孔子畏匡过蒲为一事之两传，而桓魋之难，则别为一事，庶于《论》《孟》《史记》均可通。而孔子以貌似阳虎而见拘之说，要为不足信，此则崔氏疑之而得者也。
　　
　　《世家》又谓孔子过宋之后适郑，则复不足信。崔述云：“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适陈，必不由郑”，是也。（《世家》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状云云。”崔氏力辨，以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余考《韩诗外传》谓孔子出卫东门，逆姑布之卿，即其事，而文词小异。据《外传》，亦孔子并未至郑之一证。）《郑世家》又云：“声公五年，子产卒。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兄事子产。”王若虚《滹南集?辨惑》论之曰：“既云如兄弟，何必复言兄事？兼已死之后及此，其次第亦不应尔。”臧庸《拜经日记》云：“子产卒在声公五年，则鲁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过郑在声公七年，（若据《世家》，应在九年，臧为改易，未是。说见《考辨》第十八。况《世家》过郑之说，实未可据，说详下。）则鲁哀公元年也。安得有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事？且《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数月而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然则子产之卒，实在鲁昭二十年，郑定公之八年，去孔子过郑二十九年。时孔子年甫过三十，是过郑而交子产，实史公之牴牾也，宜据《左氏传》正之。《世家》言孔子过郑，其肩类子产，本举古人以拟之。”余谓《史记》凡及孔子事，多后人妄羼之笔。如此文理灭裂，显非史迁本真。盖后人自据《世家》及《左传》妄造耳。然妄者亦有其所以妄，误亦有其所以误。明乎其所以妄所以误者，而其不妄不误者自见。今试问子产之卒，何以误在声公之五年乎？曰：妄者误以是年为孔子过郑之年，因书子产之卒于是年。曰：《年表》孔子过宋在郑声公九年，何以过郑又误在五年？曰：此据孔子过匡而误。孔子过匡本在长垣，为卫邑，而误者以为在扶沟，为郑邑。因以孔子之过匡为过郑。遂误谓孔子适郑都，因有独*立郭东门与弟子相失之事。因又有交子产之说。而孔子畏匡，则在鲁哀十四年，即郑声公之五年。遂误谓孔子是年过郑，又误为子产以是年卒也。故《郑世家》因《孔子世家》而误，《年表》又因《郑世家》而误。然可以因其误而证孔子畏匡实在至卫十月之后，与微服过宋非一事，又可知孔子过郑之不可信。故孔子自卫至陈，过宋则有据，过郑则无实。
　　
　　
　　
　　二二、孔子在陈绝粮考
　　
　　《论语》：“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又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康成以为：“言弟子之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孟子亦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今按厄于陈、蔡之间，即在陈绝粮也。何以言之？孔《注·绝粮章》，“孔子去卫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难。又之陈，会吴伐陈，陈乱，故乏食。”此言孔子之厄于陈，以被兵乱而乏食也。《世家》：“孔子迁于蔡之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之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此亦言孔子之厄在吴伐陈之岁。而谓绝粮乃由受兵围，则不足信，自朱子已辨之。全祖望《经史问答》申论尤析，其言曰：“当时楚正与陈睦，而蔡则已全属吴，迁于州来，与陈远。是所谓如蔡者，非新迁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国，安得有大夫乎？且陈事楚，蔡事吴，则仇国矣。安得二国之大夫合谋乎？且哀公六年，吴志在灭陈，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陈之仗楚何如，而敢围其所用之人乎？是时楚昭在陈，何必使子贡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终不得一见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闻子西之沮，又竟弃孔子而去，则皆情理之所必无者。乃知陈、蔡大夫兵围之说，乃《史记》之妄也。然安国被兵绝粮之说则是，而以谓自宋适陈，即遭此厄，则先于哀公二年，是又误矣。（按全氏此处，据《世家》孔子再适陈之说，故云然。若单就孔《注》言，未见其必为哀之二年也。）盖哀公元年吴亦伐陈，故安国因之而误也。总之当厄应在六年，《史记》之时之可信者也。绝粮则以陈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参伍求之，而其不可信者，置之可矣？”全氏此论极明覈。盖言厄于陈、蔡之间者，为其时之自陈如蔡也。言在陈绝粮者，为其行之犹未出境也。崔述亦辨此事，顾未能考定其年岁，因谓孔子往来陈、蔡间，原无定居，其厄亦非一日之事，则亦误。（梁氏《志疑》“孔子厄于陈、蔡，孟子以谓无上下之交，必去之惟恐不及。乃自定十五年至哀六年，徘徊陈、蔡，一至再至，毋乃非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义。未识当时情事若何，参考无由，深所难晓。”今按：梁氏此条，凡有二误：谓孔子自定公十五年即至陈，误于《世家》再适陈之说，一也。又不知厄于陈、蔡乃被兵乱，亦同崔氏之误，二也。故乃有深所难晓之叹。今定孔子自哀二年后至陈，历三、四、五，三年，所谓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者，即其时事。至六年吴伐陈，避兵至蔡，在途绝粮，则所谓无上下之交之际也。）
　　
　　
　　
　　二三、孔子至蔡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蔡考
　　
　　《世家》记孔子自陈迁蔡，又自蔡如叶。崔述辨之曰：“《左传》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今安徽寿州。）四年，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今河南信阳。）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于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迁于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于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蔡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适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于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于子路之语，遂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以一事为两事也。”江永《乡党图考》亦谓：“孔子自陈如蔡，就叶公耳，与蔡国无涉。”所论与崔略同。惟依《年谱》谓孔子至蔡为哀公四年事，并谓绝粮即在其时，则误。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辨之，谓“不如《史记》叙此于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之后”，说良是。（《论语正义》引刘台拱《经传小记》云：“《尔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寿春县。案《盐铁论》（《论儒篇》）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哀公二年，蔡迁于州来，四年，孔子自陈适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使人聘孔子，于是绝粮陈、蔡之间。《盐铁论》所谓黎丘，盖即州黎之丘也。（古读来如黎，故州黎即州来。）”刘氏此说，引《盐铁论》证《史记》，谓孔子适蔡，乃新迁之蔡，然《盐铁论》后于《史记》，则此非有力之论证。）
　　
　　
　　
　　[附]楚昭王兴师迎孔子辨
　　
　　《世家》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前人历辨其诬，（已略见如上考。）金履祥曰：“孔子至叶，即是至楚。”梁氏《志疑》亦谓：“孔子未尝至楚，但至叶。”《朱子语录》云：“昭王之招，无此事，邹、鲁间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崔述又论之云：“蔡，楚境也。之蔡即至楚也。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既聘之而卒于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坿会而为之说乎？”今按：崔氏此论极是。此其传说之递衍，有似于孔子之至齐。以孔子之至齐也，而疑以为景公已在鲁先见孔子而善之。以孔子之卒不用于齐也，故又疑为晏子之沮而已之。凡其因臆度而遂坿会以为说者，率如此类，亦可推例以为求也。
　　
　　
　　
　　二四、孔子自楚反卫考
　　
　　《世家》：“孔子自楚反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论语》有冉有、子贡《问夫子为卫君乎》一章，崔述论之曰：“《春秋传》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贡辞吴。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于郎。则是孔子至卫之后，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其说不足据，已详前考。（《考辨》第十九。）《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哀公十年。《卫世家》孔子自陈入卫，在出公八年。二说相同，而与《世家》哀公六年之说异。或谓孔子若以哀六年来卫，则至十一年归鲁，与孟子所称“未尝有所终三年淹者”不符，而取《年表》哀公十年之说。然此亦不足凭。何者？孔子以鲁哀六年离陈适蔡，若至十年始反卫，亦复与孟子“未尝三年淹”之说不符也。且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哀公十一年而归，前后十四年，而所仕惟卫、陈两国，所过惟曹、宋、郑、蔡。自非如《史记》四去卫再适陈之说，终不免于一地有三年之淹矣。然则孟子之所谓“未尝有所终三年淹者”，特如孔席不暇煖，与干七十二君之类，未可据以为信史也。（臧庸《拜经日记》专主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编排孔子行迹，大抵前人论孔子年世，为此一语误者不少。）
　　
　　恽敬《大云山房集?仲子庙立石文》论此事云：“《世家》鲁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卫，此去楚之年也。《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卫，此至卫之年也。其时当出公之六年。”此说尤误。岂恽氏误忆《年表》卫出公八年为鲁哀之八年，遂又误推以为卫出之六年耶？且孔子此行，乃系遄返卫地。若如恽说，《世家》哀公六年去楚，《年表》哀公十年至卫，何须在途四年？此终不足信矣。
　　
　　然则孔子反卫果以何时乎？曰：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固当依《世家》也。否则孔子至蔡见叶公，而留滞楚境有四年之久。否则既见叶公，复返陈，而再留有四年之久。否则自蔡返卫，而在途有四年之久。否则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至蔡之说不足信，而孔子之行历益不可考，而仍无以全孔子于鲁哀十年至卫之说。否则孔子固不以鲁哀十年返卫，而仍当取鲁哀六年之说也。孟子曰：“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史记》卫无孝公，朱子谓即出公辄。计孔子仕出公前后四年，较在陈仕湣公为久。
　　
　　又按：《孔子世家集解》引徐广曰：“《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卫至陈。”《索隐》云：“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时在卫归鲁，不见有在陈之文。在陈当哀公之初，盖《年表》误尔。”据此则今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陈来一语，已非徐广、司马贞所见之旧，殆后人见其误而改之矣。
　　
　　
　　
　　二五、孔子自卫反鲁考
　　
　　《世家》：“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乃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集解》徐广曰：“此哀公十一年也。”《索隐》云：“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鲁，计至此十三年。”今按：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三年。（详《考辨》第十五。）则去鲁实十四年也。《孔丛?诘墨篇》谓“鲁哀公十五年，孔子自卫反鲁，居五年矣”，亦以孔子在鲁哀十一年返。狄子奇《编年》又谓孔子于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均曾返鲁，则其语殊不足信。言孔子于定十四年反鲁者，以定十五年有子贡观朝礼，哀元年有吴使至鲁问骨节，两事。子贡观朝礼，盖自卫往观，反卫与孔子言之。（详《考辨》第二十九。）骨节之对，其语荒诞，未可取证。（崔述《考信录》有详辨。）至孔子西见赵简子，临河而反，息乎陬乡云云，其为传说，已辨于前。（《考辨》第十七。）其不得为孔子反鲁之证者抑明矣。言哀六年孔子反鲁者，狄氏之言曰：“孟子云：未尝有所终三年淹，是孔子于历聘诸国，皆无连居三年之处。今云六年自楚如卫，十一年乃自卫反鲁，（今按此说实是。）则在卫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陈，十年乃自陈入卫，则在陈亦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卫，则在楚亦不止三年。皆与孟子不合。”狄氏必欲强合于孟子，故为此弥缝之说。不知孟子之言，容亦有不足信也。又曰：“《左传》哀七年，子贡即仕鲁，亦孔子自卫反鲁切证”，则不必孔子反而后子贡得仕矣。
　　
　　二六、孔鲤颜回卒年考
　　
　　《世家》：“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语》：“孔子二十岁生伯鱼。”《家语》未必可信，姑据以为说，则伯鱼之卒，孔子年当六十九也。史不书颜子卒年，今《家语》作三十一。《索隐》及《文选?辨命论·注》引《家语》并作三十二。《家语》又谓回少孔子三十岁。而据《论语?先进篇》伯鱼先回卒，许慎、王肃因谓《论语》乃设事之辞，此固甚谬。《四书释地又续》谓回少孔子三十七岁，卒于哀公十二年，方合三十二年之数。《志疑》依之。《论语稽求篇》以《家语》作三十一回死为是，少三十是四十之误，回死与子路同时。《经史答问》从之。李锴《尚史》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享年四十有一”，《四史发伏》《乡党图考》《四书考异》等同之。今按：毛氏云：“考颜渊之死，《公羊传》及《史记?世家》所载年月，则实在哀公十四年春狩获麟之际。夫子是时已泣麟矣，而颜渊、子路同时俱死，因连呼丧予祝予，而有道穷之叹。则颜渊之死，在夫子七十一岁，非六十一岁。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据《家语》推算，颜子当死于孔子六十一岁，哀公之四年也。）少孔子三十岁，原是四十之误。”其辨最析。可证颜子卒年，断在子路卒前一年。而三四字误，尤为屡见不鲜之例。惟少三十可以为少四十之误，则寿三十一又何弗可为寿四十一之误耶？《论语》哀公问好学，孔子对以颜回，曰：“不幸短命死矣。”《尚书?洪範》六极，一曰凶短折，孔安国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孔传》虽伪，自是古训。臧庸《拜经日记》亦谓五十以下而卒，亦可谓之早。惟定颜子年四十，较李说少一年，则为无据。且颜子之在孔门，最推高足。畏匡之岁，孔子年五十七八，颜子从而后，孔子疑其已死。颜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师弟子之情感既深。若颜子少孔子四十岁，则其时年仅十七八，尚在童龄，而从学更在其前，或竟从鲁随行。则孔子五十五岁去鲁，颜子十五即从也。此虽非必不可有之事，而似以少三十为尤近情理。则颜子卒年，后二说之所同，而其年寿，则以第三说为尤当也。
　　
　　《三国?吴志?孙登传》登年三十三卒，临终上疏曰：“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年过其寿。”《列子?力命篇》曰：“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两说皆与《索隐》及《选注》引《家语》颜回三十二卒之说合。然《列子》出张湛，在王肃后，四八之说，正袭《家语》。孙登之卒，在赤乌四年，当魏正始二年。肃自黄初中出仕，至是垂二十年，或其时《伪家语》已出，故孙登据以为说。且《家语》自袭《史记》，《史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至二十九岁发尽白，早死。而《家语》云：“颜渊少孔子三十岁，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一岁早死。”较《史记》多三十一岁四字。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云：“《家语》系王肃伪撰，全是剽窃《史记》，当是今本《史记》脱此四字耳。”则肃前《史记》固有三十一岁早死之语，王肃不知其为讹文，故既袭取以入《家语》，而又为之注曰：“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未可详校。颜渊死时，孔子年六十一，此谓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云颜回死后伯鱼，或为设辞之词。”依此注详之，王肃据《史记》误文可知。故许慎先有以鲤也死为假言之说。许既先王，其据《史记》，尤为明白。则《吴志》与《列子》即非袭之《家语》，亦必本于《史记》。而《史记》既云少孔子三十岁，又云三十一岁早卒，两说相合，必有一误，尤为显见。后人徒据《吴志》《列子》谓《家语》三十二岁死之语实不误，而所误必在少孔子三十岁一语，实思辨之未精也。
　　
　　
　　
　　[附]项橐考
　　
　　《秦策》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淮南子?修务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实知篇》皆同。《隶释?汉童子逢盛碑》：“才亚后橐”，后项双声，即项橐也。《颜氏家训》以项橐与颜回同为短折，《宏明集》亦云：“颜项夙夭。”董仲舒《对策》，“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项橐也。”《史记?甘罗传》引《国策》，“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索隐》本夫作大。谓：“尊其道德，故曰大项橐。”杜台卿《玉烛宝典四》引《清洁法行经》云：“幼而敏悟，大项是也。”又引《关尹内传》云：“大项、颜渊，非无小舛，俱曰圣童。”《史记》甘罗云：“大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刘师培《左菴外集?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据杜氏所引，见《史记》故本作大不作夫。《汉书?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孟《注》大项橐，今本易大为人，尤为乖舛。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今按《论语?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史记?孔子世家》引此作达巷党人童子，皇甫谧《高士传》亦云：“达巷党人，姓项名橐。”是汉儒相传，殆均以达巷党人即项橐也。而《论语》云云，《世家》引以列于孔子之卒前，此虽不足泥据，然此所言，必在孔子有盛名，门弟子盛进之后，而言者其人亦决非一弱冠之童子，则即《论语》本文细参之可知。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而嵇康《高士传》乃云：“大项橐与孔子俱学于老子。”又《天中记》引《图经》云：“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则更出后代传言，无可为信矣。
　　
　　
　　
　　二七、宰我死齐考
　　
　　《史记?孔子弟子列传》：“宰予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隐》曰：“《左传》阚止字子我，为陈恒所杀，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两苏氏《志林》，《古史》，孔平仲《谈苑》，洪容斋《随笔》，王氏《困学纪闻》十一引杨龟山说，孙奕《示儿编》诸书，均依《索隐》。及清儒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赵翼《陔余丛考》，亦不信宰予死难事。梁玉绳《史记志疑》谓：“考《韩子·难言》，《吕览?慎势》，《淮南?人间》，《说苑?正谏》、《指武》，《盐铁论?殊路》、《颂贤》，诸书，均载宰予死事。李斯《上秦二世书》与诸子所称合。”全祖望《经史问答》云：“宰我为简公死，非为陈恒死，不过才未足以定乱。”宋于庭《过庭录》谓：“宰我即齐阚止字子我也。宰我之先，盖尝食采于阚，故仕于齐为阚止。宰我本鲁人，简公在鲁，故事之而有宠。及即位，而使为政，为陈成子所惮，有正色立朝之概。子我与简公，有与为存亡之道。则其人固贤者之流，宰氏庶几当此。《史记?田齐世家》以阚止谓监止，以子我为监止之宗人，皆纪载凌杂，以致一人分为二三也。”此则信宰予死难事者。（《史记?齐世家》，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田豹与之车，勿受，曰：逆为予请，豹与予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服虔曰：子方将欲奔鲁、卫。予谓此亦子我即宰我之旁证也。孔门诸徒盛于鲁、卫，故子方如是云云耳。）余每疑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而宰我居先，孟子称其智足以知圣人，其在孔门，明为高弟弟子矣。而《论语》载子我多不美之辞，如《昼寝》及《三年之丧》两章尤甚。诸弟子中，独写宰我最无情采。《论语》本成于齐、鲁诸儒，其书出于战国时。田氏已得志，而鲁亦为田齐弱。岂田氏之于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变白黑。则魏之何晏，唐之王叔文，固自不免为小人之杰。而宰我之于孔门，乃亦负此重冤。则甚矣知人论世之非易，而良史之不多得也！《史记》谓孔子耻之，岂不宜哉？（《论语》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有使民战栗之对。宋苏辙《古史考》云：哀公将欲去三桓，不敢正言，以古者戮人于社，故托社以问。宰我知其意，亦以隐答之。盖欲哀公伸威。夫子见事势不可妄动，故叠辞以折之。清儒方观旭《论语偶记》亦曰：哀公欲去三桓张公室，问社于宰我，宰我对以使民战栗，盖劝之断也。刘宾楠《论语正义》则曰：此时哀公与三桓有恶。观《左传》记公出逊之前，游于陵坂，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于三问，是其杌[木圼]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此社主之问与宰我之对，君臣密语，隐衷可想。又云夫子所云既往不咎，疑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当时必援平子往事以为祸本，而欲声罪致讨。夫子止之，盖知哀公之无能为，而不可轻于举事也。今按据此，宰我在鲁，已主去三桓，其仕齐而主去陈氏，殆无足怪。韩非《说林下》，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此明指宰予实当时一政治人物，特以官位未至六卿，故文不详其事耳。若宰我仅属孔门弟子，未尝从政，如颜、闵之俦，韩非何以作此语？《弟子列传》于颜回、子路之俦皆著其年，虽或不足尽信，亦自有传述，独宰我无年可考。见当时孔门于宰我之疏。虑宰我与回赐年相上下，既久于从政，及其死，无门人弟子为之道誉，而多权贵雠毁之辞，故致然尔。《容斋随笔》据《孟子》所载三子论孔子贤于尧舜语，以为当在孔子身后。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极称之，谓其妙在虚会。全谢山《经史答问》云：“为弟子称颂其师，必当在身后，是野人之言。宰我虽未知长于子贡与否，然孔子殁后，并无宰我出处踪迹，则先死又何疑？”《容斋》又云：“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于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应宰我遇祸，略无一言。”以此疑死齐之妄，则又不悟记载之容有阙也。又《大戴礼?五帝德》称宰我问，言五帝德，乃在齐驺衍诸人后，疑亦齐人，而托之宰我。）
　　
　　崔述《洙泗考信录》，亦不主宰我、阚止为一人，其辨曰：“阚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阚我在齐事简公，宰我在鲁事孔子，乌得遂以谓一人？鲁哀公之五年，齐景公卒，公子阳生来奔。六年，陈僖子召阳生，阚止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是时宰我方从孔子于陈、蔡之间，由陈反卫，安得分身在鲁，而与简公共处？”今按：崔说甚辨，而实有可论。其谓宰我从孔子在陈、蔡之间，当据《论语?先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两章。然《皇本》以四科十人别为一章，不与《从陈蔡章》相合。则前人固未必以十人谓即从孔子于陈、蔡也。（参读《考辨》第二十九。）且十人中，冉求明明于哀公三年为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后及陈、蔡之难，时冉求正仕鲁。至哀十一年，为季氏帅师战清，见于《左传》。则此一人显然不从陈、蔡者。（毛氏《论语稽求篇》说，又引《史记?弟子列传》，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下接德行政事云云，及《盐铁论》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门，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亦以此节为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属陈、蔡时言。《古注集笺》及《正义》均同此说。参读《考辨》第十九。）阎若璩《四书释地》云：“孔子厄于陈、蔡，年六十三，时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学名。”此亦误合《从我于陈蔡》章而言。不知乃孔子返鲁而后游、夏从游也。尤侗《艮斋杂说》引陈善辨曰：“陈、蔡从者，岂止十人，患难之时，何必分列四科？”其言允矣。当时从游弟子，据《孔子世家》有颜渊，子贡，子路。《弟子列传》有子张，已不可信。（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吕氏春秋?慎大篇》有宰予，则益谬。其文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惫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子贡相与言。”按之《论语》，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何缘独宰予一人惫？此其无理尤显。无亦以昼寝者有朽木之喻，故遂以惫病归之一身耶？（《论语比考谶》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独顾，由蹙堕车”，其轻诬宰予，亦与《吕览》一例。）盖《吕氏》此文，袭自《庄子?让王》，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固无宰予。而情事远胜矣。使崔氏据此而证《左传》之阚止，决不能为《论语》之宰我，则亦疏阔之论也。崔氏又谓：“《史记》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说，即本之李斯，谓与田常相争，而措辞不审，遂若党于陈恒然者，非与李斯为二说也。”诚如其言，则孔子耻之一语，又作何解？
　　
　　《弟子列传》又谓“宰予利口辨辞，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宰我、子贡，同在言语之科。孟子亦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此乃行人之职，才长专对，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非泛言利口也。（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善为说辞，乃以微言垂教，非为行人使四方之谓。强以《公羊》家言说书，尤为无理。）子贡常相鲁、卫，（如孔子相夹谷之相。）其文辞多见于《左传》。后人又为虚造存鲁乱齐亡吴强晋霸越之事。（此见《列传》，前人辨者已多。）虽非信史，然假托者尚犹知子贡之善言语，为聘使之辞令也。今宰我在齐八年，见信于其君，而有言语之才，娴于辞令。岂不有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嘉言美语，足以传世？而遗闻轶事，曾无存者。徒见称为利口，一若与子贡之善言，异其类。而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若以为言行不相顾之小人。不知宰我之善言语，乃指政事应对，非指其私人之利口也。子贡曰：“恶居下流，众恶归焉。”司马迁传仲尼弟子，亦谓：“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或过实，毁或损真。”若宰我之与子贡，一则增美，一则加丑，甚矣是非传说之不可凭也！
　　
　　
　　
　　二八、孔子卒年考
　　
　　《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亦同，《史记?世家》亦同，自来无异说。杜预注《左传》，始谓：“四月十八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长历》说同。）孔传《东家杂记》又谓：“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为己丑者误。”此殆即据杜氏传疑之说为断，非别有确本也。至吴程以大衍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谓是月无己丑实误。江永、成蓉镜诸人，递衍其说，以相证明。至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说乃定。（陈玉澍《卜子年谱》据《易林》暌之恒云：“孟己乙丑哀呼尼父”，谓焦氏当西汉世所见左氏续经正是乙丑，与元凯之说合。然何以今《春秋经传》及《史记》尽作己丑，陈氏亦不能为之说。数日之差，于知人论世无预，姑存勿论可也。）自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则至是当得七十四。《左传》襄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传》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于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贾氏既主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而亦云年七十三，岂不有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特为之说云：“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实七十四算，而贾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岁始增年也。《史记》谓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则相距之岁计之。”狄之奇云：“周岁增年之说，似未可泥。鲁襄公生于成公十六年，至九年为十二岁，是不以周岁增年也。绛县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计当七十四岁，而师旷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岁增年也。”今按狄氏之说，其论鲁襄之不以周岁增年，则至确矣。至于绛县之老人，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此谓是岁距前七十三年，非谓老人七十三岁，则不得引以为古人周岁增年之例。（及门王生玉哲，谓师旷与绛县老人皆晋人，当计晋年，绛县老人事在鲁襄公三十年二月，阮氏校勘记据《石经》，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皆作二，孔氏《正义》误作三，晋用夏正，以建寅月为岁首，则是时尚为晋平公十四年之十二月，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即晋灵公五年，师旷云七十三年，实据晋年夏正说之。此亦足破周岁增年之说。）今再以贾逵之言为证。《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孙貜卒，服虔引贾逵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亦见《左氏》襄三十五年《疏》。）今若以周岁增年计，自鲁襄二十一年，至此仅得三十四，而贾氏谓三十五，则贾氏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之，非周岁增年也。今在《史记》以前，既不得古人周岁增年之实例，（顾氏《日知录》谓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今按仓公语质，仍是开岁始增年，故曰尽三年，年三十九岁。顾氏说似误。然要之见时人亦不以周岁增年。）则钱氏之论，自属弥缝之见，非足信矣。窃疑贾逵当时，本亦以相距之岁计之，特以《公》《穀》载孔子生，而《左氏》无之，故据《公》《穀》为说。而云孔子年七十三，则本之《史记?世家》年数，曾未细覈。不然，何以既从周岁增年之算于前，而又取相距之岁为计于后？此决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时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岁计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误。（四十一又四十之误，据阮氏《校勘记》正。）则服虔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何说于贾逵之独以周岁增年计耶？狄氏又谓：“孔子之以周岁增年，正有明据。《孔子世家索隐》云：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岁增年也。”然《索隐》之说，远在贾后，安知其不误据贾算，而持此辨？又乌从据《索隐》而逆定贾氏之以周岁而增年？又乌从据贾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岁而增年哉？周岁增年之说，要为钱氏弥缝之论，恐未足信守，以释前人之误也。
　　
　　
　　
　　二九、孔子弟子通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列传》：“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按：《孟子》云“七十子”，《吕氏春秋?遇合篇》“达徒七十人”，《韩非·五蠧》“服役者七十人”，《大戴礼?卫将军文子》“受教者七十有余人”。《淮南?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汉书?艺文志·序》，《楚元王传》，“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则孔子门人，固仅有七十之数也。乌得三千哉？（《淮南?泰族训》云：“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越绝书》亦同。养徒与弟子有辨，《史记》遂谓孔子弟子三千人矣。然孔子亦岂得有三千养徒者？此《淮南》据晚世四公子养客为例，深不足信。《主术训》又云：“孔丘、墨翟，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则近是矣。）七十言其成数，七二、七七，则自可无辨。
　　
　　《世家》又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今按崔述云：“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则至自远方之说，亦不如后人所想像。今分别举其著者列之如次。
　　
　　颜回，鲁人。（见《列传》。）
　　
　　崔述云：“颜氏之著名于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信也。”又林春溥曰：“《仲尼弟子传》颜氏居其八，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噌、颜何皆鲁人。颜之推云：仲尼母族。”（《开卷偶得》卷六。）
　　
　　闵损，鲁人。（《集解》引郑玄曰，《弟子目录》云。）
　　
　　冉耕，鲁人。（《集解》引郑玄。）
　　
　　冉求，鲁人。（《集解》引郑玄。）
　　
　　仲由，卞人。（《列传》。）
　　
　　宰予，鲁人。（《集解》引郑玄。）
　　
　　端木赐，卫人。（《列传》。）
　　
　　崔述云：“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云云，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
　　
　　言偃，吴人。（《列传》。）或说鲁人。（《索隐》引《家语》。）
　　
　　崔述云：“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于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后，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戍亦皆与子游游。子游非吴人审矣。其子言思，亦仍居鲁，则固世为鲁人矣。”
　　
　　卜商，温国人。（《集解》引郑玄。）或说卫人，（《集解》引《家语》。）或说魏人。（孔颖达《檀弓疏》。）
　　
　　陈玉澍《卜子年谱》云：“《礼记·檀弓·正义》引《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复云：子夏魏人也，在西河之上。然则唐本《史记》有魏人也三字，而今本脱之。”顾成章《论语发疑》云：“《左》隐十一年《传》，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僖十年《经》，狄灭温，苏子奔卫。成十一年《传》，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此勿争者鄇田，非温邑也。后郤至灭，魏氏盛，温邑谅归魏氏。至三家分晋，温仍属魏。溯其初则本是苏子之故国也。郑云温国卜商，孔云魏人，（孔颖达《檀弓疏》，又唐赠魏侯，宋封魏公。）两说正协。《礼记?檀弓》云：退而老于西河之上，非归其本国之词乎？《家语》卜商卫人，字子夏，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者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孔子卒后，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事之，而谘国政焉。由此观之，返卫是返魏之误也。（《吕氏春秋》曰：“子夏之晋过卫”，过与返其义大相异。返，归国之词。过，越国之词。）晋师伐秦，魏之前事也。读史志者，读国之旧史也。若云卫之读史者，亦谈何容易，以三豕二字，历千里之遥，问诸晋史哉？况卫以子夏为圣，父母之邦，既尊且信如此，子夏亦何怨于卫，而反设教于魏哉？是以知魏之误作卫，正不待辨而明也。且《家语》一书，本王子雍所改以难郑者。今温国之说，出于郑氏，或亦王子雍改《家语》为卫人以难之耳。”今按：董氏《春秋繁露?俞序》已称卫子夏，则子夏为卫人，早有其说，不待王肃《家语》。惟顾说返卫乃返魏之误，则殊是。又子夏为莒父宰，阎氏《释地》谓“莒父属鲁西鄙，子夏为宰邑，去其家密迩。”
　　
　　颛孙师，陈人。（《列传》，《集解》引郑玄云阳城人。）
　　
　　崔述云：“子张乃颛孙之后，颛孙于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子张之子申祥，亦仍居鲁。”今按：《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鲁之鄙家也。”子张果鲁人。（《檀弓》“申祥之哭言思”，郑注“说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因谓：“是陈之颛孙氏，与吴之言氏，远为婚姻。”不知其实皆鲁人也。
　　
　　曾参，南武城人。（《列传》）
　　
　　崔述云：“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今按曾子果武城人，未必不可避寇而去。（雷学淇亦以曾子之去，证武城非祖宗邱墓之乡，其说实迂。）孟子称曾子师也，父兄也，亦未必见其即非武城之人。崔氏乃谓非武城人明甚，殊嫌速断，不足信。武城在费县。《秦策》“曾子处费，（《新序》作处郑，误。）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梁氏《志疑》引《西京杂记》云：“昔鲁有两曾参，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云云，即与《秦策》同述一事。梁氏据之，谓：“曾子为北武城人。南武城为鲁边邑，在今费县西南。鲁之北有东武城，故云北武城也。”余意《西京杂记》乃晚出伪书，未可尽据。即谓遗闻轶事，不无采撷。南北之辨，未必非同居一城，而指其城南城北言之。何必强说以居北武城，而谓北曾参哉？《列传》明云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云武城人，并无北武城之说。《日知录》谓“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传》次曾子，省文。”其说甚是。《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注》：“曾子南武城人，澹台灭明东武城人”，疑误。《水经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则子羽实南武城人。哀公八年，吴伐鲁，从武城。《传》云：“王犯常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是子羽为近吴之南武城人，确有明证。故子游之所宰，曾子之所居，即子羽之邑，为近吴之武城，亦曰南武城。《史记》所载，本甚明白。今必曰曾子非南武城人，而别寻一地以说之，皆非也。（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亦谓“曾子所居，即费县之武城，非有二地。《史记》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东武城，在鲁之北，故加南以别之，据汉人之称耳。”此说得之。雷学淇《介菴经说》以在南者曰武城，近吴，在东者曰南武城，近费而邻齐。与诸家以子羽邑近费者不同，其说疑误。复有以曾子武城在嘉祥者，顾氏《日知录》，俞氏《癸巳类稿》均辨之，孙志祖《读书脞录》复据《大戴礼记注》驳顾说，亦误。参读《考辨》第三五。）
　　
　　澹台灭明，武城人。（《列传》。）
　　
　　宓不齐，鲁人。（《集解》引孔安国。）
　　
　　原宪，鲁人。（《集解》引郑玄。）
　　
　　公冶长，齐人。（《列传》。）或说鲁人。（《索隐》引《家语》。）
　　
　　钱坫《论语后录》：“公冶长《史记》以为齐人，《家语》以为鲁人，范宁、杜预以为鲁公族。案公冶襄公时有其人，疑以字为氏。”崔述云：“公父歜，公父之后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后。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
　　
　　南宫括，鲁人。（《集解》引孔安国。）
　　
　　公晳哀，齐人。（《集解》引《家语》。）
　　
　　《淮南?汜论训》：“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高诱《注》：“季襄，鲁人，孔子弟子。”王念孙曰：“孔子弟子无季襄，襄当为哀字之误也。《史记?仲尼弟子传》云：公皙哀字季次，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按金鹗《求古录?礼说九》，《孔子弟子考》“古人名字，皆相应，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弟子传》载孔子之言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游侠传》云：季次、原宪，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与此说略同。”据此，则季次一说乃鲁人。（季次事不见于《论语》，《列传》惟季次未尝仕，称其字，亦后人笔。）
　　
　　又按先秦古籍，颇亦有以原宪、鲍焦并举者。《韩诗外传》卷一鲍焦衣弊肤见，挈畚持蔬，遇子贡于道，则鲍焦亦正与原宪、季次同时也。鲍焦立槁于洛水之上，其制行亦复与原宪、季次相类，惟不列儒籍，后世故少称述，特附箸于此焉。又有申徒狄抱石投河，《韩诗外传》记其语，谓吴杀子胥，陈杀泄冶，则申徒亦战国初年人，与原宪、鲍焦相似，或犹稍后也。（《文选》邹阳《狱中上书》，李善注，引服虔曰：申徒殷之末世人，恐难信据。）又韩非《八说》：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立枯，华角赴河。华角不知又何人。先秦诸子，仅见名字，不可详考者，其数实多，此尤学者所当知也。
　　
　　曾葴，曾子父。
　　
　　颜无繇，颜子父。
　　
　　商瞿，鲁人。（《列传》。）
　　
　　高柴，卫人。（《集解》引郑玄。）或说齐人。（《正义》引《家语》。）
　　
　　按：自来注家俱以子羔为齐敬仲高傒之后，与《正义》引《家语》正合。郑说或未确。（惟王应麟亦谓是卫人，后居鲁。）《檀弓上下疏》两引《史》云郑人，今本无此说。
　　
　　漆雕开，鲁人。（《集解》引郑玄。）或说蔡人。（《正义》引《家语》。）
　　
　　司马耕，宋人。（《集解》引孔安国。）
　　
　　樊须，齐人，（《集解》引郑玄。）或说鲁人。（《正义》引《家语》。）
　　
　　按：《左传》哀十一年，齐伐鲁，冉有以樊迟为车右，迟先鲁师逾沟，遂败齐人。初，季孙疑其年弱。若迟是齐人，不应自伐宗国。季孙之疑，亦不专以年弱为说。则迟定鲁人也。
　　
　　有若，鲁人。（《集解》引郑玄，《正义》引《家语》。）
　　
　　公西华，鲁人。（《集解》引郑玄。）
　　
　　巫马施，鲁人。（《集解》引郑玄。《家语》作陈人。据《墨子?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爱鲁人于邹人，则巫马氏当鲁人矣。）
　　
　　以上略举《弟子列传》中有行迹可考信者，详其国邑，知崔说之不可易。盖孔子辙迹，仅及鲁、齐、卫、宋、陈、蔡，而云适天下，干七十二君。则谓弟子来自远方，亦正其类。
　　
　　《列传》记诸弟子年岁者，二十余人，其文当有所本。虽或有误，大要亦不甚远。今重为考列如次。
　　
　　颜回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列传》。）
　　
　　按：当云四十一蚤死，说详《考辨》第二十六。
　　
　　闵损少孔子十五岁。（《列传》。）
　　
　　《容斋随笔》：“《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今按：闵子于孔门为前辈，曾子、有子皆后进，《论语》尤出于后进弟子之门人，则非亦出于闵氏矣。闵子在当时，岂自以年德见尊异欤？闵子卒年无考。
　　
　　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岁。（《索隐》引《家语》。）
　　
　　按：荀子书屡称仲尼、子弓，杨倞注（见《非相》）子弓盖仲弓也。元吴策亦主其说，俞樾曰：“仲弓称子弓，犹季路称子路。子路、子弓，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今按：后世常兼称孔、颜，荀卿独举仲尼、子弓，盖子弓之与颜回，其德业在伯仲之间，其年辈亦略相当，孔门前辈有颜回、子弓，犹后辈之有游、夏矣。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则孔子之称许仲弓，固甚至也。
　　
　　又按《论语》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皇侃《疏》引王弼曰：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论语》逸民下序六人，而阙朱张，明取舍与己同也。是以子弓为朱张。王弼之意似指传《易》之馯臂子弓也。此亦一说，未知孰是。
　　
　　又按《论语》犁牛之子骍且角，馯臂疑骍角字讹，则子弓仍是仲弓。或言江东楚人，或言鲁人，则如子游、子张之例，惟朱张无说，仍以存疑可也。
　　
　　伯牛
　　
　　按：《论衡?自纪篇》：“鮌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以伯牛为仲弓父。毛奇龄《四书改错》谓：“以伯牛名犁，其称犁牛，直指其名与字言，此固无他据，不足道者。”李氏《尚史》、钱氏《养新录》、沈氏《汉书疏证》诸书，均不信《论衡》此说。《圣门志》，《阙里广志》称伯牛少孔子七岁。若伯牛诚是仲弓父，则年亦相当。盖如颜路、曾点而尤早死，故言行少见于《论语》。今王氏说虽无他据，而伯牛之为孔门前辈弟子，则自可信也。
　　
　　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列传》。）
　　
　　按：《论语》“子适卫，冉有仆”，时冉子年二十有六。《孔子世家》：鲁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时冉子年三十一。哀公十一年，齐伐鲁，战于郎，冉有有功，遂召孔子，时冉子年三十九。（李氏《尚史》引朱庸若曰：“冉有与季路并驱，不当少长二十年。”然由、求并驱，在孔子晚年返鲁后，固无嫌。《大戴记?卫将军文子篇》注以冉求为冉雍子，恐不可信。）
　　
　　仲由，少孔子九岁。（《列传》。）
　　
　　按：《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时子路年四十五。哀公十五年，卫蒯聩之难，子路死之，年六十三。
　　
　　又按：子路为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为季氏宰，在哀公世。二子未尝同仕于季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云云，崔述力辨其诬。毛奇龄《四书改错》引小邾射来奔事，为孔子反鲁后由再仕季之证。又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挟粟餐长沟之众，季孙让之曰：将夺肥之民耶？肥为康子名，为由、求共仕康子之旁证。今按：小邾射之事，子路自以为民居国，义当从令，故有“有事小邾，死其城下，不敢问故”之对，不足以为再仕季氏证。至于《韩非》书郈为叔孙氏邑，子路为郈令，又乌得谓再仕康子。又谓孔子驾而去鲁，宁有其事？寓言小说，殊不足信。（《水经?济水注》引《韩子》：“鲁以仲夏起长沟，子路为蒲宰，以私粟馈众。”蒲乃卫邑，与鲁事益无涉。其说亦不足据。）又《弟子列传》：“子路为蒲大夫。”又曰：“为蒲大夫孔悝之邑宰。”蒲本宁氏邑，后归公叔氏。疑公叔畔后，乃归孔氏。则为蒲大夫，即孔氏邑宰也。《春秋》公邑称大夫，私邑称宰。然如阳货亦称大夫，则蒲宰亦得称蒲大夫矣。蒲人尝围孔子，故孔子之戒子路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
　　
　　端木赐，少孔子三十一岁。（《列传》。）
　　
　　按：子贡少颜子一岁，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礼记?檀弓》：“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又《孟子》云：“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孔子之卒，高第盖多不在。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贡，是子贡之年最长。其长于子贡而尚在者，惟高柴。哀十七年尚见于蒙之会。又冉有亦尚仕季氏。盖皆以居官不在庐墓之列。”按孔子卒，子贡年四十二。
　　
　　又按：子贡，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孔子为鲁司寇，子贡年二十。孔子去鲁之卫，子贡年二十四。疑子贡从游，盖在孔子至卫后。《左传》：“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执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此正似子贡初从孔子后语。时子贡年二十六。盖至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孔子亦以是年反鲁也。其后孔子困于陈、蔡之间，颜渊、子贡、子路从。及孔子反卫，而子贡去卫仕鲁。《左传》哀七年会吴于鄫，季康子使子贡对太宰嚭，是子贡仕鲁之证也。十一年，艾陵之役，代叔孙对吴王。十二年，会櫜臯，鲁使子贡辞寻盟。又说太宰嚭舍卫侯。十五年冬，从子服景伯如齐，陈成子以子贡言归鲁成。自七年至此，子贡仕鲁已九年。（《盐铁论》“孔悝之乱，子贡、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难”，此说殊无根据，不可信。）翌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孔子卒，子贡庐墓六年而去。当在哀公二十一年。其后遂归卫。《左传》：“哀二十六年，卫出公自城鉏使以弓问子赣，且曰：吾其入乎？子赣对曰，臣不识也。私于使者曰”云云，是其时子贡仕于卫。翌年，“越后庸盟鲁于平阳，季康子病之，思曰：子赣若在此，吾不及此。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吾将召之。”其后子贡事无考。《史记?货殖传》谓：“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然考《论语》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是子贡货殖，孔子已言之。据子贡前后行迹考之，其鬻财曹、鲁之间，或在其仕鲁之际。其仕卫已在孔子卒后，《史记》之说，不足尽据。《列传》谓子贡卒于齐，其年亦无考。
　　
　　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列传》。）
　　
　　按：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盖其从游当在孔子反鲁后也。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孔子厄于陈、蔡，年六十三，时子游年仅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学名。”此阎氏误读《论语》从我于陈、蔡以下两章为一章，故云尔。又《家语》：“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礼运注》亦谓：“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考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后人犹有信《礼运》大同为真孔子当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论世考年之咎。
　　
　　卜商，少孔子四十四岁。（《列传》。）
　　
　　按：游、夏在孔门相伯仲，犹回、赐也。晚年为魏文侯师，详《考辨》第三十九。又按：《檀弓》“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其语不足信。何者？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三年。至楚，在哀公六年。其间年月甚远。且去鲁乃之卫，非之荆。一也。冉有以鲁哀三年自陈召还，不得复使荆。二也。《孔子世家》云：“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用事大夫发徒役围之，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陈、蔡之围，与昭王之迎，既均不足信，则子贡之使亦不足信。三也。此又云子夏。孔子厄于陈、蔡，子夏年十九，盖尚未从游。又不闻子夏长于聘使专对。其时既年少，孔子何特使之为先容？四也。（臧庸《拜经日记》疑子夏当为子贡之讹，其说已无据。陈玉澍《卜子年谱》驳之，益无聊。金鹗、郑环以子夏从游陈、蔡疑其年，亦误。今定子夏从游在孔子归鲁后，则诸说皆可无辨。）崔述云：“《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说，尤不近于理，必后人所妄撰。”（《洙泗考信录》卷二。）“盖自孔子殁后，诸弟子之门人，各私其师，故多自尊其师之说，而讥他人，因而撰为此等语耳。”（《洙泗考信录余录》。）不足信，五也。然崔氏既论此章不足信，又据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语，证其时冉有尚从孔子未归鲁，何也。（《韩诗外传》有“卫灵公使人召勇士，道遭行人卜商”云云，子夏与卫灵公年不相及，《外传》妄也。陈氏《年谱》强改灵公为出公，又谓事之有无不论可也，殊牵强。《年谱》其他多类此，不尽辨。）
　　
　　颛孙师，少孔子四十八岁。（《列传》。）
　　
　　按：《弟子列传》“子张从在陈、蔡间，因问行”云云，《滹南集?辨惑》曰：“子张问行，孔子语以忠信笃敬，此平居所讲明。《史记》因陈、蔡之困而发，何所据耶？”翟灏《四书考异》亦辨之云：“陈、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时才十五岁也。史文岂可尽信？”今按：孔子六十八返卫，子张亦才二十岁。则其从游，盖在孔子自卫归鲁之后。《韩非?显学篇》：“孔子之死，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张亦能别立宗派，而其学说少所考见，可嘅也。子贡问师、商孰贤，以二人为后进，子贡先达，见后进之贤而问此。《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则子张先曾子卒，殆非高寿。据《掘坊志》：子张卒年五十七，则鲁悼之二十一年也。
　　
　　又按《史记?儒林传》：“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子路已先孔子而卒。子张之死，曾子往哭，似子张卒于鲁。史公既称子张陈人，又称孔子卒而子张居陈，殆不可信。
　　
　　《孟子?尽心篇》：“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琴张之名，又见《左》昭二十年《传》。“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弔之。”贾逵、郑众以琴张为颛孙师。服虔驳之云：“子张少孔子四十余岁，孔子是时三十一，未有子张。”赵岐注《孟子》，亦以琴张为子张，云：“子张善鼓琴，号曰琴张”，盖本贾、郑。今按：牧皮无考。（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疑牧皮即孟子反。谓牧孟音同明纽，皮反形即相似，声亦歌元对转，其说盖信。）曾皙，曾参父，年或稍后于子路。（据《论语?侍坐章》。）最多不后孔子二十岁，于子张乃父行。孟子先琴张次及曾皙，则琴张非子张，当与子路、曾皙之俦同辈行也。庄子云：“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往侍事。”桑户《山木篇》作桑雽，《楚辞?涉江》作桑扈。云：“接舆髠首，桑扈臝行。”或谓即《论语》之子桑伯子，所谓太简者也。《说苑?脩文》记其不衣冠而处，即《涉江》所云臝行也。孟子反疑即《论语》之孟之反。又见《左》哀十一年《传》。“奔而殿，将及门，策马，曰非敢后”者。琴张与桑户、孟反为友，又为辈行前于子张之证。时冉有使樊须御，季孙嫌其年少。子张与樊迟同辈，年又稍后，则决非琴张矣。（即谓琴张以善鼓琴得名，非氏琴，亦不必即为子张。）王肃《伪家语》以琴张为琴牢，《汉书?人表》琴张在四等，今作琴牢，王引之已辨正。（游、夏、子张皆少孔子四十余岁。金鹗皆疑谓少孔子三十余岁，误也。又前后引金鹗，皆见《求古录?礼说》。）
　　
　　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列传》。）
　　
　　按：曾子于孔门为后进，孔子死，曾子年仅二十七。（《颜氏家训?勉学》：“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孙志祖《读书脞录》疑七十为十七之讹，今按曾子年十七，乃孔子自楚反卫之岁，岂曾子是时始从孔子于卫乎！）孔子称“参也鲁”，门人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无曾子。则曾子之在孔门，未必夙为群弟子所推尊。其后游、夏、子张欲尊有子为师，强曾子，曾子不肯，其时犹不见尊曾子。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见崇于鲁缪。吴起出曾氏门，显名楚、魏。至孟子推尊曾子，后世因谓其独得孔门一贯之传，实不然也。《韩诗外传》称：“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卷一。）又称：“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后南游楚，得尊官。”（卷七。）然据《檀弓》易箦之言，曾子未必为尊官。（《荀子?大略》有晏子送曾子，杨倞已辨之。《晏子春秋》《说苑》皆有之。古书多沿袭，不足怪。又《小戴记?曾子问》，有卫灵公弔季桓子，灵公卒季孙前，其语益不信。参读《考辨》第四。）
　　
　　曾葴
　　
　　《檀弓》：“季武子卒，曾点倚其门而歌。”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辨之云：“《春秋》昭公七年，季孙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点少孔子若干岁，未可知。然《论语》叙其坐次，后于子路，则必少九岁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时，子路甫八岁，点实不过六岁七岁孩童耳，乌得有倚国相之门，临丧而歌之事？《檀弓》多诬，莫此为甚。”
　　
　　澹台灭明，少孔子三十九岁。（《列传》。）
　　
　　按：《论语》子游为武城宰，始识灭明，则灭明从游在孔子晚年也。《列传》云：“既己受业而退，脩行，行不由迳，非公事不见卿大夫”，与《论语》相舛，疑失之。又云：“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按：武城近吴，吴灭，与越邻。越以新兴，礼贤下士，墨子弟子多游越者。《儒林传》：“孔子卒后，子羽居楚。”楚、越邻国，子羽南游至江，容有其事。然孔子当不及闻其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语既不足信。（详《考辨》第二十七。）则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者，亦后人之虚造也。（子羽称字亦后人笔。）
　　
　　宓不齐，少孔子四十九岁。（《列传》。）或说少三十岁。（《索隐》引《家语》。）
　　
　　崔述云：“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金鹗亦辨之。）据此，则《家语》之年为当也。（《志疑》云：“《索隐》引《家语》作少孔子四十九岁，与《史》同。今所传毛本《家语》无九字，《索隐》引《史》作三十，并误。又各本《史记》改《索隐》元文曰《家语》少孔子三十岁。此云三十九，不仝，妄也。”今按：《弟子传索隐》引《家语》注年数者，或注不同，或以补缺。若曰与《史》同，则颜子以下，何不逐人为注，独于子贱下此一条，疑未允也。此正是今传《家语》误取《史》年耳。不当转疑《索隐》之非元文。又按：子羔《史》云少孔子三十岁，今《家语》作四十。疑毛本以子羔误子贱而错校者。）
　　
　　《汉?艺文志》有《宓子》十六篇、《论衡?本性篇》云：“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叶德辉曰：“《韩非?外储》，《吕览》，《新书》，《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论衡》，《家语注》，及宓子贱语，皆治单父时事，当在十六篇中。”
　　
　　《韩非子?难言篇》：“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宋书》：“毕万保躯，宓贱残领。”则宓子盖不得其死者。李氏《尚史》不之信，而亦无说。
　　
　　颜无繇，少孔子六岁。（《索隐》引《家语》。）
　　
　　商瞿，少孔子二十九岁。（《列传》。）
　　
　　叶梦得云：“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孔子传《易》商瞿。瞿本非门人高第，略无一言见于《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今按：据《列传》，瞿年长于回、赐，其从游当不在后。而孔子晚年喜《易》，瞿得其传，亦当在孔子晚世。则瞿之从学久矣，而顾无一语见于《论语》，又不见于其后群弟子之称述。则其人尚在若有若无间，遑论传《易》之事哉？（《列传》又云：“商瞿年长无子，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他日，弟子以问有若，有若不能对，遂斥其师座。”其语荒诞，不足信。今《家语》有“梁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妻，瞿曰：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孔子曰无忧，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此又袭《史记》而益谬。据《列传》梁鳣、商瞿同年。瞿有五子，鳣年何得仅三十？即如今《家语》谓鳣年少瞿十岁，则鳣三十，瞿年恰四十，岂得谓夫子五丈夫子之言果然？此殊不足辨，姑举以见伪书之多谬耳。《论语》有孔子病，商瞿卜云云：《御览》引《庄子》则云孔子病，子贡出卜，皆《论语》子路请祷之讹。
　　
　　高柴，少孔子三十岁。（《列传》。）
　　
　　按：据此则高子、颜子同年也。《论语》：“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崔述云：“此事当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费宰见于《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后也。”今按：鲁定公十二年，子羔年二十四，故孔子曰贼夫人之子矣。哀十五年，卫蒯聩之难，子路死之，子羔则去，时年四十二。子羔去卫，遂重仕于鲁。《左传》哀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问于高柴云云，其证也。崔述云：“《论语》子羔仅两见，皆非美辞。然其事旁见于传记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盖子羔年少，其仕鲁在孔子卒后，是以不著于《论语》耳。”余意子羔长于子贡，不得谓年少。《论语》载孔门诸弟子言行，自有详略，亦不得以年少为说。
　　
　　樊须，少孔子三十六岁。（《列传》。）
　　
　　按：《左传》：“哀公十一年，鲁及齐师战于郊，冉求帅左师，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其时樊迟年三十二，不可谓弱。（文十二年《传》，有宠而弱，十四年《传》，谷之子弱，成二年《传》，二君弱，皆谓年少。）疑当少孔子四十六岁，时年二十二也。（今《家语》正作少四十六。费氏《门人考》依之。）
　　
　　有若，少孔子十三岁。（《列传》。）或说少三十三岁。（《正义》引《家语》。又《论语》邢疏引《史记》作少四十三岁。）
　　
　　崔述云：“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于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时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在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后，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金鹗亦有辨。）据此则《家语》之年为当。微虎之事在鲁哀公八年，有子盖年二十四。《檀弓》载：“有若之丧，悼公弔焉，子游摈。”是有子卒在悼公世，先子游。据《言氏旧谱》子游卒年六十四，若其说可信，则为鲁悼公之二十五年，而有若犹在前。
　　
　　顾氏《日知录》：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慈谿黄氏曰：“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诔之，有若之丧，悼公弔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又曰：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圣人，《史记》乃云有若状似孔子，谬甚。
　　
　　又按《列传》有有若不能对弟子问，因而撤座之说。洪迈《容斋随笔》辨之云：“此两事近于星历卜祝之学，何足以为圣人，而孔子言之？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损，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称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未尝深诋也。《论语》记有子之言为第二章，在曾子前。《檀弓》载子游曰：有子之言似夫子，其为门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书，于是为失。”
　　
　　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岁。（《列传》。）
　　
　　崔述云：“《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问从政，以由、赐、求，孟武伯问仁，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二十九岁，子贡少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金鹗云：“《论语》子华使于齐，冉子与其母粟五秉，即夫子之粟。此盖夫子为司寇时，故有粟如此之多。又与原思为宰同时，故类记之也。（原注：毛西河说如此。）若少孔四十二岁，则时方十二三岁，安能出使乎？四字或为三字之讹。（按：阎若璩《四书释地续》，疑“子华使齐在孔子自卫反鲁后，赤年将三十，求仕季孙久，已富而粟多耳。”不悟孔子使子华，何需冉求、季氏之粟？且亦与四子言志之文不合。阎说非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此以齿序。冉有少二十九，子华少三十二，序于冉有之下，亦自合也。”今按：金说甚是。《论语?侍坐章》当在子路为季氏宰之先。今姑以鲁定公十一年，（当堕三都前一年。）时孔子年五十三，子路年四十四，曾皙年当三十许，冉有年二十四，则子华年二十一也。《檀弓》：“孔子之丧，公西华为志”，时年四十一。
　　
　　原宪，少孔子三十六岁。（《索隐》引《家语》。）
　　
　　按：《论语》“原思为之宰”，包咸《注》：“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家邑宰也。”崔述《洙泗考信录》、狄子奇《孔子编年》皆从之。其说盖信。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原宪时年十五，是亦有误。三十六或当作二十六。（金鹗亦有辨。）
　　
　　漆雕开，少孔子十一岁。（《正义》引《家语》。）
　　
　　按：《论语》“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宋氏《过庭录》谓：吾疑启字之讹。啓古字作启，漆雕子名，避景帝讳作开。）玩其语气，漆雕年当远后于孔子，不止少十一岁也。《韩非?显学篇》云：“孔子之死，有漆雕之儒。”漆雕亦与子张诸人同其辈行，于孔门为后起，故能于孔子卒后别启宗风，自辟户牗。若其年与孔子相随，则孔子没后，为时亦不能有久，无缘自成宗派矣。（《韩非》所举八家中，惟颜子乃孔门前辈弟子，此由后儒推托，与颛孙、漆雕之自辟蹊径者不同。）韩非又云：“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谓廉而礼之。”孟子亦云：“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又曰：“曾子谓子襄曰：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皆所谓漆雕儒之风也。（陶潜《圣贤群辅录》漆雕氏传礼为道，为俭庄敬之儒。）墨子《非儒篇》云：“漆雕形残”，《孔丛子》作“漆雕开形残”，则知《韩非》漆雕之为漆雕开也。孙冶让《闲诂》曰：《孔子弟子列传》尚有漆雕哆、漆雕徒父子二人。此所云或非开也。《孔丛》伪托不足据。又曰：《韩非?显学》漆雕之儒，亦非漆雕开明甚。今按：《孔丛》固不可尽据，然非别有确证，亦何以此漆雕之决不为开乎？孙辨亦失之于固矣。）《汉志》有《漆雕子》十二篇，列曾子后，宓子前，疑其年世亦当在曾、宓之间。《汉志》每有自后至先为列者，此其例也。班《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后字当衍，是也。《正义》引《家语》或脱一四字，少孔子四十一岁，差为近之。
　　
　　崔述云：“《春秋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之事，而子贡尤多，曾子、游、夏皆无闻焉。《戴记》则多记孔子没后曾子、游、夏、子张之言，而冉有、子贡罕所论著。盖圣门中子路最长，闵子、仲弓、冉有、子贡则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没后，为时亦未必甚久。而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于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后学所宗耳。若游、夏、子张、曾子，则视诸子为后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是以名言绪论，多见于孔子没后也。”今按：崔说甚是。余考孔门弟子，盖有前后辈之别。前辈者，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后辈则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则孔门之前辈也。游，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孔门之后辈也。虽同列孔子之门，而前后风尚，已有不同。由，求，予，赐志在从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学，前辈则致力于事功，后辈则研精于礼乐，此其不同一也。故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冉有则曰：“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冉子又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道即指礼乐文章。）宰予自哀公六年即从阳生仕齐，历八年之久。子贡务货殖，鬻财曹、鲁间，二人同列言语之科，应对使命皆不专事于学。至子游为武城宰，乃有弦歌声。故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刘逢禄《论语述何》云：“此章类记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进谓先及门，如子路诸人，志于拨乱世，后进谓子游、公西华诸人，志于致太平。”此以先进后进为及门之先后是也。惟以公西华为后进，则误。子华愿为小相，亦先进之志于事功者。故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又曰：“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此为先进言之也。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此为后进言之也。所谓言各有当，非一端也。孔门四科，德行颜、闵、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此惟文学一科属后进，余则皆先进。顾先进弟子，亦未必皆汲汲仕进。如颜子陋巷，孔子最所称许。季氏使闵子为费宰，则曰善为我辞。（《列传》亦称其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今《家语》谓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大全辨》谓是孔子为鲁司寇，桓子未堕费前。今按其说妄也。时居费者乃公山不狃，闵子何尝为费宰？）雍也可使南面，虽为季氏宰，无所表见，殆亦勇退者流。冉伯牛少可称述，而居德行之科。后进则风气又异。漆雕开立议不辱，澹台子羽设取予去就。子张堂堂，故为难能。樊迟小人，乃问稼圃。大抵先进浑厚，后进则有棱角。先进朴实，后进则务声华。先进极之为具体而微，后进则别立宗派。先进之淡于仕进者，蕴而为德行。后进之不博文学者，矫而为玮奇。此又孔门弟子前后辈之不同，而可以观世风之转变，学术之迁移者也。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其见于《列传》者，冉求为季氏宰。仲由为季氏宰，又为蒲大夫，为孔悝之邑宰。宰我为临淄大夫。端木赐常相鲁、卫。子游为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高柴为费、郈宰。其见于《论语》者，原思为孔氏宰。子夏为莒父宰。可以见孔门之多为家臣。
　　
　　孔子弟子，多起微贱。颜子居陋巷，死有棺无槨。曾子耘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贱人。子贡货殖。子路食藜藿，负米，冠雄鸡，佩猳豚。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阎，敝衣冠。樊迟请学稼圃。公冶长在缧绁。子张鲁之鄙家。虽不尽信，要之可见。其以贵族来学者，鲁惟南宫敬叔，宋惟司马牛，他无闻焉。孔子亦曰：“吾少也贱”，其后亲为鲁司寇，弟子多为家臣，邑大夫。晚世如曾子、子夏，为诸侯师，声名显天下。故平民以学术进身而预贵族之位，自儒而始盛也。
　　
　　
　　
　　三○、孔门传经辨
　　
　　《弟子列传》有商瞿，记传《易》系统。余考孔子以前，无所谓六经也。孔子之门，既无六经之学，诸弟子亦无分经相传之事。自汉博士专经授受，而推以言先秦，于是曾、思、孟、荀退处于百家，而孔子之学乃在六艺，而别有其传统。而孔门之与儒学，遂划为两途。兹姑就其传统诸说辨之，亦孔门一重公案也。
　　
　　汉儒传经之说，有可信，有不可信。《史记?儒林传》记汉儒传经，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可信者也。盖自秦人焚书，又经陈、项之乱，书籍散亡，学者亦稀。汉兴，乃有一二大师，出为教授，始有传统可言。史公本所见闻，记其源流，自可信据。至推而上之，谓某经自孔子若干传至某师云云者，大率妄造假托，不可信也。
　　
　　言孔门传经系统，莫详于《易》。史迁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此有可疑者：《易纬?乾坤凿度》曰：“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则谓商瞿乃孔子前辈，孔子向之请益，决非少孔子二十九岁之弟子。二说乖僢，同为无根，可疑一也。孔子晚年治《易》，既所重视，（其实此说亦不足信。）传之商瞿，则瞿亦孔门高足。其年事长于回、赐，于游、夏为前辈，何以姓名独不一见于《论语》？孔子没后，诸弟子论学，亦绝不及商瞿，可疑二也。（石林叶氏云：“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孔子传《易》商瞿，瞿本非门人高第，略无一言见于《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则前人已疑之。）《史记》云：“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而《汉书?儒林传》则云：“瞿传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不但姓名里居不同，传授先后亦互异，可疑三也。即谓马班二氏当有一误，然孔子六经，何以无子游传《礼》至二戴，子夏传《春秋》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3:55:37

　　卷二
　　
　　三一、墨子生卒考
　　
　　墨子生年，自马迁已不详，仅附著于《孟荀列传》，云：“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二说相较，后者为是。《汉志》云：“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皆是也。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后，五十年前。时墨子年三十余，下逮周安王十年，墨子当死于其时，年寿盖逾八十。（葛洪《神仙传》：“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学道。”孙诒让《闲诂》谓其说虚诞不足论。然墨子年寿必逾八十，余尉或可墨子寿八十二，后世遂谓其入山学道也。然既不得定其生卒的年，则此事无足深论。）上推墨子生年，当早周敬王之末年，或犹及孔子之未死也。（孔子卒，至安王十年共八十七年。）近人梁启超《墨子年代考》颇精密，然谓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则犹微有误。余考墨子之生，至迟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后十年。其卒当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较梁《考》移前十许年。以止楚攻宋一事为主眼，似粗得墨子年世之真。梁《考》又谓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繻公被弑之后三年。因谓是周安王十二年，亦非是。郑繻公被弑，在安王六年，故黄式三谓鲁阳文君将攻郑，在此年也。即弃去一年计之，郑繻被弑后三年，亦仅为周安王之九年。梁氏以安王十二年起算，盖一时之误。
　　
　　《淮南·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盖墨子初年，正值孔门盛时，故得闻其教论，受其术业，非谓墨子亲受业于孔子也。《墨子·耕柱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对曰云云，子墨子闻之，曰：叶公未得其问，仲尼亦未得所以对。”今按：墨子幼年，正当孔子晚节，或竟不及与孔子并世。孔子游蔡，遇叶公，墨子尚未生。此云闻其问答，亦得之传闻，非谓其时墨子已生，有知识，能云云也。《耕柱篇》又载子夏之徒问鬪于子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诂》曰：“《史记索隐》引《别录》云：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后。”此亦误。《论语》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岂得谓子张在子夏后？谓墨子年事较晚于子夏则可，谓墨子在七十子后则非也。
　　
　　三二、墨翟非姓墨墨为刑徒之称考
　　
　　江瑔《读子巵言》论墨翟非姓墨，其言甚辨，顾孟子已言“杨氏为我，墨子兼爱”，若墨子氏墨，确已有证。然《孟子》书又言墨者夷之。孔子之徒，不称孔者，儒墨命名，必有由来，不得以墨子氏墨为解。兹篇乃补江氏未尽之义，尚论之士，兼观可也。
　　
　　盖墨者，古刑名也。《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额也。”《尚书》《周礼》《孝经》《汉书》诸注疏，均以墨为黥罪，刻其面额，涅之以墨。墨家之墨，即取义于斯矣。夫墨尚劳作，近于刑徒。古时身婴重罪，并籍家族为奴。又有无力赎罪，额涅之以墨。墨家之墨，即取义于斯矣。夫墨尚劳作，近于刑徒。古时身婴重罪，并籍家族为奴。又有无力赎罪，则身没为奴婢。故舆僚台仆，咸为婴罪之人，而童仆奴隶，咸由罪人得名。汉儒解《周礼》亦曰：“今之奴婢，即古之罪人也。”《左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此因灭族而没为奴隶也。又言：“斐豹隶也，著于丹青”，此因犯罪而没为奴隶也。奴隶之在古代，盖殊习见，且为社会重要之一部。而墨家则乃以奴隶之为道唱于一世，以与儒术相抗行也。《说文》：“儒为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则术士犹艺士也。（《庄子·在宥》：“说圣邪，是相于艺也。”是圣人即艺人之至也。）称艺士者，由其娴习六艺。《周官》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六艺者：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此六者，厥为当时贵族之学，亦儒术进身于贵族之学也。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故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又曰：“学也禄在其中矣。”盖其先儒士之习六艺，皆所以进身于贵族，而得谷禄也。其后乃迻以称经籍。《礼·王制》以《诗》《书》《礼》《乐》为四术，即四艺也。《汉书·儒林传》：“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治之成法也。”此则汉儒之言。昔之儒者身习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至汉既不传，乃以儒者所传古经籍足其数，以附会于六艺焉。《史记·儒林传》又云：“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即谓六艺传于术士也。《左传》哀二十一年，齐人来责鲁稽首之礼，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此为其时儒者习礼乐，故谓礼乐书曰儒书。而儒书多传于鲁。故仲孙湫曰：“鲁秉周礼。”祝佗言：“伯禽封鲁，分器备物而有典册。”韩宣子言：“周礼尽在鲁。”《礼运》：“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中庸》孔子对鲁哀公，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故知鲁存周礼，其书即礼书，后世之所谓六艺也。而鲁之学人，则传习其书，娴熟其事，故遂有艺士术士之称。则即当时之所谓儒者也。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以进身于贵族，所谓宦学事师者，其事不限于鲁。至于原本先王，称道《诗》《书》，以推见礼乐之因革，世变之流失，而欲以所谓文、武、周公者易当世，则其事必待于鲁。（因鲁有古典册。）而孔子由此起。然孔子之戒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言儒者惟此。则儒固先孔子而有，而孔子犹未尝自承其为儒也。目孔子之徒为儒者常出于墨。墨子初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继以为其礼烦扰，厚葬靡财，久服伤生，乃始背业，自倡新义。而有《非儒》。（至孟子尚不自承为儒，故其书惟张师道，不言儒术。及荀子乃始以儒自居。）惟儒者所习皆但时贵族相沿传守遵行之成法，而墨子乃非礼乐，尚功用，而大俭约。其衣食操作，一以刑人苦力之生活为准，儒者有讥之，曰：此非吾先王文、武、周公所传之道也。墨之徒则曰，此古者大禹之道矣。是墨之善为解嘲也。故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劳形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盖墨子之所倡在其时则刑徒之所为。至于贵族，固无亲操劳作之事。故墨子之言禹道，对儒者之称文、武、周公而言也。儒者曰：夫礼乐者，文、武、周公以来相传之道也。墨子无以加之，则曰我之亲操劳作以自苦为极者，则禹道也。而后人乃以为墨子真有得于夏禹之道，是岂足与语夫学术流变之真哉？然墨子虽自称以为禹道，而当时非笑之者，则仍曰此刑徒之所为，黥墨之所务也，而遂呼之曰墨。呼之曰墨者，犹其呼孔门以儒。盖儒之与墨，皆当时人物流品之一目，人生行业之一端耳。儒者初未自认其为儒，而墨者则直承其为墨，曰人呼吾墨，吾则以为大圣夏禹之道也。故曰非夏禹之道，不足为墨。人以墨致讥，而彼转以墨自夸焉。然则名墨翟者，犹后世有黥布。黥布不姓黥，人尽知之。而墨翟之非姓墨，则不知也。墨为刑名，人知之。而墨者之称，犹谓黥徒，则不知也。故当时所谓儒墨，易言之则士与民之分也，君子与刑徒之等也。谓余不信，请熟繙之于先秦诸子之古籍。凡所记儒者之衣服饮食起居动作言论，岂不俨然一所谓士君子者衣服饮食起居动作言论乎？至于墨则不然。其衣服，奴隶之衣服也，饮食，奴隶之饮食也，起居动作言论，奴隶之起居动作言论也。（在古代奴隶罪人一体，今则有别，故用奴隶字，从今制也。）要之一派为模拟上层之贵族，一派为代表下层之庶民。彼自为士君子，人亦从而士君子之。彼自为刑徒奴民，人亦从而刑徒奴民之。儒墨之称，由此生也。（刘师培《左盦集·释儒》谓：《说文》，儒，术士之称。今考《说文》训术字云：邑中道也。邑中犹言国中。意三代授学之区，必于都邑，故治学之士萃邑中，即《小戴·王制篇》所谓升于司徒，升于国学之士也。儒为术士之称，示与野人相区异。今按刘说亦可通。窃犹嫌其泛说而不切。如后云道术方术，皆由礼乐术艺演变引申，而非由邑中道引申，亦可证刘说之未谛。）墨子至楚，穆贺见墨子，：“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夫其曰贱人之所为，犹之为刑徒之所为，而不过稍缓其辞而已。此当时以刑徒视墨之证一也。（《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有云：“贱人何可谓薄也。”想当时谓墨者为贱人，故《墨子》有此语。）墨徒公尚过为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宾萌者，今所云客籍之民，犹刑徒矣。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则刑徒之生活也。此墨者自务为刑徒生活之证二也。《尚贤篇》以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人分言，国中之众者，居于都，古谓之百姓。四鄙之萌人居于野，古谓之民。民犹奴隶也。许行至滕，曰：“愿受一廛而为氓。”即《墨子》所谓自比于宾萌也。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详《考辨》第二三）墨家不主仕，儒者一求仕为帜志，仕之与否，即儒墨之鸿沟也。）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此墨徒为刑徒生活之证三也。其他不胜列举。而吾所谓当时以刑徒呼墨者之说，则犹有确证。《荀子》之《礼论》有之，曰：“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大夫之丧动一国，属修士。修士之丧动一乡，属朋友。庶人之丧合族党，动州里。刑余罪人之丧，不得合族党，独属妻子。棺椁三寸，衣衿三领，不得饰棺，不得昼行，以昏殣，凡缘而往埋之，反无哭泣之节，无衰麻之服，无亲疏月数之等，各反其平，各复其始，已葬埋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而至辱。然则是厚三寸者刑人之棺也。”（杨倞注亦云。“《左》哀二年传，赵简子之誓曰：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辞。”）墨者之称墨，由于薄葬。（虽有其他，而薄葬为甚。）有类于刑徒，而遂招此讥。夫然则锡之以嘉名者，其殆出于儒者之徒耶？吾尝谓儒墨之辨，由其主有礼之与无礼。荀子曰：“礼者，分也。”（《礼论》。）故儒墨之辨，即在其主有分之无分也。儒者务分，故力求自异于庶民。墨者非礼，而主兼爱，故力求自侪于庶民焉。此二者之辨也。故荀子曰：“礼之理诚深矣，小人不能察。”又曰：“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补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士民之辨，即儒墨之辨也。又曰：“人之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周浃，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民者贱称，即为俘虏奴隶，故字象械足之形，与称百姓不同。荀子谓外于礼者为民，犹云外于礼者为奴隶为黥墨也。（下云“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自成俗。”不言民而言百姓，知前之称民为贬贱之辞。）其言祭礼，亦曰：“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恃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杨倞注云：“有三乘之地者，《祭法》所谓適士，恃手而食者，谓农工食力。”今墨子自愿比于宾萌，而孟子则曰“不仕则不能祭，为不孝”，此可证儒墨之不同矣。故儒者力争上流，墨则甘于下伍。而儒者讥之，乃谓如黥墨之徒也。荀子又言之曰：“一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自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王霸篇》。）岂不明以墨子之说为役夫之道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篇》。）墨子非礼，尚力，固宜为役夫矣。然则称之曰墨者，即无异斥之曰役夫也。或者疑吾言乎？则孟子固言之，曰：“墨者无父”，荀子亦言之，曰：“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礼论》。）无父禽兽，与刑徒役夫之诮何若？夫谁疑其非孟子、荀子之言者。或又谓墨子与孔子并称，古之大贤也。当时即儒墨平分天下，墨者何以自甘于刑徒役夫之诮？此则墨子已自言之，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为墨”，墨者亦何惨其为墨哉？且近世有工党，劳工岂不为人贱视，乃以此贱名相号召，则无疑乎墨之为刑徒之名也。
　　
　　或疑墨即为道术之称，则墨子当何氏？余意古人不必尽有姓氏也。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所以别贵贱。贵者始有氏，贱者则不必有氏。且如《春秋》寺人貂、寺人披、徒人费之属皆非氏。介之推、烛之武之类，亦不知有氏。复如师襄、师旷、卜徒父、卜偃、卜招父、屠牛坦、屠羊说之属，亦非氏。然孔子弟子有卜商，晋膳宰有屠蒯，（见《左传》，《檀弓》作杜蒉。）越有寺区，后世有徒氏、介氏、烛氏、师氏，姓氏之起，至无准矣。则孟子何不可以据当时之称墨翟而呼为墨氏乎？要之墨家称墨，乃本道术，不由姓氏，则断断然者。否则墨子之氏墨，殆亦如屠牛坦、屠羊说之流，彼固躬自亲于役夫刑徒之操作矣。孔子之道，有教无类，墨子先贱人，自习于儒，乃苦其礼而倡墨道，墨子其固古之伟人哉！
　　
　　[附]孟子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解
　　
　　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赵岐注：“摩突其顶，下至于踵。”《荀子·非相篇》：“孙叔敖突秃”，杨倞注：“突谓短发可陵突人者。”焦循《孟子正义》云：“突秃声转，突即秃。赵氏以突明摩，谓摩迫其顶，发为之秃。放至于踵者，即《庄子》所谓将使后世之墨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也。”今按摩顶盖如刑徒之髡。摩顶与拔一毛对举，明是自髡其顶。田叔、孟舒自髡钳随张敖称家奴，则当时奴必髡钳也。童字本义为山无草木，而僮奴髡钳无发，故亦称童。《周礼》：“髡者使守积。”又《汉书》：“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盖髡钳较黥为轻，而其为刑奴则一。《庄子·说剑》：“太子曰：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悦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然则突发之与儒冠正为相反之服。剑士必突发垂冠而衣短后者，为其便事。而墨子以自苦为极，亲操劳作，因亦秃鬓摩顶，不暇治缨冠礼容。《文子》所谓“墨子无黔突”也。（见《文选》班固《答宾戏注》引。）至于儒者，束发正冠，正其大事。子路之于卫，结缨而死。乡邻有斗，披发缨冠而救之，孟子以为惑。则儒者之重视其冠戴之容也。夫披发缨冠而救乡邻之斗，孟子已谓之惑。而况乎摩顶秃鬓，以求利天下者乎？此孟子之所为讥也。放踵者，《庄子·天下篇》称“墨者以跂蹻为服”，《释文》：“李云：麻曰屩，目曰屐。屐与跂同，屩与蹻同。一云鞋类也。”《史记·孟尝君传》：“蹑屩而见之”，《虞卿传》：“蹑蹻担簦”，《汉书·卜式传》注：“蹻，即今之鞋也。”鞋无底，履有底。鞋轻便利远行，而非法服。盖贫士步行乏车乘者服之。故冯煖蹑屩见孟尝君，继而出有舆。虞卿蹑蹻担簦，则上不履，下不盖，皆以步行无乘，见其鄙野。屐者，《宋书·谢灵运传》：“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释名》云：“帛屐以帛作之，如屩者。”不云帛屩者，屩不可践泥，屐以践泥。野行无车乘，晴则蹑蹻，雨则著屐。其异于法服之履者，正君子小人之别也。墨子之至楚，裂裳裹足，（见《吕氏·爱类》，《淮南·修务》，又详《墨子公输篇闲诂》。）其不履不乘，以屐屩为服也可知。《礼记·内则》：“偪履著綦”，《释名》，“偪所以自偪束，今谓之行滕。”注：“綦，履縏也。”《正义》：“皇氏云：履头施縏以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履之时，履上自有縏，以结于足也。故郑注《士冠礼》黑履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此可见古人所以饰足之礼，贵于偪束拘戒。今墨徒重劳作，尚便事，乃不遵偪綦之制，放为野人跂蹻之服，不自拘戒，故曰放踵。放者，犹谓纵肆，与偪束正相反。然则孟子言摩顶放踵，实为两事，而同讥失礼。墨徒既自顶至踵，靡不违礼矣，而曰将以救世。故孟子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也。则放踵之云，与《庄子》所谓腓无胈胫无*毛者，虽义得相通，而所指自别。焦氏即以腓无胈胫无*毛释之，亦未当也。
　　
　　[附]庄子儒缓墨翟释义
　　
　　《庄子·列御寇篇》：“郑人缓，呻吟裘氏之地，三年而为儒，使其弟墨。儒墨相与争，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此寓言也。墨子初亦治儒术，继而背弃，则墨固从儒中来，而儒反受其抵排。故孔子既悟而告老子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天运篇》。）则儒、墨之谓也。缓犹不悟，不能与化为人，宜其为秋柏之实矣。缓者指凡儒言，翟者指凡墨言。孙氏为《墨子弟子考》，乃谓郑人有某翟，是不识庄生寓言之趣者也。顾儒何以名缓，墨何以名翟？此虽寓言，当有命意。余谓此皆本当时之服饰言也。何以明之？《庄子·田子方篇》记儒服云：“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孔丛子》云：“孔穿履方屐见平原君。”屐本为墨徒所服，至于后世既盛行，而孔穿乃履方屐，仍不失句履之意。《孔丛》特记之以见儒服之异于众也。）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缓者，儒服大带。《论语》：“子张书诸绅”，绅即缓矣。云居裘氏之地者，《释文》崔云：“裘，儒服也。”以裘为儒服，知缓亦儒服矣。翟者，《说文》：“山雉尾长者。”古之野人，以翟羽为冠饰。知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则冠鸡羽为鄙人，非儒服可知。翟羽亦鸡羽之类尔。（叶德辉曰：“今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有曾子母投杼，闵子御后母车，及子路鸡冠佩剑事。冠作雉形。”据此则墨者冠翟，正犹子路野人之冠鸡。）然则儒者何冠？曰冠鹬。《庄子·天地篇》所谓“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也。”然则鹬冠言其饰，圜冠言其形，其实则一，儒者服之。墨者又何以冠翟？翟冠本野人之服，墨者自比刑徒，亲操劳作，摩顶放踵，不尚礼文，故或冠雉羽，不脱鄙野也。（《庄子·天下篇》云：“宋鈃、尹文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释文“华山上下均平。”郭象之注亦云然。余疑宋、尹皆墨徒，而作为平冠，亦自异于儒家之圜冠也。）《淮南·主术训》：“赵武灵王贝带鵕[寿鸟]而朝，赵国化之。”《玉篇》：“[寿鸟]，南方雉名。”《汉书·佞幸传》：“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鹬，贝带。”师古曰：“以鵕鸃毛羽饰冠，鵕鸃即鶩鸟也。”皆古人以雉羽饰冠之帧。云赵国化之，明初不以为尚。佞幸冠之，知非士大夫之服。武灵胡服，志变国俗以尚武。（高诱注“大贝饰带，胡服。”）故冠鵕[寿鸟]而为鄙野。用意又与墨徒不同。（《典略》云：“靴始起于赵武灵王。”学斋估毕亦云：“古有履无靴，赵武灵王乃变履为靴。”今按武灵之变履为靴，亦与墨氏以跂蹻为服相似。要之皆以便事而尚功，遂于古礼制有所不顾也。）至阙籍乃以为美观焉。左僖二十四年《传》：“郑子臧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杀子臧。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则其时鹬冠尚为新奇，非法服，为人指目。其后乃为儒冠，亦犹翟冠初见鄙野，其后乃成时好也。（杜预注《左传》亦谓“聚鹬羽为冠，非法之服。”颜师古则谓：“鹬水鸟，天将雨则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枭其形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而出奔，常有复雠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记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何必恶而杀之也。”又谓“《左氏》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数语，系后人妄加，非《左氏》原文。”颜氏不悟服饰好尚之有变，《逸礼》已为晚世语，转引以疑《左氏》，又不信鸟羽为冠而云象其形，皆误。）
　　
　　三三、赵简子卒年考
　　
　　《赵世家》：“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年表》：“周定王十二年，襄子元。”梁氏《志疑》辨之云：“《左传》鲁哀公二十年，越围吴，赵襄子降于丧食。时居简子丧，故遣楚隆问吴王于军中，称先主、先臣，则简子先一年卒，明矣。自鲁昭公二十五年黄父之会，赵鞅始见于经，至卒凡四十二年。先定公卒一年。《表》列简子至六十年，《世表》亦云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岂非大误？”今按：梁说是也。《世家》亦云：“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此即鲁哀二十年事，而云襄子元年，则史公亦谓简子卒在前一年矣。《志疑》又云：“《世家》赵襄子元年，越围吴云云，事在晋定三十七年，襄子初嗣为晋卿，固不误。何以书简子卒于出公十七年，自相牴牾，深所不解。岂史公又以围吴为出公十八年事乎？”今按：《史》云“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自据《左传》，而其误亦由据《左传》。何以言之？《左氏》哀二十七年《传》有云：“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由是惎知伯。”杜注：“简子废嫡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丑且无勇，何以立为子。”余疑史公误读此文，以为知伯讥其何以为子，当在简子未卒前，故《赵世家》又云：“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晋出公十一年，即悼公四年，同记一事，而《史》特增简子疾使太子将云云，以弥缝《左传》何以为子之语。其后又增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此亦非《左氏》所有。《左氏》称赵孟，称赵襄子，固不以为简子犹在，而《史》自误会之也。（其云“知伯醉，以酒灌毋卹”，亦与左异。当由史公别采他说。然则其简子疾，使太子将云云，亦或有所本，而其所本之为误解《左氏》传文，亦从可定也。）
　　
　　且余考史文，犹有可疑者。《世家》云：“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夫晋君之卒，简子岂得独擅而除三年之丧？且定公卒而除三年之丧，此当著于《晋世家》，与《赵世家》不涉也。今灭之于晋，而见之于赵，其义何居？窃疑此当为“定公三十七年而简子卒，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本记赵简子卒，除三年之丧，与晋定不涉也。而史公此条，又本之《吕览·长攻篇》：“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高诱云：“期衰，谓期年，勿复三年也。”是高诱亦谓赵简子之卒，告其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也。（梁玉绳《吕子校补》谓“《史·赵世家》因赵孟降于丧食之文，伪讹简子居定公丧改三年为期。高氏仍《史》误，而又移为襄子居父丧期年。其实服衰者，谓服未除也。观下服衰以游可见。”今按梁氏谓襄子居丧改期之说，乃由误会《吕氏》文义，是也。惟《史记·赵世家》本有误文，并非谓简子居定公丧，则梁氏未能订正。）《左氏传》越围吴，简（yjc_wbh按：当为“襄”）子降于丧食，其事已在冬十一月，则简子即以是年卒，不必去年。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暱之极也，今又降之”，此所谓三年之丧者，特谓是父母之丧耳。梁氏据《传》文，乃谓简子卒在定公卒前一年，（三十六年。）亦未的。
　　
　　然《史记》既云“定公三十七年，简子卒，除三年之丧”，又曰“赵襄子元年，越围吴”，何也？依常例，新君改纪元，应在故君卒之明年，此即以君卒之年称元耶？曰不然。《春秋》鲁历，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赵用晋历，已为翌年之正月，礼固得称元。由是言之，《世家》本云“定公三十七年而简子卒，除三年之丧，期而已，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襄子元年，越围吴”，而中间又横插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一节，又云“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两说矛盾，或经后人妄羼，或史公误于《传》文，如上所列而兼存两说，未及汰并。要之简子卒在晋定公三十七年，此则据《吕览》校《史记》而可定者。今重写《史记·赵世家》一节如下：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卒，除三年之丧，期而已。
　　
　　“是岁，越王句践灭吴。（按此年围吴，灭吴尚在后三年，此误。）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卹。毋卹群臣请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訽。’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此一节应删。）
　　
　　太子无卹代立，是为襄子。赵襄子元年，越围吴。（上文已言越灭吴，此又言越围吴，显见冲突。）
　　
　　又按：《战国策》、《史记》载襄子灭代事云：“赵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筓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筓之山。”《世家》叙其事在越围吴后，《年表》其事在襄子元年。若简子固以鲁哀二十年卒，则代灭在鲁哀之二十一年也？（吕览记此事，谓简子卒，襄子服衰登夏屋，始以姊妻代君，亦异。）《淮南·人间训》：“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其时墨子初生，墨术未起，乌有为墨而残之事？其后赵武灵王时，中山君好墨而亡于赵，岂《淮南》乃误中山为代耶？
　　
　　又史公于简子世载扁鹊事，其语荒诞，可以不论。又为《扁鹊传》，称扁鹊其后过虢，又过齐，见齐桓侯。当简子时，虢亡已久。齐桓立去简子卒亦百年。扁鹊见简子，尚在其卒前二十余年。而桓侯十八年卒，扁鹊见桓侯，当其卒岁。两事前后相去百四十年。鹊何其寿？《志疑》疑齐桓侯乃赵桓子。谓“《说苑》虢作赵，甚是。赵简子之子为桓子。《鹖冠子·世贤篇》魏文侯问扁鹊，魏文与赵桓并世，可以为验。”又称“或曰，晋孝公《纪年》作桓公，与魏文侯同时，当是扁鹊所见者，亦通。”今按：赵桓子去简子卒亦五十年，晋桓公又在赵桓子后三十余年。或者之说决非，梁氏说亦未见其必是。《韩非·喻老》言扁鹊见蔡桓侯，《国策》言扁鹊见秦武王。蔡桓侯在春秋初，秦武王在周赧王时，相去逾四百年。传说多错，又何从必据一说以定之？
　　
　　三四、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
　　
　　《史记·货殖列传》：“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勾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其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今按蔡说是也。余尝熟复《史记·货殖传》文，而知蔡氏《计然》乃书名，非人名之说，确不可易。所引《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云云，即撮引书中语。《汉志》兵权谋家有《范蠡》二篇，盖《计然》在其内。蒯通之书，自号《隽永》，今著录止厂《蒯子》。《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解》，而止称《淮南》。又儒家《王孙子》一篇，班注：“一曰《巧心》。”孙德谦《艺文志举例》：“一曰《巧心》，书之别名也。”《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后称《道德经》，《庄子》称《南华经》。有古人称名朴而后入于华者，有古人称名华而后入于朴者。范子之书，别名《计然》，正亦其例。自班氏《古今人表》计然列第四等，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非书名矣。今再就《货殖传》所引《计然》语论之，大抵言农事，言财币贸易，此乃中原自李悝、白圭以后人语耳。范蠡当春秋世，又居越，何由作此论？则《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
　　
