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藏书编年史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1:43

王彦祥



　　引言
　　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
　　春秋（前770—前476年）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秦代（前221——前206年）
　　西汉（前206—25年）
　　东汉（25—220年）
　　三国（220—265年）
　　西晋（265－316年）
　　东晋（317—420年）
　　隋（589—618年）
　　唐（618—907年）
　　五代十国（907—960年）
　　宋、辽、夏、金（960—1279年）
　　南宋（1127——1279年）
　　元（1279—1368年）
　　明（1368—1644年）
　　前清（1644—1840年）
　　晚清（1840─1912年）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2:20

引言



　　以皇家藏书为主的官府藏书体系滥觞于商周，成型于汉代，发展于隋唐及宋代，鼎盛于明清。
　　以往讲藏书的起源多从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讲起，其实，发掘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成批甲骨和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周原甲骨可视为后世国家图书档案馆的雏形，这里多次发现成千上万片甲骨分门别类地堆积在一起，说明是有意收藏。而且在甲骨旁曾发现蜷曲侧置的人骨架，据考古学者考证，此人很可能就是当时官藏的管理人员。
　　在中华远古时代，距今约30000—10000年前，就有了文籍和收藏活动。据《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自文籍、图画产生，便出现收藏，是为中国藏书史之发端。
　　西周至战国是官府藏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藏书处所先后有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府库、室、秘室等称呼。掌管藏书的史官也细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职务，反映了周朝官府藏书管理机构的规模和分工细化。而且许多诸侯国也都设立了藏书之府，各置史官书事记言，其目的是为了在诸侯列国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争夺霸权。在古代藏书事业上打破了以往只有中央朝廷一统天下的单一官府藏书形式，而且在地方上也有了闾府、册府等官藏。地方官藏的出现，对于促进春秋战国之际学术下移，私人著述繁荣，百家争鸣及私家藏书的出现都有着直接关系。
　　秦代藏书，可追溯到统一六国以前的春秋初年，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就“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史记·秦本记》）。这是在诸侯国中设史最早的记载。
　　缪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同上）。可是孝公时，秦国就出现了对先古典籍是尊崇还是抵制的争论。旧奴隶主贵族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的复古主张。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则提出“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同上）的进化论观点。后者得到孝公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有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书厄，这也证明秦始皇焚书是有其家传渊源的，还算不上创举。
　　昭襄王时，秦国又开始搜藏典籍，包括《诗》、《书》等，但他与三晋等国不同的并不是“慕仁义而弱乱”，而是“不慕而治强”，藏书的目的不是崇儒，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尊严更强盛。
　　秦王政掌权后先将天下诸侯六国之书搜集到咸阳，宰相吕不韦使门客，利用藏书，编出《吕氏春秋》，也曾轰动一时，但在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九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大争论，其结果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焚书”、“禁*书”事件。当时是为了打击复古思潮，但客观上却使秦国长期积累的、统一六国搜集而来的图书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焚书也未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秦朝仅存十五年，即说明文化专*制不可能长久。
　　据《史记》等古书*记载，秦王朝藏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周室。为以后各代创立各种类型的国家藏书处所以直接启示，但从中国藏书事业发展史的角度上分析，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值得反思和记取的教训：一是平定六国，收集了大批图书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组织学者、博士整理这些藏书，这是该做的事，却没有做；二是“焚书坑儒禁学”，这些本来是不该做的事，然而却雷励风行地去做了。这两件大错对中国文化和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直到汉代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
　　西汉在藏书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并为其后历朝继承和仿效，最终演化为藏书制度。
　　一是建立国家藏书处，收藏管理图书。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唯有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萧何具有远见卓识，他为刘邦平定天下立了大功。担任相国后，他主持修建了未央宫，在皇宫北面盖了两座藏书楼，名为石渠阁，天禄阁。后来“石渠”、“天禄”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如清乾隆时着录内府所藏书画，为《石渠宝笈》，干清宫东昭仁殿专藏宫中珍本、善本，赐名“天禄琳琅”，所编书目称《天禄琳琅书目》。“金匮石室”之制也源于西汉。
　　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访书、征书，力图使国家藏书齐全完备。汉惠帝时就废除了私人不得藏书的禁*书令，开始“大收篇籍”，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书积如丘山”。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命礼宾官陈农为使到各地征集图书，此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官藏不仅限于皇宫大内，规模十分可观，据汉成帝时刘向父子校定的数字，有132269卷（篇），加上不同写本和残本多达33090卷。