　　马總《意林》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邀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此其不可信，有可得而确指者。《汉志·范蠡》二篇，此有十二卷，不可信一也。古书*记人姓名而失其字者有之，此独举其姓而遗其名。既范蠡师计然，弟子之述其师，不当如是，不可信二也。古人取字，率以单字，如颜回字渊是也。或别以伯仲，如冉耕称伯牛是也。或美以子称，如闵损称子骞是也。从无字曰某子者。今计然，其字曰文子，非例也。古之称子，或从姓，如大夫文种称文子，（见《豪士赋序》，《抱朴子·知止》。）则计然当姓文，不得曰姓辛。或因名，如田文称文子，则计然应名文，不得曰字文子。或为谥，如季文子、公叔文子、范文子，而计然非大夫，无官职。其人为范蠡师，鑫顾不辨其姓字至此乎？不可信三也。既谓其人不肯自显，天下莫知，则岂得又云“称曰计然”乎？夫“称曰计然”，固谁称之？不可信四也。又云“遨游海泽，号曰渔父，不肯见越王，曰：为人鸟喙”，此均范蠡事耳。蠡浮海，自号鸱夷子皮，又诫文种曰：“越王鸟喙”，伪为范书者，乃袭以归之计然，不可信五也。又《史记》：“勾践困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若计然是人名，则勾践固加信用，而据《意林》引范书，计然若未肯见勾践，乌论为之用矣？若谓范蠡进其师说，则史文当称用范蠡，不得并称用计然。《史记》自本范子书，今范书与《史》复不合，不可信六也。且其书称《范子计然》，如《管子牧马》《山高》之类耳。今谓范子问于计然，故取此名，则古无其例，不可信七也。颜师古、洪迈之徒，遂据此以断蔡说为谬，谬者不知其为谬，固宜以不谬者为谬矣。且其谬犹不止此。以计然为人名，又见于《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两书。《吴越春秋》作计[石兒]，《越绝书》作计倪。夫《国语》叙吴越事甚详，独不及计然。先秦书无一及计然者。（《春秋繁露》对胶西王，列举越王与五大夫谋伐吴，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辠、大夫车成，亦无计然。）《吴越春秋》《越绝书》出东汉，乃有其人，则亦误读《史记·货殖传》而妄为之，与班氏同误耳。（梁玉绳《人表考》：“计然名研，见班书《叙传》，答宾戏。倪亦[石兒]之误，[石兒]与研同，研然音近。余谓此可证三书同误，不得据三书之同误，而证计然之实有其人也。）然曰“大夫计[石兒]”，则直以为其人姓名，非别有姓辛字文子之说也。又曰“计倪官卑年少”，则其人非为范蠡师，不肯见越王而遨游海泽者也。以《国语》《史记》言之，知《吴越春秋》《越绝书》之误。以《吴越春秋》《越绝书》言之，又知《范子计然》一书之妄。其不可信八也。又《史记》称“《计然》七策，越用其五”，《汉书》作十策，《越绝书》有“伐吴九术”，语出大夫种。《吴越春秋》亦有文种九术，而语益荒诞。是二书以《计然》误为文种也。梁氏《志疑》遂据二书以校《史》《汉》，谓七与十皆字误。则《志疑》复以文种误为计然也。文种称文子，而《范书》计然亦字文子，实自文种九术而误耳。此不可信九也。至今传《文子》书，半袭《淮南》，牵引《老子》，又出不知谁何人依托。而北魏李暹作注，遂以为即计然。洪容斋辨之云：“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马總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洪氏此说，已知《范子》之非《文子》，而不知《唐志》农家十二卷之《范子》，非即《汉志》兵权谋家二篇之《范蠡》也。盖《史记》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计然》乃范蠡为越谋富强报吴复仇之书，故入之兵权谋。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术，试之私家，故《史记》摘其语于《货殖传》。后之造伪书者不辨此，则专以天时阴阳农事殖产为说，故入农家。此不可信十也。
　　
　　《汉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班固云：“不知何世。”王先谦《补注》引叶德辉曰：“《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云：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据此则唐人所见《史记集解》本亦作宰氏。宰氏即计然，故农家无《计然》书。《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也。”是又不然。《计然》本人兵权谋，叶氏疑《汉志》农家何以无《计然》，此误以《唐志·范子》伪书，而谓《计然》应列农家耳。若谓唐人所见《集解》本作宰氏，《北史》萧大圜有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又何以为说？盖辛之误宰，又系后人见《汉志》农家有《宰氏》，而《唐志》《范蠡》伪书入农家，故疑辛乃宰字之误，而妄改之也。若《宰氏》诚即《计然》，班氏《人表》列计然于四等，岂有不知，而云不知何世哉？叶氏谓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此于《汉志》有大例。凡后人所述，非本书者，云依托，不云不知何世。如道家《力牧》二十二篇，班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小说家《天乙》三篇，班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阴阳家《风后》十三篇，班云：“黄帝臣，依托也。”如此之例，班于《宰氏》下，亦应释其为范蠡师计然，而云不知何时人依托。岂得谓不知何世哉？凡称不知何世，如农家《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王氏》六篇，皆云不知何世，此乃即指尹都尉、赵氏、王氏言，非谓不知述其书者何世也。则班氏自不知宰氏为何世人，而叶氏妄以《元和姓纂》一字之误，遽断为即计然，又所谓亡羊多歧之尤者也。且古之非常人，建非常之业，岂必尽有非常之师？如范蠡之师计然，苏张之师鬼谷，皆子虚乌有，不足信。而《计然》之为书名非人名，则史籍昭然，熟察文理者，自能辨之。
　　
　　[附]鸱夷子皮及陶朱公非范蠡化名辨
　　
　　又按范蠡事亦多异说。沈钦韩《汉书疏证》云：“《吕览·悔过》范蠡流乎江。又《离谓》范蠡子胥以此流。《新书七》范蠡附石而蹈五湖。则以为死。《货殖传》称其适齐为鸱夷子皮。《韩非·说林》鸱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孔子怒景公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淮南·氾论》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专任大臣，故使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南。田恒之乱，在哀公十六年，越灭吴在哀二十二年。信有鸱夷子皮，当齐简公时，非范蠡矣。”今按《说苑》卷二：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将焉归？成公乾曰：殆于屈春乎？鸱夷子皮日侍于屈春，损颇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屈春乎？又《说苑》卷十八：王子建出守于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王子见居城父事在鲁昭十九年，下距田常弑简公已四十三年，然则鸱夷子皮必先为楚人，后而适齐也。伍员既被谗，赐之鸱夷而浮之江，范蠡蹈五湖。遂亦有鸱夷之号。或者子皮浮海去齐，因亦称鸱夷子皮。史公不深考，遂误谓即范蠡之化名耳。沈氏又曰：“《新书·五梁》尝有疑狱，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梁王曰：陶之朱叟，布衣而富降国，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新序·杂事四》同。）魏徙都大梁，于陶为近，其事在惠成王时，则陶朱公又非范蠡也。以理论之，范蠡既霸越灭吴，苟非逃诸山林，仍处通都为富人，则踪迹之者必不已，亦不得为智。”又按张文檒《螺江日记》，亦辨此是，云：“《史记》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命长男往楚，求救于庄生。《索隐》疑即庄周，范蠡焉得与庄周交往。然小司马亦非贸贸，其意似疑《史记》所载朱公，未必果越之范蠡也。即其本末考之，始在宛佯狂。疑与文种事越，已在壮年，乃二十余年而破吴雪耻，句践以霸，当不下五六十岁，继而扁舟五湖，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复相齐国，立谈而致卿相，战国或有之，春秋时从未见。且齐相安有鸱夷子皮？《韩非》载田成子家臣鸱夷子，非齐相。若云齐国一时有两鸱夷子，岂非怪事。至称在陶时，其长男与俱，见哭，为生难，是朱公诸子俱在去齐居陶后生，乃其少男亦能乘坚策肥。使往楚，则其年可知，长男之年更可知，盖总不下二三十岁，计朱公年已八*九十，乃又曰后至衰老而听子孙修业，此小司马所以致疑。而既注其书，不欲正言其失，故与庄生微示其意，使庄生果是庄周，则朱公之非范蠡明矣。”今按《索隐》亦多疏谬，而张说厚护古人，其意要为可存也。又考陶为天下商业中心，亦应在魏都大梁宋通鸿沟之后。（参读《考辨第九九》。）《孔丛子》枚产谓子顺曰：“闻猗顿善殖货，先生同国也，当知其术。”答曰：“然，知之。猗顿鲁之穷士也，晚陶朱公富，往问术焉，朱公告之当畜五牸，于是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也。”是则猗顿与孔子顺同时，值战国之晚世，陶朱公辈行稍前，固可与庄周并世，而此庄生或亦可为庄辛也。又按《蔡泽传》，泽之说应侯曰：“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其辞固未必即当时之口语，殆出策士虚构。然知史公前固已有此传说。史公好奇博采，后世爱其文，传颂弗衰，遂若为信史耳。
　　
　　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
　　
　　《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之，寇退而返。”焦氏《正义》引周柄中《辨正》云：“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鲁，此并无所据。《左传》哀二十一年，越人始来。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诸鞅来报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孙舒帅师会越人纳卫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尝与鲁泗东地方百里。以此观之，越自灭吴后，与鲁修好，未尝加兵。而哀公尝欲以越伐鲁去三桓。武城近费，季氏之私邑在焉。说者因谓越寇季氏，非寇鲁，亦臆度之言耳。”今按谓越寇季氏，非寇鲁，实有确据，非臆度也。《说苑》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数之十罪，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复迎之。”此即《孟子》越寇事，而所记有不同耳。鄪君者，季孙也。（孟子书有鄪惠公。《鲁世家》言：“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则季孙固宜称君矣。）《孟子》言越寇，而《说苑》称鲁人者。《鲁世家》：“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吴越春秋》亦谓：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奔卫，又奔越。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夫三桓攻公而出之，国人迎而归之，越人送之，攻鄪而数以十罪，必此时矣。又按《左传》云：“秋八月，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晋语》：遂施刑侯氏，韦《注》：施，劾捕也。杜预曰：有陉氏即有山氏，公孙有山氏，乃上年公如越，与越太子适郢相得，适郢将妻公，多与之地，而公孙有山以告于季孙者也。《正义》据《左传》驳《史记》云：“《传》称国人施罪于有山氏，不得复归而卒于其家，吕东莱引颍滨苏氏曰：子贡言哀公不殁于鲁，而史称哀公自越归，卒于有山氏。归于有山氏而不归国，事未可信。”窃疑哀公归国而卒于有山氏，正为有山氏所弑，有山氏殆当鲁越通道，而党于季孙。鲁人劾捕之，正为其弑君。定哀之际多微辞，即《传》文亦不明显耳。（及门黄少荃女士谓《谥法》恐惧从处曰悼。考春秋以来，如晋厉公弑于栾书、中行偃，齐晏孺子弑于田乞，卫出公被逐亡死，楚声王盗杀之，皆不得其死，其次立之君均谥悼，谓其恐惧从处，承叛乱之余而即位也。鲁哀公卒，子宁立，谥悼公，则鲁哀之不得其死信矣。）曾子于此时前后，皆居武城。王符《潜夫论》：“鄗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足徵曾子居武城之久。（俞氏《癸巳类稿》，书武城家乘后，谓“《檀弓》云：季孙卒，曾皙倚其门而歌，以曾皙在费，故附会其事。又云：曾子之席华而脘，曰：季孙之所赐。知曾子父母及身，始终皆在费。可证南武城在费。”参读《考辨第二九》。）
　　
　　[附]越徙琅邪考
　　
　　越都徙琅琊，事见《越绝书》及《吴越春秋》。《今本纪年》，于越徙都琅琊，在晋出公七年，当鲁哀公之二十七年，是岁，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盟平阳，盖即越北徙时矣。（《吴越春秋》，句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从瑯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今按：越灭吴在句践二十四年，其明年，决不急遽北迁。《吴越春秋》记句践灭吴年，及卒年，皆误。见《考辨第十八》。）然则武城被寇时，越都已在琅琊。今考琅琊地望，古有三说。《汉志》东莱郡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台馆。《史记·秦始皇本纪》：“穷成山，登之罘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集解》：“《地理志》云：‘越王句践尝治琅邪县，起台观。’”《正义》，《括地志》：“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句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齐、晋、秦、楚，以尊辅王室。”《水经·潍水注》：“琅邪山名，越之故国。”此皆指越徙瑯琊，在今山东之诸城也。其故城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僻在齐东之海滨，越为求霸中原，何为择都于此，衡以地理形势，知必不然。顾栋高《春秋大事》云：“春秋时瑯邪，为今山东沂州府。”谓瑯邪近今日照，此与诸城琅邪台百里相望，波涛可接，其说实近情理，而恨辨之犹有未尽析者。按《续汉·郡国志》：“东海国赣榆，本属瑯邪。注印《地道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又《水经·淮水注》：“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今按《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瑯邪，大乐之，作瑯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辞有曰：“乃抚东土，至于瑯邪”云云。是始皇登瑯邪，拧今东海之赣榆，而《水经·潍水注》复云：“瑯邪山名，越王句践之故国，秦始皇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所筑。遂登瑯邪，大乐之。山作层台于其上，谓之瑯邪台，台在城东南十里，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秦始皇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汉武帝亦尝登之”云。是郦氏言瑯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瑯邪，一在赣榆，而余疑句践瑯邪，实应在赣榆，不在诸城。何也？按《水经·淮水注》又云：“游水东北迳赣榆县北，又东北迳纪鄣故城南，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则赣榆为自昔海道要港，秦末之田横，东汉初吕母，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为海国，其北徙瑯邪，以争中原，宜当在此。自赣榆北七十五里，即达山东之日照，县北四十里有会稽山，县志相传，越王尝登此，号小会稽山。又赣榆西境八十里有羽山，《尚书》殛鲧羽山，越为禹后，故鲧之故事，亦迤而在此。山东郯城县东北七十里有羽山，即赣榆之羽山也。郭璞《山海经注》，谓羽山在东海祝其县东南，亦即此山。此皆越都瑯邪，其传说之犹有遗迹可推寻者。《墨子·非攻》中篇：“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者越人夹削其壤，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莒在日照西五十里，越都瑯邪在赣榆、日照间，则莒在其西，地望正符。顾氏谓春秋时瑯邪，为今山东沂州府。考瑯邪为临沂国治，乃东汉时事，虽临沂、日照、赣榆三邑，疆境毗连，适如鼎足之峙，然证以秦始皇瑯邪碑石，则越都瑯邪，当定在赣榆、日照一带滨海之地，为尤惬也。
　　
　　顾氏《大事表》又谓：“《史记》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东侵，广地至泗上，与鲁泗东地百里，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在今滕县，非江苏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尽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境，拘郐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吴师至，拘着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瑯琊，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劲敌之楚耶？”按顾氏引《史记》见《楚世家》，越灭吴，在楚惠王十六年，徙都瑯琊，在惠王二十一年。越三年，惠王二十四年，句践卒。楚东侵地至泗上，则在惠王四十四年，已在越朱句时，不得牵混为说。又《越世家》，句践已平吴，乃已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其事皆当在元王时。而句践之徙瑯邪，则在贞定王元年。裴骃《集解》误以楚东侵地至泗上，释越以淮上地与楚，吕东莱《大事记》仍之，顾氏《大事表》又仍之，皆误也。《越绝书》亦云：“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期、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此与《越世家》文大体相合。浮陵地望无考，殆即所谓淮上地。开阳者，《左氏》哀三年，叔孙、季孙城启阳，杜注：“瑯琊开阳县”。《大事表》，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开阳故城。临期亦无考，《史记》有临原侯国，在山东临朐县东，或其地。此皆所谓泗东地也。以《越绝》证《史记·越世家》，知句践一时实有正疆界归诸侯地事。惟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安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越人承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又以海国，便于舟船，故径北徙瑯琊，雄距今赣榆、日照一带之海滨，西向而会诸侯于滕，北指而夺齐、晋中原之霸权。今皖北豫南，凡昔吴师西向以入楚者，则弃不复问，于是楚人乃得乘间东侵，广地以至泗上也。春秋战国间，史文缺佚不详，故为约略推测其形势焉。（参读《考辨第四一》。）
　　
　　又按今安徽滁县亦有琅邪山，《元和郡县志》，晋琅邪王伷出滁中，即此地。《太平寰宇记》，东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此山，因名。（又按《史记·田齐世家》，田常既杀简公，立平公，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今按：句践徙都琅邪，在齐平公十三年，时田常尚在，其势方盛。琅邪在其封内，是必指诸城琅邪言。古史地名，往往连绵移植，一名之同，散播数处。或其时诸城、日照，本已俱有琅邪之名。则滁之琅邪，安见必迟起自东晋时乎？惟句践所徙，殆不在滁，则略可定者。）
　　
　　三六、晋出公以下世系年数考
　　
　　《史记》载晋出公以下世系年教，《世家》《年表》互岐，细核多误，颇不足信。余考《晋世家·索隐》引《纪年》，文字虽略，实可依据，以订《史记》之失。今具列异同，重为写定。如韩、赵、魏杀知伯，乃出公二十二年事。而《史记·晋世家》及晋《表》均谓此为晋哀公四年，此与《纪年》说迥异。盖《年表》出公仅十八年，《世家》又止十七年，其实皆误。考出公十七年，据《世家》乃知伯与三家共分范、中行地。《世家》乃即以是年为出公出奔之年。《年表》因于明年书襄子元，而晋哀之元则又误后一年也。（《史记·晋世家》：“出公立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韩怡《竹书纪年辨正》谓：“出公盖以晋之十七年奔齐，薨在周贞定王十七年，道死谓死于外，非必奔齐而遂死于路也。《史记》统序未见清析。”今按如韩说，出公以十七年出奔，又七年而始卒，其间晋不得久无君，则韩说非也。《史记》自误以三家杀知伯事为四卿分范、中行事。又或误以贞定王十七年为出公之十七年，而今本《伪纪年》又据《史记》而误。韩氏迁就《伪纪年》立辨，宜亦误矣。韩氏书极少见，而疏陋无可取，姑采一条于此。）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敬公。《世家》为哀公骄。《年表》作哀公忌，后又有懿公骄。梁氏《志疑》云：“考《素隐》《正义》引《世本》，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骄，与晋、赵两《世家》称骄为昭公曾孙合。则忌是哀公，骄是懿公。忌与骄乃父子。《晋世家》误以懿为哀耳。《纪年》谓立昭公孙敬公，盖懿又谥敬，特误以曾孙为孙也。疑忌既早死，未尝为君。哀公之称，当是其子追谥。继出公者，必懿公骄，非哀公忌矣。”雷氏《义证》则谓：“《晋世家》明云立昭公曾孙骄，为哀公，《赵世家》又谓骄是懿公，则哀、懿自是一人之谥。犹周之贞定王，《左传》《正义》《世本》或称贞王，或称定王也。《竹书》又谓哀懿公即敬公耳。谓敬公是昭公之孙，孙即曾孙，犹《鲁颂》谓僖公为周公之孙。盖孙是后裔之大名，非必皆子之子也。”今按：哀懿古音近，雷氏谓哀懿乃一人之谥，是也。又按《年表·正义》谓：“出公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号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是忌与骄为父子，忌早死未得立，梁氏之说亦信。惟谓忌追谥哀侯者则误。今定晋哀懿公名骄，而《竹书》又称为敬公者，如韩威侯即宣惠王，亦一君三谥也。
　　
　　附出公以下《史记》《世本》《纪年》三家异同
　　
　　史记世本纪年
　　晋世家赵世家六国表
　　（昭公）（昭公）（昭公）（昭公）
　　（雍）（戴子）（——）（雝）（桓子）
　　（忌）（——）哀公（忌）（忌）
　　哀公（骄）懿公（骄）（昭公曾孙）懿公（骄）懿公（骄）敬公（昭公孙）
　　
　　敬公六年，当魏文侯元年。（详《考辨》第三八。）敬公十八年卒，当《世家》哀公之年数。子幽公立。幽公十八年卒，《纪年》《史记》全同。于烈公立。烈公之立也，晋乱，幽公见杀。故烈公即以幽公见杀之年称元年，不逾年而改元。晋烈公三年，当越朱句三十五年。（详《考辨》第四十九。）烈公十一年，当齐宣公五十年。（详《考辨》第五十六。）烈公二十七年卒，《纪年》《史记》全同。子桓公立，《史记》作孝公。桓公十九年，当魏武侯二十六年。（详本篇下节。）明年，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年表》孝公十五年，《世家》十七年，其下有静公，与《纪年》不同。今若依《索隐》所引《纪年》年数推之，则前后排比悉符。惟《索隐》于敬公、（即哀懿公。）幽公、烈公三君，均不注《纪年》年数，盖本与《史记》所列相同，故无事再著也。今本《伪纪年》作敬公二十二年，幽公十年，皆误不足据。考论《纪年》者，于此诸君，往往从《伪纪年》之说，不悟《索隐》注书详略之例，故尤纠纷不可理耳。（参读《考辨》第五六。）
　　
　　又按《索隐》谓桓公二十年，赵成候、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盖共时晋已不国也。然余考史纪》，证以《纪年》，知晋迁屯留，犹未全灭，其事尚有可得而言者。《赵世家》：“成候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考是年为梁惠王十二年。《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粱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前韩、赵迁桓公于屯留，至此十一年，而韩取屯留，可证晋君迁端氏之说不诬也。又《赵世家》：“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前韩、赵分晋，取屯留，封晋君端氏。至此又十年，《晋世家·索隐》引《赵世家》：“列侯十六年，（即成侯。）与韩分晋，封晋君端氏，其后十年，肃侯徙晋于屯留”，即谓此也。是晋自屯留徙端氏，又自端氏徙屯留矣。
　　
　　又考《韩世家》：“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是年正赵肃侯元年，疑悼公乃晋君。前十年韩取屯留而迁端氏，今赵取端氏而复迁屯留，韩大夫遂弑之也。然则晋自桓公后尚有悼公，或即《晋世家》所谓静公矣。前人于韩姬弑悼公一语，不得其解。梁氏《志疑》颇主其为晋君，而未能据《赵世家》为说。又误信《伪纪年》，故所论多僢。陈逢衡《纪年集证》亦疑悼公即静公，然亦未能参合赵、韩两《世家》为之说明。故重为论定之如此。
　　
　　又《水经·沁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濩泽。”其事尚在韩姬弑晋君前三年，固知晋君至是尚在。雷氏《义证》亦定其时晋君即静公。谓“泫氏在今山西高平县东十里，濩泽在今阳城县西三十里。二邑已属韩、赵，晋袭取之。静公亦可谓不量力，所以卒废绝。”其言信矣。余考其时正梁惠王拔赵邯郸后一年，梁、赵之兵结而不解，故晋君亦乘时奋起。明年，梁即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自是晋君复被迁逐，而乃见弑。疑玄武、濩泽，其时或属赵，因韩与梁合，晋君或不敢加兵也。（又案陈逢衡《集证》，谓《御览》百六三引《纪年》，惠王九年晋取泫氏。《太平寰宇记》四四引同。泫以脱去水旁而为元，武与氏形似而误。事在惠十九年，脱去十字，故云九年。）凡此皆桓公迁屯留后晋事之可得而言者。
　　
　　又按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屯留、长子，《汉志》并属上党。三卿分晋，惟此二邑尚为晋有。粱惠王元年，韩、赵迁晋桓公于屯留，而长子归赵。故赵成侯五年，韩与我长子。盖赵成侯五，正当梁惠王元也。至惠王十二年，韩取屯留、长子，于是晋无一邑，而桓公寄居于韩。其子悼公，为韩昭侯所弑，故《韩世家》云：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也。《史》与《纪年》大致相合。惟《史表》以桓公为孝公，悼公为静公，而孝公卒于安王二十四，静公卒于安王二十六，则韩、赵两《世家》之文，皆不可通矣。”又曰：“《水经》引《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较《赵世家》肃侯元年先二十一年。据《史表》，三卿分晋在周安王二十六年，迁晋屯留不宜迟至二十余年后。疑《竹书》得其实。”今按顾氏论赵、韩分晋事极析，以孝公为桓公，静公为悼公，与余说皆合。惟不信赵肃侯元年迁晋事，则以《水经·沁水注》引《纪年》一条说之，可以知其误矣。
　　
　　余既考晋桓公、悼公事，犹憾不得其年数。因读《晋世家》：“孝公十七年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据《六国表》静公俱酒元在齐威王二年。（立后之明年称元年，故与《世家》差一年。）惟《史记》齐威王元，误前二十二年，其时尚为晋桓公之十二、十三年，知静公俱酒之卒应尚在后。今姑依《纪年》，齐威王元在梁惠成王之十四年。若是年晋静公立，则桓公（即孝公。）实得三十二年，而静公（即悼公。）有九年。晋取泫武、濩泽，乃悼公六年事。或史公所记，“齐威王元年晋静公俱酒立”一语并不误，而特误其年世。惟无他证，姑存以备一说也。
　　
　　附桓公以下晋事
　　
　　桓公十四（《史表》作孝公）赵敬候十一韩哀侯元魏武侯二十一韩灭郑（《索隐》引《纪年》）按是年实韩灭郑之岁，而史公误以为三家灭晋，见《史表》及魏、赵、韩三《世家》。
　　桓公十五赵敬候十二韩哀侯二魏武侯二十二晋桓公邑哀侯于郑（《索隐》引《纪年》）
　　桓公二十赵成侯五韩共侯五梁惠王元赵、韩迁桓公于屯留（《索隐》引《纪年》）韩与赵以长子（《赵世家》）
　　桓公三十一悼公？（《史》作静公）赵成侯十六韩昭侯十四梁惠王十二赵与韩分晋，迁晋君端氏（《赵世家》）韩取屯留、长子、涅（《水经注》引《纪年》）按是年晋为桓公抑悼公，无考。若仍是桓公，则为桓公之三十一年也。
　　桓公悼公？赵成侯二十三韩昭侯十一梁惠王十九晋取玄武、濩泽（《水经注》引《纪年》）按是年晋君何人尚无考，或是悼公，而又疑其是悼公之六年，语详前。
　　悼公赵肃侯元韩昭侯十四梁惠王二十二赵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赵世家》）韩姬弑其君悼公（《韩世家》）按悼公为晋最后一君，被弑于韩，惟未详其立年，或此乃悼公九年也。晋至是始灭
　　
　　又按崔述《考古续说·赵韩魏之候》一条，亦论三家分晋事云：‘按《晋世家》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赵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即晋静公二年事也。而成侯十六年，又云与韩、魏分晋。夫既于敬侯之世灭晋而分之，成侯之世何又分焉？此文必有一误。（按如余上所考定，则崔氏此论不足信。）《竹书纪年》云：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于屯留，考其时乃成侯五年，魏武候卒之岁。（按《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桓公十五年卒，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以后无晋事。”崔据此为说。惟时为魏武侯卒后一岁，崔云武侯卒岁，盖亦误。）是时魏罃方与公子缓争国，故韩、赵得乘间而分晋耳。盖晋六卿中韩、赵为睦，《春秋传》载之详矣。而魏文侯尊贤重义，号为令主。其子武侯，亦尚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乱，魏文侯以兵诛之，而立烈公止。攻周之役，分周之举，皆韩、赵连兵，而魏独不与。窃疑晋室既衰，魏独忠于公室。是以文侯、武侯既卒，韩、赵无所顾忌，然后敢迁晋君而分周室。揆其时势，似《纪年》所载为近情理。然则晋当为桓公，不当为静公。分晋者当为赵成侯、韩共侯，不当有魏武侯。其事当在周烈王之六年（即赵成侯五年。）不当在周安王之二十六年（即赵敬侯十一年。）矣。《史记》旁采他书，传闻不一，是以前后往往自相矛盾，似未可以《史记》一篇之文，遂据为信史也。”今按崔氏据《纪年》纠《史记》，其说尚颇疏。然谓分晋无魏，则自有见。然谓晋室既衰，魏独忠于公室，而不悟魏文称候，亦独视韩、赵为先。大概其时三晋惟魏最强，故既自称侯，犹虚戴晋君以抑韩、赵。并亦常三晋相联以应外敌，而魏为三晋之领袖。武候卒，惠成王幼弱，韩、赵遂迁晋君，又谋两分魏政，而后三晋之势遂不可复合矣。（晋四卿，知氏外赵最强。知氏围赵晋阳三年，而韩、魏乘其敝，故知氏亡而赵亦病。魏文侯又贤主，故得独强先称侯。）
　　
　　又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论晋幽公见弑事云：“幽公见弑，必有使之者。虽三强并立，不能定为谁氏。然观《史记·晋世家》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则《年表》书魏诛晋幽公，盖实录，非脱字也。其曰淫妇人，出邑中者，欲加之罪也。盗者谁，晋大夫秦嬴也。使之者谁，魏文侯也。但以兵诛晋乱，未闻杀秦嬴以正国法，此与赵盾之曲护赵穿，如合一辙。其能免弑逆之恶哉？盖诛乱者即首乱之人也。《索隐》引《纪年》作夫人，非是。”今按秦嬴自是夫人之名。幽公淫妇人，共见弑在高寝之上，则秦嬴为夫人益信。国君见弑而国乱，魏文侯诛定其乱，而立烈公。秦嬴乃君夫人，秦乃大国，魏文何得诛及秦嬴哉？《年表》或有脱误。然《纪年》魏史，其记魏事不能无所饰，或《史记》所载，诚如陈氏之揣，本与《纪年》不同。而陈氏强引秦嬴为盗名而疑《索隐》，则失之也。
　　
　　三七、魏文侯为魏桓子之子非孙其元年
　　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非周威烈王二年辨
　　
　　《史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孙曰文侯都。”《索隐：“《系本》桓子生文侯斯。”《集解》：“徐广曰：《世本》云：斯也。”是《史记》误斯为都，误子为孙也。考《年表》，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灭知伯，在周定王十六年，下去魏文侯元二十九年，其间不著桓子之子名字，及始立年岁。盖桓子之子即文侯斯，《史记》误移文侯之年于后，疑其相差过远，因谓文侯乃桓子孙，然竟亦不能确指其子为何名也。余考文侯元年，实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去桓子灭知伯祗七年，明其为父子矣。（高诱注《中山策》，亦误以文侯为桓子孙。又《韩诗外传七》“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去而北游，谓简主曰”云云，文侯立在智伯灭后七年，赵灭知伯系襄子，此称简子必误。简子死在鲁哀二十年前，下距魏文侯立近三十年。又语与阳虎同，李氏《尚史》亦辨之。）知文侯元在周定王二十三年者？《年表》文侯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而《索隐》引《纪年》，文侯乃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两世相差凡二十二年。依《纪年》则文侯元在贞定王二十三年也。《史记》于周贞定王以下，记载阔略，世次多舛。顾亭林所谓“自《左传》之终，至周显王之三十五年，前后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也。”（见《日知录》卷十三。即如《年表》，于威烈王二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同年称元，考之上一年，惟赵书襄子卒，而魏、韩两家均阙。盖《年表》于此段最疏，三晋尤甚。惟赵襄较有依据，而韩最阔佚。韩、魏《表》首书献子、宣子，其时献子死已三十三年，宣子死且三十八年，其疏谬至此。）余本《索隐》所引《纪年》，合之当时情事，参伍钩稽，而知《纪年》之可信，《史记》之多疏。为之逐条纠正，凡得数十事，虽史实不详，而年世差明矣。
　　
　　又按《晋世家·索隐》引《纪年》：“出公二十二年，赵、韩、魏共杀智伯，尽并其地。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据《索隐》他处引《纪年》推算，知文侯初立去智伯见杀七年，是敬公之六年也。六字与十八字相似，又涉下正文“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句而误。《索隐》原本当系六字，否则不应自为乖错十二年之多。今本《伪纪年》误据《索隐》误字，谓魏文立在晋敬十八年，故以考王七年为魏文元年，较《史表》移前十年，而魏文卒年，仍据《史表》，在安王十五年，则前后凡得四十八年，然又据《索隐》，谓魏文在位五十年，疏谬之迹，昭昭甚著。后人犹多信者，则以考年论世之学，久不为学人所重也。
　　
　　三八、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考
　　
　　《史记·孔子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洪迈《容斋续笔》云：“按《史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今按魏文初立，实周定王二十三年，去孔子之卒三十三年。子夏年六十三也。（孔子卒，子夏年二十九。）为文侯师，自是后人追述之语，何必定计魏文始侯以往哉？《年表》载文侯受经子夏，过段干木之闾常式，在十八年，此亦有故。《世家》先一年（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云云。《韩诗外传》亦载其事而稍异。盖为先秦旧说，二子各采所闻也。史公于前一年书田子方事，因于下一年载子夏、段干木，亦连类而及，非谓必于是年文侯始受经式闾也。《志疑》云：“受经式闾之事，《世家》书于二十五年，《年表》在十八年，不同。盖元不可以年定。”其说是矣。顾谓《世家》书于二十五年，则亦误读《史记》，（《志疑》又谓《世家》载卜相事于二十五年，亦同误。）不可不辨。《史记》于魏文侯元年以下，分年纪事，至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罃句而止，以下文侯受子夏经艺云云一长节，乃总叙文侯早年尊贤礼士得誉诸侯之事，非谓其事统在二十五年也。此下自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以下至三十八年文侯卒，又为逐年纪事之文。此本甚为明白，而不惮详辨者，缘昔人读书，于此等处每易误。如《孔子世家》叙适周见老子，本不定在何年，而郦道元《注水经》，指为孔子十七年适周，实由误读《史》文，见其前为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云云也。而史公此文，亦由误读《左传》，乃以为孔子年十七而孟釐子卒焉。余意文侯贤者，其初即位，子夏年已六十二。方孔子之未死，子夏固已显名，至是则岿然大师矣。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余又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寿考及此，固可有之。
　　
　　三九、子夏居西河在东方河济之间不在西土龙门汾州辨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隐》：“西河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是也。”《正义》则云：“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括地志》云：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注《水经》云：共山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顶上平地十许顷。《随国集记》云：此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见在。”《困学纪闻》、《郡国利病书》、《方舆纪要》、孙星衍《校水经注》均从《正义》说。陈玉澍《卜子年谱》辨之云：“子夏西河，战国时属魏，不属赵。谒泉山今属文水县，赵大陵地也。《史记·赵世家》，肃侯十六年，武灵王十六年，皆游大陵。《正义》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三里。《文献通考》文水有大陵城。《一统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县东北二十五里。文水县既不属魏，则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谒泉山，不属魏国何疑。谒泉山北属文水，南属汾州府，汾阳县。汾阳亦赵地。《文献通考》《舆地广记》《寰宇记》皆谓汾州春秋时晋地，六国时属赵，是也。谒泉山既与魏无涉，即与子夏之西河无涉。故《困学纪闻》阎《注》、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皆辨之。”至《索隐》之说，盖本郑注《檀弓》，谓“西河自龙门至华阴之地。”又《水经·河水注》：“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蹟，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堂也。河水又南迳汾阴县西，又南迳郃阳城东。”故《禹贡锥指》谓：”子夏石室在今郃阳县界。郃阳县北为韩城县，《寰宇记》谓子夏石室在韩城者，即《水经注》所言崌谷之石室也。”然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夏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何以子夏独僻居郃阳、韩城，黄河之西，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则韩城、郃阳之石室，犹之谒泉之石室，谓子夏居之者，胥出后人附会，不足信也。
　　
　　考《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索隐》曰：“此西河在卫地，非魏之西河也。”《集解》引王肃曰：“公叔氏欲以蒲适他国，而男子欲死之，不乐适他。妇人恐惧，欲保西河，无战意。本与公叔同畔者，不过四五人。”据是言之，西河即指匡、蒲迤北之大河而言。渡河乃走晋境，妇人恐惧，无战守意，欲逃西河，就强援天险自保也。《竹书纪年》：“王放季子武观于西河，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战国策》：“齐伐魏，取观津”，高注：“故观邑临河津，故曰观津。”《汉书·地理志》东郡有畔观县，应劭曰：“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是观在东郡而据西河以叛，西河亦应近东郡矣。今考春秋卫蒲邑，在今河北长垣县境。东郡之观，则今山东观城县境。南北相距不二百里。大河故渎，流经其西。其在当时，殆必有西河之称。（《管子·小匡》：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拊，乘浮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束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处，而秦戎始从，语又见《齐语》，《管子注》：西河谓龙门之西河，此误。韦昭曰：西河白狄之西，亦未是。盖此西河亦指在大行以东者言也。）《隋图经》：“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赵、魏多儒，在齐、鲁、邹之西，故呼西河。”《太平寰宇记》亦谓：“相州安阳有西河。”胡渭《禹贡锥指》引“宋李垂上《导河形势书》，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阳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郎郦元所谓宿胥故渎也。《濬旧志》，故渎在县西十里，亦曰西河。”《孟子》：“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河西即西河也。《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而《吕氏·音初篇》云：“殷整甲徙宅西河。”则子夏居西河，不在西土，而在东方相州之安阳，可见矣。郦氏《水经注》不能辨，乃以龙门说之。赵东潜肚句《寰宇记》《隋图经》驳斥，可为卓识也。（《说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造疑遇字形误。《韩非·外储说右下》述此事云：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云云，此西河在齐、魏间一证也。《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子夏西河，燕赵之间”，下语似未的，然亦指东方之西河则一。）
　　
　　又按《艺文类聚》六十四，《文选》左太冲《招隐诗注》，并引《尚书大传》：“子夏对夫子云，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此又子夏退老在东方不在西土之证。《檀弓》：“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弔之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谓退老于西河之上，即犹谓穷居河济之间也。谓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亦决非龙门华阴之西河矣。龙门华阴僻在西土，文教之所不及，儒泽之所未被，无所谓疑汝于夫子。且若子夏辟居郃阳、韩城，老而丧子，曾子亦复老矣，岂渠不远千里而赴弔？若谓退老龙门，又归于鲁而丧子，（陈玉澍说如此。）则又不得谓之退老。且子夏温人也，其退老，何不于故乡文物之邦，而远至郃阳韩城，荒陬水澨，又复筑石室而居，此岂退老之所堪？（参读《考辨》第二九。）凡此皆甚不通之说。故知谓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河滨石窟之间者，皆后世之妄说也。
　　
　　《史记·魏世家》：“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夫称东得，则又子夏退居，不在西土韩城、郃阳之一证矣。且魏文居邺，魏武居魏县，亦与子夏居河济之间者为近，而与西土龙门之河为远。《圣门志》：“子夏墓在山东兖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堌都”，则子夏之终，亦在东方也。据此诸端言之，子厦居西河教授，决不在龙门华阴之间，而实在东土。当在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王制》云：“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盖《王制》之所谓东河，殆即《檀弓》所称子夏退居教授之西河。《隋图经》之说，决非偶然。陈玉澍乃以此说古今引者绝少，遂谓殆无足辨，可谓不知别择矣。
　　
　　四十、魏文侯礼贤考
　　
　　魏文以大夫僭国，礼贤下士，以收人望，邀誉于诸侯，游士依以发迹，实开战国养士之风。于先秦学术兴衰，关系綦重。（《韩非·外储左上》：“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襄主使为中大夫，中牟之人，弃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事又见《吕览》。则襄子下士，犹在魏文之先。惜载籍阔略，无可详徵。《史记·赵世家》又载赵烈侯时，相国公仲连进贤士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则在魏文晚世。）兹略叙梗概，以徵世变。
　　
　　子夏
　　
　　田子方
　　
　　名无择。（见《庄子·田子方篇》。）学于子贡。（见《吕氏春秋·当染篇》。）魏文侯友之。（见《吕氏·举难》《察贤》，又《说苑·尊贤篇》。《史记·魏世家》则谓“文侯师田子方”。要之子方在文侯朝，甚见敬礼。其名辈在子夏、段干木间也。）尝使齐。（《说苑·奉使篇》，有舍人毋择，为魏文侯献鹄于齐侯，疑即子方。）魏文灭中山，子方尚在。（《世家》云：“太子击遇田子方，引车避，下谒。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其事信否无可必。然战国传说，凡言士阶级之高自位置，以气节跨君卿贵族之上，大概托始于田子方、子思之伦。则亦约略可以推见当时士焰方张，学者得势，已非往昔孔墨初兴之比矣。又史载子击谒田子方在击守中山后。击守中山年始十七，（详《考辨》第四六）则魏文之四十一年也。（详《考辨》第五四））
　　
　　其年世辈行，当与孔伋、曾申相随。若以魏文灭中山，子方年七十计，则生当周元王之元，与墨子略同时。子贡时年四十六。若子贡七十而卒，子方年二十六，固得师事矣。（又按《庄子·田子方篇》，载子方自称师东郭苑顺子。《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尚书大传·略说》作东郭子思，《说杂言篇》作东郭子惠。又《墨子·非儒》有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见田常。马叙伦《庄子义证》谓“检《风俗通·姓氏篇》东郭氏东郭牙，齐大夫。《左》哀十一年传，齐有东郭书。则齐有东郭氏，《尚书大传》《说苑》作东郭者是。惠顺脂真对转，《诗·终》温且惠传，惠于宗公笺，《晋语》若惠于父母注，皆训惠为顺。是东郭惠子即东郭顺子。以《吕氏》田子方学于子贡推之，东郭顺子盖子贡弟子，田子方为子贡再传矣。”今按马说亦可通。然据《荀》《墨》二书，未见东郭顺子固为子贡之弟子也。且齐亦自有东郭、南郭二氏，田子方师东郭子顺，亦无害其师子贡。则仍依旧说为得。）
　　
　　段干木
　　
　　姓段干。（焦氏《孟子正义》，谓：“《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参读《考辨》第七二）《集解》曰：此云封于段干，段干应于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盖因邑为姓。《风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见《吕氏·尊贤篇》。）魏文侯欲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见《孟子》。）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式。（见《吕氏·期贤篇》。）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见《魏世家》。《期贤篇》亦曰：“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余谓文侯所礼，不止一木。不应仅言段干贤。（又按秦、魏交兵，据《秦本纪》最先在秦灵公六年，其时已当魏文侯二十八年。其前秦、魏势力尚未相触。司马唐之谏，应犹在后。或者子夏之伦已先卒欤。））白圭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见《吕氏·举难篇》。）盖段干年序当较子方稍后，与李克同事子夏，而或者视克为长也。（《高士传》：“段干木少贫贱，心志不遂，乃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于魏，皆为将，惟段干木守道不仕。”此记干木世次最得。）
　　
　　魏成子
　　
　　文侯弟，名成。（《集解》“徐广曰：《说苑》作季成子。”《人表》误分公季成、魏成子为二人。）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文侯以为相。（见《魏世家》。魏文卜相事，又见于《韩诗外传》《说苑》，语均略同。惟《外传》谓“魏成子食禄日千钟。”则妄说也。《史记》载孔子在鲁、卫，禄粟六万，《索隐》云：“六万石，似太多，当是六万斗。”今魏成子禄千钟，至齐宣王时，陈戴禄万钟，皆以年计。遞后则仕禄遞高。此虽未必尽信，亦足觇世变之一斑矣。又孔子以游仕至卫，故卫人致俸粟。今陈成子亲文侯弟，亦称食禄千钟，疑是无封土。盖晋已无公族，行县制，三家继之，乃不复有分封也。封建之制，至此大坏，是亦一证。又魏文一朝大臣，惟成子乃亲族，此亦贵族世卿制至此已不行之一证也。《新序·杂事四》有“公季成论田子方，文侯曰：非成之所议也。公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与《世家》文不合，恐无据。）
　　
　　又按《韩非·五蠹》：“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千仞之山，跛牂易牧。”《李斯传》亦言之。《集解》“许慎曰：楼季魏文侯之弟。《王孙子》曰：楼季之兄也。”今按：楼季之兄也句疑有脱误。枚乘《七发》：秦缺、楼季为之右。李善《注》：季，魏文侯弟；右，车右也。《韩非·难一》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旧注楼缓、翟璜也。《史记·始皇本纪·索隐》亦以楼缓为魏文侯弟，似误。梁氏《人表考》据许说以楼季、魏成子为一人，则是也。
　　
　　翟璜
　　
　　名触。（见《说苑》。）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皆其所进。（见《魏世家》。）又论任座之忠。（见《吕氏·自知篇》。《新序·杂事第一》作翟黄对而任座论其忠，未知孰是。又按《吕氏·下贤篇》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文侯明君，璜亦贤者，岂有如此语？特后人袭贫贱骄人之意而虚造此说耳。又《韩非子·内储说下》“翟璜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构之，以自重。”此乃以后纵横之士所为，魏文明主，翟璜贤臣，又在早世，风气尚淳，乌得有此？亦妄说也。（沈钦韩《汉书疏证》对此两条均有辨。）又《淮南·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以示翟煎。”《御览》六百二十四引作翟璜。余考惠施至魏，在惠王二十七八年后，翟璜不能至是犹存，《御览》误也。）
　　
　　翟角
　　
　　主谋伐中山，亦翟璜所荐。《韩非·外储说左下》“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移车异路而避之，则徒翟璜也。方问曰：子奚乘此车也？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荐翟角而谋得。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赐此车。”又为将，败齐于龙泽，入长城。（《水经·瓠子水注》“晋烈公十一年，田布围廪邱，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邱，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师败逋。”又《水经·汶水注》“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翟员盖即翟角字误。时当魏文侯四十一，四十二两年。盖角之为将，当李克已老，乐羊不用之后。雷氏《义证》误以翟角为地名，谓是廪邱之近邑，其说大谬。）其人与任座同为《世家·卜相篇》所未及。
　　
　　吴起
　　
　　卫人，或曰卫左氏中人也。（见《韩非·外储说右上》。）先仕鲁。（详《考辨》第五十。）闻魏文侯贤，遂来仕魏，为西河守，（见《吕氏·观表》。）令民偾表立信。（见《吕氏·慎小》，《韩非·内储说上》谓徙车辕赤菽，与商鞅徙木事略类，而吴起事在前。今不知孰实孰虚，或两实，或兼虚，而今人则徒知商君徙木事矣。）《汉·艺文志》有《吴起》四十篇。
　　
　　李克
　　
　　子夏弟子，（见《汉·艺文志》班固注。释文云：“子夏传《诗》于曾申，申传魏人李克”，传《诗》事未必信。李克与子夏同时，以班氏说为是。）为中山守。（见《魏世家》。《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中山为魏别封，而克为之相，相即守也。此即汉制王国有相之先例。）《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又有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见《汉书·食货志》。）盖即李克也。《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皆云：“李克务尽地力”，而《孟荀列传》及《汉书·食货志》作李悝。《索隐》《志疑》辨《史》之误，崔适《史记探源》则谓：“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非误也。”余按：如颜雠由之为颜浊邹，申棖之为申党，古多有其例。《汉志》有《李子》三十二篇，而别出《李克》七篇者，如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家复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之类。分部别出，一篇中亦屡见其例，（兵家中又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未足即为二人之证。或至班氏始误分为`二人也。《人表》李悝在三等，李克在四等，此如公季成、魏成子亦为二人。司马迁已不能辨老聃、太史儋、老莱子，宜班固不能知李悝、李克矣。且魏文时贤臣，已尽见于《卜相》一文。苟别有李悝，何独不见称引？（《御览》七四五引《韩子》：“李悝为魏文侯北地之守，欲民之善射，乃令民有狐疑，射杓中者胜，不中者不胜，民皆习射，与秦战，大败之。”《年表》：“秦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林春溥《战国编年》以悝此事系之。教射胜秦，因传兵书，是亦悝、克一人之证也。）《汉志·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相文侯，富国强兵。”（班氏于李克亦云：“相魏文侯”，《淮南·泰族训》：“田子方、段干木轻爵禄而重其身，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爱，此异行而归于善。”是亦谓克曾相魏。）《淮南·道应训》：“魏武侯问于李克。”高《注》：“李克，武侯之相”，则克殆继相两君者耶？《晋书·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撰此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纲经》一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本于桓谭。桓氏当西汉晚世，博学与扬子云、刘子骏并驱，必有所见。惜史公未载，遂不为后人注意也。（又按《韩诗外传》二，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过听杀人，自拘请死。文侯止之，李离不听，卒服剑而死。窃疑此晋文侯乃魏文侯，李离即李悝也。其果服剑而死，不及相魏武与否，则莫可参稽耳。要之李克为法家祖，此亦一旁证也。又按商君生，已值李克晚世，或先卒，商君不及见，盖闻声私淑。）
　　
　　西门豹
　　
　　为邺令，（见《魏世家》及《魏策》。）引漳水以溉邺。（见《史记·河渠书》。《志疑》云：“引水溉邺，《汉书·沟洫志》据《吕氏春秋·乐成篇》，以为史起，有史起讥豹不知漳水溉邺语，《续滑稽传》谓豹引河水溉邺。然考《后汉书·安帝纪》，初元二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水经·浊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邺，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溉邺田。《吕氏》恐不足据。左氏《邺都赋》所谓西门溉其前，史起溉其后也。”今考《御览》六二八引《淮南》，西门豹治邺，亦翟璜所任。又八四二引《吕氏春秋》，吴起为邺令，民歌之曰：“终古斥卤生稻粱”，今《吕氏·乐成篇》，《汉书·沟洫志》，皆云歌史起，《御览》误。）凿十二渠。（见《史记·滑稽传》禇少孙补。余意李悝尽地力，西门豹兴水利，同为东方田制一大兴革。井田随封建为存废，理亦然也。《周官》以井田与沟洫并说，似亦误。（槽读《考辨》第七三））《韩非·难言篇》称其“不闘而死人手”，则豹乃不得其死者。
　　
　　乐羊
　　
　　为将伐中山。（见《魏世家》《魏策》，及《吕氏·乐成篇》。又按邹阳上书云：“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张晏曰：“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君欲杀之，亡入魏，文侯厚遇，还拔中山。”余考白圭不及仕文侯，（详《考辨》第八二）邹阳殆由乐羊误记，而张氏亦误承邹阳之说也。然则乐羊本中山将，亡而走魏，其子尚在中山。中山人乃烹而杀之。又邹阳云：“中山人恶之魏文侯”，盖乐羊叛其故国，又亲啜其子之羹，其为人之忍，不徒中山人恶之，魏人亦多疑之。故中山亡而文侯示乐羊以谤书两箧也。文侯之用乐羊，亦特以就其一时之功，其后乃不见任使。）
　　
　　屈侯鲋
　　
　　为太子傅。（见《魏世家》，《说苑》。）
　　
　　赵苍唐
　　
　　为太子傅。（见《魏世家》。《韩诗外传》作赵苍，《说苑》作屈侯鲋，而二人均见于《魏世家》。史公仅亦捃摭杂说，未定其为一人或二人也。兹姑仍之。）
　　
　　余又考魏文时贤臣，尽见于《世家·卜相》一文。（又见《韩诗外传》，《说苑》。）其略曰：“文侯卜相于李克，曰：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璜之家。璜曰：闻君召先生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作色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负于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君，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卜相之文如此，而此文实吴起之徒润饰为之，非当时信史也。知者，《史记》《韩诗外传》列序诸臣，如西门豹、乐羊、李克、屈侯鲋之属，皆名，独西河守不名。西河守即吴起，明是起徒所为矣。（《说苑》云：“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计事内史，触所任也。”计事内史无考，《史记》《外传》皆无之。刘氏博采，非原文矣。）且叙述诸臣，吴起居首，亦见推尊之私。否则自乐羊攻中山，李克守之，屈侯鲋为傅，皆依事序。起之守西河，乃在得中山后，何独先列于前？若论辈行，起实晚进。此中痕迹宛然，其出起徒所为无疑。起先学于曾子，习儒者之业。又仕魏文侯，为崇儒之主。虑其好文学，多称述，如今传西河之对，文采斐然。昔人疑《左传》成于起手，此亦足为助证也。（《说苑》又有田子方渡西河，与翟璜论贤一节，此全袭《卜相》文，而稍易其面目，不足据。）
　　
　　且《卜相》一文，其非当时信史，尤有可论者。《史表》载此事于文侯二十年。余按《纪年》文侯纪元，当移前二十三年，而用吴起，灭中山，均在晚世。伐中山，在赵烈候元年，魏文侯之三十九年也。三年而灭之，则四十一年矣。（详《考辨》第五十四）卜相之事，应又在后。魏成子，贤臣也，又亲文侯之弟，岂至四十一年后而始相？且翟璜、李克均相文侯，应犹在魏成子后。岂有文侯于晚节十年之间，三易其相，而皆贤者。而以前四十年，谁何人为相，顾漠无一闻于后耶？余意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在文侯早年，（三人中段干木又稍后。）而魏成子进之。魏成子之为相应在前。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皆在文侯中晚，而翟璜进之。翟璜之为相，应在后。似无同时卜相二人之事。至吴起守西河显名，子夏之伦或已谢世。魏文一朝贤者，先后辈行，必有不及同事其主者矣。若卜相文中语，花团锦簇，显出后人润饰，非信史也。然《年表》卜相李克、翟璜事，在魏文二十年者，亦自有故。窃谓魏文以十七年伐中山，三年而克，乃十九年。乐羊为将，吴起助之。起为西河守，宜在二十年后。李克守中山，屈侯鲋傅太子，皆其时。虑西门豹之守邺，或稍在前。（《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时当魏文侯三十年。魏俗为河伯娶妇，其风未知视秦孰先后，然窃疑其时西门豹或尚未治邺，秦、魏两国媚河之俗，盖一时东西并盛。豹之治邺，革邺俗，自应在魏文三十年后也。）然亦大略同时。灭中山后一年，翟璜与韩、赵两君联师伐齐，则翟璜在当时，盖为魏相，故谓诸贤尽其拔用。而魏成子之相，则自在前。至李克为相，则犹在后，此均约略可推者。今于诸人年世，既未能一一详定，因为综述于此，以见一时之风会。而先后之间，粗为论别，为考史者要览焉。
　　
　　魏文礼贤，其可考见者，略如上述。其间有二端，深足以见世局之变者，一为礼之变，一为法之兴。何言乎礼之变？当孔子时，力倡正名复礼之说，为鲁司寇，主堕三都，陈成子弑君，沐浴而请讨之。今魏文以大夫僭国，子夏既亲受业于孔子，田子方、段干木亦孔门再传弟子，曾不能有所矫挽，徒以逾垣不礼，受贵族之尊养，遂开君卿养士之风。人君以尊贤下士为贵，贫士以立节不屈为高。自古贵族间互相维系之礼，一变而为贵族平民相对抗之礼，此世变之一端也。何言乎法之兴？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晋铸刑鼎，孔子非之。然正诛邓析而用其《竹刑》，刑法之用既益亟。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刘向《别录》云：“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奠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得此中之消息矣。《国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本地，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明董说《七国考》谓：“此是李悝以前魏国相仍之法。”亦足为刘说证佐也。）要以言之，则由于贵族阶级之颓废，而平民阶级之崛兴。
　　
　　四一、公输般自鲁游楚考
　　
　　《墨子·鲁问篇》：“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亟败楚人。公输般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亟败越人。”据此，则越自灭吴，与楚接壤，沿江舟战，已非一日。初屡越利，逮公输至楚，而楚乃得胜算也。公输与楚惠王同时。孙氏《闲诂》谓：“《史记·楚世家》惠王时无与越战事，盖《史》失之。”今考：《楚世家》云：“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此即惠王时与越战事，岂得谓《史》失之？江淮北者，《正义》谓：“广陵县徐、泗等州也。”则楚之东侵，遵江沿淮，皆不能无水战。然则公输之游楚，宜在惠王四十四年前矣。（《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此与《楚世家》所载绝异，一谓越以淮上地与楚，一谓楚东侵广地至泗上，一在句践时，一在句践卒后二十年。《志疑》引顾氏《大事表》，力辨句践弃地之不可信。然以系之《楚世家》东侵广地之下，而曰《越世家》亦云以淮上地与楚云云，两事并为一谈，实为疏失。盖其误始裴氏《集解》，而顾氏、梁氏不能辨也。参读《考辨》第三十五。）
　　
　　汪中《墨子序》云：“《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按康子于哀三年始见传。）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今假定公输生于鲁哀元年，康子母死，公输年当二十许。（《檀弓》“康子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郑注：“般，若之族。”刘端临《经传小记》云：“若疑般之子。”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从之，曰：“郑公子班字子如。《广雅》：如，均也。《孟子》：若是班乎？赵注，班，齐等之貌。是班亦均也。公输般即《孟子·离娄篇·注》所谓鲁班也。《汉书·扬雄传》：般倕弃其剞劂兮，颜注般读与班同。公输般字若，与公子班字子如同义，若犹如也。”今按《檀弓》既云公输若方小，则其时般年决不在二十五以上。）至楚惠王四十四年，公输年当五十，至迟不逾六十也。楚既得志江淮之北，般以有功见用，遂献攻城之器而图宋，则为惠王四十五年以后事矣。
　　
　　四二、墨子止楚攻宋考
　　
　　墨子止楚攻宋，本书不云在何时。鲍彪《国策注》谓当宋景公时。《闲诂》讥其疏谬。余考攻宋之谋，自公输之制云梯。而公输来楚，在惠王四十四年前，其献云梯，则在四十四年东侵得志之后。何者？楚既广地至泗上，遂北向而窥宋，此自地理言之而可信也。且证之《墨子》书。《公输篇》云：“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毕云：“《吕氏春秋·爱类篇》云，自鲁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则墨子来楚，与公输初相见，正楚方图宋之时也。又《鲁问篇》：“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此公输与墨子事后之谈。公输既不欲宋，必不复思侵越，此制构强在制云梯之先也。又“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沟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此尤公输制钩强，早在遇墨子之先，故闻墨子论议而以此为询也。本此三文，公输制云梯图宋在制钩强破越之后，又断然矣。故余定楚谋攻宋在惠王四十五年后也。
　　
　　又考《公输篇》：“墨子赴楚，使禽子诸弟子三百人守宋。”禽子即禽滑釐。《备梯篇》：“禽滑釐事墨子，三年而后问守道。”孙氏《墨子传略》谓：“墨子止楚攻宋，年未及三十，正当壮岁”，则禽子年又当更轻于墨子，而已为诸弟子长。墨子以早岁即学成行尊，致弟子三百人。又师弟子皆年少，预人国事，疑未然也。余定墨子止楚攻宋时，年不过四十，否则亦不能“百舍重茧”，（语见《宋策》。）“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吕氏春秋》。）禽子年三十左右，循是推其生卒年寿，亦无不合。又魏文侯元年，当楚惠王四十三年，（《考辨》第三七。）时子夏年六十二，曾子年六十，子贡若尚在，年七十五，子思年三十四五以上，略当墨子。墨子与曾西、颛孙、子莫、田无择相比伍，而或稍前。而已与其前辈子夏、曾子抗颜，为并世大师。禽子年未及三十，为弟子领袖。当时儒墨情势，约略如是。
　　
　　又按：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乐养贤人。墨子辞，曰：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孙诒让《墨子闲诂》谓：“余书乃本《墨子·贵义篇》，而今《贵义篇》文则已多脱佚。其云五十年，亦疑本《墨子》旧注。”余谓墨子止楚攻宋，与其献书惠王，盖一时事。初本为止楚攻宋而来，楚既听其说，乃献书期大用。既不得意，乃遂归鲁。其事至晚不逾惠王五十年，则差可定也。
　　
　　又按：《楚曾侯钟》文：“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阳，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积古斋·钟鼎款识》曰：“能通熊。《左传》楚昭王于鲁定公六年迁鄀。《汉志》若属南郡，《注》云：楚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师古曰：《春秋传》作鄀，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阳，当即自鄀还郢之时。西阳《汉志》属江夏郡，去鄀甚近。”林春溥《战国纪年》据此，定楚还迁郢，在惠王之五十六年。今按：昭王自郢迁鄀，其后并无还郢事，《汉志》误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七。）《史记·楚世家》：“惠王以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时方大启疆土，北争中原，决无南迁还郢之理。《汉志》江夏郡西阳，，王先谦《补注》引《清一统志》：“故城在今黄冈县东”，则于鄀不能谓近。自鄀还郢，亦不过此。窃疑《曾侯钟》之西阳，不当以《汉志》西阳为说。《史记·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去郢，北徙都鄀。《正义》引《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东五里，此故都疑指鄢郢言。《水经·沔水注》：沔水过宜城县东，故城鄢郢之旧都，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谓鄢，楚之别都，后楚徙郢于鄀，兼称鄢郢。楚又尝自鄀徙鄢，逾年而复。窃疑楚自昭王迁鄀，此后又徙鄢，遂称鄢郢，绝无重返江陵旧郢之事。而鄀亦不得称鄢郢，高说复误。宜城有西山，楚先王冢墓所在，此西阳殆即指宜城西山之阳而言。或楚都屡徙，而要不出此鄢、鄀、卢、罗之区，则可断言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七）则墨子十日十夜自鲁至郢，亦宜城之郢耳，固未深历江汉奥区，达于江陵之郢也。（《路史》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谓故郢。昭王避吴迁鄀，今宜城，为北郢，即郢州。惠王迁鄢，在宜城。鄢非久都，故惠王没，墨翟重茧趋郢。此谓惠王迁鄢是也。而不知墨子至郢，正即鄢郢，非南郢，则《路史》复误。）又墨子晚年居楚鲁阳，《汉志》在南阳郡。《清一统志》故城今鲁山县治。其地在方城之北，河南之中部。然则墨子居鲁，其足迹亦未远离中原，而至江域也。（墨子时越都瑯琊，则墨子弟子游越，亦未远涉江南。）
　　
　　四三、三晋始侯考
　　
　　《史记·楚世家》：“简王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而《年表》无之。《年表》：“楚声王五年，魏、韩、赵始列为诸侯。”而《世家》无之。考之《魏世家》云：“魏文二十二年，魏、韩、赵列为诸侯。”《赵世家》云：“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韩世家》云：“景侯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周本纪》云：“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韩、魏、赵为诸侯。”《燕世家》云：“釐公立岁，三晋列为诸侯。”皆与《年表》楚声王五年之说合。故后人多信是岁为三晋始侯之岁，而不取简王八年之说。然余考魏文年代，《史表》皆误移在后。楚简王八年，正当魏文侯二十三年。今《史表》误作魏文元年者，《魏世家》云：“魏文以二十二年为侯。”则二十三年，乃称侯后之元年。如《秦本纪》秦惠文王以十三年四月戊午称王，（详细《考辨》第一○○。）而明年更为元年也。今《史记》误以称侯更元之年为魏文元年，遂误遗其前之二十二年。犹如以梁惠王徐州称王更元之年为梁襄王元年，而误遗其后之十六年也。两事本一例，惟后事之误，自和嶠、荀勗以来，往往能言之，而前事则千古未有能道其误者。今即本《史记》为说，以证《史记》致误之由，而后《纪年》与《六国表》之得失，可以为定论。然则楚简王八年，特为魏文称侯之元年，而《史》误以为魏文侯、赵桓子、韩武子始列为诸侯者，犹如徐州之会仅齐、魏相王，而《魏世家》误以为诸侯之相王也。（桓子、武子皆称子，即未称侯之证。）《史》既误以魏文称侯之元为始立之元，误后二十二年，遂以文侯为桓子之孙，又下割武侯十年为魏文之年。凡此皆本《楚世家》一语痕迹，而可推寻为证者。
　　
　　至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晋为侯之说，考之《燕世家索隐》引《纪年》：“智伯灭在燕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此语据《史记》，而《索隐》无文，知《纪年》与《史记》合。）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核计其年，正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则《纪年》与《史记》合。前二十二年，魏已为侯，此又称三晋命邑为诸侯者，犹如魏、齐会徐州相王之后，魏、韩又相王，又有五国相王也。然《韩世家索隐》云：“韩景侯，《纪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则韩犹未称侯，此后三年景子卒，其子列侯乃称侯。此或如赵武灵王时，五国相王，赵在其内，而赵独不称王，此由武灵年少新立，特以沽誉。（参读《考辨》第一○五。）而韩则势最微弱，故称侯亦独迟也。（《韩世家》云：“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措辞亦显有分别。”）
　　
　　《水经注》引《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是年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二年，故赵君亦称子，不称侯。《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是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后八年，故赵烈子已改称烈侯。据此两事，则赵之称侯，始自烈子。献侯于《纪年》称献子。《史记》谓追尊为献侯，其语不足信。（同时魏、韩皆无追尊事。）又《赵世家》：“烈侯九年卒，弟武公立，十三年卒。”梁氏《志疑》云：“武公前为烈侯，后为敬侯，不应武独称公。《大纪》称武侯，是也。”然《索隐》引谯周云：“《系本》及说赵语者，并无武公事。”而《索隐》引《纪年》，烈侯尚有十四年，（见上引。）是烈侯并非九年即卒。《史》载烈侯名籍，烈侯子敬侯名章，独武公无名，知赵实无此君。史公误说，故不得其名。（此例甚多。如魏文侯父无名，（《考辨》第三七）韩文侯无名，（见下节）魏哀王无名，（《考辨》第一一九）细考皆实无其人，而史公误说也。）是盖烈侯亦以称侯后改元，《史》遂误分为两人耳。若然，则烈侯以六年立为侯，应在七年改元，何以《史记》之误又为九年与十三年乎？今按《赵世家》又云：“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此中山武公乃魏文侯灭中山而复封者。（详《考辨》第五十四。）赵献侯十年尚在魏文伐中山之前，此必误。或系赵烈侯之十年，史公不深考，遂误疑是年为赵武公元，又误移中山武公初立于献子之十年也。（此兼采近人杨宽说。）余考魏文侯召太子击，改封少子挚于中山，应在赵烈侯之七年。（《考辨》第四十六。）而此又称烈侯之十年者，乃至是中山始正式复国，列为诸侯，故以是年为中山武公之初立也。
　　
　　又按《赵世家》：“烈侯太子章立，是为敬侯。其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六国表》略同。又云：“是年魏袭邯郸，败焉。”）《魏世家》称：“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败而去。”单称公子朔，朔朝形近，未审孰误。然并不谓其乃前君之子，似较《赵世家》为得实。然则今《赵世家》武公子朝亦因前武公而误。（今《史表》韩景侯、列侯、文侯，赵烈侯、武公、敬侯，两国三世六君，元年皆同，无如此巧合事。）
　　
　　又按《史记·韩世家》：“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隐》云：“《纪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虔。”此景子时，韩未称侯之证。又云：“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隐》云：“《系本》作武侯。”“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隐》云：“《纪年》无文侯，《系本》无列侯。”今考《史记》《世本》《纪年》三家异同，则《史记》失景侯名，故《索隐》引《世本》《纪年》补之。（今《世家》云：“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下虔字疑后人补入，非本文。）《史记》已载列侯名，故《索隐》不复引《世本》《纪年》。《史记》又失文侯名，而《索隐》亦不引《世本》《纪年》以补者，知《世本》《纪年》同无此名也。然则其时韩君实止两人，一名虔，即景子。一名取，则《史记》之所谓列侯与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谓武侯也。战国时一君两谥三谥者颇有之。如韩宣惠王即威侯，（《考辨》第一○二。）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辨》第一三一。）则《史记》之韩列侯、文侯，与《世本》之武侯，实即《纪年》之列侯一人也。今《史表》分作两人者，盖亦由其称侯改元而误。然则今表列侯元年，乃其君即位称元之年。文侯元年，乃其君称侯改元之年。是年正齐田和始立为侯之岁。前一年，田和会诸侯于浊泽，盖韩人亦于此会后与田齐同时称侯也。（又是年赵敬侯初立，内乱，魏、赵不睦，或魏引韩为重，而助之称侯。）然则三晋之侯，魏最先，赵次之，韩又次之。周威烈二十三年，特赵人始侯年。其前二十二年，魏已称侯。其后十六年，韩始称侯。此三晋称侯之始末也。《史记·楚世家》简王八年，乃魏事，声王五年，乃赵事，独韩最微弱，故其称侯不见于他国之载述焉。
　　
　　附韩武子以下《史记》《世本》《纪年》三家异同
　　史记世本纪年
　　景侯景子景子（虔）
　　列侯（取）列侯无
　　文侯无武侯
　　
　　又按：《吕氏春秋·下贤篇》称：“魏文侯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梁曜北云：“《国策》《史记》皆不见文侯胜荆、齐之事，上闻旧本作上卿，讹。《史·汉·范哙传》上闻爵，如湻《注》引此语作上闻。张晏曰：得径上闻也。晋灼曰：名通于天子也。”今按：胜齐长城事，即《水经》引《纪年》翟员帅师伐齐入长城者也。（参读《考辨》第四○，又《考辨》第五六。）自是以往，周室震于魏文之威，赐以上闻之礼，故魏史夸之，于是役也，曰王命。而《史记》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晋命为侯，盖是年当魏文侯四十四年。其前二年，即胜齐长城之岁。赐以上闻，或即命为诸侯矣。校其年，亦合。（又按：魏胜齐长城，当齐宣公卒，康公立。虏齐侯献诸天子之说，恐无据。）
　　
　　四四、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考
　　
　　《史记·邹阳传》云：“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邹阳传》作子冉，误。）考子罕有二人。一在春秋鲁襄公时，《吕氏春秋·召类篇》，称其“相平公、元公、景公，以仁节终其身”者也。其事迹详《左传》。一在战国初年，韩非（《二柄》《外储右下》《说疑》诸篇。）李斯（《上二世书》，见《史记》本传。）韩婴（《诗外传》七。）刘安（《淮南·道应。》刘向（《说苑·君道》。）诸氏书，言其劫君而擅政者也。韩非《内储》，“皇喜与戴驩争权，遂杀宋君而夺其政”，《左传》子罕乐喜字，则此子罕乃皇喜字也。杀者，《孟子》杀三苗于三危，《虞书》作窜。《左》昭元，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杀蔡互通，谓窜逐放之耳。子罕劫君当为昭公。宋前后亦有二昭公。《韩诗外传》六，《贾子·先醒篇》并有昭公出亡反国事，皆指后昭公言。而高诱注《吕览》，谓春秋时子罕杀宋昭公。（见《召类》。）此当由战国时子罕与后昭公同时，擅权逐君，高氏误记，遂谓在春秋时也。（梁玉绳《吕子校补》则谓高注子罕杀昭公为无据。）据此则墨翟当与宋后昭公同时。《史记·孟荀列传》：“墨翟为宋大夫。”鲍彪谓当景公、昭公时。孙诒让则断为正在昭公时。《年表》昭公薨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孙氏《墨子年表》云：“疑昭公实被放弑，墨子之囚，殆其末年事。”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四年，去墨子止楚攻宋已逾二十年。墨子若仕宋，应即在止楚攻宋后。子罕劫君擅权，并不在昭公之晚节，则宋囚墨翟，乌见其必在昭公之末年乎？大体在昭公三十一年以后，则颇可定也。
　　
　　四五、宋昭公末年在周威烈王四年非二十二年辨
　　
　　《宋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年表》作六十六。据《左传》宋景卒在鲁哀二十六年，是四十八年卒也。其明年，为周定王元年，昭公之元当在此年。《年表》书于齐宣公六年，周定王之十九年，误后十八年。昭公在位四十七年，《年表》《世家》并同。则卒年当在威烈王四年。《年表》在威烈二十二年，亦误后十八年。孙氏《墨子年表》昭公已移前至周定王元年，而仍旧于威烈王二十二年书昭公薨，则昭公在位六十五年矣。是又误多十八年也。此属孙《表》疏忽，今依《志疑》驳正。
　　
　　又按：谥法恐惧永处曰悼，如晋悼公、楚悼王，其前一君皆被弑（详《考辨》第三十五。）昭公后为悼公，则此昭公疑实为被弑之君也。《韩非·外储说右》谓：“子罕杀宋君而夺政”，《说疑》云：“子罕弑其君”，则昭公之被弑信矣。又《内储说下》：“皇喜杀宋君而夺其政”，皇喜即子罕。而《韩诗外传》、贾子《新书》皆曰：“宋昭公出亡，革心易行，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则又若昭公非被弑者。就其在位之久，或先被逐，而又得反国，而终见弑，如鲁哀公之见逐于季孙氏，虽反国而终不得其善终也。（详《考辨》第三十五。）韩婴、贾谊皆汉人，恐可信不如韩非书。战国以来，宋以弱小，史料残缺，盖不可得而详定矣。
　　
　　四六、魏文侯二十五年乃子击生非子罃生
　　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
　　
　　阎若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论《纪年》不足信，举两事。一曰：“《纪年》云：惠成王六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孙鞅未相，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迁都以避之？”又曰：“《六国表》《魏世家》并云子罃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后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如《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计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为改元后之年，不一百四岁乎？《纪年》不可信如此。”今按：《纪年》与《史》牴牾，阎氏以《史》说绳《纪年》，宜其不可通也。余考魏灭中山。在文侯四十一年，（详《考辨》第五十四。）其时子击尚年少，故文侯见中山使者赵苍唐，而曰中山君长短若何也。（《韩诗外传》《说苑》。）疑《史》书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罃者，是年实子击生。史公既博采杂说，误谓伐中山在十七年，而子击之生转在其后，显属舛乖，故乃谓子击又生子罃也。其实击生于文侯之二十五年，至四十一年灭中山，击年十七，始守中山。后三年，苍唐为使，则击年二十左右。其少子挚，（《韩诗外传》作訢，此从《说苑》。）当十五六以下，正舔犊爱厚时矣。是年召子击，改封子挚，即中山武公也。（详《考辨》第四三又五四。）据此则武侯年二十六始立，立二十六年，五十二岁而卒。至惠王年岁无可考。惟武侯之卒，犹未立嫡，惠王与公中缓争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则其即位在壮岁可知。此不得谓《纪年》之误。
　　
　　其前一事，细按知亦《史》误。惠王十八年，魏围赵邯郸，齐救赵。孙膑教田忌曰：“救闘者不搏扌戟，形格势禁则自解。今梁、赵相攻，轻锐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衝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魏志·王昶传》，高贵乡公三年三月，王昶增邑迁官诰：“昔孙膑佐赵，直湊大梁。”）则其时魏已都大梁也。若犹在安邑，大梁乃外鄙，何为释其久围必得之赵，而渡河远救乎？《世家》魏徙大梁在三十一年，而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庞涓、太子申去韩还救，涓死申虏。（语均详《孙吴列传》。）此又情势之至显者。使大梁非魏都，何以大将、太子顷国奔救，若此之惶促耶？《通鉴》于此两役，皆云直走魏都，易去大梁字，盖亦已疑《史》说之不可通。而不知《史》言大梁固不误，特误于不知其时大梁之已为魏都耳。又《秦纪》：“孝公十年，（即魏惠十九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年表》《商君传》均载此事，而独不见于《魏世家》。盖安邑魏都，其君在焉，岂得围而便降？而徙都犹在十二年后。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灭去之者。（《通鉴》于周显王十七年书秦大良造伐魏，不书安邑降秦，亦为《魏世家》所惑。）《志疑》觉其不可通，而谓安邑乃固阳字误，（《日知录》亦谓是字误，然不应三处皆误也。）则亦屈为弥缝，而不悟其破绽之不止于此也。又《秦策》：“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此即《齐策·说闵王篇》从十一诸侯以朝天子事。详细《考辨》第八三。）”《通鉴》：“显王二十六年，秦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胡《注》引《括地志》曰：“逢泽在汴州浚仪县东南二十四里。”据此则逢泽近大梁。《秦策》云“退为逢泽之遇”，知其时魏已都大梁。否则渡河而南，远至逢泽，何云退？故知《史记》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说必误，不得据以疑《纪年》也。且其前赵徙邯郸，韩徙郑，亦岂得以见逼而迁为说？又是年与秦战败少梁，公叔见虏，即谓见逼而迁，亦正合情事。阎氏考古精博，而论孟子年岁多疏。以自来治先秦史，多不信《纪年》，阎氏亦未能免也。
　　
　　胡朏明论《纪年》，谓：“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阎若璩则曰：“《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此非当时史官据实书当时之事乎？与《春秋》曷异乎？”今按二氏说皆是也。盖《纪年》于战国事多可信据。春秋以上，容多传闻异说，不可信者。正由战国时事，乃出当时史官据实而书，其前则由杂采他书传说而成故也。（吕东莱《大事记》亦云：“《竹书》盖魏国当时之史，其载前世治乱，虽多讹谬，至于书战国事，必可信。”此论最确。）
　　
　　余既辨《史记·魏世家》梁惠王徙都在三十一年之误，其后得读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则已先辨之，而其论有余所未及者。谓：“惠王之徙都，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安邑迫于中条、太行之险，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车骑便利，易与诸侯争衡。赵之去耿徙中牟，又徙邯郸，志在灭中山以抗齐、燕。韩之去平阳徙阳翟，又徙新郑，志在包汝颍以抑楚、魏。岂皆为避秦哉？《东周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齐王大发师以救之，秦兵罢。齐将求九鼎，颜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晖台、沙海，皆大梁地。（按《元和志》：“沙海在汴州开封县北二里。”）是时为东周惠公。惠公薨于梁惠王十一年，则梁之徙都在前，彰彰明矣。本书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传闻者乃以为沟之岁为迁都之年，而史迁又巧为安邑近秦之说，遂不知《竹书》之为实录矣。”据朱说，魏徙大梁年，自以《纪年》为信。惟《水经·渠水注》《汉书·高帝纪·注》引《纪年》，皆作“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而《史记集解》《孟子疏》引，皆作九年，两说相歧。朱氏据《水经注》编入六年，余则依《索隐》定在九年，此其异。
　　
　　余草《诸子系年》稿粗定，乃博涉诸家考论《纪年》诸书以相参证，最后惟雷氏学淇《纪年义证》未得见。雷氏书亦能辨《纪年》真伪，当与朱氏《存真辑校》同列，非陈氏《集证》以前诸贤之见矣。然余犹得读其《介菴经说》略窥一斑。其论孟子时事，盖亦得失参半。粗具涯略，未尽精密。而论魏徙大梁，则其说犹在朱氏《存真》之前。朱氏之说，雷氏又复先言之。兹再钞录，以见考古之事，虽若茫昧，而烛照所及，苟有真知，无不同明，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者，而亦所以志余之陋也。雷氏之言曰：“魏徙大梁之说，当从《竹书》。魏之迁都，不必定因秦虏太子，地东至河，逼近安邑也。战国时，秦及韩、赵皆尝迁都，岂皆有所逼乎？且《世家》谓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七年，始尽如上郡于秦。是惠王三十一年时，秦地亦未尝东至河也。若云迁都之岁，秦实虏其太子，则《年表》亦有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太子之说，此史迁之所以误此为彼欤？考《竹书》九年迁都后，与赵榆次、阳邑，发逢忌之薮以赐民。韩人来伐，军于晶泽，王与釐侯会于巫沙。十三年，又归郑侵地，釐侯数来朝。二十八年，齐败我马陵。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按惠王十年先已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见《水经·渠水注》。顾栋高云：“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西北七里。”）此实皆九年迁都之证。盖惠因迁都而睦陋惠下，韩疑其逼近相并，故来伐。即《史记》败韩于浍之事也。浍即郐水晶泽，乃韩、梁界上之地，今在尉氏西南。韩即败而就赵，遇于上党，（原注：见《赵世家》。）使为解和，故与釐侯会于巫沙也。马陵之战，《国策》称申为梁太子。《史记》谓齐使田忌将而直走大梁，庞涓闻之，去韩而归。设非九年迁都，此何以云耶？盖子长误以三十一年公子卬之事为虏太子痤，又误以三十一年北郛之役谓即迁都也。”（原注：《索隐》疑迁都当在二十九年师败于秦之后，亦误。迁都在四月，败在十月。）越一年，得见雷氏《义证》写本，其议论与《经说》大同。（雷氏《义证》初无刻本，其家以稿本送北京大学蔡孑民校长，请求传刻，由象山陈汉章教授为之校字。余见其稿于北平读书馆，迻写一通。嗣为排印流传。适值抗战军兴，遂不及有所题识也。）余复节录十数条，散入诸篇，间加商订。又越年，得见其《考订》十四卷，议据略同，而不如《经说义证》之详。（又按：谓《史记》误以北郛之役为徙梁之年，周广业《孟子四考》亦先言之。）
　　
　　余又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亦辨此事，谓：“《史记·魏世家》惠王九年，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螦痤，而《年表》则曰虏我太子，盖误以是年虏公孙痤之事为《世家》三十一年秦虏公子卬之事，因又误以是年徙都大梁之事移于三十一年。”此说亦与雷氏相似，皆主梁于九年迁都也。再观于雷氏睦邻惠下，韩疑逼来伐之说，则迁梁之年，固当以九年为定。（又阅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谓六年之说，与近本在显王四年者同，当从之。然今本或自据《水经注》《汉书》定在六年。今本之去取，不足即为九年、六年说之定谳。）
　　
　　又按《汉书·地理志》魏县，应劭曰：“魏武侯别都。”王先谦《补注》引《续志》：“魏县故城内有武侯台。”元城，应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水经·河水注》：“河水左会浮水故渎，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即是渎也。”据此，魏之去安邑，且不自惠王始。武侯已徙魏县，其公子元食邑元城，亦正与武都密迩。至惠王益徙而南，遂越大河而居梁。赵以中牟易其故都。决不为避秦而徙，益以显矣。（中牟有河南、河北两处。河南中牟近大梁，时盖赵地，故以易之魏也。）
　　
　　又按《水经·浊漳水注》：“邺，本齐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筑五鹿、中牟、邺以卫诸夏也。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然则魏文初年，先曾都邺矣。（西门豹治邺，屡见称述。《魏世家》卜相一文，“西河之守，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于邺称内，正以其为魏都。故《寰宇记》（卷五十五相州下）云“《史记》曰，魏文侯出征，以西门豹守邺”，则为魏都也。而《魏策》“西门豹为邺令，辞乎文侯”云云，《淮南子》“西门豹治邺，文侯身行其县”云云，则似西门豹治邺，魏文已不居邺。则或仍居安邑。要之其时诸侯都邑，迁徙无常，又不一其居，固不得以后世之事相比例。）《汉志》谓魏绛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而徙大梁，其实亦疏说耳。（《秦策》：“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魏桓子、韩康子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则魏至桓子时固尚居安邑。）方氏《通雅》云：“赵自晋献赐赵夙耿，赵襄子居原，简子居晋阳，献侯居中牟，敬侯元年始居邯郸。”屡迁其居，正与魏似。
　　
　　又《浊漳水注》同条引《纪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考之《魏世家》：“武侯卒，子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伐魏，战于浊泽。（雷氏《义证》云：浊泽近安邑。《括地志》所谓浊水原出蒲州解县东北平地者也。）魏氏大败。赵欲立公中缓，割地而退。韩欲两分魏。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索隐》云：“《纪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缓。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水经·沁水注》，《路史·国名纪》皆作葵。《索隐》作蔡，乃字误。司马彪《郡国志》“山阳有鄈城。”京相璠曰：“山阳西北六十里有鄈城。”雷氏《义证》云：“今故址在河南修武县西北界上。”）而惠成王伐赵围浊阳。（《义证》云：“浊阳赵邑，即上党浊漳水北之邑名也。”）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乱，是说此事也。”王氏《竹书辑校》云：“武侯元年，当作惠成王元年，据本文自明。”余考魏武侯立年二十六，公子缓又惠成王弟，诚不能于武侯元年封。王氏辨是也。窃疑惠王元年封缓盖居邺，而惠成王则居安邑。一为文侯、武侯旧都，一则魏绛以来所居。东西分踞，对抗之势已成。故公孙颀谓其挟上党，固半国也。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作难，雷氏《考订》谓是七月之误。惠成王封缓七月而缓与赵谋，结韩伐魏，欲杀罃自立也。惠王封缓本出不获已，非情欲封之。云邺师，正指公仲缓而言。否则《纪年》魏史，不应自称本朝为邺。韩人主两分魏地，虽不能行，而缓之与罃固已东西对峙，俨若两国。公仲缓居邺近赵，赵主立缓，无缘相攻。盖韩以与赵不合而去，魏惠遂得败赵、邺之师。疑《水经注》所引，当作败邺师、邯郸师于平阳。《后汉·郡国志》邺有平阳城。《水经·浊漳水注》：“漳水又迳平阳城北”，即此。《义证》：“平阳故址，在邺城西北二十五里。”是平阳即在邺。赵、邺之联军既败，惠王乃得固其位。《世家》所谓：“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二家谋不和，明指赵、韩而言。赵、韩联军，故先败魏于浊泽及葵。及韩退而赵败，魏以得全，然亦未能并邺。自是魏县邺城终入于赵，魏不得复有之。即《水经·河水注》所谓：“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也。而此后韩与惠王睦，魏乃修宿仇，卒拔邯郸，胥于此种其因。此虽推测之辞，亦差可补逸史之阙文。而邺之曾为魏都，亦可藉作助证矣。（陈氏《集证》亦疑《水经注》此条，而云“原文当作败郑师邯郸师于平阳”，则未是。雷氏《义证》谓“邯郸之师取道于邺而归，邺之守令要而击之”，更属强说。又按《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败邯郸之师于平阳”，足为我说之证。）
　　
　　又按《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隐》引《纪年》：“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朱右曾《纪年存真》云：“洛阳当作洛阴。《史记》文侯攻秦，还筑洛阴是也。故城在陕西同州府大荔县西。安邑故城在山西解州夏县北。王垣故城在山西绛州垣曲县西。（徐文靖《统笺》“洛阳疑当作汾阳”，不如朱说为审。）盖皆边秦兵争之地，故为城之。”此亦足证其时魏都决不在安邑。否则当时史官，亦不如此为记。
　　
　　四七、鲁缪公元乃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
　　
　　《史记·鲁世家》载鲁哀公以下列君年数，与《年表》多异。而曰：“平公立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于秦，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皆据秦事为说，其语或本之《秦记》。余为之考其异同得失，而知《世家》之可信，《年表》之不可依也。惟《世家》于悼公称三十七年，《集解》徐广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楚怀王死年合。”今自秦惠王卒年上推，悼公当得三十一年，乃符。疑《集解》本作三十一年，而今本脱误之。今定悼公元甲戌，三十一年终甲辰。元公元乙巳，二十一年终乙丑。翌年丙寅，为鲁缪公元，则威烈王之十一年也。较今《年表》移前八年。
　　
　　史载子思年六十二，而缪公元年，据孔子卒已七十五年。（即依今《世家》，较《年表》前两年，亦七十三年。）子思生，孔子未死，何及为缪公师？即谓伯鱼遗腹生子思，年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误，然子思之卒，至晚亦在缪公六年、八年间耳。缪公初元，子思年已逾七十矣，而孟子犹谓“缪公无人乎！子思之側，则不能安子思，”其事颇难信。又缪公、子思同世既不久，何以为后人称述如此？今若移前缪公元八年，则诸疑可释。
　　
　　又《檀弓》：“陈庄子死，赴于鲁。鲁缪公召縣子而问。”余考陈庄子卒，在齐宣公四十五年。（详《考辨》第五十一。）依《年表》，缪公元在齐宣四十九年，相差已四年。据今《世家》缪公元移前两年，在齐宣公四十七年，亦与庄子卒岁相隔一年，与《檀弓》所记皆不符。檀弓鲁人，记鲁事，又檀公乃七十子弟子，与缪公世隔非遥，不应有误。若改悼公在位三十一年，则缪公元乃齐宣公四十一年，田庄子卒，乃缪公之五年。
　　
　　上举两例，证今《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实不如作三十一年为审。其他论《鲁世家》记鲁君年数可信诸证，散见于后，此不并著。（参读《考辨》第一○六，一一二，一五三，一五四，诸篇。）
　　
　　四八、鲁缪公礼贤考
　　
　　缪公礼贤，屡见于孟子之称述。然舍此则无考。兹姑据《孟子》书，列其梗概如次：
　　
　　曾申
　　
　　《陆德明经典释文》：“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赵岐、朱子以曾西为曾子孙误。《困学纪闻》有辨。）雷学淇《介庵经说》：“曾西乃曾子次子也。”（按长子乃曾元。）《礼记·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对曰：申也闻之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是穆公时曾参已死。（穆公元年参在当年九十一。）吴起仕鲁，正初穆公初年。《史记·吴起传》：“起事曾子，母死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事鲁君。”刘向《别录》记《左传源流》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则起师申，非师参也。惟《吕氏·当染篇》云：“子贡、子夏、曾子学于孔子，田子方学于子贡，段木干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云云，则起又师参，非师申。（《通鉴》亦云：“起事曾参。”）今以吴起年世校之，《吕氏》殆误。
　　
　　又按《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若其说而信，则曾子卒年，应为鲁元公之元年。黄式三《周季编略》依《文献考》定在周安王四年，误也。据《檀弓》，子夏设教西河而丧明，曾子尚在。曾子卒当魏文侯十二年，亦近是。下距吴起仕鲁尚二十年外，起不及事曾子，亦可于此而断。又《檀弓》：“曾子卒，乐正子春与曾元、曾申同侍。”
　　
　　子思
　　
　　《孟子》曰：“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缪公之于子思，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又曰：“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则缪公之敬子思，与子思之高自位置，俱可见。《孔丛子》云：“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观吾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孔丛》伪书，固不可信。曾子从游，亦在孔子归鲁之后。然其论足以徵儒家称礼之推移，行己之不同，发明世局之变。故坿著焉。
　　
　　公仪休
　　
　　相缪公。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今按：《年表》：“齐宣公四十四，伐鲁莒及安阳，四十五，伐鲁取都，四十八，取鲁郕。齐康公十一，伐鲁取最，韩救鲁。康公十五，鲁败齐平陆。康公二十，伐鲁破之。”皆值缪公世。（又《龚畏斋》四《书客难》云：“《史记》鲁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悼公卒，季昭子、孟敬子见檀弓，三桓犹无恙。不知元公二十一年中，三桓废兴何以大相悬？以《通鉴》考之，穆公二年，（按实八年）齐田和取成，似孟孙已奔邾。邹孟氏为孟氏裔可证。季孙似已据费、卞、东野等邑为小国君，费惠公师子思亦可证。叔孙则无可考。”按如龚说，三桓衰微，惟存一家，又离鲁独*立，则鲁之削弱可知。）《史记·循吏传》：“公仪休鲁博士，以高第为鲁相。”博士始见此，其制或亦缪公创之？（贾山祖父祛，为魏王时博士弟子，应在后。魏亦尊儒，则博士本由儒生。《宋书·百官志》：“六国时有博士，掌通古今。”亦谓秦汉博士，原自六国。）《说苑·政理篇》：“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云云，似公仪休卒穆公后。《孔丛》书有公仪潜，砥行不仕，盖自公仪休而误。（沈钦韩《汉书疏证》有此说。）
　　
　　泄柳
　　
　　孟子曰：“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内。”鲁缪公元年，当魏文侯三十二年。二人年世正相值，而辈序亦相当也。淳于髡云：“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盐铁论·相刺章》作：“公仪为相，子柳、子原为之卿。”卢文弨《群书拾补》云：“子原，《说苑·杂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今按：《说苑》作子思、子庚，子庚为泄柳字，疑或近是。至子原乃子思字伪。云子柳、子原，则子原非柳字明矣。卢说误也。
　　
　　申详
　　
　　子张子。（见《檀弓》注。）宋翔凤《孟子赵注补述》云：“子张姓颛孙，合言为申也。”孟子曰：“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今按：孟子既谓泄柳闭门而不内矣，又云此者，将以显子思之见敬礼，而故加轻重于其间。余又考申详字子莫，孟子谓之执中无权者，详《考辨》第八十一。
　　
　　墨子
　　
　　《墨子·鲁问篇》：“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吾愿主君上尊天事鬼，下爱利百姓，厚皮币，卑辞令，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孙诒让曰：“以时代考之，此鲁君疑即缪公。”今按：孙说是也。其事当在缪公初年。（详《考辨》第五十七。）墨子年德已高，誉闻亦大，故缪公咨以国事。然儒墨既相摈，缪公弗能用，而墨子遂至齐。
　　
　　南宫边
　　
　　《吕览·长利篇》有辛宽、南宫括论于鲁缪公前。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南宫即南宫适，字子容，亦曰南宫縚。适又作括，縚又作韬，鲁人。《吕览》南宫括见鲁缪公，未知即南宫否。”今考《论语》：“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则南容在孔子时，年已不甚弱，殆与子贡、子贱相伯仲。曾子最幼，鲁缪世已不在。鲁缪一朝，如子思、曾西、申详，皆七十子后，乌宜有南容哉？《吕览》所记自误。《说苑·至公》作辛栎、南宫边子。《人表》有南宫边，正与子思、公仪休、泄柳、申详、鲁缪公同时，梁氏仅云见《说苑·至公》，未能据正《吕览》之误，亦其疏。又缪公时有县子，屡见称述，亦贤者。
　　
　　四九、越灭郯乃晋烈公三年非四年六年辨（附越灭滕考）
　　
　　《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越子句践卒，次鹿郢立。六年卒，不寿立。十年见杀，朱勾立。三十四年灭滕，（《路史·国名纪·注》引作朱句三十年，未能详定。）三十五年灭郯，三十七年朱勾卒。”据此，越朱勾灭郯，去句践卒五十一年。（鹿郢六，不寿十，朱句三十五，合五十一。）自晋出公十一年后，五十一年，当晋烈公之三年也。（出公二十三年卒，敬公、幽公均十八年。出公十二，敬公十八，幽公十八，烈公三，亦合五十一。）而《水经·沂水注》引《纪年》云：“烈公四年，越灭郯”，此四乃三字之误。《今本伪纪年》，越灭郯在周威烈王十二年，上距周贞定王四年勾践卒，凡五十一年，是也。是年正晋烈公之三年。而《今本伪纪年》为烈公六年，盖由《今本纪年》误以敬公为二十二年，幽公为十年故也。（参读《考辨》第四十三。）
　　
　　张宗泰《孟子七篇·诸国年表》，论《纪年》于越灭滕事云：“《竹书纪年》于越灭滕在朱勾三十四年。朱勾立于周贞定王二十一年，孟子无由得与滕君言，是滕非灭于越也。《战国策》有宋康公灭滕伐蔡之文，又杜预《春秋释例》据《世本》，以为春秋后六世，为齐所灭。今考宋为齐灭，滕为宋灭，义得相通，《世本》较《纪年》为有据矣。”余谓楚灵灭陈、蔡，魏文灭中山，后皆复封。滕灭复见，疑亦此例。则《纪年》之说，亦不为不可信。
　　
　　又按，《春秋正义》：“滕三十世为楚所灭。”《通志》：“滕鲁隐公以下，春秋后，至公邱二十一世，为秦所灭。”《宋世家》载王偃事，不及灭滕。《通鉴》于赧王二十九年载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而三分其地，因载《国策》灭滕伐薛云云，亦不能定在何年。若依张氏说，则滕殆再灭于宋，而继分于齐、楚两国者耶？国小史略，无可详覈矣。
　　
　　五○、吴起仕鲁考
　　
　　《史记·吴起传》：“起，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也，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起取齐女为妻，鲁疑之。起欲就名，遂杀妻以明不与齐。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猜忍人也，少时以游仕破家，杀其乡党谤己者三十余人，与母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又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鲁君疑之。谢吴起。起闻魏文侯贤，遂去之魏。”今考《年表》：“齐宣公四十四年，伐鲁莒及安阳，（《田齐世家》作葛及安陵。《志疑》云：“安陵、安阳皆非鲁地，疑有误。而葛乃莒字之误。”洪颐宣《读书丛录》云：“《项羽本纪》行之安阳，《索隐》《后魏书·地形志》己氏有安阳城，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阳故程是也，其地与鲁莒相近。”）四十五年，伐鲁取都。”（《世家》云“取一城。”）齐宣公四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四年。（《史表》误为鲁元十七年，详《考辨》第四十七。）其后三年，为周威烈王十七年。吴起为魏将伐秦，（详《考辨》第五十三。）则起之将鲁破齐，正在鲁缪四年也。其去鲁，至晚在鲁缪五年、六年间。鲁缪虽礼贤，而尊信儒术。观或人谗起之言，皆本儒道立说，宜乎鲁缪之疑起矣。起至魏，“魏文侯问李克，吴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过。”（穰苴在吴起后，此史公文饰之词耳。《史记·穰苴传》及《晏子春秋》、刘向《说苑》皆以穰苴为景公时，误也。详《考辨》第八十五。）于是文侯以为将。则文侯虽亦尊儒，然其用人行政，固与鲁缪不同。起仕鲁年当近三十，下至楚悼王卒岁，起与俱死，相距三十一年，则起寿亦且六十矣。韩非《说林上》：“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人说之，吴起乃去之晋。”考诸《鲁世家》，鲁君无被弑者。此当指鲁哀公，（详《考辨》第三十五。）然下距楚悼卒，凡八十七年，吴起决不若是之寿，亦复与魏文年世不相及。盖韩子误记，不足信。（汪中《经义知新记》云：“《韩非·喻老篇》：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其时盖当悼公之世。悼之为谥，其以此欤？”今按：悼之为谥，盖因前君被弑，已详《考辨》第三十五。汪说误也。且覈其年代时事亦不合。悼公卒，在周考王四年。（《史表》误后八年，详《考辨》第四十七。）下距楚悼之死五十六年。循此推算，起之仕楚，已及八十，而观其治绩，精炼强悍，殊为不类。又《韩非》书谓吴起即去鲁之晋，而悼公卒，当魏文侯十年。（《史表》尚在微文前七年。）与余考吴起为魏伐秦灭中山事皆不符。又其时齐、鲁交兵事亦无徵。《檀弓》“悼公之丧，季昭子问孟敬子为君何食”，观二子之言，亦见悼公非被弑之君。汪氏说不足据。或《韩非》书本谓季孙自弑费君，非鲁君，则益无考。）
　　
　　五一、田庄子卒年考
　　
　　《史记·田齐世家》：“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长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隐》引“《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庄子后有悼子，盖立年无几，所以作《系本》及《史记》者不得录也。”今按：据《史记》，田庄子卒在齐宣公四十五年。《索隐》引《纪年》，仅明庄子后尚有悼子一世，未言庄子卒岁有异。又谓悼子立年无几，此自据《纪年》为说。而《纪年》悼子死在宣公五十年。（详《考辨》第五十六。）若庄子以宣公十五年卒，下至于宣公五十年，凡三十五年，岂得谓立年无多？（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误据《索隐》，谓“庄子卒于齐宣公十五年，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六年。”不悟与立年无多说相舛。朱右曾《纪年存真》亦同误。）故知《索隐》所引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者，本亦为四十五年，而误脱一四字也。考诸他籍，亦有可证。《吕氏春秋·顺民篇》：“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林春溥《战国纪年》云：“田庄子之时，越王死者惟朱勾。而朱勾灭滕、灭郯，故有猛虎之喻。”（严可均《三代文》以猛虎指勾践，相距太远，盖误。）今按朱勾卒在齐宣公四十四年，此越朱勾卒而田庄子尚在之证一。《檀弓》：“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云云。鲁缪公元在齐宣公四十一年。（详《考辨》第四十七。《年表》误后八年。）田庄子死，为缪公之五年。此田庄子死而鲁缪已立之证二。（《周季编略》未能辩证今本《索隐》之有脱字，而据以校《檀弓》，谓“庄子乃悼子之误”，疏矣。朱右曾《纪年存真》亦与黄氏同误。）余故知《索隐》所引《纪年》，本亦为四十五年无疑也。（《绎史》卷百一云：“鲁缪公立，在齐宣公四十七年，据《檀弓》，是无田悼子。”故《表》列庄子死子和代立于齐宣公四十六年，亦误。）
　　
　　五二、田齐为十二世非十世辨
　　
　　《庄子·胠箧篇》：“田成子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有此语。）《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祇十世。《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田庄子卒，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则尚有悼子及侯剡，适得十二世，与《庄子》合。盖《史记》误也。《释文》：“十二世，自敬仲至庄子九世，知齐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为齐侯。”虽亦得十二世，然敬仲奔齐，岂得遽谓有齐国？且《庄子》文明自成子起算，岂得远引敬仲？《胠箧》为战国晚世作品，殆已无疑，亦不应舍宣、湣以下，而以威王为断。即谓是庄子原书，庄子亦下逮齐宣、湣，何勿之及？陆氏之说，盖存心回护而自陷者也。（朱右曾《纪年存真》谓：“庄周当齐威、宣时，《鬼谷》书苏秦所述，不应预知湣、襄、王建”，因谓：“田之称侯自田剡始，则有齐国者亦当指剡。自剡以前有十二世也。”信如其说，当曰：田成子弑齐君，五世而有齐国，乃为近是耳。不然，自敬仲至剡，则十二世而始有齐，不得谓田成子弑君，十二世有齐也。此亦由不知《胠箧》为晚周伪品，《鬼谷》尤非真苏秦作，故乃强为之说。）
　　
　　五三、吴起为魏将拔秦五城考
　　
　　《史记·吴起传》：“起去鲁之魏，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继叙为卒吮疽事。考《韩非·外储左上》：“吴起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起自吮其脓。”《说苑·复恩篇》云：“吴起攻中山，为卒吮脓，其母泣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泾水之战，（泾字或误作注。）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知何战而死？”《艺文类聚》《御览》引《韩子》，亦云泾水。按诸《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水经·河水注》：“河水又经郃阳城东，周威烈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汾阴乃雒阴字伪。）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为大姒之国。《诗》云：在郃之阳，在渭之涘。又云：缵女维莘。谓此也”郝懿行、陈逢衡均谓：“《水经》此条不云出《纪年》，想系脱误。”《今本伪纪年》有之，据此则事在周威烈王十七年，而《史》误以为魏文之十七年也。（实当魏文三十八年。陈氏《集证》谓在三十二年者误。又《年表》在威烈十八年，误后一年。）是年当秦简公六年。《秦本纪》孝公谓：“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三晋攻夺吾河西地。”是矣。其时正当吴起去鲁后。《志疑》：“洛阴、郃阳，其地皆在同州。”《正义》：“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阳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里，雒阴在同州西也。”又按《地理志》：“京兆郑县，郑桓公邑，魏文侯伐秦至郑而还，即此。”推其地理，亦与泾水相当。《说苑》所谓泾水之战，《起传》所谓拔秦五城者，殆即其事。（陈氏《集证》亦谓“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即此时。”惟未有证说。又《水经·汝水注》引司马彪曰：河南梁县有注城，《史记》魏文侯三十二年败秦于注者也。今按秦简公时，秦地不能至河南梁霍之间，参证上列诸条，知郦氏之误。）又《魏世家》记魏伐中山在魏文十七年伐秦至郑之前。余考魏伐中山，当在周威烈王十八年。且《国策》诸书，皆言乐羊围中山三年而拔，则中山之灭，犹在后。盖乐羊主其事，而吴起将兵助攻。据《说苑》所云，固当在泾水一战之后也。
　　
　　五四、魏文灭中山考
　　
　　魏文灭中山，《年表》在十七年，实周威烈王十八年。据《纪年》，是年乃魏文侯三十九年。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以二十三年称元年，则是年正魏文称侯始元后之十七年也。中山之伐，当在其时。知者，中山事迹附见于《赵世家》。《史记》载三晋初年事，惟赵最详，而差少误。盖赵史或有存者。烈侯元年，魏文伐中山，载于《赵世家》，足资旁证，一也。中山之役，吴起预其事。前年起初仕魏，为魏击秦拔五城。若中山见伐，移前至魏文十七年，则与吴起事迹不符，可为反证，二也。又魏文灭中山，使子击守。余考其事，亦当在魏文四十一年，即称侯改元后之十九年，（详《考辨》第四十六。）三也。又《吕氏春秋》载晋太史屠黍与周威公论中山亡徵，《周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亦正当威烈王时，四也。若依《史记》，则魏文伐中山，其时尚未称侯，而子击已称中山君，（参读《考辨》第四六。）益不合，五也。然则《年表》魏伐中山，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实不误，特误以文侯称侯改元后之十七年，为即文侯即位后之十七年耳。凡此之谓误其年而得其世。如齐、魏会徐州相王，《表》列周显王三十五年，本不误，而误以齐威王为宣王，梁惠王为襄王，此亦误其年而得其世也。孙氏《墨子年表》魏灭中山在周威烈王二十年，《周季编略》亦然，盖据乐羊围中山三年而克言之。
　　
　　又《中山策》：“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寰宇记》引作张孟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顷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年表》文侯立，襄子已卒。鲍因改襄为桓。今按襄子卒实魏文侯二十二年，（《考辨》第三十七。）魏之处心积虑于中山，非一日，不能据此疑《策》文之误。惟其请公子顷以为正妻云云，则实与襄子不类。然鲍改桓定误，后人谓当改烈侯，庶为近之。今其事已不可详说，要之中山复立，赵必与其事，则无疑也。
　　
　　又《韩非·说林》：“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赵肃侯将不许。”肃侯在惠成王围邯郸侯，岂得上及魏文？其误则甚。
　　
　　[附]中山武公初立考
　　
　　《赵世家》及《六国表》：“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雷学淇《纪年义证》云：“《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汉书·人表》谓中山武公是周桓公子。《史记音》谓初立之年，当周威烈王十二年。其立之七年，为魏文侯十七年。似武与桓立七年而即灭。周威公即桓公之子，与中山武公实系兄弟。”沈钦韩《汉书疏证》辨其事云：“按《本纪》，桓公卒，子威公代立为西周君耳。河南之外，一民尺土，皆非周有，何得为中山之君乎？（此层苏氏《古史》亦辨之。）《魏世家》：文侯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说苑》：文侯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又《魏世家》：中山君相魏。此是魏所封，赵灭之。盖姬姓之中山灭于魏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灭于赵主父。而《赵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于文侯伐中山之前，故迷惑难考。何以明之？若中山武公尚是旧时之君，则彼不数年而亡，史取之何义？（按谥武亦不合。吕氏《大事记》谓：“是时中山势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诸夏抗。”仍指其为春秋鲜虞之中山，盖误。）若以为中山本未尝亡，则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处？是中山武公为魏所始封，以其大事，故记之耳。《人表》所注上下文不相连，有脱误。徐广不知，袭之以注《史》。”今按：沈说甚是。
　　
　　又按《索隐》引《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此以武公后之中山灭于赵，是也。然其时中山已称王，（参读《考辨》第一○五。）何来复有桓公？《水经·滱水注》：中山为武公之国，周同姓，其后桓公不恤国政，周王问太史馀曰：今之诸侯孰先亡矣？对曰：中山其先亡矣。后二年，果灭，魏文侯以封太子击。此以桓公为武公后乃误，然谓桓公中山灭于魏，则是也。（参读《考辨》第一四六。）《索隐》此处，仅引《世本》，不及《纪年》，此见司马贞之不知别择。而史文缺佚，后人纷纷考订而无所详定。然参稽以求，中山桓公灭于魏，中山武公之后灭于赵，则犹可推证也。
　　
　　又按《吕览·先识》：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问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问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高诱《注》以屠黍为晋出公之太史，此决误。依今推之，魏文灭中山在西周威公立后之九年。越三年，三晋命邑为诸侯，（参读《考辨》第四三。）当时殆以此定晋运之亡，则与中山灭国适相先后也。吕氏盖因屠黍由晋归周，随文落笔，故以晋亡先中山，高诱因中山灭亡前后无晋亡事，故妄引知伯、晋出公事说之。若据此推算，则太史屠黍由晋归周，当在西周威公之七年前后。
　　
　　余又疑中山武公初立应在赵烈侯十年，而非赵献侯之十年。今《史记》误以赵烈侯十年为赵武公元，而又于赵献侯十年误列中山武公初立之文，遂使读史者迷惑而难考耳。（参读《考辨》第四三又四六。）
　　
　　又按《寰宇记》卷六十，两引《史记》云：赵敬侯救燕，与中山公战于房，其时中山以别封称公，故有中山武公。则当时公称视侯转卑。
　　
　　五五、宁越考
　　
　　《汉志》儒家有《宁越》一篇。班固云：“中牟人，为周威王师。”今按：《吕览·贵应篇》：“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峡，吾不敢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此班说之所据也。又《吕览·不广篇》：“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大败之，宁越教孔青归齐尸。”考其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威公立在威烈王十二年。（据《外纪》，《大事纪》。）相距凡十年。其时正魏文、鲁缪尊儒礼贤，子思仕鲁、卫，吴起仕鲁、魏之际也。游士渐得势，故宁越亦苦耕稼而从学问。其事虽微，足证世变，故特考而著之。又《吕氏·先识篇》谓：“晋太史屠黍（《说苑·权谋》作屠馀。）与周威公论中山亡而君继之，威公惧，求长者，得义莳、田邑、史驎、赵骈。”（《说苑》作錡畴，田邑，史理，赵巽）《庄子》记田开之见周威公，及公问祝肾养生，则威公亦好士之主也。今姑以周威公立，宁子年三十计之，则其辈序，盖在段干木、泄柳之后，而与李克、吴起为伯仲。（贾谊《过秦论》：“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宁越之谋，殆即指教孔青归齐尸事之类，然其人尚在早世，与后来战国之局无关，此文家渲染耳。又高诱云：宁越赵中牟人，盖河南中牟，时犹属赵。参读《考辨》第四六，第一六三。）
　　
　　五六、田和始立在齐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
　　
　　《史记·田齐世家》：“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子太公和立。”中间漏去悼子一代。宣公四十五年，乃悼子始立，非田和始立。已详《考辨》第五十一。顾悼子卒于何年，《索隐》不著。今考《水经·瓠子水注》引《纪年》：“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田布围廪邱。翟角、赵孔屑、（即《吕览》孔青。）韩师救廪邱，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师败逋。”又《汶水注》引《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三说相参，知为一时事。翟员即翟角字伪。晋烈公十一年，当齐宣之五十年。是年田悼子卒，去其即位前后五年也。然《水经注》引公孙会以廪邱叛在晋烈公十一年，即为齐宣公之五十年，而《索隐》引《纪年》，乃在齐宣公五十一年者？窃意《索隐》此条，实因《史记》本文而误衍一一字。《索隐》原文当为：“《纪年》，宣公五十年，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为明年二月。”盖《纪年》魏史，用夏正。宣公卒在十二月，以魏史言，尚为宣公之五十年。而以周正计之，则已为五十一年。《索隐》故特著“于周正为明年二月”之语，以见《纪年》之五十年，是《史记》之五十一年，虽异而实同。自今本《索隐》误衍一字，则宣公之卒，以周正计，已为五十二年。《索隐》何更无一言以明著《纪年》《史记》之异同耶？故知今《索隐》五十一年云云，乃涉《史记》本文之五十一年而误也。（初疑《索隐》引宣公年，特自其立年数之，故与《史记》以即位后翌年改元者差一岁。嗣细读《索隐》本条全文，似不如今说为审。）据此又知悼子之卒，田会之反，皆在齐宣公未死前。今《史记》书田会反于宣公卒后，此亦微误。（《齐太公世家》亦云：“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雷氏《义证》云：“宣公之卒在会叛之后，《世家》误以悼子之卒为宣公。”）而兵事则延及翌年，或在宣公后矣。又按《史记·赵世家》：“敬侯三年，救魏于廪邱，大败齐人。”徐文靖《纪年统笺》云：“即败齐田布事。救廪邱者乃烈侯，《世家》云敬侯，误。”余考晋烈公十一年，适当赵烈侯之三年，然则史公所云敬侯三年败齐廪邱者，实系烈侯三年之误也。
　　
　　又《今本纪年》田悼子卒，田会以廪邱反，在周威烈王十七年。魏师及韩景子、赵烈子入齐长城，在十八年。较余考定前两年。以《今本纪年》于晋敬公、幽公年数皆误，故也。（参读《考辨》第三六。）若如《今本纪年》之说，则田悼子卒，尚在齐宣公四十七年，与《索隐》引《纪年》“宣公五十一年悼子卒”之说绝不同。故余知《晋世家索隐》不列敬公、幽公、烈公年数者，为所见《纪年》本与《史记》合。而《今本纪年》所载晋诸侯年数实误，不足据，即本此事，亦足为证。且周威烈王十八年，赵烈侯、韩景侯皆新立，又魏方伐中山，亦知无三国联军入齐长城事。
　　
　　今既定田悼子卒在齐宣公五十年，则田和立为齐宣公之五十一年也。下至康公二十年田和卒，凡二十一年。
　　
　　五七、墨子游齐考
　　
　　《墨子·鲁问篇》载墨子见七大王，孙诒让《闲诂》引苏俞说，云：“即太公田和也。其后子孙称王，亦尊其祖为大王。”孙云：“安王十六年，田和始立为诸侯，墨子见大王，疑当在田和为诸侯之后。”今按：安王十六年，墨子已卒，（《考辨》第三十一。）且和立为侯，初非称王。大王之号，自是后人追述，岂必谓墨子见田和在其为侯后哉？考和立在齐宣公五十一年，（《考辨》第五十六。）当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明年为齐康公元年，在墨子卒前十三四年。知墨子见田和，必在和之早岁。又《非乐篇》载齐康公兴乐万，《闲诂》云：“齐康公与田和同时，墨子容及见其事。但康公衰弱，属于田氏，卒为所迁废，恐未必能兴乐如此之盛。窃疑其为景公之悮，惜无可校检也。”今按：不能主国政，未必不能纵淫乐，此不必疑者。《史记·田齐世家》云：“康公淫于酒妇人，不听政。”与墨子兴乐之说足相证，尤可明其无悮。而孙氏《墨子传略》又据此推齐康公卒时，墨子犹存，则诚大悮矣。昔人于此等处每易悮。如子夏为魏文侯师，则谓必在魏文始侯之岁，墨子见齐大王，则谓必田和列为诸侯之后，此据《非乐篇》载齐康公兴乐，因谓墨子卒后康公，皆是也。
　　
　　《鲁问》载墨子见齐大王，先见项子牛。牛为齐将，三侵鲁地，墨子弟子胜绰三从，墨子退之。孙云：“三侵鲁不知在何年。以《史记·六国年表》及《田齐世家》考之，鲁元公十八年，伐鲁葛及安陵，（按实缪公四年，当作莒及安阳。）二十年，取鲁一城，（实缪公五年。）穆公二年，齐伐鲁，取郕。（实缪公八年。）十六年，伐鲁取最，（实缪公二十二年。）或即三侵之事。”今按：取最在齐康公十一年，当郑繻公被弑后两年，其明年墨子与鲁阳文君论伐郑事，其时墨子已老，不久而卒。余疑齐伐鲁取最之岁，墨子已在楚。且其事与取郕以上三役相距已远，则三侵殆取郕前事，乃当田庄子、悼子时。（参读《考辨》第五十一，五十六。）墨子来齐，则取郕以后三四年，值和子当国时也。《鲁问》又载鲁君问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可救乎？”墨子说以事齐。其事当在之齐之先。孙云：“鲁君疑即缪公”，是也。及其至齐，而谏项子牛、齐大王劝毋伐鲁，则犹如止楚攻宋，亦先见公输般，后见惠王矣。（参读《考辨》第四十七。）
　　
　　五八、子思生年考（附颜般、王慎、长息）
　　
　　《孔子世家》云：“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子思生年无考。伯鱼之卒，在周敬王三十七年。（《考辨》第二六。）或谓遗腹生子思，则子思生，至迟亦在周敬王三十七八年也。《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则知其有兄矣。（袁枚《随园随笔》引宋白《续通典》，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续伯父，未知何据。）伯鱼早卒，而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或谓其亲受业于孔子，决不然矣。（《孔丛子》有孔子子思问答，不可信。又谓子思从孔子于郯，遇程子，又“孔子卒，子思为丧主，四方来观礼。”若子思年既长，尤非也。）相传伯鱼生一子子思，未为得实。而年寿亦可疑。孟子记鲁缪公尊礼子思。《汉·艺文志》《子思》二十三篇，班氏云：“为鲁缪公师。”余考缪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一年，（详《考辨》第四十七。）去孔子之卒六十四年。若子思年六十二，无缘值鲁缪。或谓六十二，乃困于宋作《中庸》之岁，或谓六十二乃八十二之误。（此毛氏《四书賸言》载王草堂《复礼辨》，及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之说。）此皆无证。然《中庸》伪书出秦世，则前说尤不足信。（《孔丛》称，“子思年十六困于宋，作《中庸》。”益荒诞。）孟子称：“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盍去之？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卫、齐之事，不审在何年。《年表》缪公元年，（实已鲁缪公之九年，详《考辨》第四十七。）齐伐卫，取毋丘，以前则无考。然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观鲁缪之敬重子思，知子思居卫当在中年壮岁。大抵子思先曾事卫，归老于鲁，乃当缪公世也。（《孔丛》：“子思居卫，鲁缪公卒。”其误不待辨。）卒年亦难定。若以寿八十二计，则最晚不出缪公十四年，乃在周威王末年，其年世与墨子正相当。《孔丛子》：“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陈庄伯即田庄子，其卒当鲁缪公之五年。惟《孔丛》不足据，子思果游齐与否，其游齐而见庄子，当在何时，今亦无可详定也。（《通鉴》据《孔丛》，书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周安王二十五年，去孔子卒百二年，此决误。《孔丛》旧注谓卫敬公，亦未详所据。何孟春《馀冬叙录》论其事云：“子思居卫，必是卫悼、敬、昭公时，昭公时卫属于晋韩赵魏氏，贤者已自难安其国。怀亹慎秃皆弑君贼，卫非父母国也，子思忍复面其人，为之谋而不去耶？孟子曰：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又曰：缪公之于子思，亟问，亟餽鼎肉，子思不悦。又曰：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缪公之尊礼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时年登期颐，于父母国有贤君焉，公仪休为相，泄柳、申祥为臣，而子思顾不老焉，而适乱国，与逆贼语邪？子思居于卫，有齐寇，子思不去，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壮从仕时事。子思言苟变于卫，果有是事，必在悼、敬、昭公时，而记者误耳。”《孔丛》又云：“田子方遗子思狐白裘”，二人年正相当，然事不足信。崔述已辨之。）
　　
　　章太炎《文录·徵信论》有辨子思不师曾子一节，谓：“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篇》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为师弟子之徵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亦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今按：《汉志》，曾子、宓子皆著孔子弟子，李克子夏弟子，世子、公孙子七十子弟子，独子思云“孔子孙，为鲁缪公师”，不云师曾子。虽章氏所据《制言》《天圆》诸篇，未必真曾子书，《檀弓》亦难尽依信，然子思师曾子，其说不见于先秦，则诚可疑也。
　　
　　又按：《檀弓》：“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观乎礼，子盍慎诸？”郑《注》：“子思伯鱼子。伯鱼卒，其妻嫁于卫。柳若，卫人也，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嫁母齐衰期。”今按：“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财，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则子思之所憾，在于无财无时，不得尽其礼，未见欲为嫁母服恐失礼之意也。郑《注》谓其嫁母者，乃据《檀弓》别章：“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郑《注》：“子思母，嫁母也，姓庶氏，嫁母与庙绝族。”郑谓子思母嫁母，特据本文“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而云也。然子思母既再嫁，则葬祭之礼，别有主其事者，柳若何以有四方观礼子其慎诸之戒？子思亦何以有无财无时不得备礼之叹？此又不可通之说也。窃谓子思有兄，而子思亦非嫡。子思生母，殆非伯鱼之正妻。《礼·丧服》：“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传》曰：“何以缌也？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缌也？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又曰：“士为庶母缌。”庶妾不得与嫡妻比尊，即不得入于大宗之庙。故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也。”谓庶氏之母者，谓子思非嫡出，故子思生母乃庶氏之母耳。（刘师培《左盫集》，谓本文庶氏之母当作庶氏之女。母涉注文嫁母而讹。《急就篇》卷一庶霸遂，颜《注》曰：庶氏之先出卫之公族，以非正嫡，遂号庶氏。《礼记》曰：子思之母死于卫，庶氏之女也。则唐初本经*文作女，不作母。窃谓《檀弓》正文若果作女字，亦谓其非伯鱼正妻，即义不得为妻，故曰庶氏之女耳。然子思母卒，年寿已高，或人岂得当子思面者称之为庶氏之女乎？且郑注嫁母，明是直顺正文庶氏之母来，故又增曰姓庶氏，是谓其嫁庶氏。殆后人疑其不可通，于是又故说为庶氏女。非别有的据也。）子思本居卫，故其母在卫。其母之死，子思适返鲁，闻其赴，哭之。又至卫营丧葬，故柳若谓四方于子观礼也。《正义》引张逸问：“旧儒《世本》，皆以孔子后数世皆一子，礼适子为父后，为嫁母无服。《檀弓》说子思从于嫁母服何？”郑答云：“子思哭嫂为位，必非嫡子。或者兄早死无继，故云数世皆一子。”郑谓子思非嫡是也，谓其为嫁母服，则非。（参读《考辨》第一四八附篇。又张蒿菴《闲诂》亦云：“昔者子之先君丧出母乎，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吕相绝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则出之为生明矣。”此辨出母乃谓所自出之庶母，与余说可相证。又《谢梅庄遗集·纂言外篇》谓“子上不丧出母，庶子为父后也。门人先君子丧出母之问，谓孔子于颜夫人也。以自出为被出，以先君子为伯鱼，此读《檀弓》者之卤莽。”又夏炘《檀弓辨诬》，亦辨孔门三世出妻之诬。李慈铭《绝缦堂日记》谓：伯鱼早死，故其妻改嫁。是圣门本无出妻事，郑康成注惟曰伯鱼卒，其妻嫁于卫，见其精慎。既知非出妻，而又回护郑注，是五十步与百步也。）
　　
　　又按：《孟子》：“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人表》费惠公、颜敢、王慎、长息同列四等。敢般形近而误。慎顺字通。费惠公即鲁季氏之僭。（《困学纪闻》八，参读《考辨》第三五，第四八。）《颜氏世系》云：“无繇生回，回生般。”则谓般乃颜子之子。又谓般与王顺同师子思，则颜子之子，其年不下于孔子之孙，何乃师子思乎？其信否无可考。长息，公明高弟子，见赵岐《注》。
　　
　　五九、列御寇考（附南郭子綦）
　　
　　《庄子·让王篇》：“子列子穷，客言之郑子阳，子阳令官遗之粟，列子辞。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子阳之事，见《吕览·适威》《首时》，又见《淮南·氾论》。云：“子阳好严，舍人有过而折弓者，畏罪恐诛，则因猘狗之惊，而弑子阳。”高《注》均云：“子阳，郑君也。一曰郑相。”而《史记·郑世家》则云：“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楚世家》亦云：“悼王四年，伐郑，（本作周，字误。）郑杀子阳。”《年表》同。故《志疑》谓：“郑杀子阳，以说于楚。”）二十七年，子阳之道共弑繻公。”与《吕览》《淮南》异。据《史记》则列子乃周安王时人也。今《列子》书有刘向《叙录》，以列子为郑穆公时。柳宗元《辨列子》谓：“郑杀子阳，当鲁穆公十年，（按实鲁缪公十八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然今《列子》书既出后人缀拾（如其书中言魏牟，孔穿，邹衍，皆出列子后。）向《叙》不在《七略》《别录》，后人自得伪为，无足深论。高氏《子略》谓：“太史公不传列子，庄周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濛列缺者欤？”然考《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有鹊至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曰：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则御寇实有其人。郑为韩灭，而韩徙于郑。史疾在韩，习闻其说。盖亦上承儒家正名之绪，一变而开道法刑名之端者。《尔雅疏》引《尸子·广泽》云：“列子贵虚。”盖其道因名责实，无为而治，如史疾所言是也。《汉志》道家《列子》八篇，晋有张湛《注》，后人多辨其伪。然时亦有先秦遗言，要在择慎而取耳。
　　
　　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据《德充符》子产师伯昏无人，而《田子方》篇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又《吕氏春秋·下贤》，子产见壶邱子林，高诱《注》：“子产壶邱子弟子”，而《应帝王》称列子归告壶子，司马彪曰：“壶子名林，列子师。”证列子与子产同时。又据《史记·老子传》关令尹喜强老子著书，《汉书·艺文志》道家《关尹子》，班《注》：“名喜，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吕氏·审己》高《注》：“关尹喜师老子。”而《达生篇》子列子问关尹子，《吕氏·审己》子列子请于关尹子。推证列子与老子、关尹子同时，亦正与子产同时。谓：“《让王篇》所谓子阳，疑当为子驷，亦子产时。传其事者以子驷、驷子阳并为郑相，又并不得其死，相涉而误。”今考《汉书·古今人表》，列子在韩景侯、魏武侯间，亦自以列子在战国，不在春秋也。《艺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列《庄子》后。班《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仅据庄子称之，而云在庄子先，亦不以为在春秋时。春秋主政不称相。且子驷见杀，子产已为政，亦不得称相子驷。以国相遗穷士粟，其事正当在战国。子产时犹无有也。所谓壶邱子林，伯昏无人，纵非鸿濛列缺之类，然《韩诗外传》七记狐丘丈人与孙叔敖问答，狐丘即壶丘也。（参读《考辨》第七二。）孙叔敖与子产年世相距五六十载，壶丘及见孙叔敖，岂又为子产师？此等已难确定。伯昏无人尤渺茫，特以子产乃郑之闻人，而列子亦郑籍，故言两人事多牵混。此如诸书言孔子师老莱子，又称子思师老莱子，岂得证孔子、子思同时？先秦书如此类者甚众，马氏据不可据以疑可据，何耶？老子、关尹，其不可据，与壶丘、伯昏亦同。（参读《考辨》第七二。）否则杨朱师老聃，亦得谓杨朱与子产同时耶？窃意列御寇，仍当列战国为允。
　　
　　又按《庄子·齐物论》称南郭子綦，其人盖亦道家先宗也。《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颜成子游入见，子綦告之曰：“吾常居山穴之中矣，当是时矣，田禾一覩我而齐国之众三贺之。”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也。则子綦乃齐人而当田太公时。田和之尊礼子綦，盖亦如魏侯师田子方，友段干木，以大夫僭国，乃敬文学高士，以收誉而笼众望。子綦正与列御寇略同时。（今《列子·仲尼篇》，有子列子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不相请谒云云，南郭子即子綦也。）乃后世言道家，率言庄、列，子綦之名，若沦若晦，若真与鸿濛列缺为伍矣。爰特表之于此焉。又按《大宗师》南伯子葵，《释文》引李云：“葵当为綦，声之误也。”《庄》书三称子綦，皆涉忘我之学，固知亦有所受，非虚矣。
　　
　　又颜成子游，陆德明《音义》引李云：子綦弟子，姓颜名偃，谥成，字子游。《齐物论》成《疏》，谓子綦乃楚昭王之庶弟，楚庄王之司马，误妄不足信。
　　
　　六○、魏武侯元年乃周安王六年非十六年辨
　　
　　《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文侯五十年，魏武侯二十六年”，则武侯元年，应在周安王六年。《年表》误后十年，已详《考辨》第三十七。今按：《年表》记武侯年，显有可疑者。一，武侯之元，去楚悼王之死仅五年。吴起先仕武侯，有西河之对，武侯善之，守西河甚有声名。商文为相，（此据《吕氏·执一》。《史记·吴起传》作田文，与孟尝君同姓名。）吴起与之论*功。大抵吴起仕魏，于文侯朝为晚进，而在武侯世则颇久。其去而之楚，历时又当二三年，（详《考辨》第六十六。）今前后五年，实为短促不符。二，《魏世家》记魏武侯九年，使吴起伐齐至灵丘。《年表》亦载灵丘事。而其时楚悼已死三年矣。吴起又乌能为魏伐齐？考《索隐》引《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而烈侯元在威烈王十八年，魏灭中山之岁。《赵世家》烈侯九年，武公十三年，共二十二年。谯周云：“《系本》及说赵语者，并无武公事。”今《索隐》引《纪年》有烈侯十四年，姑并武公为烈侯二十二年，则烈侯十三年，适当魏文五十年后一岁，即武侯元年。而《索隐》称武侯元当赵烈侯十四年者，《纪年》魏史，以魏纪年，故他国仅书即位，不计年数。《索隐》此说，乃自烈侯初立之岁数之，今以即位翌年纪元，故为十三年也。然则魏武侯使吴起伐齐，实有其事。依《纪年》武侯九年，乃周安王十四年，又七年而楚悼王始卒，则魏武九年时，吴起尚在魏。史公殆亦误其世而未误其年者耳。《绎史·年表》列吴起奔楚于周安王十五年，亦无的据。顾谓是年魏文侯卒，吴起以谮奔楚，则误于史说，若吴起不仕魏武矣。
　　
　　六一、墨子游楚鲁阳考
　　
　　《墨子·鲁问篇》载鲁阳文君与墨子论*攻郑曰：“郑人三世弑其父”，《闲诂》引苏云：“父当作君。据《史记·郑世家》郑人弑哀公、（哀公八年而弑，为周定王十四年，明年共公元，今《年表》皆脱去。）幽公、繻公，是三世弑君之事。”黄式三《周季编略》又据本篇三年不全之语，以鲁阳文君攻郑在周安王八年，即郑繻公被弑后三年。孙氏则谓：“二说俱可疑。据贾逵《国语注》（《文选注》引。）高诱《淮南子注》皆云：鲁阳文君即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而《左传》子期死白公之难，在鲁哀公十六年。（即孔子卒年。）次年，宽即嗣父为司马。至少亦必已弱冠。下至郑繻公之弑，相距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约计殆逾百岁，岂尚能谋攻郑乎？”因疑三世当作二世，盖在韩杀幽公之后。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谓：“幽公之弑，上距宽为司马时亦已六十余年。（今按：自白公作难，至韩杀幽公，凡五十六年，梁说误。）若此则宽非惟不能见繻之弑，恐并不及见幽之弑。”因谓：“鲁阳为宽封邑，故无可疑，然文子未必即宽。（按：《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乃与之鲁阳。”则鲁阳乃文子始封。若谓文子未必即宽，如何又谓鲁阳为宽封邑，可无疑耶？此亦梁说疏处。）安知其不为宽之子？孙氏据汉人之注以改先秦古书，甚非当也。”今按梁说亦疏。然疑文子未必即宽，则为有见。《淮南·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高诱《注》：“鲁阳，楚之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国语》所称鲁阳文子也。”高氏此注，以鲁阳公即鲁阳文子，是也，顾谓即司马子期之子，则非。何者？楚、韩交兵，始自悼王之世。悼王二年，三晋伐楚。九年，伐韩，取负黍。是年为周安王九年，适当郑弑繻公后三年。（黄氏谓周安王八年，误。）前一年郑负黍反韩，殆韩、郑交争而楚收渔人之利也。（后二年悼王十一年，三晋又败楚，又后十九年，楚肃王十年，而魏取鲁阳。）援戈撝日，其语荒诞。然韩、鲁阳构难，其事当起楚悼之世，则无可疑者。其时去公孙宽为司马已八十六年，而高注顾以为司马子期之子，其失实可知。则梁氏疑文子未必即宽，固非虚矣。且幽公见杀于韩，非郑人自弑其君。若依孙说，改二世弑君谓当韩杀幽公后，则语气情理益不合。知《鲁问》所记，确系安王八*九年事。墨子其时尚存。若生于孔子卒后，至是已八十七年也。今综述墨子生平，南至楚，见惠王，在四十前。遂仕宋昭公，见逐，当不出五十。其后殆常居鲁。其至齐，见田和，已逾七十。重游楚，见鲁阳文君，则八十外老人。（齐康元至郑康三，，凡十一年。）墨子殆终于鲁阳也。
　　
　　六二、墨子弟子通考
　　
　　儒、墨同为先秦显学。《吕氏·尊师篇》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今考孔子弟子七十人，而《淮南》书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公输篇》记墨子说楚王，谓：“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城上”，是墨徒之盛，犹逾洙泗。此非孔、墨有优劣，盖时益晚而学益昌，亦可以觇世变也。惟孔子弟子，犹有史迁《列传》，存其梗概。独墨徒湮没，莫为纪述。近世孙诒让始为《墨学传授考》，缀拾遗文，网罗坠绪。传记所载，编次略尽。今特审其未备，纠其疏失。大体则详原书，不具引也。
　　
　　禽滑釐（《困学纪闻集证》：“《墨子·耕柱篇》作骆滑釐，《吕氏·当染篇》作禽滑[殹康]，《尊师篇》作禽滑黎，《列子·杨朱篇》作禽滑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孙氏《闲诂》谓：正字当作屈氂，汉有丞相刘屈氂，氂当本作[未攵来]，谓强屈毛也。）
　　
　　《吕氏·当染篇》：“田子方学于字贡，段木干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殹康]学于墨子。”《史记·儒林传》云：“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此盖承袭《吕》书，而下语未详。云子夏之伦者，以子夏概子贡、曾子、墨子而言也。孙氏据以为禽子先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子夏，后学于墨子，乃大谬。又按王厚斋《困学纪闻》已先误。（阎百诗《四书释地又续》：谓“《儒林传》子夏之伦，承上文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言。”亦误。沈钦韩又讥史公为援墨入儒，此皆不识史文来历，故臆测无当也。）
　　
　　楚惠王将攻宋，墨子使禽子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器，在宋城上，待楚寇。其时禽子年当近三十，先吴起约三十年。时当吴起生年，或幼时也。
　　
　　禽子与杨朱问答，语见《列子》。考杨朱曾见梁惠王，当在惠王早世。而惠王元年，去楚惠谋攻宋已逾七十年，去吴起之死亦逾十年。禽子至梁惠王元年，寿已逾九十。若杨朱与禽子相值，是杨朱早年值禽子之老寿也。然观《列子》文，乃似禽子辈行转后。伪书晚出，不可尽据。此特设为杨、墨两家相难，寓言无实，犹如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也。孙氏博采，未加辩证。
　　
　　高石子
　　
　　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卫君置禄甚厚，设之于卿，而言无行。高石子去之。墨子悦，曰：“倍禄乡义，于高石子见之。”
　　
　　公尚过
　　
　　墨子游公尚过于越，越王悦之，使迎墨子，墨子辞。《吕氏·高义》作公上。《潜夫论·志氏姓篇》，卫公族有公上氏，《广韵》一东卫大夫有公上玉。疑过亦卫人。
　　
　　耕柱子
　　
　　墨子游耕柱子于楚。
　　
　　今按：墨子弟子事迹，少可考见。见者皆仕诸侯，又皆由墨子之游扬。孔子主正名复礼，其学说若深带贵族化之倾向。又曰：“不仕无义”，遑遑走天下。顾深不愿其弟子之急于仕进。今墨子虽非礼乐，力斥贵族生活。其为学立说，虽若务为平民化，力与儒异趣。而顾汲汲游扬其弟子，为之谋禄仕。即此亦足以觇世变。“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欲使随而学，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朞年而责仕于子墨子。”（见《公孟篇》。）此可见来学者率志于仕禄也。故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此孔墨之门人一也。“墨子游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处楚，无益矣。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庄生谓“河润九里，泽及三足”，门徒之相望以仕进者，又儒墨之所同也。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史称吴起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游仕之风当盛于其时。
　　
　　魏越
　　
　　墨子使之游越。
　　
　　曹公子
　　
　　墨子仕曹公子于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昔弗得。今以夫子之故，家厚于始。”今按墨学之兴，适当曾子、子夏、子思得志显名之际。儒术既煊赫于天下，而墨子乃以役夫刑徒之道倡。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虑其一时门徒相从，盖多贫贱之士。故食之三升则同门怨，遗之十金则夫子悦。墨子之门，若曹公子之徒者盖多。墨子之汲汲游仕其弟子者，此亦其一端欤。
　　
　　胜绰
　　
　　墨子使事齐项子牛。
　　
　　墨子鲁人，其行迹所到，为楚宋卫齐四国。其游仕弟子，亦惟见于楚越宋卫齐五国。鲁虽宗邦，然以曾申、子思为儒者大师，方见奠礼。魏文侯虽好贤，然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皆儒者徒，故墨术沮矣。
　　
　　随巢子
　　
　　《艺文志》有书六篇，班氏云：“墨子弟子。”
　　
　　胡非子
　　
　　《艺文志》有书三篇，班氏云：“墨子弟子。”（叶德辉曰：“《元和醒纂》云：陈胡公后有公子非。后子孙为胡非氏。”按《通志·氏族略》亦云然，胡非盖齐人也。）
　　
　　今按：随巢、胡非，名字不见《墨子》书，其著书亦不传，其杂见于他书称引者，亦未见其必为墨子弟子也。（《隋书·经籍志》云：“巢非似墨翟弟子。”则下语为慎矣。）今《墨子》书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称子墨子曰，明其为门弟子所记。又每题各分三篇，或乃墨分为三后，各记所受于师者。《墨经》尤晚出，当在墨学二三传以后。其书皆有条贯，不自为称说，疑当时墨子门徒，并不自著书。随巢、胡非，殆出后世假托。（马国翰有辑本，谓：“《随巢》书多言灾祥祸福，其论鬼神之能，即《中庸》体物而不可遗之意。《胡非·五勇》一篇，与《庄子》相出入，《说弓矢》亦本《韩非子》矛盾之喻。战国人文字相袭，往往而然。”据此，二书皆晚出无疑。）至其人事迹全不详，似不当与前列诸人并视也。
　　
　　孙氏集墨子弟子，凡十五人，除上所称引，馀皆仅见姓名，无补稽考，兹不赘。
　　
　　《韩非·显学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或当作柏。）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颂《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成玄英《疏》：“相里勤，南方之墨师也。”今按：《庄子》文于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前，特冠以南方之墨者五字，（《姓纂》，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是邓陵子乃楚人。越有大夫苦成，是苦获亦南人。已氏无考，疑并楚人也。）则相里、五侯盖非南方之墨也。《姓纂》，晋大夫里克之后居相城，因为相里氏。后晋有建雄节度使相里金，并州人。今按山西汾阳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相里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碑云：晋大夫里克，其妻携子避地居于相城，时人遂呼相里氏。相里武为汉御史，相里览为十六国前赵偏将军云云。又考北齐寺碑题名，亦多相氏。又今安邑县北亦有相里村，则相里勤疑乃北方之墨师也。孙诒让云：五侯盖姓五，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按：春秋伍氏兴于楚，而子胥之后有在齐者，五侯亦未必是南人。又按《陶潜集·圣贤群辅录》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诵《墨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此言三墨又异。然其不以相里、五侯为南方之墨，则殊可据也。又相里之弟子、五侯之徒与邓陵子同辈行，则相里盖前辈。此如儒分为八，以子张氏与孟子、孙氏并举，辈行县绝，则三墨亦未必同世也。
　　
　　梁任公《墨子年代考》谓：“《公孟篇》记墨子与告子语，而告子又曾与孟子论性，参合两书言论，其为一人无疑。孙氏据赵岐《孟子注》，谓告子曾学于孟子，疑及年代不相及，因谓当是两人。按《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之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之中年，并非不相及。”今按梁氏以告子定墨孟之年距，是也。余考墨子卒在安王十年左右，而孟子生在安王十三四年以下。或孟子之生，竟及墨子之未死，则《墨》《孟》书中告子之为一人，尤无可疑。观《公孟篇》所记二三子请弃告子，而墨子曰不可，则告子殆亦墨子弟子。墨子主尚同一义，而曰义自天出，此即告子义外之说所本也。（沈钦韩《汉书疏证》谓：“孟子称告子，乃辞而避之，非同时问答。”今按《孟子》云：“率天下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明是当面称呼。下孟子两质，告子两曰然，明是当面问答。沈说非也。）
　　
　　六三、孟子生年考
　　
　　世传《孟氏谱》，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寿八十四岁。此谱未详来历。周定王无三十七年。又谓生当孔子后三十五年，则为贞定王二十五年。然孟子生年，决不如此之早。或谓定乃安字之讹。安王在位二十六年，下至赧王二十六年，凡八十八年。《谱》谓孟子寿八十四，逆推之当生于烈王四年。后人多信其说。惟《谱》记生平既不足信，则其记卒年及寿数，未必尽可信。今舍其生年，据其卒年与其寿数，而更推其生年，其未必信明矣。《孟子·离娄》：“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朱子《集注》：“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朱子博学多识，其为《四书集注》，尤精力所萃。今观其推论孟子生年，知其时尚未有《谱》，故为朱子所未见。否则以为不足凭，抑且不屑辨数也。以此推之，《谱》之不可信尤益显。顾孟子游梁，去孔子之卒，实已百六十年。（详《考辨》第一五一。）朱子亦复误。则其推论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者，亦未必可信也。周广业《孟子四考》，又据朱子未百年之说，凑会以八十四之寿，谓：“旧《谱》生年，当改定字，去三字，为安王十七年，则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当在赧王十三或十二年，而《谱》倒为二十，又衍六字也。”夫《年谱》既不可信，《集注》又未可据，今两凭其说，而奋改其旧，其为不足信尤甚矣。其他论孟子年世者，纷纷之说，不一而足。顾余考齐宣王、梁惠王世次，《史》《策》既多误。诸家据以论孟子，则宜其治丝而益紊矣。今既于齐、梁、宋、滕诸国世系年代，一一重为釐定，而孟子游仕先后，亦详加审核。参伍错综，斟酌情事，而定孟子生年，最早当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当在安王二十年。乃与朱子、周氏之所推定，亦若相符。然其立论造断之所以然，则固自不同。且尤有进者，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今谓孟子生于烈王四年，或谓生于安王十七年，前后相去不越十五年，此不过孟子一人享寿之高下，与并世大局无关也。苟既详考孟子游仕所至，并世情势，及列国君卿大夫往来交接诸学士，则孟子一人在当时之关系已毕显，可无论其年寿之或为七十或为八十矣。无徵不信，必欲穿凿，则徒自陷于劳而且拙之讥，又何为者？余兹所陈，固非以为定论，而摧廓旧说，开陈新义，亦足以见考古之意。至于援证之细，将逐事备详于后，此不具也。（魏氏《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云：“《史记索隐》谓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阙里志》从之，而谓寿九十有七岁，逆推之，当生于安王十七年。惟近日《索隐》本误作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当以《阙里志》所据《索隐》原本校正。”今按《索隐》并无孟子生年，未晓魏说何据。）
　　
　　又按孟子名轲，其字赵岐已云未闻，徐幹《中论序》云：“孟轲、荀卿，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书，至今其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士，乐贤者寡，不早记录耳。”
　　
　　ls、田和始立为侯考
　　
　　《史记·田齐世家》：“康公贷立十四年，太公迁康公于海上。明年，鲁败齐平陆。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集解》徐广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隐》云：“徐广盖依《年表》为说，而不省此上文，贷立十四年，又云明年会平陵，又三年会浊泽，是十八年。《表》及此《注》并误。”张文虎《史记札记》谓：“依《索隐》，似三年上有文字。”今按：据下文“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和立二年而卒。”则《索隐》十八年之说是也。盖十八年会浊泽。其时为魏武侯十年，今称魏文侯者误。翌年十九年，田和始列为侯，纪元年。田和之二年，则为康公二十年，而田和卒也。
　　
　　六五、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非桓公午立辨
　　
　　《史记·年表》：“齐康公二十年，田和卒。二十一年，田和子桓公午立。”按：《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田午弑其君孺子喜而为公。”并引《春秋后传》为证。《年表》漏去剡一世，并前漏去田悼子一世，自田常以下，田齐祇得十世，与《庄子》十二世有齐国之语不符。当依《纪年》。又田和以齐康公二十年卒，田剡即以是年立，《年表》书之隔岁，依人君即位翌年称元之例也。《索隐》引《纪年》作齐康公二十二年田剡立，误衍一二字。知者，《魏世家索隐》据《纪年》，谓：“桓公立十九年，当梁惠王之十三年”，则桓公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周安王二十六年。）自此逆溯而上十年，正为齐康公之二十年。（周安王十七年。）知《史记》于此乃误其世系而未误其年也。
　　
　　六六、吴起去魏相楚考
　　
　　《史记·吴起传》：“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害吴起，起惧得罪，遂去之楚。”今按：《魏策》：“公叔座为魏将，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赏田百万，座以让吴起之后。”其事《年表》在惠王九年，吴起已死十九年矣。其年公叔亦卒。明年，商鞅遂入秦。观公叔之待商鞅，不似害贤者。《吕氏·观表》《执一》诸篇，言谗起者乃王错。（考《魏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西河，王钟侍。”姚云：“钟一作错”，即此王错。魏武自衿河山之险，而错附之，为吴起所折。魏武盛奖起，王错之忌起，当肇于此。）《魏世家集解》徐广引《纪年》：“惠王二年，大夫王错出奔韩。”即此人。《史记》吴起奔楚之由，盖误。又起为魏武侯伐齐至灵邱，在武侯九年，（《考辨》第六十。）则去魏当在十年以后。据《说苑·指武篇》起至楚先为宛守，（《说苑》云：起为宛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屈公不对云云。今按《说苑·权谋篇》有屈宜咎论韩昭侯不获出高门。《史记·六国表》《韩世家》皆作屈宜臼，臼咎古字通。然考韩昭侯筑高门在昭侯二十就年，据此当五十年，疑不能为一人。《淮南·道应训》作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若亦咎之误文也。恐屈宜臼之告吴起，特后人模仿赵良之告商君而造为之，屈子固不与吴起同时也。）居一年，乃为令尹。不识其前又曾为他职否。其为令尹，《史记》载其政绩云：“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今按：陈灭在惠王十一年，蔡灭在四十二年，何待悼王？《楚世家》于悼王十一年，即书二十一年悼王卒，更不记平越、却晋、伐秦之事。检诸《越世家》，楚破越在威王世，亦与悼王无涉。则却三晋而伐秦者，其语殆同为无稽也。且其时亦尚无纵横之言，《史》盖误袭《秦策》蔡泽语耳。或《史》本作：“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前后文气本相承接，中间用兵一段，系后人据《秦策》妄增也。《淮南·道应训》记吴起之语曰：“起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篇》同。）可与《史》文互证。知蔡泽之语，乃策士润饰，欲明功成身退之理，故尽以惠、威二王前后战绩，一归于起。此如记燕昭王得贤，乃云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矣。《吕氏·贵卒篇》云：“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此又吴起治楚不主以兵力扩地之证也。其徙贵人垦荒，殆秉李克尽地力之教。《韩非·和氏篇》称其教悼王曰：“楚国之俗，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此起之所以治楚而招贵戚大臣之忌者。（《淮南·泰族训》亦云：“吴起为楚张减爵之令，而功臣畔。”）孔子以正名复礼绳切当时之贵族，既不得如意，后之言治者，乃不得不舍礼折入于法。是亦事势所驱，不获已也。且礼之与法，其本皆出于纠正当时贵族之奢僭，李克、吴起，亲受业于子夏、曾西，法家渊源，断可识矣。起治楚政绩，略如此。（《吕氏·义赏篇》：“郢人以两版垣，吴起变之而见恶。”《注》云：“教之用四。”可见吴起为治注重民生之一斑。）《韩非·和氏篇》云：“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吴起枝解”，大则起为令尹期仅一年，愈徵楚无括地之事。推迹以求，起之在楚，盖不出三四年也。枝解之说，又见《墨子·亲士》，（“吴起之裂其事也。”）《韩非·问田》，（“吴起支解，商君车裂。”）《淮南·缪称》，（“吴起刻削而车裂。”）《主术》，（“吴起、张仪，车裂支解。”张仪疑商鞅之误。）及《韩诗外传》卷一。（吴起削刑而车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本传不书，盖失之。
　　
　　六七、吴起传左氏春秋考（附铎椒考）
　　
　　《汉书·艺文志》六艺《春秋》类，有《左氏传》三十卷。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左传》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经孔子，而传《春秋》。魏晋以来儒者无异议。至唐赵匡、啖助，始谓左氏非邱明。宋后诸儒，相继并起。其著者如王荆公，（王应麟《困学纪闻》，载王荆公有《春秋解》一卷，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左氏解》专辨左氏，为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十七年，绝非邱明。此当为十一事中之一。今《左氏解》既不传，《荆公集》亦无考，其所疑十一事，不可详矣。）叶石林，（《叶氏春秋考》，谓“《春秋》终于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三年，辞及韩、魏、智伯、赵襄子之事，而称鲁悼公、楚惠王。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辞，谨以哀公孙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及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以左氏为邱明，自司马迁失之也。今考其书，杂见于秦孝公以后事甚多，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郑渔仲，（《郑氏六经奥论》谓左氏非邱明，为六国时人，凡举八验。其说曰：“《左氏》终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邱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八年之后，邱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率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诞，而称帝王子孙，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腮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朱晦庵，（朱子亦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皆疑《左氏》非孔子时书。至清儒崔述则谓：“昭、襄之际，文字繁芜，过于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姚鼐则谓：“《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坿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据刘向《别录》，左邱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卿。则《左传》源流诚与吴起有关。吴起始仕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魏绛在晋悼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安得平郑赐乐，独以与绛？献子合诸侯干位，而述其为政之美。《魏风》至季札时，亡久矣，与邶、鄘、桧等，而札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此与魏大名，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又忘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后之称，非季札时所有也。”诸家之说，愈辨愈精，而尤若以姚氏为最得。又《左氏》书好为预言，而其言乃有验有不验。顾氏《日知录》卷四举其事，如“三良殉死，《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此至孝公以后即不验。又季札至鲁，闻《郑风》，以为其先亡，而郑至三家分晋后始灭于韩。（按郑灭尚有晋君，顾氏此条微误，参读《考辨》第三六。）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按滕先灭于越，顾氏此条亦微误，参读《考辨》第四九。）卫迁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日人狩野直喜为《左氏辨》，（文收高濑博士《可历纪念支那学论丛》。）据此推论，谓“《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徵，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又谓“王孙满卜年七百，卜世三十语，自成王定鼎后七百余年，当在威烈王（三十一世。）、安王（三十二世。）时。其言卜世三十，特举成数。”今以狩野此论，会之姚氏之说，则两节适符。吴起死于威烈王二十一年，周室日卑，正切卜年七百卜世三十之数。时蔡、曹、滕皆以灭，郑灭惟在吴起死后五年。自吴起之卒上推卫迁帝丘已及二百八十年。所谓卜年三百者，亦恰肖。则顾氏之疑辨，狩野氏之推测，岂不正为姚氏说之证成耶？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邱明之说也。（顾亭林《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亦主《左氏》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而夫子当时未必见。）
　　
　　啖助之言曰：“邱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轶、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以为邱明。自古岂止一邱明姓左乎？”崔述曰：“《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耶？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迁遂臆料以为《论语》之左邱明耶？说《论语》者以左邱明为复姓，与《公羊》、《谷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谷梁氏，而此独云左氏，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此又疑因书名《左氏春秋》而传者遂误以为出左邱明也。（叶梦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出左邱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矣。”今按叶氏此说，分辨左氏、左邱氏，别成一解。近人或疑《左氏传》由刘歆自《国语》中分出，然殊无据。参读《考辨》第一四七。）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此层章炳麟氏曾论及。其言曰：“《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发此二义正之。”（见章氏《春秋左传读》）章氏必拥护左氏成于邱明，故曲为之辨如此。近人卫聚贤亦主左氏即卫邑名，而谓《左传》成于子夏，则论证未确，亦不足信。）
　　
　　《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冢，有《师春》，即采《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焉。雷氏学淇《介菴经说》谓：“吴起以《左传》传其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洵不虚也。（全祖望《经史问答》：“鬼神之说，始于《墨子》。故《汉志》数君子宗旨凡数条，而右鬼其一也。左氏盖亦惑于墨子。《内传》较之不一而足，《外传》不知出左氏与否。而鬼神之说，则相为表里。如杜伯射宣王事，纪之自《墨子》，而《外传》首载之。”今按全氏此说，亦似主《左氏》出《墨子》后。然《墨子》言鬼，本引《百国春秋》，此乃古之史职。（参读汪中《述学左氏释疑》。）惟《左传》亦多及鬼事，则自可谓近染墨说也。又《韩非子》：“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乐正氏之儒。”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之一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仅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汉志》有《铎氏微》三篇。王应麟《考证》引《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今考吴起卒在楚悼王末年，下至威王元尚四十二年。谓铎椒得吴起子期之传，差尚可信。而谓其授虞卿，则年世不相及。（详《考辨》第一四七。）今其书既不传，则亦无可深论也。（参读《考辨》一四七附篇。）
　　
　　又按史公又云：“左丘失明，乃传《国语》。”子夏居西河，晚年失明。疑左丘失明，或自子夏误传。子夏居魏，为儒术传于三晋之鼻祖。宜亦与《春秋》传统有关。
　　
　　六八、孟胜考（附：徐弱、田襄子、腹[黄享]）
　　
　　《吕氏·上德篇》：“孟胜为墨者鉅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荆王薨，阳城君以与攻吴起得罪，收国。孟胜属鉅子于宋之田襄子而死之。弟子徐弱之徒死者百八十三人。”鉅子者，《庄子·天下篇》说墨云：“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者也。近人胡适谓非墨子死后三四十年，不能有鉅子。梁启超则谓墨子死后一二年，鉅子便可发生。余谓鉅子之传，或可墨子生前所定，岂必死后一二年始有？楚悼之卒，去墨子下世不过十年，胜殆为嫡传鉅子，否则亦再传也。而其事迹不见于《墨子》书，岂从游在后，而独得衣钵者耶？（否则鉅子制若后起，孟胜事亦可经后人增饰也。）孙云：“田襄子言行无考，《说苑·尊贤篇》有卫君问田襄语，疑即田襄子。”然亦无以考见其为人。此后秦惠王时有鉅子腹[黄享]，见《吕氏·去私篇》。他鉅子均无考，亦究心墨学者一憾事。（参读《考辨》死一一四。）
　　
　　六九、宋辟公乃桓侯辟兵其元年当周安王二十二年
　　非周烈王四年在位四十一年非三年辨
　　
　　《年表》载宋昭公卒，误后十八年，（详《考辨》第四十五。）以下纪宋年均依此误。梁氏《志疑》定悼公元在齐宣公三十五年，（周威烈王五年。）休公元在齐宣公四十三年，（周风烈王十三年。）辟公元在齐康公十五年，（周安王十二年。）剔成元在齐康公十八年，（周安王十五年。）宋偃元在齐威王三十三年，（周显王二十三年，应齐威王十二年。）均依此递前十八年。然其说尚未是。《宋世家索隐》引《纪年》，悼公有十八年，而《史》祇得八年，相差又十年。今据《纪年》，则悼公之卒，当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休公之元，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休公二十三年而卒，为周安王二十一年。辟公之元，则在周安王之二十二年也。又按：《世家》“辟公三年而卒”，而《索隐》云：“《纪年》辟公作桓侯辟兵，则辟兵谥桓也。”又《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曰：“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瑁前驱呼辟，故为狂也。”洪颐煊《读书丛录》云：“辟公既名辟兵，不得谥为辟公，当从《纪年》作桓公，辟字即涉其名而讹。”今按：洪说是也。雷氏《义证》亦云然。又《魏世家索隐》云：“惠成王十四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则梁惠王十四年，宋桓侯尚在，是岁当为桓侯二十四年，（雷氏《义证》推为桓侯六年者误。）知《世家》三年而卒之说，亦有误。又考《宋世家索隐》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璧而自立。”（梁氏《人考表》：剔成肝《索隐》引《纪年》易成盱，肝是其名，封于易成之地，因以为号。雷氏《义证》云：“剔成肝乃易成侯之误。”）则桓侯乃见废者。剔成之后乃为宋君偃，《史记》称其袭攻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然余考偃立年尚少，其庶兄大尹主政。又在位五十三年，国亡见杀，其为少主嗣位，非弑君自立可知。（详《考辨》第九十一。）则《世家》乃以剔成之逐桓侯，误为偃之逐剔成也。偃为剔成弟，（宋人兄弟嗣立，犹有殷商遗俗。《吕览·禁塞篇》高《注》：宋偃辟兵之子，此据《史记》剔成辟兵子，而偃为剔成弟，故云。剔成为辟兵子与否，今不可考，则高注未可守。）其嗣立年尚幼，则剔成在位不久。《史》称剔成在位四十一年，则其弟偃年决非弱，何以弑兄自立之后，犹得五十三年而亡？（即据《史记·世家》原文，亦有四十七年，剔成在位四十一年外，年当在五十外，其弟能逐君自立，年相雁行，则殆亦四十外矣。又四十七年，已将及九十，与所谓桀宋之虐，益见其不符。）余疑四十一年，乃桓侯在位之年，则桓侯见逐，尚在朝梁后十二年，而剔成则在位三年，不寿早死，故其弟偃嗣位尚年少，则诸疑皆释，无不合者。惜《索隐》于此条独引王劭著盥侯乃见逐，而不并详其年，则余说若犹嫌其无的据。然深思明辨之士，比其前后而熟论之，当不恠余言之为呈臆妄测耳。（《韩非》论戴氏每与齐田氏并列，而曰戴氏取子氏于宋。《吕览》于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决。疑剔成乃戴氏，故王偃一朝，如戴不胜、戴盈之皆戴氏，盖佐新君幼主以固其位者。苏时学《爻山笔话》首疑及此，惟谓剔成肝即司城子罕，则误也。）
　　
　　七○、田桓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
　　其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
　　
　　《史记·田齐世家》：“桓公立六年卒，子威王立。”《索隐》引《纪年》曰：“梁惠王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立十九年而卒。”《索隐》既云齐桓公十八年，威王始见，则桓公即以十八年卒也。而又云立十九年而卒者，人君于即位之翌年称元，故一称十八，一称十九也。（《绎史·年表》误后一年，遂为梁惠王之十四年。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误后二年，遂为梁惠王之十五年。皆缘不辨《索隐》此条文理而误。洪颐煊《校纪年》，威王立在周显王十一年，独为得之。）《史记》作六年者，六乃十八二字并合之误。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处立。”十八二字，乃六字分离之误也。今自梁惠王十三年，逆溯十九年而上，为魏武侯二十一年，即田午弑君自立之年。
　　
　　雷氏《考订》，定其事在魏武侯之二十二年，较余说后一年。其言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生。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愚案：后十年者，谓自侯剡始立之年数之，至此共十年，实侯剡改元之九年也。知在魏武侯二十二年者，《索隐》引《纪年》云：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以魏武侯二十六年卒推之，是齐桓实以此年弑其君，且即以此年为己之元年也。”今按：雷说可解于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之说，而无以解于桓公立十九年而卒之说也。今定桓公弑君自立，在武侯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纪元，则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十三年，及桓公立十九年卒，两说俱通矣。余定田侯剡立，在齐康公二十一年。（详《考辨》第六五。）其前一年，齐康公二十年，田和卒，田剡即立。下逮魏武侯二十一年，田午弑剡，前后适得十年。与雷氏所谓自侯剡始立之年数之，至此共十年者正合。（雷氏定田剡元，亦较余说后一年。）雷氏盖自推校未尽也。
　　
　　又《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盖桓公字误。雷氏《考订》亦曰：“幽即桓字之误。否则兼谥为幽。立是立为太子，否则桓公退老，使威王摄政。至明年桓公卒，而威乃践位也。威王立三字，当是《索隐》约举之词。未审《纪年》原文何如。后威王始见，即指平阿等事。盖桓公之卒，威王之元，《纪年》原文亦未之载，《索隐》故云。”今按：谓幽公即桓公，是也。谓威王立乃立为太子，否则桓公退老而摄政，此皆无证臆测，实不可从。盖雷氏定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则桓公卒自当在十四年。而又与《索隐》引《纪年》桓公十八年威王立，及惠王十三年威王始见两条不符，故不得不强为之说如是。而雷氏所以必证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者，又以不知威王在位实有三十九年而然也。（参读《考辨》第七四。）
　　
　　又《田齐世家索隐》网劭按《纪年》云：“齐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黄氏《逸书考》云：“桓公立十年，弑齐康公，及其子，绝姜姓之祀。至是又弑康公之夫人，故曰弑其君母。”今按：黄氏此条，盖误读《索隐》田剡立后十年，田午弑君及孺子喜之文而误。康公于十九年迁海上，至二十六年而卒。其时乃田侯剡六年。其后三年，田午弑君，乃指田剡，非康公矣。然则君母者，殆指田剡之后，否则尚为田剡之母也。
　　
　　《庄子·则阳篇》：“魏莹与田侯牟约。”司马云：“魏莹，魏惠王。田侯，齐威王也。”然威王名因齐，不名牟。俞樾曰：“田齐诸君，无名牟者。惟桓公名午，与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讹。然齐桓公与梁惠王又不相值也。”今按：梁惠王十三年，为齐桓公卒年，则惠王与桓公正相值。惟其时田忌尚未用事于齐，惠施、公孙衍亦未用事于魏，与《庄子》文仍不合。《庄》书随文寓言，未可尽据为故实也。
　　
　　又按吴式芬《攟古录·金文》陈侯午钅享，（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作陈侯午殷，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作陈侯午镈◆。）“隹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镈◆。”翁祖庚云：“《史记》桓公午六年卒。《索隐》引《纪年》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此铭考之，桓公实不止六年。所称孝大妃，即太公和之妃。”此以铜器金文为证，而可以定《史记》与《纪年》之得失者。（《金陵学报》一卷二期有王古鲁《对于日人武内氏六国表订误之商榷》一文，主田桓公以六年之说，自误。惟定齐威王在位三十八年，而武内氏从之，此则王氏之得也。二氏皆未能以史事详证，故其说多误。）
　　
　　七一、韩哀侯懿侯昭侯三世名谥年数考
　　
　　《史记·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按今年尚借晋桓命邑郑，则知《年表》于上年书灭晋之误。又《年表》书郑康公二十年灭，实不误。《世家》以韩哀侯二年邑郑为郑灭之岁，故云康公二十一年也。《今本伪纪年》韩灭郑在周安王二十一年，则由魏武侯二十一年而误。）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曰：“若山即懿侯也。”又《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韩哀侯以桓公十五年卒”，是年正当魏武侯二十二年，则韩哀侯卒，在灭郑之明年也。《水经·沁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伐我葵。”是懿侯名若，《索隐》所引，涉上韩山坚而衍一山字。又《浊漳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是同年韩有懿、共两侯。《六国表》惟有庄侯，《索隐》云：“即懿侯”，《志疑》据今本《伪纪年》，谓：“序共侯、懿侯于一年之内，而《史》无共侯，疑共侯即庄侯。韩山坚，《史》所云韩严也。山坚弑君自立，未及一年便卒。懿侯嗣位。悯先君之被害，恨篡臣之未诛，遂削其年不数，而以为己改元之年。”不悟山坚弑君，远在六年前，且《纪年》明云山坚弑君而若立，非山坚自立。《索隐》又明谓懿侯即庄侯，岂得又谓懿侯嗣庄侯哉？今共侯之名既不他见，疑《水经注》所引共侯本庄字之误，而《伪纪年》依之，遂滋后世之疑。否则懿侯、共侯、庄侯盖一侯而三谥。如后有韩威侯即宣惠王，亦一君三谥也。（雷氏《义证》谓：“《纪年》同年有懿侯、共侯，则懿侯兼谥为共，别谥为庄，犹宣王之兼谥为惠，别谥为威矣。”）懿侯自哀侯被弑之翌年改元，至惠成王八年，凡十二年而卒。是年昭侯立。（《吕览·任数篇》高《注》，以昭侯为景侯子，误也。梁伯子已辨之。）明年，梁惠成王九年，为昭侯元年也。《年表》昭侯元年在梁惠王十三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四年，郑釐侯来朝。”而曰：“郑釐侯者，韩昭侯也。”是《史记》昭侯，于《纪年》称釐侯。然考《水经·河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十一年，郑釐侯来致地。”《济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釐侯于巫沙。”则梁惠九年时釐侯已立。考诸《赵世家》：“成侯十三年，与韩昭侯遇上党”，是年正惠成九年。《史记》载三晋事，韩最疏略，赵则颇详。盖赵史犹有存者。此昭侯元不在惠王十三年之的证也。余考昭侯在位实三十年，《史》盖误增哀侯之年，遂削昭侯以为偿。（雷氏《义证》亦谓：“《史记》误将懿、昭之立移后四年。”又《韩世家索隐》谓《战国策》有严仲子名遂，又恐是韩严。按严仲子乃聂政事，刺韩相侠累，《韩策》作韩傀，事在列侯三年，相隔二十三年，吴师道《战国策补注》已详辨之。）
　　
　　又按《年表》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卒，是年实昭侯二十六年。然则申子卒在是年盖不误。史公特误以申子之卒为昭侯卒年也。
　　
　　七二、老子杂辨
　　
　　《史记·老子传》：“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儋见秦献公，《周本纪》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此误。）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汪中《老子考异》谓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即儋，凡立五证：
　　
　　一，《列子·黄帝》《说符》二篇，凡三载列子与关尹子答问之语。（原诸：“《庄子·达生篇》，与《列子·黄帝篇》文同。《吕氏春秋·审己篇》，与《说符篇》文同。”按《伪列子》袭此二书耳。）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见于本书。《六国表》郑杀其相驷子阳，在韩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没凡八十二年。（按郑杀子阳，下距太史儋入秦二十四年，则列子应为关尹前辈。诸书所载答问语，亦不可信。）关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则为关尹著书之老子，其年世亦从可知矣。
　　
　　二，《文子·精诚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按燕终春秋之世，不通盟会。《精诚篇》称燕自文侯之后，始与冠带之国。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二十六年。（按此凡百一十八年，汪说误。）老子以燕与秦楚并称，则老子已及见文公之始强矣。又魏之建国，上距孔子之殁，凡七十五年，（按此凡七十六年。）而老子以之与三国齿，则老子已及见其侯矣。（按《文子》所引，未必真为老子语，不足为证。）
　　
　　三，《列子·黄帝篇》载老子教杨朱事。（《庄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东读朱如居。张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杨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然则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贡之世也。其死也，无瘗埋之资。”朱为老子弟子，而及见子贡之孙之死，则朱所师只老子，不得与孔子同时也。（按《杨朱篇》伪书，非杨子亲笔，此论亦不足据。《御览》四七七又四九三引《列子》，皆云“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父也”，似误。）《说苑·政理篇》：“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梁之称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殁，凡百十八年。杨朱已及见其王，则朱所师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按惠王元年，距孔子之殁百零九年，惠王称王，距孔子死百四十五年。杨朱亦未必见梁惠王之称王，汪亦误。）
　　
　　四，本传云：“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抱朴子》以为散关，又以为函谷关。按散关远在岐州，秦函谷关在灵宝县，正当周适秦之道。关尹又与郑之列子相接，则以函谷为是。函谷之置，书无明文。当孔子之世，二崤犹为晋地，桃林之塞，詹瑕实守之。惟贾谊《新书·过秦篇》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则是旧有其地矣。秦自躁、怀以后，数世中衰，至献公而始大。故《本纪》：“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瘞。”然则是关之置，实在献公之世矣。（按张琦《战国策释地》，秦取崤函在惠王六年至后十一年间。汪说亦误。）
　　
　　五，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按去文侯之殁已二十三年，《史表》误。）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国策》：“华阳之战，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六国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按是时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按此在周赧王四十二年，去孔子之殁凡二百零六年（四七九—二七三），汪说错四年。）则为儋之子无疑。（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谓“太史儋见秦献公，其年周显王十九年，下距汉文元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七世，年数略相当。宗乃儋子，与李耳无涉。”按显王十九年，已为秦孝公十二年，非献公，张说误。至宗为儋子，语亦难信，辨见后第十六节。）
　　
　　今按汪氏五证，虽未全塙，要为千古卓识，可以破孔子见出关著五千言之老子之传说矣。顾犹多未尽者。余尝谓老子之伪迹不影，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今请详为申辨。虽若荒诞无稽，然亦足以备一说。上与司马迁所谓“或曰即老子或曰非也”云云相等例，较之《朱韬》《玉札》及《神仙传》诸书，犹且远胜万万也。
　　
　　
　　一、太史儋与老聃
　　
　　窃谓秦汉之际言老子，凡有三人，而往往误以为一人。此三人者，一为孔子所见，一为太史儋，而又一则尚在晚世。
　　
　　庄周称孔子所见为老子，又曰老聃，而老聃与太史儋每易混。《史记·老子传》：“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记索隐》，《老子音义》，《后汉书·桓帝纪·注》，《文选·游天台山赋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记》作“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浅人妄改者。王念孙《读书杂志》有详辨。）《说文》：“聃，耳曼也。”《庄子》书称老聃，《吕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说文》：“耽，耳大垂也。”《淮南·地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然则夸父者，犹云大人国，耽耳，犹云大耳国也。耽耳亦作聸耳。《说文》：“聸，垂耳也。南方有聸耳国。”聸耳又作儋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注》云：“儋耳，其人耳大下儋，垂于肩上。”《后汉书·明帝纪·注》云：“儋耳，南方夷。”盖古人传说，边荒有儋耳之国。南人因谓在南荒，北人则谓在北荒也。汉《老子铭》：“聃然，老旄之貌也。”古人以耳大下垂为寿者之相。至今俗犹然。故高年寿者称老子，称老聃，老耽，亦得称老儋。（《抱朴子》曰：“老子耳长七寸”，《列仙传》：“务光耳长七寸”，皆此类。）以其年老，而曰老聃，（郑注《曾子问》云：“老聃古寿考者之称也。”）以其为周史官，则曰太史儋。故儋之与聃，每易混说而为一人也。
　　
　　
　　二、太史儋与詹何
　　
　　其又一人则为詹何。《说文》：“何，儋也。儋，何也。”儋何二字，盖一义两音。单呼儋者，连其余音则为儋何，今人称担荷，或称儋负。如蟾之为蟾蜍，澹之为澹宕也。《古今人表》周儋桓伯，《左传》儋作詹。然则詹何宜可为儋何，或呼詹子，（《庄子·让王》作瞻子。）如匡章称章子，陈仲称仲子。则老聃、太史儋，又易与詹子相混。高诱注《淮南·览冥》云：“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则詹何为南方之道者，与老聃似。《韩非·解老》：“詹何能坐堂上知门外牛黑而白在其角。”是詹何有前识，与太史儋似。《吕氏春秋·执一篇》：“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又《审为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曰：虽知之，不能自胜。詹子曰：纵之。”是与道德之意五千言似。《淮南·道应训》谓楚王问詹何治国者为庄王，此庄王不在春秋世，盖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参读《考辨》第一三一。）故与公子牟相及。《吕览·重言篇》：“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是犹以詹何与老耽为两人。其先后之序，盖自近以逮远。老聃在田子方前，非太史儋即孔子所见。而詹何在田子方后，则为与公子牟并世之人也。
　　
　　三、太公任即老聃
　　
　　而余观战国言老子，其混并牵涉之迹，犹不止此。《庄子·山木篇》：“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为言不死之道，告之以意怠之为鸟，教之以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夫太公亦老者之称，犹云老子也。任者，《齐语》：“负任儋何”，《孟子》：“门人治任将归”，注：“任，担也。”《释名》：“儋，任也。”任儋声近义通。则太公任犹云老子聃，即老聃矣。其告孔子“至人不闻”，即“良贾若虚，君子若愚”之意也。其谓“饰知惊愚，修身明汙，故不免”，即“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无益子身”之说也。“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处，（疑当作德得而不明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即“得时则驾，不得则蓬累而行”者也。（《史记》老子与孔子语，不出此篇及《天道》《天运》《外物》三篇之外，盖杂采《庄子》书而意造云尔也。）《庄子》书本成于众手，此独不曰老聃而云太公任，其实皆一人也。（《文选》卷五十九注，引作太公，则如不称老聃而仅称老子矣。）
　　
　　
　　四、任公子即詹何
　　
　　《庄子》书有太公任，又有任公子。太公任即老聃，而任公子则为詹何。《外物篇》：“任公子为大钩巨锱，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钅舀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淛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文选》卷二十五注，引作任公。）任公子即詹子也。何以言之？《淮南·冥览训》：“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此即五十犗以为饵之钓也。故詹何者，据《庄子》任公子之故事言之，乃一隐沦江海渔钓之君子也。（《御览》八百三十二引《阙子》云：“任公子东罗鲤于山阿，众人皆以为惑，既而鹯鹗击黄雀，触公子罗者千万数。”谅其他关于任公子钓鱼之怪谈尚多，惜不备见。又按《淮南·说山》：“詹公之钓，得千岁之鲤。”任公子罗鲤，即詹公之钓鲤也。此又二人为一人之证。）
　　
　　
　　五、环渊即关尹
　　
　　与詹何齐名者有环渊。其人亦以钓称。《史记·孟荀列传》云：“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师古曰：“蜎，姓也。”（应劭《风俗通·姓氏篇》：“环氏出楚环列之尹，后以为氏。楚有贤者环渊，著书《上下篇》。”张澍《辑注》曰：“环渊亦即蜎渊也。隗嚣将环安，公孙述将环饶，吴有环济，著《要略》。”则环乃本字，蜎乃借字。《楚策》范环，《史记·甘茂传》作范蜎，此蜎环相通之证。）《文选》枚乘《七发》：“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注云：“《淮南子》虽有钓鍼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罔罟争得也。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蜎子名渊。三文虽殊，其人一也。”是环渊亦名便蜎，蜎蠉，又名玄渊，亦称蜎子，与詹何齐名。（言詹何、便蜎之钓者，《御览》八三四引宋玉《钓赋》云：“玄渊之钓，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纶，饵以蛆蟟，钩以细针，以出三尺之鱼于数仞之水中。”又《列子》云：“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其语亦正相类。《御览》七六七引《博物志》，“詹何之钓”云云，语亦大同。）宋玉从之受钓，则其人在顷襄王世，与詹子年亦相接。（今《楚辞》有《卜居》《渔父》两篇。《卜居》乃屈原问太卜郑詹尹，窃疑即由詹何误传，而渔父亦詹何。以詹何前识，遂误称太卜詹尹。以詹何隐于钓，故称渔父。屈子之所问，与宋玉之所师，其时代固相及。詹子亦楚人，盖楚人传说，自有詹何与屈原往复一段情事，后人寄托为文，乃《卜居》与《渔父》并传也。）所著书，《史记》云《上下篇》，而《汉志》称十三篇，已不同。至其年世，《史记》与慎到、田骈相次，是谓在齐威、宣王、梁惠王、楚威、怀王时，与庄周、惠施、孟轲相先后。而班固云：“是老子弟子。”详班氏所称老子，当指孔子所从问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则环渊在庄、惠之世，又乌从而师之？盖其先言师詹何，则与楚庄王、魏公子牟接世。其后言师老子，则年移而益先。故《文选》枚乘《七发》，应璩《与从弟书》，《注》皆引高诱注《淮南》，谓：“娟嬛白公时人。”高氏盖亦谓娟嬛师老子，则与孔子年相当。以其楚人，故推谓与白公同时尔。（此犹误以文子为老子弟子，遂推定为楚平王同时也。关于詹何、环渊年世，又见《考辨》第一四六。）然汉人虽屡称环渊，而先秦诸子书，则甚少言及。余又疑环渊即关尹。环关渊尹，特方音之一转移耳，非有两人也。凡先秦之称关尹，即汉世之所谓环渊矣。《庄子·天下篇》以关尹、老聃并称，（今人范耕研《吕氏春秋补注》（刊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六年刊》）谓：“《史记·老子传》，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之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详《史记》文义，似谓关尹喜聃之见过，非其名为喜也。先秦诸子皆称关尹，无称喜者。且亦非聃弟子。《天下篇》列于老子之前，似在师友间。高诱注《吕氏·审已》，谓师老子，似是老子师之误。后人习闻俗说，妄乙之耳。”今按范说极是。窃意《天下篇》关尹乃人名，非关名。篇中引其书亦先老子，则决不为老子弟子。汉人老子出关，关令尹强之著书之说，其先亦由《天下篇》关尹、老聃两人并列而起。）则犹刘安、枚乘以詹何、便蜎俱举。盖以老聃为詹何也。（《吕氏·不二篇》：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窃疑此处先后序列，盖非《吕》书本真。故以老聃列孔子前，而关尹居墨子后。细玩全文，均以两人异尚者为一列。如列贵虚，陈贵齐，是一列。阳贵己，孙贵势，又是一列。王贵先，兒贵后，又是一列。以后例前，则孔贵仁，墨贵廉，为一列，关尹贵清，老耽贵柔，为又一列。如此乃与《庄子·天下篇》关尹、老聃年辈仍可相通。今以老耽移孔子前，则柔仁相类，廉清相似，既与下文不称，老耽、关尹年世辈行，亦与《天下篇》乖违矣。故知此经后人妄易也。又本篇此下有脱文，则昔人已论之。又《吕氏》云：“关尹贵清”，殆即环渊著书《上下篇》之宗旨。而今《汉志·蜎子》十三篇，《关尹子》九篇，岂即《史记》所谓《上下篇》者，而误分为十三篇与九篇欤？惜其书均佚，无可深论矣。）而其故事传说之流变，则尤有离奇荒诞之甚者。夫环渊为沉沦江海之钓客，而关尹则为抱关山谷之官尹，何以谓之为一人？此则犹詹何之蹲钓于会稽，而史儋则骑牛而过关。史儋、詹何既误混为一，橘渡淮则为枳，隐沦渔钓之处士，自亦可变而为抱关守谷之关尹矣。故蜎蠉之蜎非姓也，蜎蠉，孑孓也。将欲言糅饵之大，而极言其小。如庄生言大鱼而举鲲也。玄渊之渊非名也，渊有九族，皆指水言。玄渊奇蹟，如庄生言畏垒之居大人也。凡此皆俗谈小说之引而益远者。迁《史》博古，故称环渊，而所得犹未尽，不知环渊之即关尹耳。（《庄子·应帝王篇》有壶子，《吕览·下贤篇》作壶丘子林，《淮南·精神训》作壶子林，《人表》作狐丘子林，皆一人。《韩诗外传》之有狐丘丈人，亦其人也。然仅覩壶子与狐丘子林，则不辨其为一人矣。仅覩壶子与狐丘丈人，则更不辨其为一人矣。《汉志》道家《蜎子》十三篇下，即《关尹子》十篇。蜎子之与关尹子，正如壶子与狐丘子林及狐丘丈人也。）今试就其故事之演变论之，则詹何、便蜎之游于钓，与史儋、关尹之过于关，其孰为真，孰为妄乎？曰：论其情则皆妄也。儋之入秦，曰：“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离字本作合，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改。七十年依梁氏《志疑》所定。）此秦人有天下之神谶也。关尹能相风角，知将有神人而老子到，此又无稽之妄谭也。其书既佚无可考。（《汉志》所载，或出汉初人依托，今本则为唐宋间物。）而史儋、关尹之故事，则必妄可知。至于詹何、便蜎，其事荒晦，非可以作信史。故曰论其情则皆虚也，皆世俗之传说也。然则此传说之起，以詹何、便蜎为先欤，抑史儋、关尹为始欤？曰：此则更不可以确论。夫语及于史儋、关尹、詹何、便蜎之事，固以自古多妄，荒渺难稽矣，又何从而必为之明据确说哉？而孔子之见老子，则古籍记载较详，固可爬梳抉剔，以略得其真*相者。盖孔子所见之老子，其始为南方一隐君子，渐变而为北方之王官，一也。孔子之见老聃，其先为草野之偶值，渐变而为请于国君，以车马赴天子之朝，而北面正弟子之礼，以执经而问道，二也。其先为老死而友人哭，渐变而为莫知其所终，三也。何以攀老子为王官，则以误于太史儋。何以谓关令尹强之著书，则以误于詹何、环渊。盖詹何、环渊之隐于钓，有其事未必有其技。太史儋之过关尹，则有其名未必有其人。（凡《庄子》《吕氏》言关尹，皆人名，非官名，而其人尚在后，与太史儋不同时。）孔子之见老聃，虽有其人，而其事则未必有如后世之所传也。
　　
　　
　　六、涓子即环渊
　　
　　余考环渊之事，犹有说者。环渊既称蜎子，亦作涓子。《御览》八三四（又七三六。）引《列仙传》：“涓子者，齐人，钓于泽，得符于鲤鱼肠中。”又九三六引《列仙传》云：“涓子，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地人经》四十八篇。后钓于河泽，得鲤鱼腹中符，隐于岩山，能致风雨。”（《水经·睢水注》：芒砀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并隐砀山得道。疑《列仙传》岩山，实宕山字讹，宕山即砀山也。其地初属宋，后入楚，故涓子亦云楚人。《列仙传》又云：陵阳子明，铚乡人。钓于涎溪，得白鱼腹中书，教服食之法，三年，龙来迎去。庄周之蒙邑，老子之濑乡，彭城之彭祖，皆在梁宋间，此盖道术长生之说所自起。后遂与燕齐方士神仙合流。至《淮南》著书，仍近道术长生诞始之故地也。）又六七○引《集仙录》云：“涓子，齐人也，饵术，著《三才经》。淮南王刘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书》二篇，甚有条理。”据此诸书，则蜎子传说，又有可得而论者。盖其初本以蜎子为楚人，其后乃以涓子为齐人也。云“三百年乃见于齐”，则亦谓其初非齐人矣。初为钓者，后为仙人，乃谓其得鲤鱼肠中符。《御览》九三六又引《列仙传》云：“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是传说之流播而至燕也。此以涓、彭连称，则涓子亦大年，犹詹何为老聃，亦大年也。《高士传》称：“涓子告伯阳九仙法”，后世即以伯阳指老子，则涓子乃为老氏师，与云环渊为老子弟子者，适相反矣。《御览》九三五引《符子》：“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未尝得一鱼。鲁连闻而观焉，曰：钓所以在鱼，无鱼何钓？太公曰：不见康王父之钓耶？念蓬莱，钓巨海，摧岸投纶，五百年矣，未尝得一鱼，方吾犹一朝耳。”是涓子亦称太公涓，犹如任公子称太公任。下及鲁连，则固晚世齐人之说也。
　　
　　余考楚自顷襄王二十一年东迁郢陈，其时齐已灭宋。而淮北入于楚。东楚之于南齐，壤地密接。詹何、环渊在是时，谓为楚人者，殆即郢陈东楚。故詹何称蹲钓会稽，而环渊之列齐稷下。其后汉代辞赋，吴、梁启先，淮南翼后，皆当陈楚之地。而神仙黄老，齐楚同风，正自詹何、环渊之徒始耳。
　　
　　七、臧丈人误太公望
　　
　　继此有附辨者，则吕尚钓渭滨之说是也。在《庄子》之外篇《田子方》有之，曰：“文王观于臧，见一丈人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冉页]，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疗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文王以为大师，北面而问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应，泛然而辞，朝令而夜遁，终身无闻。”今按：此即吕尚钓渭滨之说之由来也。《庄子》寓言无实，本属虚造。彼所谓臧丈人者，臧姜同声，即后世所谓姜太公也。而诸书言钓者，有太公涓，太公任，故事传说，遂皆与姜太公有涉。曰：“吕尚钓于磻溪三年不获”，此即太公涓钓五十六年未尝得一鱼之说也。（《庄子》云：“任公子期年不得鱼。”）又云：“获大鲤，得兵钤于鱼腹中”，即涓子鱼腹得符之说也。（《路史·后纪四》，吕尚作吕涓，《注》引《符子·方外》作太公涓。即太公望渔钓乃由太公涓误传一证。）而史公不深考，博采杂说，乃亦云：“太公望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熊，所获霸王之辅。于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此其事荒诞无稽，自来已多疑者。而无知其出于《庄子》臧丈人之说也。成玄英颇知之，其疏《庄子》云：“丈人者，寓言于太公也。吕佐周室，受封于齐，检于史传，竟无逃迹，而云夜遁者，盖庄生之寓言也。”是由不知渔钓干周，亦自庄生寓言来耳。孟子曰：“二老归周”，则非以屠钓干君也。（《离骚》，《天问》，《九章·惜往日》，皆言吕望屠于朝歌，《尉缭子》《说苑》同。《吕氏·谨听》，则言其钓，同《庄子》。恐皆不足信。）《周语》云：“申、吕、齐、许由太姜”，则太公乃以外戚重。年老而称太公，亦犹称丈人老子也。故太公也，丈人也，老子也，皆一而二，二而一者。后之人乃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钥，如盲人之谈日焉。使吾言而可信，史公自以臧丈人之寓言，为姜太公之实事，则固可无疑于吾老子之诸辨也。
　　
　　
　　八、孔子所见老子即老莱子
　　
　　然则孔子所见之老子固何人乎？庄周述孔子、老聃，其固羌无故实，尽出虚构乎？曰：不然。庄周之言老子，其先固据《论语》也。《庄子·外物篇》：“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大戴记·卫将军文子篇》，孔子语子贡以近古之贤者，自伯夷、叔齐以下十许人，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而独不及老子，是即以老莱子为老子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乃分老子与老莱子为二人。（然《老子传》又明云老子为楚人，盖史公于此，殊无辨白。）今即据《戴记》孔子所称道，如伯夷、叔齐、羊舌大夫、赵文子、随武子、桐提伯华、（羊舌赤。）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莱子、介子推凡十一人，其他十人，或见于《论语》，或见于《左传》，独老莱子无闻焉。其事始见于《庄子》之杂篇，而记礼者采之，而其名乃特著，亦可怪矣。余考《楚策》：“或谓黄齐曰：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抗志篇》谓老莱子教子思，《淮南》又以为商容教老子，一语之传，讹谬如此，其不足信据可见。
　　
　　
　　九、老莱子即荷篠丈人
　　
　　然则《庄子》杂篇之老莱子者何所来？余尝为之搜根掘柢，而知其即《论语》之荷篠丈人也。余考《庄子》书，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马迁已先言之。而老莱子实有其人。莱者，除草之称。子路“遇丈人，以仗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仗而芸。”其事明见《论语》。而丈人之姓字不传。后之记者异其辞，因谓之老莱子，盖犹云芸草丈人也。惟《庄子》谓老莱子弟子出薪而遇孔子，则与子路之行后而遇丈人适相反。然此特小节相差，无害为一事之讹传。（《庄子·则阳篇》：“孔子之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仲尼曰：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视之，其室虚矣。”此与“孔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往视之，至则行矣。”取径略相似，亦一事之讹传也。惟曰市南宜僚，则并其事中之主人而讹之耳。）《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路史》：“老子邑于苦之赖，赖乃莱也，故又曰老莱子。赖《史》作厉。”今按莱赖厉皆声之传。云老子居厉，居赖，皆涉莱音而讹。《路史》之言，是谓倒因为果，认虚作实。（魏源《老子本义》云：“庄子称老子居沛，《边韶碑》则云：老子楚相县人。《释文》引《庄子注》：老子陈国相人，今属苦县，与沛相近。《水经·阴沟水注》，东南至沛为涡水，涡水又东迳苦县故城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之为赖陵，又东迳赖乡城南，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屈东迳相县故城南云云，尤为详备。”今按苦县相城故城，皆在今河南鹿邑县城东，《太康地记》，苦县东有赖乡村，老子所生。其地距沛不得谓相近。大抵苦县自有赖乡，云老子生其地，则涉莱音而讹，不必更牵庄子居沛以为说。）《史》又云老子姓李氏，莱李亦声近。毕沅《道德经序》：“案古有莱氏，《左传》有莱驹，老莱子应是莱子，如列御寇师老商氏，以商氏称老矣。”盖由不得其会通，而必欲为之说。故曰老聃、老氏，或曰李氏，老莱子则又为莱氏焉。（魏源云：“老子居沛，沛宋地，宋国有老氏，然则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转为李，犹姒之转为弋欤。”今按古者男子称氏不称姓。《史》称其姓李氏，犹姓项氏、姓刘氏之例，盖已讹氏为姓矣。今魏氏既谓老子氏老，又称其姓子而转为李，此皆屈说强解，《史》固明云其氏李不氏老也。）刘向《别录》云：“老莱子，古之寿者。”丈人即寿者也。老莱子之即荷篠丈人，夫复何疑，而犹纷纷为氏老氏李氏莱之辨哉？
　　
　　十、老莱子与狂接舆
　　
　　《庄子》书原本《论语》造说者，尚有狂接舆。《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云云，即本《论语·微子篇》：“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一事。接舆佯狂，故歌而不言。狂人晦其姓名，故云接舆。孔子下者，下车也。庄生易其辞云：游孔子之门，则宾朋之访问，不类狂者行径矣。高论直指，辞繁不删，此温伯雪子所讥“谏我似子，道我似父”者也，则不类狂人吐属矣。庄生寓言，惟取达意。笔之所至，脱落恒蹊。彼固无有不可。说者必据此而辨孔子下者，下堂也，狂接舆者，接姓而舆名也，此可谓不善审辨之论矣。（阎若璩《四书释地续》：“顾麟士曰：接舆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车而歌，而强名之以纪。其名如荷蒉之类，非真其人字接舆。邢昺《疏》云尔，殊附会。余谓孔安国《注》已如是。又《庄子·人间世篇》如是，岂惟邢昺。”今按《微子篇》所载，如长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蒉，晨门，无一真姓字，何独疑于接舆？顾说真有见。阎氏又载王复礼说略同。江氏《乡党图考》，翟氏《四书考异》，同主此说。近人马氏《庄子义证》，复论接舆是姓名，引据《庄子》，而不悟《庄子》之不可确据，则甚矣读书据古之难也。又按《水经·潕水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盖于此也。是接舆与沮、溺传说同属方城，以其佯狂浩歌而接孔子之舆，故曰接舆，以其姓氏沦灭，遯隐不自见，故曰沮、溺。是何方城一隅，楚贤者之多欤？是又焉知非一事之两传，一谓两人耦耕，一谓独*夫接舆，要之致讥于孔子之车辙周天下而不知所休止而已。故余既疑老莱子之即荷篠丈人，又疑接舆之即沮、溺也。论古者必欲字字而实之，句句而信之，则亦无怪乎其必河汉于我言也。《庄子》汉阴丈人事，亦可由沮、溺、接舆而转化。）
　　
　　《庄子·逍遥游篇》：“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云云，《应帝王》：“接舆告肩吾圣人之治”云云。《庄子》之称接舆，犹其称老子矣。老子者，丈人也，自有不知谁何之五千言，为老子增重，于是老子遂固为博大真人，而狂接舆之在天壤间，则若存若亡，可有可无，一似不足取数者。则试一翻《庄子》内篇，接舆之与老聃，岂不相为等夷耶？（《庄子·天下篇》，列序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先后似略依时代。《天下篇》未必庄周作，其所称老聃，盖指詹何，亦与内篇老聃不同。）
　　
　　《韩诗外传》称：“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去，妻从市来，曰：先生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门外车轶，何其深也。接舆以告。妻曰：不如去之。乃夫负釜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名，莫知其所之。”今按老莱子亦复然。成玄英疏《庄子》：“老莱子，楚之贤人隐者也，常隐蒙山。楚王遣使召为相，其妻采樵归，见门前车马迹，问其故。老莱曰：楚王召我。妻曰：受人有者，必为人所制。妻遂舍而去，老莱随之。夫负妻戴，逃于江南，莫知所之。”《庄子·让王篇》：“郑子阳遗列子粟，列子再拜辞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同是妻也，非接舆、老莱子之妻贤，而列子之妻不肖也。传说多变，颠倒随宜。而考古者必据此以证列子、老莱子之辈行先后，宜多见其窒也。
　　
　　
　　十一、老子误伯阳
　　
　　上述孔子见老子，实本《论语》荷篠丈人，变文称老莱子，又变而为老子，为老聃，因误涉于太史儋，又误涉于詹何，又有太公任，任公子。与之相因而起者，复有涓子、环渊。又讹而为关尹。一事流传，辗转错出，至于不可辨识。其牵涉离奇有如此，而犹未也。余考老子传说，尚有牵涉更甚者。《史记·老子传》：“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王念孙《读书杂志》力辨之，曰：“《史记》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阳，谥曰聃。此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耳。”其辨甚是。然余考以伯阳为老子，其源亦甚旧，而实为牵涉离奇尤甚之说也。《周本纪》：“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又见《周语》。）《集解》：“韦昭曰：伯阳甫周大夫也。唐固曰：周柱下史老子也。”又云：“幽王得褒姒，太是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则伯阳盖幽王之史官。《汉书·五行志》服虔《注》亦云：“周太史。”是则后人不仅以孔子见老聃为即太史儋，尤且以为即伯阳甫。自幽王二年下至孔子卒三百余年，老聃之寿乃至此。抑犹未也。《墨子·所染》，《吕氏春秋·当染》，并称：“舜染于许由、伯阳。”高诱《注吕氏》云：“伯阳盖老子也。舜时师之。”自舜至孔子，年世不可考。姑依旧说，则老子寿近二千岁。说之离奇至如此。（宋翔凤《过庭录》许由、伯阳为一人，即伯夷，其论殊确。然似《墨》《吕》书已误以为两人，无怪高氏以伯阳即老子矣。）然人亦知其难信，乃龂龂致辨于《史记》无字伯阳云云。然去此一语，老子岂遂尽成信史乎。
　　
　　
　　十二、续耳即老聃
　　
　　以老子为伯阳，乃为周幽王史官，益远而为舜师。牵涉离奇极矣，而犹未也。乃与伯阳之外，重有续耳其人者，同时为尧舜师。其人实亦为老子，则尤其离奇荒诞之甚矣。《吕览·本味篇》：“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毕沅云：“续耳，《韩非子》作续牙，《汉书·人表》作续身，皆隶转失之。”余谓续耳即聃也。《说文》：“聃，耳曼也。曼，引也。”《鲁颂》毛《传》：“曼，长也。”续字正有引长之义。故曰续耳即聃。《淮南》有耽耳，《说文》有聸耳，《山海经》有儋耳，又有离耳。注：“即儋耳也。”《水经·温水注》亦云：“儋耳即离耳。”《初学记》引《韩诗》：“离，长貌。”《诗·湛露》：“其实离离”，《传》：“离，垂也。”《文选·西京赋》：“朱实离离”，薛《注》：“离离，实垂之貌。”耳垂在肩上，故称离耳，又云续耳。离续相反为训益知续耳即聃。据此则云续耳为尧舜友，其意实指老聃。然此无足怪。伯阳在周幽王时，可以上友尧舜。安见老聃与孔子同时，即不得前友唐、虞哉？《汉书·古今人表》伯阳、续身皆列三等，俨若自古实有其人者，见古人之轻信而好诞也。
　　
　　
　　十三、李耳即离耳
　　
　　《庄子》云：“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余观老子传说流变，亦有以极平实而化为荒诞者，如《论语》荷篠丈人化而为《庄子》太公任之类是也。复有极荒诞而化为平实者，如离耳、续耳为尧舜师，复化而为孔子师李耳之类是也。《史记·老子传》：“老子姓李氏，名耳。”余意李耳即离耳也。离李声近，聃即离耳。因讹云姓李名耳矣。莱子、离耳亦声近。谱牒之家，于古人得姓所自，每喜推究，详其来历。独与老子姓李无可说。若知李耳之为离耳，则纷纷之辨，固可尽废。而自老子得李姓耳名，遂若其人极平实，真为孔子师，真著道德之意五千年。而后世遂不敢复以荒诞疑之。嗟夫！此所以荒诞之必化而为平实矣。
　　
　　
　　十四、老子师商容
　　
　　孔子所见之老子，其辨既如上述，请再及于老子之师弟子。《荀子·大略》，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吕氏·离谓》，箕子、商容以此穷。《史记·乐毅传》，燕王喜遗乐间书，箕子不用，商容不达。《燕语》，未如商容、箕子之类。皆明以商容为人名。《淮南·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主术训》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又曰：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齿刚。商容殷贤，岂得下为老子师乎，故不得不谓之神人。《文子》《说苑》言老子学于常枞，常枞即商容也。《伪列子》有老商氏，亦袭商容之名而故变以为饰。后人知其不可信，乃转以商容为商之礼乐官名，非人名，此皆不免以古人语必无误而强为之说耳。夫老子已为舜友，岂不及师商容哉？宋于庭《过庭录》云：“《史记·殷本纪》表商容之闾。《索隐》皇甫谧云：商容与殷人观周军之入，则以为人名。郑玄云：商家乐官，知礼容，所以礼署称容台。《乐记》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注》：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正义》曰：郑知容为礼乐者，《汉书·儒林传》，孝文时，徐生善为容，是善礼乐者谓之容也。《周本纪》云：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商容与百姓并称，可知非一人。”又谓：“老子不能与商容相接。商容即殷礼，老子为守藏室史，守藏为《归藏》殷易，故所业亦殷礼”，此非以古人凡语为无误，而强为之说乎。（《管子·小匡》：“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方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使出周游于四方。”其文本之《大匡》，谓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蒙孙无考，公子开方、季友乃鲁、卫公子，岂得妄攀以为齐之游士？当春秋之世，何来有游士之风？又何至游士八千人？然则往所谓商容处宋者，殆又妄攀殷贤为说。则商容亦自周初下迄春秋，当管仲、桓公世，宜得为老子师矣。梁玉绳《吕子校补》谓：“管子、商容别是一同名者。”此又昔人读书信古谨饬之态度宜然也。）
　　
　　
　　十五、老子弟子文子
　　