　　三是选派专人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编制国家藏书目录。在汉武帝下达征书令后，不少藏在山洞、墙壁和地窑中的竹木简书被发掘出来，但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窜乱、伪造者自不可免，对它们进行一次全面校理已势在必行，汉初张良、韩信就整理兵法等军事书籍。成帝河平三年（公元昆前26年）光禄大夫刘向被委任为皇室藏书的主要负责人，他率领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分别负责整理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古籍，校仇讹文脱简、条别篇章，写成定本，定着目次。刘向及其子刘歆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前者是整理藏书所写的提要，后者是前者的节本）。　
　　此后，历代皇家藏书在更替、继承中续有发展，形成各自特色。如隋代皇家秘阁按图书内容分库管理，炀帝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厢建造书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魏晋以来的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此外还在东都内道设立了佛道典籍专藏。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这个数字及上述设立专藏的做法都是空前的。
　　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开元十二年，玄宗在东都设置了丽正书院，次年改为集贤殿书院，不仅设置了较完善的职官机构，在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十分可观，可惜安史之乱使唐代官藏由极盛而剧衰。唐代宗等以千钱购一卷书，也无法再现盛唐官藏的景象。
　　宋代官藏以崇文院规模最大，此外还有太清楼及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等六阁。馆阁职位是优秀的贤俊方可充任。洪迈曾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容斋随笔》）。六阁之大学士也是一种荣誉极高的头衔。宋代馆阁藏书，允许政府高级官僚、殿试科举考生等借阅流通，为公私著述提供参考，在印刷术业已发达的情况下，也为政府刻书提供了校印底本。
　　明代开国之初，官府藏书增加迅猛，在编修《永乐大典》时也发挥不小的作用。至明宣宗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数量已达古代官藏之顶峰。但中后期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甚至典司者监守自盗，至使精善本散失严重。
　　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注重“文治”，为编纂多种大部头典籍，屡次搜访民间遗书。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建七阁，南北分设，使官府藏书在建筑、组织、管理等方面更加规范和完善。清末京师图书馆及江南图书馆等的建立标志着官府藏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转型，古代藏书楼的终结与更生亦同时完成。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古代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楚、鲁、宋、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即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了征书、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下诏征书、经费来源、优惠政策、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圈定流通范围，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的。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33）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并且规定，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朝廷征书大都采用在普遍诏谕，施加压力的同时，优赐、赏官予以酬谢的双管齐下原则，并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筚路蓝缕，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成果和国家书目。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路愈发明确。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担当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五是藏书纸墨精良，装帧豪华，建筑富丽堂皇，体现皇家气派。历代官藏要在全国范围内招集工书之士抄补秘书。写书用的各种材料也都由全国最著名产地提供。隋唐两代用不同颜色的琉璃、玛瑙、象牙制作书轴、书签，以区分书的上、中、下三品及经、史、子、集四库。至于藏书楼的建筑，更是地方私家藏书楼不可比及，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载，隋代观文殿不仅陈设珍丽，还设计有自启机器人，极为地精巧。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汉代对藏书就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官外，其它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候王熟悉掌握。为防诸候王谋反，汉朝皇帝才严格控制其藏书的流通，至于中下层官史以及布衣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利用官家藏书了，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藏书功能的发挥。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总体的封闭性、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重视文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聚聚散散，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2:45

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



　　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识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
　　早期文献形式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石器、玉器、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缣帛等。
　　商朝储藏典籍处所为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
　　掌管早期图书档案之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保存史实为重。
　　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以“龟室”贮藏，到了近现代人们大量发掘，史家称之为“殷墟甲骨”。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3:07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



　　周朝藏书处所为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
　　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史、胥、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
　　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
　　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制、军事事务、法律条文、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
　　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
　　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私人藏书重点。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3:33

春秋（前770—前476年）



　　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
　　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
　　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齐、郑、卫、赵、楚、魏、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记》
　　春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
　　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
　　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3:54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禁*书令。
　　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
　　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
　　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4:24:15

秦代（前221——前206年）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石室、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
　　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诸内容为主。
　　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户籍、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盟书由史官分掌，《诗》、《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因方士侯生、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
　　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
　　前206年（秦二世三年）
　　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　　十月　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5:32

西汉（前206—25年）



　　高祖时（前206—前195年）
　　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
　　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
　　前124年（元朔五年）
　　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
　　前93年（太始四年）
　　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
　　前73年（本始元年）
　　文不识家富藏书，尝给予匡衡图籍以助其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葛洪《西京杂记》）
　　前66年（地节四年）
　　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
　　前32—前7年（成帝时）
　　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
　　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
　　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
　　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
　　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领校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其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
　　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
　　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另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
　　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5:56

东汉（25—220年）



　　25—57年（光武帝时）
　　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后汉书》
　　58—75年（永平间）
　　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
　　58—75年（明帝时）
　　建兰台、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宣明、鸿都等藏书，命班固、傅毅等典掌。
　　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是为政府收藏佛经之最早记录。
　　62年（永平五年）
　　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傅毅、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
　　67年（永平十年）
　　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
　　76—88年（章帝时）
　　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
　　107—122年（安帝时）
　　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
　　159年（延熹二年）
　　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
　　170年（建宁三年）
　　蔡邕是年拜郎中，校书东观。
　　175年（熹平四年）
　　蔡邕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190年（初平元年）
　　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
　　192年（初平三年）
　　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
　　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秘书丞。其中秘书令充中书之任而兼管图书秘籍。
　　曹操搜采东汉官府遗书，藏于三阁，以建立魏国官藏体系。
　　蔡邕之女蔡文姬应曹操请求，“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蔡文姬传》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6:25

三国（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
　　崇文馆设为魏国藏书处。魏兰台（即外台）所藏书籍由御史典掌。
　　郑默主管曹魏皇家藏书，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藏书目录《魏中经簿》，记载魏国一朝藏书情况，从此国家藏书朱紫有别。
　　220年（黄初元年）
　　魏文帝曹丕即位，设中书令典尚书奏事；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中书与秘书分开。置秘书监、秘书左、右丞、秘书郎中官职。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事务；后又设秘书校书郎，专掌校勘残缺，正定脱误之事。
　　魏文帝曹丕诏令修茸因遭董卓之变而受损毁的熹平石经。又命秘书监王象等学者，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分门别类，重加排列，编成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庋藏于秘阁。并从此开官修大书之先河。
　　221—263年（蜀汉）
　　刘备称帝后，鸠合典籍，依汉制建“东观”以藏书。又设秘书令、秘书郎、秘书吏诸官掌管秘府藏书。任用王崇补东观，郤正为秘书郎
　　222—280年（孙吴）
　　孙权称王，建都南京。亦仿汉制设“东观”，为国家藏书之所。
　　240—248年（魏正始间）
　　洛阳太学刻立“正始石经”。所刻三体经书有《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石经分刻于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宽96厘米。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6:47