　　老子师有商容，其弟子则有文子。《韩非·内储说上》：“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曰：夫赏罚，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臣犹鹿兽也，惟荐草而就。”此文子盖即尹文子。（《绎史》谓是田文，田文岂肯为是言哉？）犹陈仲子亦单称仲子也。《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班《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趎、庚桑扬、扬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他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孟荀传索隐》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之文子也。）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论语》荷篠丈人无弟子，则孔子时老子弟子文子，亦乌有先生也。老子之误，由庄子之寓言，文子之误，则由尹文之变称。今《文子》书皆袭《淮南》，并采《庄子》，则其书最先当出汉世，犹在马迁后。不知尚为《七略》旧本否？班氏《注宋子》云：“其言黄老意”，宋钘、尹文并称，汉人以宋钘为黄老，故伪为《尹文》书者，亦引老子为言，而以尹文为其弟子。班氏本其书为说，故云既为老子弟子，则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乃伪托。非别有据，而真谓是老子弟子也。至名家别有《尹文子》一篇，则如道家既有涓子，复有《关尹子》，汉代伪书讹说不少，不得以汉时有二书，即证先代有两人也。（尹文在齐宣王时，下及湣王，其年代与詹何、环渊略相当，惟谓其师詹何，则亦无证。）
　　
　　
　　十六、孔子比老彭
　　
　　老子既为《论语》之荷篠丈人，而世有谓《论语》实别自有老子者，是亦不可以不辨。《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贤大夫。”郑曰：“老，老聃。彭，彭祖。”比观两说，以包为胜。《大戴礼·虞戴德篇》记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四书考异》云：“此最足以明圣人窃比之意。”《汉书·古今人表》有老彭，在仲虺后。《吕氏春秋·情欲篇》：“虽有彭祖，不能为也。”《注》：“彭祖，殷之贤臣，治性靖静，不欲于物。盖寿七百岁。《论语》所谓窃比于我老彭是也。”（《执一篇注》亦云：“彭祖，殷贤大夫。”）此皆老彭即彭祖之证。若兼指彭祖、老聃，则老聃在彭祖后，应云彭老，不应云老彭。以此推之，知郑说之误。窃比于我老彭者，犹云窃比我于老彭，犹云窃自比于老彭也。惟《庄子释文》引《世本》云：“彭祖姓篯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一云即老子也。”则即以彭祖为老子。《楚辞·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谓：“彭祖以雉羹进尧，而尧飨之也。”《史记·五帝纪》禹、皋陶、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则彭祖又为尧臣。盖孔子之言老彭，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后世称其寿，乃曰年七百，又谓其上为尧臣，下为周史，因谓其能调鼎进雉羹焉。谓老子即伯阳者，以其为史官。谓老子即彭祖者，以其享高寿。其实则伯阳之为史，彭祖之高寿，皆已在无可考信之列，而况谓其即孔子所见之老子乎？宋于庭《论语说义》引道德五千言，证其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旨，则其论亦犹阳货即杨朱之类也。（今按此朱子已言之。然谓今传五千言，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尽人可辨其不类也。又按魏源《老子本义》云：“《庄子》云：老子居沛，彭城近沛，意聃常居之，故曰老彭，犹展禽称柳下邪？”今按谓老子常居彭城，此属臆测。古人多与居地为氏，若柳下之例，则亦应称彭聃，不当称老彭。魏说殊牵强。又此节所论，互见《考辨》第四，可参阅。）
　　
　　
　　十七、战国言老子之真*相
　　
　　今综述上陈，则战国言老子，大略可指者，凡得三人。一曰老莱子，即《论语》荷篠丈人，为孔子南游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时，为周室史官，西入秦见秦献公。三曰詹何，为楚人，与环渊、公子牟、宋玉等并世。自以老莱子误太史儋，然后孔子所值之丈人，遂一变而为王室之史官。自以环渊误关令尹，然后太史儋出关入秦，遂有人强之著书。夫《论语》之丈人，已为神龙出没，一鳞片爪，不可把摸。太史儋以神谶著，詹何以前识名，益复荒诞。今以三人传说，混而归之一身，又为之粉饰焉，则宜其去实益远。今为分别条理，则孔子所见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庄周。出关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属秦人。著书谈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则为晚周之小书俗说。其混而为一人，合而为一传，则始《史记》。而其牵而益远，以老子上跻尧舜，下及商初，则人知其妄，可勿深论也。
　　
　　十八、老子之子孙
　　
　　《史记》载孔子见老子，姓氏、名字、里居、年世，及其师弟子之俦，既一一为之详考其来历，而深著其荒诞不足信如上述。顾犹有疑者，则老子之子孙是也。
　　
　　《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马迁述老子子孙，详实如是，岂得以为虚？顾实有可疑者：梁氏《志疑》云：“史公既疑老莱子即老子，又疑太史儋即老子，史以传信，奈何恍惚以惑后世？传中载其国邑，乡里，姓名，字号，官守，出处，以及其子孙，则非异类矣，而曰莫知所终，曰莫知然否。将所谓子孙者，聃耶？莱耶？儋耶？”此可疑一也。汪中《老子考异》，据魏安釐王四年，段干崇割地，谓为魏将封段干者，乃儋之子，（详见前引。）是汪氏谓崇即宗也。然其事在周赧王四十二年，上距烈王二年太史儋入秦，亦一百零一年。儋之入秦，苟宗为初生，是宗年逾百岁，犹为魏将，有是理乎？可疑二也。（若谓段干崇为詹何子，则年代尚相当，然亦无证可立。）且凡人之称其祖先，妄诞者多矣。刘氏自谓出尧后，商周自谓出稷契。稷母履大人迹，契母吞玄鸟卵。又将一一据其子孙，而信其祖先耶？圈称为《陈留风俗传》，自序先世，颜师古《刊谬正俗》辨之，斥其鄙野。（见卷八。）胶西太傅，夫亦圈称之类耳。则《史记》虽详列老氏之子孙，终不足以跻老子于信史也。（《路史·后纪疏仡纪注》引《三辅决录》：“段氏出老子，段干木之子隐如入关，去干字为段氏。”乃云入关者系段干木之子，校其年代颇合。然段干木之孙，仍不得为魏安釐王将也。且段干木又系老子之何人乎？凡此诸说，或足徵汉之李氏与战国段干氏有关，不得即为老子之信史。）
　　
　　
　　十九、老子书之年代
　　
　　老子之辨既定，则今传道德五千言者，又出何人之手乎？曰：此已无可确指。其成书年代，亦无的证，可资论定。据其书思想议论，及其文体风格，盖断在孔子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汪氏以为太史儋之书，亦非也。纵有太史儋，其人乃在庄周先，此书犹当稍晚，不能出儋手。
　　
　　且《汉志》道家有《郑长者》一篇。（陶宪曾曰：“释慧苑《华严经音义下》，引《风俗通》云：春秋之末，郑有贤人，著书一篇，号郑长者，谓年高德艾，事长于人，以之为长者也。”）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项羽纪正义》，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徐广云：“楚人也，善言阴阳。”）公者，长老之号，（《汉书·眭弘传集注》。）老人之称也。（《汉书·田叔传集注》）农家有《野老》十七篇，（应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盖道家、阴阳家、农家之三派者，皆贵遁隐无名，又尚葆真全年，故著书每匿其名而称老。老子亦其流，乌从而必指其人哉。
　　
　　其意著于《庄子》之《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肆意攻击已言也。是谓耆艾。”郭象曰：“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虽使言不借外，犹十信其七。道家著书，非藉之外，则托之老。如《庄子》称列御寇、南郭子綦，是藉之外也。”（参《考辨》第五十九。）如老子、郑长者、南公、野老著书，是托之老也。今《庄子》寓言，知晓者多，其重言则人尠瞭者。故云彭祖八百，则人习养生矣。云老聃仙隐，则人轻儒墨矣。是皆入其重言之彀中也。又曰：“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盖仅托之于年耆，犹不足以取重而动听，乃必为之经纬本末焉。经纬者，上下为经，旁通为纬。如言老子，而孔丘师之，杨朱问道，庚桑楚尸祝于畏垒，南容趎赢粮而往从，是老子为经，孔丘、杨朱、亢桑、南容为纬也。本末者，如言老子先为王官，终则遁隐，关尹尼之，乃著五千言，是其本末也。故后人尤重老聃，不信彭祖。则彭祖虽年耆，其经纬本末，不如老聃也。此则庄生重言之说也。乃后人读书者，终必以老子为可信，不敢自越出于十七之数，吾以是不能不爱庄生之智矣。
　　
　　今不得已而必为《老子》五千言寻其作者，则詹何或庶其近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乃庄周、公孙龙以后书耳。魏牟问于詹子，其年粗合。《庄子》内篇述老聃语，绝不见今《老子》五千言中。盖其时尚无《老子》书，特庄周自为寓言。至《荀子》云：“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天论篇。》）或其时已有《老子》书。（若仅见庄周寓言，荀子博学，未必遽加弹驳。）以詹何年世言之，亦当在庄周、荀卿间也。又詹何屡见于晚周人之称述，而《汉志》独无詹子书。便蜎与蜎何齐名，而汉人称环渊师老子。然则，必不得已而求今道德五千言之作者，与其归之孔子时之丈人，与秦献公时之周史，无宁与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时之詹何为得矣。
　　
　　且史公传老子虽多妄，其言汉初黄老传统则颇有可信者。《史记·乐毅列传》：“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隋志·道德经注》云：“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二卷，《汉志》未载。《经典叙录》有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无河上丈人。”《四库提要》云：“两河上公各一人，两《老子注》各一书。战国时河上公书在隋已亡，今所传者，实汉河上公书也。”余谓汉河上公，即影射战国之河上丈人。（此王应麟《艺文志考证》已言之。）至梁时河上丈人《注》，又系后世假托，非真战国时书。不然，《汉志》何未著录？《提要》自误，未可从。）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集解》《索隐》俱云：“臣公一作巨公。”《田叔传》：“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汉书》作鉅公，即巨公也。《御览》五百十引《道学传》亦作乐鉅公，臣为巨讹无疑。（《道学传》又云：“乐鉅公宋人，号曰安丘丈人。”沈钦韩谓“鉅公犹墨家之称鉅子，非其名。”然其前尚有乐瑕公，沈说恐非是。）而论其传受，则《史》既谓乐瑕公、乐巨公于赵且为秦灭时亡之齐，则其人尚在战国晚世。盖公受乐巨公黄老术，为曹参师。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而仕赵王张敖。则乐巨公下及秦汉之交。今二乐治黄老，得于毛翕公，毛翕公得于安期生，则安期生年世不能甚后。然史公又谓：“蒯通善齐人安期生，（《列仙传》：“安期生，瑯琊阜乡人。”）安期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已而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及曹参为相，请蒯通为客。”蒯生之年，不能高于盖公，则安期生正与乐巨公同时，何渠为盖公四传之师哉？盖蒯生颉颃公卿间，说韩信，客曹参所，遂以得名。安期生隐晦不彰。其后至武帝时，李少君乃言：“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安期生乃始与昔者宋毋忌、羡门高之徒，同为海上神仙。《史记·封禅书》谓：“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然则此数人者，皆出驺衍后。（《索隐》云：“最后，犹言甚后也。服虔说止有四人，是也。小颜云：自宋毋忌至最后凡五人，刘伯庄亦同此说，恐未详。”王鸣盛曰：“案服虔、司马贞说，最后者，自是谓其在驺子之后耳，非姓名。其实止四人。颜注误。”又韦昭曰：“皆慕古人之名，效为神仙者也。”余谓秦人自以此数人名字为神仙耳，非此四人效古神仙之名。韦说亦误。）而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见《始皇本纪》。）已谓之仙人，无怪安期生与蒯生交游，尝以术干项羽，而武帝乃想望以为海上真仙，欲图一面而不可得矣。当时言黄老者，固引神仙同流，故曰安期生师河上丈人，而汉初治黄老，若盖公，若田叔，上推之于二乐，其传皆自安期仙人来。此与所传孔子师老聃者，作用虽异，取径固同。然则史公言盖公、田叔，其传受尚荒诞，已不尽信，其言老子，宜乎其迷。（乐彦引《老子道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可证当时言老子，多与诸仙通流。）余考《老子》书，盖兴于齐，出于庄周、宋钘之后，荀卿已及见，至韩非、吕不韦时已大行。此所谓道德之意五千言者，其殆果出于河上丈人之手乎？人之曰“丈人”，犹书之曰“老子”也。若丈人老寿，得跻百岁，或者其卒世，犹可出荀卿后。毛翕公、安期生、二乐之徒，皆并世肩随，不能大相先后，或者皆尝得其书而传其术，而史公某以传某又以传某之说，固不足尽据。且邹衍出燕惠王后，秦人已上归之齐威、宣时。今丈人当晚周，汉人何难升诸孔子之前哉？要之推迹黄老真源者，当寻索于此，以视犹龙一传，迷离惝怳，固远为近于情实。而詹何以渔钓称高年，其得为河上之丈人亦宜。年世既合，邦邑亦近。故曰与不得已而必求道德五千言之作者，则不如归之詹子之为适也。（宋陈无已《后山集理究》：“世谓孔、老同时，非也。《孟子》辟杨、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杨，《庄子》先六经，而墨、宋、慎次之，关、老又次之，庄、惠终焉。其辟杨之后，孟、荀之间乎？”此疑老子身世最先，而定老子身世亦最的。）

三人行 · 发表于 2013-12-11 14:01:55

　　卷三
　　
　　七三、商鞅考（附：甘龙杜挚）
　　
　　商鞅卫人，与吴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贤起。起之为治，大仿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称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业之明证也。其变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连坐，此受之于李克之《纲经》也。（《通典》引吴起教战法，亦有“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之文。）立木南门，此吴起偾表之故智也。（此《容齐随笔四》、《困学纪闻十》均言之。桓谭《新论》：“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其法亦督农事，尽地力之意。其制殆亦始于李悝。则吴起、商鞅之立木偾表，其先亦师李氏读法之意也。今周官有读法之制，其书出当在后，盖亦三晋之士所为。）开阡陌封疆，此李克尽地力之教也。（参读朱子《开阡陌辨》。《鞅传》：商鞅变法，甘龙、杜挚争之。《孟子》论井田引龙子，谓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助有公田，乃井田旧制，贡则使民尽地力而税之，疑龙子即甘龙。又《秦策三》王稽、杜挚同伐赵，年世不相接，岂别一杜挚耶？今按《史》文本诸《商君书?更法篇》，而此篇多袭《赵策?武灵王胡服章》。《赵策》云，武灵王平昼闲居，而《商君书》讹为孝公平画，是其证。然则恐杜挚非有二人，而甘龙亦不必与商君同时。）迁议令者边城，此吴起令贵人实广虚之地之意也。《汉志·神农》二十篇，班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今按重农政，李悝、吴起、商君一也。刘氏独不及吴起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桓谭《新论》称商君受李悝《法经》以相秦，亦不及吴起。《汉志》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荀子《议兵篇》：“秦之卫鞅，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后人视起仅为一善用兵者，而独不及李克、商鞅。其误于《史记?孙吴列传》，以起与孙武、孙膑并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当时从政者率主兵，乃时代使然，岂得徒以兵家目之。鞅之为政，宗室贵戚怨之，不获其死，亦类吴起，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道家乃从其后而加之诽议，岂得谓其同条贯者耶？（汉初学术，非道德即刑名，而史公当武帝时，已尊儒。故升孔子为世家，而以老、庄、申、韩同传，自据当时立论。老子、韩非，同出战国晚世，思想自有相通处。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不得与韩非并论。）
　　
　　《史记?鞅传》：“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卒，惠王弗能用，鞅遂入秦。”考惠王九年，公叔痤为将，败韩赵于浍。是年即为秦所虏，吕氏《大事记》谓秦虏痤复归之，而终于相位，则在明年，为秦孝公元。《秦本纪》鞅入秦见孝公在元年，孝公三年，鞅说孝公变法。六年，拜左庶长。《秦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疾且不起。”自七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适十八年。盖自七年以后，商君始见信任也。十年为大良造，《本传》称行之十年，于是以鞅为大良造者误。又《本传》称商君相秦十年，然《本纪》《列传》《年表》记鞅在秦爵位升迁甚备，独无为相事。《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鞅。《水经?浊漳水注》在惠成王三十年，较《年表》前一年。史公据《秦纪》言鞅事宜不误，或魏史用夏正，尚在今年之末，而秦用周历，已改岁，则在明年之端也。又《浊漳水注》：衡水北迁邬县故城东，《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今按《史记集解》，徐广曰，弘农商县。《索隐》谓于商，二县名。《正义》：于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于邑。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是谓于商与商乃两地。今按：《史记》他处皆言商于，不言于商。则封于商，乃专指商洛，不兼于言。考秦在当时，尚未得河西也，更不得远封商君达于漳卫之城。且《史记》明称封之于商十五邑，赵良亦谓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此证郦说之不足信。惟不知《纪年》说究何自。或邬即指于商之于，合言之，则曰于商，或商于，单言之，亦可曰商，或曰于，即邬。要之不在衡漳附近，则断可定也。）则商君至封列侯，仍为大良造，非别有为相一级也。其后惠文王五年，《本纪》、《年表》均书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魏人因献阴晋。疑其时秦之大良造即当相职，非别有相位一级也。至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官始有相称。以后例前，故称商鞅为秦相耳。又按：赵良之说商君曰：“相秦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筑冀阙在鞅为大良造后二年，知为大良造即为秦相矣。然自此下至孝公卒尚十五年，则《史》所称相秦十年者，亦复非也。《本传》又云：“筑冀阙宫庭于咸阳，自雍徙都之。后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今按：赵良说商鞅，“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赵良说后五月孝公卒。今姑定赵良之说在孝公卒前一年，其前八年为孝公之十六年，适当秦迁都行新法后四年。则公子虔之劓，断在是年。然《本传》又云：“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于是太子犯法，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鞅为左庶长在孝公六年，其时尚位微，何能遽刑及太子之傅？且孝公是年不过二十七岁，太子尚幼，不能犯法。鞅亦何不称太子幼弱，而云君嗣不可刑，知太子非幼弱矣。然则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而史公误为在前，遂称公子虔复犯约耳。二十二年，封于商，二十四年，见诛。（《盐铁论?非鞅第七》谓商君入秦期年而相之，亦误。）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则其生年应与孟子相先后。其寿殆过五十，而未及六十也。（《吕氏春秋?无义篇》：“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庇不受。”是鞅败时其母尚在，知鞅非高寿。
　　
　　《汉书?艺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传二十六篇，亡其二，实二十四篇。然全书开首《更法》第一，称孝公平画，即已举孝公之谥，其书非出鞅手，明明甚显，其他如《弱民篇》袭《荀子》，《靳令篇》同《韩非》，《错法》有乌获，乃秦武王时人。知其书之成颇晚。而《徕民篇》云：“今三晋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不能夺其民也。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又曰：“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之所亡民者几何？”此其文明出长平战后，而所以为秦谋者至精。其意欲乘屡胜之锋，而使战败者不得休息，故有徕三晋民使耕于内，而秦民专战于外之画。若在孝公变法时，方务开阡陌，尽地力，内力之未充。其出而战也，亦窥机抵隙，因便乘势，非能亟战而操必胜之权也。（参读《考辨》第九十五。）无论秦之声威未震，关东之民不肯襁负而至。即至矣，亦祇以扰秦而亡之，欲求国内一日之安，将不可得，又何论于亡三晋而一天下哉？史公序商鞅变法条理悉备，其一民于耕战则有之矣，徕三晋民耕于内，而驱秦民战于外，史公无此说也。后世言商鞅变法者，往往以开阡陌与徕民并称，失之远矣。（商鞅徕民，其说始于杜佑，盖本之《商君书》。）
　　
　　
　　
　　七四、齐威王在位三十八年非三十六年辨
　　
　　《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其年为周慎靓王元年。（林氏《战国纪年》、雷氏《竹书考订》据此谓威王卒于周显王四十八年，误也。）自梁惠王十四年，即威王元年，至是，则威王之三十八年也。《史记?年表》威王凡三十六年，盖误。今考《史记》所以误者，《滑稽列传》载淳于髠说威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乃奋兵而出，诸侯振惊，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记》此文当出战国杂说，史公采之，遂误认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也。不知此文所云三十六年，乃指其威行天下之年，不得以诸侯并伐之年并入计算。虽淳于髠以隐进谏之事或未可尽信，然当时为此说者，固明谓威王在位三十九年，故以不治之三年，加威行之三十六年，而足成其数。今谓威王凡三十八年者，自其即位之明年改称元年计也。《田齐世家》谓：“威王初即位不治，九年后，乃奋发”，与三年之说不同。（《淮南?氾论训》：“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数无盐令而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遣”，此即烹阿大夫之别传，称三十二岁，则未可据。）即如《国策》所载邹忌讽谏威王，详其辞气，正在威王奋发中兴之前。而《史记》称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已在威王之二十一年。凡此皆史博采旧说，疎略致误。其实威王特始懈终励，一时传说纷纷，极言其中兴之骤，奋发之奇，乃有三年九年之语，与淳于髠进隐及一日而封即墨烹阿大夫之说。以余观之，似《国策》邹忌事最为雅净可取。且若依《纪年》，则今《史表》邹忌以鼓琴见威王之岁，正值威王初立之年。则威王在位年数，正可援《纪年》与《滑稽列传》所采杂说，及《年表》三端参合而定，断断然无可移也。
　　
　　
　　
　　七五、稷下通考
　　
　　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稷下者，《史记田齐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下，引《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莒子如齐，盟于稷门。又《史记》云：谈说之士，会于稷下。皆此地也。”《索隐》：“《齐地记》云：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尔。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亦异说也。”按鲁亦有稷门，为正南门。又《左传》定八年：“公敛处父帅成*人自上东门入，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杜注：“棘下，城内地名。”疑棘下即稷下，因地近稷门而名。鲁南城有三门，正面曰稷门，南城西门曰雩门，其东门曰鹿门。齐城亦有鹿门，则齐之稷门，自与鲁同，并不以侧系水，亦并不以稷山而称稷下。以雩门之例推之，当以社祭得名。而谈说之士，期会于此门附近，故称稷下，仍以《别录》之说为允。又《水经?淄水注》：“系水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阳门乃齐西门，然则稷下在西门，自不误。又《太平寰宇纪》卷十八亦谓：“棘下，齐城内地名”，亦与鲁棘下同。）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是稷下始于田午也。（按：此说极少见，《中论》以外无言者。然田桓公之时，田氏得齐未久，又身行篡夺。正魏文礼贤之风方衰，继而为此，揽贤士，收名声以自固位，恐有之耳。）《新序》：“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髠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是威王时已有稷下先生之称也。《田齐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是大夫。不治而议论。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是至宣王时而稷下大兴也。（《世家》叙此于宣王十八年，殆因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无确年可系，故书于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编年》遂谓“宣王十八年兴稷下”大误。《周季编略》误亦同。）《盐铁论》：“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实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人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是稷下先生散于湣王之末世也。《孟荀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二为祭酒”，是至襄王时而稷下复兴也。至王建之世则无闻。然史称邹衍、邹奭皆稷下先生，是其制犹存也。盖齐之至稷下，始自桓公，历威、宣、湣、襄，前后五世，垂及王建，终齐之亡，逾百年外，可谓盛矣。《新序》又云：“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此稷下之学风也。上自淳于髠，下至荀卿，莫不皆然。《田齐世家》云：“稷下学士不治而言论。”不治者，田骈设不宦之义，而淳于髠以终身不仕见称，此稷下之行谊也。故游稷者称学士，其前辈称先生，尤尊推老师。淳于髠游梁，惠王称淳于先生。齐人讥田骈，亦呼先生。孟子遇宋牼于石邱，曰先生将何之。荀卿之来稷下，初称游学，后为老师。宋牼、尹文之言曰：“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皆是也。（《齐策》有先生王斗，殆亦稷下先生也。《列子》书称尹文先生，《新序》称田邑先生。《隋书?经籍志》“鲁连，齐人，不仕，称为先生。”疑亦列稷下。）而稷下复有讲室，此稷下之组织也。言其禄养，《孟荀列传》有云：“自如淳于髠以下，命曰列大夫，为开弟康庄之卫，高门大屋尊宠之。”《齐策》或人讥田骈曰：“赀养千钟，徒百人。”齐宣王之于孟子，曰：“将中国授室，养弟子以万钟。”此稷下之生活也。游稷下者，既得优游禄养，而无政事之劳，故相率以著书讲学为事。《孟荀列传》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刘向《荀子目录》所谓“咸作书刺世”者也。此则稷下之事业也。其姓名显著者，有淳于髠、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鈃、尹文、邹奭、荀卿，既各分篇考辨其年世行事，爰综述其前后兴衰之大要焉。（《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今按：博士始于鲁，魏亦有之，齐稷下本追鲁缪、魏文礼贤之制。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参读《考辨》第四十八。）
　　
　　附稷下学士名表
　　
　　姓名国籍年世考辨
　　一淳于髠齐威宣一一八
　　二孟轲（？）邹威宣七六
　　三彭蒙齐（？）威（？）宣一三九
　　四宋鈃宋宣湣一二三
　　五尹文齐宣湣一二四
　　六慎到赵宣湣一三七
　　七接子齐宣湣一三八
　　八季真（？）齐（？）宣一三八
　　九田骈齐宣湣一三九
　　一〇环渊楚（？）宣湣襄（？）七二、一四六
　　一一王斗齐宣湣（？）七五、一三九
　　一二兒说（？）宋宣湣一三〇
　　一三荀况赵宣湣襄一六三、一四三
　　一四邹衍齐襄王建一四四、一五二
　　一五邹奭齐襄（？）王建一四四
　　一六田巴齐王建一五五
　　一七鲁仲连齐王建一五五
　　
　　
　　
　　七六、孟子不列稷下考
　　
　　孟子游齐，历威、宣二世，（参读《考辨》第九八。）正当稷下盛时，而孟子则似不伍于稷下。《盐铁论?论儒篇》：“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是以孟轲、淳于髠同为稷下侪偶也。余考其说似颇误。（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孟轲之徒皆游齐”，亦与《盐铁论》同。桓公之卒，孟子年不过三十，谓其已游齐，亦恐不然。）虽《史记》与《孟子》书均无明文以证其非，而可推迹以求者。《史记?孟荀传》云：“自如淳于髠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数孟子，而云淳于髠以下，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证一也。《田齐世家》亦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列举稷下闻人，独无孟子，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证二也。《孟子》书载与淳于髠辨难凡两番。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谓“一在去齐之后，一似相值于梁惠王朝。”今按：淳于诘孟子天下溺而不援，阎氏定为在梁相值之言。盖以其时孟子不仕而臆定。然安知不在齐威王时，两人固同在齐。孟子虽不仕，而好言仕义。淳于之言，非以为劝，乃以为讥也。淳于为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此以不仕为名高者也。孟子则曰：“士不托于诸侯，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士。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为不恭。”又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又曰：“仕非为贫，而有时乎为贫。”又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而所恶则曰“处士横议”，所愿学则在孔子。曰：“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至若稷下诸先生，不治而议论，此孟子所谓处士之横议，庶人不为臣，无常职，而托于诸侯，皆孟子所深斥也。故孟子在齐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致为臣而归，则非不仕。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史记》所谓开第康庄之衢，欲以稷下之礼敬孟子。孟子曰：是贱丈夫登垄断罔利者。而淳于又讥之，曰：“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人而去，仁者果如是乎？”凡以见其出处行谊之不同。此孟子不列稷下之证三也。当时如仪、衍纵横之徒，以妾妇之道固禄利。而许行、陈仲则主并耕，不恃人食。淳于髠、田骈稷下之处士，既享仪、衍居官之禄，复慕许、陈在野之名。惟孟子独高谈士礼，自谓本之孔子。然孔子之礼，重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孟子欲以齐王，又自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孟子所谓孔子之仕止久远，当孔子时亦未尝以此为礼，而明以告其弟子也。此亦世风之一变，余故以论稷下学士而并及焉。（汪中《经义知新记》云：“《孟子》书载孟子为卿于齐，而其自言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责。赵氏《注》孟子将朝王云：孟子虽仕于齐，处师宾之位，以道见敬。诸侯上大夫，卿也，通谓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刘向《荀子叙》云：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史记》亦云然。则荀子之称卿，盖以官著，如虞卿者欤？”是误以孟子之卿谓即稷下之列大夫也。荀子称卿，自为其字。刘向《叙》曰：“兰陵人喜字卿，盖法孙卿。”此荀子字卿之确证。燕有荆卿，不闻其为卿。《荀子》书多称荀卿子，子者尊美之词。若卿已为尊美之词，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参读江瑔《读子巵言论?荀子之姓氏名字篇》）列大夫者言爵比大夫，自为稷下学士之禄，与卿大夫不同。胡元仪亦谓孟子宣王时在齐，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书言为卿于齐。盖卿即列大夫之长。皆由未能通读《孟子》全书。不知孟子本不与稷下为伍也。且稷下列大夫不治而议论。今孟子言无言职，明不与列大夫为类矣。至崔述《孟子事实录》云：“孟子在齐为卿，乃客卿，与居官任职者不同。盖战国之士，游于邻国者多，虽不受职，有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行入邯郸者是也。公孙丑又称仕而不受禄者，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饩牵，《春秋传》所谓秦缄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也。孟子既见宣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今按：崔说似晰而实未是。君馈则受，与卿禄绝不同。至卿大夫禄皆以邑，乃春秋时则然，战国亦未尽然也。惟狄子奇《孟子编年》谓：“孟子在齐始为宾师，但受公养之礼，不受禄。其后为卿，受粟十万。凡言无官守无言职者，皆在为宾师时。言当路于齐，加齐卿相者，皆在为卿时。当分别观之。”其言似的。惟系年有误耳。因辨孟子不列稷下，故附辨之。）
　　
　　
　　
　　七七、申不害考
　　
　　《史记?申不害传》：“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为相十五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索隐》：“王劭按《纪年》，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异乎此言。”今按：《史记?韩世家》，申不害相在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而死。然《史记》于昭侯元实误后四年，（详《考辨》第七十一。）则昭侯八年乃梁惠王十六年也。其明年，梁伐赵，围邯郸。考《韩策》：“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王问申子，吾谁与而可？申子微谓赵卓、韩鼌，使各进议于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之，王大悦。”正符初相情事。今《史记》申不害相尚在邯郸围后三年，则与《韩策》不合。知申子相韩在昭侯八年实不误，惟当梁惠王十六年，非二十年也。王劭所谓兵寇屡交者，今《纪年》已佚，其犹可考见，如惠成王
　　
　　十六年，秦公子壮帅师伐郑，围焦城，不克。（《水经?渠水注》。）
　　
　　十七年，郑釐侯来朝中阳。（《水经?渠水注》。今按：此殆梁围邯郸，韩决从梁后事，参读下考。又《韩策》三：“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君，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外靡于天下，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按：《纪年》惠成王十三年与郑釐侯盟巫沙，明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是为郑釐侯之六年。八年申不害为相，九年朝魏于中阳。疑此所谓执珪而见梁君者，乃指九年朝中阳事。六年之朝，申子尚未当国也。）
　　
　　十八年，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水经?淮水注》。）
　　
　　二十六年，败韩马陵。（《史记魏世家索隐》。按：此条误，详《考辨》百三十四。）
　　
　　二十八年，穰庛（此据《今本伪纪年》，一本又作穰疵。《吕氏?无义篇》：“秦惠王疑卫鞅，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庛不受。”即此人。《水经注》作穰苴，误。）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水经?渠水注》。）
　　
　　则韩为魏弱，王氏之辨，洵不虚矣。（《志疑》不知《今本伪纪年》与王劭司马贞所见不同，妄据以驳王说，殊误。）至申不害卒，余疑实当韩昭侯二十六年。（详《考辨》第七十一。）则申子相韩前后当得十九年。《史》谓相韩十五年，亦误。申子相韩距郑灭已二十一年。（依《史记》当二十五年。）又十九年而卒，其先为郑贱臣，姑以韩灭郑申子年近三十计之，则其生年当在周威烈之末，安王之初，年寿在六十七十之间。
　　
　　《汉书?艺文志》有《申子》六篇，今均佚。韩非之书论之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于奸令，此人臣之所师。”又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道者，奸之所道，王先慎读为导，非是。）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顾广圻曰：“七十或当作十七”，则又与《史记》错二年，今未可考。）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若韩非之言，申子之所以为治，与商君绝异。后世顾以申、商齐称，则误也。申子以贱臣进，其术在于微视上之所说以为言。而所以教其上者，则在使其下无以窥我之所喜悦，以为深而不可测。夫而后使群下得以各竭其诚，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见功而定赏焉。《韩非子》：“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也。明主之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此谨赏罚之说也。又曰：“韩昭侯使骑于县，归问何见。曰：南门外有黄犊食苗道左。昭侯谓使者，毋敢洩。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国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多入田中，亟举上之。不得，将重罪。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乃复得南门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不敢为非。”此为不可测之说也。《韩非》书言昭侯申子遗事者尚多，要其归在于用术以驭下，与往者商鞅、吴起变法图强之事绝不类，其所以然者，殆由游仕既渐盛，争以投上所好，而渔权钓势。在上者乃不得不明术以相应。而吴起、商鞅以忠贞殉主之节已不可见。自此而往，乃为公孙衍、张仪结轼连骑于诸侯之间，颉颃以取重，而韩昭侯黄犊之察，弊袴之守，亦无以为驭矣。故自鞅起之变而为申子，又自申子变而为仪、衍，亦战国时代升降一大节目也。太史公谓“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其言是矣。又谓其意原于黄老道德，此则托为黄老道德之说者，本出申子后。当申子之前，固犹无需乎虚无因应，变化无为，若黄老道德之所称也。
　　
　　七八、魏围邯郸考
　　
　　梁自惠王十四年，鲁宋卫郑来朝，霸业已形。十七年，挟宋韩以伐赵，围邯郸，齐、楚并起而救，秦亦乘机攫利，此梁惠霸业成败一大关键也。顾自胡（梅磵）顾（林亭）梁（曜北），诸人均疑焉。今按：此事甚信，无可疑者。请举八证明之：
　　
　　《宋策》：“梁王伐邯郸而徵师于宋”，此魏伐邯郸之证一也。（时宋胁于梁威，举兵围赵境一城，而不肯深入。及齐救至，宋遂折而入于齐。）
　　
　　《韩策》云：“魏之围邯郸，申不害始合于韩王，未知王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王问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臣请深杂而苦思之。乃激赵卓韩鼌使进议于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之，王大悦。”（《韩非子?七术》载此事微异。）申不害相韩在魏围邯郸前一年，（详前考。）正所谓始合于韩王而未知王之所欲之时也。此魏围邯郸之证二也。（其后韩合于魏，《韩策》所谓“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君。”《水经注》引《纪年》谓“惠成王十七年，郑釐侯来朝中阳”，又谓“魏与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皆其证。）
　　
　　《楚策》：“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以强魏。景舍曰：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楚因使景舍救赵。邯郸拔，而楚取睢灭之间。”此魏拔邯郸之证三也。
　　
　　《齐策五》：“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而字疑北字误。）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此魏拔邯郸之证四也。
　　
　　《魏策三》：“须贾之言曰：初时惠王伐赵，战胜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此魏拔邯郸而不有之证五也。（《史记?穰侯列传》亦载此语。）
　　
　　《吕氏春秋?不屈篇》论惠施相魏无功，而曰：“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注“救邯郸之兵，从四方来至也”。）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此魏拔邯郸而弗能有之证六也。
　　
　　又《士容论》记“唐尚羞为史，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此魏归邯郸之证七也。
　　
　　且犹有证者：《秦策》：“或为六国说秦王曰：赵尝强矣，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于是天下有称伐邯郸者，莫令朝行。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是魏伐邯郸，乃承赵氏伐卫之后之证八也。（详《秦策》所言，乃指魏惠王时事。然赵筑刚平，据《赵世家》乃在周安王二十年，赵敬侯五年，乃魏武侯时，非魏惠王也。惟《水经注?酸水下》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邱城之”，则在魏伐邯郸前，《秦策》误引漆富邱为刚平耳。又其时为齐威王四年，而《秦策》云齐太公，亦误。其后又称郢威王，楚威王正与齐威王同时，与齐太公则不相及也。鲍改太公为宣王，亦失之。逢泽之遇，即《齐策?说闵王篇》所谓从十二诸侯以朝天子者也。《秦策》言之未析。又按：魏武侯、赵敬侯、齐太公时，别有魏袭邯郸事，（参读《考辨》第四三）《秦策》盖两事混说也。）
　　
　　邯郸之围，其见于《史记》者：
　　
　　一，《赵世家》：（成侯）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
　　
　　二，《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二十年，归邯郸，与盟漳水上。
　　
　　三，《田齐世家》：（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策》作七月。）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今按：其是为威王之五年，楚、赵睽隔，其势缓。齐、赵密邻，其势逼。故齐之救赵也诚，梁惠霸业由此而挫。）
　　
　　四，《孙膑传》：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君不苦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释赵而自救。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据此诸说，则魏之围邯郸，断在惠王之十七年。齐与师救赵时，邯郸犹未拔。逮齐围襄陵不利，（《水经注》引《纪年》“魏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是也。）而魏亦拔邯郸，则在十八年。魏遂分兵反斗，齐亦济师迎击，为桂陵之役。梁军虽破，邯郸犹在其手。赵、魏仍相持于邯郸之下，兵连祸结，诸侯救赵不力，坐自渔利。（秦降安邑，楚取睢濊之间，皆其时事。）直至惠王二十年，魏既力竭，乃归邯郸，与赵言和。此事记述昭昭，绝不容疑。考之《纪年》，有如下之诸条：
　　
　　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水经?济水注》。）
　　
　　宋景敾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水经?淮水注》。观《宋策》，梁徵师于宋，宋本徘徊持两端。不利梁之灭赵，故至是乃折入于齐。卫亦附齐，梁势大孤。
　　
　　此皆在惠王十七年。又：
　　
　　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水经?淮水注》。）
　　
　　王会齐宋之围。（《水经?淮水注》。）
　　
　　赵败魏桂陵。（《史记·魏世家·索隐》。）
　　
　　在惠王十八年。陈逢衡氏《集证》释之云：“齐田忌救赵，战于桂阳，虽胜魏，而魏围邯郸如故。故齐又合宋卫二国之师以围襄陵。既而惠王又以韩师败诸侯之师，遂破邯郸。齐又击破魏军于桂陵。《田完世家》所谓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又云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是也。盖桂阳之战在邯郸被围之时，而桂陵之战在邯郸已破之日。《年表》于魏惠王十八书邯郸降，齐败我桂陵，于围襄陵前一年，误矣。”《今本纪年》作“邯郸之师败我于桂陵”，盖是魏史原文。《索隐》所引，已为改易。陈氏说之曰：“此诸侯之师败魏于桂陵也。曰邯郸之师者，诸国之师俱为救邯郸而来，故曰邯郸也。”
　　
　　又《孙吴列传索隐》：“王劭案《纪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我桂陵。”十七年，战在桂阳，而王劭作桂陵者，雷氏《义证》云：“因《水经?济水注》谓此即桂陵之战，故误从其说。桂陵在曹州濮水之北，桂与阳为二地，在长垣县濮水之南，相去几二百里。《水经?济水注》谓濮渠之侧有漆城，即邯郸伐卫所取。又有桂城，即田期战处。又引五年景贾战于阳，谓即大陵城，此后始谓濮渠，又东径蒲城北，蒲即今长垣西北之蒲城，古为卫邑。据此是漆、桂、阳、蒲四邑，皆在濮之上游，盖转战也。《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桂陵城在曹州乘氏县东北二十一里，此方是明年齐师败于桂陵处，此在濮水之下游矣。”今按：陈、雷两氏所辨，均极明晰。亦证《纪年》《史记》足相符会。而顾氏、梁氏犹疑“邯郸为赵都，其君在焉，魏安得拔之？若果拔之，则未归邯郸之前，首尾几及二年，此二年中，赵侯徙居何地？揆诸情势，深所难信。”不知在六国时人，如须贾辈，固自以魏拔邯郸与燕取临淄等观。燕可以取临淄，魏岂必不能拔邯郸？特燕、齐之事在后，记载较详。魏、赵之事在前，记载较略。赵侯徙居何地，今已不可考。然不能以记载之阙，遂并疑其犹存者。且齐亦先得燕都而弗能有，何独以邯郸之事而疑之？胡三省疑此事，谓“赵都邯郸，何以魏克其国都而不亡”，因疑徙都乃肃侯，非敬侯，（见《通鉴注》卷一。）观于须贾之言，则所疑亦非也。
　　
　　又按：《赵世家》：“敬侯元年，赵始都邯郸。”《春秋地名考略》引《竹书》：“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始都邯郸”，校其年正合。《今本纪年》无其文。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亦未及。黄氏《逸书考》有之。
　　
　　
　　
　　七九、季梁考（附：季真）
　　
　　《列子?力命篇》言：“杨朱之友季梁病”，《仲尼篇》言：“季梁死，杨朱望其门而歌。”则季梁先杨朱而卒。梁之与杨朱，殆如惠施之于庄周矣。《魏策》云：“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而谏梁王”，是惠王围邯郸之岁，梁尚在也。鲍注云：“季梁魏人，非《列子》所称。”不知杨朱亦与梁惠王同时，则乌见季梁之非一人哉？《荀子?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祥。”杨注：“或曰：季即《庄子》曰季真之莫为者也。又曰季子闻而笑之，（按：此均见《则阳篇》。）则是梁惠王、犀首同时人也。韩侍郎云：或曰季梁也。”今按：《魏策》：“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需不善，季子为衍谓梁王云云。田需之相，在惠施去相后，当魏襄王之世。则季子、惠子、庄子同时。季梁死杨朱前，不能至魏昭王时犹存。《庄子》书称季子，皆季真，非季梁。《荀子》以季、惠并称，殆亦指季真，非季梁，韩说非也。（《韩非?外储说左上》“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顾广圻《识误》“李当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鈃，墨，墨翟。”今按：顾氏改李为季是也。然亦为季真，非季梁。又按：《庄子?天地篇》有季微，似鲁人。释文云：“盖季氏之族。”马氏《义证》谓“季微疑即季真，古读照纽归透皆舌音”，未知信否。
　　
　　
　　
　　八〇、杨朱考
　　
　　自《孟子》书言杨、墨，曰：“杨、墨之言盈天下”，又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后世尽人读《孟子》书，因莫勿知有杨、墨。墨为先秦显学，顾无论矣。至于杨朱，其事少可考见。先秦诸子无其徒，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梁氏《人表考》，梁耆疑五等离朱乃杨朱字讹，谓等次时代皆相近。其实杨朱与梁惠王同时，今《人表》离朱在公输般下，尚出墨子前，与吴王夫差相次，决非杨朱字讹可知。）则又乌见其为盈天下者？（《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天论》《解蔽》诸篇，历辨诸家，亦无杨朱。）惟刘向《说苑》称杨朱见梁王而论治，（《政理篇》。）《列子》书言杨朱友季梁，季梁先杨朱死。而季梁之死，在梁围邯郸后。（详《考辨》第七九。）则杨朱辈行较孟轲、惠施略同时而稍前。（《淮南?氾论谓》：“歌舞以为乐，揖让以为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亦谓杨子在墨后孟前。）果使其言盈天下，则当时文运已兴，又胜孔墨之世，其文字言说，何至放失而无存，不又可疑之甚耶？余故知儒、墨之为显学，先秦之公言也。杨、墨之相抗衡，则孟子一人之言，非当时之情实也。孟子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子莫之名尤不闻，并世无称，后世无传，不足以自表见，则亦一曲之士，而孟子以与杨、墨并称。此非孟子之尊子莫，乃其轻杨、墨。则杨、墨之并称，非孟子之尊杨，乃其所以轻墨也。孟子既轻杨、墨，何以又谓其言盈天下？曰：孟子谓墨氏无父，今未见其果无父也。则谓杨氏之言盈天下，又安见其果为盈天下哉？且孟子之言则别有指。孟子以谓墨氏之言过于仁，杨氏之言不及于义。故曰杨、墨肆行，充塞仁义。盖人之常情，非自私自利则又务外为人，皆不足以合于仁义之道。凡天下之务外为人者，皆孟子之所谓墨氏之言，而未见其果为墨也。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之所谓杨氏之言，而未见其果为杨也。则孟子所谓杨、墨之言盈天下者，亦其充类至极之义，非当时学术分野之真*相也。（《庄子》书每以黄帝形尧舜，老聃形孔子，正如孟子之以杨朱形墨翟耳。后人遂疑黄帝与尧舜于政治史上有同等之位置，老聃与孔子于学术史上有同等之影响，则亦如谓杨、墨在当时思想界有同等之势力，陷于一例之误。）然则庄子亦何以言杨、墨？曰：庄子衡量并世学术，备见于内篇《齐物论》，独称儒、墨，不言杨、墨也。言杨、墨者，在其外杂诸篇，固不足尽凭。且其言曰：“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夫坚白同异之辩，此自后相谓别墨者乃有之，非杨朱、墨翟之辩也。又非杨之徒与墨之徒之辩也。犹其言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也。夫以此言曾子，犹之可也。以此言史鰌，则违之远矣。今乃据此言春秋时学术，谓有曾参、史鰌一派，则人笑之矣。杨、墨之言，夫亦犹此。特其书出《孟子》后，袭用杨、墨之名，非确指杨、墨之实也。（《庄子》又云：“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亦与此同例。《荀子》书言史鰌、陈仲，又言邓析、惠施，所重只在陈仲、惠施，不在史鰌、邓析。先秦书此例极多，会通观之，可勿拘也。又按：《文选?潘岳西征赋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引《庄子》皆作“钳墨翟之口”，刘峻《广绝交论注》引，则作“钳杨、墨之口”，知古人于此等处，本自不拘。）又称庄子之语惠施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而五”，此尤不足据。何则？夫秉为公孙龙字，则不得为学派之称。且公孙龙在惠施后，亦不能并世称雄，则无来有五也。然则杨、墨固不当并称乎？曰非也。昔荀子曾言之曰：“慎、墨、季、惠百家之言。”（《成相篇》。）夫墨子最显矣，惠施则逊焉。慎到又逊之。季真之名，若存若亡。韩非言之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三墨既皆不传，后之言儒者，不闻以仲良氏与孟子并称，又不闻以乐正氏与孙氏齐举也。今必据韩非之言，谓仲良氏乐正氏，其学力之所至，风尚之所靡，与孟轲、孙卿等量，则惑矣。必据荀卿之言，谓季真之在当时，与墨翟齐名，则愚矣。必据孟子而谓杨朱之在当时，与墨道相抗衡，平分天下学徒，又何异于此哉？然必谓杨朱不得与墨翟齐称，亦妄也。有一人之言，有一时之言，有举世之言，有历久之言。夫以儒、墨为显学，此举世之言也。亦历久之言也。或言杨、墨，或言慎、墨、季、惠，或言八儒三墨，则皆一人一时之言也。后人不晓此，据一人一时之言，以评量上世之学术，又安所得真？
　　
　　又按：《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寓言篇》：“阳子居南之沛，遇老子。”《释文》：“阳子居姓杨名朱，字子居。”又《山木篇》：“阳子之宋”，《释文》：“司马云：阳朱也。”字皆作阳。而《骈拇》《法箧》《天地》称杨、墨，《徐无鬼》称儒、墨杨秉四，皆作杨。《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取犹“异取以为高”之取。上言取为我，下言执中执一，取与执略同义。《墨子》书有《小取》《大取》，皆此义也。）《吕氏春秋?不二》，则曰“阳生贵己。”《庄子?山木篇》阳子，《韩非?说林》作杨子。古书阳杨通叚，则阳子即杨子也。惟《庄子》书本作阳子，《孟子》书则作杨子。今《庄子》书中作杨字，以杨、墨并称者，其文尽出《孟子》后。盖《庄子》书非出一手，非成于一时，此亦其证。而庄子著书并不称杨、墨，亦可见。近人马氏《庄子义证》疑阳子为老子弟子，非杨、墨之杨，谓有阳、杨二子，其说大误。（《山木》阳子之宋，《寓言》阳子居南之沛，两文均见于《列子?黄帝篇》，均作杨朱，可证马说之误矣。
　　
　　
　　
　　八一、子莫考
　　
　　孟子称杨、墨，因及子莫，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赵岐注：“子莫，鲁之贤人也。”金仁山曰：“庄子谓儒、墨、杨、秉四，疑即子莫。”黄鹤《四书异同商》辨之云：“《纪闻注》以秉为公孙龙，则非子莫矣。《荀子》载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而问礼，岂子莫姓颛孙耶？”孙诒让《籀●述林?子莫学说考》疑子莫即是魏公子牟，谓牟莫声类同。（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六亦有此说。）近人罗根泽又辨之。（见《清华国学论丛》第四期。）曰：“魏牟乃魏国公子名牟者，或曰公子牟。（《庄子?秋水篇》《赵策》《汉书?艺文志》。）或曰魏公子牟，（《说苑?敬慎篇》。）或曰，中山公子牟，（《庄子?让王》，《吕氏?审为》，《淮南?道应》。）无名之子牟者。惟高诱《吕氏春秋训解》曰：“子牟，魏公子也。信如所云，何解于祇书公子牟哉？名卫公子鞅曰子鞅，燕太子丹曰子丹，其可乎？孙氏以子莫即子牟之异文。子牟既非其名字，何能有子莫之异文哉？”因谓“子莫乃《说苑?修文篇》所谓颛孙子莫者。其文曰：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与尔内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斯可矣。公孟子高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无外厉者必内折，色胜而心自取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成而容不知，闻议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按：本节多误字。）规规焉拘谨已极，与孟子执一无权之说相脗合矣。”又引钱大昕云：“《春秋传》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子张当是颛孙之后，以字为氏，故《史记》以子张为陈人，而《吕氏春秋》云：子张鲁之鄙家也。而其子申祥为鲁缪公臣，则居于鲁非一世矣。”（按：钱氏无此语，殆系崔述之误。）因谓“《说苑》虽未明载颛孙子莫为鲁人，然颛孙得氏日浅，战国之初当未散居各国。即颛孙子莫于时已徙居他邦，而颛孙既出于鲁，谓之鲁人亦不为过。《孟子》所称子莫，赵氏谓鲁之贤者，不得谓之无据。而与颛孙子莫要为一人矣。”余考魏牟年代，当出孟子后，与杨、墨不相及。执中之学，亦近儒家，与魏牟立说不同。孙氏之说自误。罗氏以颛孙子莫当之，与黄鹤氏之说合。年世既符，其人又儒者，殆或是也。又按：公孟子高即公明高，《孟子》有公明高长息问答。赵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长息，公明高弟子。”今公明高问于子莫，而曾子大其言，则子莫辈行，盖在曾子、公明高之间。核其年世，疑即子张之子申详其人也。莫者疑辞，（《庄子?人间世》“妄则其信之也莫”，注“莫然疑之。”）详者审察之辞，（《诗?牆有茨》“不可详也。”《传》，“详审也。”《书?吕刑》“度作详刑，以诘四方”，郑注，“审，审察之也。”）详字子莫，正符古人名字相反为训之例。郑注《檀弓》：“申祥，子张子，（《孟子》申详，《檀弓》作申祥。详本字，祥叚字。）太史公传曰：子张姓颛孙，今曰申祥，周秦之声二者相近，未闻孰是。”梁玉绳《人表考》云：“郑说似非。父氏颛孙，子氏申，父子别氏，古多有之，不足异也。”今按：颛孙合言为申，二者声近，故郑云然。梁氏以父子别氏说之，误矣。颛孙之与申，犹田之与陈也。故田仲子亦称陈仲子，犹申详称颛孙子莫也。据此则子莫当鲁缪公时，与子思相当，犹前于杨朱矣。（参读《考辨》第四八。）
　　
　　
　　
　　八二、白圭考（附：赵武灵胡服考）
　　
　　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战国时前后有两白圭。《史?货殖传》，白圭当魏文侯时。（原注“史述其言有商鞅行法语，乃后人润饰之。”）《韩非?内储说下》，白圭相魏。《史?邹阳传》，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此周人白圭也，圭其名。《吕览?听言》《先识》《不屈》《应言》《举难》《知分》等篇称白圭与惠施、孟尝君问答。韩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无水难。《魏策》载白圭二事，在魏昭王时，盖尔时犹存。此魏人白圭也，丹名，圭字。《表》列于孟子、魏惠王之间，则为魏白圭无疑。阎氏《四书释地续》曾《吕览》赵岐误注周人，《国策》鲍《注》指其误。而高诱注《吕览》亦曰周人，凡三见，并错合为一人。《法言》曰：“子之治产不如丹圭，已先错矣。”今按：白圭非有两人也。高诱、赵岐皆以为周人，何以知其非？鲍以其人在《魏策》中，而即以为魏人，亦未见可据。（此吴师道已辩之。）魏文灭中山，为将者乃乐羊、吴起，无白圭。乐羊有谤书三箧，不闻恶白圭于魏文者。白圭至中山，据《吕览?先识》，乃当后中山亡于赵事。邹阳《狱中上书》乃误以乐羊为白圭，其说不足据。至《韩非》书：“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辅我于魏，我以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此未可定为在魏文侯时。文侯一朝贤者，约略见《世家》卜相一节。（参读《考辩》第四十八。）未见有白圭为相。其与暴谴相结，亦战国中晚风气，当文侯世不宜有此。惟《货殖传》以与李克连称，自是史公文法疎处，亦不足据谓白圭乃文侯时人也。（吴师道《国策注》云：“《史?白珪传》首云：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方，而白珪乐观时变。后复引圭之言曰：吾治生产如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则其人在鞅后。首句特与李克对论，非言其世也。”孙吴指孙膑，亦与白圭同时，参读《考辨》第八二。）又考《吕览?不屈篇》：“惠施游梁，见白圭，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新妇至，宜安矜，煙视媚行。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太甚者。”据此似惠施初游梁，白圭已先达。《史记?六国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志疑》：“丹封名会四字难晓，注家皆阙。疑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丹封于浍，犹齐封田婴于薛耳。”余谓丹殆即白圭名。是年即与齐战马陵而败。后惠施游梁，渐见信重，故《吕览?应言篇》有白圭短惠子于梁王事。至孟子之来，白圭虽不用事，犹以故相大臣见尊崇。观其与孟子语，“吾欲二十而税一，何如”，之问，知其在梁之地位矣。又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盖亦自夸其往昔之政绩也。其后曾游中山，游齐，而识其必亡。中山亡于赵惠文王三年，又后十二年，齐湣王败死。白圭之游，必在两国败亡之前，而不必亲见其亡。（吴师道谓“武灵王二十五年中山已亡，不待惠文三年。”白圭游中山，亦当在武灵二十五年前。游齐则稍后。）《魏策》，白圭谓新城君曰云云，新城君即秦芉戎。吴师道曰：“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则芉戎之贵已久。又按：《燕策》，白圭逃于秦，则尝仕秦。《新序》孟尝君问白圭，恐亦此时。”（此先见《吕氏春秋?举难》。）今按：《秦纪》，昭襄王七年拔新城。（《年表》作襄城。）芉戎初号华阳君，其为新城君，当在昭襄王七年后。田文入相秦，在昭王八年，其时为齐湣王二年。白圭仕秦，当在其时。惟白圭既游齐，而谓孟尝之问亦在秦，则无以见其必然耳。又《魏策》：“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魏王勿利。白圭谓魏王不如使人说成阳君弗入秦。”《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十七年，城阳君朝秦，其与《魏策》所载果为一时事否，今不可知。（《周季编略》径以白圭之说定在城阳朝秦之年，亦疏。）其时在中山亡后六年，上溯梁惠王封丹已五十五年。若白圭以三十受封，即谓至是犹存，可也。统观诸书所载，见白圭不为两人，前人不详考，而轻为之说，因谓前后有两白圭耳。
　　
　　又按：《年表》，赵武灵王初胡服在十九年，攻中山在二十五年。《世家》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皆略地中山，中山献四邑以和。二十三年，（此据《表》。）二十五年，（此据《世家》。）复攻中山。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此据《世家》。）吴师道谓：“攘地时中山已定。”（见《齐策》。）而《水经注》引《纪年》：“魏今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吕氏《大事纪》引作代吏。）皆貂服。”吕东莱《大事记》谓“此即胡服事，特年与《史记》不同。”今考是年乃武灵王二十四年，而翌年，武灵王二十五年，《世家》载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赵策》亦记其事。）赵人胡服，本非一时徧及全国也。又《赵策》“王破原阳以为骑邑。”吴师道曰：“破者，破卒散兵以为骑。”吕氏《大事记》谓“武灵王胡服骑射，盖始教一邑，然后遍行之于竟内。”然原阳属云中，（高诱《注》。）乃武灵王二十五六年，灭中山，攘地始得。非胡服骑射先于此邑，明矣。今据《纪年》《赵策》原阳条，及《史?世家》周袑事，则赵之胡服骑射，其大行乃在武灵晚年。至《史表》“武灵十九年初胡服”，盖指其最先言之，与《纪年》并不背。
　　
　　八三、逢泽之会乃梁惠王非秦孝公
　　在梁惠王廿七年非周显王廿七年辨
　　
　　《秦策》：“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当作威王。）闻之，举兵伐魏。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郢威王闻之，帅天下百姓以与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而大败申缚。”《齐策》亦云：“昔者魏王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卫鞅见魏王，劝以先行王服。魏王悦，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秦策》又云：“梁王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当作齐。）今按：三说，皆谓梁惠王称王会诸侯而朝天子，而其语皆有误。吴师道曰：“伐邯郸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泽之遇，秦为之，非魏也。齐伐魏在会逢泽后，则指马陵之役。而伐邯郸后乃败于桂陵。魏既克邯郸，即为齐、楚所袭，天下未尝皆从。”是谓会诸侯于逢泽者，乃秦孝公，非梁惠王也。徐文靖《竹书统笺》则云：“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即《秦策》魏拔邯郸而退为逢泽之遇之地。”是谓秦、魏先后均会诸侯于逢泽也。余尝参稽以考，而知逢泽之遇，实在马陵战前，与伐赵邯郸战桂陵无涉。又会逢泽者，乃梁惠成王，与秦孝公无涉。其事在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今《史表》误系之周显王之二十七年，而又误属之秦孝公耳。何以言之？据《齐策》：“魏王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卫鞅劝以先行王服，而齐人伐魏，败于马陵。”齐伐魏在二十七年之十二月，魏败在二十八年。故知逢泽之遇，实为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也。秦自孝公以前，中国诸侯夷翟遇之，摈不得与朝盟。孝公用商鞅，变法图治，稍侵魏疆，犹不为中国诸侯所重。何来有会诸侯而朝天子之事？魏既败于马陵，其后二年，商鞅虏魏公子卬，以功得封邑。若其前已能会诸侯，朝天子，鞅之功烈大矣，不待至此始封。且马陵一役以前，魏尚为中国霸主，秦人何得远涉其地，而会诸侯？《国策》三言魏会诸侯而不及秦，知此会乃魏惠王，非秦孝公矣。余读《秦纪》，“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然后知秦特应魏之徵而赴会者，故使一公子往。若秦自会诸侯朝天子，此何等事，孝公商君皆不蒞会，而使一公子主之耶？史公仅见《秦纪》，未能详考，遂谓秦自会诸侯而朝天子焉。此何异夫徒读《鲁颂》，不证之于《左传》，而谓鲁僖公乃张挞伐于蛮荆哉？此事既误，知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之说皆虚，或亦自梁而误也。（《后书?西羌传》，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因使太子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此仅言秦率戎狄而赴，并不言其主盟而会诸侯。）
　　
　　又按：《年表》：“秦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集解》徐广曰：“《纪年》作逢泽。”此仅引《纪年》所会在逢泽，不言会诸侯者为孝公也。《水经?渠水注》：“徐广《史记音义》曰：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陂，陂，汲郡墓《竹书纪年》作逢泽，斯其处也。”此亦仅据徐广引《纪年》作逢泽，亦不谓《纪年》有秦孝公会诸侯之事也。今本《纪年》乃误于周显王二十三年有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之文，而戴东原校《水经》，亦误改为“徐广《音义》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汲郡墓《竹书纪年》。作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云云，实与今《年表》之文远为不符。而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一语，一若早见于《纪年》，而为可信之事者。朱谋?，赵一清本，皆无“秦孝公会诸侯于”七字。而戴校顾谓之脱，岂不大误？（按此条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亦有辨，而未能得其要领。）
　　
　　《汉书?地理志》注引《纪年》：“惠王发逢忌之薮以赐民。”《左传》哀公十一年《疏》引，亦同。雷氏《义证》云：“逢忌之薮，一名逢泽，乃圃田之余波，被于梁城东北者，非宋之逢泽矣。《秦本纪集解》引徐广《音义》云：开封东北有逢泽。《正义》引《括地志》云：逢泽亦名逢池，在汴州浚仪县东南十四里。愚按：《汉志》河南郡开封县注云；逢泽在东北。傅瓒谓今浚仪有逢陂忌泽，即惠王所发以赐民者。考浚仪故城在今开封西北，逢池则在今开封府北，即阮籍所谓徘徊逢池上，还顾望大梁者是也。《水经?渠水注》谓百尺陂即古之逢泽，故傅氏谓之逢陂。战国时薮泽皆有厉禁，惠王徙都于此，故弛其禁以加惠于民。”此考逢泽地望极晰，亦可见会逢泽者决为梁，非秦也。惟雷氏虽知周显王二十五年为梁惠王会诸侯朝天子之年，而又谓“魏败于秦，献洛西之地，故显王致伯于秦，诸侯毕贺，秦乃使少师会诸侯于魏郊，朝王于逢忌之薮”，分诸侯朝王为两事。一在显王二十五年，主其事者为梁。一在显王二十七年，主其事者为秦。则亦牵于旧说，仍袭《史》文之误也。（《史》屡书周贺秦颇多误。《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魏惠王齐威王尤强。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按：楚威六年，适齐、梁徐州相王之岁，所谓魏惠王、齐威王尤强。移此始合。疑周在此年贺齐、梁，史公误为贺秦，又误移于楚宣六年，而成两事。《六国表》亦依此误。）
　　
　　《韩策》“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云云。《韩非子?说林》作“魏惠王为臼里之盟，彭喜谓郑君曰。”黄丕烈云：“九臼彭房皆声之转。郑君韩王同。此魏王依彼知为惠王。”金正炜《国策补释》云：“《周书?作雒篇》俘殷献民，迁于九里。《注》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今按：此亦魏惠会诸侯而尊周之一证。今《周书》九里作九毕，证以《策》文，知毕乃字误。又按：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云：“《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郏鄏，周公新筑，在洛州河南县北九里苑内东北隅。是九里乃苑名。”
　　
　　又按：《赵世家》：“肃侯四年，朝天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卬。”窃疑朝天子者，即魏会诸侯逢泽，而赵亦应召赴会也。其事应在肃侯六年。明年，齐败魏马陵。又明年，齐、秦、赵三面攻魏。《纪年》：“惠成王二十九年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疑即《赵世家》公子刻攻魏首垣事，则应在肃侯八年，商君虏魏公子卬，据《鞅传》亦同在此年。至肃侯十一年，秦、魏战崖门。虏魏错，非公子卬。
　　
　　《吕览?报更篇》：“张仪西游秦，东周昭文君资之至秦，惠王相之。张仪德昭文君，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说尤误。逢泽之会，与秦惠王何涉？吕氏宾客，尚在先秦，言战国时事，其疎失转有甚于《史记》者，则甚矣考古之难也！（又谓魏王乃为东周昭文君卿，则朝天子似不指献王，亦不足信。惟谓张仪西游，乃东周君资之，与苏秦无涉，似较《史记》为胜。）
　　
　　又按：《秦本纪》：“孝公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年表》亦云：“与魏王会杜平。”时为魏惠王十六年。《韩世家》：“懿侯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据《表》，会宅阳在惠王五年。然史公于韩系实有误，则宅阳之会的在何年尚待考。惟梁之称王，远在徐州相会之前，则此又一证也。
　　
　　
　　
　　八四、齐魏战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显王二十八年辨
　　
　　《史记?孙吴列传》：“魏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后十五年，魏齐战马陵。”《索隐》：“王劭按《纪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梁桂陵。（按：桂陵之战，据《史记》赵、魏、田齐《世家》，均在惠王十八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亦在十八年。《水经?济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十七年，战于桂阳，我师败逋。”今本《纪年》亦分战桂阳在十七年，桂陵在十八年。王劭此条谓十七年，则战桂阳也。而《水经注》又云：“桂阳亦曰桂陵”故王劭为所误。参读《考辨》第七十八。）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肹败梁马陵，计相去无十三岁也。”《札记》：“十三岁各本作十五年，今依《索隐》本。”《考异》云：“当作十三。”今按：《索隐》既作十三，则《史记》原文亦当作十三可知。《史记》云其后十三年，而《索隐》乃云相去无十三年，此谓针锋相对。否则一云后十五年，而一云相去无十三年，为不伦矣。考《史记?年表》梁惠王十八年败桂陵，至三十年败马陵，自十八至三十，前后适得十三年。故知《史记》自作后十三年，非十五年矣。今王劭引《纪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则为前后相去十一年，故云无十三岁也。又《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十四年，田肹伐梁马陵。”考《纪年》，惠成王十三年，齐桓公卒，威王立。威王之十四年，正当惠成王二十七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肹战于马陵，则又何也？窃疑齐伐魏，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而魏败则在二十八年。《田敬仲世家索隐》及王劭引《纪年》，自计齐人伐梁之年，《魏世家索隐》则举魏败之岁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今《史记》误在惠王三十年者，盖是年为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史公误以梁惠王为周显王耳。（雷氏《考订》定其事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十二月，齐威王十四年，谓“王劭云二十七年，乃二十八年之讹”，由雷氏不得齐威王年，故说如此。
　　
　　《秦本纪》：“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公子卬。”余考会逢泽在梁惠王二十七年，（见《考辨》第八十三。）明年，败于马陵，则为二十八年。又明年，卫鞅击魏，则二十九年矣。《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此其事在二十九年之证。今《史表》亦误在周显王二十九年，故为秦孝公二十二年，其实则孝公之二十年也。以《秦本纪》推之，亦可证马陵之败，实在惠成王二十八年矣。
　　
　　又考《田敬仲世家》，马陵之战，其先魏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听孙膑计，许其请而故缓其救。韩恃魏救，五战不胜，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水经?渠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苴（当作穰庇，见《考辨》第七十七。）帅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即所谓五战不胜者。（雷氏《义证》：“梁即南梁，赫即霍。春秋哀公四年，《左传》云：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杜注：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阳山。服虔注云：梁霍，周南鄙也。以《战国策》文证之，即《索隐》所谓南梁之难矣。高诱注曰：南梁，韩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在今汝州西南。”）齐以去年冬即出师救韩，至是乃真与梁遇战于马陵，则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否则魏军败于去年之冬，太子被虏，将军见杀，今年无力复胜韩矣。今《伪纪年》两事亦同岁，梁赫之胜在前，而马陵之败在后，皆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则正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
　　
　　《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卫鞅之事已列前论。齐、赵事并见《史表》。周显王二十九年，齐与赵会伐魏。《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其事皆在马陵战后一年。以《史记》《纪年》互校，益证马陵之败在梁惠王二十八年矣。
　　
　　雷氏《义证》云：“惠王之败于齐、秦，此盛衰一转关也。显王二十五年，魏最强。败齐，胜燕，拔赵，致鲁卫宋郑之君而朝之。且率泗上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以西谋秦。为臼里之盟，欲复兴周室，岂不盛哉！及彭喜言于郑君，以败其盟，而惠王亦侈然自放，乘夏车而称夏王，此所以动天下之兵，而子申子卬遂皆糜于锋刃矣。自是而齐威奋于东夏，秦孝起于西陲，东帝西帝之势，即成于此日矣。”今按：雷氏论梁势盛衰转变之迹极晰。惟分梁朝天子在孟津，秦朝天子在逢泽，谓梁孟津之会在前，秦逢泽之会在后，则实为《秦策》及《史》文所误，已详《考辨》第八十三。
　　
　　
　　
　　[附]毛氏本索隐异文校
　　
　　余既考齐、魏马陵之战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尔嗣检毛氏汲古阁重刻《北宋祕省史记索隐》三十卷，《田敬仲世家》，谓：“《纪年》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云云，与今本《索隐》惠王十三年当桓公之十八年者，相差一年。（清光绪十九年，粤刻《广雅丛书》重刊毛本亦同。）若毛本为是，则梁惠王二十八年，正齐威王之十四年也。惟明正德间慎独齐翻刻元中统二年段子成本，及凌稚隆《史记评林》本，并作十三年，则未必毛本定是。诚依毛本，惠王十二年当桓公十八年，于余考齐威王各节均亦可通，尚无窒礙。而其前《索隐》所引《纪年》，如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诸条，与桓公十八年乃惠王十二年之说殊不相符，无可沟通。恐毛氏此本实系误字，未足据。要之一年之差，与余书前后比论大体不相妨。读余书者，通前后而观之可以知。又余著此书，初恨未见雷氏学淇《竹书纪年考订》。嗣读其《介庵经说》，亦定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之十二年，似与毛氏文合。而检其《战国年表》，则仍系桓公十八年于梁惠王十三年下。又《田世家索隐》云：“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则《经说》所引作十二年者，亦系字误。然雷氏《年表》，于桓公十八年即书威王立，而下年仍为桓公十九年，再下始为威王元年。则宁有前王未卒，后王已立？亦宁有新王已立，而仍以前王纪年之理？盖雷氏勉强排比，欲定威王二十四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遂有此误。又仍定威王三十六年，及移前齐宣王年，皆未是。后乃得见雷氏《考订》《义证》两书，于此亦无所辨明。于毛本十二年之说，终难符合。因姑誌其异文焉。
　　
　　又按：洪颐煊《校纪年》，作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的。而赵绍祖《校补纪年》则为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十八年。惟赵氏谓“桓公卒于显王十一年，威王立于十二年。”而洪本则于显王十一年书威王立。盖是年始立，明年称元，洪赵所定皆是。陈逢衡疑为晋桓公十八年，则大误。
　　
　　
　　
　　八五、田忌邹忌孙膑考（附：司马穰苴）
　　
　　《史记?田齐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出奔楚。”梁玉绳《志疑》辨之云：“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战马陵之后，不在威王三十五年。忌之战功可见者，桂陵、马陵二役。若威王时已出奔，则安得马陵之胜？”《世家》又云：“宣王召田忌复故位。”吴师道《国策注》云：“忌之出奔，在战马陵后宣王世。史载其奔在前，故谓召复位。忌既袭齐，岂得再复？成侯又在，岂宜并列？而马陵后忌无可书之事，知其必有误。”《志疑》谓“吴《注》有以矛刺盾之妙。”今据《纪年》，马陵之战本在威王十五年。（见前考。）则田忌奔楚，虽在马陵战后，无害为威王时。《齐策》：“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悦。公孙閈谓邹忌说王，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战三胜，公孙閈使人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战三胜，欲为大事，亦吉否？因捕卜者，验其辞于王。田忌遂走。”又云：“田忌胜梁，孙子劝之为大事，田忌不听，果不入齐。”则田忌出奔，即在马陵胜后，为齐威王之十五年。史公既误前威王之年，疑其过早不合，乃移后二十年，为威王三十五年也。（《索隐》云；“按：《战国策》，田忌前败魏于马陵，因被购不得入齐，历十年乃出奔。”按：《史记》系田忌出奔于桂林一役之后，适及十年。《索隐》引马陵以见异同，而未能考定其是非，其谓历十年乃出奔，自据《史记》，未可为信。）其后宣王伐燕，据《齐策》亦田忌之谋。（按米国飞勒德飞亚大学博物馆藏战国铜器陈囗壶，文曰：“佳王五年，囗囗陈▲再立事岁”。陈梦家考释：陈▲即陈具，即田忌，是田忌再召即在宣王五年伐燕之岁也。又详《考辨》第一二○。）盖田忌自以威王时出奔，至宣王时复召。吴、梁二氏之疑，皆失之未详考也。
　　
　　又《世家》：“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邹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索隐》：“《纪年》，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战马陵。《战国策》云：南梁之难，有张田对云（《札记》单本，“田各本作丐，与今本《国策》合。”）早救之。此云邹忌者，王劭云：此时邹忌已死四年。又齐威此时未称王，故《战国策》谓之田侯。今此以田侯为宣王，又横称邹忌者，盖此说皆误尔。”今按：《索隐》此条，语有含混，当分别以观者。其谓战马陵在威王十四年，又齐威此时未称王，故《战国策》谓之田侯，是也。然邹忌之死，决不在马陵战前，而引王劭云此时邹忌已死四年者，一则《索隐》此语，自据《史记》此事在宣王二年计之。则邹忌之死，在宣王立前二年，即威王之卒前一年也。一说则王劭此语，实本宣王五年韩氏请救，田忌曰不如伐燕一事而论。《史记》既误以马陵之战谓在宣王时，而《索隐》于《纪年》《史记》得失，未能明定，遂率引王劭此语而未加剖辨。则邹忌之死，应在宣王五年前之四年，即宣王即位之元年也。王劭亦及见《纪年》原本，其语当有来历。今《国策》有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之说，盖宣王初立，而邹忌以先朝老臣，擅权用事。则邹忌卒年，自当在宣王元年。而田忌复召，自在其后。知《世家》系诸宣王二年，固自不误。吴师道所谓“成侯复在岂宜并列”之疑，亦可以释然矣。至袭临淄事，《孟尝君列传》谓“袭齐边邑”，《策》言“孙膑劝忌无解兵入齐而忌不听。”则或无其事，尤不足深辨。
　　
　　又《年表》：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在二十一年，封成侯在二十二年。今以《纪年》推之，二十一年正威王初立之岁，二十二年则威王之元年也。威王四年，魏伐赵邯郸，赵求救于齐，威王召大臣而谋，邹忌主忽救，段干朋主救之。则忌为威王朝大臣，盖自威王初政已然。《年表》忌以鼓琴见威王，适威王新立，其年实不误。特误为威王之二十一年耳。（《齐策》有邹忌朝窥镜讽谏齐王事，盖亦威王初政，与淳于髠大鸟之隐，同为齐威初年奋发之一种传说。参读《考辨》第七四。）若定是年忌年近三十，则忌生当在田剡初立之际，至宣王元年卒，寿将及七十也。
　　
　　
　　《史记?孙吴列传》：“孙膑以智败庞涓于马陵，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又云：“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今按：《汉书?艺文志》兵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吴孙子、齐孙子分别甚明。余既辨吴孙子之无其人，（《考辨》第七。）又疑凡吴孙子之传说，皆自齐孙子来也。《史记?本传》吴孙子本为齐人，而齐孙子为其后世子孙。又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日人齐藤谦亦有此疑，见《史记会注考证》。）孙膑从田忌胜魏马陵，遂劝忌无解兵入齐，忌不听。后忌终奔楚。孙子既断其两足，为废人，常客田忌所，疑当与忌同奔。后杜赫为邹忌说楚王对田忌于江南，（见《齐策》。）则孙子亦随至江南矣。及田忌复返齐，孙子同返与否不可知。据《越绝书》：“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则武殆先忌之返而卒于吴者欤？其著《兵法》，或即在晚年居吴时。（《魏国策》孙膑曰：“《兵法》百里而趋利者厥上将，五十里者军半至。”今见《孙子?军事篇》。又：“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今见《计篇》，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今《孙子兵法》即膑之证也。故书中论用兵地形皆切适于中原，未见其为其吴、越水国之事也。）吴人炫其事，遂谓曾见阖庐而胜楚焉。后人说兵法者，递相坿益，均托之孙子。或曰吴，或曰齐，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吕览?不二篇》高注：“孙膑楚人，为齐臣。”梁伯子云：“《史》《汉》皆以孙膑为齐人，此独以为楚人，当别有据。”今按：《潜夫篇?贤难篇》：“孙膑修能于楚，庞涓自魏变色，诱以刖之。”亦谓孙膑楚人。孙膑固曾从田忌奔楚。至于本为楚人齐人，则无可详论矣。又考《通典》一四九《兵二》引孙膑曰：用骑有十利，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显亭林《日知录》，以赵公子成之徒，谏胡服不谏骑射，谓骑射之法必先武灵而有。然疑当孙膑世，尚不能有骑战。观《史记》叙膑之战绩，亦不见有用骑之徵，则《汉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多出后人依讬，亦一证矣。
　　
　　《史记》言齐人著兵法，尚有田穰苴。穰苴之事，昔人已辨之。（苏子由《古史》曰：“太史公为《司马穰苴传》，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晋伐齐者也。而《战国策》称司马穰苴执政者也，湣王杀之。意者穰苴尝为湣王却燕、晋，而战国杂说遂以为景公时耶？”叶水心《习学记言》曰：“《左氏》前后载齐事甚详，使有穰苴，不应遗落。况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时所无。大司马亦非齐官。盖作书之人夸大其词，而迁信之尔。”）余读其文，疑亦田忌之误传也。故曰“穰苴者，田完之苗裔。”田忌为田氏，一似也。《穰苴传》云：“晋伐阿甄，燕侵河上”，而田忌胜马陵，《正义》引“虞喜《志林》曰：马陵在濮州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鄄、甄为一地，二似也。其胜敌而归也，“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史》称田忌胜马陵，孙膑劝之无解兵入齐，忌不听，三似也。“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之于景公，景公退穰苴”，与田忌之见搆于成侯，四似也。“齐威王用兵行法，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此与田忌胜马陵，而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见《田敬仲世家》。）五似也。“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与田忌之时正合。若穰苴为景公时人，则与《司马兵法》同为追论，而威王又何为舍其本朝之近臣，而远论景公时之一将？此六似也。穰苴杀齐王之宠臣，与孙武杀吴王之宠姬，事极相类。孙武既为孙膑之误传，则穰苴为田忌之误传，理亦有之。七似也。故知史公之言穰苴，皆自田忌而误也。然何以误及于春秋之时之景公？曰：马陵之战，田忌与田婴同将。（见《田齐世家》，及《孟尝君列传》。）田婴者，孟尝君田文之父靖郭君也。或者《司马兵法》言及婴子而史公不深晓，遂误以为晏婴，故设为晏婴薦之齐景公欤。（《晏子春秋?内篇》第五，及《说苑?正谏篇》亦有穰苴谏景公事，然二书益多谬误，不足据。）然则史公又何以误及于湣王时之穰苴？曰：其书或本出于司马穰苴之徒，故曰《司马穰苴兵法》。史公以湣王败亡之君，不知穰苴之为湣王将，因上移其人于景公时，而又误涉田忌之事以为说也。其书又称《司马兵法》者？惠士奇《礼说》云：“司马穰苴兵法，因号《司马法》。《战国策》，齐闵王时，司马穰苴为政，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穰苴乃闵王之将。以故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燕、赵之众犹鞭策者，盖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闵王亡矣。”此以《司马法》为穰苴书也。余考《赵策》有云：“将非田单、司马之虑也”，司马正指穰苴。其为知兵，信矣。然则穰苴实有其人，其人实有兵法之书，史公特误其时，又误其事耳。
　　
　　
　　
　　八六、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齐威王称之年非齐威王卒年辨
　　
　　《魏世家》：“梁惠王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今按：是年齐败梁马陵，非威王卒年，疑乃威王始称王之年也。《田齐世家》云：“齐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此史公误以桂陵为马陵，故云然。又云：“齐击魏，大败之马陵。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是则齐威胜马陵而称王之证矣。威王既以马陵胜后称王，而史公见其前称侯，后称王，疑为两人，故于是年谓威王卒，宣王立。此如梁惠称王改元，亦误为襄王之元年也。盖梁惠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先自称王，乃齐、魏有马陵之战。齐胜于马陵，魏则自贬，而齐则继魏而称王。魏用惠施谋，与齐会徐州而相王焉，乃楚、齐有徐州之战。此齐、魏称王之史实也。（齐、魏会徐州前，均已称王。徐州之会，特国际之相承许。其先大夫称侯，尚乞周室赐命，今称王，则与周为敌体，更不须周命矣。而列强相互间有认有不认，会盟征伐由此起，其后齐、秦称帝形势亦然。）
　　
　　
　　
　　八七、屈原生卒考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屈子自道其生辰也。王逸《楚辞章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宾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后朱子《楚辞辨证》疑其说，谓：“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重申王说，曰：“古人必以日月系年。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岂有自述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陈瑒《屈子生卒年月考》（云：“以甄鸞《五经算术》所载，周历法，自楚怀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此二年中建寅之月，皆无庚寅之日。惟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已巳朔，庚寅为月之二十二日，屈子殆以是年生。”）刘师培《古历管窥》云：“以夏历推之，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卯蔀四十九，积月六百零六，闰余一，积日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大余十五，得庚午为正月朔，庚寅为巳月二十一日，屈子之生当在是年。”）相继推定屈子生年在楚宣王二十七年。按之《史记》，于屈原事迹，大概符合。据《世家》：怀王十六年，张仪至楚。十七年，秦败屈丐。其时屈原已先绌。（屈复《楚辞新注》谓“《史记》被疏，止是不与议国事，未尝夺其左徒之位。夺其位当在此年。”林雲铭《楚辞燈》谓在前张仪至楚之年。）计其年寿为三十二岁，则为左徒用事时，年三十左右也。（屈复定屈子为左徒在怀王十一年时，因是年楚为从约长，《惜往日篇》所谓“奉先功以照下，国富强而法立”是也。今按：屈说亦无据。惟屈原为左徒用事，则大致在此，或稍后也。）十八年张仪重至楚，屈原使从齐来，谏何不杀张仪，是岁屈原年三十三。其后十二年，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元年，屈原若在，年当四十六。以子兰之谗而迁，遂沉汨罗以死。其年无考，要当在五十左右。（洪兴祖说《悲回风》，施黄棘之枉策云：“怀王二十五年入秦，与昭王盟于黄棘，后为秦欺，客死于秦。顷襄七年迎妇于秦，是欲复施黄棘之枉策。”今按：黄棘明属怀王时事，不得牵并襄王为说，朱子《楚辞辨证》并不认黄棘为地名，则屈原之卒，是否在顷襄七年后，实无证。东方朔《七谏?怨世篇》年既已过太半兮，是或屈子年逾五十之证。）此屈子年世之略可考者也。
　　
　　王船山《楚辞通释》以《哀郢》为顷襄迁陈，屈原不欲，谗人以沮国大计为原罪，遂重见窜逐而作。考迁陈在顷襄二十一年。屈原若在，年应六十六岁，疑不若是之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谓“襄王徙陈，其时长沙曾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又引“韩非曰：秦与荆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则是时屈子自沉之长沙亦入秦矣。”实则洞庭五渚江南，并非指今长沙一带而言。（参读《考辨》第一二七。）惟谓屈原卒在襄王迁陈前，则是。）又邹叔绩《遗书》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亦定屈子生年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并据殷历推定为正月二十一日，已先刘说。）而谓卒在秦昭王三十年，屈子年六十七，自云论证详《读书偶识》。今《偶识》已佚，不可见，或与王说同据《哀郢》也。（邹氏应湘潭王氏聘，校《船山遗书》，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仿朱竹垞《经义考》及《直齋书录题解》之例，勒为目录三卷，则于船山论屈子事，必见无疑。）今读屈子诸篇，其忠君爱国之情，郁勃既盛，感伤弥切。苟顷襄初政，原又被谗南迁，当时即无久理。不得又抑塞流徙，至于二十二年之久，乃始沉湘而去。（《哀郢》年代参读《考辨》第一百三十，邹叔绩又论《离骚》年代。参读《考辨》一百二十一。）
　　
　　抑前人论屈子卒年，犹有异说。则谓屈子之卒，尚在怀王入秦前，并不及襄王时。此王白田《草堂存稿》主之。其说曰：“《离骚》之作，未尝及放逐之云。与《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时之语。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不复，一返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事。原之被放在十六年，以九年计之，其自沉当在二十四五年间。而谏怀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谏王不听，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诸篇无一语及之。至《悲回风》《惜往日》，临绝之言，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祇反复于隐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楫，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会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之立，则原之自沉久矣。”又曰：“《史》所载，得于传闻，而《楚辞》，原所自作，固不得据彼以疑此。原所著惟《九章》叙事最为明晰。其所述先见信，后被谗，与《史》所记怀王时相合。至于仲春南迁，甲之朝以行，发郢都，过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时日道里之细，无不详载。而于怀王入秦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颠倒也。怀王客死，君父之雠，襄王不能以复，宗社危亡将朝夕，此宜呼天号泣，以发其冤愤不平之气。而乃徒叹息于谗谀嫉妬之害，而终之曰不毕辞以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则原之反复流连，缠绵瞀乱，仅为一身之故。而忠君爱国之意，亦少衰矣。”（《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今按：王氏此论，多据《哀郢》，《哀郢》非屈原作。《悲回风》《惜往日》，皆非屈子自道之辞。王氏所据，皆非惬当。然《楚辞》二十五篇，绝不及怀王入秦事，则诚如王氏之论。史公《原传》顷襄王怒迁屈原一节，文气断续，本颇可疑。则屈原之卒，固在顷襄之世与否，诚未可专据《史》文为断也。余考屈原放居，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皆在江北。（详《考辨》第一二七。）则原原迁江南，事无显证。屈原之卒，或早在怀王入秦前，固有可信之理。惟屈子被谗，困居汉北，既已多历年所，而一旦沈渊以去，则虑必有甚深刺激，益其悲愤。或者正由怀王之入秦，或者则由顷襄之赐谪，忧伤愤懑之既甚，而不暇见之辞，则今《楚辞》之无其文，仍不害当时之有其事也。然则屈原之卒，正当在怀王入秦不反之数年间乎？（又按：又有疑屈原之卒，未必自沉者。袁枚《随国随笔》引黄石牧云：屈子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又曰：显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皆冤忿寓言，非实事也。太史公因贾生一弔，遂信为真，不知宋玉《招魂》之作，上天下地，东西南北，无所不招，而独不及水。何也？惟乱曰：湛湛江水上有枫，魂兮归来哀江南，则其善终于汨罗可知。若《楚辞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时，则豫凶非礼，宋玉不应诅其师矣。今按：鲁仲连义不帝秦，亦谓惟有蹈东海，屈子云云，发于愤激，其果自沉与否，诚亦无可确证也。）
　　
　　余疑屈原之卒，当在怀襄之交，决不及襄王迁陈时。既具如上论。然《哀郢》则自是迁陈后作。故曰：“哀故都之日远。”又曰：“民离散而相失，遵江夏以流*亡。”又曰：“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此明为国破民流之辞，非孤臣之被谗见逐矣。然则《哀郢》非屈原作，而作《哀郢》者别自有人也。其人为谁，则绝无可说。惟篇中有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楚策》：“庄辛谏襄王，不听，去之赵。留五月，（疑当作五年，参读《考辨》第一四五。）秦举鄢郢，襄王复徵庄辛，授之为阳陵君。”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疑阳陵即陵阳。今按：《魏书?穆崇传》：崇为阳陵侯，《北史?崇传》作“陵阳”，则顾说容可信。或《哀郢》陵阳本作阳陵，涉上文“陆阳侯之汜滥”句而误。（按《汉志》，陵阳必丹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则陵阳在江南也。《楚策》，授之为陵阳君，与淮北之地，则阳陵应在淮北，与《汉志》陵阳自别。）《哀郢》其殆庄辛之辞乎？辛，楚人，擅辞赋。值襄王时，目击郢都之危，谏君不悟。流掩城阳，乃始见召。危言耸听，因得封赏。而谗谤间之，赋此自悼。较之谓屈大夫之辞，固稍近情焉。（余考庄周书《说剑篇》，亦庄辛作，参读《考辨》第一四五。）否则乃宋玉、景差之徒为之也。
　　
　　八八、庄周生卒考
　　
　　《史记?老庄列传》：“楚威王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庄子?秋水篇》亦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释文》司马曰：“威王也。”事虽不必信，（《黄氏日钞》云：“楚聘庄周为相，史无其事。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之事。虽孟子于梁、齐，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为相而聘之？”余考《御览》四百七十四引《韩诗外传》：“楚襄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曰：独不见太庙之牲乎”云云，庄周晚岁可与楚襄王值，然此庄子或指庄辛。周、辛二人事相混，可参读《考辨》第一四五、一三一。）然可以证庄子与楚威王同时。（焦竑《老子翼?附录》：“周显王三十年，楚聘庄周为相”，即楚威王元年，然此特以意定之耳。）又《徐无鬼篇》：“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惠施卒在魏襄王九年前，（参读《考辨》第一二五。）若威王末年庄子年三十，则至是年四十九。若威王元年庄子年三十，则至是年六十。以此上推，庄子生年当在周显王元年十年间。若以得寿八十计，则其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间也。又考《徐无鬼》，庄子送葬，述及宋元君。宋元君乃偃王太子，其为君当国，当在魏襄王二十年时。（参读《考辨》第一三○。）惠施已死十年外矣。庄子是时年在六十七时间。其卒年尚当在此后十年二十年间也。《史记》又云：“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余推定，周盖历齐威、宣，梁惠、襄，晚年及齐愍、魏昭耳。陆德明《释文序》引李颐云：“庄子与愍王同时”，盖指其晚年言。《朱子语录》：“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并为得之。（《古今乐录》：“庄周齐人，湣王聘以相位，庄周谢”，亦言湣王时。而谓齐人，则异说也。）
　　
　　《史》又云：“庄子蒙人，尝为蒙漆园吏。”《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按《汉志》：“蒙属梁国”，在今归德城北四十里。刘向谓宋之蒙人，特据初属宋而言。至战国蒙地是否属宋，固已可疑。（参读《考辨》第九九。）《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是庄、惠交游在惠施仕魏之际也。又《秋水篇》：“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惠子大搜国中三日”，姚姬传谓“记此语者，庄徒之陋。”然其事信否可勿论，要之记此者，亦谓庄、惠之交在惠施相魏时也。然则《史》称蒙人，未必即宋人矣。《淮南?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此亦犹腐鼠之说也。孟诸泽在商丘东北，此亦谓庄、惠交游，在惠施在梁得意用事时。惟《庄子?列御寇》两节，言庄子居宋。盖庄子居邑，本在梁宋间，其游踪所及，应亦以两国为多耳。（《志疑》按：“《释文》作梁漆园吏，盖以蒙属梁国，而《潜丘札记》则谓漆园有云在曹县，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国。宋景公灭曹在鲁哀公八年，地故为宋有。庄周亦宋之官，窃以《史记》蒙漆园吏，蒙当作宋。注以漆园本属蒙邑，不知一在归德，一在兖州，相距颇远。”今按：日人中井积德谓：蒙有漆园，周为之吏，督漆事也。疑漆园本非地名，后人附会，亦如濠梁之类耳。）余考惠施以马陵战后至魏，及其见逐，先后几及二十年。其晚年又至魏。庄、惠年事相当，交游颇密，往复辨难，屡见于《庄》书。虽两人议论有异同，要其思想上之相涉者，实不少也。
　　
　　又按：《水经?汳水注》，汳水东径蒙县故城北，即庄周之本邑也。郭景纯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矣。是庄子乃终老于蒙者。
　　
　　
　　
　　八*九、子华子考
　　
　　《吕氏春秋?贵生篇》：“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釐侯，曰：两臂重于天下，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所争轻于韩又远。奈何愁身伤生以忧之？”梁玉绳云：“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此事又见《庄子?让王》，《释文》司马云：子华子，魏人也。”今按：韩、魏争侵地，的在何年，已无可考。《庄子?则阳篇》又称：“魏罃与田侯牟约，田侯背之，犀首请伐齐，华子闻而丑之，惠施乃见戴晋人。”牟乃午字之误。其时在惠王早年，犀首、惠施均未仕魏，《庄子》盖寓言无实。（参读《考辨》第七○。）大约子华子与韩昭侯、魏惠王同时，乃可信也。《吕氏?贵生篇》又引《子华子》曰：“全生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其言论实承杨朱一派，为后来道家宗。故高诱注《吕览》，以为古体道人也。《诬徒》《知度》《审为》皆引子华子言，或是秦前原有其书。《汉志》无著录，则刘向时书已亡。今本系宋人伪作，谓子华子即程本，亦非是。（《韩诗外传九》：“戴晋生弊衣冠见梁王，辞而去”云云。晋生即晋人，相其议论为人，亦华子一路。此等皆在杨朱后庄周前，俱道家思想展衍中人物也。）
　　
　　又《吕氏?去宥篇》：“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昭釐恶之。”沈尹华疑即子华子。如匡章称章子，田盼称盼子，田文称文子也。沈尹为楚姓。《左传》宣公十二年“沈尹将中军，”《墨子?所染篇》“楚庄染于孙叔沈尹，”沈尹华当其后人。又《楚策》有莫敖子华，疑亦一人也。
　　
　　又按：楚威王元，已值韩昭侯二十四年。其后六年，昭侯卒。又五年，威王卒。今如定威王元，华子年四十，则其生在楚肃王之初年。相其年代，当较杨朱、季梁稍后，较惠施、庄周稍前，而皆为并世。
　　
　　
　　
　　九○、尸佼考（附：公羊、女子及北宫子、沈子）
　　
　　《汉志》杂家《尸子》二十篇班注：“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卢，”《集解》云：“刘向《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宋翔凤以为“晋乃鲁之误。”今按：刘向云：“疑谓其在蜀，”知非鲁人故称楚矣。则尸子实晋人。其时晋已不国，而魏沿晋称，尸佼殆为魏人耶？《穀梁》两引其语，（隐五年，桓九年。）则亦治《春秋》，正名以治，为法家师，如吴起之流矣。（阮元《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谓：“佼为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后，遂逃亡入蜀。而预为徵引，必无其事。或传中所言，非尸佼也。”阮氏疑《穀梁》成书定在尸佼亡逃入蜀之前，故有预为徵引之辨。今知尸佼既为先秦学人称说，而《穀梁》成书未必甚早，则阮疑殊亦无据。）然近人辑《尸子》书，绝不见其为晋人与鞅谋事及亡逃入蜀之事。又《后汉书》注：“佼作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与刘向所谓“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见《荀子叙录》。）而为商君师者不类，盖亦各言其一端。如《汉志》儒家有《李克》，法家有《李子》，而刘氏亦以李悝与尸佼并列，皆称为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也。《尔雅疏》引《尸子?广泽》云：“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其学之相非，数世而不已。”田子贵均乃田骈，为齐稷下先生，在尸子后。《山海经注》《史记集解》诸书引《尸子》，称述徐偃王，亦后尸子。则所谓《尸子》二十篇者，在当时固已非出尸子自为。今则亡逸已多，并不足以见尸子为学之大纲也。今如据同时学风以为推测，则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为一脉耳。