西晋（265－316年）



　　265—275年（泰始间），国家此时有藏书29945卷。
　　晋沿袭汉魏旧制，以秘阁为内阁，以兰台为外台，加崇文院，同为政府藏书处所。
　　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书·职官志》）。并“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晋起居注》）。
　　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有凉州刺史张寔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
　　274年（泰始十年）
　　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晋官府藏书。历时数年，至太康间年间完成。荀勖先后复核、检对图籍10万余卷，据此编制出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全书正文14卷，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分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仅录书名、卷数、撰人及简略说明，为我国第一部四部体系分类目录。今佚。
　　279年（咸宁五年）
　　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简出土。共计装载数10车，约10余万字。因全为竹书，地在汲郡，故史称“汲冢竹书”。晋武帝司马炎命将全部竹简运至京师，收于秘阁庋藏。武帝时下令整理“汲冢竹书”。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晳等参与此事。后于晋惠帝时，再次进行整理，终得史料价值极高之《竹书纪年》。
　　280年（太康元年）
　　晋六路大军直取吴都建邺，王浚、司马★入“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其后悉数运至洛阳庋藏。《晋书》
　　281年（太康二年）
　　置“石渠阁”，储藏官府藏书。
　　290—312年（惠帝、怀帝时）
　　惠怀之乱［惠帝时（290—306）有八王之乱；怀帝时（307—312）有刘聪陷洛阳之灾］使西晋秘阁所藏29000余卷尽毁无余。《隋书·经籍志》载：“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291年（元康元年）
　　惠帝“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唐六典·秘书省》）。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成一独*立政府机构。
　　292年（元康二年）
　　惠帝下诏，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由是秘书省不仅典掌图书专籍，且从事著作之务。
　　311年（永嘉五年）
　　匈奴首领刘聪攻入洛阳，焚烧都城，魏晋官府藏书化为乌有。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8:41

东晋（317—420年）



　　317年（建武元年）
　　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后，为兴学治国，诏令各地官民，征集图书。东晋国家藏书处为“秘阁”。因藏书量骤减，官府仅此一处庋藏典籍。
　　为积聚图籍，政府向私人藏书家借抄图书，充实秘阁所藏。张尚文、殷允、郗俭之、桓石秀等众多藏书，均被借去誊抄，故使秘阁藏书稍有增加。
　　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书，编纂出东晋国家藏书目录《四部书目》，又称《晋元帝书目》。著录图书仅3014卷。然其确定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即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以为永制。
　　375年（宁康三年）
　　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将士皆诵儒学。尚书郎王佩犯禁读谶，苻坚斩之，学谶者遂绝。
　　386—534年（北魏）
　　北魏辟秘阁、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
　　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说明此时开始出现专门的“建楼藏书”行为。
　　386年（太元十一年）
　　北魏登国元年　道武帝问博士李先何以收集书籍，增益学问。李先答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魏书·李先传》）。于是道武帝颁制天下，经籍稍聚。
　　391年（太元十六年）
　　徐广奉孝武帝之命校书。其检校秘阁四部藏书，共计36000卷（包括复本）。
　　393年（太元十八年）
　　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中书郎张敝、太子后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
　　403年（元兴二年）
　　桓玄代晋自立称楚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不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亦宣告结束，图书进入纸写本时期。
　　417年（义熙十三年）
　　刘裕入长安，平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隋书·牛弘传》）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9:30

南北朝（420—589年）



　　420年（刘宋永初元年）
　　刘裕代晋自立为宋（史称刘宋），收东晋官府全部藏书。
　　因典籍有限，刘宋承袭东晋之制，将四部图书仍藏于秘阁之内。
　　423—479年（刘宋景平元年—刘宋末年）
　　刘宋置秘书监1人，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书处增置“玄”、“史”二馆。
　　殷淳为秘书郎，校理秘阁藏书。并撰写四部书目（《南史》作《四部书大目》），共40卷。后协助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淳出力最多。
　　426年（刘宋元嘉三年）
　　文帝命秘书监谢灵运统领，整理秘阁图书，补足阙文。其后于后废帝元徽年间，由王俭负责，再行整理秘阁藏书。
　　431年（刘宋元嘉八年）
　　秘书监谢灵运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是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共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近世姚名达认为谢灵运为殷淳误。）
　　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
　　魏献文帝天安间，秘书郎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从之。“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
　　470年（泰始六年）
　　刘宋朝廷设“总明馆”，移置部分官府藏书，并征学士以充之，下设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
　　473年（刘宋元徽元年）
　　后废帝命王俭等人，再行整理秘阁藏书。王俭由此主持撰成刘宋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4卷，共著录图书2020帙、15074卷。
　　478年（刘宋升明二年）

　　王俭撰成《七志》30卷，进呈皇帝。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道经、佛经9大类。
　　479—502年（南齐）
　　南齐仍设置“秘阁”，以储藏四部图籍。管理书籍官员，也秉承刘宋体制。
　　483—493年（南齐武帝时）
　　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8010卷，较之刘宋时书目增加3000余卷。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武帝废总明观，并诏“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俭奉旨从秘阁中选择善本，与总明观原藏四部书合为一处，同纳入家府。王俭家遂成为齐朝最高学府与学术典籍庋藏之地。
　　495年（太和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于是年诏求天下遗书。凡“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编制《魏缺书目录》至南朝借书，致使中国北方典籍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书郎，校理国家藏书。
　　500年（景明元年）
　　北魏秘书丞卢昶编成《甲乙新录》（此处“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统藏书目录。
　　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奏议，“求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获准后，由其统领进行了北魏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书整理工作。惠蔚见新旧典籍混杂，首尾不全，呈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并编出《缺书目录》1卷，以便收求补足。
　　501—502年（南齐中兴年间）
　　南齐末年，秘阁经籍因兵火延烧，大都遗散。
　　502—557年（梁朝时）
　　梁朝藏书处除“秘阁”之外，增设文德殿、华林园、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撰起居注。此时梁东宫藏书已达3万卷。
　　502—519年（梁天监间）
　　梁武帝登基后，下诏向民间求书。“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梁书·王泰传》）
　　武帝为保存典籍，防止书厄，决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监初年，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其后，于天监二年（503）抄甲部书籍，天监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图书。
　　秘书监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图籍。曾在文德殿内列藏群书，共23106卷，又将佛教典籍专藏于“华林园”。
　　武帝应秘书丞王泰之请求，准其校定缮写官府藏书，进行典籍整理。
　　503年（梁天监二年）
　　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刘孝标、殷均、贺纵等人参与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阁藏书焕然一新。
　　505年（梁天监四年）
　　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于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孔子祛、贺琛等学者赴馆讲学。武帝也曾亲临学馆讲经、听讲，大开建康学风，为一时佳话。
　　510年（梁天监九年、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
　　526年（梁普通七年）
　　阮孝绪约于是时编成《七录》12卷。此目体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法，分为内外2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44521卷。阮孝绪所编《七录》，在外篇中专设“佛法录”一类，分为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部，共收录各类佛典2410种、2595帙、5400卷。
　　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间）
　　北魏尔朱荣之乱，官府经籍大多散落民间。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孝庄帝诏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领儒学之士校理秘阁图书。是为北魏最后一次整理藏书。
　　531年（梁中大通三年）
　　萧统卒。其为梁武帝萧衍之长子，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梁朝国家图书馆）。建藏书楼名“文选楼”，召诸名士讨论坟籍，获称“高斋十学士”。根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选》30卷，选秦至梁代诗文700余篇，分为37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
　　537年（梁大同三年）
　　侯景兵火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均遭损毁。
　　539年（西魏大统五年）
　　文帝命寇俊选置令史，抄集经籍。致使四部群书，稍得周备。
　　548年（梁太清二年）
　　侯景之乱，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
　　550—577年（北齐天保元年—承光元年）
　　秘府（即秘阁）、文林馆、麟趾殿为北齐政府藏书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馆主要储藏史部、集部图书，麟趾殿则为官藏校雠之地。
　　北齐秘书省典司经籍。设监、丞各1人，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又领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
　　552—554年（梁元帝时）
　　梁元帝萧绎于江陵校订图书，命学者周弘正、彭僧朗、颜之推、宗怀正、王孝纯、殷不害、王固、周确等详加整理校对，拟将藏书分为正御、副御、重杂3本。　　　梁元帝喜聚书，曾于《金楼子·聚书篇》中记其藏书经过，其中一部分佛藏得自郢州头陀寺昙智法师、招提寺琰法师，亦曾于荆州长沙寺经藏中抄回4部。
　　552年（梁承圣元年）
　　梁元帝入金陵，将文德殿及其他公私藏书7万余卷运归江陵。加之40年所积藏7万卷，江陵官府藏书达14万余卷，超过历代前朝。
　　554年（梁承圣三年）
　　萧詧引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恐数十年积累典籍为敌所虏，乃“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宝善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问其故，曰：“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隋书·经籍志》）。魏军于余烬中收拾残局，仅得书卷4000余。
　　557—589年（陈朝）
　　陈朝设秘阁、德教殿、承香殿、文德殿、寿安殿庋藏官府典籍。陈秘书省设置与梁相同。置监、丞各1人，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集注起居。所谓“陈承梁，皆循其制官”。
　　陈朝编撰国家书目有四：《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
　　557—581年（北周）
　　北周官府藏书之所仅麟趾殿一处。至保定初年（561），国家藏书约8000余卷。及灭亡之时，也不过15000卷。
　　与此同时，北周禁佛、道二教，经籍大多被焚，流传者甚少。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建德三年，周武帝废斥佛教，毁佛经、佛像，罢沙门、道士，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577年（陈太建九年）
　　北周建德六年，周武帝灭北齐，收北齐图书加上旧本才至5千。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29:59