　　
　　又按：《公羊传》引子女子，（闵公一。）春秋时晋有女叔宽，女叔齐。魏武侯臣有女商，见《庄子?徐无鬼》。自称“所以说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岂女商亦儒者耶？《公羊》所引或即其人。（《释文》李云：“无鬼、女商并魏幸臣，”不可信。）《左氏》既与吴起有关，《公》《穀》皆引尸子，又《公羊》女子，其姓氏亦惟见于魏，则三传之学，固颇有出于晋者？（又《庄子》有南伯子葵问女偊，子葵即子綦也。）
　　
　　《公羊》又称北宫子。（哀公四。）《左传》昭二十年，卫有北宫喜，《庄子?山木》有北宫奢，亦卫灵公臣。孟子称北宫錡问班爵禄，赵岐云：“卫人。”则北宫氏在卫，亦与吴起、商鞅同邦土，宜闻《三传》之绪。《公羊》之北宫子，其殆问班爵禄之錡其人耶？（沈钦韩《汉书疏证》亦云然。）此皆未可确指，姑因尸佼而及之，见《三传》之学之固多流行于晋人焉。
　　
　　《公羊》又引乐正子春，（昭十九。）则鲁人。又子沈子，（《公羊》隐十一，庄十，宣一。又《穀梁》定一。）《孟子》书有沈犹行，与乐正子春同为曾子弟子，殆亦鲁人。又屡引鲁子，（庄三，又二十三，僖五，又二十四，又二十八。）郝敬谓是曾子字误。今考说《春秋》如乐正子沈子公明子，（见《考辨》第三十。）既多曾子弟子，又吴起初亦出曾氏之门。《春秋繁露?俞序篇》言《春秋》义，有曾子，则郝氏说殆是也。然则《春秋》之义，渊源固自孔门。惟晚起传统之说，或不可尽信耳。
　　
　　又《公羊》昭三十一年有公扈子，其人又见《说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殆亦《春秋》师。沈钦韩云：“疑即《孟子》之公都子。”《列子?汤问篇》有鲁公扈，则公扈氏亦鲁人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有公肩子，肩疑扈字讹。）
　　
　　又《公羊》文四年引高子。《孟子》书有高子论《小弁》之诗。《韩诗外传二》高子问于孟子，《卫女》何以编于《诗》云云。《经典序录》：“子夏授高行子。”《周颂丝衣序》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陈奂疑高子即高行子，与孟子论诗者。则高子治《诗》与孟子同时，虽孟子称之曰叟，然不得谓系子夏所授。凡汉以来言古经传统，未必无其人，而世次渊源，往往不可据。若《公羊》高子即治《诗》之高子，则亦与公都子略同时，俱与孟子相先后也。梁玉绳《人表考》谓孟子书中高子系二人，一孟子弟子，一年长于孟子，然要之年世相接也。
　　
　　
　　
　　
　　九一、宋君偃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一年非四十一年乃幼年嗣位非
　　
　　余考宋桓侯元在周安王二十二年，立四十一年而见废于剔成，为周显王之二十九年。剔成即以废君自立之年称元，三年而剔成卒，为周显王三十一年。（详《考辨》第六十九。）是年宋君偃嗣立。《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则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年表》于是年载宋君偃元年。盖宋偃亦如梁惠成、秦惠文之例，于称王之翌年更元，而《史》遂误以称王之元为始立之年也。又《年表》王偃灭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前后在位当得五十三年，今《年表》作四十三年者误。《世家》云四十七年，亦误。王偃在位既久，又死于逃亡，非其天年，计初立不能甚长。《宋策》：“或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韩非》（《说林下》。）亦云：“白圭谓大尹曰：君少主也，而务名。令荆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公位，而敬重公，公常用宋矣。”白圭时宋君乃偃，初立年少，故太后、大尹主政用事。而偃已务名，长而好行仁政，有以也。大尹者，高注：“大尹，宋卿也，太后，尹母也。与后共为政。”则大尹殆宋君之庶兄？孟子至宋，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欤？我明告子。子以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时王年尚幼，故不胜为之进贤傅，孟子亦以幼子学语为譬。又孟在宋，与其臣如戴不胜戴盈之皆有问答交际。（《论语》邢疏：“戴盈之即不胜。”阎氏说同。黄鹤《四书商》云：“按：《左传》纪人，一篇中前既称名，后又称字者，以人数甚多，必曰名某字某，不胜烦琐，创为是例，欲互相见也。孟子书王驩一人，使滕章由王使则名之，乐正子章本同等则字之。公行子章人之有右师而不知是王驩，则书其爵。若不胜盈之果一人，一章名，一章字，是何义例，存疑可也”。又《汉书?人表》有郑戴胜之，梁考云：“郑乃宋之误。不胜字盈之。故此称为胜之。惟列鲁哀公时太先，”今按：不胜字盈之，亦不当称胜之，仍当阙疑。）独不见与宋王语。万章之问亦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不明指宋偃为说。知其时偃尚幼，殆未亲政。然其时王偃在位已十年，或始立仅逾十龄，或尚不足，则至此才弱冠，犹少主也。逮及国亡身死，亦不过六十之老耳。《吕氏?壅塞篇》记宋亡事曰：“此戴氏之所以绝也。”则宋偃亦戴公后，与不胜同氏。不胜岂即《宋策》之大尹乎？《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杨倞注：“载读为戴，戴不胜使薛居州傅王者。”不胜盖贤臣，助偃行王政，偃终信才而逐之，则其晚节非无可议矣。《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袭剔成而自立。”偃之立时尚少，故乃太后大尹主政，岂为弑兄自立之主哉？盖前史及王偃事多诬。子夏曰：“桀纣之无道，不若是甚，居下流而众恶归之。”今王偃行仁政而招众恶，号之桀宋，尚非下流之比矣。（参读《考辨》第六十九、第九十九。）
　　
　　
　　
　　九二、齐魏会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后元元年
　　非魏襄王元年乃齐威王二十四年非齐宣王九年辨
　　
　　《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悮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今按：齐、魏会徐州，相约僭称王，因称王而改元，故不称三十七年而改称元年。其后秦惠文王于十三年称王，乃亦改十四年为元年，与此正类。惠王与孟子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考惠王后五年予秦河西地，后七年尽入上郡于秦，后十二年楚败魏襄陵。惠王之言指此。倘以为在襄王之世，乌容出自惠王之口哉？（《秦策四》：“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魏战胜，效上洛于秦。”高诱《注》：“魏惠王也。”今按：楚、魏陉山之役，《年表》在魏襄王六年，误。高《注》云惠王，是也。效上洛即献西河之外也。苏代之说燕王曰，“西河之外，上雒之地，”是也。其是犀首为魏将，张仪在秦，事又见《秦策》一、《韩策》二。据《策》则魏效地在胜楚后，而《史》列胜楚前，亦相歧。）此事为史家一争案，自杜预氏《左传后序》，裴氏《史记集解》，司马氏《通鉴》，王氏《困学纪闻》，顾氏《日知录》，崔氏《东壁遗书》，梁氏《志疑》，皆据《纪年》纠《史记》。而辨论纷纭，尚未定于一是。则以《纪年》原书既佚，未能博观会通。而《史记》传习既久，人情乐旧安常，惮于纷更也。今既剖别《纪年》《史记》得失，凡二十余事，自魏文侯田庄子以下齐、魏两家世系年代，逐一辨订纠正，又旁推之于《史记》《国策》以及先秦诸子书。合之大势而通，比之小节而符。首尾条贯，竟体朗然。庶可以解千古之纷矣。此齐、魏徐州相王为魏惠王后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之说也。
　　
　　余又谓是岁乃齐威王二十四年，非齐宣王元年者？齐之称王始于威王，不始于宣王，人尽知之。而威王之称王，则肇始于马陵之胜，（见《考辨》第八十六。）而大定于与魏会徐州之岁。其后十五年威王薨，宣王始立。《史记》以徐州相王为宣王之九年者亦非也。不然，使威王先已称王于数十年前，宣王何事会魏于徐州而后乃相王哉？（《田完世家》叙威王称王于二十六年后，与今考威王称王在二十四年者相差两年。余定齐威王三十八年，《史记》只三十六，亦差二年也。）盖威王之初即位，不治政，诸侯并伐，（据《世家》。参读《考辨》第七十四。）其时固犹称侯。故《齐策》邯郸之难称田侯。及败魏马陵，魏用惠施策，折节朝齐，乃会徐州而相王。（据《魏策三》。）《国策》称韩、魏之君北面朝齐，亦在战马陵之后，而《世家》误以威王称王在桂陵之后者，由其误以徐州之会为宣王故也。时七国称王者惟楚，故楚闻齐王而大怒。遂有围齐徐州之举。盖齐、魏相王一事，当是魏故屈下尊齐为王。（观《魏策》，及《吕氏春秋?爱类》。）而齐亦未敢独承，乃亦尊魏为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无缘齐威于数十年前便已称王也。梁惠王二十七年从诸侯朝周天子，其时梁始称王，而齐威王举兵伐梁。其后八年而魏齐始相王，而楚威王举兵伐齐。然其后又六年而宋亦称王，又三年而秦亦称王，韩亦称王，又二年而燕、中山亦称王。《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则赵之称王犹在后。然至是而各国称王之局卒大定。观于当时相王之不易，益可证其前二十余年，不容有齐威独王之事。观以后齐、秦称帝之难，又可证齐之称王乃为与魏俱，而犹遭楚人之怒。故徐州一会，实当时诸侯称王之初步，战国惊人一大事。若威王先已称王于二十余年前，则此一段史实全无情味矣。以《纪年》推之，则徐州之会乃在齐威之二十四年。（《田齐世家》，“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而论宝。”殆即徐州一会中佚事也。）《秦本纪》：“惠文王四年，齐、魏为王，”《索隐》云：“齐威王魏惠王，”斯得之矣。（又考《史记?孟尝君列传》：“齐、魏会徐州相王，”《正义》引《纪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徐，鲍本作俆。吴氏补曰：“俆，词余反。《正义》引《纪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俆《左氏》作舒，《说文》作余阝。”据此则《正义》引《纪年》本作俆，而今亦误为徐也。徐州宋地，与此俆州不同。顾氏《日知录》卷三十一徐州条亦辨此。互详《考辨》第一一○。）
　　
　　雷氏《考订》：“《左传后序》引《纪年》，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称惠王卒，《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称和峤云：“《纪年》谓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司马氏《资治通鉴》从《后序》说，《通鉴考异》及朱子《通鉴纲目》从荀和说。淇案杜与荀和同时，得见《竹书》，不应言有同异。《后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通鑑。乃抄录钤刻者有误也。《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曰：三十六年改为后元，观此知梁之改元与秦惠文之以十四年为元年事同。非若后世改元，先下诏书，以明年为元年也。”今按：雷氏此辨殊精密，然实未是。何者？齐、魏相王，实在会于徐州之岁。而据《六国表》，魏齐两《世家》，及《秦本纪》，《孟尝君列传》诸篇，会徐州实在惠王三十七年。惠王以是年始称王，不得于三十六年先改元，其理甚显。又考《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索隐》引《纪年》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索隐》于此条，惟辨惠王未卒，而甄会实不在此年，则《索隐》未之及。余考甄会在平阿会后，皆在惠王后元，《索隐》亦辨之，语详《孟尝君列传》。（参读《考辨》第一○四。）则惠王三十六年齐、魏本无会，即不得有相王事。惠王亦自不于此年改元，尤明甚。又《田齐世家》：“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索隐》此条语有误衍。要之《索隐》辨惠王未卒，遂谓其改元称一年，而改元称一年实在明年，不在今年。《索隐》此条，及《魏世家》一条，皆下语未析。《孟尝君传索隐》云：“惠王至三十一年改为后元年，”显有字讹。惟《魏世家索隐》又一条云：“《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则与荀勖和峤为一致。然窃疑其说终不可信。何者？若惠成王于三十六年改称后元一年，又十七年而卒，则惠成王当得三十五年，又十七年也。《史记》虽误，亦有其所以误。彼特误以惠成王后元之年为襄王年耳。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后十七年，《史记》何以又夺改元第一年归之惠成，而别以其后十六年分为襄王，此实难解。又考《今本伪纪年》于周显王三十四年称：“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又云：“王与诸侯会于徐州，”徐州会事较《史记》亦前一年。雷氏《义证》说之云：“《史记?六国年表》于显王三十五年书魏会诸侯于徐州以相王，又曰齐与魏会徐州，诸侯相王，即此事。较《竹书》差一年者，夏正周正之异。会在是年仲冬后也。”今按：梁惠称王改元，定在与齐会徐州之后。若会徐州如雷说，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其时周正已为显王三十五年。惠王归国称元，其亦必为三十七年之新岁决矣。且雷氏辨梁惠称王改元以秦惠王为例，不知秦惠王正以十三年四月称王，而于十四年改称元年。则梁惠王之改称元年，定在三十七年，更无疑也。故知杜氏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其言最信。（吴莱曰：自古未尝有改元，秦惠文王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称王，而秦史改元。惠王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称王，而《汲冢竹书》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后惠王卒。非改元也，直史官纪述之常体耳。其说亦是。）云三十六年改元者，因会徐州在是年岁底也。云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者，因惠成王会齐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及归国改元年称王，其制定于今年之岁底，而实称元年则为明年之岁首也。荀勖、和峤诸人，殆见《竹书》原本，有在惠成王三十六年记称王改元之文，故率以此年即为惠成王元年。雷氏依之，未能深考徐州一会与称王之先后，故加信据，遂与《史记》乖僢。又《索隐》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虽遵荀、和之说，而其引惠成王改元年后年数，则实自三十七年为元年起算。如“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十五年齐威王薨，”诸条（均见《孟尝君列传》。）是也。余已详于《考辨》第一○九，第七四，第一一五，一一七诸篇，兹不详论。（又按和峤、荀勗、杜预引《纪年》，虽与史迁违矣，然有一节为诸家之所同者，则惠王前后（或惠、襄分算）共得五十二年是也。今有疑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者，其说无稽，殊不足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孟子年表》，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后二年会徐州始称王，则改元在称王前，两事先后倒置。又惠王后元既前移一年，则《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卒在惠王后元十五年者，亦递次移前。故魏氏定孟子去梁已在齐宣王二年，即宣王即位之第三年矣。与余考孟子初见宣王正值宣王未终丧之际亦不合。（参读《考辨》第一一七。）
　　
　　九三、惠施仕魏考
　　
　　《魏策》：“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齐，寡人之雠也，怨之至死不忘。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如何？惠子教以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大怒，自将伐齐，大败齐于徐州。”今按：马陵之役，在惠王二十八年。（《考辨》第八四。）后九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又后一年，楚伐齐徐州。其时惠施已用事。《吕氏春秋?爱类篇》：“匡章谓惠施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何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必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今王齐而寿黔首之命，是以石代爱子头也。”可证魏、齐相王，惠施主其谋。及《吕氏?不屈篇》云：“惠子之治魏，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大将爱子为禽。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天下之兵四至，谢于翟翦，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则以魏惠十七年围赵邯郸为惠施相魏后事，细按其说殆非也。惠子为相，年事当逾三十。下至周赧王元年，齐破燕，惠子为魏使赵，凡四十年。惠子之寿，方跻八十，未必再为魏效奔走，可疑一也。且据原篇：“惠施见白圭，白圭曰：新妇至，宜安矜，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太甚者，”则白圭盖先惠施用事。《年表》：“惠王二十七年，丹封，”余疑丹即白圭，（详《考辨》第八二。）其时尚当路。惠施不应先十年已为相，可疑二也。谓恐天下笑这，而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无此情理，可疑三也。惠子墨徒，常主偃兵。马陵之后，劝王折节朝齐。且曰“王固先属怨于赵”，（语亦见《魏策》。）见伐赵非出惠子。（《策》文赵字，或系韩字之误。吴师道已辨之，要以见惠子之不主战。）可疑四也。惠子见逐，在惠王后元十三年。（《考辨》第一○七。）其至魏当在惠王二十七八年马陵败后，或即在徐州会前一二年，前后约得十五六年，较为近情。若如《吕氏》书，惠施在魏用事垂三十年。魏既迭经败衂，而惠王与相终始，尊信之不稍衰，有逾后世汉先主宋神宗远甚，可疑五也。《吕氏》书成于众手，《不屈》一篇盛毁惠施，因谓惠王之世五十战而二十败，尽以为惠施之罪，吾窃疑其诬。
　　
　　
　　
　　九四、匡章考（附：周最）
　　
　　《齐策》：“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齐兵大胜。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高诱注：“秦惠王之子武王也。”焦循云：“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尝与秦交兵。齐、秦之斗在宣王时，而伐燕之役将兵者正是章子，则恐其误编于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孟子正义》。）今按：焦氏谓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世者，由误信《史记》威王年世移前之故。语既无证，自不足辨。威王卒于周慎靓王元年，当秦惠文王五年。则高注以秦王为惠王子武王者，亦误也。据《齐策》所记，知匡章信用于齐，自此役始，其后遂为宣王将而伐燕。《燕策》所谓：“齐宣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后，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王哙死，齐大胜，子之亡，”是也。又其后，则有与魏战于濮水之役。《齐策》：“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盼子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守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是也。《六国表》周赧王三年，魏哀王七年，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即此事。《魏世家》徐广引《表》作赘子，证以《齐策》，则作赘者是也。《志疑》转以徐氏为误，殆未考耳。其时犹为齐宣王之八年，又其后乃有与韩、魏共攻楚而杀唐昧之役。《秦本纪》：“昭襄王八年，使将军𦬒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者，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是也。《志疑》云：“其事在昭王之六年，误书于八年。”今按：《年表》在六年，不误。《吕氏春秋?处方篇》亦记其事云：“齐令章子将，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夹泚水而军。章子夜奄荆人钉唐蔑，”是也。是岁为齐宣王之十九年。宣王即以是年卒，胜楚盖属湣王事。此后章子事亦无考，盖己高年，不复用于世矣。（周最亦见泚水之役，详《吕氏?处方》。《史记?周本纪》，周最见赧王四十五年，周聚见五十八年，周聚即周最也。上距泚水之役四十四年，则周最在泚水役时当年三十左右，而老寿及于西周之末年矣。）至章子与孟子游，远在威王世将兵胜秦之前。（语详《考辨》第九八。）又论惠施于魏惠王，（见《吕氏春秋?不屈篇》。）曰：“螟蝗害稼，农夫得而杀之。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行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甚矣。”章子盖与其邦人陈仲子之行谊相近。故特称仲子于孟子，而曰：“陈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之称章子，亦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博奕好饮酒，好货财，私妻子，从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章子无一于是。”此虽不足以尽章子，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盖亦闻墨学之绪论而有志焉者也。徐州之役，齐、魏相王，章子责惠施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何也？”（见《吕氏春秋?爱类》。）其事在齐威王三十三年，下距齐宣王卒岁，章子杀楚唐昧，三十四年。姑定齐、魏徐州相王之岁，章子年二十五以上，三十以下，差可得其世寿矣。
　　
　　《年表》：“秦孝公十四年，韩昭侯如秦。”黄氏《编略》以是年为匡章破秦之岁。其言曰：“苏秦言秦欲深入齐，恐韩、魏之议其后。《策》言假道于韩、魏，则伐齐在韩、魏既服之后。”今以匡章子生平考之，其时殆初逾十龄，何能为将？黄氏之说非也。且苏秦言秦欲深入齐，恐韩、魏议其后，其事尚远在后显王之三十六年，（此亦姑据旧说。）乌得逆证其前十六年，谓秦已以其时举兵而加齐哉？以当时情势论之，孝公中年，秦内力未充，外威未张，殆无远越韩、魏兵涉齐疆之理。余疑秦、齐交兵，或已在秦惠文王世，亦非盛兵剧战。今已不可确考，而齐将章子，则必章子名行向盛，稍显于时矣。齐、魏会徐州相王，章子讥惠施学行之相背，又论惠施于梁惠成王前，其时章子方壮年，而崭然露头角。其已为胜秦立功之后乎？《年表》：“秦惠王三年，拔韩宜阳，”《韩世家》：“昭侯卒前一年，作高门。屈宜臼曰：往年秦拔宜阳，今年作高门，昭侯不出此门矣。”则此年实有拔宜阳。《通鉴答问》谓拔而未取，恐或有之。（《编略》谓秦取而复归于韩。）是时梁方怨齐，谋报马陵之仇。秦或者以其时乘胜韩之余威，游兵及于齐界。威王使章子应，亦本非举国以属，扞御大敌之比也。明年，即齐、魏会徐州相王之年。如此，差为得之。事乏明证，姑誌以待再定。（《齐策》又云：“秦王称西藩之臣。”鲍云：“威王与秦献公孝公同时。”如余所考，则秦已是惠王，惟其时尚未称王耳。）
　　
　　
　　
　　九五、苏秦考
　　
　　太史公为《苏秦传》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是史公之传苏秦，至慎至谨也。然余考苏秦之时代，而疑及其行事。史公所谓连六国从亲，其智有过人者，以当时列强大势论之，盖非情实，亦后世以异时事附之也。
　　
　　《燕世家》：“文公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二十九年，文公卒，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今考伐燕取十城者，乃威王非宣王，《史》自误。而苏秦之死，则值齐威、宣之际。梁氏《志疑》云：“徐广谓苏秦为齐客卿，在燕易王之十年时。（按见《秦传集解》。）而《张仪传》云：居二年秦死，则其死在易王末年。当周显王四十八年。”今据《燕世家》燕哙既立之文，周显王四十八年，正易王卒，哙立，犹未改元之岁。明年，周慎靓元年，燕王哙称元，而齐威王薨。苏秦之死，早则在前年，齐威王杀之。迟则在后年，或威王，或宣王，不能定。而宣王用苏代，则正其初立时也。（《秦传》：“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函谷关之立尚在后，（《考辨》第七二。）六国亦无十五年之从亲。据《六国表》，苏秦初说燕后十五年，适燕哙元年，正苏秦死。十五年之说本此。此亦苏秦卒年一好证也。）
　　
　　余考《策》《史》言苏秦事，有极可疑者：《齐策五》载苏秦说齐闵王。苏秦死，当威宣之际，岂得下及闵王？其书乃后世习《老子》言者所为，而假托于秦。不得以此疑闵王立，尚在苏秦未死前也。《史记?苏秦传》亦云：“苏秦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同属不可信。《齐策三》又载“孟尝君将入秦，苏秦欲止之。”孟尝君入秦在秦昭王八年，距苏秦死已二十年。燕王哙亦死十四年，何来有苏秦？《史记》改苏代，是也。《说苑?正谏篇》亦载此事，仅云有客，则亦知苏秦之死矣。又《秦策》云：“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复山东之君，从以欺秦，赵因负其众，故先使苏秦以弊约乎诸侯，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堕邑，请使武安子。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惠王曰：善。夫武安子乃昭王时将白起，岂得上及惠王，与苏、张同世？（赵有武安君李牧，乃效秦将白起封号。《策》又言：苏秦于赵亦封武安君，虽赵邑有武安，而其说自可疑。）其他明属苏秦身后事，而附会之于苏秦者尚多，然皆琐碎不足辨。其有关于战国史实之大，而不可不辨者，莫逾于苏秦连六国从亲一事。盖其事亦起苏秦死后而附会之也。余请得纵辨以明之。
　　
　　《史记?秦传》载秦说七国辞，皆本《国策》，其辞皆出后人饰托，非实况。如其说秦云：“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函殽之固，”诸地入秦皆远在后，苏秦岂得先及？（张氏《释地》云：“惠文六年魏纳阴晋，九年围焦，十三年张仪取陕，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拔之。阴晋东至陕，正殽函之道。自惠王六年至后十一年，始克有之。”）其说韩、魏云：“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秦秋，”时秦尚未称王，何遽筑帝宫？其他率类是，可疑一也。且《史》载苏秦合从事，仅见于《秦传》，又略见于《燕世家》及《燕表》，其他赵、齐、韩、魏、楚诸《世家》及《年表》均不具，可疑二也。又其事在燕文公二十八年，正齐、梁会徐州相王之岁。自此以前，秦以僻远，摈不预东方诸侯之会盟。孝公发愤，用商鞅变法，国势稍振，然犹不敌东方诸国。东方诸国最强者惟梁。故惠王语孟子，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固非虚夸。而自惠王拔赵邯郸，齐、楚起而救赵，齐败魏于桂陵，魏不得已重归赵邯郸。而秦以其时坐收渔人之利，东侵降魏安邑。其后不十年，梁又率诸侯朝天子，而称王。则梁虽前败于齐，并不挫其霸业。梁又以是伐韩，五战而韩五败，几不国。齐又掎梁之后，出师救韩，败梁马陵。秦、赵诸国乘机渔利，而秦卫鞅又虏魏公子卬。然其时梁仍为大国，河西地仍属梁，犹未入秦。秦人特乘虚侵略，其疆土尚未达于河，不为东方诸国所畏。而齐威王以再胜梁军，遂得继梁和霸。东方大局，遂为梁、齐之对峙。其会徐州相王，即徵两国东西分霸之形也。梁、齐最先王，以其国势之最强。诸国自楚外，莫敢继齐、梁称王者，以其国力犹未与梁、齐抗衡也。然梁以屡战之余，外强而中干。惠王耄年称王，不能自振奋，国遂日衰日削，而秦之侵梁圉也益急。其后梁遂献河西地，尽入上郡。惠王所谓“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者。于是不久而秦亦称王，韩亦称王。其时韩承昭侯、申不害之后，其国力盖犹在赵、燕之上，故亦先赵、燕而称王也。又其后而犀首约五国相王，乃有燕、赵、中山。然赵武灵犹谦让不敢居，而其事起于魏。盖徐州相王为六国称王之始，实梁启之。五国相王，为六国称王之终，亦梁主之。梁在当时，霸国余威，犹未全失。其时先秦、韩而称王者尚有宋，宋亦犹未为弱国。故孟子告齐宣王曰：“今天下方千里者九，以齐一天下，何异以一服八哉？”使苏秦言合从，不当逆知宋、中山之先亡，而屏此二国不及也。其后张仪与惠施争用事于魏，惠施主合魏于齐，张仪则欲联魏于秦。盖其先为梁、齐分霸者，至是梁日已衰，秦日以强，遂有秦、魏、齐三国分霸之势。张仪既相梁，梁韩太子入朝于秦，韩、魏之折而入于秦人势力之下者，自此开其端。而秦人乃駸駸与齐对峙。梁之霸业，自文侯、武侯迄于惠王之世而大盛者，及其晚节，乃为东西两强齐、秦之所平分。而齐以威、宣之盛，其声威远出秦上。故宣王欲求其所大欲，以一天下为志。而其时苏秦已死。当是时，东方六国，固绝无六国合从摈秦之必需，亦绝无六国合从摈秦之可能。即据今《史记》各《世家年表》所记，亦绝无六国合从摈秦之痕迹也。
　　
　　且苏秦合从，始起议在燕，主盟者为赵。秦之兴赵，当其时壤地不相接，与燕则东海西海，风马牛不相及也。燕固无事乎摈秦，亦未得越赵、魏、韩三晋而事秦。赵自成侯时，魏围邯郸，国几亡。及肃侯，幸自保，未尝敢一出兵与齐、梁争中原之霸业。而苏秦说赵，乃谓“当今之时，山东建国，莫强于赵，”岂不大谬？赵之强，乃在武灵王后。苏秦、张仪皆已死。若齐、梁会徐州相王之岁，断无尊赵为六国从长之理。徐州相王后六年，当赵肃侯二十二年，魏尽纳上郡于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代蔺离石。是魏失河西而秦、赵壤地始相接，兵争始启也。苏秦既死，越四年，当赵武灵王九年，秦与赵、韩战而败之，是为秦、赵兵争之再见。是役也，《楚世家》亦谓苏秦约从六国兵攻秦，而楚怀王为从长。然与秦战者惟赵、韩，赵、韩既败，而齐乘其弊。复败赵、魏师于观泽。时六国固无合从，且苏秦已死，亦不得牵合为说也。（据《楚策》，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章，似其事主者实为楚、魏。或由犀首之徒害张仪之重为秦相而促成之，（可参读《衍传》。）其事起于一时，决非早有从约，为大规模之摈秦。又据《楚策》五国约伐秦，昭阳谓楚王章，则败其事者乃楚，似此事主动实在魏，而赵、韩附之。故《秦本纪》无楚，而《田世家》云攻魏，《乐毅传》则云西摧三晋也。《史记》各篇记此事极参差。必会合观之，情事始显。）
　　
　　自此以后，秦、齐东西争霸之势益显。《楚世家》谓“秦与齐争长，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患之，乃使张仪至楚。”是张仪初至魏，乃离间魏、齐之相亲，使魏去齐而暱秦。及其再至楚，亦宗至魏之故智，意在离间楚、齐之相亲，使楚去齐而暱秦耳。秦之外交，常主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其时情势，犹是齐为长而秦为亚。秦与齐争则有之，秦欲进连衡之说，使山东诸侯相率西朝，尚未能也。张仪至楚之明年，秦助魏攻燕，是殆为秦兵及燕之始。而是年秦又败楚，取汉中。明年张仪复至楚，秦、楚复和。而翌年张仪即去秦，复至魏，而卒焉。终仪之世，亦绝无六国相率事秦之痕迹也。则所谓苏秦、张仪一纵一横，其说皆子虚乌有，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今观张仪说齐之辞，谓赵入朝澠池，其事在昭王时，仪死及三十年，非仪语可知。其说赵、齐、燕三国，又谓赵割河间，齐献鱼盐之地，燕献恒山之尾五城，全谢山《经史问答》辨之，以为乃不知地理者之妄说。其实苏、张之纵横，一切皆虚，不徒不知地理，实又不知当时列国强弱之情势也。
　　
　　然则六国果无合从之事乎？曰：不然。秦势愈强，日益东侵，山东诸国，未必绝无合从之议，亦未必绝无合从之事。而其议其事，皆在后。后之好事者，乃以上附之于苏秦，则仍史公所谓“异时事皆附之”也。今即据当时策士虚造苏、张游说之辞而可以推见其说所起之时者。考张仪之说赵，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此所谓奉阳君者，乃李兑，而先王则武灵王也。则赵君为惠文王，明白无疑。赵惠文王时，张仪久已死，而伪为张仪说赵之辞者，纵笔所至，遂告后人以其身世之真*相。然则合从连衡之说，乃盛于赵武灵、惠文王父子之际也。据《仪传》云云，则主合从者为奉阳君李兑。而考之《国策》，亦实有其事。《赵策四》：“齐欲攻宋，秦令起贾禁之。齐乃收赵以伐宋。秦王怒，属怨于赵。李兑约五国以伐秦。”此李兑主合从之证也。“或谓齐王曰：三晋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为赵也。五国伐赵，赵必亡。秦逐李兑，李兑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李兑亦自言之，曰：“臣之所以坚三晋攻秦者，非以为齐得利秦之毁也，将欲以攻宋也。”凡此皆一时辞。又齐将攻宋而秦阴禁之，齐因欲与赵，赵不听齐，乃令公孙衍说李兑以攻宋而定封焉。又齐使公孙衍说奉阳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为君虑封，莫若于宋。”是奉阳君即李兑，而其事在李兑之老时，盖武灵王之晚节也。故据张仪说赵之辞，乃知其时主合从者为赵之奉阳君，即李兑其人。（李兑约五国伐秦，《史记》不载。苏子由《古史》谓即慎靓王三年，五国攻函谷事，亦以苏秦合从为误。然李事不能在慎靓三年，子由亦未得其情实。）而观于苏秦之传说，则又绝不同。《赵策二》：“苏秦始合从，说赵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皆愿陈忠于前。虽然，奉阳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宾客游谈之士无敢尽忠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得与士民相亲，臣故敢献其愚。”据是言之，奉阳君乃又不主合从。无论其身世与苏、张不相接，即就苏、张两家之辞比而观之，而奉阳君之为人，亦复迥然若两人。吴师道乃谓：“奉阳君非李兑。赵在李兑前别有奉阳君。”梁氏《志疑》依信其说。不悟苏秦见李兑，其事明见于《赵》《燕》之策。《赵策》又明记苏秦之言曰：“今君杀主父而族之，”则李兑明在武灵王时。而奉阳君亦明为李兑，非赵肃侯时别有一奉阳君矣。《史记》误奉阳君为公子成，亦由公子成与李兑同时同谋杀主父，故有此误。因知奉阳君定在赵主父时也。（沈钦韩《汉书疏证》，乃谓“奉阳君有三人，一在赵肃侯时，一公子成，一李兑，”更误。）奉阳君李兑在主父时，而云苏秦见之者，苏秦亦得见齐湣王孟尝君，何不可见奉阳君，此皆所谓异时事附之也。而其所以为附者，又不一时，不一人。故为张仪连衡之说者，特谓赵奉阳君主合从，而造为苏秦合从之说者，并谓奉阳君拒苏秦。两说俱违于情实，而后之离情实也益远。岂策士之造说者，先成张仪连衡之辞，其时虽已有苏秦合从之说，而犹以奉阳君李兑为亲主合从之人。其后继起者又增造苏秦合从之辞，乃并以奉阳君李兑为拒远苏秦而资送之入秦，乃又并以苏秦为拒远张仪而资送之入秦焉。（张仪入秦非苏秦所资，别见《考辨》第一○七。）其造说之益奇益怪，而益远于情实，亦可以微窥其为说之先后也。（东方诸国合从伐秦，最先在魏襄王元年，而苏秦已死，见本篇。其后有孟尝合从，（见《考辨》第一二九）则张仪亦死。又后有李兑，更后有魏信陵、楚春申，而山东诸国遂次第不救。）
　　
　　且张仪在当时，其声名绩业，盖远出苏秦之上。景春之问孟子，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而弗及苏秦。秦本不得与仪伍。自后世有苏、张分主从衡之说，而两人遂俨若比偶。又谓秦身佩六国相印，资仪入秦，其地位名业，遂若转出仪右焉。
　　
　　且余考其时言合从，初不专指拒秦。《乐毅传》有之，“燕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嚪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是联秦伐齐亦得谓合从也。（张文虎《舒艺室随笔》：“纵有聚义，横有散义，合众攻一曰从，散众事一曰横。”《汉书?叙传》云：“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余又疑谓苏秦合从起于燕而先约赵，盖自乐毅之约赵伐齐而来。其先李兑亲齐湣王，赵齐合从而伐秦灭宋。而燕谋则欲结赵以破齐。故《燕策》有“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或为苏秦谓奉阳君，不如善苏秦以疑燕、齐，燕、齐疑则赵重。奉阳君乃使与苏秦结交”之说，此亦策士妄为之。而云“燕亡国之余，”则造此说者，明指燕昭王时，非文公时矣。其人既在燕昭王赵惠文王时，或犹稍后，故不免以燕昭赵惠文时事势言之也。
　　
　　《史》称：“苏秦死，齐宣王复用秦弟苏代。苏代与子之交，为齐使于燕，激劝燕王以厚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与其弟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索隐》引谯周《古史》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又云：“《典略》亦同其说。盖按《苏氏谱》。”余疑秦字季子，而称“嫂不以我为叔，”则苏秦自有兄，或代、厉特其族弟。然季子之说亦未可信，则史公之以代、厉为秦弟者，又未见其必误也。要之厉、代既见燕王哙、子之，则其年世不能与秦相悬绝。今苏秦事可考者，惟仕燕惧罪避之齐，为反间见杀。而代、厉之事有甚后者。疑秦之卒其年必轻，最寿不能过四十，或可未逮三十也。而代、厉则皆老寿，逾七十。《史》《策》载代、厉事，极乱杂无条理，爰重为比辑，以见梗概。若必以苏秦为代、厉弟，其年世与齐湣王奉阳君相及，则仕燕避齐为反间见杀者当是苏代，今亦不当复称苏秦、张仪，乃当称苏代、张仪之为得矣。要之此三人者，其行事出处，当如本书之所考定，其秦在先而代在后欤，其代为兄而秦为弟欤，则年远事渺，存而不论可也。
　　
　　今要而论之，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而东方齐、梁争霸，秦以其间乘机侵地，东至河。及惠王用张仪，魏已日衰，遂有齐、秦争长之势。而张仪间齐、楚，秦南广地取汉中。然其时也，犹齐为长而秦为亚。及昭襄王初年，秦、楚屡战屡和，而赵武灵崛起，以其间灭中山，为大国。及秦将白起亟败韩、魏，而齐湣、秦昭称东西帝。其时则秦为长而齐为亚。乐毅起于燕，连赵破齐，湣王死，东方之霸国遂绝。惟秦独强，破郢残楚，及范睢相，而有秦、赵交斗之局。至于长平之战，邯郸之围，而后秦之气燄披靡，达于燕、齐东海之裔。夫而后东方策士，乃有合从连衡之纷纶，而造说者乃以上附之苏、张。考其辞说，皆燕昭、赵惠文后事。而后世言战国事者莫之察，谓从衡之议果起于苏、张。遂若孝公用商鞅而国势已震烁一世。而东方诸国，当齐威、梁惠时，已搅扰于纵横之说。则战国史实，为之大晦。当时列强兴衰转移之迹，全泯。其失匪细，不可不详辨也。
　　
　　林春溥《开卷偶得》卷九有一条云：“贾谊《过秦论》称六国合从攻秦事，多与《史记》不合。考《史记》秦兼汉中在惠文王十二年，取巴蜀在惠文王九年。而六国攻秦在惠文王七年。《论》乃云惠王武王兼汉中，取巴蜀，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前后倒置，且与武王无涉，不合一也。《楚世家》谓苏秦约从六国攻秦，楚为从长。（楚、赵、魏、韩、燕、齐。）《年表》各《世家》《国策》并云五国，齐不与。《秦纪》又作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通鉴》从《表》，《大事记》从《楚世家》。而《论》又以为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为九国，不合二也。平原、春申、信陵、乐毅、吴起、孙膑、田忌、廉颇、赵奢诸人，与苏秦前后不同时，不合三也。”余观《贾谊》体近为赋，藻采煊染，固不足据以订史。林氏所举第三条尤可证。然谓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在秦惠王、武王后，则实得战国情势，远胜《史记》。又入宋卫中山而为九国，亦视《史记》佩六国相印之说为胜。贾生博闻，著论在史公前，彼固未有如史公所谓苏秦主合纵佩六国相印以拒秦之说也。至林氏举第二条，盖指慎靓王三年事。然其时实无五国，（楚、燕未预其事，魏兵未与秦接。《秦纪》言匈奴即仪渠。）且苏秦已死三四年。辨详前。（又李斯《谏逐客书》谓：“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向事秦，功施到今。”今按拔三川，据成皋，皆远在后，不知李斯何以误说，殆亦非当时真笔欤？要之谓散六国之纵语，自不可信。又贾生文谓商君外连衡而斗诸侯，是连衡已始商君矣。此等皆当活看，不可拘泥以为论事之准。）
　　
　　
　　
　　[附]苏代苏厉考
　　
　　《燕策一》，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哙。
　　
　　按此文亦见《史记》，然篇中已涉及齐湣王举宋，此在燕昭王时，岂得见燕王哙而论此，此必后之策士所妄讬。
　　
　　又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
　　
　　又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怨苏秦，欲囚厉，质子为谢乃已，遂季质为臣。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
　　
　　按苏秦显于燕、齐，又与子之为婚，其两弟厉、代当已早在齐、燕间，知前篇谓苏秦死而苏代乃始北见燕哙者非其真。兼观此两策，殆苏厉早已在齐，而苏代则在燕，子之复使之至齐。以后事观之，其时厉、代皆在壮年，故使侍质子。前条谓齐宣王复用苏代者，则苏代由燕使齐时也。
　　
　　又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髠云云。
　　
　　按此条当为苏代初使齐时事也。
　　
　　又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主。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
　　
　　又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云云。
　　
　　按此两条指一事。
　　
　　又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按《史记》亦同。然余考此后代仍留齐，而厉则转仕楚，又常往来出入于秦、魏之间，不终居齐也。
　　
　　《史记?田齐世家》，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云云。
　　
　　按此事在赧王三年，陈轸仕楚，而史公系此于《田世家》，然则共时陈轸方使齐也。时苏代应仕齐。
　　
　　《魏策二》，犀首东见田婴，召而相之魏，苏代为田需说魏王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当是魏襄王九年前，苏代或苏厉字伪，不能详说。
　　
　　又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
　　
　　按《史记》同，此事在魏襄王九年。其时苏代当尚在齐，而苏厉则在楚，然则此苏代乃苏厉之讹。
　　
　　《史记?韩世家》，韩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蟣虱争为太子，时蟣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云云，于是楚围雍氏。
　　
　　按楚围雍氏，其事应在秦昭王元年。（《史记志疑》据《周纪》《甘茂传》推定，此从之。）是其时苏代乃在韩。
　　
　　又，苏代又谓秦太后弟芊戎云云。
　　
　　按此亦同年事，其时苏代正为齐使秦，宜可见芊戎。《韩策二》作冷向，昔人多谓《史》误，未知孰是。
　　
　　《西周策》，雍氏之役，韩徵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代为往见韩相国公仲。
　　
　　按此今年苏代在韩之又一证也。
　　
　　《史记?甘茂传》，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代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云云，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韩，向寿争不能得，由此怨谗茂，茂亡去。
　　
　　按此事在秦武王昭王之际，其时苏代在韩，或为齐使秦而过韩也。
　　
　　《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苏子乃西说秦王云云。
　　
　　又苏秦为谓齐王曰：甘茂贤人也云云。
　　
　　按此事在秦昭襄王元年。《史记》云：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是时以前，代当仍仕齐也。
　　
　　《魏策一》，苏秦拘于魏，欲至韩，魏氏闭关而不通。齐使苏厉为之谓魏王曰，王不如复东苏秦。
　　
　　《燕策一》，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云云，于是出苏代之宋，宋善待之。
　　
　　按此两条乃一事，《魏策》苏秦乃苏代之讹，其事应在秦昭王时，因文中有齐请以宋封泾阳君云云。此事应在与甘茂相遇后数年间。
　　
　　《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苏秦止之曰云云，孟尝君乃止。
　　
　　按此事当在秦昭王六年，泾阳君为质于齐之岁。苏秦乃苏代之讹，必代使秦东归之后也。
　　
　　《楚策二》，齐、秦约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昭睢谓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鲤苏厉而效地于楚。鲤与厉且以收地取秦。公不如令王重赂景鲤苏厉，使入秦，秦必不求地。
　　
　　按此事在楚怀王二十九年，时苏厉仍留楚，而与秦交密也。
　　
　　《楚策三》，苏子谓楚王云云。
　　
　　按此条殆亦为苏厉语，文中涉及垂沙之战，当亦与上条略同时。
　　
　　《楚策二》，术视伐楚，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昭睢胜秦于重丘，苏厉谓宛公昭鼠曰云云。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要足证楚怀王时秦、楚兵争，苏厉皆在楚。厉不忠于楚，又与昭睢不睦，亦可于此证之。
　　
　　又女阿谓苏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令楚王归，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谓太子云云。
　　
　　按此条应在怀王三十年入秦之后，此苏子当亦苏厉也。此亦苏厉主亲秦，为楚谋不忠之证。
　　
　　《楚策三》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云云。
　　
　　按此条疑即苏厉初至楚时事，苏秦生平殆未入楚。
　　
　　《齐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
　　
　　按鲍彪曰：此苏秦非代即厉。今按其时苏代在齐，而苏厉在楚，然《史》谓顷襄王归立为王，而怀王犹在秦，与此策相异，恐此策乃策士妄造，不足据。
　　
　　《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怨秦，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孟尝君曰云云。
　　
　　按此事在周赧王十七年，《西周策》作韩庆，非苏代，与《史》异。然其时苏代固尚在齐。
　　
　　《史记?孟尝君传》，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因苏代，代乃谓孟尝君云云。
　　
　　今按此事不定在何年。考吕礼奔齐，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其与苏代相倾，当在此稍后。吕礼既用事，苏代乃避而去之燕。
　　
　　《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曰云云。
　　
　　按此策陈义甚正，殆闵王好用兵，而苏代能以此谏，其人虽倾诈，其言则可取，代诚智杰士矣。湣王既不用其言，又值吕礼之排轧，代遂去而之燕。苏秦则苏代字讹。
　　
　　《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以事足下，不可乎？
　　
　　又苏代谓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鰌云云。
　　
　　按此两条乃一事，苏秦一条即苏代之讹。苏代久在齐，今乃转而至燕，此即其初见燕王，自释前愆之辞也。其事应在秦将吕礼至齐后，当在燕昭二十年前后。
　　
　　又燕王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者言也。苏代曰，处*女无谋，老且不嫁云云。
　　
　　按此亦苏代初见昭王时语。
　　
　　《赵策一》，苏秦说李兑曰，今君杀主父而族之云云，李兑送苏秦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入秦。
　　
　　按苏秦与李兑不相接，策文多以苏代伪苏秦，此殆亦苏代之讹。李兑弑赵君，在燕昭王十六年，其时苏代尚在齐，岂苏代当由齐奔燕之际，自以前隙已深，尚不敢遽往，而先赴赵，乃由李兑介之欤？然此策多舛，昔人已多辨者，殆不足信。
　　
　　《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在燕，因为苏秦谓奉阳君曰云云，奉阳乃使使与苏秦结交。
　　
　　按其时苏代已在燕用事矣。苏秦乃苏代字伪。昔人已多知之。
　　
　　《燕策二》，苏代为燕说奉阳君于赵，以伐齐，奉阳君不听，乃入齐恶赵，令齐绝于赵。齐已绝于赵，因之燕昭王曰云云，卒绝齐于赵。赵合于燕以攻齐，败之。
　　
　　按苏代之为燕谋齐，首在绝齐、赵之交，犹张仪为秦谋楚，先绝楚、齐之交也。代见李兑而计不行，乃又转至齐。其见李兑，不定在何年，当在赵惠文王元年以前，此策乃终言之，故及后事。
　　
　　《燕策二》，客谓燕王曰，何不阴出使散游士，顿齐兵，敝其众，使世世无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苏子曰请假王十年。燕王说，奉苏子车五十乘，同使于齐，劝之伐宋。
　　
　　按此事应在苏代说赵李兑之后，既不得志于赵，乃转而之齐也。
　　
　　《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见于章华南门。齐王曰，嘻，子之来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云云。
　　
　　又苏秦谓齐王曰，两帝立，孰与伐宋之利？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约傧秦，而以其间举宋。
　　
　　按此事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即《燕策》昭王奉车五十乘而使苏代之齐之事也。苏代离秦伐宋之说既信于齐王，而吕礼遂亡去，重归秦。
　　
　　《赵策四》，李兑约五国以伐秦，无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阴构于秦。
　　
　　又五国伐秦，无功，罢于成皋。赵欲构于秦，楚与韩、魏将应之，齐弗欲。苏代请齐王曰，臣已为足下见奉阳君矣。臣谓奉阳君曰，若不得已而必构，愿五国复坚约，有倍约者，以四国攻之。无倍约者，而秦侵约，五国复坚而宾之。
　　
　　按李兑约五国伐秦事，《史记》失载，鲍彪以为在楚顷襄王十二年，即周赧王二十八年，其时苏代又复在齐也。其所告李兑五国复坚约，秦侵约，则五国坚而宾之，此即以后策士所传苏氏从约也。
　　
　　《宋策》，宋与楚为兄弟，齐攻宋，宋卖楚重以求讲，苏秦谓齐相曰云云。
　　
　　按此苏秦亦苏代之讹，齐攻宋时，代留齐未去。
　　
　　《韩策三》，韩人攻宋，秦王大怒，苏秦为韩说秦王曰，韩珉之攻宋，所以为王也。
　　
　　按《史记?田齐世家》作韩聂，即韩珉，时为齐相而伐宋。珉损为民，遂伪韩人。篇中多改齐为韩，大误。此处苏秦亦苏代字伪。苏代所以极力助成齐之攻宋者，其实乃所以为燕，其智计之倾险，可谓至矣。此皆苏代其时留齐之证。
　　
　　《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曰，臣受令以任齐，及五年，齐数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云云。
　　
　　按此书当在乐毅会师伐齐之岁，苏代使齐适五年矣。
　　
　　又苏代自齐使人谓燕昭王曰，臣间离齐、赵，齐、赵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齐，臣请为王弱之。燕乃伐齐晋，苏代使人说闵王，令苏代将，齐军败。代又使燕攻阳城及貍，复使人说闵王，复使苏子应之，燕人*大胜。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
　　
　　按其时苏代已老，闵王未必屡使将兵。且代虽倾诈，亦不至不仁若此。盖策士之妄说也。《史记?田齐世家》《燕世家》《乐毅传》《苏代传》皆不取，为得之矣。
　　
　　《燕策一》，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燕昭王善之，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雠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氏，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闵王出走。
　　
　　按苏代于齐湣伐宋前已自燕来齐，至齐灭宋时，则留齐未返燕也。此策舛失，昔人已辨之。又按《荀子?臣道篇》：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態臣，用態臣者亡。张仪亦作张禄，秦用张范，未见亡徵，则其论齐事，亦不定在何时。《吕鉴?知度》，曰：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以与桀纣并列，则必指齐闵王。然则其时乃苏代，非苏秦也。吕氏殆亦字伪，未可据。
　　
　　《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贤大王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谈之士，无敢尽忠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臣故敢献其愚，效愚忠。为大王计，莫若安民无事，请无庸有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愿大王慎无出于口也。请屏左右。
　　
　　今按此文不能定在何年。然细考所言，适合周赧王二十九、三十年间之情势。其时齐湣王秦昭王为东西两大，又值齐初灭宋，天下皇皇不安。而说者之言曰；莫若安民无事，此乃策士之姑为浅言之，以探赵王之意旨者。其时奉阳君新卒，赵王新用事，说者不知赵王意旨所在，未敢作深言，乃姑云云。赵王既动听，乃请屏左右而作深谈也。然则说者何为迟回瞻顾若是？曰：此当先明奉阳君生前之政策。说者之意，在求一反奉阳君之所为，而未知赵王之果能听从以变与否，故先迟回瞻顾云之也。然则奉阳君生前之政策又何若？曰：奉阳君固主合从以摈秦，又赞齐灭宋者。然则此说士之意，必为求赵王反奉阳君之所为，不复欲赵齐之合也。以此推之，则为此说者，似莫如以乐毅为符，乐毅正以周赧王三十年由燕使赵也。而读其下文，即复不然。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又专劝赵拒秦，此则与奉阳君生前政策正相合，说者何为必曰今奉阳君捐馆舍，臣乃敢效愚忠乎？抑且其时齐新灭宋，天下属耳目者在齐不在秦，何以说者独言摈秦，大为不类。故疑此篇首节，或系当时乐毅说赵之辞，后之策士，乃割裂以归之苏秦。盖乐毅在当时亦称合从。《史》谓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毅，毅并获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而尚漏一秦，此即身佩六国相印之说也。毅亦自燕赴赵，后之策士，因夺以归之苏秦。策文苏秦多为苏代字讹，此文知非出苏代者，燕、赵合谋伐齐，苏代尚留齐，故知非苏代也。苏代前告李兑，尝有五国坚约，秦侵约，五国坚而宾之之议，（见前引）或本篇末后一大节，由此而来。要之此策前后乖舛，无足信。
　　
　　《燕策二》，赵且伐工，苏代为燕谓惠王曰，燕、赵久相攻，臣恐强秦为渔父也。惠王乃止。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在必在燕昭破齐之后。
　　
　　又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云云，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燕反约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按此事不定在何年，当亦昭王晚节。苏代是时年寿已高，殆亦不久而卒。其文极骏快锋利，能曲折道达秦人之罪恶，宜乎为后之策士言摈秦者所推崇也。
　　
　　《西周策》，苏厉谓周君曰：白起今攻梁，梁必破，君不若止之。
　　
　　按魏昭王十三年，有秦兵至大梁事。《史记?周本纪》系此事于赧王之三十四年，恐未是。
　　
　　《赵策二》，秦攻赵，苏子为谓秦王曰云云。
　　
　　按此文有田单将齐之良，以兵横行十四年之语，则其事应在赵孝成王时，其时代、厉皆已没世，不知此苏子又何指。
　　
　　《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云云。
　　
　　按此策当依《史记?赵世家》作苏厉，然篇中事实皆为韩言，不为齐也。其事不知在何时，其文及地名又多舛异，难可强说。然观其大意，亦与苏代约燕昭王书约略相类。盖自齐湣既败，天下强国惟秦，而秦之吞并东方之野心亦日著，其狡谋狠计，苏氏兄弟独能曲折畅泄之，此后策士竞言摈秦，乃不期而群推苏氏，又上引之于苏秦，则以近者难饰说，远者易夸张也。
　　
　　今再约述代、厉事迹如次：
　　
　　苏秦之死，厉在齐而代在燕。量其年事，当值少壮，不能达三十。秦死不久，代亦使齐。子之之乱，由于代，其后代留齐而厉之楚。厉仕楚怀王，而与秦甚密，又常往来韩、魏间，盖颇主亲秦，似为怀王谋不忠。秦武昭之际，苏代曾为齐使秦，路过韩，既反齐，又曾见执于魏。李兑约五国伐秦，代在齐，主坚约摈秦，事虽不成，后之言从约者常本之。其在齐，与孟尝君交颇密。及秦将吕礼亡至齐，排妬苏代孟尝。代即不得意于湣王，遂去至燕，事燕昭王。于是为燕使齐，复居齐五年，以间齐、赵之交，又劝齐勿与秦并称帝，而伐宋以绝齐、秦之懽，而招诸侯之忌。代之为齐谋，实皆所以为燕也。燕昭破齐时，代尚留齐。其后劝燕昭勿入秦，曲折言秦人之诈，其文骏利，尤为后之策士所乐称。故此后言摈秦者，遂群奉苏氏为宗焉。厉、代皆以寿终，盖皆逾七十云。
　　
　　厉代年表
　　民元前二二三二（西元前三二一）苏秦死
　　二二三一（三二○）燕王哙元苏厉侍燕质子在齐苏代在燕
　　二二三○（三一九）齐宣王元苏代自燕使齐当在此前后
　　二二二九（三一八）燕王哙三三晋攻秦苏代自齐使燕当在此年或明年
　　二二二八（三一七）
　　二二二七（三一六）燕王哙让国子之
　　二二二六（三一五）齐宣王五伐燕
　　二二二五（三一四）燕王哙子之皆死苏代、苏厉皆留齐
　　二二二四（三一三）
　　二二二三（三一二）秦败楚将屈丐苏代在齐见陈轸
　　二二二二（三一一）
　　二二二一（三一○）魏相田需卒苏厉在楚北见梁王
　　二二二○（三○九）
　　二二一九（三○八）
　　二二一八（三○七）秦拔韩宜阳
　　二二一七（三○六）秦昭王元楚围韩雍氏苏代为齐使秦而过韩甘茂亡秦奔齐遇苏代
　　二二一六（三○五）苏代拘于魏应在此稍后
　　二二一五（三○四）
　　二二一四（三○三）
　　二二一三（三○二）
　　二二一二（三○一）楚败于重丘苏厉在楚秦泾阳君为质于齐齐宣王卒孟尝君将入秦苏代在齐谏止之
　　二二一一（三○○）楚怀王二十九使太子质齐苏厉在楚
　　二二一○（二九九）楚怀王入秦齐湣王二孟尝君入秦
　　二二○九（二九八）楚顷襄元田文归相秦五国伐秦苏厉在楚苏代在齐
　　二二○八（二九七）
　　二二○七（二九六）楚怀王卒于秦李兑弑赵主父
　　二二○六（二九五）
　　二二○五（二九四）秦将吕礼亡奔齐主联齐、秦而排孟尝苏代苏代去齐当在此稍后
　　二二○四（二九三）
　　二二○三（二九二）苏代自齐至燕当在此前后
　　二二○二（二九一）
　　二二○一（二九○）
　　二二○○（二八*九）
　　二一九九（二八八）齐、秦称东西帝苏代为燕使齐劝齐释帝号而伐宋吕礼重归秦
　　二一九八（二八七）李兑约五国伐秦苏代为齐见李兑劝定从约
　　二一九七（二八六）齐灭宋苏代在齐
　　二一九六（二八五）乐毅为燕使赵说合从伐齐李兑卒当在此稍前
　　二一九五（二八四）燕、赵入齐苏代为燕使齐至此适五年
　　二一九四（二八三）秦兵至大梁苏厉见西周君
　　二一九三（二八二）
　　二一九二（二八一）苏代、苏厉之卒皆当在此前后
　　
　　
　　
　　[附]鬼谷子辨
　　
　　又考《汉志》纵横家《苏子》三十一篇。沈钦韩曰：“今见于《史记》《国策》，灼然为苏秦者八篇，其短章不与。秦死后，苏代、苏厉等并有论说。《国策》通谓之苏子，又误为苏秦。此三十一篇，容有代、厉并入。”今按：秦语见《史记》《国策》者均后人伪造，并多与代、厉相混，此盖由后世策士附讬，亦未必出代、厉之手也。沈氏谓《汉志》三十一篇有代、厉，盖信。而不知其犹有伪，是辨之犹未尽也。又《史记?苏秦传》：“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今按：秦时是否有《周书》《阴符》已可疑，此亦后之策士所饰说以神其事者。然史明谓读《阴符》以资揣摩，若使《鬼谷》真有揣摩者，秦直治其师傳可矣，何烦觅《阴符》乎！《索隐》引“江邃曰：揣人主情，摩而近之”，是为揣摩正解。而《集解》裴駰案：“《鬼谷子》有《揣摩篇》，”又《索隐》引王劭曰：“《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我，非为一篇也。”今《汉志》亦无《鬼谷子》，疑后之伪《鬼谷》书者，本《史记》而成《揣摩》之篇，非《史记》袭《鬼谷》而缀揣摩之字也。而《秦策》则云：“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高诱注：“简，汰也。练，濯。濯治（疑当作汰。）《阴符》中奇异之谋，以为揣摩。揣，定也，摩，合也。定诸侯，使雠其术，以成六国之从也。”则高氏亦不以揣摩为篇名。而云“朞年揣摩成，”殊觉不辞。上已云“安有说人主不能取卿相之尊，”下复云“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亦嫌语沓。疑朞年揣摩成一语，或后人增入。遂若以揣摩为《苏子》书篇名矣。又按《虞卿传》，卿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以《揣摩》名篇，实始见于此。其所载殆多策士游说之辞，即如《韩非?说难》，亦揣摩之术耳。此皆在揣摩之风大盛之后，后之策士上饰苏秦以为揣摩之祖，而又神之以鬼谷，然亦不谓鬼谷苏秦有揣摩之书也。又《汉书?杜業传赞》：“業因势而抵陒，”服虔曰“抵音纸，陒音义，谓罪败而复抨击之，《苏秦》书有此法。”颜师古曰：“今《鬼谷子》有《抵戏篇》。”（戏陒同音。）然服虔仅云《苏秦》书有抵陒之法，法者术也，谓其书有此术，非即谓其书有此篇。此亦后之伪《鬼谷》书者，因服语而造为此篇，非服氏见《鬼谷》有此篇，而引为此注也。又《说苑?善说篇》引鬼谷子曰云云。此由汉前有苏秦、张仪学于鬼谷子之说，故当时必有造为鬼谷子言论行事以传世者。（按《史记?苏秦传》：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裴駰曰：《风俗通义》，鬼谷先生六国时从横家。此或可确有其人，或亦策士伪饰。要之其书既伪，其人又无他事迹言行可考，则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也。）或《说苑》所引语，即在《汉志·苏子》三十一篇或《张子》十篇中，或出别书，亦不能据此即谓刘向实曾见《鬼谷》书。余疑《汉志·苏子》三十一篇，当如沈氏说。即今传《史记》《国策》所载苏氏兄弟之辞，而《鬼谷子》则犹为东汉后晚出伪书，不得谓今《鬼谷子》即出《汉志·苏子》三十一篇，故复为之附辨焉。（据《史记索隐》引《鬼谷子》语同《庄子?胠箧篇》，而《鬼谷?亡篇》有《胠箧》，此必袭之《庄》书，而后人去之。此亦证《鬼谷》书不尽在《张子》《苏子》二书中也。）
　　
　　
　　
　　九六、楚威王与齐威王同时考
　　
　　《史记?越世家》：“王无疆当楚威王之时，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北破齐于徐州。”而《六国表》楚威王之立，齐威王已死四年。徐州之役，去齐威王已九年，与《越世家》相背。今以《纪年》推考，知惟《越世家》得其实。楚威王元年，乃齐威王之十九年。徐州之围，在齐威王之二十五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也。叶大庆《考古质疑》特举此事，以证《史记》威宣年代之错误。其言曰：“《战国策》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秦死，而齐宣复用代，使于燕，激燕王厚任子之。三年，燕国大乱。齐宣王因伐燕。由《战国策》而观，则齐宣伐燕与《孟子》脗合。司马公作《通鉴》，乃于周显王三十六年云齐威王薨，子宣王立。显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哙立。据此则齐宣王正与燕哙同时。温公《进通鉴表》，以为偏阅旧史，抉摘幽隐，校计毫釐，岂有此大节目不加考究？然即《史记》参观互考，《纪》《传》《世家》之与《年表》，其前后岁月，又皆相应。如伐燕一事，犹未足决《史记》之为误。独有一事，或可为证。《越世家》云：越王无疆北伐齐，威王使人说越云云，正齐威王时。《年表》载于显王三十六年，为宣王之世，岂非迁之自戾欤？然则徐州之围，既为威王之时，则宣王非立于显王二十七年可见。而《通鉴》所载为得其实。是伐燕为宣王明矣。大抵即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则尤可以辨而破也。”今按：《通鉴》据《孟子》《国策》，姑移宣湣之年以为迁就，虽知《史记》之误，而亦未能定齐威、宣、湣三君年代之真。（参读《考辨》第一二○，及一二八。）叶氏据《越世家》以证《史记》之自戾，而亦不能识《通鉴》之仍非定论也。今据《纪年》前后推排，乃始可以得齐、燕世系之真*相。姑引叶氏之说，以见考古之事之亦未能一探而即得尔。至周广业《孟子四考》，乃谓“徐州之围，由《史》误分威、宣为二人，致有歧误，非止自戾。”则歧途之中，又转生枝，引而愈远，益迷亡羊之所在矣。（《楚世家》：“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窃疑史公此文有讹，以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一节移置威王六年，最为适合。（参读《考辨》第八三。）又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史越世家补》并辨，仍谓两威王不同时，自误。惟辨其时越并不为楚所灭，则是也。余此文仅从《史记》证两威王年代之相及，读者当分别善观。）
　　
　　又按《水经?渐江水注》，“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止东武，人随居山下。”是其时越都犹在琅邪也；（参《考辨》第一一八。）而《史记?越世家》，“谓王无疆时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齐威王使人说越，越遂释齐伐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楚世家》亦载此事，谓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败之于徐州。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也。齐说越令攻楚，故云齐欺楚。”窃疑楚伐徐州凡两役，（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无疆与中国争强，当犹居琅邪时。楚伐败齐越，而无疆去琅邪，其时则在楚宣王二十四年之前后。（参读《考辨》第一一八。）后楚威王时，复败越，杀无疆，而尽取故吴地，则在无疆离去琅邪之后。《史》所谓越遂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君，或为王，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者也。而史公误混说之，今粗为推校，惜史文阙佚，无可详证以著其必然矣。
　　
　　九七、齐因燕文王丧伐取十城乃威王非宣王辨
　　
　　《燕策》：“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史记》依之。今按：《燕策》误也。宣王伐燕王在王哙时，其时齐乃威王，非宣王。前二年，威王与魏会徐州相王，至是为威王之二十五年。宣王之立尚在其后十三年。通观余前后辨齐世第诸条，则《国策》之误自显。（《绎史?年表》依《通鉴》，以齐伐燕丧之年为宣王元年，较《史表》移后十年，亦缘《燕策》一语而误。）《史记》以讨子之之乱为湣王，亦误。《黄氏日钞》谓《孟子?宣王伐燕》两章，即因丧取十城事，亦与《孟子》原文不合。狄子奇《编年》辨之云：“所取仅十城，不得云倍地。易王新立，又安用置君？《燕世家》又言苏秦说齐归燕十城，则与《孟子》无涉，审矣。（焦循《孟子正义》亦有辨，语详不录。）而余考《燕策》言苏秦说齐归燕十城语，重有可疑者。《燕策》云：“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曰：燕虽弱，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与强秦为仇，此食乌喙之类也。齐乃归燕城而请罪于秦。”今按：秦惠王元年，当燕文公二十五年。三年，惠王始冠。古体二十而冠，则其时惠王年不过二十。越二年，燕文公卒。岂秦惠王即有女为燕易王妻哉？惠王十年前，魏未尽纳上郡，秦与赵壤地不相接，岂遽远嫁其女为燕妇哉？策士造说者，谓苏秦相燕倡合从，秦畏之，故嫁女以纳懽于燕。齐复畏燕之为秦婿而归之十城。其实秦在当时，犹不足畏，其势远不及齐威、宣之盛。而苏秦合从之说亦乌有，无论秦嫁女事也。惟苏秦说齐归燕十城，则其事或可有，而所以为说者已不传。今《燕策》所存，则后之策士造为之也。余既辨苏秦合从事，因并及此以相发。并见《燕策》之多不可信。《史记?苏秦传》亦采此事，盖为《燕策》所误。
　　
　　
　　
　　九八、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
　　
　　《孟子》：“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薛，餽五十镒而受。”玩其语气，似孟子至宋在去齐之后。阎潜邱谓：“孟子去齐过宋，当周慎靓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岁，宋始称王。”全谢山云：“所以游宋亦有故。盖康王初年亦尝讲行仁义之政，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镒之餽。”今按：康王改元，乃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史记》误后十年。（详《考辨》第九十九。）据《孟子》：“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云将行王政者，其为初称王将行新政以悦民之徵甚显。然谓孟子游宋，正值康王新王之际则是，必谓康王初王之岁，则未见其必是也。惟既在宋康新王之际，则其见梁惠王、齐宣王定在至宋之后。而其去齐适宋，则必当在齐威王之时，断无疑矣。崔东壁云：“《梁惠王》一篇，凡与时君问答之言，皆以时之先后次之。则是至滕至鲁，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后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而后至滕也。”其考孟子游仕先后，一以《孟子》原书为证，意诚是，而言则犹误。其谓孟子至滕至鲁乃晚年事，皆非也。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据徐幹《中论》尚在桓公世，其语。不可信，见《考辨》第七十六。）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崔氏误以见宣王后乃始去至宋滕，前后相差十许年，请仍据《孟子》书为辨。
　　
　　齐王馈兼金一百，孟子以谓未有处而不受，此必威王之时，孟子犹未仕齐也。若至宣王世，孟子致为臣而归，而宣王馈金以赆行，则君臣之间，又何云无处而馈哉？此孟子威王世先已游齐之证一。
　　
　　《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弔之滕。季本《孟子事迹图谱》云：“其与王驩使滕，为文公之丧也。非大国之君，无使贵卿及介住弔之礼。此固重文公之贤，亦孟子欲亲往弔以尽存没始终之大礼。此说虽若无据，而实可信。何者？若谓定公之丧，则其时孟子在邹，固不为齐卿。若谓弔丧犹在定公前，或尚在文公后，则益远于事实。谓所弔非君薨，又不应有使贵卿及介往弔之礼。推此言之，其为弔文公之丧可知。则孟子见滕文公，固在仕齐宣王之前。而其游宋，又在见滕文公前。而游齐尚在游宋前。此孟子当威王世先已游齐之证二。（又按：滕文公卒，当在齐宣王二年至四年间，详《考辨》第一三五。）
　　
　　《离娄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何也？孟子曰：夫章子之父，责善而不相遇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事又见于《齐策》。“威王使章子将而拒秦。章子母为父所杀，埋于马栈之下。王谓曰：全军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章子对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于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后章子胜秦而返。”全祖望《经史问答》云：“孟子所云责善，盖必劝其父以弗为已甚，而父不听，遂不得近。此自是人伦大变。章子之黜妻屏子，非过也，然而孟子以为贼恩，何也？盖章子自胜秦以前，所以处此事者本不可以言过。然其胜秦而还，则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终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尝非孝。而不知是则似于扬父之过。自君子言之，以为非中庸矣。”又谓：“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全氏既误以章子为不在威王世，又不知孟子当威王世已先游齐，故所拟议多误。公都子之问，孟子之答，其事当尚在章子将兵胜秦之前。通国皆称不孝者，为其母葬马栈之下，而章子不为更葬也。黜妻屏子，终身不养者，孟子据其前以为言，非要其终以言之也。孟子力辨章子之非不孝，孟子深谅章子之处变而不获已，未尝谓章子之非中庸。自章子胜秦归，威王既明称其不欺死父，又必为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见亲重于齐。（观其后之屡为齐将可知。）不应通国犹称其不孝。意其时从游而礼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于孟子而有此问？余与全氏之说，虽同属推想，而余说似较有理。此孟子当威王时先已游齐之证三。
　　
　　《尽心篇》：“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孟子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又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此其语似发于梁败马陵之际。公孙丑齐人，盖其时孟子已游齐，而丑方及门，故记其一时之问答云尔也。此又孟子当威王时先已游齐之证四。
　　
　　至孟子究以何时来齐，以何时去，则书缺有间，无可详说。今据匡章事，定孟子游齐当在齐威王二十四年前。（参读《考辨》第九四。）据宋偃称王，定孟子去齐当在齐威王三十年后。则孟子当威王世，留齐至少亦得十八年，此则差可推说耳。
　　
　　今继此而推校孟子之年岁：其游梁乃在惠王后元十五年。（详《考辨》一一五。）时惠王在位已五十年，计其年寿殆及七十，或已过。而称孟子曰叟，叟是长老之称，则孟子之年决不下于六十，或亦竟及七十矣。（周广业云：“其不称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齿相当，而王差长，故以此为尊。”）不应至此时始出游。其前孟子游宋，在康王称王初年，则孟子年亦已五十六十间。又其前孟子先游齐，与匡章交，则四十五十之年也。（《史记》：“先游齐，事齐宣王，后适梁，见梁惠王。”先齐后梁不误，特不知孟子先游齐当威王世耳。至《孟子》书序见梁惠王齐宣王在前，而次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于后者，以邹滕鲁皆小国，故并书于后。《日知录集释七》引卫嵩曰：“孟子游历先后，以本书证之，当是自宋归邹，之任，之薛，之滕，而后之梁，之齐。”以游梁、齐在宋滕后，最为得之。惟以之薛谓在归邹后似误。又不知孟子先曾游齐耳。）据此，孟子之生，最早在周安王十三四年，离子思之卒至少在十年外。《孔丛》记孟子见子思，子上以无介为疑，子思告以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云云。王谟驳之曰：“按：《左传》，孔子见郯子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时年二十八。（按以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推之，则是年孔子年二十七。伯鱼尚幼，子思安得遂从夫子？”《孔丛》不可信率类此。江永《群经补义》云：“孟子之言，予私淑之人，人谓子思之徒，是孟子与子思年不接。”（崔述亦云：“若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于子思之事。”）特为附辨于此。（《孟子外书?性善篇》，孟子自谓学于子思之子子上。又《文说篇》，有孟子问于子上，子上谓孟子语。余考孟子幼年，子上亦已先卒。（详《考辨》第六三及一四八）《外书》所言亦不可信。）
　　
　　
　　
　　九九、宋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
　　
　　宋偃元年，在周显王三十一年，已详《考辨》第九一。《史》云：“偃立十一年而称王，”（高诱注《吕氏春秋?禁塞》《顺说篇》均同。）则乃周显王之四十一年也。而《史》误以为宋偃初立之年。循是下算，至周赧王二十九年，齐灭宋，偃凡称王四十三年。（高注《顺说》作四十五，注《禁塞》作四十七，皆误。）合前十年，为在位五十三年也。偃之称王，去魏齐徐州相王已六年，而尚在秦、韩、燕、赵称王之先，故颇为当时所嫉视。今据《孟子》书，万章问宋小国，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以汤武之事告之。又观其臣如盈之，如不胜，议行什一，议去关市之征，进居州以辅王，其政当有可观。而《国策》记其射天笞地，《世家》书其淫于酒色，并皆谓之桀宋，与孟子、万章之言迥别。盖出于一时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全祖望焦循皆为宋偃辨诬，良非无据。（参读《考辨》第一三〇。《史记》又称“宋偃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考之诸国《世家》及《年表》，皆无其事。梁氏《志疑》亦辨之。《吕览?禁塞》“宋康死于温，”高注：“温魏邑，康王败魏于温，与齐、楚、魏为敌，齐、楚、魏灭之，故曰，死于温，”似据《史》为说，疑不足信。）抑余于王偃故事，又别有见。虽若虚囗无证，而考古之事，固时有不限于实证者。则姑陈吾说，以备一见，或亦为深思眇虑之士所乐闻也。
　　
　　
　　
　　[附]宋王偃即徐偃王说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韩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汉疑应作潢。）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人间训》：“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二国。（陆疑应作割，下引《后汉书》同误。）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后汉书?东夷传》：“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得騄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即本此为说。此徐偃王之故事也。《史记正义》引《古史考》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此事非实。”崔述《丰镐考信录》亦辨此事，谓：“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后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警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无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于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余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今按谓荆文王伐徐者，韩非也。谓楚庄者，《淮南》也。谓周缪王者，《史记?秦本纪》也。混《韩子》《史记》为一谈者，《后汉?东夷传》也。缪王之事，不载于《周纪》而见诸《秦本纪》，此自秦人称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会于偃王之事。《赵世家》又载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此本以著异闻，非以为信史。故灭之于《周纪》，而存之于两家。史公之意，至慎至显也。（马氏《绎史》亦云：“《史》称造父御王巡狩，见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驰千里马，攻破之。岂王之贰车，遂足以制胜？抑六师之众，咸有此捷足哉？《史》不录于《周本纪》，亦不过杂采异说，以传疑。”此说发明史例，极为有见。余辨《史》载苏、张纵横传说之妄，亦用此例，参读《考辨》第九五。又按《檀弓》载徐大夫容居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不知此驹王属何时，盖非行仁义之偃王可知。若谓今《秦纪》《赵世家》缪王故事，由徐驹王而来，则仍与徐偃王行仁义而见灭于楚者不同。盖徐偃王自与宋王偃有关，不必以徐驹王疑之也。）至楚文王时，考之《春秋传》及《楚世家》，均无徐偃王事。（楚成王伐徐，齐桓公救之，徐恃救而败，见《左传》僖十五年。徐为吴灭，徐子章羽奔楚，见《左传》昭三十年。）此韩说之妄。然称徐偃王以仁义灭国，则三说皆同。余疑徐偃王即宋王偃，其见灭时，惟《淮南》楚庄王之说得之。宋称徐者，战国时宋都盖迁彭城。《韩世家》“文侯二年伐宋，至彭城，执宋君。”《年表》亦载此语。其时宋当休公世，盖已迁彭城，而史阙不载。盖宋都商丘，其地四望平坦，无险可守。彭城俗劲悍，又当南北之冲。自楚拔彭城以封鱼石，晋悼围之，重以畀宋，而彭城乃为形胜所必争。宋之徙都，实与赵徙邯郸，韩徙郑，魏徙大梁同意，皆就冲要以自镇。故宋亦称徐，即指新都彭城而言。如韩称郑，魏称梁，是也。（彭城晋立徐州，至今犹称。淮夷、徐戎，素属商。故商宋亦得徐称也。）又《史记?封禅书》：“周之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过彭城，齐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亦宋都彭城之证。（语详后。）《后汉?东夷传》称偃王处潢池东，《水经?济水篇》有黄水黄沟，其东为沛，秦之泗水郡，刘备徐州治此。又南为彭城，东为武原徐山。（《泗水注》作徐庙山。）此即偃王之国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宋策》墨子说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谥法无偃。《秦本纪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駰谓号偃由此。”此语无稽，而可以证偃之非谥。《志疑》云：“偃身死国亡，未必有谥。然《国策》《墨子》《吕览》《新序》诸书俱以偃谥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称为宋献。杨倞注曰：国灭之后，其臣子各私为谥，故不同。”则是王偃谥康谥献，于当时本非通行，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为称。《庄子?列御寇》：“曹商为宋王使秦。”《释文》：“司马云：偃王也”则王偃后人固亦称之偃王矣。谓其见灭，惟《淮南》楚庄王之时得之者？楚两庄王，一在春秋时，（考之《春秋传》及《楚世家》，庄王元年伐舒蓼，十三年众舒叛，楚灭舒蓼，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如是而已。《左氏传》备载庄王事，亦不似有所谓徐偃王，割地而朝者三十二国，而见灭于楚也。）一在战国时，顷襄王又称庄王。（参读《考辨》第一三一。）《六国表》宋灭当楚顷襄十二年，故《淮南》以为庄王也。宋亡于齐，其后楚得其淮北徐地。当时盛毁之者，拟之桀纣，盖出诸列国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则口道仁义不能忘。凡今先秦书*记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国史记。而宋以国亡无史，其仁义之设施，已不足自传于后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称誉，谓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者，其流传失真，乃误以为春秋之徐，或乃以谓在楚文在时，或乃以为当周缪王之世。传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即宋王偃。古事流传，其漫迤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
　　
　　又按：荀子《非相》列举徐偃王、仲尼、周公、皋陶云云，似徐偃王年代最在后，则亦非周缪王及春秋楚文、庄时人矣。此篇列之圣贤之俦，而《王霸》篇又并称宋献、齐湣，此则时人对宋偃评量本不一致，《非相》亦不必出荀卿手笔耳。
　　
　　
　　
　　[附]社亡鼎沦解
　　
　　《年表》周显王三十三年秦下，书“宋太丘社亡。”《封禅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干泗水彭城下，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亦自显王三十三年起算。《汉书?郊祀志》：“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此均无稽之谈，然有可以推觇宋偃称王时传说之一斑者。社亡，王先谦曰：“《索隐》引应劭曰：云亡沦入地，非也。案亡，谓社主亡也。”《宋策》谓康王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此谓康王暴悖自绝于天，因是有社亡之说，谓天示以将亡之兆也。鼎沦者，鼎为国家有天下之祯祥。《左氏》称楚子问鼎轻重，而不敢有。今鼎乃入宋而沦于泗水彭城之下。彭城，宋都也。此亦宋德不足有天下之证。（《史记?周本纪》：“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乃周失天下之先阶，故有鼎震之兆。）然此虽毁讥之辞，必当时先有周鼎归宋之说，乃云其沦没于泗水。则鼎沦之毁，实承鼎归之誉而生。鼎本商物，周人有之。周德既衰，商行仁义，鼎乃重归商。虑当时宋康行仁政，愚民厚德者，当有此言。故诸侯之忌嫉益甚，乃于其称王后之一年，而曰鼎沦于泗水矣。盖宋之称王，在周显王四十一年。《汉书》记四十二年社亡鼎沦，实承旧史记载而来。（《封禅书》云：“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是谓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复有天下也。亦以社亡鼎沦并言，惟未著年代。又《年表》附宋于齐，而此事书于《秦表》，或由史公采之秦史而未经移正耶？又考《秦本纪》称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而死。《甘茂传》称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合两说而论，武王即卒于周，知举鼎亦在周。《孟子疏》引《帝王世纪》谓“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口血出，”是其证。余疑此亦当时传说，犹如楚子问鼎轻重，而王孙雒谓在德不在鼎。秦武欲通三川以窥周室，竟如其愿，身至于周而卒。时人遂谓武窥周鼎，而德不堪之，遭愆而死，因讥之曰举鼎绝膑死矣。其事与鼎沦之说相隔十九年，而推论根源，实出一致，因附辨之。）又按：《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周民东亡，秦取九鼎宝器，”此秦人之夸诈也。既已不得周鼎，犹且夸诈于诸侯，曰我得周鼎矣。乃以著之史，而史公承之。又《始皇纪》：“二十八年，还过彭城，齐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此秦人之贪愚也。既已诈于天下，曰我得周鼎矣，而犹不忘情于真取，而信其真沉于泗水，乃不觉忘其前言，过彭城则祠以求之，而史公则据以为载。今《史记正义》及《通考》乃谓一飞入泗水，八入于秦中，则既为秦人所诈，又过秦人之愚矣。夫汉得秦宝，不闻有鼎，此乃秦未得鼎之验。《水经?泗水注》：“始皇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谓鼎伏，”此乃鼎未沦泗之验。沈钦韩曰：“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耳。”此虽虚臆，最为有情。余谓宋都彭城，王偃行仁政，小民心向，列国君卿忌嫉，甚加毁诬。又其称王在显王三十二年，及其国亡，遗民犹传徐偃王，盖亦会于虚而知之。（太丘属沛，在河南永城境，距商邱彭城略相等。）
　　
　　
　　
　　[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
　　
　　余考战国时宋都彭城，又别有说以为证者。《水经?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对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秦以为砀郡，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汉以睢阳为梁，盖承战国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战国晚年。窃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盖宋先已迁都而东矣。故汉乃以睢阳为梁国。此战国时宋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一也。（《庄子?人间世》，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司马彪曰：“商之丘，今梁国睢阳县，”今按：此亦证庄周著书时，宋已不都睢阳，否则周亦不称为商之丘也。）又《泗水注》：“黄水东流迳外黄县故城南，于春秋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别都矣。”《汉志》外黄《补注》：“王先谦曰：春秋宋黄邑，战国属魏。故《国策》苏代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亦称外黄，见《魏世家》，太子申过外黄。张耳为魏外黄令，见《耳传》。”是外黄在齐、魏马陵之战时，固已属梁，否则魏军不得逾人之别都以为战。（《集解》云：“外黄时属宋，”非是。《宋策》云：“过宋外黄，”盖袭史文而增宋字，不足据。）外黄与睢阳相近，外黄既为魏有，睢阳之西蔽已失，敌氛及于国都，宋决不安。此宋在战国时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二也。《泗水篇》云：“泗水又南过平阳县西，”《注》：县即山阳郡之南平阳县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朱右曾云：“平阳故城在兖州府邹县西三十里，”其时梁之东鄙，已远及邹、兖。若宋都睢阳、外黄，则为近在梁肘腋之里，何缘及齐同师？《魏策》苏秦说魏合从亦曰：“魏地东有淮、颍、沂、黄，煮棗、无疎。”若宋都睢阳，魏境不得远包淮、沂。又《韩世家集解》引《纪年》：“齐宋围煮棗，”其事在魏哀王七年。《后汉?郡国志》煮棗在济阳郡冤朐县。魏境是时犹东达今山东之曹州。此以地势言之，又知其时宋必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三也。又《淮水注》：“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韩师败绩诸侯师于襄陵。”《汉志》襄邑，师古曰：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史记正义》：“襄陵，今归德府睢州也。”（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襄陵在归德府睢州西一里。”又《齐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程氏《地名考》：“承匡在睢州西三十里。”）今考惠成十七年，田期伐魏东鄙，败魏于桂阳，遂乘胜深入，而宋卫会之，至于襄陵。时襄陵已属魏。襄陵在外黄睢阳间，距睢阳尤近。宋于其时殆已避梁而东矣。此宋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四也。又《淮水注》：“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战国策》：“邯郸之难，楚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此盖即一时事。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云：“睢濊，二水名。《水经注》睢水出陈留县西浪荡渠，东南流至宿迁县，合泗，亦曰睢口。即汴水支流也。濊水本名涣水，由永城县东南流入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间，当在今商邱（古睢阳县。）宁陵睢州一带。魏之东南境，楚之东北境也。”据此则睢、濊之间，实逼宋都。楚、魏接壤，宋非迁居无以自安，其证五也。《齐策》苏秦（按字当作代。）劝齐王释帝而举宋，其言曰：“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此言宋之疆域甚备。且宋偃之世，宇土方廓。然今考之，阳城《史记》作阳地。《集解》裴駰云：“濮阳之地。”（程氏《地名考》：“濮阳今在大名府开州西南三十里。”）淮北，《史记正义》：“徐泗也。”（《地名考》云：“沛即淮北。”）东国，《正义》谓下相，（张氏《释地》：“下相故城在今宿迁县北七十里。”）僮，（《释地》：“在今睢宁县境。”）取虑（《释地》：“在今灵壁县北。”）也。阴，《史》作陶，《正义》：“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陆，《正义》：“兖州县也。”然则宋之邦域，西不及于归德、商邱，否则乌言乎有阴、平陆而梁门不启哉？此宋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六也。又《秦策》或人之说秦王曰：（今误作黄歇，详《考辨》第一三二。）“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程氏《地名考》：“方與，今山东济宁州鱼台县北。胡陵，今鱼台县东南六十里。留，今沛县东南五十里。砀，今徐州府砀山县东三里。萧，今县北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銍，今宿州西南九十里。”则所谓故宋者，北及济宁，南至萧、宿，中包沛、砀，襟带徐、彭，为之藩翼，而独不及睢阳。睢阳豁在西陲，纵列版图，未可宁居。此宋都东迁，不在睢阳之证，七也。张氏琦《国策释地》云：“宋地自今归德府以东，江苏之徐州府，安徽宿、亳二州，北有山东曹州府之荷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钜野，济宁之金乡、鱼台，皆是。”夫疆场之间，一彼一此，固已无常。然诸家言宋地，终不及归德以西。则又宋都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八也。故当时言宋，列诸泗上十二诸侯之列。《楚策》张仪为秦连衡，说楚王曰：“破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高诱以十二诸侯为鲁、卫、曹、宋、郑、陈、许之君。（见《秦策注》。）《齐策》亦云：“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又曰：“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宋列泗上，与邹、鲁、滕、薛、邾、莒、费、郯同称，则其都东迁，不留睢阳之证，九也。又《齐策》：“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史记正义》：“淮北谓徐泗等州。”顾祖禹《方舆纪要》云：“自沂兖以南，古所称淮北地也。”宋在徐、泗、淮北，此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十也。《史记?张仪传》：“仪与齐、楚、魏三国相会齧桑。”（参读《考辨》一〇七。）徐广曰：“在梁与彭城之间。”顾观光云：“《汉志》沛郡有小桑，即齧桑也，在今蒙城县北三十七里。”张仪与齐、楚、魏三国会，谅不在宋地。此又宋已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十一也。《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即伯姬燌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塚。”共公前为文公。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则为文公十七年。文公二十二年死，共公立，宋迁而东，盖当都城残破之后，兼以避敌。非在文公之晚世，即共公之初年矣。共公十三年卒，平公立。三年，楚伐彭城，封鱼石。四年，晋诛鱼石，归宋彭城。以宋都相，彭城近之，故楚伐彭城而置鱼石以逼宋。若宋都睢阳，则彭城僻远，不足患矣。此宋都自春秋时已徙而东，证十二也。又《春秋》襄十年《传》：“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偪阳尚在彭城东北，正以宋都东迁，故其朝臣得远封至此，证十三也。桓司马石槨亦在桓山，近彭城。（程氏《地名考》云：“在徐州府东北二十七里，下临泗水。”）证十四也。《说苑?立节》：“宋康公攻阿，屠单父。成公赵曰：赵在阿而宋屠单父，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遂入宋，三月不得见。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若是而生，何面目见天下士？遂立槁彭山之上。”窃疑彭山者，彭城之山。（今徐州东北三里有彭城山，西五里有大彭山。）康公即康王。称其病死者，《国策》云：“逃倪侯之馆，得病而死也。”是又宋都彭城不都睢阳之一证，证十五也。又观于《六国表》“韩文侯伐宋至彭城，执其君，”与夫鼎沦泗水彭城下之说，则宋都彭城，不都睢阳，断可定矣。（《楚辞》：“昭奚恤彭城君议于王前。”高注：“彭城属楚。”又《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田婴初封彭城，”疑齐、楚彭城非一地，盖如巴、蜀分属秦、楚，上党分属三晋之类。又春秋时徐国，在今安徽泗县，东北距徐州彭城可二百里。）
　　
　　又按：《史记?宋世家》云：“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其地。”《汉志》亦云：“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吴师道注《国策》辨之曰：“苏代说燕曰：齐南攻楚，西困秦，又以馀兵举五千乘之劲宋。又说秦曰：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使当时齐与楚、魏合，其言岂若是乎？《史》称齐既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是乘灭宋之强，并夺楚、魏地。而谓与之分宋地，岂其实哉？乐毅谓燕昭王曰：王欲伐齐，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破齐之年，书楚、赵取齐淮北。则楚、魏分地，当是乐毅破齐后事。”张琦《战国策释地》不信吴说，谓：“假使齐独有宋，则齐界至开封，讵闻有是乎？”余谓张驳固是，而吴辨更的。齐界固不至开封，其实宋界已早不至开封也。《汉志》所谓魏得其梁陈留者当战国初年，宋早已东移。魏之有梁陈留，不俟齐灭宋时。如此庶得当时情实也。（战国时宋都彭城，又可证之于孟子之游踪，参读《考辨》第一一○。又按：《水经?荷水注》：“荷水又东迳东缗故城北，故宋地。邹衍曰：余登缗城以望宋都者也。”东缗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里，地距商邱铜山，远近略相似。即衍所指系旧宋都，亦无礙于此篇之阐说也。）
　　
　　又按：《水经?济水注》引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谓“开鸿沟，通淮济，始于徐，继于吴。”余意春秋诸国，城筑都邑时有之。至于掘沟通渠舟行千里，则事殊少见。自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梁惠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水经?济水注》引《纪年》。）又云：“瑕阳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青衣水注》引《纪年》。）魏襄王时，又有史起为邺令，亦引漳水溉邺。又《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臣浸。而稍后秦亦有李冰郑国。《史记?河渠书》谓：“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滎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下又叙韩人水工郑国，为秦凿泾水，秦以富强。大抵水利之事，盛兴于战国。窃疑鸿沟之成，盖战国梁宋之力为多。亦必东方水道日闢，而陶卫处其中心，遂成一大都会，乃有陶朱公以钜富著。（此未必在越句践时，亦未必即范蠡，参读《考辨》第三四。）全氏以鸿沟远推春秋时徐偃王，未必是。而若《徐州志》所记可信，则余论徐偃王即宋王偃，疑其都彭城，又得一证。而宋偃通沟陈蔡之间，又可补故宋文献之一节也。
　　
　　
　　
　　一〇〇、秦始称王考
　　
　　《志疑》云：“秦惠称王，《秦纪》《秦表》均不书。而《楚世家》怀王四年，《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附书之。（今按：是年实齐威王三十三年，《史记》误。）《张仪传》亦云：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周本纪》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是年乃秦惠十三年也。明年改元，正以称王之故。”今按：秦惠称王，后齐、魏相王九年，后宋偃称王三年。《志疑》考齐宋称王之年均误。（详《考辨》九二，又九九。）雷氏《义证》谓：“是年，魏将公孙衍致王号于秦、赵、韩、燕、中山，秦先受之，称王改元。《秦本纪》曰：惠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即谓此也。”此说亦误。《秦本纪》魏君为王，魏乃秦字之讹，（详下考。）据《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则秦乃自王，不待魏之致王号。诸书亦绝无言犀首致王号于秦者。五国相王，秦不预其列，辨详后。
　　
　　
　　
　　一〇一、韩始称王考
　　
　　《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索隐》云：“齐威王、魏惠王”是也。《年表》作齐宣王，误。）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梁氏《志疑》云：“魏惠称王在惠文四年，此《纪》已书之，而是年《纪》与《秦表》复书魏君为王，何欤？《周纪正义》引《秦纪》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赵并称王，所引与此异。且《秦纪》无其文，当必有误。盖是年秦惠称王，故书月书日以别之。魏字乃秦字之误。《燕世家》书燕君为王，是其例也。若《表》中魏字乃羡文，《表》例但书君为王也。不然，魏君为王，奚以入于《秦表》乎？至韩宣惠为王，在秦惠更元之二年，误书于是年耳。”今按：梁氏谓魏君为王，乃秦君为王之误，并以《燕世家》为例，是也。惟韩之称王实始是年，则韩亦为王句并不误。考《韩世家索隐》引《纪年》：“韩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索隐》此文，五月前误脱八年二字，（详《考辨》一〇二。）威侯即宣王也。韩之称王，正在威侯八年五月会魏巫沙之后，盖是魏、韩相王，犹如魏、齐会徐州而相王也。是年即秦惠文王十三年。盖秦先称王，韩亦继之。至秦惠更元之二年，五国又相王，有韩、魏。然韩、魏自徐州巫沙两*会，皆已先王，不必以此而疑韩之称王必在五国相王之年也。《周纪正义》约举其事而云：“惠王十三年与韩、魏并称王，”衍一赵字，或赵乃齐字之误。
　　
　　
　　
　　一〇二、韩宣惠王即韩威侯考
　　
　　《史记?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次：
　　
　　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韩亦称王，是年为韩威侯八年，其证一。（参读上考。）又若同为七年事，既与邯郸围襄陵句下，不著何月，而其下忽著五月十月，于文法亦不合。今若正为七年云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则文理顺惬矣。其证二。（陈氏《集证》谓：“既与赵围魏襄陵，岂未逾年即朝梁？”此亦一证。惟陈氏遂谓：“大约《索隐》引《纪年》，最为错谬，阅者毋为所惑。”则大误。梁玉绳亦不信《索隐》，故论《纪年》多失。）
　　
　　二，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当正为下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
　　
　　据今《索隐》原文，“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云云，则威侯之即郑宣王，亦甚明显。惟《索隐》不之知，故曰不见威侯之卒矣。然《索隐》既认威侯与宣王为两人，则七年十月已有郑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应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败韩举，岂不更可怪，而《索隐》何竟置不言？盖《索隐》引《纪年》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元八年，而今《史记》即以为在韩宣王之八年，故《索隐》以为可异耳。（参读《考辨》第一三四。）今《索隐》此条，其前既脱八年二字，此处惠王八年，又讹为威侯八年，遂致乖戾难读。又按：《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韩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纪年》，宣王之为威侯，灼然甚显。惜其此处又下“不见威侯之卒”一语，遂使后人纷纷辨订，不得其解。（梁氏《人表考》云：“《竹书》宣王之前有郑威侯，《索隐》以为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审。”郝懿行《纪年通考》谓“梁惠成王元年方称韩共侯，旋称韩懿侯，周隐王元年之郑宣王，即显王三十八年之郑威侯。俱一人而有两称。《索隐》因不见威侯之卒，误分威侯与宣王为二人，”此说极析。然亦不知《索隐》有为后人改乱处也。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定威侯宣王为一人，而于《索隐》此文全未论及。至洪颐煊校《纪年》谓：“郑宣王即韩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记》齐宣王《纪年》作齐威王，其证也。”则又得诸韩而失诸齐矣。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竟认威侯宣王为两人，最误。）
　　
　　又同篇“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韩举赵将。盖举本赵将，后入韩。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按此亦有误。
　　
　　三，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当正为其败当“梁惠王后”八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
　　
　　据《索隐》原文云：“《纪年》与《史记》不同”，若为韩威王八年，则本无不同。威侯亦不当称威王也。此缘《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语见《燕世家》。）故于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为一人，而轻曰“不见威侯之卒。”后人益滋疑误，既认威侯与宣惠王为两人，遂并改《索隐》引及惠成王者为威侯，而《索隐》原文乃益增其缪戾，此所以古书之难通也。
　　
　　
　　
　　[附]韩举赵将非韩将辨
　　
　　又按：《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集解》徐广曰：“韩举，韩将。”肃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后元八年。《水经?河水注》：“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程恩泽《战国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县，在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南，（原注：“亦在灵邱县西北。”）此赵之平邑也。《史记》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即此。《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四十里，在今直隶大名府南乐县东北，此本赵地而齐取之者也。《竹书》晋烈公五年齐围平邑，九年取平邑，即此地。”田朌、韩举平邑之战，余考盖在惠成王后元八年，与《赵世家》桑邱之役乃同时事。（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桑邱，《正义》引《括地志》，在易州遂城县界，则此平邑亦应在灵邱西北。盖两邑同属代郡，齐、赵之战，无缘有魏。齐自败赵，更不涉韩。史公误认韩举乃韩将，故以入之《韩世家》。又误认梁惠王后元八年为韩威侯八年。《索隐》明引《纪年》在梁惠王八年以相校，后人又率改《索隐》以就史文，异同之迹遂泯。而史公于《赵世家》尚幸存其本真，惟又牵涉及魏，则仍误。至《索隐》《集解》亦均本《史》文为说，同认韩举为韩将。《纪年》仅记获韩举，未言韩举之死，《索隐》遂疑其先为赵将，后又入韩。盖《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之不信，故曰：“《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见《燕世家》。）如此处韩举明系《史》误，而《索隐》为此迴护，亦不确守《纪年》也。
　　
　　又梁氏《志疑》论此事云：“《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桑邱，为韩宣王六年。《年表》韩宣王八年，魏败我韩举。则赵之韩举已先二年死矣，疑此别一韩将，而赵将适与同姓名尔。《索隐》即云是韩将不疑，而又引《纪年》赵将韩举之文，谓举先为赵将，后入韩，非也。《纪年》所载多舛，当择而取之。即如韩举，《纪年》于威烈王十六年书齐获邯郸韩举，于隐王四年书魏败赵将韩举。若是一人，无论既为齐获，不应仍为赵将，又忽为韩将。而其为魏败时，逆数至为齐获之年，已百岁矣，韩举若是之寿耶？其误明甚。”然《索隐》虽误，尚可即误以求是，舍《索隐》则无以见《纪年》之真矣。梁氏不知《索隐》所引《纪年》，与《今本伪书》不同，而引《今本》伪说以折《索隐》，疏失更甚。而今本《伪纪年》之误，则又有可得而论者。其引齐田朌获韩举在威烈王十六年者，误据《水经?河水注》以其事在晋烈公十年故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其于隐王四年又书魏败赵将韩举者，其事本在梁惠王后元八年，今本《伪纪年》。又误以为梁惠王卒后之八年，故遂别见于此也。然则即据今本《伪纪年》，亦可证成余定其事在梁惠王八年之说。而《今本》又并不以韩举为韩将，亦可证成余辨史公及《集解》《索隐》认为韩将之误。梁氏于《纪年》未识《今本》之伪，故所辨订多失之，亦可憾之事矣。（即如此处，谓赵、韩同时有一将，各名韩举，其为牵强难信，不辨可见。雷氏《义证》谓“此韩举非烈公十年被获者，”亦由不能辨《水经注》之误。）
　　
　　一〇三、荀卿年十五之齐考
　　
　　《史记?孟荀列传》谓：“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而最为老师”，顾不言其来齐在何时。刘向《序荀卿书》，则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时，孙卿最为老师。”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则云：“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考师。”三说相舛，以后为是。（《郡齋读书志》引刘向《序》亦作十五。疑今作五十者皆误倒。）何者？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黄以周亦谓：“游学必幼年事。五十游学，断无是理。”惟其他论荀子处多误，见《儆季杂著?文抄?读荀子》。）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史记?贾生传》：年十八，能诵诗属书，河南守闻其秀才。潘安仁、杨仲武诗，妙年之秀。皆其证。）曰始来游学，此对后之最为老师言，谓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详《考辨》第一三六，及一四三。）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考威王之卒，在周慎靓王之元年。荀卿游学当在威王晚世。《史记?儒林传》所谓：“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是也。（全谢山《鲒崎亭集外编》《读荀子》谓：“考《儒林传》，齐威王招天下之士于稷下而荀子客焉。”殆即指此。）其后又曾至燕。《韩非子?难三》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为僇。”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去威王之卒四年。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循是上推，则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岁。荀卿其时尚在人世与否不可知。《史记》谓“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终老兰陵。”其语未足据。（详《考辨》第一四〇。）要之荀卿盖亦寿者也。（李斯游秦辞荀卿，其时荀卿年当九十三四，荀卿决至是尚存也。）又考燕王哙让国之岁，孟子犹未退隐，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誉。《孟子外书》谓“孙卿子自楚至齐，见孟子，论性”云云。《外书》固不可信。荀子赵人，亦不当云自楚。然孟、荀相见论学，则非不可能之事。（《外书》又云：“邹衍请受业于孟子。”余考两人年世不相及，此必误。又称“孟子谓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则以《孔子弟子列传》，公孙龙字子石，比附于名家之公孙龙。其为浅人伪作之迹尤显。此特言孟、荀年世可相及，非以《外书》证也。）
　　
　　
　　
　　一〇四、齐魏韩会平阿及齐魏会甄考
　　
　　《史记?孟尝君列传》：“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索隐》云：“《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会齐威王于甄，与此明年齐宣王与梁惠王会甄文同。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据此知会平阿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甄在惠王后元十二年。知《索隐》十三年系后元者，《索隐》承上后元十一年言，故十三年不更著后元字。又云与此明年会甄文同，则知《索隐》十三年本系十二字误也。时当齐威王三十四、三十五年，其年五国相王。史公既不知惠王有后元，故《魏世家》以会平阿会甄移归惠王三十五、三十六年，而明年谓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魏年既误，齐亦依之，而谓是宣王之七年矣。《志疑》云：“《表》及魏与《田完世家》亦作会平阿南，非东阿。而平阿之会止魏、齐二王，无韩昭侯。”今按：《魏策》：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为质于齐。王欲见之，朱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婴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入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此条正指平阿事后。时惠王在位已四十七年，故朱仓云云。然则平阿之会有韩，非虚矣。且其前一年，韩宣惠王会惠成王于巫沙而始称王，故今年魏与韩同会齐于平阿，盖以乞其认可。（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云：“《索隐》韩昭侯当作郑宣王”，则是也。）
　　
　　雷氏《义证》云：“平阿即东阿，盖自马陵之败，魏因田婴以修好于齐，至此已十余年。《集解》谓平阿在沛郡，非是。沛之平阿乃楚地，东阿乃春秋之柯，战国时谓之阿，齐威王烹阿大夫是也。在今山东阳穀县东北五十里，东南与东平州接壤。甄齐邑名，即《春秋》庄公十四年会于甄者，本为卫邑，赵成侯尝取之，此时属齐，地在今山东濮州东二十里。以史传证之，即《诗传》《说苑》会田于郊，惠王问宝之事。”又曰：“《战国?秦策》曰：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魏策》惠施告惠王曰：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又曰：田婴纳魏王而与之并朝齐再三。《吕氏春秋?不屈》曰：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战国之士游说聘辞，实多诬诞。阿鄄二会由于齐、魏相王，合从摈秦，与马陵之败无与。甄之会距马陵且二十一年矣。（按实二十年。）今《策》文俱连属为辞，殊不信。《吕览》拘甄之说，《秦策》作身布冠而拘于秦，盖拘秦是也。二十八年败于马陵，二十九年秦即诈虏公子卬，使少师勒师近郊，供其会事。前之丹衣星旟，变置而从侯服，承秦命以朝天子，此即所谓拘于秦也。”今按：雷氏辨阿甄二会无预于马陵，是也。而遵《秦策》，谓惠王拘于秦，则大谬。惠王虽败于马陵，霸国余威未熄，岂遽有拘于秦之事？谓阿甄之会由于齐、魏相王，亦非。齐、魏相王会徐州，不会阿甄。会阿甄乃五国相王时矣。谓合从摈秦，尤误。时秦尚不足摈也。（详《考辨》九十五。又按：梁、齐本深仇，惠王虽听惠施，结好于齐，然常不忘一报之心。其献河西纳上郡于秦，似亦求缓西邻以务东顾，张仪乘隙抵瑕，惠王为所惑，遂折而亲秦，详《考辨》第一〇七。）
　　
　　
　　
　　一〇五、五国相王考
　　
　　《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今按齐、魏相王，其谋发于惠施，在惠成王之后元年。五国相王，其事主于犀首，在惠成王之十二年。皆自魏发其端。《中山策》云：“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齐之欲废中山之王，犹楚之围徐州，欲废齐之王也。与事参谋者为田婴、张丑，皆威王臣。（观《齐策一》。）知事之在威王时。（其时为威王之三十五年。）张丑曰：“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负海不与焉，此是欲皆在为王，而忧皆在负海。今召中山而许之王，是夺五国而益负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国，四国寒心。”据此则齐自不在五王之内。高诱以齐、赵、魏、燕、中山为五王者，非也。其时楚本称王，齐亦称王，魏亦称王，宋与秦亦称王，韩亦称王。而宋、韩外，魏势最弱。犀首，魏臣也，约结于赵。魏、赵为主，又联韩、燕、中山，相与称王。盖魏欲以此多结与国，以与齐、秦抗衡。（梁于亲齐亲秦外，又辟此一路，要之为外强中干。）其情势固甚显。齐则欲割地赂燕、赵以攻中山。以魏为谋主，韩去中山远，又其称王亦与魏相约。故于五国中独离间燕、赵。其后赵卒俱辅中山而王之，而五国相王之事遂定。赵武灵独不称王而称君者，实不过一时对其国人为矫情而邀誉，亦以年少自谦抑，而国际往来，从此皆相王矣。《鲁世家》：“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余考平公元年乃周显王四十七年，其前一岁，正惠成王十二年，五国相王在是年，致碻。是年即赵武灵王三年。而《赵世家》乃谓“武灵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梁氏《志疑》辨之云：“赵不肯称王在三年，非八年也。而八年乃武灵称王之时。故十一年书王召公子职。”今按：梁氏谓赵独不肯称王在武灵王三年，说犹有据。谓八年乃称王之年，则未见其必然。梁氏亦不能自坚其说。于《周本纪》又论之云：“考《世家》，武灵王十一年书王召公子职于韩，则赵之为王，其在慎靓之六年乎？”是又直以史载王召公子职之年，谓即赵称王之年。不悟《史记》于前已书武灵王立，武灵王元年，武灵王少云云，凡及武灵莫不以王称。其他诸年不书王者，特以行文自无称王之需，不得援为武灵于其时犹未称王之证。则十一年书王召，并不得谓称王即始是年。至《赵世家》武灵八年记五国相王，或由是年五国约攻秦而误，亦不得即谓赵以是年称王也。然武灵究于何年称王，其事已难考。观其传子何而自号主父，主乃往者大夫有国之称，则似武灵于其国内实未称王，今已无可确指。惟谓五国相王在梁惠成王后元十二年，即赵武灵王三年，则断无大误。（据《燕世家》《周本纪》《韩世家》，在武灵三年均合，在八年均不合。又按《大戴礼?保傅》《说苑?尊贤》俱云：“武灵王年五十而饿于沙邱。”则武灵王即位，殆二十一岁，五国相王，武灵独令国人谓己曰君，其时年二十三耳。故史称武灵王年少，在位五年，始娶韩女为夫人，是真有为之英主也。其传国少子何，则正十二龄幼君，武灵盖亦震于当时让国之美名而自失其政者。其距燕哙之让国子之，先后不二十年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一。））
　　
　　雷氏《义证》谓犀首致王号于秦、赵、韩、燕、中山，则不得谓五国相王也。又谓其事在显王四十四年，是年王者祇秦、韩。秦则自称之，韩则魏约之，非犀首立五王事也。又据《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魏独否，谓中山至武灵八年始称王，谓距犀首致王已八年，故《策》曰中山后持。不悟若是年祇中山一国称王，不得专举是年为五国相王之年。雷说均误。谓秦之称王亦犀首致王号，尤为昧于当时列国情势。据余先后考论各国称王诸篇可见。（《史?犀首传》：“张仪已卒，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据《表》，犀首仕秦为大良造，在张仪前。佩五国相印殆即指立五王事，亦在张仪卒前。史公此处所不足据。）
　　
　　
　　
　　一〇六、鲁平公元年为周显王四十七年
　　非周赧王元年卒在赧王十二年非十九年辨
　　
　　《史记?鲁世家》：“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今按：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则周显王四十七年也，是年当为鲁平公元年。前一年，即五国相王之岁。则《世家》所谓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者，其语致确矣。（《周本纪》：“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称王。四十八年，显王崩。”是史公所谓诸侯皆称王一语，明指显王四十六年五国相王而言。梁氏《志疑》辨其非是，殊不然。又《志疑》云：“七国慎靓王六年无不称王者。鲁平公立时为慎靓五年，此谓最确。”夫七国皆王既在慎靓六年，鲁平以慎靓五年立，即不得谓是时六国皆称王。梁下语显见矛盾，而顾不自知，何也。）
　　
　　《六国表》记鲁列君年数多误，不可据。又按：《纪年》，是岁尚为齐威王三十六年。威王三十八年卒，翌岁宣王元，则鲁平公四年也。今《年表》平公与威、宣皆不相值。
　　
　　又按：《世家》：“平公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文公七年而楚怀王死于秦。”今以楚怀王死年上溯，平公应止二十年，无二十二年。《汉书?律历志》引刘歆《历谱》，正作二十年，则今《世家》有误衍也。据此推之，平公卒应在周赧王十二年。旧说据《鲁世家》列君年数，谓鲁平公元在周慎靓王五年，卒在周赧王十八年，较《年表》移前两年，亦未是。（详《考辨》第四十七。）
　　
　　
　　
　　一〇七、惠施去魏考
　　
　　《吕氏春秋?不屈篇》：“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勿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是谓惠施去魏，在鄄会之后也。然考《楚策》：“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则惠子实见逐于张仪。鄄会在惠王后元十二年，（详《考辨》第一〇四。）时张仪已至魏。去年魏齐会平阿，今年会鄄，皆好会，无布冠而拘之事。惠子自见排于张仪，非逐于齐也。《吕氏》于施多诬辞，（参读《考辨》第九十三。）不足信。考《史记》，张仪以惠成王后元十二年与齐、楚、魏三国相会于齧桑，（《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东迁而免相。相魏。”《志疑》云：“据案《纪》《表》及魏与田完《世家》，齧桑之会在取陕之明年，此云后二年，误。又《秦纪》与《表》及《仪传》皆缺书魏。《楚世家》云：张仪与楚、齐、魏相盟，是也。”）明年，为惠成王后元十三年，仪相魏。施与仪不合，遂去之楚。《魏策》：“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人多为张子于王所。”（又见《韩非?内储说上》。）《秦纪》：“惠王更元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是张仪主以魏合于秦、韩之说成，而为相之证也。（《仪传》又云：“仪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仪惭无以归报。”则惠王虽相仪，亦未能大行其事秦之说。吕东莱《大事记》谓“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相魏，魏王不肯事秦，乃以犀首代相。”雷氏《义证》谓：“衍之代相，当在惠王后元十四年秦取曲沃、平周二邑之后。”然取曲沃、平周亦在十三年，雷说误。要之惠王之亲秦，特欲借秦援报齐仇，固未肯大屈节于秦。及张仪欲令魏事秦，惠王乃知见欺，而仪亦不能留矣。）惠施素主亲齐，齧桑之会，或者施尚身预其列。今定惠施去魏在惠成王后元十三年，张仪为相之岁，后鄄会一年，《吕览》盖得其时而失其事。
　　
　　
　　
　　[附]张仪初入秦考
　　
　　又按：张仪初入秦，据《史记?苏秦传》乃在秦取魏雕阴之后。《秦纪》取雕阴在惠文王七年，《六国表》在五年，《魏世家》则在襄王五年，即惠成王后元五年，而秦惠文之八年也。梁氏《志疑》谓以《魏世家》为是。是时阴晋人犀首在秦为大良造。越两年，惠文王十年，仪即为秦相。仪之入秦而夺犀首之位，其事盖略有似于后之蔡泽与范睢矣。而史公记仪事，其初楚相意其盗璧，执仪掠笞。其后仪相秦，为文檄告楚相云云，事亦酷肖范睢之与魏齐也。惟其事不见于《国策》，而仪初入秦，苏秦阴奉给之，其事《国策》亦不见。而《吕览?报更篇》云：“张仪西游，过东周，昭文君送而资之，故张仪德昭文君”，其事与《史》异。然则吕氏宾客尚不知有苏秦激张仪入秦之说也。考《国策》及韩非、吕不韦书，仪之政敌乃犀首、惠施，非苏秦。仪入秦而犀首去，仪来魏而惠施去，皆与史公记仪、秦合纵连横事不符。余既辨之于《苏秦篇》，（《考辨》第九五。）因再附张仪初入秦一节于此。（张仪政敌尚有陈轸，见《史记》本传。又李斯《谏逐客书》谓：“张仪散六国之从”，此亦指其离间楚、魏，使之舍齐亲秦而言。六国合从事尚在后，斯自据后日语描述前日事也。即如“拔三川之地”一语。通三川是武王，张仪已死，李善注《文选》已辨之。是亦不得据李斯此文，即谓张仪时确有六国合从矣。）
　　
　　一〇八、惠施自楚至宋考
　　
　　《楚策》：“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郝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宋王之贤惠子，天下莫不闻，王不如纳之于宋。楚王乃奉惠子而纳之宋。”施之去魏，在惠成王后元十三年，当宋王偃十七年。其后三年，惠成王卒，施复在梁，则留宋不逾三年。《吕氏?顺说篇》：“惠盎说宋康王，康王蹀足疾言曰：寡人所欲者，勇有力也，不乐为仁义者。惠盎对以孔墨之道”，其言甚辨。高诱注：“惠盎者，惠施族也”，盎之为人，他无所见，高注未审何据。以古人名字相应之例推之，盎或即施字。齐弦施字多，王氏《春秋名字解诂》云：“取厚施之义。”《孟子》盎于背，施于四体，注：“其背盎然盛”，则盎施连文互用，盎有盛厚之义。惠施字盎，亦犹弦施之字多矣。吕书成于众手，他事皆称惠施，此独称惠盎，后人遂不辨其为一人。亦如《孟子》书有许行，而吕书称许犯，后人亦不辨为一人也，施本宋人，而讲兼爱寝兵，宋康行仁义，宜其贤施。吕书谓康王不悦为仁义，此又后人之诬。
　　
　　
　　
　　一〇九、靖郭君相齐威宣王与湣王不同时辨
　　
　　《史记?年表》：“齐湣王三年，封田婴于薛。”今按：田婴号靖郭君，事齐威、宣王，不与湣王同时。《齐策》：“楚威王战胜于徐州，欲逐婴子于齐。”婴子即田婴也。（鲍云：“田婴时未封，故曰婴子。”）其事在楚威王七年，当齐威王之二十五年。《年表》为宣王十年，此《史记》误也。《齐策》又云：“齐将封田婴于薛，楚王闻之大怒，将伐齐。”楚王乃楚怀王。是年，柱国昭阳破魏襄陵，移兵攻齐，陈轸说之以蛇足，与公孙閈说楚王使封婴者乃一事而两传。薛南近楚，齐以封婴而居之，犹如往者楚之城陈、蔡、不羹而窥北方也。故滕人闻之而惧，楚人闻之而怒。乃乘胜魏之势而来攻。魏、齐之交，在魏主之者为惠施，而在齐则为田婴。楚既不欲齐、魏之相亲，故既胜魏，乃欲攻齐逐婴矣。《齐策》又曰：“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是靖郭君封薛，明在威王时。（鲍改威为宣，宣为闵，吴氏有正。黄丕烈云：“《吕氏春秋》亦作威、宣。”梁氏《校补》转据鲍策订吕，大误。）阎若璩云：“齐貌辨见齐宣王曰：靖郭君曰：薛受之于先王，且先王之庙在薛，先王即威王也。又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之所欲立。高诱注：齐威王子宣王也。（按《韩非?外储说右上》亦载此事，而曰威王，则高诱之注亦误。阎氏未及订正。）又孟尝君在薛，齐王制其颜色。高诱注：“齐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人间训》唐子短陈骈子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然则田婴封于薛，在威王时无疑。”今按：阎说是也。《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亦云：“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十五年，齐威王薨。”惠王后元十三年，正当《年表》齐湣王二年，（其实乃威王之三十六年。）与所注田婴封薛之年相差仅迟一岁。然《孟尝君传》谓：“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如是并宣王卒湣王立之年数之，则所谓湣王即位三年者，正当在《年表》之二年。今《年表》列于湣王三年，已是即位之四年。《年表》自误后一年，而《孟尝君传》之年并不误。余又考齐、魏会鄄应在梁惠王后元十二年。（参读《考辨》第一〇四。）田婴封薛，盖以鄄会后封。（《国策》吴注，谓“婴封薛在威王之世，当梁惠王前十三年。疑《纪年》误书”，此由不知威王至惠王后元尚在，故云然。又狄氏《编年》亦书封薛于显王三十六年，而据梁惠王以三十六年改元言之，实非。语详《考辨》第九二。）
　　
　　又按：《史记》以靖郭、孟尝为谥，《索隐》谓：“靖郭或封邑号，故汉齐王舅父驷钧封靖郭侯。”雷氏《义证》云：“尝即居常与许之常，在薛之东南者。郭乃近漷邑名。《左传》庄公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郭，襄公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水经注》谓漷水西南流入邾国，经邹山东南，又西南经蕃县，乃西迳薛城及仲虺城北。据此，郭亦薛南之邑可知。”又曰：“田婴封薛之时，居仲虺城，去郭邑最近，故曰靖郭君。时任姓之薛尚存，居故薛城，即奚仲之初封也。是与尝邑实近。孟子于周赧王元年燕人畔之后去齐归邹，此后又适宋居薛至滕。在宋之时，滕文公尚为世子，至齐将筑薛时，文公已即位为君矣。所谓将筑薛，即侵灭任姓之薛并而有之也。故《赵注》云齐人并得薛筑其城以逼滕，盖自是而奚仲故城及尝邑皆属于田薛。”又曰：“筑薛之役，自在孟子至滕之后。齐之并薛，当在封孟尝君时。”今按：雷氏辨靖郭、孟尝皆生时称号，并发明其取号之由，其说是也。惟《策》《史》《竹书》皆言靖郭君封薛，《竹书》言四月封于薛，十月城薛，《国策》亦言靖郭君将城薛，城薛自在靖郭君时。雷氏强分靖郭君居故仲虺城，谓田薛封时，任姓之薛尚存，并无明据。而与故记旧文显背。余又按《集解》：“裴駰案：《皇览》，靖郭君冢在鲁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薛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盖田婴父子皆居薛，故称薛公、薛侯。其死而葬，亦在薛城中。其称靖郭、孟尝，或当时不欲拟于古诸侯之旧称，故避薛而称郭称尝以为号，非为其封居之不在薛。雷氏所以强为之说者，由误认孟子游迹，必谓齐人筑薛尚在后，乃不得不牵强说之也。
　　
　　
　　
　　一一〇、孟子至宋过薛过邹考
　　
　　《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镒而受，于薛，餽五十镒而受。”崔述《孟子事实录》云：“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后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后盖尝归邹，故《滕定章》称然友之邹问于孟子也。”今按：孟子在宋，与戴不胜语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欤？”是其时宋已称王也。又曰：“宋将行王政”，是宋已称王而未久，尚在王偃之早年也。又《孟子》书不见与宋王语，其在宋似不久。今姑定孟子游宋在宋王偃之十三四年间，即宋偃称王之第四五年也。孟子云：“将有远行”，则殆欲之梁，而先以其间返鲁。
　　
　　孟子自宋返鲁而过薛。江永《群经补义》云：“孟子过薛，薛君餽五十镒，当宣王时，即孟尝君田文也。”今按：封薛者，乃威王时田婴，非宣王时田文，江说固误。（参读《考辨》第一〇九。）然必谓孟子过薛值田婴，亦未必是。《史记?田齐世家》：“威王封驺忌以下邳，号曰成侯。”（参读《考辨》第八五。）而《鲁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水经?泗水注》引同。《孟尝君列传正义》引作三十年，误夺一字。）《后汉书?郡国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然《春秋》哀公十有四年：“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史记》作徐州。是徐州之名不始战国。其是下邳之地既入齐，而仲虺所居薛地亦入齐。且下邳迁薛，距成侯封下邳已近二十年，是下邳未必尚有国。疑春秋之薛其灭已久，此下邳迁薛者，实乃驺忌之迁邑，非薛之迁国也。《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有徐州子期，殆即邹忌，而《索隐》误以为田忌耳。则孟子至薛而餽之五十金者，或乃驺忌，乃齐威王朝有名大臣，岂不能礼孟子而餽之金？何必定属之田婴哉？曰：若是，则靖郭封薛，何以处驺子？曰：驺子史称成侯。成春秋国，作郕。《公羊》作盛，《史记》作成。故城在兖北宁阳。又鲁有成邑，本孟孙氏邑，齐宣公四十八年，田和取之。故城亦在宁阳。驺子称成侯，是必食封其地。史公谓邹忌封下邳，号曰成侯，疑下邳乃初封，成侯乃晚号。如田婴初亦封彭城，（《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而晚号靖郭君。然则是田婴封薛而驺子移封于成也。即不然，“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薛为齐南疆重镇，为之守者，必一时硕望。孟子过薛，乌见齐之守大夫，不能餽金，而必待于田婴？此皆拘泥不见也。前人论孟子过薛，常牵连于靖郭、孟尝，又疑战国时薛尚未灭，实皆失之。
　　
　　孟子既过薛，又过邹。《风俗通》：“孟子绝粮于邹、薛，困殆甚”，即其时事。此后齐湣王亡奔鲁，将之薛，假道于邹。湣王自鲁之薛而过邹，今孟子则自薛返鲁而过邹也。与邹穆公问答，殆亦在是时。应劭谓其绝粮邹、薛者，岂在邹以语不相契，遂不见礼而致困乎？此亦无可深论矣。（《新书》《新序》均载邹穆之贤，后人谓得孟子弹责而改，亦臆测无证。又按：邹亡犹在齐湣王后。《楚世家》顷襄十八年，西周武公曰：“怨结于西周以塞邹、鲁之心”则是时邹尚存。）
　　
　　又按：元程复心《孟子年谱》云：“《史》传云：孟子邹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鲁，明乎卞、武城、邹，皆鲁邑也。《孟子》云：自齐葬于鲁，不云葬于邹。因其时邾国亦改为邹，虑混鲁、邹邑名。又书中往来齐境，见邹穆公时客邾、邹，与然友之邹，孟子居邹异。邾在兖北青境，邹在兖南徐境，道里甚远，安得云近圣人之居，如此其甚？孟子对邹穆公，不称臣，而其语倨，曰君之民，知其为异邦。即如邹人与楚人战一语，明邹非本国。”今按：程氏辨孟子鲁人，非邹人，其说似是。惟谓邾在兖北青境，邹在兖南徐境，则实悮。湣王由鲁之薛而假道于邹，则邹固在鲁南。《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秦始皇上邹绎山，即此。《汉?志理志》：“鲁国驺县，故邾国”，杜预《世族谱》：“邾文公徙于绎，桓公以下春秋后八世，而楚灭之。”（《左传》隐元年《正义》引。）《路史?国名纪》：“驺，绎也，兖之邹县有绎山，邾文公迁绎，后曰驺。”刘荟《驺山记》云：“邹山即文公所卜邹国，本邾国，鲁缪公时改曰邹，（周氏《四考》云：“鲁或邹讹”，）而山从邑变，邾城在山南。”此皆邹在鲁南之证。战国皆以邹、鲁并称，其地既密迩，（今邹县北至曲阜，县界二十五里。）故曰“邹与鲁閧。”或孟子邹人，而其地卻属鲁，然亦甚难諟正矣。（周广业《孟子四考》亦辨此事。惟邹氏考孟墓在邹不在鲁，而《孟子》书明云葬于鲁，则邹地或可属鲁，而孟子国籍终属难定也。）
　　
　　
　　
　　一一一、孟子游滕考
　　
　　《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自楚反，复见孟子。”是孟子游滕在宋后也。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是时楚久广地至泗上，泗上十二诸侯者，宋、鲁、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国。滕南与楚邻，苟有事于楚，一举足则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余里过宋都乎？过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惮假道于宋之劳，其贤可知。顾麟士谓非世子迂道来见，此不通地理之说也。”周柄中《辨正》云：“是时楚都鄀，宋都商邱，自滕之楚，取道商邱，路稍回远。谓非迂道固谬，谓一举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今按：二氏之辨，殆皆未知宋都之迁彭城也。金仁山云：“滕姬姓国，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属之滕县，有古滕城。”徐州即战国时彭城，为宋新都。世子往楚，乃自滕南行过宋而入楚境，并不迂道西南行三百五十余里，往如是，反如是，特为见孟子。否则记者不应轻轻下一过字。
　　
　　本篇又云：“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赵注：“孟子归在邹也。”是孟子去宋之后，至滕之先，曾归邹也。齐湣王亡奔鲁，将之薛，假途于邹。自鲁之薛者过邹，孟子自彭城归邹而过薛也。其后孟子乃之滕，滕文公问为国，使毕战问井地，又问齐人将筑薛。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论之云：“《春秋公羊传》，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左氏》例则未葬称子，既葬称君，不待逾年始称君。此二传异同也。及以《孟子》证，则又有异。君存称世子，滕文公以为世子是。君薨亦称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是。未葬称子，不独既葬为然，至于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称子力行之，则在既葬之后，但未逾年耳。何以验之？滕文公既定为三年之丧，五月居庐，未有命戒，则亦无礼聘贤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后，始以礼聘孟子至滕而问国事焉，故孟子犹称之为子。直至逾年改元，然后两称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请择于斯二者。然则孟子于滕行踪岁月，亦略可覩矣。”今按：阎说甚密。大抵五月卒葬，而孟子至滕，即在滕定公卒岁。明年，孟子尚在滕，则为滕文公元年。今姑假是年即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田婴封薛，十月城薛。文公如之何之问，在四月后，十月前。而孟子游梁，则在惠王后元十五年。（参读《考辨》第一一五。）是孟子在滕，先后有三年之久。方其去宋，固已有远行之志，而在滕淹留有如是之久者，亦滕文之贤有以使之然矣。
　　
　　
　　
　　一一二、鲁平公欲见孟子考
　　
　　鲁平公欲见孟子，旧说皆与孟子自齐归葬并说。任兆麟《孟子时事略》谓：“慎靓王三年，孟子母卒，归葬于鲁。”林春溥《战国编年》依之，而谓“鲁平公将见孟子，宜在此时。臧仓毁孟子后丧逾前丧，盖亦指近事人人共见者而言。是必孟子居鲁丧毕之事，鲁不能用而复反于齐耳。”盖旧说鲁平元在周慎靓王五年，逆计孟子终三年之丧，故以母卒归葬属之慎靓之三年也。（狄氏《编年》在四年，其意则同。）其别无确据，勉为推排之迹，既又甚显。而其说亦殊有难通者。周柄中论之曰：“谓反齐在终三年丧后，则充虞明曰严不敢请，今愿有请，两请相接，正顶严字。若三年后，不严久矣。如反齐果在三年后，则本章当在充虞问曰作起句，如陈臻问曰之类，何必言自齐葬鲁，直从三年前叙来由乎？”此谓孟子在鲁终三年之丧而反齐说之不可通也。顾氏《日知录》云：“孟子自齐葬于鲁而不言丧，此改葬也。”周柄中又辨之曰：“观下文敦匠事严，不敢请，何以见其为改葬而非初丧？”此又改葬之说之不可通也。余则谓此事尚有辨者。观臧仓之言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直称孟子为匹夫，决不似孟子为齐宣王卿反鲁葬母时语。又乐正之告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嬖人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此亦孟子未达时语。若其为齐卿，一朝当路，管晏不足比。反而葬母，非浩然有归志时也。亦非必见鲁君，期用事于鲁也。何以有不遇天也之叹？且乐正之谓鲁君曰：“前以士，后以大夫。”齐卿之位，不为不贵，何为仅曰大夫乎？此皆有所不类。窃疑鲁平公欲见孟子，盖尚在齐威王时，孟子犹未大显。《广文选》：“鲁平公与齐宣王会于凫绎山下。乐克备道孟子于平公”，此亦不然。与《孟子》原书“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之意显相乖违，岂得为信？为此语者，盖仅知孟子游齐当齐宣王时，故造为此说耳。余疑孟子丧母归葬，当在齐威王时，而其时鲁平公尚未立。其去齐适宋，当在宋偃称王后四五年间，乃过薛过邹而返鲁。鲁平公元当齐威王之三十六年。乐正子言于平公而欲见孟子，必在平公初即位之年，或初称元年之年也。（鲁欲使乐正子为政，亦其时事。）若以孟子丧母归葬，事距臧仓之沮不远，则应在齐威王三十四年稍前，葬毕即反齐。毛奇龄以反为反哭之反，最为近之。反齐不久而至宋，居宋亦不久而归，乃复过薛过邹至鲁，而有平公欲见一段故实也。《列女传》：“孟子处齐，有忧色，擁楹而叹。孟母见之”云云，是孟母同在齐之证。“孟子曰：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母曰：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子义，吾行吾礼。”若《列女传》文可信，则固以孟子齐威王时已在齐为合。若至宣王时，孟子不曰愿行而母老，（孟子之行，即以下至宋薛邹滕梁一段周游也。）其母亦不曰子成*人矣。（宣王时孟子已老，不得呼成*人。）及孟母之卒，其子寿亦且六十。母年不为不高。必谓孟母卒在慎靓王时者，以不知孟子当齐威王时先曾在齐而强说也。至乐正子言孟子于平公，则其时母丧已毕，越有年矣。否则岂有方居母丧，而其徒汲汲为之谋一见时君之理？而其时孟子犹未达，故臧仓有匹夫之讥。而其前居母丧，充虞亦有棺木已美之疑。其必欲平公往见者，则孟子所倡士不见诸侯之义也。孟子既不得志于鲁，未久遂至滕，淹留三年而至梁。自此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异乎往日之为匹夫矣。（乐正子谓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者，或孟子在齐宋曾仕而未显，或乐正虚设以问所谓逾者之义，而非实指孟子之前丧以三鼎后丧以五鼎，今不可确指，而孟子之誉闻日显，而为生日富，则可知。）此一段往来琐琐，杀费推排。如此说之，或差为近于情实也。
　　
　　孟子自齐至梁游踪略表
　　
　　齐威王三〇宋偃始王。
　　三一孟子丧母，自齐归葬，复反齐，当在此后数年内。
　　三二
　　三三
　　三四孟子游宋，当在此时或稍前。滕世子至楚，过宋而见孟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三五孟子自宋过薛，过邹至鲁，或在今年，或在前年。
　　鲁平公即位，欲见孟子而臧仓沮之。滕定公薨，然友之邹问孟子，是年冬，孟子至滕。
　　三六鲁平公元。
　　四月，齐封田婴于薛，十月城薛。
　　孟子在滕，滕文公问齐人将筑薛。
　　三八齐威王卒，
　　孟子游梁。
　　
　　
　　一一三、许行考（附：索卢参）
　　
　　《吕氏春秋?当染篇》云：“禽滑[殹康]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殹康]，田系学于许犯，显荣于天下。”禽滑[殹康]，梁氏《人表考》谓即禽滑釐，而许犯、田系无闻焉。今按：许犯即许行也。春秋时晋有狐突，字伯行，（《晋语注》。）齐有陈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传》。）《晋语》韦昭《注》：“犯，逆也。”《小尔雅?广言》：“犯，突也。”古人名突、逆字行，知许行盖名犯字行矣。许行之至滕曰：“愿受一廛而为氓”，“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此墨子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之遗教也。许行之言曰：“滕有仓廩府库，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此墨子非礼毁乐之绪论也。并耕之说，盖自兼爱蜕变而来。则许行之为墨徒，信矣。墨学盛于南方，许行楚人，亦南方之墨之健者耶？惟论其年岁，许行至滕盖已垂老。自此（惠王后元十三年，田婴封薛之岁。）上推八十年，为周安王元年，时墨子尚未卒。若许子至滕寿及八十，而禽子之死不在墨子卒后十年之前者，则许子固得从学于禽子。然犹有疑者，许行不畏跋涉之劳，自楚而至滕，又亲操耕作之苦，推其年寿，或不在七十之上。而禽滑釐事墨子则在早世。止楚攻宋，禽子已为弟子魁率。墨子既老而卒，禽子亦且八十之寿矣。或者禽子卒尚先墨子。（墨子卒十年上下，孟胜致钜子于田襄子，见其时禽子或已先卒也。）则谓许行必师禽子，亦难确定。余观《当染篇》又称吴起学于曾子，与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并举，则此曾子自为曾参。然吴起所事乃曾西，非曾参也。疑许犯于禽滑釐，正如吴起、曾参之比。否则禽滑[殹康]或者固非禽滑釐，而别为一人乎。要之许犯即许行，为墨徒，则似可无疑耳。
　　
　　又按：《吕氏?尊师篇》：“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非徒免于刑戮死辱，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其人无可考。或者犹前于许行，如李克之与吴起乎？姑附于此，以传其姓名焉。
　　
　　
　　
　　一一四、田鸠考（附：腹[黄享]、唐姑果、谢子）
　　
　　《汉书?艺文志》墨家有《田俅子》，（《隋书?经藉志》墨家类梁有《田休子》一卷，即此传写误脱。）《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有田鸠。马骕、梁玉绳、孙冶让并以为一人。顾孙氏著录墨子弟子，置田俅子于传授不可考之列。今按田俅子殆即田系，齐人，学于许行，墨子之三传弟子也。以古人名字相应之例推之，俅，《说文》：“冠饰儿”，《尔雅?释言》“俅戴也。”《诗》曰：“弁服俅俅”，“载弁俅俅”，俅盖指其结饰而言。“繋者，系也。”（《易繋辞释文》。）“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解。”（《左氏春秋序疏》。）故名繋字俅，如秦公子絷字显（当作韅。）之例矣。鸠者，俅之声近而通借也。《吕氏》《淮南》称田鸠见秦惠王。秦惠王与梁惠王同时而后死，田鸠为许行弟子，其时亦相当。又按：秦惠王时，秦有墨者腹[黄享]，（见《吕览?去私》。）唐姑果，（《淮南?修务》作唐果梁。）又有东方墨者谢子，亦至秦。（见《吕览?去宥》。又见《淮南?修务》，高注“谢姓，关东人也。”《说苑?杂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绳云：“古谢射通。祁乃地名，属太原，政是关东也。”）其时墨徒乃颇盛于秦矣。余考秦惠王称王改元之四岁，正值许行游滕之年。孟子称其徒数十人，或者有田鸠预其间。此后又十年，而秦惠王薨。鸠之游秦，或当惠王晚节。今姑定许行自楚至滕之岁，田鸠年四十上下，差可得其世序。而腹[黄享]较前辈。《吕览?去私》云：“墨者有钜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杀其子。”今考孟胜死，传钜子于田襄子，下距秦惠称王五十余年。若腹[黄享]当秦惠称王时年六十，而田襄子之卒寿在六十以上，则或者襄子钜子之位传于腹[黄享]，世次正相及。至谢子游秦，则亦在惠王晚世。《吕览?去宥》云：“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而毁之。王因藏怒以待，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吕氏曰：人之老也，形益衰，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耶。”此谢子入秦在惠王晚世之证也。秦之墨者唐姑果，其殆腹[黄享]之学徒乎？今姑定惠王末年两人皆四十上下，则秦惠王时墨者，言其年序世次，腹[黄享]最前，田鸠次之，唐、谢又次之。（孟胜、腹[黄享]又详《考辨》第六八。孟胜稍前于杨朱，腹[黄享]则稍前于庄周。墨徒以苦节自励，遂来庄杨之放达，此亦学术往复之一象也。）
　　
　　又《吕览?首时》：“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因见惠王。”是田鸠于游秦之间，又曾至楚。《韩非?外储左上》：“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言多不辩，何也？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忘其用。墨子恐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当在其时。楚王盖怀王。
　　
　　
　　
　　一一五、孟子游梁考
　　
　　崔述《孟子事实录》论孟子游梁年岁云：“《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后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然则《史记》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后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于襄陵，皆惠王时事。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后。孟子与齐宣王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然犹及见襄王而后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于《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江永《群经补义》则曰：“孟子见梁惠王，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是为惠王后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见即去梁矣。”今按：二氏之说甚是。尝疑孟子在梁与惠施已不相值。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相魏，惠施避之楚。公孙衍与张仪不善，令人说韩公叔以图秦弃仪收韩相衍，公叔从之。衍相魏，仪复去相秦。至魏襄王元年，（《表》作哀王。）五国约击秦，公孙衍实与其谋。（详《史记?张仪传》。）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正当其时。自仪、衍之实情晦，苏、张之浮说兴而后当时国际之真*相，遂闇昧而莫明矣。又按《年表》，孟子至梁书于惠王三十五年，盖是后元十五年，而史公误后元谓襄王，乃移之三十五年耳。今推《年表》致误之迹，依江说，定孟子至梁在慎靓王元年也。
　　
　　
　　
　　一一六、惠施返魏考
　　
　　惠施至宋不久而返魏。《史记?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襄王卒乃惠王，哀王立乃襄王。张仪于惠王死即去魏，故明年而魏即约五国攻秦也。（参读《考辨》第九五。《张仪传》：“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不听，于是阴令秦伐魏。明年，秦败韩申差，而张仪复说魏王，哀王乃倍从约，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是谓仪去魏在哀王二年，与《魏世家》相舛。魏背从约请成于秦事，《秦记》《魏世家》均无之，知《仪传》自误。）惠施重至魏，当在惠王卒年，张仪去后。《魏策》：“将葬惠王，天大雨雪。群臣谏太子，莫能得，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惟惠子乎？惠子见太子，太子为弛葬期。”（又见《吕氏春秋?开春篇》。）是事在惠王卒岁之冬，故哀王称太子。又观群臣以告犀首，而犀首称惠子，知其时惠子非相魏，初无言责。张仪已去，故犀首为魏廷领袖也。其明年，惠施使楚。《楚策》云：“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是也。后四年，又使赵。《赵策》云：“齐破燕，赵欲存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是也。此后惠施事无考，盖不久而卒矣。
　　
　　
　　
　　[附]南方倚人黄缭考
　　
　　《庄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徧为万物说。”《释文》：“倚，本或作畸。”郭庆藩曰：“倚当为奇，倚人，异人也。王逸注《九章》云：奇，异也，字或作畸。《太宗师篇》敢问畸人，李颐曰：畸，奇异也。徐廷槐曰：《战国策》载魏王使惠子于楚，楚中善辩者如黄缭辈争为诘难。”是谓缭施问答在惠子使楚时也。当时言南方率指荆楚。孟子曰：“陈良楚产，北学于中国”，中国与楚南北对称，黄亦楚姓。《通志?氏族略》：“黄嬴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子孙以国为氏。”余考春申君楚宗姓，而称黄歇，（详《考辨》第一三二。）则南人氏黄者不独嬴姓矣。徐氏说或可信。又《楚辞》有《天问篇》，相传为屈原作，亦未见其必然。岂亦如黄缭问施之类耶？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当在惠子使楚稍后。然则《天问》一派之思想，固可与惠施、黄缭有渊源也。
　　
　　
　　
　　一一七、孟子自梁返齐考
　　
　　孟子在威王世先已游齐，（已详《考辨》第九十八。）其后至宋过薛归邹至滕而游梁。惠王卒，襄王新立，孟子见襄王，谓其不似人君，乃遂自梁返齐。则威王已死，正宣之初立也。金履祥《四书考异》引《列女传?母仪篇》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贤，乃至梁。既而去梁适齐，齐王以为上卿。”魏源《孟子年表考》以为此刘向据《孟子外书》所述，先梁后齐之证。今按：孟子自梁之齐，其证有不在于此者。据《魏策》：“梁惠王死，葬有日，天大雨雪，群臣谏太子。（《吕览?开春论》亦同。）是惠王葬期即在其卒年之冬，故襄王称太子。若以诸侯五月而葬，则惠王死定在秋前。疑孟子之去，盖距惠王死不久，亦在是年至齐也。（魏氏亦据此策，谓：“惠王实卒于冬”，不悟卒葬不同时也。又谓：“孟子见梁襄正章，明为逾年即位始见新君之时。”窃疑孟子在梁，名望甚高，不必逾年始得见新君。《孟子》书所以称襄王者，以全书襄王只此一见。若亦变文称子，则将无以见其为襄王尔。不得以称襄王，即证其为逾年也。）《孟子?尽心上》，记“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孟子曰：是犹或紾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此孟子至齐，威王新死，未及周年之证也。（若宣王已期年除丧，则孟子、公孙丑不复如此问答。又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一，亦谓“短丧即威王之丧”，又言“孟子实两至齐”，惟谓其时犹未见宣王，及梁惠王卒，襄王立，始再适齐云云。则由不知以《纪年》校齐威宣年世，故言不多误。余下说孟子望见齐王之子，正可释张氏未见宣王之疑。
　　
　　《尽心上》又云：“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又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赵岐注：“范，齐邑也。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见王子，还至齐，谓诸弟子云云。”赵氏此注，乃有二误。孟子自范之齐而见王子，注乃谓孟子之范见王子，而还至齐，明与正文相乖，误一也。（阎若璩《四书释地》云：“思《孟子》书法不曰之齐见王子于范，而曰自范之齐，望见王子，下一望字，意者当时最多交质，此以王子出质敌国，路经于范，遂与孟子适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注于此等处略矣。”又云：“自楚之滕，自宋之滕，与此自范之齐又少不同。盖孟子往齐都，实从范邑起程。未之齐都而于范邑望见齐王之子，乃倒装文法。”据此知阎氏亦悟此注与原文法相乖，而特强为之释也。）详孟子之语，则王子乃嫡子，而注以为庶子。庶子固非甚贵，孟子何以云云，而其后又以鲁君之宋相拟哉？误二也。（《四书大全》辨谓：“齐王之子，与以国而不名，是湣王世子田法章。”此已知齐王之子非庶子，特以不得其时而误说。）盖赵氏先认王子为庶子，因疑庶子当居下邑，遂谓之范见王子矣。今按王子，宣王也。范为自梁至齐所经。魏源云：（见《孟子年表考》第一）“梁襄嗣位之后，值齐宣新政之初，孟子闻其足用为善，故自范之齐。范今曹州范县，为自梁至齐要道。由大梁至临淄千有余里，故孟子曰千里而见王。若由邹至齐，仅数百里也。”（夏炘景《紫堂文集》亦云。）宋翔凤《过庭录》亦以范为自梁至齐要道。（魏氏又谓：“孟子自范之齐，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即其时事。范距临淄七百余里，平陆今汶上县，距临淄五百余里。”余谓储子告孟子，王使人瞷夫子，亦孟子初见宣王时事也。魏氏又以于崇见宣王退而有去志，谓初见宣王即在崇。狄氏《编年》说同。）且范本晋士会邑，三家分晋，地当属魏。孟子自范之齐，其时范邑属齐与否不可知。又乌得即谓范乃齐王子封邑哉？然则称齐王之子者，时威王新死未葬，宣王初立，故变文称子也。滕文公称世子，此称齐王之子，盖齐大国，滕小国，故记者异其辞。此又孟子至齐在威王卒岁之证也。（魏氏又定孟子至齐为宣王即位之三年，则误。参读《考辨》第九二。）
　　
　　
　　
　　一一八、淳于髠考
　　
　　《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时，淳于髠说之以隐，云“有鸟三年不飞不鸣”，此髠在威王初年既已知名于齐也。（《世家》称邹忌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见之云云，余考邹忌见知在威王初立，则髠在威王早岁即在齐，益可见。）后去而之梁，见梁惠王。《史记?孟荀列传》记其事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髠，髠因谢去，终身不仕”，盖髠亦如田骈之流，皆以不仕为名高者，（史载髠以承意观色为务，其见惠王，初值献马者，后又值献谣者。髠滑稽自喜，谣人之与善马，盖出髠之阴谋，预嘱其到时而献。若阳货瞰孔子出而馈之以蒸豚也。乃惠王惊叹以为圣人，与语三日三夜无倦，而欲以卿相位之，此异乎孟子何必曰利，与惠王愿安承教之意矣。否则殆出后人妄谭，髠虽善察颜色，不能精明至此。又《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引《史记》：“髠死，诸弟子三千人为縗绖。”今无其语。）叶适曰：“淳于髠任己自贤，于当世无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至迁欲列于《滑稽》之首，遂使于二优同称，斯太甚矣。”（《习学记言》。）则诚信谳也。故与孟子辨出处，深讥孟子之进退无义。盖孟子固主孔子所谓不仕无义者也。其后在齐当宣王世，《齐策》：“淳于髠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是也。髠最为稷下前辈，当威王初年已显名。威王在位三十八年，至宣王八年，孟子去齐，其时髠当尚在。（孟子辞卿之位，髠有名实未加于人而去之讥。其后髠事即不见，盖髠已老，当不久而辞世也。）若谓威王初年髠年近三十，则其寿殆逾七十矣。
　　
　　《滑稽列传》又云：“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髠之赵请救，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其事又见于《说苑?尊贤篇》云：“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恐，召其群臣大夫，博士淳于髠云云，（此称“博士淳于髠”，则威王时齐已有博士。《五经异义》曰：“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即指此。其先鲁、魏亦有博士。鲁博士公仪休，见《史记?循吏传》。贾山祖父祛为魏博士，未知当值何时。齐之稷下先生，盖仿鲁、魏博士制为之。（参读《考辨》第七五。）又《礼记杂记正义》引刘向《别录》：“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髠等所说。”）于是王立淳于髠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不敢攻齐。”《复恩篇》亦云：“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召淳于髠。”三文详略虽殊，实同一事。盖楚、魏同谋伐齐，齐则请救于赵也。惟《尊贤篇》开端十三年三字，殊为突兀。刘向为《说苑》，本杂采战国旧籍。此十三年三字，当有来历，殆系所采故记原文，而未加薙芟者。考之齐事，威王初年，魏伐赵，围邯郸，而齐救之。则其后楚联魏伐齐，齐请救于赵，情事大合。《尊贤篇》所称十三年者，殆指齐威王之十三年欤？又按：诸《越世家索隐》引《纪年》，“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次鹿郢立。（当《史记》之王鼫与。）六年卒，不寿立。十年见杀，次朱勾立。（当《史记》之王翁。张文虎《舒艺室续笔》谓：“《越绝》《吴越春秋》，以翁为句践孙，无不寿，《纪年》亦无翁，疑是一人。《史》误分之。《纪年》不寿之后为朱句，而二书并作不扬，疑取义于我朱孔扬，亦是一人。”按：以不扬与朱句为一人，徐文靖《纪年统笺》已有其说。惟徐氏又谓朱句亦即王翁，恐误。）三十七年卒，子王翳立。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滑，乱也。）吴人立孚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当《史记》之王之侯。）十二年，寺区弟思，杀其君莽安，次无颛立。无颛八年薨，是为菼忄蜀卯。故《庄子》云：越人三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吕氏?审己》：“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高诱注：“越王授，勾践五世孙。”畢沅曰：“勾践五世孙则王翳也。为太子诸咎所弑，见《纪年》，与此略相合。前《贲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今按：王子搜又见《庄子?让王篇》，曰：“越人三世弑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淮南?原道》云：“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会而观之，王翳之即搜即授，殆可信矣。然王翳前惟不寿见弑，非有三世弑君之事也。《索隐》谓王子搜为无颛，则诸咎弑王翳，粤杀诸咎，寺区弟思弑君莽安，可得三世弑君之事矣。然庄、吕、淮南之书，自以子授子搜为王翳，恐是越史荒远，故庄、吕、刘三家自说王翳事而误涉其后事，故曰三世弑君耳。《索隐》以为无颛，殆未确也。）盖无颛后乃次无疆，盖无颛之弟也。”乐资《春秋后传》以王之侯为无颛后，乃次无疆，与《索隐》异，惟年距应无歧也。）又曰：“按：《纪年》，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今据自句践卒岁，至无颛薨后十年，共历一百十九年。（鹿郢六，不寿十，朱句三十七、王翳三十六，余无之十二，无颛八，又十，共一百一十九。）适为齐威王即位之十三年。（若以即位翌年改元言之，则为齐威王十二年，是年又为周显王之二十三年。《尊贤篇》十三年三字，若非采自齐记，则为周年而脱一二字。蛛丝马迹，要可寻玩。《今本伪纪年》楚入徐州在周显王二十二年，误前一年。盖由无颛立应在周显王五年。《今本伪纪年》误前一年，楚入徐州之岁，遂依次递误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梁氏《志疑》谓：“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尝与楚相闻。若威王八年并无他国来伐，安得有楚兵加齐，赵王救齐之事？”今按：《史》谓齐威王之八年自误。然梁氏据《史表》以献疑，未亦是也。
　　
　　
　　
　　[附]辨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越年
　　
　　又考《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第十。）“句践称王，徙瑯琊，子与夷，子翁，子不扬，子无疆。楚威王灭无疆，子之侯，子尊，子亲。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岁。”《吴越春秋》卷十亦云然。而《越世家索隐》引《纪年》，“王翳三十三年迁吴”，上距句践都瑯琊凡九十年，无所谓二百二十四岁也。若自句践徙瑯琊后二百二十四岁，其时已在春申君封吴后三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越乌得尚在瑯琊？则《越绝》之误决矣。然自句践徙瑯琊下推一百二十四年，则适值楚围徐州后一年，而世次亦适得八代。（句践一，鹿郢二，不寿三，朱句四，王翳五，余无之六，无颛七，无颛之后则八也。）《水经?渐江水注》云：“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则越都琅邪，实至王无疆时始离去。则《越绝书》《吴越春秋》两书所载，固有依据，非尽凿空向壁之谈。其谓二百二十四年者，特为一百二十四年之字讹。其谓八世，并不误，而特不得其世代传受之详。至谓皆居瑯琊，固失之。大抵越人自王翳徙吴，而淮泗地犹未全失。其后或居吴或居瑯琊，南北不常厥都。自无疆去琅邪，淮泗之地，始不为越有。故《越绝书》《吴越春秋》皆谓勾践以下八世居琅邪，凡一百二十四年也。（参读《考辨》第九六。）余尝谓古书虽多误，而必有其所以误。若寻得其所以误者而说之，则足以即误而显真。兹据《说苑》残文，及《越绝书》《吴越春秋》误字，证《纪年》《史记》楚围徐州一事，可以见考古之事，有时如奕局已乱，为之覆按，尽可一复旧状，不失本来，有如是之巧也。
　　
　　《越绝》卷二又云：“自句践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瑯琊。（今按：自越徙瑯琊后二百三十九年，据《史记》则春申封吴之岁也。）后四十余年，秦并楚。（按：实二十余年。）复四十年，汉并秦。（按：实不到二十年。）到今二百四十二年。（按：此指自西汉到著书人时二百四十二年也。）句践徙瑯琊到建安二十八年，（按：即上文之今时。）凡五百六十七年。”（按：实只五百二十年，误多四十余年，辨见随文所注。）此一条亦多误。要之《越绝》一书，固非向壁凿空，亦往往有依据来历。而其书实疏陋，或见增窜，不足当信史也。
　　
　　
　　
　　[附]淳于髠为人家奴考
　　
　　《滑稽列传》：“淳于髠，齐之赘壻也。”《索隐》：“赘壻，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今按：赘壻盖家奴也。《汉书?严助传》：“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淮南?本经》赘妻鬻子是也。”钱大昕曰：“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壻。”（朱骏声亦同此说。）余谓赘壻者，主家以女奴相配，其实奴也，非其壻也。且古人重宗法，孽子庶女本同僕役，故嫁女则娣姪为媵妾。今赘壻，即谓配宗女，固已无夫道，不得与孽庶伍，则其为家奴审矣。今人以就女家为壻曰赘壻，非古之赘壻也。颜师古谓：“无有聘财，以身质钱”，此以情理推之，恐为非矣。故秦发赘壻、贾人，汉时七科适戎，赘壻与吏有罪亡命者并列，以赘壻之本为奴隶也。《汉书?陈胜传》：“免骊山徒人奴产子”，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今按：奴产子犹赘壻子矣。《武五子传》有家人子，亦奴产子类也。赘壻为家奴，故髠钳。淳于髠，赘壻也，其后贵显，人乃曰彼固髠也，而髠呼之。髠滑稽玩世，则亦以髠自呼耳。然则淳于之名髠，犹英布之姓黥矣。孟子对淳于髠曰：“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知。”小人者，特斥其为髠钳奴也。髠以赘壻小人，而名冠稷下，尊驾公卿，亦当时世变一显例哉。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论齐巫儿事》及赘壻，附其说于此，加订辨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为可霸。盖本襄公之法。《汉书?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是其俗至汉犹然。巫儿以令不得嫁，则必赘壻。（按：巫儿必赘壻，臆测无证。）齐人贱赘壻，以其为巫儿壻，无夫道。（按：当时贱赘壻者不独齐人，赘壻亦不限于巫儿夫。）《史记》淳于髠，齐人之赘壻也。盖自无户籍，依妇家籍者。（按：髠钳，奴也，依人家籍，即是为人奴耳。）《秦策》云：太公望，齐之逐夫。《说苑?尊贤》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此或齐巫儿壻造此故实，以相夸耀。《齐策》：齐人谓田骈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此亦巫儿依令设为不嫁，而赘壻生子之证。谓之设为不嫁者，真不嫁则无赘壻。（按：此安知其非私生子哉？设为不嫁者，标树其名，如今女子自云抱独身主义也。依令不嫁，非设为矣。）《赵策》：赵威后问齐使曰：北宫之女婴儿子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率女而出于孝者，亦是齐女，无赘壻则己名闻诸侯。（按：北宫女之不嫁，特以孝养父母，未见其为巫儿之不依令不嫁也。且既巫儿，例得赘壻。赘壻又不称嫁，又乌从知北宫女无赘壻哉？以赘壻与巫儿相牵为说，自难尽合。）赘壻以己无籍，故秦汉于赘壻或加算，或遣戍。《贾谊传》云：秦地子长则出赘，本以避赋役，故袭齐巫儿风也。（按：子长出赘，与巫儿不嫁自为两事，不得混而一之。淮南有赘妻，则赘子仅鬻卖得赀，出赘未必即得为壻。盖赘壻初本为奴，渐亦成壻，时移事变，未可据后绳前。俞氏论巫儿事或亦其一格，以概一切，则失之耳。））
　　
　　一一九、魏襄王魏哀王乃襄哀王一君两谥考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后称今王，至二十年而书止。杜预《左传后序》谓：“《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崔述辨之云：“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乃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覩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黄式三辨之曰：“韩宣惠王之子谥襄哀王，见《留侯传》。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谥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谥欤？史止称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称惠王，韩襄哀王之称襄王也。（按：《秦本纪》厉共公，《年表》仅称厉公。又秦灵公，《始皇本纪》称肃灵公。秦武王，《始皇本纪》称悼武王。昭襄王，《始皇本纪》作昭王。越武灵王，古书或称武王，或称灵王，皆其证。）《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今按：三晋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谥，且有三四谥者。黄以韩有襄哀证魏襄哀为一君，说最可信。《史》误分襄哀二君，犹如后人误以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二人也。（史公记魏诸君名皆可考，独哀王名无闻，亦一证。）
　　
　　又按《魏世家》，哀王二十三年卒。《索隐》曰：《汲冢纪年》终于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丧毕，始称元年也。今按：战国诸王，未见有行三年之丧者。更未有三年丧毕而始称元年者。《纪年》魏史，哀王卒，以之殉葬，盖所记载终于哀王二十年，其临薨前三年事，史官未及刊定，故付关如，小司马强为之说，非也。
　　
　　
　　
　　一二〇、齐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辨
　　
　　《燕策一》：“燕王哙立，苏秦死于齐，而齐宣王复用苏代。代为齐使于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三年，燕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谓昭王。”其叙事甚明晰。《齐策二》载田臣思劝齐王乘秦、韩之战而攻燕，高诱亦谓是宣王。证之《秦本纪》《韩世家》是年乃秦惠王后元十一年，韩宣王十九年，秦、韩战于岸门，而《年表》均失载。《孟子》亦明记与宣王论伐燕事。按诸《索隐》所引《纪年》，是乃宣王六年也。历来儒者于孟子在齐年代，或主当宣王时，或主当湣王时，纷纷议论不能决。今以诸书参互稽考，则宣王之说自胜。（《日知录》：“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以为湣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耶？”今按：顾氏此论极疏谬。不博考之《纪年》之佚文，无以发《史表》之覆，而以意为之移易，则终不足以徵信，而重起纷纭之争，复何益哉？又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伐燕杀哙，当从《通鉴》作宣王事。宣王即位之年，当从《史记》作显王二十七年。燕哙与齐宣王前后相左，当移上燕哙之年，以合齐宣，不当移下齐宣之年以就燕哙。”此说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已主之。不论其绝无证佐，全出臆断。且若燕哙年移前，此后燕昭年又难定。前人种种安排，总缘不肯细心一究《纪年》耳。）且余谓齐伐燕乃宣王六年，非湣王十年者，犹有旁证，可得而微论者。《史记》湣王伐燕事仅附见于《燕世家》中，而《田齐世家》顾独不载，又不著于《年表》，此史公自审其可疑，故掩而没之也。（汪之昌《青学齋集》卷十一，齐人伐燕年代考，谓“即就《史记》论，《齐世家》湣王四十余年中，绝无一语及于伐燕。《六国表》湣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言及。《燕世家》全录《国策》，其云燕哙立，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亦仍其旧。既与《年表》《苏秦传》不符，下文又突入诸将谓齐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宣忽湣，似不知燕哙之世当值齐何王之年”，其论最是。）又按：《田齐世家》有“桓公午五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召诸大臣而谋。驺忌主勿救，段干朋主救之。田臣思曰：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此文殊可疑。史公于齐威王前事皆不能详。（今《齐策》亦始威王。）此独记载明备，可疑一也。吴师道辨之云：“田臣思即田忌，与邹忌段干朋皆仕威宣，何于桓公时已预大政？”二可疑也。桓公时，秦、魏攻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袭燕。其后宣王时，秦、魏伐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举燕，何其事之脗合？三可疑也。且桓公时秦、魏事无见。《年表》桓公五年，魏、韩、赵伐齐至桑邱，齐伐燕取桑邱。既云三晋伐齐至桑邱，何又云齐伐燕取桑邱？韩自结赵、魏攻齐，则又与求救于齐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辞曰：是天以燕与齐，而仅为取桑邱乎？四可疑也。吴氏因谓“《史》乃误以《国策》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其说甚是。盖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为湣王事，乃以意移此于桓公耳。意当时史公所据本文当有宣王五年之说，而史公乃移以为桓公之五年也。（按米国斐勒德斐亚大学博物馆藏陈囗壶铭文：“隹王五年，囗囗陈▲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内伐匽。”此齐宣王五年伐燕之可证于铜器者。又按：宣王五年，邹忌已先卒。《史》文与下威王二十六年及宣王二年两节全同，均不可据。）考《秦本纪》：“惠文王后元十年，伐取韩石章。十一年，败韩岸门。”惠文王后元十年，当齐宣王五年，其十一年，当宣王六年。是秦之伐韩在宣王五年，韩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败，齐乃以此际袭燕。岁月情事皆恰符。则史公《田齐世家》桓公五年事，即宣王五年之误，夫复何疑？（《韩策》：“秦、韩战于濁泽，韩氏急，欲为和，楚伪救韩，韩遂绝和于秦，而大败于岸门。”《大事纪解题》云：“濁泽即修鱼之战，事在韩宣怀十六年，在岸门一役前四年。韩和战之计不定，故兵连祸结，中间重有请救于齐之事也。”）然则齐伐燕起宣王五年，而取燕则在六年，决非湣王之十年矣。
　　
　　
　　
　　[附]燕昭王乃公子职非太子平辨
　　
　　又按：《燕策》：“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寡人国小，不足先后，虽然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宣王因伐燕，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燕世家》文略同。《索隐》：“按：上文太子平谋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纪年》又云子之杀公子平，今此文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则《年表》《纪年》为谬也。而《赵系家》云，武灵王闻燕乱，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指《燕世家》。）无赵送公子职之事，当是遥立职而送之，事竟不就。则昭王名平，非职，明矣。进退参详，是《年表》既误，而《纪年》因之而妄说耳。”今按小司马常引《纪年》而不加遵信，率如此。余疑《燕策》及《史》文记太子平、将军市被一节，词气支离，多误衍。当为“太子因要（《燕策》作数，今依《史?世家》。）党聚众，（此处应漏一及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此下《策》《史》均衍将军市被四字，又及字乃上文误移而下者。）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以《策》作已。）因（《策》作国。）构难数月。”盖太子平及将军市被始终共事，并及于难。今《史》《策》此节文均误，遂谓市被反攻太子平，而市被又反见杀，于事势情理均难通也。然则《史》《策》下文所云“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者，实为立“公子职”之字误。惟今《策》《史》同误，不知先误者何书，而读者又以妄易其未误之本也。今《六国表》云：“君哙及相子之皆死”，与《索隐》所引《年表》文不同。盖太子二字，又经刊去矣。古书之多经改易，不易审读，如此。
　　
　　又按：雷氏《义证》亦谓：“《燕策》立太子平句，本是立公子职之误。《燕世家》又承其讹也。《索隐》因此信裴駰之解，于《年表》王哙太子相子之皆死句，刊去太子二字，以扶同后说。校刊《纪年》者，于燕子之杀公子平下，又增以不克二字，以弥缝其异。其实皆误也。夫市被与太子平攻子之，可云不克，为其为攻也。若上文既云杀矣，下何以复云不克？此种文义，未之前闻。”雷氏论今本《伪纪年》妄改真本之迹，言极明快。惟市被之冤，虽无的据，固可会合《燕策》《史记》、今本《竹书》种种之误，而据情酌理，以为申雪也。（又按，郭沫若《金文馀释之馀?释◆》引唐兰说，谓“往年齐地所出北燕兵器，多见郾王职名，即是燕昭王。”此亦昭王乃职非平一证。）
　　
　　
　　
　　一二一、屈原于怀王十六年前被谗见绌十八年使齐非即放逐辨
　　
　　《史记?屈原传》：“上官大夫欲夺屈平宪令稿，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乃令张仪事楚。及楚败蓝田之明年，张仪复如楚。怀王听郑袖释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据此，则屈原见绌，在怀王十六年，张仪去秦事楚之前。其使齐在怀王十八年也。所谓疏屈平，屈平既绌不在位者，屈原初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其后稍疏，绌在閒位，即如使齐，亦其绌后事，然犹未至放流迁逐也。而后人遂谓怀王十六年乃屈原被放之期，误矣。（详见近人陆侃如《屈原评传》。）此误始于刘向之《新序》。《新序》之言曰：“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齐，以结强党。秦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向所为《说苑》《新序》，疏谬不可胜辨，此尤显与《史记》相乖。屈原见绌在张仪至楚前，此以为张仪来楚之后，一误也。屈原仅见绌，此为被放，二误也。屈原使齐在十八年，此移在十六年，三误也。张仪赂靳尚郑袖，在其再来楚之后，此以为在其初至之时，四误也。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史记》在怀王入秦后，此以为受张仪之赂，五误也。（王懋竑疑屈原并不及怀王入秦时，语详《考辨》第八七、第一二七。此特就《史记》《新序》异同言之。）屈原使齐，正为见疏后事，而《新序》又谓怀王复用屈原，再使齐，六误也。《离骚》言美人香艸多矣。其言椒兰，亦托物以喻意。刘向误以兰为子兰，又别造子椒之名，七误也。（朱子《楚辞辨证》云：“此辞之例，以香艸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乱欲衰，人多变节，故于兰芷不芳之后，更叹其化为恶物。而揭车江离，亦以次而书罪焉。盖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又误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而不复记其香艸臭物之论。流误千载，遂无一人觉其非者，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椒之属，盖不知其几人矣。”今按：朱说甚是。然《史记》子兰，未见其必据《离骚》椒兰之文而误。余谓其误盖始于刘向，误谓《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句兰指令尹子兰，而妄增司马子椒之名。王逸又误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也。至《人表》又为令尹子椒子兰，依其行事当居下下，而列在第六。与唐勒景差之徒同等，何其谬无高下至此？盖必有误，非庄氏之本矣。）且《史》固云：“离骚者，犹离忧也。”读其文字，亦不见有流放迁逐之迹。今既误以屈原于怀王十六年前即被放逐，遂谓《离骚》乃被放后所作，八误也。（史公《屈原传》：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此正说也。其《太史公自序》谓屈原放逐著《离骚》，《汉书?迁传?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犹云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特属行文之便，非史实矣。若确作实叙语，殆始刘向。《汉书?贾谊传》：“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地理志》亦云：“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皆沿刘氏之误。）昔汉武拜汲黯为淮阳太守，黯泣曰：“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闥，补过拾遗。”上曰：“君薄淮阳也？吾今召君矣。”黯既辞，过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与朝廷议矣。”屈原之疏而见绌，不在位，使齐，与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者，亦犹是耳。后人不辨，率每与刘氏之说同误，余故详论之如此。
　　
　　又按邹叔子《遗书?屈子生卒年月考》，论屈子作《离骚》岁月云：“《史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大夫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刘向《新序》秦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共谮屈原。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考张仪去秦相楚，诈楚绝齐，皆在怀王十六年，则原之见放作《离骚》，必是年也。《离骚》曰：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又曰：及华岁之未晏兮，时亦犹未央。又曰：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王叔师《注》，于前曰及年德盛时，中曰冀及年未晏晚，末曰愿及年德方盛壮，以是徵之，则作《离骚》之时，屈子年方壮。惟老冉冉其将至兮，似非壮年人所宜语。然叔师《注》引《论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偁焉，下继之曰：屈原达志清白，贪流名于后世。盖志士惜日，不觉其年之方富也。况冉冉训渐渐，（见《五臣文选注》。）曰将，曰渐渐，皆望而未至之辞。则《离骚》为屈子壮时所作，明甚。屈子之生，以周显王二十六年，下至作《离骚》之年，适三十一岁。记曰：三十曰壮，则及余饰之方壮者，正三十之谓也。”今按：邹氏定《离骚》作于屈子壮岁，似矣，而必牵连《史记》《新序》为说，则误。屈子作《离骚》时，张仪来楚与否，今未可考。要之屈子见疏，不係于张仪。其为《离骚》，则或与张仪来楚时相先后耳。
　　
　　
　　
　　一二二、孟子去齐考
　　
　　孟子去齐，当在周赧王三年，齐宣王八年，燕人畔齐之后，此前人已多为是说者。（林氏《战国编年》卷三论此最析。其言曰：“《孟子》，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朱子《集注》引燕人立太子平为说。则是昭王之立，宣王尚在，而孟子亦未去齐也。陈贾曰：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仁智，周公未之尽，而况于王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孟子去齐，曰：王庶几改之。皆明明就一人之身言。不得谓过在宣王，而惭在湣王也。则齐宣、湣之年，《史记》固误，而《通鉴》亦未合。惟以《纪年》推之，则燕立太子平在宣王九年，而孟子去，盖得其实。后人信《孟子》，即安得不信《纪年》耶？”按林论孟子去齐时为宣王极是，至太子平之辨，详《考辨》第一二〇，则林氏所未及也。）其谓充虞曰：“由周而来七百余岁矣。”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据此云：“若在赧王元年丁末，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岂肯少言之。”因疑孟子去齐当在显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满八百岁以前。此其误，江永《群经补义》已详辨之。谓：“后人于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误衍之年七十二年。自武王乙卯至赧王己酉（三年）。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实得七百三十九年，正与孟子语合。”（江曰：“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误衍之年，其误始于刘歆《历谱》。共和以前之年，史迁不能纪，惟《鲁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炀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厉公三十七年，献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厉王出奔彘，共和行政，为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鲁公伯禽，《史记》未著卒年，《历谱》谓成王元年为命鲁公之岁。鲁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则成王元年至厉王己未，二百单三年耳。以汲冢《竹书纪年》考之，武王伐殷为十二年辛卯，与今传己卯者异。武王陟于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戍，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厉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厉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皇极经世》《通鉴前编》诸书，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羡出七十二年，正是刘歆《历谱》误衍之数也。”又魏源《孟子年表考》说同。惟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谓“刘歆《历谱》所谓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后之八年，周公摄政七年之明年也。《经世》诸书所谓成王元年者，乃武王崩后之明年也。又《历谱》称鲁武公二年，《世家》则武公九年，今考定较《经世》诸书实少五十六年”，与江说异。（参读本书序文））则孟子去齐，当在周赧王三年后，更无疑矣。
　　
　　宋翔凤《过庭录》有论孟子去齐年岁一节云：“俗传《孟子谱》云：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此言诞不足信。《公孙丑篇?孟子将朝王》章，言恶得其一以慢其二哉？是盖在孟子去齐之前。当赧王三年，孟子年过七十，故云齿尊。《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则五十六十虽在养老之列，而尚无此隆礼，安得以齿尊自居？若孟子生于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仅六十一岁，不宜云尔矣。计孟子致为臣而归时，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为臣。若曰不可更仕矣。他日王谓时子曰：吾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此亦养老优贤之义，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归也。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曲礼》：七十赐几杖。孟子对客隐几，正是年过七十之证。则生于烈王四年之说，全不可据也。”今按：宋氏信黄震《日钞》，谓孟子仕齐湣王，故其论孟子事多误。独此条辨《旧谱》孟子生于烈王四年之说，颇为精确有见。然其论亦仅足为孟子去齐年过七十之证，未见其必为始逾七十也。孟子仕齐八年，《将朝王》章一事，未知定在何时，不得即谓赧王之三年。致为臣与中国授室，亦未可全据七十致事之礼为说。（参读《考辨》第七六。且《曲礼》亦有不得谢之说，则亦非一逾七十必致事也。）宋氏又谓：“以赧王三年孟子七十余岁，知生于安王二十年前后。自安王二十年至赧王三年，恰得七十一年。前尚可言，后则非矣。”宋氏必欲抑后孟子生年者，为以《孟子》书载鲁平公谥，宋氏必以出孟子亲笔，而谓孟子卒后鲁平公，故为此也。若更核以梁惠王称孟子为叟之事，知孟子年不应再后。故余谓孟子之生，最晚在周安王二十年者，以此。宋氏之论，盖有未尽。阎氏《释地》又论孟子在齐辞十万钟之禄云：“陈戴盖禄万钟，为齐公族。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禄同于戴，则仕齐当十年。倍戴，当五年。或少倍，亦不下六七年。”今按：孟子言辞十万钟，此成数，非确数也。宋氏《孟子赵注补正》云：“王谓时子，养弟子以万钟，言致卿禄一岁之粟，若后世致仕食俸之法”，疑为近是。今即以宣王元年起算，至宣王八年，固不及十万钟。（狄氏《编年》谓：“孟子其始为宾师，但受公养之礼，不受禄。其后为卿，受粟十万。凡言无官守无言职者，皆在为宾师时，言当路于齐加齐卿相者，皆在为卿时，当分别观之。”其说极是。然谓受粟十万，仍不知其非确数也。宋氏《四书释地辨证》谓：“孟子在齐二十二年，辞十万，盖谓湣王时所辞之禄。”则更大误。孟子不仕湣王，辨不胜辨，历观余前后关系诸篇，自见其失。）
　　
　　又按：孟子去齐，居于休。或据《路史?国名纪》，休在颍川，属宋境，谓孟子去齐之宋。余考孟子之宋尚在前，此时孟子已年老，既谓至宋，亦何远居颍川？阎若璩《释地》谓：“故休城在今兖州府滕县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约百里”，此差近是。从此孟子归隐不复出矣。（又按：《孟子》书，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俱称谥，独宋王偃不称谥。书中亦不见述及宋偃亡国。或《孟子》书成于魏襄王卒后宋亡前十年之内，上距孟子去齐二十余年。此亦《孟子》书未必出孟子亲自论次之证也。阎若璩曰：孟子道不行，归而作《孟子》七篇，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孟子生卒年月考》又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出处。（仝上）周广业曰：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至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者？诸子皆孟门高第，七篇中无斥其名者。（《孟子出处时地考》），两说皆近是，而似当以周氏为尤信。如万章亦有称万子，则非尽出章、丑之徒之证也。）
　　
　　
　　
　　一二三、宋鈃考
　　
　　《汉志》小说家《宋子》十八篇，班固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又名家《尹文子》一篇，班云：“说齐宣王。”师古曰：“刘向云：与宋鈃俱游稷下。”今按《荀子》书以墨翟、宋鈃并称，则鈃乃墨徒也。（陶潜《群辅录》以宋鈃、尹文为三墨之一，后世惟俞正燮《癸巳类稿?墨学论》，亦以宋鈃为墨徒，而孙诒让《閒诂》非之，则古今知此者尠矣。）班氏称其书近黄老意者何？荀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正论》。）又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解蔽》。）此《老子》谓：“少施寡欲，绝学无忧”，而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者也。又曰：“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此老子所谓“少则得，多则惑”，“为道日损”“俭故能广”，“馀养赘行，有道不处”者也。又曰：“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正论》。）韩非亦言之，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显学》。）此《老子》所谓“勇于不敢”，“柔弱处上”，“大白若辱”，“知雄守雌”者也。《庄子》之称之曰：“宋荣子，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定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逍遥游》。）此《老子》所谓：“明道若昧，深不可识”，“知我者希则我贵”者也。《庄子》又称之，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天下篇》。）此《老子》所谓“我有三宝，以慈为先”，“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者也。又曰：“宋子语心之容，名之曰心之行。”《韩非?显学篇》：“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宋荣之恕与宽，即其所言心之容也。此《老子》所谓“知常容，容乃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又云：“接万物以别囿为始。”此《老子》“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为袭明”，之旨也。又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此最墨徒之精神，而《老子》所谓“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者也。余尝谓黄老起于晚周，兴于齐，又谓道原于墨。若宋子，宗墨氏之风，设教稷下，其殆黄老道德之开先耶？然所以入小说家者何？《庄子》曰：“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天下篇》。）又以与尹文并称。尹文书入名家。名家者流，大率取譬相喻，务在众晓。故《汉志》评小说家亦曰：“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此宜与名家为近。荀子讥宋说，亦以入溷攘豕为譬，意宋子书多此类，所以归之小说家，而实与当时名家辨士白马非马诸论相通流也。（刘昼《新论?九流篇》：“名家，宋鈃尹文惠施公孙捷之类也。”孙诒让《札迻》云：“检《汉志》无公孙捷，疑当作公孙，捷子。公孙谓公孙龙，捷子自为一人。《汉志》公孙龙在名家，捷子在道家。”今按：刘氏以宋鈃为名家首称，正与余论相合。六朝学者，精研名理，犹知其义，后世则荒矣。）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约略可以推论者，仅此。至其行事亦不详。《孟子》书有秦、楚将构兵，孟子遇宋牼于石邱一节。张宗泰《孟子诸国年表》记曰：“当孟子时，齐、秦所争惟魏。楚虽近秦，时方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畔去齐。《孟子疏》：石邱宋地。（樊云：“《一统志》石邱在卫辉齐胙城县东，《疏》以为宋地，是也。”）则孟子去齐之宋而遇牼也。”阎若璩云：“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稷下学士复盛，孟子尝与宋牼有雅，故邂逅石邱，呼以先生。”焦氏《正义》则谓：“牼盖年长于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今按：其时孟子年已逾七十，而牼欲历说秦、楚，意气犹健，年未能长于孟子。先生自是稷下学士先辈之通称。孟子亦深敬其人，故遂自称名为谦耳。（宋牼欲罢秦、楚兵而说之以利，孟子则主说之以仁义，此亦儒、墨之异同也。）又荀卿《正论篇》屡及子宋子，曰：“今子宋子乃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将恐碍伤其身也。”又曰：“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然而说不免于以治为至乱，岂不过甚矣哉？”凡此云云，足徵荀卿著书，宋鈃犹在，同居稷下，故其辞气如是。余考荀卿年十五，始游学来齐，至宣王末年，荀卿年近四十。成学著书，当始其时。宋鈃之没，或值湣王之世，要与尹文相次。又考《盐铁论?论儒篇》，历述湣王末世，稷下诸儒散亡，有慎到接子田骈孙卿而无宋子尹文，疑两人或先卒。今姑定宋子遇孟轲于石邱年近五十，则其生当周显王十年前，或视庄周稍晚。若寿及七十，则与庄卒年亦相先后。庄宋同时，故庄周著书亦时时称述及之也。（《荀子》杨倞注：“宋鈃宋人，与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时。孟子作宋牼，与鈃同音口茎反。”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宋荣即宋鈃，荣鈃偏傍相通。《月令》腐艸为螢，《吕览》《淮南》作鈃。荣之为鈃，犹螢之为蚈也。”）
　　
　　《庄子?天下篇》称：“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之说，又见《吕氏春秋?去宥篇》。谓：“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皆甚有所宥邪。故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此盖宋尹别宥说之犹存者。（《吕氏》篇首即引东方墨者谢子，亦由宋尹墨徒，故引墨家事为说。）其言亦就近取譬，类于街谈巷语，故《汉志》以入小说家。余疑《吕氏?去宥》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尸子?广泽篇》称：“料子贵别囿”，料子或疑即宋子。（马叙伦《庄子义证》主其说。惟未有的证。又谓尸子正与宋子同时，则大谬。）
　　
　　一二四、尹文考
　　
　　《汉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班固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今《道藏》本上下二篇，云出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诠次。其序曰：“尹文子者，盖出周之尹氏，（《隋志》亦云：“尹文子周之处士，游齐稷下。”与高注《吕览》不同。）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著书一篇，多所弥纶。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意甚玩之，而多误脱。聊试条次，撰定为上下篇。”晁公武《读书志》“李献臣云：仲长氏统也，熙伯，缪袭字也。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岂史之误乎？”《四库提要》谓“仲长氏未必是统，晁氏因此而疑史误，未免附会。”近人唐钺据《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志》，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云云，谓“撰序人故作狡猾，影射仲长统。未曾细考，遂露破绽。周广业《意林注》以为恐是序出伪托，非是史误，诚然。”（见唐著《中国史的新页?尹文和尹文子》。）此论撰序者之伪也。
　　
　　至序称同学于公孙龙云云，后人疑辨者亦多。余谓伪序所据，本为“尹文先于公孙龙，公孙龙称之”，今乃误脱一先字也。考《汉志》凡云称之者，皆谓后之称前。如“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公子牟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班氏此说自误，详《考辨》第一四六。）“郑长者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将钜子，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慎子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班谓慎到先申亦误，详《考辨》第一三七。）皆其例。亦有单称其人在某之先者，如“闾丘子在南公前”，“尹文子先公孙龙”，“田俅子先韩子”，皆是。知其在某之先者，正以其见称于某而定。此与前例一意，语有详略耳。复有仅举其见称于某者，如《宋子》下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则知宋子先孙卿也。今班氏云：“尹文先公孙龙”，而《伪序》云：“公孙龙称之”，正足发明班氏之例。盖班氏自据当时公孙龙书有称尹文语而言。惟今公孙龙书既缺，故所称尹文语皆不见耳。高诱注《吕览》亦云：“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与《伪序》相同。知《伪序》自有据，而今本之为脱误也。
　　
　　又谓尹文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同学者，以当时稷下先生皆不治而论议。古者宦学齐称，今稷下之流皆不仕，乃相谓同学。犹《史记》称“荀卿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也。当时稷下先生自避仕宦之名而称学者，后人不深晓，不察同学二字之意，遂妄疑其同学于公孙龙，遂为灭去一先字矣。（《容斋随笔》十四引刘歆说：“尹文居稷下，与宋鈃、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按：《艺文志》颜师古注“刘向云与宋鈃俱游稷下”，不谓同学于公孙龙也。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谓洪氏取伪仲长统《尹文子叙》而讹为歆说。唐钺云：“马總《意林》有《尹文子》二卷，刘歆注，或者唐代所行《尹文子》有伪托刘歆注本。《容齋》所引刘歆云云，即出于此。”（见唐氏《尹文和尹文子》）所言似较马氏为确。）
　　
　　《孔丛子》“子思在齐，尹文子生子不类，而告子思。”今按：《吕览?正名篇》载文与齐湣王论士，则尹文乃宣王时稷下旧人，至湣王时尚在。湣王立，子思死已百年。尹文见湣王，即不及见子思，遑论生子而告载？《孔丛》伪书，其言鄙陋，不足信。（《列子?黄帝篇》：尹生从列子居，曰：章戴有请于子。张湛注：章戴，尹生名。沈钦韩谓此尹生即尹文。《列子》既伪书，而沈说又无据，姑以誌一说于此。）
　　
　　《说苑》：齐宣王问尹文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以“无为而能容下，事寡易从，法省易因，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吕览?正名篇》载文与湣王论士，谓见侮不斗，全国之法令，不当以为辱。《庄子?天下篇》谓“宋鈃、尹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则尹文实承墨氏之绪，（陶潜《群辅录》列宋鈃尹文为三墨之一。成玄英《庄子疏》：“宋鈃、尹文咸师于黔而为之名也”。或疑黔指黔娄子，此殊无证，窃疑黔乃墨字之讹。盖宋尹为墨徒，犹为晋唐旧谊也。）其《名书》开公孙之辨，无为容下，标道家之的。《韩非?内储说上》载尹文与齐宣王论治国以赏罚为利器，则通于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启道、法，此自是稷下学风。盖略当于魏文之鄴下。一时学者广收并纳，包孕富有，散而为天下之道术，则不胜其异也。今传上下篇，仲长氏序谓即《汉志》一篇之本而加条次，然其书颇可疑，殆非《汉志》之旧矣。（《大道上》：“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惊。禁暴息兵，救世之斗”云云，明袭《庄子?天下篇》。庄书乃约述宋、尹论学宗旨，决非袭取《尹文》书也。又圣人下序田骈、彭蒙事尤为误袭《天下篇》之显见者。（详《考辨》第一三九。）书中屡引《老子》，亦为其书晚出一证。）
　　
　　
　　
　　一二五、惠施卒年考
　　
　　《史记?魏世家》：“哀王九年，与秦会临晋，张仪归于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曰：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其言不及惠施。以施在魏地位言，犹高于三人，疑其时已先卒。然则惠施卒年，殆在魏襄王五年使赵后，魏襄九年田需卒前。自此上溯徐州相王，凡二十五年。惠施寿盖六十左右，其生当在烈王之世。（《魏策》：“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鲍彪注“周宵，孟子时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吴师道正云“田文前相魏，当襄王时，孟子见梁襄王，相去不远也。”今按：《策》文云：“犀首谓魏王曰：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又曰：“犀首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苏代为田需说魏王，魏王复厝需于侧”。则田文初相魏在襄王初年，时田婴犹尚在。其后至襄王九年而田需卒。孟子曾见襄王，岂有相去三十年之说？）
　　
　　
　　
　　一二六、张仪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
　　
　　《六国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考《仪传》，仪以秦武王元年重至魏，当哀王九年。相魏一岁，卒于魏，则哀王十年也。（《秦纪》亦同。）惟核之《魏世家》，哀王九年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三人相，苏代为说魏使相太子，（亦见《魏策》。）则张仪未相魏。《仪传索隐》引《纪年》云：“张仪以哀王九年五月卒”，郝氏《竹书纪年校正》论之云：“《史记》哀王即《纪年》襄王也。《韩世家集解》徐广亦云：魏哀王十九年，《纪年》于此亦说楚入雍氏，其时张仪已死十年矣。是张仪之卒，在魏襄王九年。”今按：郝说是也。《今本伪纪年》张仪卒在周隐王三年，当魏襄王七年，误前二年。《史记》则误后一年也。雷氏《义证》定仪死在哀王十年，并谓九年曾相魏。盖初以太子相，而卒以张仪为相。其说皆误。（《齐策》：“秦武王出张仪于魏，齐人兴兵伐之。张仪使冯喜说齐，谓伐梁即所以信仪于秦王，此亦未可信。盖袭《魏策》“张仪以秦相魏，齐、楚怒，欲攻之，雍沮说齐、楚”云云，与此说合。仪欲以魏合秦、韩，惠施欲以合齐、楚。惠施见逐，故齐、楚怒仪而欲伐魏，似较有据。然尚在惠成王十三年，至武王逐张仪，策士本雍沮之说，造为冯喜之事，而《史》误取之耳。）《周季编略》谓：“张仪逐惠施在哀王九年”，尤误。东瀛泷川氏《史记会注考证》有《正义》佚文云：“张仪秦武王元年卒，赧王之五年。”正与《索隐》引《纪年》符会。
　　
　　又考《仪传》及《楚世家》，张仪以楚怀王十八年重至楚，是年即秦惠王末年，楚囚张仪，既而释之。仪得返秦，值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已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遂至魏，以魏哀王九年五月卒。即秦武王之元年也。计其自秦至楚，复返秦而至魏以卒，前后最多不出十七月，其间更无时北说韩，东说齐，又西说赵而北说燕，甚明。且仪之去楚，怀王已悔之，使人追仪勿及。时齐尤恶张仪，仪决不敢幸脱楚祸，复说齐、赵。且张仪去秦，乃见逐于武王，又何为为之说六国，令相率事秦哉？余观仪生平足迹所到，仅为魏、秦、楚三国。燕、齐非所及。至《秦本纪》称：“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集解》徐广曰：“越一作赵。”此乃秦史夸大之辞。然亦并不及燕，亦非张仪连衡之效。今《史》《策》载张仪为秦连横事，皆虚，已著其辨于《苏秦篇》。（《考辨》第九十五又一〇七。）
　　
　　又按：《楚世家》：“怀王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使使遗楚王书。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怀王二十年，齐乃宣王，非湣王。（参读《考辨》第一二八。）张仪已死，公孙衍亦不在秦。书中又先举武王谥，皆误。下文昭睢曰：“秦破韩宜阳”云云。《集解》：“徐广曰：怀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阳，然则已非二十年事。”《通鉴》载此事于怀王二十三年，梁氏《志疑》定其事在二十六年。然其时张仪死已久，秦已为昭王。（昭王元适当怀王二十三年。）齐仍为宣王，与书中语益不合。史公此书，盖不足信。然据书中云云，亦见张仪去秦，本由见逐，当时亦并无六国听张仪语连衡事秦事。则此书虽策士妄造，亦可证张仪连衡之不实也。
　　
　　
　　
　　一二七、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
　　
　　屈原自怀王十八年使齐返，至三十年怀王入秦，中间凡十二年，事迹无考。昔人谓屈子尝居汉北，证诸《九章》，如《抽思》：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指屈原居汉北最显。而姚鼐云：“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不悟入秦不得曰集汉北。不忘欲返，乃屈原自望返郢，非悲怀王不得返也。姚氏不信屈子居汉北，强为之说。又望南山，一本作北山。王夫之云：“北山，襄邓西北楚塞之山。”要之《抽思》若为屈原作，则必在汉北，无疑。又下云：“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则故作快意之谈也。（主屈原居汉北，似始王船山《楚辞通释》，方睎原亦谓以《抽思》考之，屈子始放，盖在汉北，语见戴震《屈原赋注》引。又屈复《楚辞新注》谓《抽思篇》当作于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伐楚时，林云铭《楚辞灯》、蒋骥《楚辞注》亦以《抽思》《思美人》为屈原居汉北作。）
　　
　　《思美人》：
　　
　　“指皤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南人即指楚人。原居汉北，故云然。皤冢山，汉水所出，原居近之。（屈复谓“《思美人》篇，当作于怀王二十五年，与秦会黄棘时。屈子尚欲南行而死谏。”）
　　
　　《悲回风》：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此屈子居汉北，与河域淮源皆近，故云然也。
　　
　　及《九歌?湘君》：
　　
　　“令沅相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以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王夫之云：“《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今按：洞庭在江北，与汉水通流，（参读本篇附辨一。）今曰北征而邅道于洞庭，则原居犹在洞庭北也。又“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水经》：“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沔即汉水。涔阳者，汉之阳也。《史记》：“沱涔既道”，郑玄云：“水出江为沱，汉为涔。”原居汉北，与涔阳极浦正合。王逸云：“涔阳，江崎名，附近郢。”《说文》：“涔阳渚在郢中”，此皆以意强说。近人疑《九歌》非屈原作，固无的据。若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南郢沅湘之间而作，以《湘君篇》论之，尤可断其必误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北渚即洞庭之北渚，亦即《湘君篇》夕弥节兮北渚也。若江南洞庭浩瀚黏天，日月若出没其中，决无秋风木叶之象。（参读本篇附辨一。）
　　
　　《国殇》：
　　
　　林云铭《楚辞灯》：“怀王时，秦败屈匄，复败唐昧，又杀景缺，大约战士多死于秦。”余谓原居汉北，实近其地。触景伤怀，故有此作。篇中“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轂兮短兵接。严杀尽兮弃原壄，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懲”，云云，皆言北方战事，与南郢、沅、湘之间不合。近人或谓《曲礼孔疏》《春秋正义》及《玉海》皆言战国时通行骑战，而此篇仍言车战，以为《九歌》出战国以前。然余考《齐策二》：“秦具革车三十乘纳张仪于梁”，高诱云：“革车，兵车也。”《魏策三》：“孟尝君说赵救魏，赵王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又至燕，燕王为起兵八万，车二百乘。”《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陈轸说楚王选师言救韩，令战车满道路。”此均战国时有车战确证。苏秦说齐云：“齐车之良。”说楚、赵云：“车千乘，骑万匹。”说魏云：“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燕云：“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张仪说楚、韩亦言：“秦车千乘，骑万匹。”皆计车骑，与徒步持戟之士而为三。赵武灵王令国人习骑射，国人初不从令，则战国时固非纯行骑战。又《史记?燕世家》：“燕王喜起二军，车三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其事远在战国末年，去赵武灵胡服骑射逾五十年矣。岂得谓战国无车战哉？又岂得据此疑《九歌》之不出战国哉？其言吴戈长剑秦弓，亦明系战国时人语。
　　
　　《河伯》：
　　
　　“与女游兮九河，与女游兮河之渚”云云，以汉北近河，故及河伯。若南郢、沅、湘之间，则去河已远，不应祀河神也。
　　
　　以至《渔父》：
　　
　　《水经?沔水注》引《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云云。”又曰：“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王夫之云：“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原居汉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邓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今按：近人亦疑《渔父》非屈原作，然亦足为原居汉北一助证耳。《史记》叙之顷襄王怒迁屈原之后，亦误。
　　
　　诸篇，皆可见。余则谓原为三闾大夫，盖即其居汉北时也。何以言之？王逸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此凡有二误。以任三闾大夫混于为左徒任职用事时，一也。不知三闾乃邑名，因谓职掌昭屈景三族，二也。以公邑称大夫，私邑称宰之例，如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凡称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楚则有县尹县公，然亦有大夫。如上官大夫谮屈原，上官即邑名也。（《姓纂》：“楚庄王少子兰为上官大夫，后以为氏。”庄王即顷襄王，子兰乃庄王弟，怀王稚子，此误。《通志?氏族略》：“楚王子兰为上官大夫，因以为氏。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亦以子兰即上官大夫，而上官则为邑名。又据《楚策》，靳尚死在怀王入秦前，而上官大夫下及襄王。《人表》上官大夫五等，而靳尚列七等。刘向《新序》、王逸《离骚序》，乃以上官大夫为靳尚，非也。）知三闾亦邑名矣。（应邵《风俗通》：“三闾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闾氏。”《通志》亦入以邑为氏类，则亦谓三闾乃邑名。）惟三闾之邑，不见于他书。余又考楚有三户，盖即三闾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传》：“秦、晋戍鄀，楚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以围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商密今南阳丹水县，析南阳析县。”《水经注》：“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师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是鄀本在商密，后鄀既迁，而其地乃改称三户。《左》哀四年《传》：“以畀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即此矣。”盖商密之鄀，以畏秦之偪而暱楚南迁，为楚之附庸。楚遂踞其故地，而更名三户。三户者，表楚昭屈景三族。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南阳府志》：内乡县有屈原冈。《括地志》云：“内乡即析县故地”，正古商密鄀国境也。殆屈原为三闾大夫，正在丹析之三户，故其后乃有冈名遗迹欤。（《南阳志》云：“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史记》所载大败楚师于丹析时也。”今考《史记》秦、楚构兵，无楚怀王亲出攻秦事。且张仪说楚绝齐，原已先疏，亦与此事无涉。《志》语实不足信。盖后人仅知原沉湘汨，不复知原居汉北，故不得其意而强说之如此。）楚始南阳，宋翔凤《过庭录》考定在丹析入汉之处，（《水经?江水注》：姊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今按《左》僖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即秭归也。谓楚有嫡嗣熊挚，以废疾不立而居夔，为楚附庸，未知信否。屈原楚之同姓，其生地在秭归容可信，惟谓其地即楚熊绎始封之丹阳，则决误无疑也。）则丹析三户之境，实楚人开国发祥之地，应有先王遗庙。王逸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因书璧以为《天问》。”此所谓先王庙者，正丹析三户之境，为屈原所彷徨矣。余更考诸《楚辞》言汉北诸地者皆合。（详前引。）因知原居汉北，即为三闾大夫，在南阳之三户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谓“原居汉北鄢郢”，鄢郢不能称汉北，又距郢为近，去嶓冢沧浪淮源河域涔阳皆远，殆不足信。屈复《楚辞新注》谓屈原屈汉北，当于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三国共攻楚，杀唐昧之岁召回，洪兴祖以为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误。林云铭亦主此说。今按：怀王十八年屈原使齐返，至是早十一年。果如屈说，则屈原殆自使齐返后乃迁居汉北。然屈原既卒于怀王时，又劝怀王无入秦者系昭睢，非屈原。（参读《考辨》第八十七。）则屈子之放居汉北，其固复见召用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
　　
　　
　　
　　[附]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古史地名，每因人事为迁徙。如《禹贡》彭蠡、衡山本在江北，后人以江南之彭蠡、衡山说之，遂多扞格。（说彭蠡在江北者，有崔述《夏考信录》，倪文蔚《禹贡说》，魏源《书古微》诸家。说衡山在江北者，有杨守敬《禹贡本义》。）屈子《楚辞》有洞庭，余据先秦旧籍，参稽考订，知其时洞庭亦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史记?苏秦传》：“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駰案《战国策》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然则五渚在洞庭。”《索隐》：“五渚，五处洲也。刘氏以为五渚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或说五渚即五湖，与刘氏说不同。”今按：《集解》引《战国策》，其文见于《秦策》。“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东伏于陈。”其文又见《韩非?初见秦篇》，作洞庭五湖江南，五渚即五湖，而五都亦即五渚也。《史记?苏秦传》文，亦见《齐策》。鲍云：“五渚，《史》注在洞庭。”吴云：“今详本文，（即上引《史》文。）下汉而至五渚，则五渚乃汉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今按司马贞、吴师道两人，谓五渚应临汉水，在其下流。（此所云下流，乃对秦之在上流而言，应善会。）此绝无疑者。然裴駰五渚在洞庭，此据《策》《史》原文，亦必无疑。后人自疑洞庭在江南，故迷惘不得其解。若知战国时洞庭本在江北，则《策》《史》原文已明，不烦纷纭也。（《水经?湘水注》：资、沅、湘、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以资、沅、湘、澧兼江水而足五渚之数，牵强难信，所不待辨。而后人必不忍舍江南洞庭这成见，真所谓积非之成是也。）又余考战国楚都鄢郢，在宜城不在江陵。《荀子?议兵篇》：“楚人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其证。《史记?白起传》：“昭王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邓五城。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此所谓郢，即鄢郢也。（参读《考辨》第四一。）《苏秦传》又曰：秦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徐广曰：“今南郡宜城”，此最得之。《水经?沔水注》：“夷水东流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故鄢郢之旧都，城南有宋玉宅。”是也。《楚世家》云：“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衰，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高诱曰：秦兵出武关则临鄢，下黔中则临郢。此误释鄢郢为鄢与郢也。秦兵先拔郢，再拔黔中，则高说之误，显然矣。）《水经注》：“鄢水历宜城西山，谓之夷谿。”则西陵夷陵皆近鄢郢，为楚先王坟墓所在。（后人以宜昌之夷陵西陵说之，不知秦拔巫郡黔中，尚在其后，且系蜀师东下，与白起不涉。）故毛遂曰：“白起率数万之众，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也。（蔡泽亦云然。）秦拔鄢郢，而襄王东退保陈，若楚都江陵，秦兵已先取鄢，南下破楚都，何能转迎秦锋，越其兵路而远避至陈哉？楚自昭王徙郢，本无复回江陵之明文，后人疑楚都仍在江陵者，徒为班氏《汉志》所误耳。（班《志》谓楚始封在丹阳郡之丹阳县，此岂可信者？曾鞏《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荆及康狼，楚之两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阝焉]水，其后曰夷水。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郢，楚都也，遂拔之，是宋人犹知白起拔郢在宜城，不在江陵。）先秦故籍，不较班书为可据乎？楚都鄢郢既近汉水，则袭郢而取洞庭五渚，洞庭五渚亦必近汉水矣。故知洞庭五渚当临汉，与汉水相通流也。
　　
　　又《水经?江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钧势敌，竞进争权，君勿能制，南氏用分为二。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今按郦氏释南郡名义至确。然既知南郡为二南之南，则鄢郢必指宜城，决非江陵，自可见矣。自鄢郢残破，汉封临江王乃在江陵，不在宜城。惜乎郦氏之未能辨也。
　　
　　然则江南何指？曰《秦本纪》：“昭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正义》引《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则所谓江南者殆指此。（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谓：“下汉至五渚者，仍由汉入江而后至洞庭也。”不悟如此则非四日可至。秦之攻楚，亦何待远至洞庭？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谓：“《燕策》所谓取洞庭五渚者，由江取洞庭，由汉取五渚。”则江南二字又难安放。此皆不得洞庭五渚地望而强为之说者。）今再以《九歌》言之，曰：“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决非江南洞庭，湖水广员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之所有也。曰，“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今按湘即汉也，（参读下篇。）湘君为汉水之女神，而祭神者居汉北，故望神之来享，而曰北征，又曰邅道洞庭，正以洞庭与汉通流，而祭者犹在洞庭之北也。
　　
　　又按《山海经?中山经》有洞庭之山，曰：“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蘼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今按《中山经》诸山皆在江北，此又洞庭潇湘，战国人以为在江北不在江南之一证也。（吴任臣《广注》引：“刘会孟曰：洞庭之山，今属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中有一穴，深不可测。”嘉庆《一统志》：“洞庭山在德安府应山县西四十里，山下一穴，其深不测。”《山海经》洞庭之山，固在应山县境与否不可定，要之在湖北不在湖南，则无疑也。）
　　
　　
　　
　　[附]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楚辞》歌洞庭，在江北，其言湘、澧、沅诸水，亦江北水也。《楚策》庄辛谓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饮湘波之鱼。驰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高蔡即上蔡，是与上蔡相近有湘水也。《水经?沔水注》：“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王莽之相阳矣。”襄阳可以为相阳，则襄水亦得为相水。《楚辞》湘水，或即襄之异字。乐史曰：“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其名无定。故陆澄之《地记》曰：襄阳无襄水。”其说与《水经》不同，然同谓楚地有襄水之名也。沧浪即襄之声缓，故渔父歌《沧浪》，而屈子则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今鄂人犹呼汉水下流曰襄河。然则襄、湘、沧浪，皆汉水也。（潇湘亦即湘之声缓，后人以湖南有潇湘二水，而必谓《山海经》之潇湘即是，此皆不识古代地名之造成及其迁徙之理者也。）史公疑湘水在江南，故改《渔父篇》湘流为常流，乃成不辞。又《涉江篇》：“哀南夷之莫吾知，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欸秋冬之绪风。”鄂渚，《汉志》南阳有西鄂，其地望正值丹、析、汉北。则湘水所在，断可知耳。余疑沅即涢。今汉北有涢阳。则所谓“乘舲船而上沅”者，亦在其地。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三，均州风俗下，谓：“汉中风俗与汝南同，有汉江川泽山林，少原隰，多以力耕火种。人性刚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原文引《汉书?地理志》，而略变其辞。）余意屈原《九歌》，盖产其地，远承二南遗響。自王逸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说之，近人乃有主《九歌》为湘江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哉？又《寰宇记》一百四十五，襄州风俗下，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今俗其日食粽，并有竞渡之戏。”《隋书?地理志》亦谓：“楚人因屈原赴汨罗，乃有竞渡之戏，而以南郡襄阳为尤盛。”春秋“楚屈瑕渡鄢伐罗。”杜注：“襄阳宜城县西二十里罗川城乃罗故国”，（《水经?江水注》：罗故居宜城西山。又《湘水注》亦云。惟谓楚文王迁之长沙，则殊无确据。又按：《水经?湘水注》：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败约，击我南郡。《汉书?邹阳传》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苏林曰：青阳，长沙县也。不悟远在昭襄时，秦已拔楚巫黔中，宁待至是复献长沙以西乎？《越世家》：犫庞长沙，楚之粟也，竞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复贡事于郢矣。此长沙青阳与无假之关，皆当在楚北。越之伐楚，亦循春秋时吴楚兵争故道。知青阳以西，即指南郡一带地矣。而后人都以大江以南地望释之，此皆不知古地名迁徙之例，故每往而多误也。）然则罗之与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阳风俗，盖有由来，安见屈原之死必在大江之南，长沙之外也哉？
　　
　　
　　
　　[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辨
　　
　　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语解者不一。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此最得之。春秋列国宗族，其见于《左氏内外传》者，如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宋有戴桓之八族，晋有八姓，（见《左》昭三年《传》。）十一族，（见《晋语》。）及殷民六族，七族，怀姓九宗，（见《左》定四年《传》。）祝融八姓，（见《郑语》。）之类，以数字计宗姓者，不胜缕举。楚之三户，亦其例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皆望文生解，非其义矣。盖南公意谓楚之公族虽祇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户言也。其后陈、吴发难，乱者四起，皆重立六国后。楚怀以外，如魏豹、赵歇、韩成、田市，皆以故国旧族。其他一时将率，亦多往时大家名族之裔。虽云将相无种，而平民崛起以亡人国，究是当时创局。虽陈婴之母，亦知骤贵不祥，欲倚名族。况南公远在乱前，其不以兴灭继绝，复国报仇之大任，期之谁何三家之小民，亦已明矣。而司马贞《索隐》独谓诸说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之文，因谓三户是地名。孟康遂称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谶。不悟三户之为地名，本由楚起丹阳，以其三族而名发迹之地。而南公之言，初不当以地名释也。故三户之解，苏林、臣瓒、《索隐》，各得其一偏，孟康失之最远，而韦昭为独得也。
　　
　　卷四
　　
　　一二八、齐湣王在位十八年非四十年其元年
　　为周赧王十五年非周显王四十六年辨
　　
　　《六国年表》齐湣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今按其时威王犹未死，后四年而威王卒，子宣王立。十九年卒，为周赧王之十四年。翌年湣王称元，则赧王之十五年也。《纪年》于今王二十年称齐王，以宣王亦未卒，尚无谥，故《纪年》惟有威王，无宣王。可证宣王卒在魏襄二十年后，亦证威、宣非一王两谥矣。今据余定齐威、宣、湣三世年代推之，孟尝君入秦，在湣王二年，赵灭中山，在湣王六年。（此姑据《史表》为说。）为东帝在十三年，灭宋在十五年。其走莒在十七年，而终也。《史记》谓湣王在位四十年者非。《荀子·王霸篇》论齐湣、薛公云：“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杨倞《注》：“《史记》齐闵王二十三年，与秦败楚于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二十六年，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于温。”惟败燕无注。卢文弨曰：“当在齐湣王十年，载《史记·燕世家》。”今按杨《注》所引年岁，皆依《史表》而误。此三事均在湣王初年。卢说误信《史记》，疑本文败燕即子之之乱，亦非也。苏代之说燕昭也，（《燕策》误为哙。）曰：“今夫齐王，长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诸侯。”其言湣王事，序次正与《荀》文一例。若败燕诚当子之之乱，则应序于最先，不下列诎秦与举宋之间矣。鲍氏注《燕策》谓：“覆三军得二将事，史并不书。”《志疑》亦谓：“此齐与燕战事无考。”二人皆不以为即子之之乱，是也。今为证之于《荀子》而益信。又《史记·乐毅传》云：“当是时，齐湣王强，难败楚相（当作将。）唐昧于重邱，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余地，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今考败楚重丘，正湣王初立之岁。吴师道、梁玉绳皆定是年赵已灭中山，谓湣王助之者，诬也。（梁氏《志疑》亦力辨赵灭中山不借助于齐。）又三年，与魏、韩共击秦。又十年，为东帝。其后三年，燕伐齐，湣王走莒，在位前后十八年。（若以翌年改元计，则为十七年。）期是略如此。《毅传》不载败燕事者，事轻故略。雷氏学淇说之云：“《齐策》司马穰苴乃湣王大臣，而《史记·穰苴传》谓燕侵河上，穰苴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竟，此即齐湣败燕之一证。（《介菴经说》卷九。）观于苏代之言，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其事启衅自燕，齐则始败而终胜，则雷氏之说洵信。”（《史记·穰苴传》，又以燕侵河上与晋伐阿甄并说，则误混于田忌马陵之役而言也。参读《考辨》第八十五。）由此而论，湣王正一好战喜事之君，而不久其位者。若如《史记》，败楚重丘已为湣王之二十三年，其战祸皆在晚年，而早岁则默无举动。不应精壮务偷息，投老勤远略也。（苏代称其为长主，亦谓即位而年事已长，非言其在位之久。《新序》卷二：齐妇人无盐见宣王，谏其春秋四十，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宣王乃立太子，拜无盐君为王后云云。《列女传》亦同。刘向摭春秋战国时事，往往多误，不可尽信据，然如此条，似宣王亦以长君即位，参之孟子见齐王之子章而益信。盖威王在位久，宣、湣皆以壮岁始登极，此亦齐运隆昌之一因也。）
　　
　　《齐策》：“张仪为秦连衡说齐王。”高诱《注》：“齐宣王也。”《史记》则谓是湣王。张仪之说，在周赧王四年。（此姑依旧传为说。若实论则有本无其事，详《考辨》第九五。）其时当齐宣王九年。又十年，湣王始立。则高说是也。《楚世家》：“怀王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其时齐亦是宣王，非湣王。（参度《考辨》第一二六。）《秦策》：“甘茂亡秦之齐，道遇苏代，苏代为说齐湣王。”《史记·甘茂传》取之。甘茂亡，在秦昭王元年，时当齐宣王十四年。下距湣王立尚五年。《史记》秦昭元当湣王十八年，不足据。剡川《姚氏本》作“苏秦谓王曰”。时秦已死，当系代字之讹。而王不作湣王，则为得之。马骕《绎史》（卷一百二十六。）采《秦策》此文，亦仅作齐王，无湣字。又《水经·汶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今本纪年》亦然。其时尚为威王，而《苏秦传正义》引《纪年》作齐湣王。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五。）《杞梁妻》条已辨之。古书于此等处率多误。通论大体，自不据此生疑也。
　　
　　一二九、魏襄王十九年会薛侯于釜邱考（附：冯驩）
　　
　　《水经·济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邱。”是年为齐湣王元年，即湣王立后一年也。《史记·孟尝君列传》：“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今《竹书》称薛侯，即中立于诸侯时矣。然则齐襄王立者，乃齐湣王立之误。湣王立于魏襄王十八年，即孟尝离齐称侯之岁也。（《秦本纪》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在孟尝称侯后二年。）孟尝君称薛公者，《孟尝传索隐》：“尝邑名，在薛之旁。”《集解》：“《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南，孟尝邑于薛城。”方其封邑。避古侯称而不居，故曰孟尝君。及其自拟于诸侯，故曰薛侯也。其前田婴未卒，孟尝已为相于魏。（详《考辨》第一二五。）其与襄王固有素。其后当宣王晚节，而孟尝君挥齐柄。方是时，魏自惠成王卒，襄哀王初立，连三晋伐秦不胜，又东败于齐，而霸国余威，遂一蹶不振。（参读《考辨》第九五。）自是乃成秦、齐争长之势。（《楚世家》云：“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是也。惟误宣王为湣王耳。）而楚怀王惑于张仪，反覆依违其间。秦武王卒，昭王立，楚怀又背齐合秦，而齐、韩、魏三国伐楚。时怀王二十六年，则齐宣王之十七年也。（《史》误为齐湣王二十一年。）其时孟尝方擅齐，特使公孙宏于秦，观昭王之为人。（参读《齐策》及《吕览·不侵》。惟此事的在何年，已难考。所可知者，必昭王新立未久，孟尝未入秦，未识昭王时，故有此举。黄氏《编略》定在周赧王十三年，即齐宣王之十八年，亦以意言之，无确证也。）而昭王问公孙宏则曰：“薛之地大几何，而欲以离寡人。”则孟尝在齐，固已戴震主之威名，天下知有薛，不知有齐矣。及楚失秦欢，而秦亦联齐伐楚，败楚重丘。（参读《楚世家》。）于是昭王慕孟尝君，欲招之入秦，使泾阳君来质于齐，孟尝以宾客谏，不果行。（参读《孟尝列传》。）而是年，宣王卒，湣王初立。（《史记》误为湣王之二十四年。）《史记》谓：“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孟尝列传》。）《齐策》亦谓：“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而孟尝君就国于薛”者，正其时矣。（《孟尝传》又谓：“文乘间问其父婴，君相齐于今三王矣，”云云，三王盖指威、宣、湣言。《吕氏·大事记·附田婴卒于湣王元》，林春溥《战国纪年》依之。窃意史公于婴、文、威、宣年世多讹，此亦未足信据。今田婴卒岁虽无考，要之在宣王时。而孟尝见废，则正湣初立之际。此则大体可见也。）孟尝既见废而之薛，于是乃有冯驩之历说。《史》谓其至秦，《策》谓其至韩。今据《水经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九年，釜邱之会，适当湣王元年。（即湣王立后之一年。）孟尝本为魏相，则其见逐于齐湣，使驩先容，而与魏为会，情事恰符。明年，秦昭王八年，即齐湣王二年，泾阳君复归秦，而田文亦入相秦。则谓冯驩入说秦王，亦非尽无因也。（《孟尝列传》谓：“湣王卒使孟尝入秦。”固误。而载冯驩事，又谓齐王恐秦召之，即复用孟尝君，若孟尝见逐复返，并未入秦者，亦误也。）孟尝君在秦一年，失相东归，重相齐，怨秦，联韩、魏共击秦，则为湣王之三年。（林氏《战国纪年》谓：“薛侯会魏王之明年，齐与魏会，韩以兵合于三晋，因使孟尝君入秦，即《齐策》所谓孟尝君为从，先观秦王之谋也。及秦觉其诈，孟尝君几不免，归遂与韩、魏伐败秦军。《史》但谓孟尝君怨秦，而不知其谋从非一日也。”今按孟尝合从固非一日，然谓其入秦在诈观秦王，则恐未必。马骕《绎史》谓薛侯会魏王釜邱，即孟尝合从伐秦事，亦误。林氏则承袭马说而误也。若考定齐宣、湣之年代，则诸误自释矣。又同时复有赵武灵诈为使者窥秦事，未知信否。）至湣王七年，田甲劫王，田文走，湣王复召田文，则《史记》所载舍人魏子事也。自是孟尝君谢病归老于薛，不与齐政。其后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赵策》：李兑约五国伐秦，无功，留天下之兵于成皋，而阴构于秦，或谓魏王曰：今王挟故薛公以为相，云云，考李兑约五国伐秦在魏昭王之九年。（《考辨》九五。）则孟尝相魏当在此年或稍前。又按：吕礼相齐，与苏代、孟尝相嫉。秦昭王十九年，齐、秦称东、西帝，而苏代劝齐释帝号，背秦约而攻宋。是岁齐称帝二月即去之，秦亦不果称帝。吕礼即以是年亡归秦。不二年，齐遂灭宋。盖当时欲合齐于秦者，吕礼也。欲离齐于秦者，苏代、孟尝也。齐合于秦则存宋，齐离于秦而宋灭。齐去帝号即离秦，故吕礼亡归。黄氏《编略》定吕礼逃归秦在齐灭宋后，恐未是。《荀子·王霸篇》：“齐湣、薛公，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若齐灭宋，孟尝未去齐，尚预其事，亦非也。别有《附辨》详后。）后齐湣王败，魏昭王十三年，秦取魏安城。孟尝君为魏求救于赵、燕。是年，乃齐襄王元年，孟尝君尚在魏。以后孟尝事无闻，盖已年老，不久而卒。史称：“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襄王畏之，与和”，误矣。盖《史记》之误，由于不辨宣、湣之年也。余因考湣王年，故并论孟尝事以相证。（又《说苑·善说篇》：有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求为书寄秦王事，张禄即范睢也。为秦客卿，已在昭王三十六年，距孟尝为魏求救燕、赵又十二年，孟尝若老寿，固未尝不可及，然史公传张禄，其事岁谲诡，委悉备至，不能谓不信。今向叙张禄告昭王语，似昭王之与孟尝，为未尝相知者，则年代先后不相当矣。《说苑》不可据，往往如是。）
　　
　　冯驩之事，昔人多疑之。《史》载魏子为孟尝收邑入，《评林》唐顺之曰：“魏子、冯驩，岂一事而传闻异邪？”《考证》张照按则谓：“晏子、北郭骚事，与此亦大同小异。盖战国时习尚如此，则流言亦如此，举不足信。”张氏又谓：“客背孟尝，驩为客谢云云，本《国策》谭拾子语。冯驩各节，疑亦禇先生续为之，与《史》文不类。”又《史记》载冯驩事与《策》文不同，叶氏《习学纪言》谓：“《史记》盖别有所本，其义为胜。”而梁氏《志疑》又摘指其不合者有四，谓为仿撰无疑。余又考《史记·李牧传·索隐》，以冯煖为庞煖，信如其说，冯驩在孟尝后，盖不及为孟尝客也。（参读《考辨》一五七。）战国杂说，附会假托，何以胜辨？冯煖之事，徒以其文采斐亹，为世传颂。至于魏子、谭拾子云云，则早已在若存若亡之间，孰信孰伪，无可深论。而传说之兴，亦有其因。虽其人姓名不必尽确，其事始末不必尽实，而其语时有可采以证史迹之真者。则冯驩一事之传说，要本于宣王末湣王初，孟尝离秦中立，而自附于秦、魏以为重之际，如余前所考论，固甚彰彰也。
　　
　　[附]孟尝去齐相魏考
　　
　　孟尝去齐之魏，在齐湣王灭宋前，凡有二证。《魏策》：“齐欲伐宋，或谓魏王曰：臣徧事三晋之吏奉阳君、孟尝君”云云，孟尝、奉阳同数为三晋吏，一证也。又《赵策》：“齐援赵以伐宋，齐人设谓魏王曰：王挟故薛公以为相，善韩徐以为上交，（《赵世家》惠文王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即其人。）尊虞商以为大客，此皆齐人之去齐者”，是二证也。孟尝曾主伐齐，亦有二证。《东周策》：“或谓周最曰：魏王以国与先生，贵合于秦以伐齐。薛公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而君独修虚言为茂行，不与伐齐以忿强秦，不可。”一证也。《秦策》：“薛公为魏，谓魏冉曰：君不如劝秦王令弊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是二证也。《魏世家》：“昭王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燕独入临淄，而魏王与秦王会西周。”盖即其事矣。《史记·孟尝君传》谓：“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一误也。又于灭宋前载孟尝君与穰侯书，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考《田齐世家》《秦世家》伐齐均在灭宋后一年，此在灭宋前，二误也。吕礼亡，据《秦纪》《冉传》在齐、秦称帝之岁，而此又相歧，三误也。至称孟尝齐襄时中立，其误已辨在前，则四误也。余考孟尝以田甲劫君之岁见疑，即不任用。其后乃郁郁而之魏，而吕礼亦以田甲劫君之岁至齐。礼主合齐、秦，而孟尝居魏，不利齐、秦之合，其相嫉诚有之。然其伐齐，即在燕与三晋合军之岁，时吕礼已去。孟尝之告魏冉曰：“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此推言将来，非谓吕礼时值大用也。要之孟尝去齐在灭宋前，主伐齐在灭宋后，事理甚显。今《史记·孟尝列传》载孟尝召秦伐齐逐吕礼于灭宋之前，又于宋灭后书孟尝去齐，则两失之。梁氏《志疑》为孟尝辨无主伐齐事，亦可不必。惟《荀子·王霸篇》谓：“齐闵、薛公，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荀子亲与湣王、孟尝同时，其言不应有误。盖破楚诎秦，孟尝皆在齐。燕事无考，或亦孟尝在齐时。故行文牵连而下，遂若举宋时孟尝犹在齐。此乃古人为文未分析处，当分别善观也。（《史记·范睢传》：“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而齐尺寸无得焉。诸侯见齐之罢弊，兴兵伐齐，大破之。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此史公载范睢告秦昭王语，亦不言孟尝去齐在灭宋之后。）
　　
　　一三○、宋元王兒说考
　　
　　《韩非·外储说左上》：“兒说，宋人善辨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辨也。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吕览·君守篇》：“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淮南·人间训》高诱《注》：“兒说，宋大夫也。”《庄子·外物篇》有宋元君得神龟事，《释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在春秋世。而《史记·龟策传》元君作元王，且云问博士卫平。春秋固无博士，名家白马之辨，亦战国后起之说。是宋于战国时别有元王，亦称元君，不得谓即春秋时之元公也。（《庄》书虽有仲尼闻之之说，然寓言无实，正犹鲁哀公问庄子，固不可据。）然宋自王偃称王，及身而灭，诸书俱以偃谥康王，《荀子·王霸篇》则称献王，不见称元王。考《赵策》李兑之谓齐王曰：“宋置太子以为王，”是王偃时曾置太子为王。窃疑宋元君即其人，乃王偃所置太子为王者。故称元君，亦称元王也。又考李兑之说曰：“臣之所以坚三晋以攻秦者，非以为齐得利秦之毁也，欲以使攻宋也。（此谓非为毁秦有利于齐，特以便齐之乘间攻宋而已。）而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臣是以欲天下之速归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复攻之，其国必有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是宋置太子为王，正三晋攻秦之际。其时齐先已攻宋而无利。其后太子去国，齐乃乘隙而残之耳。齐湣王二年，楚怀王入秦不返。其明年，齐湣王三年，陈轸说魏、韩、赵、燕、齐五国合纵而戍魏、韩之西边以摈秦。（详据《绎史》卷百三十一，《周季编略》卷八上。）此即李兑所谓“臣之所以坚三晋以攻秦”之事也。然是时孟尝新自秦归，方怨秦，故率韩、魏以攻秦，而赵、宋则持两端。《东周策》：“或谓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三国不败，将与赵、宋合于东方以独秦。亦将观韩、魏之与齐也，不固，则将与宋败三国。”是也。（《赵策》：“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亦其时事。）其后湣王六年，秦与楚粟五万石。九年，楚迎妇于秦，秦、楚既和，故《策》言：“齐将攻宋而秦、楚禁之。齐因欲与赵，乃说李兑以攻宋而定封，李兑乃对”云云。是已在湣王十三年后，至十五年间也。据此知当楚怀王入秦，三国攻秦之际，正宋置太子为王之时。考楚怀入秦之年，赵武灵王传国少子，自称主父。宋置太子为王，正与赵同时，特不能定其孰先孰后尔。（按《战国策》：“秦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又犀首谓张仪曰：“请令魏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先生不受，亦许由。”《吕氏春秋》：“魏惠王谓惠施曰：寡人实不若先生，请得传国。”其时学者方唱尚贤传国之高论，策士和之，时君震于其说，燕哙竟让子之而国亡。今去其事仅十五年，赵武灵、宋偃皆六国贤君，好名，同传其国于子。后武灵饿死沙丘邱，而宋亦父子失和。太子出走，仇之者乘机觊利。宋王既老，国人解体，而四邻皆敌。李兑本主杀武灵者，至是亦赞齐攻宋，而宋遂以亡。观李兑其民亲上守坚之说，亦足证桀宋之为诬也。神龟所在，亦有天下之徵兆，此必当时民间传说，与周鼎入宋同例，参读《考辨》第九九。又按《韩非子·说疑》：燕君子哙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汙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据此，则燕哙实亦贤君也。以燕哙、赵武灵之贤，可以旁推宋偃。凡其时能感动于学者所高唱禅贤让国之美论，而不惜身亲为之者，要之皆一时非常之君，比有其可取之一端，惟宋偃、燕哙皆身死国亡，不如赵武灵尚有功业震赫于当代，身虽不终，而国祚幸保，故宋偃、燕哙独膺世俗讥诟之锋。《韩非》书据燕哙特近，其言必可据信，亦犹如《孟子》之论宋王之仁政也。（参读《考辨》第九九。））又考《穰侯传》：“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索隐》：“仇液，《战国策》作仇郝，盖是一人而记别也。”今按仇液即宋相仇赫。盖宋、赵时相睦。至于赵惠文十一年，齐、秦称帝之岁，赵使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见《赵世家》。）而苏代于是年自燕至齐，亦劝齐伐宋，不两年宋亡。则宋之逐太子而招来外患，盖在是年，即王偃五十年，正齐、秦称帝之岁。
　　
　　兒说弟子为宋元王解闭，则兒说亦与元王同时，而年不后于元王可知。是时惠施卒逾十年，下距公孙龙说燕尚十五年，兒说年辈，盖在施、龙两人间。上承惠施，下接公孙龙。工孙龙白马非马之论，殆自兒说启之。（庄周年先于龙，而《齐物论》已有以马喻马之非马，不如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之论，足证白马非马，非创始于龙矣。又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吕东莱说：“告子彼长而我长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盖坚白同异之祖。孟子、累章辨析，历举玉雪羽马人五白之说，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穷。”今考《墨经》亦有仁义内外之辨，则名家论题渊源，固自甚远，不始兒、公孙。）余既为宋康王辨诬又考元王、兒说，聊为言故宋文献者钩沉焉。
　　
　　[附]唐鞅田不礼考
　　
　　又按《赵世家》：“惠文王三年，主父灭中山，还归行赏，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又使田不礼相章。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主父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为决，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与田不礼作乱。公子成与李兑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因围主父宫三月余，主父饿死。”今按田不礼其先盖宋臣。《墨子·所染篇》：“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吕氏·当染篇》作田不禋，《人表》亦作田不礼。唐鞅则为宋所杀。《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权而逐戴子”，又曰：“唐鞅戮于宋。”杨倞《注》：“戴不胜使薛居州傅王者，见《孟子》。”盖宋偃初政，多出其手。今信唐逐戴，故荀子讥之，谓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礼以致家国残亡也。《吕氏·淫辞篇》：“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不如无辨其善不善而时罪之，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此见宋偃初政固无不善，殆在位既久而稍荒也。
　　
　　沈钦韩《汉书疏证》谓：“田不礼死赵事在赧王二十年，齐灭宋在二十九年，则非一人。”今按沈说殊拘。两田不礼同时，安见非一人？田不礼死于赵，固在宋亡之前，然田不礼仕宋，犹可在死赵之前也。余疑宋偃初政奋发，及后稍怠，乃信唐鞅与田不礼。后又置太子为王，宋政副治。唐鞅见杀，田不礼则避而之赵，均当在此时前后。及宋偃逐太子而亡国，则与唐、田皆无涉矣。
　　
　　一三一、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
　　
　　余考楚顷襄王又称庄王。《楚策》：“庄辛谓楚襄王。”高诱注《荀子》，作：“庄辛谓楚庄王。”其证一也。（金氏《国策补释》亦言之。）《韩非·喻老》：“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先慎据杨倞注《荀子》，改作庄子，《文选·广绝交论·注》引作庄周子。庄周年世固可与楚襄相接，（参读《考辨》第八八。）然此庄子或乃庄辛，周字盖或人旁注耳。）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庄蹻之事，又见《荀子·议兵篇》，云：“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金氏《国策补释》云：“垂沙乃重兵之讹，唐蔑即唐昧也。”）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此三事相续。垂沙之败在怀王时，鄢郢之举在襄王时，庄蹻为盗，据《韩非》书在庄王时。然怀、襄之间别无庄王，则庄王即襄王之证二也。杨倞注《荀子》引《韩非》书杜子谏曰作庄子。庄子即庄辛，与楚襄王同时，此庄王即襄王之证三也。（《御览》八二，《文选》鲍照《拟古时》注，引《韩诗外传》云：“楚襄王聘庄子为相”，亦庄辛。）自《史记》误以庄子为庄周，谓与楚威王同时，遂误以庄蹻亦楚威王时。故《西南夷传》云：“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高诱注《淮南·主术》，亦从《史记》，谓庄蹻在威王世。又高注《吕氏·介立》云：“蹻在楚成王时”，同出一人，不应互歧。成亦威字形近而误。）而曰：“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此由史公见先秦古籍以庄蹻为庄王时人，而不知庄王即襄王，遂误谓庄王在春秋世，不得其解，而以庄蹻乃庄王苗裔矣。（《索隐》云：“庄蹻，楚庄王弟。”则亦谓庄王时人。惟谓庄王弟，为审何据。）又云：“蹻定滇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通典》辨之曰：“楚自威王后，怀王立三十年，至顷襄王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若蹻自威王时将兵略地，属秦陷巫、黔中，道塞不还，凡经五十二年。岂得如此淹久？《后汉书》则言顷襄王时庄豪王滇，豪即蹻也。”《通志》亦以范《史》为定。（《志疑》谓：“蔚宗盖依《华阳国志》。”今按《史记·西南夷传·正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国志》，皆云顷襄王之时，则梁说是也。惟今本《国志·南中志》云：楚成王遣庄蹻伐夜郎，盖经后人妄改。）此又庄王即襄王之证四也。《韩非·奸劫弑篇》又云：“楚庄王之弟春申君。”夫春申君侍顷襄太子质秦，则韩非所指庄王，上不能为怀王，下不能为考烈王，其即谓襄王明矣。此又庄王即襄王之证五也。（《史记·滑稽列传》：“楚庄王时，有优孟语王曰：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集解》：“裴骃案：楚庄王时，未有赵、韩、魏三国。”然《史》序优孟事在淳于髡后，优旃前，楚庄王在齐威王、秦始皇之间，亦即襄王也。惟史公不能辨，又误以牵涉于春秋时之庄王与孙叔敖，遂转迷歧耳。）战国时君多有异谥兼行，后人不考，如庄蹻之事，遂纠结而不可解矣。
　　
　　一三二、春申君乃顷襄王弟不以游士致显辨
　　
　　《史记·春申君列传》有说秦昭王书，其文见《秦策》四，鲍氏本仅作“说秦王曰，物而返”云云，无起首一节，并不以为春申语。高《注》：“秦王名正，庄王楚之子”，则亦不以为昭王。其下文云：“先帝文王、庄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高《注》：“文王始皇祖，庄王始皇父，故曰三世。”《史记》亦作文王、庄王。金正炜《国策补释》云：“秦至文、庄以后，齐君王后事秦谨，秦地得接于齐，则要绝天下。韩非所谓荆、赵之意绝，赵危而楚孤也。《魏策》：梁者山东之要也。秦之连年伐魏，意即在此。若昭王时，齐方与秦争帝，说者不为此言矣。”则其文显出昭王后。鲍改庄为武，是误从《史记》黄歇说昭王之说而妄改《策》文也。《新序》收此事，无先帝文王、庄王以下三句，亦误于《史记》，知其不合而削之。又拔燕酸枣、虚，《集解》徐广曰：“在始皇五年”，事见《始皇本纪》。又：“今王三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地（《策》文误北字，据金氏《补释》改。）入秦（《策》文误燕字，据《补释》改。）。”金云：“《史记·始皇纪》，王弟长安君成蹻将军击赵反，此即其人。”均见此文在始皇时。其下又云：“王申息众二年，然后复出（《策》文误之字，据《补释》改。）。”则此文至早乃始皇八年事。九年李园杀春申君，则为此说者，绝非春申。李善注《文选·辨亡论》引此文“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校”，以为顿弱说秦王，盖蒙上章为说。知鲍氏本无起首一节，实为《国策》旧文。自《新序》《后语》皆本《史记》，以此文在顷襄迁陈后秦昭王时。至剡川姚氏据以增补入《策》，后人遂群以此文归诸春申矣。余考《史记》载春申事，不足信者颇有之。《韩非》书（《奸劫蚀臣第十四》。）以春申为楚庄王弟，（庄王即襄王，见前考。）与《史记》绝不同。韩非亲与春申同时，其言当可信。如屈原以楚宗姓，为怀王左徒之例，春申以游学博闻事顷襄王，为左徒，盖不以游学跻要职。（申包胥《国策》作棼冒勃苏，棼冒即蚡冒，勃苏即包胥。盖楚武王兄蚡冒之后，食邑于申，因以为氏。然则黄歇犹申包胥之例，其先或封于黄耳。）且七国自秦外多用宗戚主政。四君并称，如信陵、平原、孟尝皆贵戚，知春申正亦以王弟当朝。太史公不得其说，以为春申必有大功奇绩，始获信任，而考实无从，因以或人之说始皇者，误以属之春申也。（《史记·游侠列传》：“近世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鲭相之富厚，招天下之贤者。”则亦以春申为王者亲属矣。《汉书·游侠传》：“由是列国公子，魏有莘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亦称春申为公子。金氏《国策补释》云：“春申与孟尝、信陵、平原并称四公子，当亦楚之疏属，故朱英说以代立。”）
　　
　　又按《楚策》：“虞卿说春申君曰：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为主君虑封，莫如远楚。今燕之罪大而赵怒深，君不如北兵以德赵，践乱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魏、齐新怨，虽欲攻燕，将何道？虞卿因请使魏。”吴师道《注》谓：“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赐淮北地。后十五年以地边齐，言于王，以为郡，请封江东，因城故吴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则在未封之前，顷襄之时乎？顷襄之三十四年，赵尝伐燕，岂或此时劝以践燕定封，亦欲其取地于他国，如魏冉乎？淮北边齐，犹难之，况燕地乎？亦非计之便也。然远楚徙封，卒用于城吴之时，皆斯言有以启之。”及门黄少荃谓：“《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齐、楚相约攻魏，秦救魏，乃罢兵，此在顷襄三十三年，故曰齐、魏新怨。又虞卿言：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后王夺之。秦逐穰侯正在顷襄三十四年，乃眼前事，故虞卿以说春申远封自全也。知吴说大体可信。”据此则春申自为顷襄弟，非以游士致显。左徒既要职，谅无留秦十年侍太子久不归之理。盖亦往来道途，时返楚廷。故虞卿为之虑封。考烈王即位，即封之淮北，盖仍是虞卿远楚之初教。后以其边齐，遂请徙吴。要之其为远楚，一也。黄氏《编略》系虞卿游说在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徙吴时，其时春申久有封地，何云以定身封乎？且谓楚王春秋高，亦不似。
　　
　　一三三、平原君为相考
　　
　　《六国表》：“赵惠文王元年，一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今按《魏公子传》云：“赵惠文王弟平原君。”（《范睢传》同。）《赵策》：“谅毅曰：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则平原君为惠文王同母弟也。（《平原传》称“赵之诸公子”，恐未是。）又考《赵世家》，武灵王那惠后在十六年，惠文王、平原君皆惠后子。武灵王二十七年传国，是惠文王不过十一岁，平原君不过十岁。其时国政主于肥义。四年，公子章作乱，杀肥义，公子成、李兑平乱，遂围主父，饿死沙邱宫。是时惠文王不过十五岁，平原君不过十四岁，皆少，成、兑专*政。知平原君不为相矣。《年表》于孝成王元年又书平原君相，余疑平原君相殆始是时。惠文元年，或主父宠而封之，固非为相。《列传》谓其相惠文及孝成，三去相，三复位，恐未可信。（《志疑》以惠文相乐毅，孝成相田单，证平原三相三去之说。然乐毅相在惠文十四年，十八年魏冉来相，孝成又相虞卿，此未可刻划求之。）
　　
　　一三四、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
　　
　　余著《系年》粗就，得读海宁王氏所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喜其持论与余正合。其订正《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谓十八二字乃六字误离为二之类，与余说若合符节。知考古之事，其究归于一是，无可逃避遁逸，有如此也。惟其书颇有脱误，不及一一写入《考辨》，爰逐条汇记于此。三晋以上与余书无涉者不复及。王氏自云：“考证所得，当别为札记。”恨未见其成书也。
　　
　　[辑校]出公十九年，（燕孝公卒，次成侯载立。）（《史记·燕世家》：“孝公十二年，韩、赵、魏灭智伯。十五年，孝公卒。”《索隐》曰：“《纪年》智伯灭在成公三年。”又曰：“案《纪年》成侯名载。”今据此补。）
　　
　　案：《索隐》作智伯灭在成公二年，《辑校》误作三年。成侯之立，应在晋出公二十年。明年称元，又明年智伯灭，则成侯之二年也。
　　
　　[辑校]敬公（十一年），田庄子卒。（《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宣公十二年，田庄子卒。案宣公十二年，当晋敬十一年。”）
　　
　　案：《索隐》本作宣公十五年，正当晋敬十一年。此作宣公十二年者，乃字之误。
　　
　　[辑校]（十二年），燕成公（十六年。）卒，燕文公立。（《史记·晋世家·索隐》。）
　　
　　案：《燕世家索隐》燕成公不注年数，知《纪年》与《史》合。则成公十六年卒，为晋敬公十三年，《辑校》误前一年。注称《晋世家》，亦字误。
　　
　　[辑校]幽公（十四年），于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朱句立在晋敬公三年，翌年称元，至晋幽公十四年，实为朱句二十九年。《辑校》误为三十四年者，盖误依《今本纪年》谓晋敬公在位二十二年之故。余考晋敬在位实祇十八年，语详《考辨》第三十六。
　　
　　又按即依《辑校》作晋敬在位二十二年，朱句立在晋敬三年，翌年称元，晋敬四年为朱句元年。晋敬二十二年，则朱句之十九年也。今《辑校》以朱句三十四年系之，误前一年矣。以后越事即依次递误。
　　
　　[辑校]（十五年），于粤子朱句（三十五年。）灭郯。（《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朱句三十五年当晋烈公三年，《辑校》与前条同误。
　　
　　又按：即依《辑校》推算，亦当在晋幽公十六年。《辑校》误前一年，说详前条。《今本伪纪年》朱句伐郯在周威烈王十二年，则不误。
　　
　　[辑校]（十七年），于粤子朱句（三十七年。）卒。（《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朱句卒年当晋烈公五年，《辑校》误与前同。
　　
　　又按：即依《辑校》推算，亦应在幽公十八年，今递次误前一年。《今本纪年》朱句卒在周威烈王十四年，则不误。
　　
　　[辑校]烈公元年，赵简子城泫氏。（《水经·沁水注》。）
　　
　　案：《水经注》作赵献子。其时实献子，简系字误。
　　
　　[辑校]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郸，围平邑。（《水经·河水注》。）
　　
　　王氏原案：“田居思即《战国策》之田期思，《史记·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巨思之讹。）《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作田期，《史记·田敬仲世家》（按此下原本似脱索隐二字。）引《纪年》谓之徐州子期。而据《济水注》齐田期伐我东鄙，在惠成王十七年，据此凡五十三年。且此时三家尚未分晋，赵不得有邯郸之称，疑《河水注》所引晋烈公五年，或有字误也。”
　　
　　案：《水经·河水注》引《纪年》：“晋烈四年，（《初学记》卷八《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四，所引同，官本校作二年。）赵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郸，围平邑。十年（官本校作九年。）齐田肸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辑校》移十年韩举之败于惠成王后元十年。朱氏右曾曰：“此事《水经注》引作晋烈公十年。《索隐》云：《纪年》败韩举当韩威王八年，计相距七十八岁，不应厑有两田朌，两韩举。考《赵世家》云：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肃侯元年，当梁惠王二十二年，下逮后元十年，为肃侯之二十五年。盖《赵世家》误五为三，《水经注》误惠成后元十年为晋烈公十年也。至《韩世家》以韩举为韩将，则更舛矣。”今按朱氏谓误以惠成为晋烈公是也。（《说苑·尊贤》：“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问曰：齐、楚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禽而反耳。齐使田居将，楚发二十万人分别而相去也。齐使[月丐]子将，楚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忌从，仅得存耳。齐果使申孺，楚发五万人禽之。于是齐使[月丐]子，楚仅得存，如田忌之言。”今按田居即田居思、田期也。[月丐]子即朌子，亦即田朌、田肸也。齐败楚事不知的在何年，要之田居思、田肸不在晋烈公时。黄式三《周季编略》，亦谓：“辑《纪年》者以魏惠后十年为晋烈公十年。”与朱氏说同。惟于《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文，亦无说可通。）顾《年表》《世家》肃侯均二十四年卒，无二十五年，则谓《赵世家》误五为三者非矣。又考《韩世家》，韩宣惠王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韩举赵将。又《纪年》云其败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余疑《索隐》此条盖有误字。夫《纪年》既不以韩举为韩将，又其败于齐、魏，则以赵、齐、魏三国事，又出魏史记载，不应系诸韩威王之八年，可疑一也。且韩威王次昭侯，即《史记》之宣惠王。若韩举败在韩威王八年，则与《史记》韩宣惠王八年时代正合，《索隐》何以又谓不同，可疑二也。余意《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本不误，是岁为梁惠王后元八年。《索隐》本记韩举之败在惠王八年，而后人以其在《韩世家》，乃妄改为威王耳。（《水经·洙水注》：“赵肃侯二十年，韩将举与齐、魏战于乘丘”，此条必据《史记》，而脱一三字，衍一将字。若引《纪年》，不改算为赵肃侯之年。而赵与齐、魏战，亦无缘及韩将。）至《水经注》九年、十年皆字误。又考《赵世家》：“肃侯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田敬仲世家》《六国年表》均载此事，去韩举之败五年。其时为梁惠王后元三年，则《水经注》五年，田居思伐邯郸围平邑，或即此事，而误三为五也。则此两条，均系惠王后元以后事，《水经注》均以事关平邑，牵联而引，遂以误承晋烈公之后。故后二事皆称邯郸，而前一事独称赵，则事之先后显然。又前条晋烈公四年，赵城平邑，《辑校》脱漏未载，不晓何故。今考《赵世家》：“献侯十三年，城平邑”，时为周威王十五年，实当晋烈公之六年。而今《水经注》作四年，官校本作二年，三说参差，必有一误。疑《水经注》本文当为晋烈公二年，赵城平邑，后三年云云，后八年云云，后三年后八年者，本指惠成王后元，而误承晋烈公后。后人不察，遂以后三年谓二年后之三年，而改为五年。以后八年谓二年后之八年，而改为十年也。今本《纪年》赵献子城泫氏在威烈王七年，原注晋烈公元年。赵城平邑，在威烈王八年，则以是晋烈公二年矣。知《赵世家》献侯十三年城平邑者误。（陈氏《集证》亦本《今本纪年》，主赵城平邑在晋烈公二年，是也。然亦误谓田居思伐邯郸在烈公五年，故有邯郸之都，自赵献侯、烈侯已然之说，皆由未能细读《水经注》原文而误。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据朱谋玮《笺》，谓：“戍邯郸本作伐赵鄙，赵戴据《今本竹书》作邯郸者误。”不知《今本竹书》亦有来历，未必朱《笺》是《水经注》原本。当通观其全，以定从违。杨氏徒以赵敬侯始都邯郸，故疑此条不应作邯郸，其实田居思已出赵敬侯后，所误不在邯郸二字，而别有在也。）
　　
　　[辑校]（六年），秦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史记·秦本纪·索隐》。）
　　
　　案：《史表》秦简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二年，当晋烈公之三年。其九年，应为晋烈公十一年。《辑校》依《今本纪年》谓晋烈公元年当威烈王七年，故误。（又案《秦本纪》：“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秦纪》曰：“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而《索隐》引《纪年》：“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是《竹书》与《秦纪》复异。《竹书》乃魏史，其记秦事，较《史记》可信与否不可决，姑志其异，无可详夺矣。）
　　
　　[辑校]（九年），三晋命邑为诸侯。（《史记·燕世家·索隐》。）
　　
　　案：《燕世家索隐》：“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成公之立，既为晋敬公十三年，则文公元在晋敬十四年。文公二十四年，当晋烈公二年。简公既以是年立，十三年，为晋烈公十四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岁魏文侯之四十四年也。《辑校》亦以晋敬公在位二十二年，故误。今略表晋、燕两国世次年数如下。
　　
　　
　　[辑校]十一年，田悼子卒，（次田和立），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田布围廪邱，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邱，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水经·瓠子水注》。《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齐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邱叛于赵”十五字，“次田和立”四字，亦据《索隐》补。）十二月，齐宣公薨。（《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辑校]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
　　
　　案：此实一事也。翟员即翟角字讹。赵、韩皆系国名，而翟角否者，以《纪年》乃魏史，故省略也。齐宣王五十年，当晋烈公之十一年，其年田悼子卒，田会反，皆在宣公卒前。《索隐》引《纪年》，乃在宣公五十一年者，疑《索隐》此条实衍一“一”字。宣公实薨于五十年之十二月，而于周正则为明年二月，是即《史记》所谓五十一年矣。《辑校》以宣公五十一年当晋烈公十一年，误前一年。余详《考辨》第五十六。
　　
　　[辑校]（十五年），魏文侯（五十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魏文侯五十年，当晋烈公二十年，《辑校》误，说见前。
　　
　　[辑校]（十六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案：齐宣公薨于晋烈公十二年，说已见前。康公逾年改元，当在烈公十三年。是康公五年，实晋烈公之十七年，当周安王之二年，《辑校》误前一年。
　　
　　[辑校]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明年，大子喜出奔。（《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今《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王氏原案：“《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卒年推之，则烈公当卒于是年。烈公既卒，明年，大子喜出奔，立桓公。后二十年，为三家所迁。是当时以桓公为未成君，故《纪年》晋纪年，盖讫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武侯之八年，则以魏纪元矣。《御览》引晋烈公二十二年，知《纪年》用晋纪元，讫于烈公之卒。《史记索隐》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无七年以前年数，知《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矣。至《魏世家索隐》引武侯元年封公子缓，则惠成王元年之误也。”
　　
　　案：王氏以武侯卒年推烈公当卒于魏武侯之七年者，是也。其谓《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虽无的证，而亦若可信。至据《御览》此条，谓晋烈公二十二年而卒，则误也。夫《汲冢》旧书，既已不可见。今所据以推知其一二者，首有赖于司马氏之《索隐》。《索隐》引《纪年》，特见与《史记》之驳异不同处耳。则凡《索隐》所不引者，《史记》与《纪年》相同，亦可推知。《索隐》不引晋烈公年数，知《纪年》亦作二十七年，与《史记》想符也。据以排比推算，亦无不合。（详《考辨》第三六。）今王氏以《索隐》无明文，乃别据《御览》。不知《御览》仅云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并未明言君卒，何以知烈公卒于是年？其下云明年大子喜出奔，此亦不足为烈公卒于前年之证。如见卫灵公二十九年大子蒯聩出奔，即据以断灵公薨在是年，可乎不可耶？且《御览》乃引《史记》，王氏以今《史记》无此文，而谓此文当出《纪年》，论断亦疏，未可信据。《今本伪纪年》桓公立在周安王九年，大子喜出奔在周安王十五年，故徐氏《统笺》疑大子喜乃晋桓公子。陈氏《集证》亦谓当是静公之兄。余考晋烈公实在位二十七年，大子喜出奔在二十三年，明是烈公之太子。徐、陈说皆误。大子喜出奔，盖尚在魏武侯三年。越四年，烈公乃卒，则魏武之七年矣。
　　
　　又按：朱右曾录此条在晋烈公十二年，云：“《御览》误衍一二字”，未详何据。
　　
　　[辑校]魏武侯十一年，宋悼公（十八年。）卒。（《史记·宋世家·索隐》。）
　　
　　案：魏武十一年，乃当宋休公十八年，（详《考辨》第六九。）《辑校》非也。
　　
　　[辑校]（十七年），于粤子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粤翳迁吴，据推当在魏武侯十八年，《辑校》误前一年，说详前。今本《伪纪年》在周安王二十三年，得之。
　　
　　[辑校]（十八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案：田侯剡立当在，齐康公二十年。今本《索隐》衍一二字。（详《考辨》第六五。）又齐康公二十年，当魏武侯之十二年。齐康公二十二年，当魏武侯之十四年。《辑校》亦误。
　　
　　[辑校]（二十年），（于粤子翳三十六年。）七月，于粤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粤翳见弑当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此亦依此递误一年，说详前。《今本纪年》在周安王二十六年，得之。
　　
　　[辑校]（二十一年），于粤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粤无余之立，应在魏武二十二年，《辑校》亦误前一年。《今本伪纪年》无余立在周安王元年，则不误。
　　
　　[辑校]（二十一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王氏原案：“《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康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据《索隐》引《纪年》：齐宣公薨，与公孙会之叛同年。而据《水经·瓠子水注》引，则公孙会之叛，在晋烈公之十一年，宣公于是年卒，则康公元年当为晋烈公十二年。二十二年，当为魏武侯十八年。此事又后十年，当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隐》又引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又案《魏世家·索隐》引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或桓公之讹。）则桓公（即田午。）十八年，当惠成王十三年，其自立当在是年矣。年代参错，未知孰是。”
　　
　　案：田侯剡立当在齐康公二十年，即魏武侯十二年。其后十年，为魏武侯二十一年，（即田侯剡之十年。）是年，桓公午弑君自立。自此下至惠成王十三年，适得十九年，以即位之翌年称元，故为桓公十八年也。其间并无参错。王氏案语诸误点，已一一详辨在前，兹不再论。
　　
　　[辑校]（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史记·魏世家·索隐》。）
　　
　　[辑校]（二十三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史记·魏世家·索隐》。《晋世家索隐》引“晋桓公十五年，韩哀侯卒。”）
　　
　　案：两引均见《史记·韩世家》，注作《魏世家》，系字误。二十三年，《韩世家索隐》作二十二年，三亦字误。晋桓公十五年，正当魏武侯二十二年，盖即哀侯入郑之翌年也。
　　
　　[辑校]赵敬侯卒。（《史记·晋世家·索隐》引“晋桓公十五年，赵敬侯卒。”
　　
　　案：与韩哀侯卒同年，亦魏武之二十二年也。
　　
　　[辑校]（二十六年），燕简公（四十五年。）卒。（《史记·燕世家·索隐》。）
　　
　　案：《索隐》云：“《纪年》作简公四十五年卒，妄也。”《索隐》不信《纪年》，故遂以为妄。今考桓公以下燕君年数，《索隐》不复引《纪年》为说，知《史》与《纪年》相同。桓公元在周烈王四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燕简公立，（说见前。）下数至周烈王三年卒，得四十三年。是年桓公立，翌年改称元年也。然则简公四十五年，乃死十三年之误。若以即位翌年改元之例，则简公得四十二年。《索隐》数其始立至于卒岁，故云四十三年耳。此条当移前至魏武侯二十四年，方合。
　　
　　[辑校]（惠成王）六年，于粤寺区弟思杀其君莽安，次无颛立。（《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无颛之立，应在惠成王七年，《辑校》误前一年，说详前。《今本伪纪年》在周显王四年，亦误前一年。
　　
　　[辑校]（八年），齐桓公（十二年。）弑其君母。（《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
　　
　　案：《索隐》作十一年，此注十二年，乃字误。齐桓十一年当梁惠成王六年，齐桓十二年，当梁惠成王七年，《辑校》年代亦差。
　　
　　[辑校]（十四年），于粤子无颛（八年。）薨，是为菼蠋卯。（《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无颛立在梁惠成王七年，则无颛之八年乃惠成王十五年也。此亦误前一年，说统见前。
　　
　　[辑校]（十七年），宋景敾、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水经·淮水注》。）
　　
　　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水经·济水注》。）
　　
　　东周与郑高都，利。（《水经·伊水注》。）
　　
　　郑釐侯来朝中阳。（《水经·渠水注》。）
　　
　　案：《今本伪纪年》此四条皆有，而襄陵一条在三条后。陈氏《集说》云：“齐救赵，战于桂阳，虽胜魏，而魏围邯郸如故。故齐又合宋、卫二国之师以围襄陵。”朱氏《存真》亦序桂阳在前，襄陵在后，似当仍之。（王氏《辑校》原本朱氏，而多灭其案识，亦有移易而转不如朱者，读者当取两家并观。）
　　
　　[辑校]（二十四年），楚伐徐州。（《史记·越世家·索隐》。）
　　
　　朱氏《纪年存真》曰：“《索隐》云：在无颛薨后十年，则楚宣王之二十三年，齐威王之十一年也。《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齐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与此不合，盖两事也。”
　　
　　案：无颛卒在惠成王十五年，则其后十年，乃惠成王之二十五年，当楚宣王二十四年，齐威王之十二年也。《辑校》误前一年，均依朱氏《存真》而误，说详前。朱氏又辨与《楚世家》威王七年事不同，则是也。徐文靖《纪年统笺》以《楚策》齐、魏战马陵一节说此，误矣。陈氏《集证》亦有辨。
　　
　　[辑校]二十六年，败韩马陵。
　　
　　案：《今本伪纪年》显王二十四年，魏败韩马陵。陈氏《集证》云：“显王二十四，当魏惠二十六年，《魏世家》于此年无韩、魏战于马陵事，而于惠王二年有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之语。与《韩世家》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合。盖烈王七年事，正梁惠王、懿侯二年。（按此实韩懿侯之六年，陈氏本《史记·年表》误，详《考辨》第七一。）魏伐韩、赵，所以报浊泽之役。（原注：“中缓争立，韩、赵来伐，大败魏于浊泽。”）《六国年表》载韩、魏马陵之战，亦同在烈王七年。惟败赵于怀在前一年，与《世家》不同。《魏策》亦云：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败韩马陵。败赵于怀。鲍《注》云：惠王二年，乐祚赵将。并以此为惠王二年事，则当在烈王七年，我师伐赵围浊阳之上。又《魏世家索隐》云：案《纪年》云，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又上二年，魏败韩马陵。十八年，赵又败魏桂陵。桂陵与马陵异处。夫所谓又上二年者，盖指惠成王主二年而言，非谓在战马陵上二年也。辑《纪年》者似误会此语。”
　　
　　今案：陈氏说极是。《辑校》与《今本伪纪年》同一误会。朱氏《存真》录败韩马陵于惠王十八年，则涉《索隐》下文赵败魏桂陵之年而误。
　　
　　[辑校]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马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
　　
　　王氏原案：“《魏世家索隐》引，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二十七年十二月，在周正为二十八年二月，是《魏世家索隐》已改算为周正也。《田敬仲世家索隐》引，齐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战马陵。考《纪年》齐威王以梁惠王十三年立。至此正得十四年。”
　　
　　案：王氏谓《索隐》改《纪年》夏正为周正之说，他无可验。而《水经·泗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与《魏世家索隐》所引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同为一事，而又加详。《水经注》所引正亦作五月，不得谓其亦已改从周正。若《水经注》所引系《纪年》原文，则《索隐》又何以改于彼而仍于此？王说不足信。盖齐师自以上年冬出征，魏师自以翌年败北耳。详《考辨》第八四。
　　
　　[辑校]二十九年，（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史记·六国表》：惠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年，会诸侯于泽。徐广曰：“《纪年》作逢泽。”《水经·渠水注》引徐说略同。）
　　
　　案：会诸侯于逢泽者乃梁惠王，非秦孝公，详《考辨》第八十三。《辑校》误。
　　
　　[辑校]后元（九年，郑）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史记·韩世家·索隐》。）
　　
　　案：《索隐》此条五月上脱八年二字，详《考辨》第一○二。《辑校》随文钞录，未能订正。
　　
　　[辑校]后元（十年），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水经·河水注》。）
　　
　　案：败韩举事在惠王后元八年，《辑校》捂从朱说，已详前辨。（参读《考辨》第一○二。）
　　
　　[辑校]后元十一年，（会韩威侯、齐威王于）平阿。（《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索隐》曰：“《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作平阿。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案韩昭侯《纪年》亦当作韩威侯。）
　　
　　案：《辑校》改齐宣王为齐威王，是也。然据上条《韩世家索隐》梁、郑会巫沙后，郑威侯已称郑宣王，则此处亦当作郑宣王。
　　
　　一三五、宋康王灭滕考
　　
　　《宋策》：“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金正炜《国策补释》云：“《世本》称齐景公亡滕，《汉·地理志》《水经注》并云齐灭滕。《竹书纪年》书于越灭滕，《春秋正义》谓滕三十一世为楚所灭，《春秋释例》又云：滕自叔繍以下至公丘三十一世，为秦所灭。今据《赵策》苏代所言，秦起中山与滕，而赵、宋同命，以证此《策》，自示诸书为可据。”（《赵策》作起中山与胜，金云：“《广雅》，起，立也。胜当为滕。《宋策》于是灭滕伐薛，中山灭于赵，滕灭于宋，秦起复二国，故曰赵、宋同命也。”）今按滕先灭于越，后又复立，其详已不可考。（参读《考辨》第四九。）孟子至滕，当梁惠王后元十三年，为宋王偃之十六年。滕文公好贤，行仁政。时定公初薨，问孟子而定三年之丧。又使毕战问井地。惜不寿，孟子游梁返齐为卿，而文公卒。（参读《考辨》第九八，及《考辨》第一一一。）计其在位先后不逾八年。其后，滕事复无考。苏代之说，在五国攻秦后，当赵惠文王三年。时中山新灭，（在五年前。）与滕俱举，则滕灭亦不甚久。《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谓《竹书》今王终二十年，今王者魏襄王。魏襄王二十年，正赵武灵王传国少子何，自称主父之岁。明年为赵惠文王元年。《索隐》不谓《竹书》有宋灭滕，知宋康灭滕在魏襄二十年后，故《竹书》不及载。然则滕灭于宋，正在赵惠文王元年，至三年间。其后逾十年而宋亦为齐灭矣。（吕氏《大事记》，王氏《通鉴答问》，马氏《文献通考》，皆谓滕灭在周赧王二十九年，此由《史记》齐灭宋在赧王二十九年而误。）
　　
　　又按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云：“传记滕文公卒，再传二十一年，灭于宋。”此所谓传记者，不审何书。然余定滕灭之年，上推二十一年，适滕文公卒，固无误。任启运《孟子考略》谓：“记言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滕亡”，则决不然。或任氏误记文公卒后二十一年为孟子去后二十一年也。
　　
　　一三六、荀卿自齐适楚考
　　
　　桓宽《盐铁论·论儒篇》云：“及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攻之。”今按湣王灭宋在十五年，（《年表》误谓三十八年，详《考辨》第一二八。）其明年为燕昭王二十七年，燕使乐毅谋伐齐。又明年，齐湣王之十七年，而乐毅以秦、魏、韩、赵之师入齐至临淄。湣王走莒。是荀卿诸人之去，当在湣王十五、十六年间也。是时荀卿年当五十五六。殆自游燕以后重复至齐，亦为稷下列大夫，而慎到、田骈之属为老师，至是而相率散亡也。（胡元仪《郇卿别传》据《盐铁论》此文，谓是郇卿湣王末年至齐。《盐铁论》明谓荀子以湣王末年去，何得即推以谓湣王末年来，胡说非也。）《史记·孟荀列传》叙荀卿至楚在齐襄王时三为祭酒之后，盖误。至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益不足据，辨详后。
　　
　　汪中《荀子年表》谓：“《荀》书《强国篇》荀子说齐相国曰：今巨楚悬吾前，大燕鳅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三国必起而乘我。若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耳。其言正当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横以割下东国。故荀卿为是言。其后五国伐齐，燕入临淄，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又曰：“此齐相为薛公田文，故曰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今按田文相齐湣，其去位在齐湣之七年。（详《考辨》第一二九。）若汪氏言可信，则荀卿之说，乃在湣王七年前。自是迄于湣王之败尚十年，则荀卿在齐殊久。若以燕子之之乱即来齐，则前后可得二十许年矣。（近人有疑荀卿来齐，已在王建之世者，不徒与《盐铁论》背，而荀子本书《王霸》一节，更为难通。）
　　
　　一三七、慎到考
　　
　　《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赵《注》：“滑釐，慎子名。”焦循曰：“釐与来通。《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汉书·刘向传》作饴我釐麰是也。《尔雅·释诂》云：到，至也。《礼记·乐记》云：物至知之，《注》云：至，来也。到与来为义同。然则慎子名滑釐，其字为到，与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为慎子即禽滑釐，或以为慎子师事禽滑釐，称其师滑釐不识，皆非是。”今按焦说是也。（马氏《庄子义证》，又以《孟子》书慎子，乃《墨子·耕柱篇》骆滑釐，说益支离，不可信。）《汉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夫到与孟子同时，而按《盐铁论》，慎子以湣王末年亡去，则慎子辈行犹较孟子稍后，岂得先申子？《荀子·非十二子》以慎到、田骈并称。《庄子·天下篇》称彭蒙、田骈、慎到。田骈学于彭蒙而与慎到同时，是慎到后于彭蒙也。近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谓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骈最后，亦非矣。
　　
　　至孟子、慎子在鲁相遇之年，今已不可确指。薛方山云：“鲁为齐弱久矣，安能伐齐？此必因湣王败而走莒时。”黄鹤《四书异同商》辨之云：“薛说非也。燕人畔，立昭王，孟子因此致为臣而归矣。《史记》载昭王立二十八年始伐齐，孟子此时未必犹存。”今按孟子以齐威王晚年（三十六年。）曾返鲁。（详《考辨》第一一二。）后于宣王八年去齐至宋，其后或仍返老于鲁。慎子亦居稷下，至湣王末而去。疑其居鲁或当以威王晚节为近是。姑以是时慎子年三十计，则湣王之末，慎子年垂七十矣。鲁欲使慎子为将军，乃一时拟议之词，其事成否不可知。至一战胜齐，孟子特假为之说耳，非必鲁将慎子，必以伐齐取南阳为帜志也。薛说自不可从。（林春溥《孟子年表后说》，及《开卷偶得》卷七，至谓：“鲁使慎子之役，竟取南阳。”益复失之。其《战国纪年》，又引《吕氏春秋》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为证。惟谓：“此事距孟子卒已十年，又不可以强合。”总缘看文字太死杀也。）
　　
　　慎子虽战国一显士，然其事迹流传者少，已难详定。明人慎懋赏伪为《慎子》书，缀其事若较备，然均不足信，兹再略辨如次。
　　
　　《楚策》：“襄王为子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强索东地五百里。襄王退而问其傅慎子。”今亦见慎氏书。按怀王入秦为周赧王十六年，其时齐湣王之二年也。岂慎子遂以其时为楚襄傅乎？校其年代尚无不合，惟慎氏书显系钞撮伪造，不足据。《史记正义》云：“慎子，战国时处士”，亦不以为楚王傅。（《风俗通义·姓氏篇》：“慎到为韩大夫”，亦无据。疑从其先申、韩，申、韩称之而误。）
　　
　　《赵策》：“郑同北见赵王，说以兵事。”今慎氏书引之，而云“慎子侍”。按郑同之说云：“先见魏昭王”，魏昭王元年在楚襄王之四年。慎子既为襄王傅，岂复重至于赵？惟年代亦略可及。今既《赵策》无此语，则慎子侍云云，乃慎氏袭《赵策》以为《慎子》书，以慎子乃赵人，故云侍赵王也。此亦不足据。又云：“蔺相如困秦王归，有矜色，谓慎子”云云。秦、赵会渑池在魏昭王十七年，其献璧在赵惠文王十八年秦拔赵石城之前，亦在魏昭王十三四年，与郑同事时亦相当，而又稍后，岂慎子诚晚年及见蔺子哉？
　　
　　慎氏书又有“徐犯问慎子”云云，徐犯学于禽滑釐，即徐行。（见《考辨》第一三一。）慎氏以《孟子》有滑釐不识之语，故伪撰徐犯问慎子矣。又“田系问”云云，益不足据。
　　
　　又有“环渊问慎子”云云，今按《史记》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故慎氏妄造环渊问。又称：“孟子舆说齐宣王而不说，谓慎子。慎子曰：行无隐而不形，夫子居鲁而鲁削，何也？”是又袭淳于髠之言为慎子也，皆不足信。
　　
　　又有“邹忌以鼓琴见齐王，稷下先生淳于髠、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相与往见邹忌子”云云，此事见《史记·田齐世家》及刘向《新序》，皆仅说淳于髠。慎氏窃取其说，又加以《孟荀列传》所举慎到、田骈诸人，遂以实《慎子》书，其伪迹益显。
　　
　　今据《史记·孟荀列传》，慎到赵人，为齐稷下先生，与田骈齐名，至湣王时而去，则慎子事之可信者。（《太平寰宇记》卷十三，谓：“慎子墓在济阴县西南四里”，则慎子自湣王末亡去，盖老死于齐，或未适他国。又《郡斋读书志》以慎子为浏阳人，未识何据。《唐志》十篇，而《读书志》只一篇，盖已伪物矣。）至其学术宗旨，则《庄子·天下篇》评之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摁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慎到、田骈也。”《荀子·解蔽》亦称之，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天论篇》又称之，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此则慎子之学也。其持论盖为后来道法开源。其“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则韩非法家之言也。其“有见于后无见于先”，则老聃道家之旨也。（此与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同为稍后《老子》书所取。）故《史记》称之曰：“学黄老道德之术”，而《汉志》则谓“申、韩称之”。其实慎到为稷下学士，尚在前，老聃、韩非道德刑名之说自在后。汉人误认为老子在孔子前，遂若慎到学老子，而韩非采慎到。以荀卿之论定之，可知其误也。
　　
　　一三八、接子考
　　
　　《庄子·则阳篇》：“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成玄英《疏》：“季真、接子，齐贤人，俱游稷下。”今按季真事迹多在梁，其一时交游亦以梁为盛。（参读《考辨》第七九。）成氏谓之齐人、游稷下，未审何据。岂以接子而连类说之耶？接子又见《史记·田完世家》，《孟荀列传》，与淳于髠、田骈、慎到并称。《盐铁论》：“湣王之末，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接子年世，盖与慎到相先后，较孟轲、淳于髠略晚，亦与惠释、季真同时。季、惠或先接子而亡也。《汉志》《人表》皆作捷子，接、捷古字通。《通志·氏族略》四引《风俗通》：“本邾公子捷菑之后，以王父字为氏。”《人表》捷子在尸子后，邹衍前，年亦相当。《孟荀传》称其“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汉志·捷子》二篇，在道家，其殆主命定之论者耶？（季真莫为，则近于机械的自然论。要之二人，既不信有天神主宰（莫为），又不许有人力斡旋（或使），皆处不得已而为随顺。与庄周同时听持义亦相近。）《孟荀传索隐》：“环渊、接子，古著书人之称号。”其事不详，无可考矣。
　　
　　一三九、田骈考（附：彭蒙、王斶）
　　
　　《史记·孟荀列传》：“田骈齐人，学黄老道德之术。”《汉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吕览》高诱《注》云：“道书十有五篇。”）班固曰：“名骈，（《庄子释文》引《慎子》云：“田骈名广。”）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七略》曰：“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语见《文选·宣德皇后令·注》。）《庄子·天下篇》称其学，与彭蒙、慎到并列。《吕览·不二篇》：“陈骈贵齐”，高诱《注》：“齐生死，等古今也。”田子之齐生死，盖与庄生略似，皆承杨朱重生贵己之说而微变之者。
　　
　　《齐策》：“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与义通。）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宦过毕也。”今按稷下学士皆不治而议论。田骈、淳于髠之徒，虽溺情富贵，而复抗不仕之名。此由当时墨学既盛，如陈仲子以兄戴盖禄为不义，故亦相炫以为名高也。《淮南·人间训》：“唐子短陈骈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而《盐铁论·论儒篇》则谓田骈如薛在湣王世。两说相较，以后说为胜。此殆《淮南》之误记也。（《绎史》谓：“威王不与孟尝君同时，此或靖郭君之事。”窃谓易靖郭为孟尝，，不如易威王为湣王也。又《淮南》称田骈之言曰：“臣之处齐，糲粢之饭，蔾藿之羹，冬则寒冻，夏则暑伤。”亦与《策》文不合。）
　　
　　又《庄子·天下篇》称：“田骈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又曰：“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则彭蒙为田骈师，故序列居最先。今《尹文子》乃谓：“田子读书，彭蒙越次而对，田子曰：蒙之言然。”转谓彭蒙师田骈。伪书固不足信。而《伪尹文子序》又谓：“尹文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详《考辨》一二四。）若其说有据，则彭蒙亦稷下先生，其年世既先于田骈，殆或上及齐威矣。又成玄英《庄子疏》谓：“彭、田、慎皆齐之隐士，俱游稷下，各著书数篇。”未详其据。慎到既赵人，谓蒙齐人，未必信。今《汉志》无彭蒙书，《人表》亦不著彭蒙姓字，呆已湮没无传矣。而《庄》书又称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是彭蒙之学尚亦远有端绪。余考齐威王、梁惠王前，学者如列御寇、南郭子綦、杨朱、彭蒙之伦，其学皆主重生贵己，全性葆真，为后来道家滥觞。盖孔主杀身成仁，墨主贵义轻生。如吴起、孟胜之徒，皆不惜舍身徇节。列、南、杨、彭承其后，而倡重生贵己，亦有激而然也。（不教亦贵己之一节。至田骈、庄周齐死生，则较杨、彭立说，又深一层矣。）
　　
　　又按《齐策》：“齐宣王见颜斶。”吴师道曰：“《春秋后语》作王蠋。”又有先生王斗，吴师道曰：“一本标《文枢镜要》作王升。”今按《汉人表》有王升、颜歜。窃疑王升即王之脱讹，又误分颜、王为两姓。观颜斶对宣王曰：“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而王升之对亦然。知其为一事两传矣。其后当湣王之亡，有画邑人王蠋，乐毅闻其贤，令环画三十里毋入，而使人请之，蠋自经而死。盖即宣王时高论士贵之王蠋也。今《齐策》颜斶语引《老子》，疑出后人传述，或较王升一篇稍晚出。而颜斶、王斗、王蠋，遂俨若三人。其人盖亦稷下先生之贤者。当湣王之末，诸儒散亡，彼殆以邦土未去，遂以死节也。因志所疑附此。
　　
　　一四○、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
　　
　　后世言荀卿事，悉本马迁、刘向。然向言最难凭。既曰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又谓其与孙膑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其无稽如此。《史记》于卿事亦疏略不备。余既别为考定，而于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一事，则不能舞疑。盖其说始于马迁，成于刘向，而实未足为信史也。《史记》言：“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今考荀卿去齐适楚，乃当湣王末世。（详《考辨》一三六。）下距黄歇为春申君尚二十余年，则《史》说非也。又谓：“春申君为楚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列传》。）考荀卿是时年逾八十。（昔人疑荀卿年者多矣。唐仲友谓：“春申凭死而卿年已百三十七。”晁公武谓：“荀卿去楚时近百岁。”皆考核未精。）又曰：“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是卿以八十老人为一县令，至十八年之久，至于春申之死，荀卿年已百龄，失所凭依，乃不得已而见黜。卿纵贪禄好仕，一何老不知退，为驽马之恋豆，至于若是其甚耶？向之言则尤谬，谓：“春申既以卿为兰陵令，或谗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与之百里，楚其危乎！春申君遂谢去孙卿。”夫卿之在齐，为稷下老师。稷下之禄，如齐人之讥田骈，则曰：“赀养千钟，徒从百人。”宣王之留孟子，则曰：“中国授室，致禄万钟。”优异如此。昔孟子游梁，惠王尊之曰叟，问以利国之大计。以荀卿较之，年为高矣，位为尊矣。退自稷下，而至楚。（荀卿至楚，尚在齐襄王前，兹姑据刘向《叙录》为说耳。）使春申君贤荀卿耶，不应抑以百里之小令。使春申不贤荀卿，何以或人之一言，遽谢而去之耶？又谓：“荀卿既之赵，春申君又以或人之言聘荀卿。荀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此汪中《荀卿子通论》已辨之，曰：“春申君请孙子，孙子答书，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杀*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属。且灵王虽无道，固楚之先君也，岂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凿空为此，韩婴误以说《诗》，刘向不察，采入《国策》。其叙《荀子》《新书》又载之，斯失之矣。此书自厉怜王以下，乃《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文，其赋词乃《荀子·佹诗》之小歌，见于《赋篇》。由二书杂采成篇，故文意前后不属。幸本书具在，其妄不难破。”向又谓：“春申君得书，恨，复因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此尤无理。黄式三《周季编略》信有荀卿答书，而亦不信有反楚复仕，曰：“荀卿是时年已八十余，反赵之后，无弃赵卿而再仕兰陵之理。”又曰：“书赋之辞严厉，无应召之意。”余谓春申诚贤荀卿而再聘，亦不仍以兰陵屈。凡此皆《史记》之所无，而尤不近情理之甚者。且余观荀卿书，如说齐相，应秦昭王、应侯问，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凡其行迹所至，皆有记载。其论列时事亦详，然至于邯郸之解围则止。独自为兰陵令后十八年，无片辞涉及，又绝不言春申君。有之惟《成相》一语，曰：“春申道缀基毕输。”卢文弨疑之，曰：“此春申语有误，必非指黄歇。”郝懿行则云：“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为兰陵令，盖将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连缀俱亡，基亦堕输矣。”今按卿以八十颓龄，为令兰陵垂二十年，亲著书数十篇，曾无一语自道政绩。其弟子如韩非、李斯之徒众矣，亦不一语及其师治道，并又不见于他之称述，则所谓毕输之基者安在？郝氏道亦连缀之语，尤强解非文理，则卢氏之疑是也。刘师培《荀子斠补》云：“春申当作鲁申，《左传》定四年晋重、鲁申，鲁申即鲁僖公，此句承上文展禽三绌言，展禽与鲁僖同时，鲁不用展禽，周公之基业至僖公而竟堕也。”此承卢氏而创新解，殆可信。余读《成相》一诗，皆有遭谗愤世之辞，殆卿当齐湣王时以谗去楚之所感而作也。故卿之遭谗在齐湣王世，非楚春申也。其之楚在为齐襄王时稷下老师之前，非在襄王后也。其至赵在自齐至秦之后，非为令兰陵而后之赵也。其退老而著书，所论止于邯郸之役，正卿八十之年，非其后尚为县令二十年，然后乃废退而家居也。《史记》所传，失情实者多矣。荀卿、春申之事，岂必以见于《史记》而信之哉？然则《史》说为本，何以又确指其年，谓荀卿封兰陵在春申为相之八年乎？曰：非也。兰陵属东海，为鲁地，故《史》姑附之楚灭鲁之岁。《史》固未能确指，而后人乃确信之也。（又按：《史记》灭鲁年亦误，详《考辨》一五四。）曰：然则荀卿之为令兰陵，果尽无稽乎？曰：是不然。荀卿适楚在湣王末年，当顷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齐淮北，兰陵或以其时归楚，而荀卿为之令，非不可有之事。又春申既顷襄弟，其时或已用事，而进言荀卿于楚王。《史》自误为春申为相之后也。（又按《荀子·尧问篇》：荀卿弟子慨述其师之所以不遇，亦无一语及春申。《史记》又云：“荀卿卒，因葬兰陵。”刘向《叙录》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荀卿。”盖卿与兰陵洵有渊源，至于是否卒而葬焉，而遂令后人思慕之如是，则亦无可详考矣。）要之，《史。说之误，自有可得而辨者，因为之辨如此。
　　
　　又按应劭《风俗通》卷七《穷通篇》：“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云云，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游赵，应聘于秦，作书数十篇。春申君使请孙况，况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因不得已，乃行复为兰陵令焉。”此以卿为兰陵令在游赵聘秦之前，是也。又序其事于在齐三为祭酒后，则误于《史记》。并谓其为歌赋遗春申，因不得已复为兰陵令，则误于刘向。然通观诸书所载，应氏最得荀卿行实矣。
　　
　　一四一、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考
　　
　　《吕氏春秋·应言篇》：“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喜。龙曰：窃意大王之勿为也。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欲偃兵，士之在大王之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燕昭以二十八年破齐，至三十三年卒。龙之说燕昭在二十八年后，是为龙事迹最先可考之年。又下至平原君卒，凡三十三年。（参读《考辨》第百五十二。）此下无公孙龙事。龙卒盖亦在是时。则其生当在燕哙、齐宣时，惠施已老。施之死在魏襄王九年前，龙盖未能逾十龄也。龙寿当在六十、七十间。相传庄周却楚威王聘，威王卒岁，周年最少亦三十，多至四十。下逮惠施之卒，周年五十至六十。时公孙龙不出十岁。若周年逾七十，龙亦二十、三十以上，犹及见周也。《庄》书《徐无鬼篇》：庄子谓惠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而五，果孰是耶？”《列子释文》：“公孙龙字子秉。”然惠施卒，龙在童年，庄周之死，龙亦其学初成，岂遽与儒墨杨秉为五？若公孙龙诚字子秉，则其语盖出庄子卒后，公孙龙成名之际。（又按洪颐煊曰：“秉疑宋误。”马氏《庄子义证》谓：“《尸子·广泽篇》料子贵别囿，即宋子字讹。■料形音均相近。故《尸子》作料。秉与■形亦近，故此又作秉也。”）
　　
　　又按《淮南·道应训》：“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能呼，龙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氾，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史记·孟荀传》：“龙为赵人。”（又见《汉·艺文志》班固《注》，及《列子释文》。）则龙之说燕，盖自赵而往，为初出也。
　　
　　一四二、公孙龙说赵惠文王偃兵考
　　
　　《吕氏春秋·审应览》：“赵惠文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使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虚名为，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總。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是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史记·赵世家》：“惠文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二城。（《志疑》云：“败当作取。”）赵奢将攻麦邱，取之。二十年，廉颇将攻齐。”龙言盖指是时事。石城者，《通鉴》胡《注》谓即汉西河离石县。高诱注《吕览》，亦谓蔺、离石二县，今属西河。梁氏《志疑》据《赵世家》肃侯二十二年，秦取代、蔺、离石，谓何待是时始拔。然考同篇武灵王十三年，亦云秦拔我蔺，已復複出，况惠文时乎？《赵策》：“秦攻赵蔺、离石、祁，拔，赵请纳焦、黎、牛狐三城以易之。已而背之。秦怒，令卫胡伤伐赵，攻阏与，赵奢败之。”《年表》阏与之役在赵惠文王二十九年。《芹本纪》在昭王三十八年，较《年表》后一年。合之《赵策》，是其事由蔺、离石。此惠文时秦拔赵蔺、离石之的证也。又《西周策》：“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高《注》：“杀犀武于伊阙。”按《年表》，其事在秦昭王十四年，前攻赵拔两城十一年，然则两城者，蔺与祁也。云蔺、离石者，兼言两年事。若当武灵王十三年，则白起尚未用事。此亦秦拔蔺、离石当赵惠文时之的证也。《志疑》又不信赵奢、廉颇伐齐得地之事，云：“是时齐尚至二城，麦邱属燕，齐无可攻。《年表》《田完世家》他处皆无其事，疑《史》误。”不知《齐策》言齐独存二城者，指其五年中最后而言，非齐一败而诸城皆下，即无地可攻也。谓余城皆属燕，特举大数言之，以燕独入齐临滋，又始终主其事也，非谓其他三晋诸国，均不得尺土一城。不博观会通，而一切以绳，失者多矣。（林氏《战国纪年》谓：“据《国策》，邹衍谓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是在威王之世已然。况宣、湣以来，取燕灭宋，楚割淮北，西侵三晋，拓地愈广。而谓七十余城之外惟余莒与即墨，其他别无可取，岂其然乎？”此亦一说。）今以《吕览》公孙龙之言参之，知《赵世家》所记固不误。然则公孙龙对惠文王之言，乃在惠文二十年后审矣。考燕昭王以惠文二十年卒，公孙龙盖即以燕昭卒后去燕适赵。赵惠文初立年幼，主父尚在，未能当国。四年李兑杀主父，其后惠文始自临事。此云事偃兵十余年，语亦适合。龙之说燕昭、赵惠文两君，皆以偃兵兼爱，盖亦治墨学之遗绪，而文之巧辨，故乃与惠施齐名也。
　　
　　又《吕览·淫辞篇》：“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攻魏，赵欲救之，秦使人让赵，曰：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龙曰：此亦可以发使而让秦，曰赵欲救之，秦独不助，此非约也。”高《注》：“赵王，赵惠王也。”梁云：“空雄，《听言篇》作空雒，写者误耳。”今按《年表》，赵惠文二十年，与秦会渑池，蔺相如从。二十三年，秦拔魏两城。空洛疑渑池字误。公孙龙正以会渑池之年来赵。据此文，龙盖自始即客平原君家。（林春溥《战国纪年》，以公孙龙此说系于周赧王三十二年秦取魏安城，孟尝君求救于燕、赵事下。时值燕昭入齐之翌岁，公孙龙方在燕。又不悟空雄乃渑池字讹，臆定无据，不足信。）自此至邯郸解围凡二十年，公孙龙常在赵。平原君之厚待公孙龙，可见也。（《文选》邹阳《上书吴王》注，引《新序》：“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今按刘向《新序》《说苑》多不可信，此殆以《史记》有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而误。）
　　
　　一四三、荀卿齐襄王时为稷下祭酒考
　　
　　《史记·孟荀列传》：“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辨，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髠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此文谓荀卿初来，稷下尚盛，其后诸儒零落，而荀卿独在，最为老师也。然邹衍、邹奭尚在荀卿后，不当与淳于髠并列。（参读《考辨》第一四四。）至年五十，乃十五误倒。荀卿自十五游学来齐，其后曾至燕，见燕王哙。燕王哙不之用，后重适齐，则为稷下列大夫。至旻宋骄矜，稷下先生慎到、田骈之徒皆散，其时薰卿则适楚。（以上均详《考辨》第一○三及一○六。）是皆为《史》文所不具。此云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者，以稷下之制坏于湣王末年，至襄王而重修也。今考襄王五年，田单杀骑劫。重修列大夫之缺，当在此后。是时荀卿年逾六十，自楚复返齐。而往者田骈之属同时散亡者，皆已死，故荀卿最为老师也。汪中《荀子年表》谓：“荀子年五十，始游学来齐，则当湣王之季，故传云田骈之属皆已死也。”是误谓田骈已死于荀子来齐之前。近人有疑《史》文邹衍以下一节为衍文，谓当以田骈之属一语直接始来游学云云，是荀卿始来，乃在齐襄王时，亦不与田骈诸人相接，阶与《盐铁论》所记背缪，殊不足信。（参读《考辨》一二三。）及襄王死，荀卿乃游秦，（详《考辨》一四九。）《史》谓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亦误。盖《史记》述荀子行迹，仅及齐、楚两国，不明其有之秦适赵之事，又谓其为兰陵令而终老于楚，故以适楚移之三为祭酒而去齐之后。今自襄王六年至襄王十九年，前后凡十有四年，荀卿之三为祭酒，当在其时。
　　
　　一四四、邹衍考（附：邹奭）
　　
　　《史记·孟荀列传》：“邹衍至梁，梁惠王郊迎。至赵，平原君侧行襒席。至燕，燕昭王拥篲先驱。”《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班《注》云：“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王应麟引《封禅书》“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为证。今按：衍至赵，见平原君，在信陵破秦存赵之后，事见《平原君列传》。其时梁惠王死已七十二年，燕昭王亦死二十二年矣。张守节云：“邹衍与公孙龙同时”，是也。衍已不及见燕昭、齐宣，遑论齐威、梁惠乎？（《文选》阮嗣宗《诣蒋公奏记注》，扬子云《解嘲注》，引《七略》曰：“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篲。”其言或为史公所本，而语差无误。）《燕世家》又云：“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策》亦云然。（《大戴礼·保傅篇》：燕昭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至，无剧辛。）然其说殊误。时仅有一乐毅耳，邹衍、剧辛皆在后。《史》《策》为盛言士争趋燕，遂误攀后来者为说，非情实也。《韩非·亡徵篇》：“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自以为与秦提衡，将劫燕以逆秦，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此记赵悼襄王时事。剧辛以赵悼襄三年败死，时为燕王喜十三年。去燕昭王伐齐已四十二年。燕昭招贤，犹在其前。剧辛不在燕昭招贤时仕燕明矣。据韩非书，则邹衍乃与剧辛同僚。去信陵破秦十五年。其自齐赴赵，当齐王建时，在平原君晚节。自赵往燕，则仕燕王喜，绝不与齐宣、燕昭相涉。史公云云，盖误于燕、齐方士之说耳。方士以神仙愚秦始皇，乃引燕昭王、齐威、宣王以为重。若仅言齐王建、燕王喜，亡国之君，不足以歆动始皇之心也。
　　
　　《御览》四引《淮南》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文选》卷三十九《注》亦引此条。）据此则衍先已仕燕，后之齐。此似衍早年事，然亦不谓事昭王。至《史记》梁惠王郊迎，或乃由燕惠而误。今姑定燕惠王元年，邹衍年二十五左右，则邯郸围解后，邹衍自齐使赵，年四十八*九。剧辛之死，邹衍亦逾六十。其生当在齐宣之晚年也。
　　
　　《史记·孟荀列传》：“齐有三驺子，其前邹忌，其次驺衍、驺奭。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集解》引《别录》曰：“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修衍之文，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汉志》阴阳家有《邹奭子》十二篇。《文选》江淹《别赋》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七略》作邹赫子。沈钦韩曰：“赫奭通用。”据此则邹奭在邹衍后。而《史记》以奭与淳于髠、慎到、田骈同称稷下先生。余考邹衍自齐使赵，已在王建八年前后，则稷下故事，疑下逮王建时，犹未全泯矣。
　　
　　又《汉书·人表》有轧子、焣子。钱大昕《三史拾遗》谓：“即治《春秋》之夹氏、邹氏。轧与夹音相近，焣即聚字，邹与聚声亦不远。”沈钦韩《前汉书疏证》亦谓：“焣子乃邹子之误。《艺文志》有《春秋邹氏传》，盖《孟荀列传》所称三邹子之一。”今按：《人表》轧子、焣子后，即次于沈氏、北宫子、鲁子、公扈子、尸子，皆治《春秋》，则钱氏之言信矣。而《史记·孟荀传》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汉书·严安传》，严安上书曰：“臣闻邹衍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者也。”此皆言邹子学术大旨之仅存者。凡汉儒治《公羊春秋》，言通三统，改制质文诸说，其实源自阴阳，与邹衍说合。今所谓《春秋邹氏传》，虽不知于三邹子中当何属，又不知其所论者何若，要之或亦与《公羊》家言相近，渊源同自邹衍，则沈说亦可从也。（汉王吉能治《邹氏春秋》。又《盐铁论·论儒篇》，谓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则邹衍阴阳之术，其先本之儒，汉儒尚多能言之者。）
　　
　　[附]邹衍著书考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班《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是邹衍书有四十九篇，与《终始》五十六篇两种。”考《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此《终始》五十六篇书，出于齐也。《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中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是也。《史》又云：“宋毋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汉志》五行家有《羡门式法》二十卷，疑即羡门高，亦传驺子之术而不能通者也。）此《驺子》四十九篇传于燕、齐海上之方士，而尤盛于燕也。《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索隐》：“《主运》是驺子之书篇名”，是也。然则两书虽俱出邹子，而实不同。《周礼·大司马》“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此救时疾”，郑司农说：“《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王应麟谓即《邹衍》四十九篇文，其语良是。《论语·阳货篇》“钻燧改火”，《集解》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礼运》孔《疏》说与皇同。《淮南·时则训》谓：“春爨萁燧火，夏秋柘燧火，冬爨松燧火。”五时三木，亦承邹说而小变。郑司农所引，盖出《邹子》四十九篇，非出《终始》五十六篇，其说与《月令》《时则》为类。如淳所谓五行相次用事，随方面为服，即以无木改火之例观之可见。又考《淮南·齐俗训》高《注》引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亦云然，此《终始》五十六篇文也。《月令》《时则》言五行，分列四时，始于木，主相生。《邹子终始》言五行，分列虞夏商周，始于土，主相胜，说各不同。《邹子》四十九篇，盖出其所自著。故《史》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封禅书》。）又曰：“驺子如燕，昭王拥篲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孟荀列传》。）其谓燕昭王，纵不信。然《主运》书，出邹子手著，亦可证矣。至于《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谓之所说，则或其徒述之。故《封禅书》谓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也。然则《艺文志》分别两书先后，及其书题名之意，参之《史记》所载，知两书有别，未可混并，昭然显矣。荀子以五行出孟轲，考《月令》《时则》言五行，重在勿夺民时，其义洵自孟子来。五行分配方色，其说亦古。而五德终始，则为晚起。《吕氏春秋·应同篇》始见其说，已在秦始皇时。齐人之奏《邹子终始》，明以媚秦，而上托于邹子。其果为邹子说否，未可定。后人皆言邹衍言五德主相胜，若与《月令》《时则》言相生一派不同。余考《汉志·邹子》书，及班固、如淳诸家旧注，乃知邹子言五行，实为《月令》《时则》所祖，而《五德终始》之篇，其果为邹子当时创说，抑其徒所托，转属未定之疑问也。
　　
　　一四五、庄子见赵惠文王论剑乃庄辛非庄周辨
　　
　　《庄子·说剑篇》：“昔赵文王喜剑，太子悝请庄子。”《释文》：“司马云：赵文王，惠文王也。名何，武灵王子，后庄子三百五十年。《洞纪》云：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长历》推惠文王与庄子相值，恐彪之言误。”今按：自惠文王元上推三百五十年，乃当齐桓、管仲之世，彪言固误，然不应一误至此。《田子方篇》：“庄子见鲁哀公”，《释文》：“司马云：庄子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在哀公后百二十年。”今自周贞定王元鲁哀公卒下数百二十年，乃为周显王二十一年，其时当梁惠王二十三年，齐威王之十年也。（依《年表》乃三十一年。）自此而下五十年，适当赵惠文王元年。因知《释文》所引司马本云“赵惠文王后庄子五十年”，传写之误，乃为“三百五十年”。古书多误，而于年世数字尤甚，率如此矣。然考周显王二十一年，庄子年仅十龄，至二十龄。则下至赵惠文元年，庄周亦六十七十，固与惠文相值，如《长历》所推不虚矣。惟依《赵世家》，惠文初立，年不过十一岁。今《说剑篇》谓其太子患王之好剑，乃募能说王止剑士者。量其意绪，非甚童弱。则其事最早当在惠文初元二十余年后。《世家》：“惠文二十二年，置公子丹为太子。”即孝成王，不言其前有废太子事，乌得别有太子悝？且其时庄子年最少亦逾八十，而谓其远道而来，为太子治剑服三日，以见赵王论剑，而冒不测之险，必不然矣。昔人均断《说剑》为伪篇不足信，然未能详考其年者，余故为论定如此。（参读《考辨》第八八。又按《抱朴子·钦士》谓：“庄周未食而赵惠竦”，不知是即据《说剑》，抑别有他据。若使别有他据，是庄周固曾至赵，然亦仍无以证《说剑篇》之真。）
　　
　　又按《楚策》：“庄辛说楚襄王，不听，去而之赵。留五月，（《新序·杂事二》作：“不出十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新序·杂事三》，作：“王果亡巫山，汉、鄢、郢之地。”）襄王于是使人徵庄辛于赵。”秦拔巫，在顷襄王二十二年，正赵惠文王二十二年，置公子丹为太子之岁。（《周季编略》亦代楚召庄辛在此岁。）然则庄辛曾留赵，推其时，与《说剑》所云略相当。岂传说之初，本以为庄辛而后乃误以属之庄周者耶？（《韩非·喻老》：“楚庄王欲伐越，，庄子谏。”亦庄辛，而《文选》卷五十五《注》引，亦误作庄周。）
　　
　　金正炜《国策补释》云：“《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襄王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白起传》：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伐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去郢，东走徙陈。《秦本纪》载武王二十八年取鄢、邓，二十九年取郢，与《起传》同。是楚失鄢、郢不在一岁。《策》云庄辛留赵五月，疑当作五年。襄王十九年，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辛去楚当在顷襄十八年，讫于秦人躯巫，适为五年也。”据此庄辛留赵实久。又辛系文学之士，其说天子、诸侯、庶人三剑，层累敷陈，亦与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之喻，取迳相似。则其文亦疑本出庄辛也。（今《说剑篇》屡及周名，盖非其朔矣。）
　　
　　一四六、魏牟考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云：“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今按《庄子·秋水篇》载公子牟称庄子之言以折公孙龙，龙既后于庄子，牟与龙同时，其年辈亦较庄后明甚。《秋水》所记，亦谓牟称庄，非庄称牟也。班说自误。《列子·仲尼篇》云：“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悦赵人公孙龙，乐正子舆之徒笑之，公子牟为公孙龙释七辨。”此为牟、龙同时之证。张湛《注》云：“公子牟，文侯子。”公孙龙时，文侯没且百年，张《注》误也。后人疑《列子》为张湛伪书，然如此条陈义精卓，盖得之古籍，或即四篇之遗，非湛所能伪。湛《注》盖本高诱。高诱注《吕览》云：“公子牟，魏公子也，作书四篇。魏伐中山，得之，以封公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魏灭中山在文侯世。《史记·魏世家·索隐》：“文侯既灭中山，使子击守之，后寻复国。”《史记志疑》论中山复立事云：“中山复立不知的在何时，《国策》述常庄谈谓桓子，中山复立之故，殊不可信。中山灭于魏文十七年，当赵烈侯元年，安得在桓子之世？（按：《中山策》言桓子自误，然《志疑》依《史记》言文侯年亦误，辨已见前。）《乐毅传》有中山复国之语，亦不言在何时也。《经史问答》谓：中山复立在魏惠王二十八年后，亦非。《赵世家》书与中山战于房子，在敬侯十年，即魏武侯十年，（按：此记赵、魏年数亦误。）明年，赵又伐中善，战于中人，安得复立在惠王之二十八年后。殆不可考矣。”今按《韩诗外传》卷八：“文侯封子击于中山，其使赵仓唐来言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仓唐再拜献之。”又曰：“臣闻诸侯不名，君既赐敝邑，使得小国侯，君问不当以名。”则自击时，中山已俨为一国，同诸侯矣。《说苑·奉使篇》亦载此事谓：“仓唐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然则中山非能复国，乃魏之别封耳。（赵襄子灭代，乃封其兄子周为代成君，与此略似。）其后更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则中山之君乃魏文侯少子魏挚之裔，而公子牟亦其后人。（《墨子·所染篇》：“中山尚染于魏义椻长。”《闲诂》引苏说云：“中山为魏之别封，非春秋时之鲜虞也。魏文侯灭中山而封其少子挚，至赧王二十年，为赵武灵王所灭。其君有武公、桓公，见《世本》。此名为尚者，当为最后之君。”今按《吕氏春秋》高《注》：“尚，魏公子牟之后，魏得中山以邑之。”其说误。苏氏谓中山封自文侯少子挚，是也。考《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一，引《史记》：“赵武灵王以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君尚于膚施。”则中山最后一君名尚，又得其证矣。《闲诂》据《水经·滱水注》，及《太平御览》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并谓：“中山桓公，为魏所灭。”谓：“尚或即桓公”。不知桓公为魏灭，尚为赵灭，不得混并为说。然则桓公乃中山之君，而武公则为魏灭中山后，中山别封之君。苏说姑引《世本》，未能剖辨，亦失之。（参读《考辨》第五四。）又《魏世家索隐》：“魏文侯灭中山，子挚守之，后寻复国。”张文虎《札记》据毛氏单行本《索隐》，乃“其弟守之”。按《吕览》自知：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其弟即指少子挚。《索隐》此条，下语未瞭，疑有脱误。）余考中山复立，盖在赵烈侯十年，（详《考辨》第四三，又第五四。）即魏文侯之四十八年也。《年表》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为相，正以魏与中山本属一家，犹如齐封田婴于薛，而薛公父子入为齐相。故中山公子亦或以魏氏称，而公子牟亦称魏牟。后人不察，因臆测为即魏文侯公子封中山者也。（雷氏《义证》亦主中山乃文侯少子挚后，惟谓惠王时为相者即公子牟，则年代亦误。）《魏策》：“中山恃齐、魏以轻赵”，又云：“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则中山固犹恃魏宗国，为其后援矣。《燕策》苏代说魏王绝宿胥之口，鲍彪引“徐广曰：《纪年》，魏救中山，塞宿胥口。”徐广引见《史记·苏秦列传》，今脱一中字。朱氏《存真》云：“此未详何年事。《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俱攻中山，当魏襄王之十三、十四、十六年也。”今考吴师道、梁玉绳皆定中山亡在武灵二十五年，正韩、魏、齐、秦败楚重丘之岁。所谓“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也。其前魏尝救中山。宿胥口，朱氏谓：“今卫辉濬县西南有宿胥故渎。”魏救中山而塞宿胥，正如齐救邯郸而围襄陵矣。陈氏《集证》疑“中山之地与宿胥辽绝，何由魏救中山而塞宿胥乎？”因不信有魏救中山事，其实非也。然则中山固恃魏援，魏亦救中山，良以魏与中山，本出一宗故也。又《中山策》云：“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此与《列子》书言子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正合。《淮南·人间训》：“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代乃中山之误。（参读《考辨》第三十三。）《吕氏春秋·应言篇》“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可证当时中山之信墨。（《寰宇记》引《国策》云：“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赵武灵王袭而灭之。”此则即据李疵一节润泽自为文也。）公子牟与公孙龙交好，而笃信其说。龙为墨徒，则牟亦墨徒，其所好皆墨徒也。（其书《汉志》入道家，如宋钘亦墨徒，而班《注》称其言黄老意。战国晚世道家，本颇取墨义也。）故后人谓中山为墨而亡矣。公子牟或如平原、信陵，当国而见信于其君者也。
　　
　　《赵策》：“平原君谓平阳君曰：公子牟游于秦，且东，而辞应侯。应侯曰：公子将行矣，独无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于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前世坐此者多矣。”此可以定公子牟之年代，又可以窥公子牟之为人。牟虽亡国之公子，其见重于当时者，有以也。考应侯封在秦昭王四十一年，明年为赵孝成王元年，上距赵武灵攻中山三十六年。其后十一年，应侯免相，又四年平原君卒。上距灭中山五十年。虑中山之灭，公子牟年不出三十。至平原之卒，牟年已逾七十。《赵策》建信君贵于赵，公子牟通赵，赵王迎之，论尺帛。建信君与秦文信侯吕不韦、楚春申君黄歇同时，其贵幸或在平原卒后。则公子牟之卒，殆亦后于平原，年寿当近八十也。（《说苑·敬慎篇》作公子牟游秦辞穰侯，穰侯较应侯稍前，亦无不合。然固当从《赵策》为是。）余前论庄子卒岁当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间，（《考辨》第八十八。）周赧二十六年，公子牟至少亦三十二岁，（以武灵攻中山，便年二十计之。）则牟自及见周矣。（吴师道云：“魏牟上及庄子，下及应侯，无疑。”）
　　
　　[附]论詹何环渊年世（附：召滑）
　　
　　又按《庄子·让王篇》：“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窃疑子牟身在江海，心在魏阙，其殆为中山既亡之后事。故曰隐岩穴，难为于布衣。瞻子，《淮南·代应》作詹子，即詹何。其与子牟问答，应在赵惠文王、楚顷襄王世。《淮南》仝篇又云：楚庄王问詹何，治国奈何？对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此庄王即顷襄王也。（参读《考辨》第一三一。）
　　
　　又考《楚策》：“楚王问于范环，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其事又见《史记·甘茂传》。“甘茂奔齐，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驩，秦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楚王问范蜎。”茂奔齐在秦昭王元年，芹迎妇于楚在二年。然则楚王、范环问答，亦在是时也。衣范环、范蜎，皆蜎环字讹。蜎环即环渊，值楚怀晚节。其游齐稷下，则当宣王末，或湣王时。其人尚应与庄周百世。而詹何与中山公子牟问答，中山亡已值楚怀暮年，则詹何、环渊宜亦得并世，而环渊稍前，詹何稍后。（即犹谓关尹在前，老聃在后也。参读《考辨》第七二。）殆或有类于荀况之与孟轲，否则庄周之与公孙龙也。《汉志》顾谓“环渊师老子”，其然，岂其然？
　　
　　又按：范环之语楚王曰：“王尝用召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湖而野江东。”（《策》《史》文略同。）《韩非·内储说下》作干象告楚王，前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云云，贾谊《过秦论》，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则召滑盖楚怀王时，而为楚亡越有功者。
　　
　　一四七、虞卿著书考
　　
　　秦昭王为范睢召平原君，虞卿弃赵相，偕魏齐逃之魏，《史记·范睢传》在昭王四十二年，而《虞卿传》记虞卿与赵谋事皆在秦破长平后。《古史》云：“意者魏齐死，卿自梁还相赵，而太史公失不言耳。”《经史答问》亦辨之，曰：“长平之役，在昭王四十七年。史公所谓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者，反在弃印五年之后，则虞卿尝再相赵，何尝穷愁以老？”梁氏《志疑》云：“虞卿尝再相赵，则其书非穷愁之故。《史通·杂说篇》讥太史公《自序》传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以为思之未审。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刘氏亦未审思。”黄氏《周季编略》云：“司马《通鉴》，朱、赵《纲目》，书秦诱执赵公子于周赧王五十六年，由读《虞卿传》而误。秦自赵取韩上党，与赵仇怨甚深，岂于此时佯为好书以召平原君？平原君剏取上党之策者，岂此时敢入秦乎？”崔适《史记探源》亦谓：“信陵救赵后留赵十年。若在十年内，信陵不在大梁。如当返魏之年，应侯免矣，昭王薨矣，侯嬴自信陵至晋鄙军之日自*杀矣，安得其事？”此证虞卿弃赵相至魏事在长平役前也。然余考虞卿著书，尚有可论者。
　　
　　《汉志》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家有《虞氏微传》二篇。王应麟曰：“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又《释文·叙录》云：“铎椒授虞卿。”考之诸人年世，似不足信。何者？齐襄王六年时，重兴稷下，荀卿为老师祭酒，其时年已逾六十，学成名尊矣。而虞卿弃赵相与魏齐逃之魏，事尚在后十年许。时虞卿初出有声，其年事当不出四十，是荀卿为前辈硕学，而虞卿乃后进游士，何从有虞卿著书以授荀卿哉？又铎椒楚威王时太傅，其书应在威王早岁。今姑自威王卒年计之，下至赵孝成王元年，凡六十三年。铎椒死，虞卿尚未生，岂得谓铎椒以授虞卿哉？至张苍之卒，在孝景前五年，在孝景前五年。即谓其年百余岁，则生年当在秦昭王晚节。（昭王末年至孝景前五年凡九十九年。）今姑谓魏信陵破秦邯郸之岁苍生，（则苍凡百有五岁。）下至春申君死，苍年二十，而荀卿已及百龄。荀卿年寿今既不可详考，要之以铎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之例观之，谓荀卿授《左传》于张苍，恐亦未见其必信也。
　　
　　余又考虞卿行事，邯郸解围后，曾欲为平原君谋封。此后即少见。惟魏欲合从，虞卿过平原君一事，的在何时，已难定。黄氏《编略》系之秦昭王五十三年，平原君下二年即卒，黄说盖近是。若依其说，上距虞卿弃相印，偕魏齐走大梁，亦不过十二年。虞卿以游说士，躡蹻担簦而说赵孝成王，量其年事当在四十左右。则其息影谢事，亦仅逾五十。若非早世，其耽意箸述，当在五十之后。时荀卿已耄，或者《抄撮》九卷，正受之荀卿。由是而下传张苍，则世隔庶乎近是。然虞卿年寿既不详，则此亦姑备之一说，非可以据以推《左氏》之传统也。（又按《孔丛子》：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春秋》，孔圣所以名经，子子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乎？卿答云云。齐问子顺，子顺曰云云。余考孔穿来赵，略与虞卿、魏齐奔魏同时，虞卿著书，既不在此以前，又其时子顺年不过三十，恐难据信。若此条可据，则虞卿著书，远在初为赵相时。或者殆其经始草创之事乎。要之《孔丛》伪书，则此亦无可确论也。（参读《考辨》第一六〇。））
　　
　　[附]国语采及铎氏虞氏钞撮考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虞卿、吕不韦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此《春秋》谓《左氏》也。铎氏、虞氏书并不传，然刘向《别录》记《左氏》源流云：“作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见王应麟《考证》。其传授不可信，已辨如前。）则铎椒、虞卿于传授《左氏》之外，别自有《抄撮》，正《史记》所谓捃摭其之文以著书矣。余读今《国语·周语》上中下三卷，《鲁语》上下二卷，《郑语》一卷，《楚语》上下二卷，共八卷，其文略相近，是岂铎椒所抄撮耶？又《晋语》九卷，则殆虞氏之所捃摭欤？而《汉志》又云有《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虞氏微传》二篇。余疑《铎氏微》三篇者，即其《抄撮》之八卷，《郑语》廑一事，盖以语涉楚先而录合于楚为一篇。《周语》《鲁语》各自分篇，则凡为三篇也。《左氏微》二篇者，或出吴起子期所抄撮，殆即《周》《鲁》二篇。铎椒又益以楚事成三篇也。故《别录》有《铎氏钞撮》八卷而《汉志》无之。《汉志》有《左氏微》，而《别录》不之及。殆以此。至于虞氏书，《汉志》既录《虞氏微传》二篇于《春秋》家，而儒家又著《虞氏春秋》十五篇。余疑《别录》所谓《钞撮》九卷，与《史记》所称捃摭《春秋》以著书者，当在儒家十五篇中。今《国语·晋语》九篇，最后多言赵简子事，良以虞卿居赵著书，故终晋之事而独详于赵。又今《战国策》记六国事多出秦孝公后，独《赵策》最前，详及智伯之灭，及豫让行刺，其文近儒家言，与其后策士纵横不类。又记赵武灵胡服，亦侈陈儒义，非出纵横策士之手。疑刘向集《国策》，此盖采自《虞氏春秋》十五篇者，其前春秋时事，则多捃摭《左氏，即今《晋语》九卷，故刘氏别谓之《抄撮》。（杵臼、程婴事，《左氏》所无，或可亦出《虞氏》。）而尚有及春秋后事，在《抄撮》九卷之外者，则合而为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也。今《赵策》所录三晋灭智伯，豫让行刺，及赵武灵胡服，或系其书之一部，而其全不可得而考。史公谓《虞氏》八篇，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以刺讥国家得失。窃疑豫让事在《节义》，赵武灵胡服事在《政谋》。推此以求或可钩沉发覆。颇得其一二。至《微传》二篇，其与《春秋》十五篇同异出入何如，更难详论。（《史记》云：“《铎氏》卒四十章”，亦不可说。）惟余疑《国语》有出铎氏、虞氏之钞撮者，则殆为可有之事也。
　　
　　清儒自武进刘逢禄为《左氏春秋考证》，及康有为承其说而益肆，乃谓《左传》为汉刘歆析《国语》伪造，崔适和之，近人颇多信者。实则其说无据，可以破之者非一端。余读《国语》诸篇，文体不相类。如《越语》之与《鲁》，《楚语》之与《齐》，《晋语》之与《周》，皆不同，其非出一手甚显。而《左氏》叙诸国事，非若是可以国别邦异，分体而列也。且今《左传》既析《国语》而成，设为之复分《左氏》归《国语》，其一事兼综诸国，未能定谁属者，当居十五六，决不若今《国语·晋》记晋事，《齐》载齐故，为昭晰而无疑矣。又《左氏》文字上下二百四十年，有可循次年代而比量其不同者。隐、桓之文异于成、襄，成、襄复异于定、哀。文字随时变易，犹可考见。而《国语》所采文体，以国别，不以年异，与《左氏》自判。乌得谓《左氏》析自《国语》哉？余既考周、鲁、郑、楚四国语八卷，出自《铎氏》，《晋语》九卷惟出《虞氏》，其余惟齐、吴、越三国。《齐语》同于《管子》，《吴》《越语》疑本当时范蠡、大夫种书。《汉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今《吴语》及《越语上》篇盖采《大夫种》，而《越语下》则采《范蠡》也。（《汉书·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按《仁赋·注》，皆引《范蠡兵法》，惟及飞石一事，与权谋无涉，后人以此当兵权谋之《范蠡》二篇，其信否不可必。若取今《越语下》篇为《范蠡》兵权谋，乃宛肖。贺涛《松坡集·读国语》亦曰：“《吴语》以越事为主，又详及大夫种之谋而不及范蠡，《越》之上篇亦如之，下篇则专言范蠡而不及大夫种，皆非史法，而近于晚周诸子之所为，疑后人取种、蠡书附之《国语》。”）是《国语》缀辑为书，与《国策》正相似。太史公曰：“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纪》赞。）又曰：“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十二诸侯年表》。）其所谓《春秋》，即指《左传》，与《国语》分言，亦不以两书为一书也。若史公仅见《国语》，何说而谓之《春秋国语》耶？史公既言之，曰：“鲁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乃著《国语》。”正以《国语》并包铎椒、虞卿诸家，而诸家书皆采《左氏》，故史公亦遂以《国语》归之左氏尔。（史公上言仲尼厄作《春秋》，避上《春秋》字，故左氏书改举《国语》，此行文迁就法也。）其后刘向校书，定《国策》为三十三篇，亦本非一家之言，其号亦不一，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有国别者八篇，他篇未尽以国分。刘向乃汇萃编次而成今书。（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蒯通《论战国权变》，八十一首，太史公记有《战国策》所无者，岂取之于此乎？今按：今《国策》亦必采及蒯通《权变》，惟或不尽备耳。）考《汉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为《国策》所收者必多。正如《铎氏》《虞氏》之见收于《国语》也。而《虞氏》“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论近世者，因亦采于《国策》。古书之重见叠出，如此者夥矣。故《韩诗外传》《大》《小戴》皆采《荀子》，《吕氏春秋》采并世诸家，何论《国语》《国策》本属缀集？余谓其采及《铎氏》、《虞氏》、种、蠡、仪、秦书，其论虽创，例繁，情近，非任臆逞怪之比也。（又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谓以《国语》《左氏》二书参较，《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然所采次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孔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言，工拙烦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著《外传》。馀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今按叶氏言，若亦不知《国语》文字有尽多出《左传》后者，此亦可异也。
　　
　　又《汉志》《春秋》家有《新国语》五十四篇，班氏《注》云：“刘向分《国语》。”夫《国语》分二十一篇，周、鲁、齐、晋、楚、吴、越八国，固已甚细，何待于再分？余疑此五十四篇者，盖《国语》二十一篇，合之《国策》三十三篇，并而为书，适得五十四篇。晚世以《国语》《国策》合刻，其例先启于向矣。向盖以二书大体既类，故为合续，如古虞、夏、商、周书合为《尚书》，先有其事。而班氏不深考，遂轻名曰《新国语》，而谓所分。实则应曰向所并合，乃得耳。康有为乃疑《新国语》乃《国语》原本，未经刘歆窃取，故卷数较今《国语》为多。不悟刘歆主中秘，若诚窃《国语》为《左传》，决不留原书以自白己伪。且其书至东汉犹存，当时学者亦不应昧昧不辨如此也。
　　
　　又余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分年系事，多据《左氏》。如鲁桓六年，楚武王侵随，随为善政得止。八年，楚伐随，弗拔，但盟罢兵。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夫人心动，王卒军中。（《志疑》：“夫人上缺告字，毛本有。”）此等皆明据《左氏》，而孔子《春秋》无其事。若如康氏说，今《左氏春秋》，由刘歆于《国语》析出。《国语》固不编年，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复为歆所伪羼也？（如此例极多，姑举一端言之。）刘逢禄谓：“《左氏》后于圣人，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则谓《左氏》体本编年，尚不以为即是《国语》，惟不传《春秋》，而刘歆强附之。其说较康氏远胜。然刘说亦殊未可信。陈澧辨之曰：（见《东塾读书*记》卷十。）“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凡书曰之文，以为刘歆所增益，未确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史记·陈杞世家》采此数语，可见史迁所见《左传》，有解经之语矣。”今按《十二诸侯年表》亦云：“国乱再赴。”（惟误下一格。）然则《左氏》在史公前，本编年，又有解经语，顾必谓其不传《春秋》，何也？若谓其书本称《左氏春秋》，与《虞氏》《吕氏》等类。（此亦刘氏说。）则《公羊》在汉初，亦称《春秋》，何以又与《虞氏》《吕氏》不同？至于《左氏》《公羊》，孰为得孔子之真传，此则别是一事。不得以经生门户之见，遂不认有《左氏》书，乃轻语自《国语》析出也。（史有事有义，《左氏》详事，《公羊》重义，谓各传《春秋》之一偏可也。清代公羊家深斥《左氏》，谓孔子《春秋》主义不主事。《春秋》经世之志，岂反不主于事哉？）
　　
　　一四八、孔穿与公孙龙辨于平原君所考
　　（附：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表）
　　
　　孔穿与公孙龙辨于平原君，其事见《吕氏·淫辞》，《公孙龙子·跡府》，及《孔丛·公孙龙篇》。《孔丛》伪书，《跡府》尤晚出，殆皆袭取《淫辞》以为文。（《跡府》“白马非马”，《孔丛》作“白马非白马”，误多一白字。《淫辞》“臧三牙”，《孔丛》作“臧三耳”，则实今《吕览》字误。毕氏沅、卢氏文弨皆据《孔丛》以改《吕览》，是也。黄式三曰：“《庄子·天下》，惠子言鸡三足，与臧三耳相似。龙意两耳形也，又有一司听者以君之，故为三耳。”今按黄说甚是，惟改臧为羊则非。《吕氏》下文有“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而其父曰在天”云云一节，均所答非所问，正证明臧获之听言从令，于两耳之外更有一耳之意。则臧是臧获，谓仆人耳。）而其事自为先秦故实，则无可疑者。《周季编略》书其事于赵孝成王元年，平原为相之始，此亦无所系而归之，非确有证验也。余考《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孔鲋年岁均备。虽不必尽可据，然史公亲受业于安国，又先秦传记或犹有遗文可徵。今舍此亦无以推寻孔裔之年世。姑依以为排比推算，若亦无大乖谬者。则子高之卒，或在赵败长平之前，而邹衍至赵则在邯郸解围之后。要之穿、龙之辨，虽不能证其的在何年，而大略则前于邹衍、公孙龙之相辨也。今姑约略拟列子思以下孔裔生卒年世如次表，上下前后以求之，倘亦不中不远之意乎！
　　
　　周敬王三十七，（四八三）…………子思生，伯鱼卒。（年五十。）
　　周敬王四十一，（四七九）…………孔子卒。（年七十四。）
　　周考王十二，（四二九）……………子上生。（子思年五十五。）
　　周威烈王二十四，（四〇二）………子思卒。（年八十二，参读《考辨》第五十八。）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今按子思非适子，乃庶出，生于伯鱼晚年，已详前考。（《考辨》第五十八。）今以孔氏年世推之，则子上之生，亦在子思五十以后，殆亦非适出。所谓出母者，乃其生母，犹“康公我之自出”之出，非出妻也。既为妾媵，非正妻，故子思曰“不为伋也妻”尔。先君子谓孔子，孔子母颜徵在，其嫁叔梁纥，亦在纥之晚年，非正妻。正妻施氏无子，其妾生孟皮，颜氏生孔子。孔子既早孤，故生母死而丧之。至子上母卒，子思尚在，故不使其子丧出母也。伯鱼之母死，期而复哭，孔子止之。顾氏《日知录》谓：“此自父在为母之制当然，《疏》以为出母者非。”其辨甚是。古人正妻卒，其子尚止期服，妾媵之卒，故不使为后之子丧之也。后世乃谓孔氏三世出其妻，细按皆误。
　　
　　周安王十二，（三九〇）……………子家生。（子上年四十。）
　　周安王十九，（三八三）……………子上卒。（年四十七。《阙里谱系》载齐威王召子上为相，《史》《策》均无证。今考其年世亦不合，殆妄者之夸词也。）
　　周显王十八，（三五一）……………子京生。（子家年四十。）
　　周显王二十三，（三四六）…………子家卒。（年四十五。）
　　周赧王三，（三一二）………………子高生。（子京年四十。）
　　周赧王九，（三〇六）………………子京卒。（年四十六。）
　　周赧王二十二，（二九三）…………子慎生。（子高年二十。）
　　周赧王五十一，（二ls）…………孔鲋生。（子慎年三十。）
　　周赧王五十三，（二六二）…………子高卒。（年五十一。）
　　秦始皇十，（二三七）………………子慎卒。（年五十七。）
　　秦二世二，（二〇八）………………孔鲋卒。（年五十七。）
　　
　　
　　一四九、荀卿赴秦见昭王应侯考
　　
　　齐襄王十八年，当秦昭王四十一年，范睢相秦，封应侯。《荀子·儒效篇》载秦昭王与荀卿答问之语，《强国篇》载应侯与荀卿答问之语，是荀卿在齐襄王十八年后曾赴秦也。至昭王五十二年应侯罢相，荀卿赴秦当在此十二年间。惟自刘向已不晓其的在何时，故为《荀卿书录》叙之最后。胡元仪《郇卿别传》以入秦谓在为兰陵令去而之赵以后，并谓不出秦昭王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年中，是误读刘向文也。凡如此类甚多。《史记·魏世家》叙文侯受经子夏于二十五年后，读者遂谓其事即在二十五年。《孔子世家》叙适周见老子在十七岁后，读者遂谓其事即在十七年。不悟古人行文，自有伸缩。刻划以求，宜其谬也。今考荀卿与应侯问答，称秦四世有胜，（《强国篇》，指自孝公至昭王也。）而曰：“忧患不可胜校焉，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强国篇》。）并不及秦师失利事，则荀卿游秦尚在邯郸一役之前。《周季编略》列荀况如秦于周赧王五十一年，是年为齐王建元年，荀卿殆以襄王死而去齐，如孟子以惠王死去梁之例，黄氏之说则信。
　　
　　一五〇、陈仲考
　　
　　孟子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医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於陵。身织屦，妻辟纑，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又曰：“仲子，不医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故曰：“齐国之士，我必以仲子为巨擘。”然又讥其“亡亲戚君臣上下”。今按仲子盖墨徒也。《韩非·外储说右》：“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人而食。然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只类也。”凡其不恃人而食，与其亡亲戚君臣上下，皆墨子兼爱节用之旨也。时其邦人匡章亟称之。（孟子与匡章自齐威王时已交游。（详《考辨》第九八。）而匡章、孟子论陈仲子廉士一节，则在宣王世。以年事论，孟子最长，匡章次之，陈仲为后。匡章曰：“陈仲岂不诚廉士。”孟子曰：“齐国之士，我则以为巨擘。”其时匡、孟皆仕甚显，而陈仲壮岁苦行，名誉已播，故二人之言如此。）而仲子既名高，为当时在上位者所深嫉。赵威后问齐使：“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见《齐策》。）则仲子之倾动天下，而为世贵所忌者，可知矣。鲍彪《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称，已是七八十年矣。”周柄中辨之曰：“陈仲子齐宣王时，赵威后齐王建时。考《六国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又九年。仲子若寿考，何妨是时尚在？”今按：自宣王元至王建元，实祇五十六年，《六国表》误也。今姑定宣王元年仲子年三十左右，则至王建时亦仅八十许人。赵威后所谓“於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正是迟之之意。鲍氏遽以生疑，非也。其时荀子盛毁之，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鳅不如盗也。”（《不苟篇》。）又曰：“忍性情，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名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鳅也。”（《非十二子》。）此乃儒、墨门户之争，然可以证陈仲之誉闻焉。（《史记索隐》引《孟子》曰：“陈仲子适楚，居于於陵。”《四书异同商》引宋云：“观下其母杀鹅与食，则去其母不远。又赵威后问齐使，於陵仲子尚存乎，使其适楚，则威后亦不得问齐使。阎若璩《四书释地》云：顾野王《舆地志》：齐城有长白山，陈仲子隐处，汉於陵故城。章怀《注》：在今淄州长山县南。计仲子离其母居二百里。”则仲子信居齐。刘向《列女传》有楚王闻於陵子终贤，愿以为相，其妾谏之，遂相与逃，为人灌园。皇甫谧《高士传》因谓陈仲子将妻子适楚，其实非也。邹阳《狱中上书》：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此谓仲子可以希三公之贵而不为，犹《论语》称泰伯三以天下让也。刘向遂以楚王聘为相实之，皇甫氏乃谓仲子适楚。近人又疑楚实有於陵其地，别有子终其人，皆失之。又按《於陵子》：齐、楚有重丘之役，人问於陵子，曰：齐，子产也，楚，子居也，云云。《於陵子》乃伪书，更不足据。）
　　
　　一五一、荀卿至赵见赵孝成王议兵考
　　
　　范睢为相之明年，为赵孝成王元年。孝成王二十一年而卒，荀卿尝至赵，论兵赵孝成王前。今亦不能考其的在何年。刘向《叙录》谓：“孙卿为兰陵令，客或谗之春申君，春申君谢之，孙卿去而之赵。客又说春申君，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春申君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今按：春申以荀卿为兰陵令，事既不足信。（详《考辨》第一四〇。）则避谗适赵，愈益无据。汪中《荀卿子通论》谓：“《本传》称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韩诗外传》《国策》所载或说春申君之词，即因此以为缘饰。周、秦间记载若此者多。”是也。至为《荀子年表》，谓：“荀卿去齐游秦，不遇而归赵。王建初年，复自赵来齐。至楚考烈王八年，齐王建十年，乃至楚，为兰陵令，终老于楚。”则复误。余考荀卿自齐避谗适楚，乃当湣王季年。其后重返齐，为稷下祭酒，当襄王时。至王建之立，乃去齐适秦。返而归于赵。大抵荀卿留秦决不久，其去秦东归，当在长平一役之前。遂留赵而值邯郸之围。《荀子·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即为邯郸解围事发。以荀卿在赵，身历其事，故盛加称许如此也。（汪中《荀子年表》谓：“荀子归赵，疑当孝成王九年十年时。故《臣道篇》亟称平原、信陵之功，是时信陵故在赵也。”余按《臣道》一篇，不徒可证为荀卿在赵所作，且可推想荀卿实身经邯郸之围，故特为作论叹扬耳。汪氏疑为荀卿以邯郸围解后来赵，亦恐未是。）其与临武君议兵赵孝成王前，亦疑在邯郸解围后。（参读《考辨》第一五七。）时荀卿年已八十逾外，殆终老于赵也。（参读《考辨》第一四〇。）盖《史记》叙荀卿行迹，仅及自齐适楚，而无游秦有赵之事。刘向叙录《荀》书，始以适赵缀诸为令兰陵之后，而适秦见昭王则散叙文后，意亦不能定在何时。今详审《荀子》原书，参以诸家记载，合诸当时史实，重为考定，则情节宛符矣。（《楚策》又云：“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姚《校》云：“荀子未尝为上卿，后语作上客，当是。”金正炜《国策补释》云：“按《韩诗外传》亦云：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此《策》不必为误。《墨子·小取篇》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史记·田世家》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汉书·陈平传》赐爵卿。张晏曰：礼秩如卿，不治事。孟、荀之上卿，盖致禄而已，非任之也。《齐策》赐之上卿，命而处之，即此类也。”）
　　
　　一五二、邹衍与公孙龙辨于平原君家考
　　（附：綦母子、毛公、桓团）
　　
　　《史记·平原君列传》：“邯郸围解，虞卿欲为平原君请封，工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劝勿受，平原君遂不听虞卿。”又云：“平原君厚待工孙龙，工孙龙善为坚白之辨，几邹衍至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是龙之见绌，当在邯郸解围后也。此后五年而平原君卒。（《赵世家》，平原君卒在孝成王十四年，《年表》在十五年。《年表》格线前后易误，又据《秦记》，秦以十月为岁首，或平原君卒在十月后，在秦已为翌年也。今从《世家》。）龙卒当亦在其时前后。又与孔穿相辨，未详在何时。要先于邹衍。《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汉志》名家有《毛公》九篇，班固云：“赵人，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论坚白同异以为治天下。”此盖《史记》所云藏于博徒者。其从信陵、平原游，在邯郸围解后也。可证公孙龙之绌，尚在毛公游平原君家后也。《庄子·天下篇》称：“桓团、公孙龙辨者之徒。”桓团，《列子·仲尼篇》作韩檀，成玄英疏《庄子》，亦谓是赵人，客游平原君家，未详何据。当时平原君之门，名家之学盖亦盛矣。公孙龙著书，《汉志》名家著录十四篇。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广弘明集》卷十一《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有云：昔公孙龙著《坚白论》，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读之，人犹切齿。是唐初《公孙龙》书犹与今传详略不同。）
　　
　　一五三、鲁灭在楚考烈王七年非八年十四年辨
　　
　　余考《史记》载鲁灭，凡分数说：
　　
　　一、《鲁世家：“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则鲁灭在考烈王七年也。
　　
　　二、《春申君传》：“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则鲁灭在考烈王八年也。
　　
　　三、《年表》：“楚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顷公迁下邑，为家人，绝祀。”则楚取鲁在八年，灭鲁在十四年，凡分两节。
　　
　　又按之《汉书·律历志》刘歆之说，鲁灭在周灭后六年，则楚考烈王之十三年也。今覈而论之，《鲁世家》与歆《谱》皆详载鲁列君年数，并引同时列国大事为准，其言明备，应较无讹。而两书相差凡六岁。余考《鲁世家》载隐公前列君年，与歆《谱》差至七十余岁，而实合于《孟子》《纪年》诸书。则史公为《鲁世家》应有古文旧史为据，非苟而已也。其记哀公以下列君年，如穆公元，平公元，皆较今《年表》及《汉志》歆《谱》为前。余既详为考论，又知其合于《檀弓》《孟子》《纪年》诸书。则《史记·鲁世家》实有古文旧史为据，非苟，可信，益显。其载鲁灭，不应独误。歆《谱》记哀公以下列君年，本与《鲁世家》尽同，惟悼公较《世本》多六年，故鲁灭亦遂递后六年。起载隐公前年数，既不如《史记》之确，其与穆公、平公年世，亦不如《史记》为得。则记鲁灭，亦当不如《史记》可信。至《年表》记取鲁灭鲁凡分两接者，《世本》本有取徐州及灭鲁两事，今《年表》取鲁一条文有脱误，当云取鲁徐州封鲁君于莒。（《春申君传索隐》引《表》，正作“封鲁君于莒。”即系前年误移而下者。）正与《世家》合。惟《年表》仅于《楚谱》附载鲁君元，不别著年数，先后易误。（如于取鲁一条同格《秦谱》取西周，即系前年误易而下者。）或后人妄动《年表》，以同歆《历》，因与《世家》违异。而复年格迁移，遂亦与歆《历》有歧也。至《春申传》：“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言灭不言取，知指顷公二十四年灭鲁而言。余本《鲁世家》考定顷公二十四年为楚考烈王七年，则《史记》此语，实差一岁。（上云：“春申君相楚四年，秦破赵长平。”实三年，亦差一岁。又云：“五年围邯郸，春申君救之。”围邯郸在六年，复差一岁。）盖《春申君传》自与《鲁世家》合，后人以《年表》取鲁脱文，疑谓即指《春申君传》之灭鲁而言，则又失之。（《志疑》云：“鲁顷公在位二十四年始灭，当楚考烈王十三年，是岁楚取鲁，风鲁君于莒。此言灭，误。”梁氏此条，仅引《年表》，忘却《世家》，故失之耳。）余故详为分别论定之如此。
　　
　　又按《春申君列传》：“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第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年表》亦谓十五年春申君徙封于吴。考诸《鲁世家》，楚取鲁徐州，应在考烈王之二年，岂即春申君之以功自定其身封者耶？（参读《考辨》第一三二。）至考烈王十四年，今《年表》书楚灭鲁。其时鲁久灭，岂即春申君献淮北地以为郡之时耶？要之《年表》有误，而《鲁世家》《春申君传》同符，分别而观，当为近之耳。
　　
　　[附]武内义雄六国年表订误论鲁谱之误辨
　　
　　余草《诸子系年》，积稿五六载，于民*国十八年春，得读日人武内义雄所著《六国年表订误》，（刊载高濑博士《还历纪年·支那学论丛》。）发明鲁、魏、田齐三国年谱误处。其言虽疏，然亦主以《纪年》校《史记。，与余取径正同。其论鲁谱，亦主从《世家》，并改悼公三十七年为三十一年，均与余合。惟其所以为说者，则异。武内氏兼引《汉书·律历志》论之，余谓其间犹有辨。《六国表》《鲁世家》《汉书·律历志》载鲁哀公以下至顷公列君年数，异同具如下表：
　　
　　六国表鲁世家汉书律历志
　　哀公二八二七二七
　　悼公三八三七（一本三〇）三七
　　元公二一二一二一
　　穆公三一三三三三
　　共公二四二二二二
　　康公九九九
　　景公二九二九二九
　　平公一九二二二〇
　　文公二三二三二三
　　顷公二四二四
　　
　　武内氏谓：“《汉志》年数即袭《世家》”，余谓非也。悼公三十七年，乃三十一年之误，即据《世家》本文可证，何者？为有其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以及《集解》“徐广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年合”，两语为准也。若非本作悼公三十一年，则平公十二年不值秦惠王卒岁，故知《史》文之误。至《汉志》悼公年数，则正作三十七，决不为三十一。何以言之？《汉志》记鲁列君年数，具如下举：
　　
　　⑴定公七年正月乙己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庚午，距元公七十六岁，其细数如下：
　　
　　定公九定公十五年，自七年起算共九年。
　　哀公二七
　　悼公三七
　　元公三适得七十六岁，若悼公为三十一年，则差六岁。故知《汉书》年数，决非字误。
　　
　　⑵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己酉，距康公七十六岁，其细数如下：
　　
　　元公十八元公二十一年，自四年起算共十八年。
　　穆公三三
　　恭公二二
　　康公三亦适得七十六岁。
　　
　　⑶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戊子，距缗公七十六岁，其细数如下：
　　
　　康公六康公九年，自四年起算共六年。
　　景公二九
　　平公二〇
　　缗公二一亦适得七十六岁。
　　
　　⑷缗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卯，距楚元七十六岁，其细数如下：
　　
　　缗公二缗公二十三年，自二十二年起算，共二年。
　　顷公秦灭周。
　　秦昭公五无天子五年。
　　秦孝文王一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则顷公亦二十四年也。
　　秦庄襄王三
　　秦始皇三七
　　秦二世三凡秦五世，四十九岁。
　　汉高祖七亦适得七十六岁。
　　
　　则《汉志》于鲁悼公年决不作三十一，灼然可见。《汉志》本刘歆《历谱》，歆推鲁年本与《史》说不同。自伯禽以下至隐公，已与《史记》相差有七十馀年之多，其不本《史记》，明矣。武内氏谓“《史记》《世家》记悼公年数，本当作三十一。十一两字误合为七字，遂成三七年，传写者疑脱一十字，因改为三十七年。《周礼·职方氏》方三百里则七伯，郑玄注七伯乃十一伯之误，即其证。”其立说殊巧。然谓《史记》至刘歆时即已传钞有误，而歆顾轻据误文以草成其《三统历》，不加别察乎？斯不然矣。则与其谓《史》文本三十一，误为三十七者，无宁谓歆《历》本作三十七，或人乃据歆《历》以改《史记》之为得耳。武内氏又据《汉志》鲁平公年数校改《世家》，谓：“《汉志》云：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此《世家》即指《史记·鲁世家》。”然余读《汉志》“《世家》炀公即位六十年”，而今《史记·鲁世家》炀公仅六年。又云“《世家》献公即位五十年”，而今《鲁世家》献公仅三十二年。又“武公《世家》即位二年”，而今《鲁世家》作九年。则《汉志》所称《世家》自别有据，非即《史记》之《鲁世家》，又可见矣。今证《鲁世家》平公二十二年乃二十年之误者，即据《鲁世家》本文“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于秦”，两语合算已定。至《汉志》之鲁平公二十年，仅足为其旁证，不得谓《汉志》即本《鲁世家》也。
　　
　　且余谓《汉志》记列君年数，不本《鲁世家》，又别有说。盖今《世家》数既有误，而即据《世家》本文可以订正，说已详前。今重为具列如次：
　　
　　哀公二七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越灭吴。
　　悼公三一（今误作三七）十三年三晋灭智伯。
　　
　　徐广曰：“一本云悼公既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年合。又自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
　　
　　今按：此处徐广云：“一本云悼公既位三十年”，必系三十一年之误。否则仍不与秦惠王卒，楚怀王死年合也。又其云“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者，正指悼公三十七年为言，非指一本之三十一年言之。否则当云歆历作悼公三十一年矣。
　　
　　元公二一
　　穆公三三
　　恭公二二
　　康公九
　　景公二九
　　平公二〇（今误作二二）平公立时，六国皆称王。
　　十二年，秦惠王卒。
　　文公二三七年，楚怀王死于秦。
　　
　　据本文秦惠王卒，楚怀王死两语对勘，非文公五年楚怀王死，即平公二十年而卒，《世家》两语必有一误。证之于其下顷公二年秦拔郢一条，定知误在平公也。
　　
　　顷公二四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
　　
　　上列《世家》原文，见《世家》误字即据《世家》可正，初不必涉及《汉志》。而《世家》记鲁君年数，（指自哀公以下。）实与《汉志》相差有六年之多。其歧点可自鲁灭一端论之。《世家》记顷公二十四年，二年秦拔楚之郢，下至二十四年而灭，则为楚之考烈王八年。《汉志》记鲁顷公仅十八年，然其时鲁尚未灭，下六岁鲁灭，则亦得二十四年，惟《汉志》顷公十八年秦灭周，正值《史记·鲁世家》鲁灭之岁，则岂非《世家》与《汉志》记鲁灭前后相差六年乎？至今《年表》与楚考烈王八年书取鲁，又于十四年书灭鲁，重见叠出，兼存《世家》《汉志》两说，无所抉择，转于《世家》矛盾，其迹甚显。《史记》既两载鲁灭，（见《考辨》第一五三。）又《鲁世家》于隐公以前与歆《谱》相差七是余年，次又相差六年，可见当时实别有两种之记载，史公所取与歆固不合也。《鲁世家》载隐公以前年数合于《孟子》，合于《纪年》，余已论之。其记哀公以下，穆公元移前八年，其与陈庄子之关系合于《纪年》《檀弓》，其与子思之关系，合于《孟子》《韩非》《吕览》。其记平公元移前六岁，又合于《孟子》诸篇。余为之详考其异同得失，而确见其可信。知《世家》所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云云，史公当时自有据，初非漫然也。至《汉志》引歆《历》，于《鲁世家》秦惠王卒楚怀王死诸点，皆已灭去，盖两处推排本异，不得袭以为说。于顷公十八年仅云秦灭周，不言楚取鲁，以下无天子五岁，至孝文王元而楚考烈王灭鲁，则亦顷公二十四年矣。顷公仅记至十八年，以下即著秦岁者，缘著鲁年本以代周。其时周历已尽，故即转书秦年。然则《史记·鲁世家》与《汉志》所引歆《历》，明系两本，各持一说，不得混并。武内氏谓《汉志》即袭《世家》，其误决矣。
　　
　　一五四、再论鲁谱歧点
　　
　　余论鲁悼公以下列君年数，均据《世家》驳《年表》，俱详《考辨》第四七，第一〇六，一二二，一五三诸篇。既检《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四年，鲁共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是鲁共公至梁惠王十四年尚在也。又《六国表》：“梁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来。”《集解》徐广曰：“《纪年》一曰鲁共侯来朝”，是鲁共公至梁惠王十五年尚在也。（魏觞诸侯于范台，《今本伪纪年》错简在周烈王二年。）又《庄子·胠箧篇》：“鲁酒薄而邯郸围。”《释文》云：“楚宣王朝诸侯，鲁恭公后至而酒薄，宣王怒，与齐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楚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围邯郸在梁惠王十七年，是又鲁共公至梁惠王十七年尚在也。据此则《年表》鲁共公卒于梁惠王十八年，明年，鲁康公元，未必误。然则《世家》固未信，徐广所见一本悼公即位年数固未必可凭耶？然则今《世家》自平公以下所记注秦、楚诸国大事，合之鲁君之某年某年者，又皆为虚耶？今《世家》即误，又从何而致误？是必有说。余意《鲁世家》记平公以下未必尽属误文。或者今《世家》所载穆公、共公、康公、景公四君之年，其间尚有上下，经后人据刘歆《历谱》改之。故徐广有“自悼公以下仅与刘歆《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之疑。今并《年表》亦无甚异，则后人又据《世家》改《年表》也。惟《世家》记“自平公立，六国皆称王，十二年秦惠王卒”以下，记注秦、楚大事，合之鲁某君之某年者，犹未变易，故遂致纠纷而不可理也。又《索隐》注《鲁世家》并不引《纪年》，则知《史记·鲁世家》记悼公以下年数，应与《纪年》亦合，故《索隐》不复列。今既无可参证，姑定共公为三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十九年，庶于《世家》《纪年》及并时诸书言鲁事者均合。惟绝无明证，其事近于温公《通鉴》之移易齐宣、湣之年代者然。因特揭出，俟更详索，亦期读吾书者为之剖辨焉。
　　
　　又按宋翔凤《过庭录》卷十一谓：“太史公《六国表》，俱以《秦记》傅合，中间容有错乱。而《鲁世家》独与《年表》及列国《世家》异者，以有鲁历可据也。《汉书·律历志》云：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失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纪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即《世家》所据也。”若如宋说，史公据鲁历言鲁事，当无大误。今《鲁世家》记共公、康公、景公诸君年，必有后人妄改，故徐广有未详何故之疑。余茲所论，特取其“平公立时六国皆称王，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于秦”三语，而凡今《世家》记平公前诸君年数全同刘氏者不尽据守。冥心会古之士，其亦有契于斯乎？
　　
　　一五五、鲁仲连考
　　
　　《汉志》儒家《鲁连子》十四篇，已亡不可考。《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齐辨士田巴，服徂丘，议稷下。（《艺文类聚》引《新序》，称“齐王聘田巴先生，而将问政”，知巴亦稷下学士。）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曰鲁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粪，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先生将奈之何？若不能者，言有似枭鸣，出唇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终身不说。”（《御览》四ls引略同。）今按秦围邯郸，鲁连义不帝秦，尚在信陵君夺兵救赵前，则为赵孝成王之七八年，至孝成王十五年，赵败杀燕将栗腹，鲁连《与聊城燕将书》，所谓“栗腹将百万之众，五折于外，公闻之乎”者也。详其语气，知距栗腹败不远。故徐广以聊城事为在长平后十余年，而《通鉴》《大事记》均系之之栗腹死后一年，即燕王喜五年者，盖为得之。是上距邯郸之围已十年。若其时鲁连年十二，则义不帝秦时，其殆为襁褓之婴孩乎？从来为伪书者，好事夸饰，而与年数每不仔细。此虽小节，可以示例。其堂上不粪云云，乃袭《荀子》书。
　　
　　今《史记·鲁连传》载不帝秦及与聊城燕将书二事，又见于《赵策》《齐策》。余考《赵策·不帝秦篇》，盖袭《史记》，详玩其文体而可知。《史》作湣王，《齐策》作闵王，而今《赵策·不帝秦篇》亦作湣王，其为采自《史记》甚显。（文中“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云云，在《史记》时有此类语法。又前后叙事极闘凑。在《策》文径自秦围赵说起，至此亦云“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云云，殊为不称。当云“齐人鲁仲连游赵闻之”，即得也。推此类寻之，自见乃《策》文袭《史记》，非《史》袭《策》文矣。《国策》袭《史记》，昔人多有论及，此篇亦及一例。）余读其文，亦多讹。邯郸之围，湣王已死二十余年，文云：“今齐湣王已益弱”，似其人尚存，一误也。余据《纪年》考齐威王与周烈王不同时，此云：“齐威王为仁义，率诸侯朝周，周烈王崩，齐威王后至”，则齐威、周烈同时，乃与《史记·六国表》合。然又曰：“尊秦昭王为帝”，鲍《注》：“称谥，非当时语”，吴《注》：“追书之辞。”然则此文自出后人追记文饰，语已多误，决非鲁连当日之言，更非鲁连亲笔所记，则亦不可为典要。当与上举两例同等视之。否则齐湣事去鲁连不远，不应有误。其言齐湣不可信，言齐威又可知也。（雷氏《义证》亦谓：“烈王字未确。刘向《国策序》所谓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矣。《史记》因此遂谓齐威王十年当周烈王七年，此时齐威王尚未立，惟威之末年周显王陟，是《赵策》烈王或显王之讹，《史记》承其误而不悟，故凡言田齐事多与周秦以前古书不合。”今按《史记》之误，乃由漏去两世，非由据《赵策》，且《赵策》此文，亦未必定先于《史记》也。）余疑史公此文，或亦采自《鲁连子》十四篇中，正与年十二弹田巴先生同例耳。
　　
　　又按《鲁连传》：“居岁余，周烈王崩”，徐广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义》：“《周本纪》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齐威王之十年也，与徐不同。”其语尽同，何云不同，显系有误。张氏《札记》依毛本改《集解》作“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谓：“此十与七互误，故《正义》引《纪》《表》以纠之。各本依《纪》《表》改，则《正义》赘矣。”又“天子下席”，《索隐》云：“谓烈王太子安王骄也。”《考证》：“烈王太子宜为显王。”今考《周本纪》显王乃烈王弟，亦不应称太子。《索隐》此条，显系有误。雷氏《义证》谓：“《索隐》误以此烈王为威烈王”，其说是也。惟雷氏极斥《索隐》，谓：“次烈王《汉书·人表》作夷烈王，乃威烈王之孙，元安王之子。威烈王时，齐田和始立，威王安得而及之？”余疑齐威王不及威烈王，其事至显，《索隐》不应于此有误。或者《索隐》本自以率诸侯而朝周者为齐太王，而今《索隐》复异其初，如《集解》之类欤？盖齐太公田和亦称太王，如《墨子》书称墨子见齐太王是也。而威王与太王则常相混。如《史记·田穰苴传》：“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是以太王误为威王也。《战国·秦策》：“魏伐邯郸，因退而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其事乃齐威王，是又以威王误为太王也。疑《鲁仲连》书所谓“齐威王为仁义率诸侯朝周”者，其实乃自梁惠王朝周而齐威王伐之一事所误。又误齐威王为齐太公，因有威烈王崩而太王后至之说。故《索隐》以威烈王为说耳。否则烈王之后为显王，及烈王七年卒，为齐威王十年，此俱一按《年表》即得，何以《集解》《索隐》于此俱误？且张氏《札记》据毛本，知各家本《集解》均已依《纪》《表》改动，则安保《集解》《索隐》原文不又先有改动耶？张氏称：“裴氏《集解序》称：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钞纳。今《史》文之下著注寥寥，大非完帙。”《索隐》亦多改窜。今仅知《集解》《索隐》于此条统有误，又安从而推见其误前之真哉？（毛氏本《集解》此条已误，故《正义》纠之，今诸本乃误中又误。至《集解》原文，其在唐前有无更窜，则不可知。且《正义》经后人删削，舛误弥甚。则此条之纠《集解》，其原文是否如此，亦不可考也。）《集解》《索隐》可以经后人之改窜，则《史记》正文亦安保无之？余于此条，殊深有误。
　　
　　其叙与聊城燕将书一事，错误亦多。《史》云：“田单围聊城”，又云：“遂屠聊城。”吴师道皆辨之，谓非事实。其言曰：“考之《单传》，自复齐之后，无可书之事。齐襄王十九年，当赵孝成王元年，赵割地求单为将，次年遂相赵，必不复返齐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单岂得复为齐将哉？此因岁余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混，而误指以为单也。”又云：“燕将被谗畏诛，连书亦无此意，此因乐毅而讹也。《史》又称燕将得书自*杀，单遂屠聊城，尤非事实。齐所杀燕将惟骑劫耳，不闻其他，此因骑劫而讹也。”梁氏《志疑》亦引孙侍御云：“聊城齐地，田单齐将，何以反屠聊乎？”（今按纵非田单，要为齐将可知。）此论《史记》之误也。而《策》文亦有误。云：“燕攻齐，取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杀骑劫，燕将畏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误并聊城事于湣、襄、昭、惠之际，其误尤甚于《史记》。吴师道已详辨之。而云：“论此事者，一考之仲连之书，则《史》《策》之舛讹混淆，皆可得而明矣。”余谓鲁连此书，史公或亦采诸《鲁连子》十四篇中。《鲁连》十四篇，如田巴之辨，不帝秦之议，语出后人文饰，皆非当时信史。至此书虽无破绽，亦未能定其果为鲁连手笔与否。惟《史》《策》之误说，则彰灼甚显也。
　　
　　又按今《策》文记聊城事，又有“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十一字。据吴师道说，为他本所无，当是后人又据《史记》羼入。而《史记·燕世家》有齐城之不下者，独惟聊、莒、即墨一语。《志疑》云：“考《史·乐毅》《田单传》及《齐》《燕策》，并无聊，惟《燕策》又有三城未下之语，《史》或因此增加以实之。盖牵合燕将守聊城不下事而与莒、即墨乱也。”（按本为燕守聊城不下于齐，今讹为齐守聊城不下于燕，其误甚显。）然《后书·李通传论·注》，引《史》此文无聊字，与今本异，则见今本有聊字又系后人据《燕策》羼入。盖《策》因《史》误，史又因《策》误，其迹可见有如此。
　　
　　余为此书，据《纪年》校《史记·六国表》，重定齐威、宣、湣年世，不徒合于《纪年》，亦复合于《史记》，合于诸子之书。惟《国策》《史记》载鲁连“周烈王崩齐威王后至”二语，显背于《纪年》，而转合于《年表》，若足为余说病。余故详为指陈《策》文之袭《史记》，而《史记》与《国策》又各有讹误，并多经后人改窜，多可疑之迹，不足为信史。俾考古者勿轻据单文，尽疑余前后所论引也。
　　
　　又按《齐策》：“孟尝君有舍人勿说，欲逐之，鲁仲连说孟尝君勿逐。”又鲁连面论孟尝君未为好士。余考孟尝为魏求救于燕、赵，当魏昭王十三年，即齐襄王元年。时孟尝已老，殆不久而卒。而鲁连游赵论帝秦厉害尚在此后二十五年。如鲁连游赵年已五十，则上溯孟尝为魏乞救燕、赵时，年二十五也。其时孟尝已老，仲连尚未及壮。至若孟尝豪举好士，当在其入秦相昭王前后，犹在此前十六年。观《齐策》两节，固不类孟尝晚年语，疑亦如鲁连说田巴之比，未必可信。以鲁连年世考之，游赵说勿帝秦，至迟不出五十岁，说燕将聊城在六十左右，其卒稍晚，或亦寿及七十上下耳。（《太平御览》百八十四又八十，及《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并引《鲁连子》：“鲁连先生见孟尝君于杏堂之门”，鲁连齐人，伪为其书者必谓见孟尝君。鲁连、孟尝时固可及，语则非信。）
　　
　　一五六、李斯韩非考
　　
　　《史记·李斯传》：“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辞卿西入秦，会庄襄王卒，乃求为吕不韦舍人。”今按庄襄王卒岁，当春申为相之十六年，其时荀卿年逾九十，于先秦诸子中，最为寿矣。然余读《史》文，有可疑者。夫斯之为人，纵不足道，然何至面辞其师，如此云云？是盖鄙斯者假为之说耳。则斯之入秦，荀卿果尚在世否，亦不足据此为断矣。《盐铁论·毁学篇》：“李斯相秦，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考《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李斯为廷尉。二十八年尚为卿，三十四年始称丞相李斯。其时荀卿若在，年已百二十余，殆亦鄙斯者造为之说，与《史》文同例也。（沈钦韩亦谓当先卒。又按《荀子·尧问篇》：“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鳅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顷。”此盖荀子弟子之辞。其时秦犹未并六国，故曰“上无贤主，下遇暴秦”，谓秦以暴力侵凌诸侯，而诸侯亦自以无贤主，故其师不见用，而致于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也。故又曰“行全刺之，诸侯大顷”，则其时诸侯犹未灭，荀卿弟子憾其师以行全见刺，不用于诸侯，而诸侯亦大顷也。据此又荀卿未必到秦一六国时尚存之证。或乃转以此节文字疑荀卿至秦灭诸侯时犹在，疏矣。然人寿逾百，亦非异事。即谓李斯相秦荀卿犹在，亦于余前考荀卿诸节无摇。）斯之诛在二世二年，（《始皇本纪》：二世三年冬案杀李斯。秦以十月为岁首，《斯传》称二年七月论斩，盖至十二月而执行。）计其去楚入秦，已四十年矣。然其谓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时其长子由为三川守，虑二子皆年长。使其中子于入秦前已能随父牵犬逐兔，则至此当逾五十，斯已年老，逾七十矣。斯初为小吏，后乃从学荀卿，入秦盖三十余岁。（《李斯传》狱中上书，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此乃斯之自夸，不足据。）《荀子·议兵篇》有李斯问答，卿著是篇若在长平役后留赵之际，则斯年方二十余，正从学荀卿时也。
　　
　　韩非与李斯同学于荀卿，其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时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韩、李年略相当，则非寿在四十五十之间。《四库提要》论《韩非》书，谓：“考《史记》非本传，称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则非之著书，当在未入秦前。《史记·自叙》所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者，乃史家驳文，不足为据。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入秦后事，虽似与《史记·自叙》相符。然传称王遣韩非使秦，秦王说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之药，使自*杀。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且《存韩》一篇，终以李斯驳非之议，及斯上韩王书，其事与文皆为未毕。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及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今按：《提要》之说是矣，而未尽也。《初见秦篇》又见《秦策》，以为张仪说秦王。高诱《注》：“惠王也。”然书中言乐毅破齐，荆东徙陈，魏败华下，赵破长平，皆在惠王、张仪后，明属《秦策》误收。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曰：“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后人误以范睢书厕其间，乃有举韩之论。”是以《初见秦》为范睢书。然篇中论长平、邯郸、华下之事，正睢以此畏罪而乞退者，岂得转谓睢书哉？顾谓其出非手，亦不类。非韩公子，不应初见秦即以攻韩为言。切李斯驳非，正以非为韩不为秦言之，不类一也。篇中引秦事止于邯郸之役，下距非使秦尚二十余年，何详论于前而不略及于其后，不类二也。篇中称大王非有两人。其事尽在昭王事，不应对始皇称昭王为大王，不类三也。又云：“前者穰侯之治秦也”，语气正合昭王时言。若在始皇时，应称昔，不称前，不类四也。然则《初见秦》一篇，盖昭王时策士，当长平、邯郸战后进言者耳。故其精神所注，亦以赵、韩为重。因长平之事，始于韩而终于赵也。近人有疑为蔡泽或泽之徒为之者，殆或近是。至《存韩》一篇，所谓韩客上书言韩未可举，自为韩非无疑。余读其后李斯驳议，谓：“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为重于韩也。辨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钧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辨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辨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云云，疑《史》称李斯谮杀非，即据此言之。然此自政论之不合，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其即为谮。《非传》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之，曰：嗟乎！寡人得此人与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此亦可疑。天下宁有爱好其国一公子之书，因遂急攻其国者？（《始皇本纪》十三、十四两年，惟载攻赵，无攻韩事。）又云：“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韩世家》非使秦在王安五年，《始皇纪》《年表》皆在十四年，即王安六年。疑非以王安五年十月后至秦，史公据《秦纪》，则在翌年也。）此即《存韩》一篇之所来也。而《秦始皇本纪》：“十年，李斯说秦王，请先取韩。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则又误。斯之下秦，乃在非入秦之后，岂得谓斯下韩，韩王乃与非谋弱秦哉？《非传》又云：“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药，使自*杀。”然考《秦策》韩非、姚贾相谮事，与此又不合。史公之言，亦多乖矣，恨无他书可以详定。惟下流未易居，自古已然。李斯晚节不终，为世诟病，众恶皆归。所谓谮杀非者，今亦未见其必信耳。（韩非短姚贾，谓其“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则贾亦三晋功利之士，与李斯略同类。高诱注《国策》：“姚贾讥周公诛管蔡不仁不智者，在《孟子》之篇。”今按诱所指乃陈贾，齐宣王时，年世不相及，籍贯履历皆不合，非一人也。）
　　
　　一五七、庞煖剧辛考
　　
　　《史记·燕世家》：“剧辛故居赵，与庞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李牧传索隐》：“庞煖即·兵政篇》有庞子问，而虞般佑《高士传》亦云：“冯煖师事鹖冠子，后显于赵。”是亦以庞煖为冯煖。《汉志》纵横家有《庞煖》二篇，班固云：“为燕将”，燕盖赵字之讹。兵权谋家又有《庞煖》三篇，是庞煖习纵横之术而言兵，为人将帅，殆犀首、甘茂之类也。《史》《策》所传冯煖事，正为纵横游士者言。惟《史》《策》言冯煖当在宣王末，湣王初。（详《考辨》第一二九。）下至庞煖杀剧辛，已六十年。则孟尝客冯煖，决非赵将庞煖矣。岂《索隐》之误以庞煖为冯煖者耶？将庄周之上见鲁隐公，下说赵惠文王，邹衍之前过梁惠王，后客赵平原君，而冯煖实即庞煖，特人之误以为尝客孟尝者耶？（即以孟尝卒岁计之，下距庞煖杀剧辛亦当在三十五年之上，则庞煖终不为孟尝客。）今《史》《策》冯煖事，既无以见其必信，则《索隐》之说，亦无以见其必误矣。又《孟荀列传》称赵有公孙龙之辨，剧子之言。《汉志》法家有《处子》九篇，师古曰：“《史记》云：赵有处子。”是处子即剧子也。剧辛与公孙龙同时，又与邹衍齐名，亦学者。则《史记》剧子殆即剧辛，《史》《策》谓其于燕昭王时至燕则误。（辨见《考辨》第一四四。）
　　
　　又考《赵世家》：“庞煖杀剧辛之明年，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此即始皇六年，五国攻秦事，有韩，而《赵世家》脱之。始皇十一年，拔赵邺，据《韩非》书，庞煖尚为赵将。（详下篇附考。）其后据《赵世家》及《李牧传》，皆不见庞煖事，盖亦不久而卒，否亦老不任兵矣。然今《鹖冠子》有悼襄王问庞子，又有武灵王问庞煥，王闿运以煥即是煖。然武灵之卒，去庞煖杀剧辛已五十四年。若武灵卒岁，庞子年三十，是八十外犹为将也，疑不然矣。旧注煥乃煖兄，然余意庞子生年，盖与武灵卒岁相先后。（冯煖年世则正与武灵相当。）则煖纵有兄，亦不及与武灵相问答。《鹖冠》伪书，固不足据。
　　
　　[附]庞煖即临武君考
　　
　　《荀子·议兵篇》：“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杨倞《注》：“临武君盖楚将，未知姓名。《战国策》曰：天下合纵，赵使魏加见楚春申君曰：君有将乎？曰：有矣。仆欲将临武君。魏加曰：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以为距秦之将。或曰：刘向《叙》云：孙卿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临武君即孙膑也。今案孙膑为齐军师，败魏马陵，至赵孝成王元年，已七十余年，年代相远，疑临武君非此孙膑也。”杨倞之说如是。余意杨辨临武君非孙膑，是也。至据《国策》谓为楚将，则非。观于《荀子》原书，临武君盖亦赵臣耳，未见为楚将之迹。今疑临武君殆即庞煖。何以言之？自春申相楚，而山东合从之事，前后凡三。一为邯郸之围，而楚、魏救之，是春申为相之五年也。一为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军河外，是春申为相之十六年也。其后六年，楚为从长，击秦。魏加之使，盖在最后一役。若言邯郸围时，平原君自往请救，而毛遂从。春申君自将救楚，（《春申列传》。）而景阳俱。（《楚世家》。）不待魏加之使，更无临武君之将。又荀卿议兵，盖在邯郸解围之后。盛称魏氏武卒，谓胜齐之技击，而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独不及楚。若临武楚将，无缘留赵，荀卿亦不若是为说。至信陵合五国攻秦，又何俟赵使赴楚而问春申以将选？惟楚为从长之役，其事当秦始皇六年，赵悼襄王四年，《楚世家》谓春申用事，而《赵世家》则谓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以攻秦。则此役也，春申为之主，而使赵将庞煖为之帅。魏加谓临武君不可以为距秦之将，其后果无功，所论验矣。移之前两役，亦复不符。则《楚策》之临武君，即《赵世家》之庞煖可知。（林氏《纪年》、黄氏《编略》均以魏加论临武君系之此役，皆是。惟惜不能参合《赵世家》，发明临武君即为庞煖其人耳。）而刘向《叙》误以为孙膑者，盖亦有故。考孙膑与庞涓同学兵法，而庞涓见杀于孙膑。正如剧辛在赵与庞煖相善，而剧辛败死于庞煖。其事既相类，又孙膑、庞煖皆有兵书传世，（《孙》书详《考辨》第八五，《庞》书详《考辨》第一五八。）而庞涓、庞煖名字又易混。刘向自出一时笔误，遂以杀剧辛之庞煖，为杀庞涓之孙膑耳。今推寻刘氏致误之迹，亦足知余庞煖即临武君之说非虚也。（《艺文志》兵形势有《孙轸》五篇，《图》三卷，沈钦韩曰：“轸与膑声近，或临武君即此孙轸。刘向《序》为后人不知妄改。”今按沈说无据，姑备异意。）余求庞煖生年，盖与赵武灵卒岁相先后。邯郸解围时，庞煖已年及四十。自如赵括之徒，相率好言兵，下至魏公子破秦，集诸侯宾客兵法，当时风气如是，而庞煖亦其一人矣。
　　
　　余既为《庞煖即临武君考》，重检《韩非》书，有足为助证者。《韩非·饰邪篇》云：“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王先慎曰：“按《赵世家》四年移攻齐，取饶安，即其事也。”）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筴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出大梁，而秦攻上党矣。（原文攻出二字互误，依王先慎校改。）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邺矣。（顾广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阳城，兵未罢，秦攻邺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阏与、邺，取九城，即其事也。”）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又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王先慎曰：“《赵世家》悼襄王九年卒。”）卢文弨曰：“庞援即庞煖，亦作庞涓。”据此，庞援亦有误作庞涓者。则刘向误临武君为孙膑，正自庞援、庞涓而误可知。又此数年，庞煖为赵将用事。此后赵将又扈輙，（赵王迁二年，为秦所杀。）李牧，（王迁三年后皆李牧将。）无庞煖。
　　
　　一五八、鹖冠子辨
　　
　　《汉志》道家《鹖冠子》一篇，班云：“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隋志》三卷。韩愈《读鹖冠子》十六篇。陆佃《鹖冠子序》：“自《博选》至《武灵王问》凡十九篇，退之云十六篇者非全书。”沈钦韩曰：“其中庞煖论兵法，《汉志》本在兵家，为后人傅合。”王闿运曰：“道家《鹖冠子》一篇，纵横家《庞煖》二篇，《隋志》道家有《鹖冠子》三卷，无《庞煖》书，而篇卷相适合，隋以前误合之。凡庞子言皆宜入煖书。”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疏证》。）云：“兵家《庞煖》三篇，汪刻本《汉书》作二篇，合此《鹖冠子》一篇，正符三篇之数。本志兵权谋家原有《鹖冠子》言兵之篇，此亦后世所以误合兵家《庞煖》为一欤。”今按《鹖冠》书《世兵篇》多同贾谊《鵩赋》，显出后人剿袭。柳宗元《辨鹖冠子》谓其：“尽鄙浅言，好事者伪为其书，而用贾谊《鵩赋》文饰之”，是也。（《四库提要》谓：“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引证亦往往偶随所见。如谷神不死四语，今见《老子》，而《列子》以为黄帝书。克己复礼一语，今在《论语》，而《左传》仲尼称志有。元者善之长也八句，今在《文言传》，《左传》记为穆姜语。”以此为《鹖冠》辨护。其所称引是非姑勿论。然贾谊《鵩赋》，与《鹖冠·世兵》，文字大段相合，则非《提要》之例。苟两文并读，非谊袭《鹖冠》，即《鹖冠》袭谊，无所谓引用旧文也。既非贾生窃先秦成书为己赋，则为后人攘贾赋饰伪书，决矣。崔述《考古余说》亦谓：“贾谊感鵩而赋，明不剽窃。”）韩愈颇称其《博选篇》五至之论，然亦袭《燕策》郭隗对昭王语。（吴师道注《国策》，已有此论。）则《鹖冠子》既明为伪书，更何纷纷论篇卷之多寡哉？抑余复有疑者。据今书鹖冠为庞煖师，而汪氏注语不之及。《注》曰：“楚人，居深山”，而本书未之有。书中可见其为楚人者，惟《王鈇篇》言柱国令尹，然文意均袭《管子》。郡县之名，虽秦前已有，然废封君而全国以郡县相统属，其制始于秦，未必楚人先有其制。盖后人见《汉志》有鹖冠楚人之说而妄托者耳。（《困学纪闻》十谓：“《鹖冠子·博选篇》用《国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鵩赋》而已，柳子之辨，知言哉。”已先余言之。）《后汉书·续舆服志》：“鹖雄雉，为武冠。”《淮南·主术训》：“赵武灵王贝带鵕[寿鸟]而朝，赵国化之。”《玉篇》：“[寿鸟]，南方雉名。”然则雉冠乃赵之武服。庞煖而赵将，《汉志》兵缺谋有《庞子》，岂煖书有论及鹖冠者，而后人因伪为《鹖冠子》，遂以为庞煖所师耶？将庞煖著书别题《鹖冠》，如范蠡书之名《计然》，而后人亦遂以计然为范蠡师者耶？今其书所传既不足信，秦汉间又少知有鹖冠子其人，则此一卷书者，纵在，固无大观，姑置勿论可尔。（又庞煖仅详居赵，未见其国籍。春申合从以庞煖为将，岂煖与楚人固自有渊源者耶？）
　　
　　一五九、吕不韦著书考
　　
　　《吕氏春秋·谨听篇》：“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高《注》：“周厉王无道，流于彘而灭，无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绝。”毕沅曰：“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继为王。又二十六年，始为皇帝。所云天子已绝者，在始皇未为皇帝之时。《注》未是。”今按《史记·吕传》：“秦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乃使其宾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其《自序篇》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黄氏《周季编略》谓：“《吕传》书作《春秋》于始皇七年前，八盖六之讹也。近毕氏校《吕氏春秋》引钱竹汀《超辰说》。（按毕氏所引乃《钱塘溉亭说》，竹汀之说见《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上，文繁不具引。）严铁桥以八为四之讹。四年太阴在申，皆未是。”姚文田（《邃雅堂集》，《吕览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考》。）云：“超辰之说，起于汉人，当时亦未一行，安得强先秦以就我法？又读者据太初元年岁称丁丑，溯而上之，遂改始皇为乙卯，因欲并改《吕览》之八年为六年。不知班《史》实以邓平历为本，实不足为确据。考淮南王安封于孝文之十六年，子长著之《史记》，孟坚仍其旧文。计孝文十六年下至太初改元，六甲适一周，则是年亦当为丁丑。《淮南子》云：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太一即太岁，与班《史》显差一岁。上推始皇元年，实为甲寅。不韦死于始皇十二年，后十五年而秦有天下。不韦著书以前，昭襄、孝文、庄襄世及相继，安得断自始皇直书曰秦。其称秦者，必在庄襄既灭二周之后。《秦本纪》昭襄五十六年卒，孝文王立。即位后三日卒，庄襄王立。在位四年。《六国表》分一年入孝文，故庄襄仅三年。又记昭襄之立，在周赧王九年，下推赧王五十九年，岁在甲辰，（后来作乙巳者，从《汉志》改。）乃昭襄之五十一年。又五年而卒。孝文嗣位一年，明年为庄襄元年，岁在辛亥。《纪》《表》皆云是年灭二周，置三川郡。《周本纪》亦云：王赧五十九年，西周倍秦，与诸侯约从攻秦，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尽献其邑。王赧卒，周民遂东亡。似是一年中事。又云：后七载，秦庄襄灭东、西周。今考《韩非子·五蠹篇》云：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是史公所纪，中间尚少一年。所谓后七载者，当由灭西周计算。而庄襄之灭东周，乃二年事，并非元年，《纪》《表》皆误矣。西周之灭岁在乙巳，（王应麟作丙午，亦从《汉志》。）后七载为壬子，东周亦亡。其明年癸丑，天下始易周而为秦。《困学纪闻》云：壬子秦迁东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当自丙午至壬子系周统于七国之上。以韩非及王氏之言证之，知自癸丑以后乃可书秦。而《吕览》之文，实统庄襄言之矣。”今按：姚氏之说甚辨而覈。不韦著书，实在始皇之七年，而称维秦八岁者，乃始于癸丑。始皇元年实为甲寅，而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其事甚怪。且吕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曰：“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以兵相残，不得休息。”顾抑秦与六国同例。特以周亡而书秦，亦并不许秦为天子，则又何耶？《功名篇》又云：“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行不异乱，虽信今，（信伸也，犹言得志于今。）民犹无走。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不可不此务。有贤主，不可不此事。”此明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也。高似孙曰：“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策，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春秋》之言曰：千里之间，耳不得闻，帷墙之外，目不能见，三亩之间，心不能知，而欲东至开晤，南抚多鷃，西服寿靡，北怀儋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讥始皇。”方孝孺亦称其书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史又称不韦书成，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益一字者予千金。余疑此乃吕家宾客借此书以收揽众誉，买天下之人心。俨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归诸吕氏。如昔日晋之魏，齐之田。为之宾客舍人者，未尝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必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史记·蔡泽传》，其说应侯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辨智之期欤？”应侯曰然。此已入战国晚世，其先游仕如吴起、商鞅之徒，得为将相，已满初志。其后如梁惠王欲让国于惠施，燕王哙真让国于子之，于是游士之意气益盛，期望益远，蔡泽乃明白有天下皆愿以为君王之想。客说春申君，以汤、武况荀卿。即荀子弟子之颂其师，亦曰：呜呼贤哉，宜为帝王。（见《尧问》。）是可见当时学者间意态。李斯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吕览》之书，斯亦当预，彼辈推尊不韦，谓其宜为帝王，夫岂不可。此意至西汉尚未全泯，故昭、宣以下，颇有主张汉廷推择贤人而让国者，王莽即应运而起。自此义隐晦不彰，而谓不韦著书有自为帝王之志，则有疑其言之若诞者矣。）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史》云：“始皇十二年，吕不韦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是年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此秦廷忌吕氏舍人而宽嫪氏舍人之明证。又见吕氏舍人自有三晋宾客与秦人之别。不韦本籍山东，故于东方游士，秦廷尤所歧视。不韦初死，秦廷即有逐客之令，则吕氏宾客，秦廷所以忌而防之者至矣。又《秦策》五：“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金氏《国策补释》云：“与，党与也，马为文信党人，故文信走而马亦亡。”又曰：“马逐于秦，则亦三晋人也。”）其事遂莫肯明言，而乃妄造吕政之讥，与嫪毐自不韦荐身之说，同为当时之诬史而已。（《魏策》：“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輓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因以嫪毐，王以国赞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毕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据此则吕之与嫪，邪正判然。嫪氏显与吕氏争政，太后顷私嫪氏。未见嫪之必为不韦所进也。又《秦始皇本纪》嫪毐封长信侯。《索隐》云：“按《汉书》嫪氏出邯郸。”钱氏《廿二史考异》云：“班氏无此文，当是《汉书》注也。《南越传》婴齐取邯郸摎氏女。《索隐》云：摎音纪虬反，摎姓出邯郸。此嫪字《正义》亦音纪虬反，盖摎嫪古字通用。今人读嫪为郎到切，非也。”据此嫪毐乃邯郸人。疑始皇母在邯郸，本识毐，不俟于不韦之进显。而《史·传》所称私求大阴人嫪毐，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者。皆故为丑语，非事实也。毐与始皇母私生二子容有之，因并谓始皇乃不韦子，则亦无稽之丑诋耳。余别有辨详下。）自不韦之死，李斯得志，因有焚坑之祸。先秦学脉，竟以此绝，亦可惜也。
　　
　　又考《秦本纪》昭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其明年正月，秦政生于邯郸。则不韦入秦游说华阳夫人，应在长平一役前。今姑以昭王四十六年为说，其先不韦本为阳翟大贾，积赀甚富，其年事当近四十。下至始皇之元又十五年，不韦则年五十五左右。而不韦之卒，年逾六十也。然余考《秦策》载不韦事与《史》有异。其入秦说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时，以其时年四十外计之，其卒盖年逾五十，犹未及六十耳。（参读《考辨》第一六一。又考《吕氏·安死篇》，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顾亭林《日知录》谓：作书之时，秦初并三晋。然考始皇七八年间，三晋皆无恙，韩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韦卒后五年，赵以王迁之虏为亡，则在韩亡后两年，魏最后，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韦之卒已十年。然则《吕》书之成，其最后者岂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蓟亦拔，越三年，楚亡，又越两年齐亡，皆安死作时所未及也。《史记》谓不韦迁蜀而著《吕览》，然则《吕》书确有成于迁蜀之后，并有成于不韦之身后者，此亦考论秦代学术思想情况一至堪注意之点也。）
　　
　　一六〇、孔丛子载孔子顺事迹辨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后六世为子高穿，穿生子顺，尝为魏相。子顺生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后世有《孔丛子》，详记穿、顺、鲋三世行事。《孔丛》伪书，本可无辨。顾《朱子语类》谓：“其书盖孔氏后人集先世遗文而成”，若其记载犹有来历，故后世多据以为说。余考其书中事实，多有大谬不然者。因知朱子之说，亦不可信。姑摘论其载子顺事有关史实者以示例。如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击之，获户三万，子顺聘赵，劝归齐尸。此事见《吕氏春秋》，劝归齐尸者为宁越。证之《纪年》，其事远在威烈王时。（参读《考辨》第五五。）下距子顺之世尚百七十年。《孔丛》轻为剿窃，其妄如此。又秦急攻魏，子顺请以国赞嫪毐，其语疏鄙，盖本《魏策》或人之言，妄人窃取，不悟其不足重子顺也。且子顺为魏相，既负隆誉，《魏策》亦不应不著其名。又季节见于子顺，子顺赐之酒云云，季节乃子顺父执，子顺如何又为季节尊长？妄人者乃并此而不知。虞卿早达，立谈相赵，迨其弃赵相印，偕魏齐亡之魏。魏齐既自刭，虞卿穷愁乃著书。长平之役，虞卿复在赵用事，则略当子高世矣。子顺犹为晚进。奈何虞卿著书，魏齐诫之以谓不当称《春秋》，而又以询之以子顺？颠倒史实，抑何甚也！凡此皆其疏谬之尤益见者。《周季编略》书子顺相魏于魏安釐王十七年，当秦攻赵长平之时，则据《孔丛》本书情事考之，亦觉未惬。本书称子顺相魏九月，遂寝于家，则此后必不复出。《编略》又以魏景湣元年，赵相、魏相会鲁柯，（鲁柯之盟，赵、魏两《世家》均未载。《志疑》云：“鲁地无名柯者，又此时鲁已灭，尚安得称鲁柯？而赵、魏会盟亦不得至鲁地，疑有误。”《史记札记》云：“《春秋》襄十九，叔孙豹会晋士匄于柯，杜《注》在魏郡内黄县西北，盖魏地也。”）谓出子顺之谋，一不合也。又其后一年，五国共击秦，本书谓子顺会之，不应谢事高隐之后，无端复出，二不合也。又其后二年，嫪毐封长信侯，本书谓秦急攻魏，魏王驾如孔氏，子顺进以国赞嫪毐之谋，其时去谢事去相已二十余年，其为魏国老，较之乃祖孔子之于鲁，远过之矣，恐亦无此情事，三不合也。子顺既退，其语新垣固曰：“当今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宋已久亡，此原书之妄也。）不出二十年，天下将尽为秦。”若当秦、赵相搏长平，诸侯合从救赵之际，岂得云此，四不合也。本书又有魏王使相国子顺修好邻国，遂连和于赵，赵王问所以求北狄。若当秦攻赵长平，赵王何来有此遐思，五不合也。（此条子顺答语，乃汉人袭取中行说说耳。本不足信，今姑据以折黄说之未当。《绎史·年表》，孔斌相魏在安釐王十八年，同一不合。）今子顺相魏事，既他无可考，如不得已而必据《孔丛》所载，以定其年，亦当以在信陵君既死，楚约五国伐秦之后，于嫪毐败死之前，约当魏景湣王之三四年，差为得之。即上推之于其父穿，下推之于其子鲋，年世相及，亦略当也。（《韩策》一有魏顺谓市丘君一节，吴师道《补注》云：“此楚怀王为从长，合齐、赵、韩、魏、燕及匈奴伐秦时事，在怀王十一年。《策》文见《孔丛子》，以为子顺之言。其注谓魏公子无忌率五国兵败蒙恬，尤为误。”如吴考，其时尚未有平原君，乌得有孔穿之子孔顺？是《孔丛》伪书窃魏顺为孔子顺也。要之《孔丛》书不可据，而孔子顺当在战国末年，则可推耳。）
　　
　　一六一、春申君见杀考
　　
　　战国晚年，有两事相似而甚奇者，则吕不韦之子秦始皇政，而黄歇之子为楚幽王悼是也。然细考之，殆均出好事者为之，无足信者。不韦之事，梁氏《志疑》力辨之。《史记》本传云：“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集解》徐广曰：“期，十二月也。”梁云：“《左传》僖十七，孕过期。《疏》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则大期乃十月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即如《史》注，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过期，尚何疑？若谓始皇之生不及期，隐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则子楚决无布知之理，岂非欲盖弥彰乎？祇缘秦犯众怒，恶尽归之，遂有吕政之讥。史公于《本纪》特书生始皇之年月，而于此更书之，犹云世皆传不韦献匿身姬，其实秦政大期始生也。别嫌明微，合于《春秋》书子同生之义，人自误读《史记》尔。”（按《史记考证》：“大期犹言诞弥厥月也。《史》以明始皇之的为不韦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犹不悟也。若如徐广言，期十二月，则又何以信其为不韦子也。”今按：《史记》果信始皇诚为不韦子与否，非即始皇诚为不韦子与否之判据。则大期一语，非所必争。）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乌知其非嬴出也？”又明汤聘尹《史稗》辨之曰：“异人请妇至，大期而诞子，未必请之时遽有娠也。虽有娠，不韦岂肯轻泄之，而亦孰从知之？果有娠而后献，当始皇在赵，母子俱匿，其妪独不能语子以吕氏之胤，如齐东昏妃之于萧缵邪？如语之故，始皇必不忍望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何亲于秦，号为仲父？以奉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后，而俾之迁蜀以死。虽宾客游说万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吕矣。”此辨吕氏之事也。而余考《秦策》，记不韦使秦事，有与《史》大异者。《史》谓不韦入秦当昭王时，而《秦策》吕不韦为子楚游秦，已当孝文王世，一异也。《史》谓不韦先说华阳夫人姊，而《秦策》不韦所说乃秦王后弟阳泉君，二异也。（高《注》：“秦王后，孝文王后华阳夫人也。时昭王时也。或言后耳。”不悟若昭王时，孝文不得称王，华阳亦不得称后。其下《策》文又云：“太子门下无贵者。”高《注》：“太子，子傒。”不悟若昭王时，子傒亦不得称太子。《策》文又云：“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又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皆明属孝文时语。高氏自以《史》说注《策》文，未可信。又昭王生十九年立，五十六年薨，则七十五岁。孝文生五十三年立，一年崩，则五十四岁。《史》称不韦说华阳夫人，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而据《史》考实，则华阳夫人固非繁华时矣。又按《年表》，昭王二年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是岁昭王年二十一，尚未有子，孙楷《秦会要》即以此妇为华阳太后，亦非。考诸《楚世家》，则《年表》是年乃迎妇于秦之误耳。）《史》谓子楚于邯郸之围脱亡赴秦军，而《秦策》乃王后请之赵，而赵自遣之，则三异矣。果如《秦策》所言，不韦游秦，始皇生已及十年。（始皇生昭王四十八年正月，见《本纪》。）不韦安得预为钓奇？不韦纳姬事，《秦策》固无之，更何论始皇之为嬴为吕？史公载六国事，多本《国策》，此则别据他说，乃史公之好奇也。（又《史记·吕不韦传》：“子楚夫人，豪家女也。”显与不韦献姬相乖。钱大昕云：“不韦资助之，遂为豪家。”洪亮吉云：“子楚在赵，本自有夫人，后见不韦姬说之，复取而生政耳。此夫人是指子楚之正配。若政生母为邯郸之倡，即资之安得为豪家乎？”按洪驳钱说是矣。然《不韦传》明云：“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又岂得谓其下夫人又别指一人哉？）至春申之事，黄式三《周季编略》亦辨之，曰：“《策》《史》言春申君纳李园妹，知娠而献之。据《越绝书》十四篇则云：烈王娶李园妹，十月产子男，则《策》《史》之说非矣。春申君果知娠而出诸谨宫，言诸王而入幸之，则事非一月，安必其十月后生子乎？生而果男乎？行不可知之诡计，春申君何愚？此必后负刍谋弑哀王犹之诬言也。”而余考《越绝书》，其言又不仅如黄氏所辨者。《越绝》云：“春申君与女环通未终月，女环谓春申君曰：妾闻王老无嗣，今怀君子一月矣，可见妾于王。幸产子男，君即王公也。”夫通未终月，乌得怀子已一月？此全写女环之愚春申，而欲假借以得幸于楚王，与下言十月产子，同一笔法，凡以明幽王之非春申子也。黄氏既援据《越绝》驳《史记》，而曰“春申何愚”，不知诚如《越绝》之言，春申固不免为愚耳。黄氏又曰：“《列女传》有云：公子负刍之徒，闻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袭杀哀王及太后，尽灭李园之族。然则负刍谋篡构衅造谤也。”此则确有依据，明白得实。又按《索隐》：“楚悍（幽王）有母弟犹（哀王），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无子，而上文云考烈王无子，误也。”则《史记·春申传》之不可信，小司马已先辨之。（惟《列女传》以犹为考烈遗腹子，以负刍为考烈弟，今已无可详论。）此辨春申之事也。昔人以桀、纣暴行，情节相类，疑其不实。今文信、春申之事，一何若符节之合，而又同出于一时，不奇之尤奇者邪？后之疑而辨者，纵不尽得，然帏闼之事，本难全详。传者既无的据之验，疑者亦何从为稽诘之地哉？今并举而著之，亦足使读史者知此故实者之不尽可信耳。
　　
　　又《史记》载李园杀春申君在考烈王末年，而《越绝书》二篇，言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徵为令尹，使其子为假君摄吴事。十一年，幽王诤其子，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后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然考《史记》，幽王仅得十年，无十四年。春申君徙封于吴亦远在考烈王十五年。不知《越绝》何以言此。及细检之，秦灭楚前十六年，正合《史表》李园杀春申君之年。又前十一年，正合《史表》春申君徙封于吴之年。然则《越绝书》言春申卒年与《史》同，《越绝》言春申子假君治吴之年，即《史》之春申封吴年也。《越绝》言春申封吴尚在前三年，则《史》无其说。《越绝》（卷十四《春申君外传》。）又谓：“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环使园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后告园，以吴封春申君，使备东边。”前言幽王立三年召春申，今乃为三年而封春申矣。此又《越绝》之自相违异也。至云：“幽王后怀王，怀王子顷襄王，秦始皇灭之，而张仪转在黄歇后。”（卷二、卷十四均见。）此则与《史》大背，疏缪断然。王充有云：“君高《越纽录》，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见《论衡·案书篇》。《越纽录》即《越绝书》，君高，吴平字。相传《越绝》出会稽袁康吴平手也。）余观其书颇荒陋，不足信，因附辨一二端以概其余。（参读《考》辨）第三四又第一一八。
　　
　　一六二、尉缭辨
　　
　　《汉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又有《尉缭》三十一篇。据《史记·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在始皇十年，而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后人因谓今所传者乃兵家《尉缭》，在梁惠王时，而始皇时杂家《尉缭》则佚。然考《史记》，缭既见秦王，欲亡去，秦王觉，因止以为秦国尉。则所谓尉缭者，尉乃其官名，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之例，而逸其姓也。（今《汉志》杂家称《尉缭子》，官本、南雍本、闽本尉缭下无子字，与杂兵家称《尉缭》同。至《隋志》始称《尉缭子》，而颜师古遂谓尉姓缭名，皆误。）若是则秦有尉缭，岂得魏亦有尉缭，而秦之尉缭，又系魏之大梁人？以此言之，知非二人矣。《汉志》去齐孙子、吴孙子，所以别同名之嫌。若尉缭系二人，则亦应书秦尉缭、梁尉缭也。且缭之说秦，与《秦策》顿弱之言同。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事类范蠡。窃疑《史记》载缭事已不足尽信，书又称梁惠王问，则出依托。（刘向《别录》：缭为商君学。商君于惠王早年入秦，今云缭为其学，亦知其非见梁惠王。）其殆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羼乱者耶？
　　
　　一六三、诸子攟逸
　　
　　余考先秦诸子年世，略已完具。复检《汉志》，择其姓字粗著，为余考所未及者，列诸篇为攟逸。
　　
　　六艺略礼家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
　　
　　诸子略儒家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叶德辉曰：“《说苑》引孔子问漆雕马人，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之贤。《家语·好生篇》引作漆雕凭，疑一人，名凭字马人。孔子弟子漆雕启之后，他无所见，或即马人。”今按漆雕开从游，当在孔子晚年。（参读《考辨》第二九。）而漆雕马人事尝事臧氏三世。文仲卒于鲁文公十年，前孔子之生尚六十六年。及事文仲者，岂得与孔子相问答？《说苑》妄也。即谓果有其人，亦在漆雕开前。（李氏《尚史》云：“《说苑》马人尝事臧氏三世，与开不仕者正相反，非开，明矣。而弟子中又无所谓漆雕马人者。《家语》作漆雕凭，亦无之。”此辨开非马人，而并疑马人之无其人。）乌得为其后人哉？叶说殊疏。《论衡·本性篇》谓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余考公孙尼子乃荀子弟子，此书论性情，折衷孟、荀两家之见，显出荀子后。王氏谓漆雕开者，或即据《漆雕子》书中称引所及。疑此十三篇书，亦出战国晚世，而传述漆雕子之说，与《宓子》十六篇同出后人撰述。班氏以其书名《漆雕子》，遂疑为漆雕启之后。或启自有后人为此书，亦未可知。要非《说苑》之漆雕马人也。（参读《考辨》第二九。）
　　
　　《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宓子》见《考辨》第三〇，其书疑出后人传述，如《漆雕子》之类。皆当在战国晚世，而《宓子》或稍前，故其书颇为韩非、吕不韦所称引。《景子》三篇，据班《注》亦说宓子语，惟年世殊无考，不知其书在《宓子》十六篇前，抑在其后。《孟子》书有景丑，翟灏《考异》云：“《汉志》《景子》列儒家，此称景丑为景子，其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礼》父召君召诸文，颇有见于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书之景子也。孟子宿于其家，盖亦以气谊稍合往焉。”沈钦韩亦主景子即景丑。若然，则其书尚在十六篇前。当孟子时已有主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者，景子殆其一人欤？然亦不得为宓子弟子。大抵《汉志》说七十子弟子，皆约略言之，非可据也。（黄鹤云：“《世本》齐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为氏，亦曰景丑。”则景子亦齐之公族。）又按兵形势家有《景子》十三篇，盖非同书。
　　
　　《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论衡·本性篇》：“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今按当孟子时论性者，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世子》则谓“性有善有恶”，盖出三说之外，两取孟、荀以为说。其书应出荀卿后。《春秋繁露·俞序篇》亦引《世子》，其书据《春秋》发议，尤为晚出一证，殆与公孙尼子同时耳。班《注》以为陈人，陈亡远在前。《论衡》谓之周人，不知谓周代人耶？抑周地人耶？与班异，无可定。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隋志》《公孙尼子》一卷，云：“似孔子弟子”。又《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谓：“《乐记》取公孙尼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瓛云：“《缁衣》，公孙尼子作。”余考《缁衣篇》文多类《荀子》。（如：“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姚恒际曰：“郑氏谓非本性能仁，其言类《荀子》。”又：“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夫溺于民。”姚曰：“《荀子》：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猛覆舟，此本其意，故以溺字为说。”又：“子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姚曰：“即《荀子》水能载舟覆舟之义。”今按：《缁衣》袭《荀子》，犹不止此。如：“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又：“为上可望而知，为下可述而志，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此《荀子》“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之说也。又：“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又：“政之不行，教之不成，爵禄不足劝，刑罚不足耻也。”此皆《荀》《韩》之论。又篇中屡言“壹德”，又曰：“义不壹，行无类。”壹字类字皆见《荀子》，类字尤《荀》书所重，所谓统类者也。每节皆引《诗》《书》煞尾，文体亦仿《荀子》。（上引姚说，均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沈钦韩曰：“《荀子强国篇》称公孙子语”，则其为荀氏门人信矣。杨倞以公孙子为齐相，殊无据。盖本下文荀卿子说齐相而妄臆之尔。又篇中讥之曰云云，正公孙子讥子发，而杨倞谓公孙子美子发，荀子讥之，亦误。《汉志》谓是七十子弟子者已失之。《隋志》乃谓其似孔子弟子，则所失益远矣。
　　
　　《芋子》十八篇。（名婴，齐人。七十子之后。师古曰：“芋音弭。”）
　　
　　王念孙曰：“《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索隐》曰：吁音芋，《别录》作芋子。今芋亦如字。《正义》：《艺文志·芋子》十八篇，颜云音弭。案是齐人，阿亦属齐，恐颜误也。案《正义》说是也。芋有吁音，故《别录》作《芋子》，《史记》作《谷子》，作芈者字之误耳。”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师古曰：“即今之《六韬》也。”）
　　
　　沈寿（《同熨斗斋随笔》。）曰：“六乃大字之误。《人表》有周史大[弓皮]，[弓皮]当为弢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师古以为太公《六韬》，误矣。”今按《人表》大弢列周景王、悼王时，当鲁昭公世，与孔子正相及。惟班《注》“惠、襄之间”，若指春秋时周惠、襄王言之，则距孔子尚远。又称献王时，则当魏惠王之世。魏惠王后亦为襄王，岂魏惠、襄之间，魏史官有其人，与庄子略同时，其书称魏惠王、襄王、周献王，而班误以为周惠王、周襄王，如《文子》书平王问，乃楚平王，而班《注》亦误为周平王也。至《则阳》孔子之问，《庄》书寓言，固不足据。然大弢苟魏史，《汉志》又何以称周史？窃疑自魏惠王会逢泽朝天子，常挟周室以为名。《吕氏·不屈篇》，惠王请令周太史更著惠施之名，此周太史即魏史也。即以《汉志》次序，《大弢》书列《孙卿子》《芋子》后，亦显为战国书。
　　
　　《王孙子》一篇。（一曰《巧心》。）
　　
　　兵形势家有《王孙子》十六篇，盖非同书。严可均《铁桥漫稿》：“王孙姓也，不知其名，《巧心》亦未详。《意林》仅有目录，而所载《王孙子》文烂脱。从《北堂书钞》等书采出二十四事，省并复重仅得五事，绎其言，盖七十子之后言治道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一曰《巧心》者，书之别名也。”
　　
　　《公孙固》一篇。（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即其人。（《吕览》：“齐闵王居卫，问公玉丹。”其事又见刘向《新序》。李氏《尚史》谓：“公玉丹或即公孙固。”殊无据。《吕氏·正名篇》：“湣王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耶。”公玉丹乃卓齿之流，知非著书之公孙固矣。）
　　
　　《李氏春秋》二篇。
　　
　　叶德辉曰：“公孙固，齐闵王时人。羊子，秦博士。《志》叙此书于二子间，则李氏当是战国时人。《吕览·勿躬篇》引李子，其言泛言名理，疑即此《李子》也。”沈钦韩曰：“疑是李兑。”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无心，难墨子。）
　　
　　《论语·福虚》：“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年。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钱大昕曰：“无心盖六国时人。《风俗通》亦引其语。”（王应麟《考证》云：“《馆阁书目》一卷，与学墨者缠子辨上同、兼爱、上贤，明鬼神非，缠子屈焉。”今按：《墨子》书非早布，董缠必在晚世。）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侔子。）
　　
　　沈钦韩曰：“《说苑·反质篇》秦始皇后得侯生，侯生云云，疑即此。”王先谦曰：“官本侯作俟，《风俗通》云：俟子古贤人，（《通志·氏族略》五，作：“六国贤人。”）著书。应仲远尝为《汉书音义》，则所见本必作俟。”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王应麟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外黄时属宋。”贾谊《过秦论》：“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文选·旁证》云：“疑即外黄徐子。”（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见《吕氏·喻大》《务大》，亦见《周策》。宁越详《考辨》第五五。）
　　
　　
　　道家
　　
　　《老成子》十八篇。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殷敬顺《释文》作考成子。据此则老成子尚在尹文后。尹文为齐稷下先生，当在宣王、湣王时。
　　
　　《长卢子》九篇。（楚人。）
　　
　　《史记·孟荀列传》：“楚有长卢。”《御览》三十七引“《吕氏春秋》，长卢子曰：山岳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积形成乎地者也。”则长卢子在吕不韦前。《邓析子·无厚篇》：“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士与仕通。长卢当出战国，《邓析子》伪书，故亦称引及之。沈钦韩曰：“《齐物论》有长梧子，梧卢声同字异，一人耳。”
　　
　　《王狄子》一篇。（或本作正狄子。）
　　
　　《黔娄子》四篇。（齐隐士，守道不屈，威王下之。）
　　
　　《高士传》：“黔娄先生，齐人，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欲以为相，不受。齐王又礼之，聘以为卿，又不就。”今按鲁共公卒，《六国表》在周显王十六年，当齐威王五年。（今误为齐威王二十六年。）余定鲁共公卒，较《六国表》后二年。（参读《考辨》第一五四。）则为齐威王七年。黔娄殆其时人。（《列女传》：“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计其时曾申亦已早死，殆不可信。）
　　
　　《宫孙子》二篇。（师古曰：“宫孙姓也，不知名。”）
　　
　　《孙子》十六篇。（六国时。）
　　
　　据班《注》，知非兵家两孙子。梁玉绳云：“见《庄子·达生篇》，名休。”亦无证。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韩非·外储说右》引郑长者说，谓：“田子方问唐易鞠，而郑长者闻之。”一说：“齐宣王问唐易子，而唐易子称郑长者以对。”当是一事两传。唐易为氏，鞠或其名也。《人表》有唐易子，在颜歜、王斗、尹文子后，则信与齐宣王同时。郑长者在其前，故述其言以为对也。陶宪曾曰：“释慧苑《华严经音义》下引《风俗通》云：春秋之末，郑有贤人著书一篇，号《郑长者》。云春秋之末，殆不可信。”《盐铁论·箴石》第三十一：“丞相曰：吾闻诸郑长孙曰：君子正颜色则远暴嫚，出辞气则远鄙倍。”张氏《考证》曰：“孙字误也，当作者。《汉书·艺文志》道家《郑长者》一篇。所引全在《论语》中，不称曾子者，当时之学尚黄老，而桑大夫尤轻儒故也。”据此郑长者著书，盖出孔门七十子后。《风俗通》称其在春秋之末，而《汉志》谓在六国时，前不越田子方，后不下齐宣王，则殆近是。
　　
　　《楚子》三篇。
　　
　　阴阳家
　　
　　《公捷生终始》十四篇。（传邹奭《始终》书。）
　　
　　钱大昭曰：“《注》《始终》当作《终始》，奭字亦误。作《终始》者是走衍，非邹奭也。”
　　
　　《公孙发》二十一篇。（六国时。）
　　
　　《乘丘子》五篇。（六国时。）
　　
　　沈钦韩曰：“当作桑丘。《隋志》晋征南军师杨伟撰《桑丘先生书》二卷，本此。”叶德辉曰：“邵思《姓解》二引《汉志》正作桑丘。”今按刘昼《新论·九流篇》：“阴阳者，子韦、邹衍、桑邱、南父也。”可证沈、叶之说。南父即下文南公也。郑樵《氏族略》：“桑邱氏，盖以地为氏者。《姓纂》云：今下邳有此姓。”
　　
　　《杜文公》五篇。（六国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韩人也。”）
　　
　　《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
　　
　　《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本纪》：“武王三年，南公揭卒。”《志疑》：“《项羽纪》称南公，揭岂其人欤？”今按南公预言，盖以楚之于秦，怨毒之深，知之。其人当在顷襄王后。且楚人无缘入《秦纪》，揭非其人也。（又《广韵注》。南公复姓，战国时，有南公子著书，言阴阳五行事。）
　　
　　《容成子》十四篇。
　　
　　王应麟《考证》云：“《庄子·则阳篇》容成氏。”按《释文》：“容成，老子师也。”《汉志》列《容成》书于南公之次，张苍之前，则容成盖战国晚世，楚顷襄前后人。云为老子师，此老子指詹何，年世亦合。（参读《考辨》第七十二。）后人乃以容成为上古之君，黄帝之臣，则其书不应列此。
　　
　　《闾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世本·氏姓篇》：“闾丘氏，齐大夫闾丘婴之后。齐宣王时，有闾丘卬，闾丘光。”今按《汉书·人表》有闾丘卬、闾丘光，梁氏引孙侍御曰：“光乃先字之讹，汉人每单称先生为先。闾丘先生，齐宣王时人，见《说苑·善说篇》。”（按又见《新序》卷五。）未晓此闾丘子名快者，与《说苑》闾丘先生是一人否。
　　
　　《冯促子》十三篇。（郑人。）
　　
　　《将鉅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将具氏，齐太公子将具之后，见《国语》。《汉·艺文志》：六国时，将具子彰著书五篇。”林宝《元和姓纂》：“将具彰著子书五篇”，今《志》作鉅，又脱彰字。
　　
　　《周伯》十一篇。（齐人，六国时。）
　　
　　按闾丘、将具、周伯皆齐人，冯促、杜文公皆韩人，可见阴阳学在战国时流传之地域。
　　
　　名家
　　
　　《成公生》五篇。（与黄公等同时。师古曰：“姓成公。刘向云，与李斯子由同时。由为三川守，成公生游谈不仕。”）
　　
　　《黄公》四篇。（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
　　
　　墨家
　　
　　《我子》一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墨子之学。”）
　　
　　《元和姓纂》引《风俗通》：“我子，六国时人。”
　　
　　纵横家
　　
　　《阙子》一篇。
　　
　　《后汉书·献纪·注》引《风俗通》：“阙姓也。纵横家有阙子著书。”
　　
　　《国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杂家
　　
　　《伍子胥》八篇。（名员。春秋时为将，忠直遇谗死。）
　　
　　兵技巧有《伍子胥》十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钱大昕曰：“鲁缪公臣有子服厉伯，见《论衡·非韩篇》。《艺文志》有子晚子，晚服字形亦相近似。”按子服厉伯事见《韩非·难三》。又按《赵策》有服子，当平原君时，似儒者言。疑均与晚子不近。
　　
　　农家
　　
　　《野老》十七篇。（六国时，在齐、楚间。应劭曰：“老年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
　　
　　兵权谋家
　　
　　《娷》一篇。（师古曰：“盖说兵法者人名也。”）
　　
　　《兒良》一篇。（师古曰：“六国时人也。”）
　　
　　《吕览·不二篇》：“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贾谊《过秦论》：“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王念孙曰：“《易林·益》之《临》云，带季、兒良明知权兵，将师合战，敌不能当。赵、魏以强。带季盖即带佗，二人为赵、魏将，故云赵、魏以强。但未知孰赵孰魏也。”（又按宋元君时有兒说，（见《考辨》第一三〇。）未知与兒良为一人否？沈钦韩曰：《周策》有宫佗，或即带佗。今按：《孔丛子》亦有宫佗，其人与周最、孔穿同时，盖当秦昭王之世。若《孔丛》可信，则宫佗当为魏将，而兒良则赵将也。又按《说苑·尊贤》：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王廖他无考，岂穆公时之王子廖欤？《韩诗外传》九作王缪，《韩非·十过》《说苑·反质》又称之曰内史廖，乃教穆公遣戎女乐而得由余者。）
　　
　　兵形势家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
　　
　　王应麟曰：“《史记》诸侯之客各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景子》十三篇。
　　
　　沈钦韩曰：“《楚策》，楚王使景阳将救燕。”《淮南·氾论》：“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
　　
　　兵技巧家
　　
　　《公胜子》五篇。
　　
　　叶德辉曰：“次伍子胥后，疑《左传》楚昭王时之白公胜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王应麟曰：“《列子》（《汤问篇》。）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新专，动手均也。《淮南子》曰：蒲苴子连鸟于百仞之上。张茂先诗：蒲卢萦缴，神惑飞禽。即蒲且。”今按：詹何、蒲苴似皆出战国晚年。其言弋，似袭《庄子》痀瘘丈人承蜩。（《达生篇》。）
　　
　　五行家
　　
　　《羡门式法》二十卷。
　　
　　王应麟曰：“《日者传》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周礼》太史抱天时，郑司农曰：抱式以知天时。梁元帝《洞林序》云：羡门五将，韩终六壬。”今按《封禅书》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索隐》：“乐彦引《老子道经》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毋忌，盖其人火仙也。”司马相如云：“正伯侨古仙人。”充尚无所见。羡门高者，秦始皇使卢生求羡门子高是也。《汉书·郊祀志》充尚作元尚。沈涛云：“当作元谷，即《列仙传》之元俗也。谷俗之渻，篆书谷字与尚字相近，讹而为尚。《史记》又误元为充，遂不可晓。《列仙传》言元俗河间人，亦与燕人相合。”司马相如《大人赋》谓：“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非帝王之仙意。”又曰：“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张揖曰：“羡门，碣石山上仙人羡门高也。”今据《史记》，此辈皆在邹衍后，殆所谓传驺子之术不能通，而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羡门式法》亦谈天，此传驺子术而不能通者。卢生诸人当秦始皇时，乃推羡门为仙人，为始皇求之，则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也。推其年世，卢生与羡门盖相距不甚远，或可相及。比如蒯通与安期生（《列仙传》：安期先生，琅邪阜乡人。则亦齐人也。）为友，而武帝时李少君言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又谓臣常游于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其事颇相似。至于韩众，亦始皇求仙，一去不报，后世亦遂以众为仙人矣。
　　
　　杂占家
　　
　　《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
　　
　　沈钦韩曰：“即占星之甘公。《隋志·杂占梦书》一卷。”今按《史记·天官书》：“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臯，魏石申夫。”《集解》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盖鲁近于齐而灭于楚，故或传是齐人，或传是楚人，或云本鲁人矣。《汉·艺文志》序数术云：“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盖甘、石二人名较著，尤在唐昧、尹皐上。《史记正义》引《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误断申字作句。《宋志》亦称石申、甘德，俱误。至晁公武《读书志》载《甘石星经》一卷，注曰：“汉甘公、石申撰”，其言石申名字亦误。而云甘、石乃汉人，则别有本。据《御览》二百三十五引应劭《汉官仪》曰：“当春秋时，鲁梓慎，晋卜偃，宋子韦，正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是亦以甘、石为汉人也。《史记·张耳传》：“耳欲之楚，甘公曰：汉王入关，五星聚东井。楚虽强，必属汉。”《集解》：“文颖曰：善说星者甘氏。”则甘公固及汉处矣。疑甘、石二氏，殆如张苍，生六国而下逮汉世者。（《师皇本纪》：“三十二年，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疑此石生或即石公。）《汉书·天文志》：“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沈钦韩曰：“《隋志》》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则甘、石明及秦、汉之际。邵康节《皇极经世》谓：“五星之说，自甘公、石公始。”然当甘、石时，邹衍、邹奭谈天而推五德之说已盛，人帝之五德，本之列天之五星。甘、石之与二邹，其说相桴鼓。则甘、石盖说五星之精善者，非可谓五星之说，自甘、石始也。又《天官书》谓：“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纵横者继踵，而臯、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亦序甘、石于臯、唐后，而述当时占星说行世之背景尤显。
　　
　　又按《抱朴子·辩问》：“子韦、甘均，占候之圣也。”则甘公乃甘均，非甘德。沈钦韩以占梦之甘德，误为即占星之甘均，恐亦失之。
　　
　　

[哲学宗教]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