隋（589—618年）



　　581年（陈太建十三年）
　　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
　　581—600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二十年）
　　隋开皇间，有御书单本15000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书·牛弘传》）
　　583年（陈至德元年）
　　隋开皇三年三月，秘书监牛弘向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其中提出，图书典籍，代有兴废，一旦治平，必有兴集。明君应顺时际会，广开献书之路。
　　牛弘于《请开献书之路表》中，系统总结历代书籍散佚毁失，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论”。即：秦灭六国蠹下焚书之令为第一厄；西汉重聚及王莽兵乱而失为第二厄；东汉复积及献帝迁都而散为第三厄；魏晋谨守及永嘉之乱又复散失为第四厄；南朝旋又收集及末年萧绎自*焚于外城为第五厄。
　　隋文帝采纳牛弘建议，下诏征求遗书，借书抄录。“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由此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
　　民间藏书纷纷呈献朝廷（隋），并获奖赏。
　　584年（陈至德二年）隋开皇四年
　　杨广（即后隋炀帝）于晋王王邸中设“宝台经藏”，储存佛教经典。史称经藏共分四藏，有经卷10万轴。正藏自藏，次藏以下，分送各大寺院庋藏。
　　牛弘整理皇家藏书，并编制《开皇四年四部目录》。
　　589—604（开皇九年—仁寿四年）
　　隋灭陈朝，“收陈图籍，归之秘府”（《隋书·经籍志》）。
　　命牛弘召集善书法者，在秘书省对陈朝官藏典籍补残续缺，分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充实隋初官藏秘书内外三阁，总数达3万余卷。由此为隋朝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隋官府藏书在秘阁，即秘书省。其沿袭前朝旧制，设有秘书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录事2人，领著作、太史二曹。
　　文帝令于寺院与秘阁内庋藏佛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隋书·经籍志》
　　589年（开皇九年）
　　文帝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
　　593年（开皇十三年）
　　诏禁民间修撰国史。“人间有撰集国史，藏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记》）。二月，隋文帝大禁谶纬，下诏称：“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十二月，帝敕书，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陆深《河汾燕闲录》）
　　597年（开皇十七年）
　　秘书丞许善心主持隋政府藏书整理工作，是年“奏遣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对隋国家藏书进行第二次整理。仿阮孝绪《七录》，以家藏典籍为基础，更著新目为《七林》。是为一部较完备的私家目录，该目已佚。（《隋书·许善心传》）　
　　605—617年（炀帝大业间）
　　史称“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恰。”（《旧唐书·经籍志》）此时官府藏书地除秘阁外，增加观文殿、修文殿、嘉则殿三处。
　　炀帝为发展官府典藏，倡导大肆抄书。“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且“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是时制成新书凡三十一部，总一万七千余卷，入观文殿宝厨”（《大业杂记》）。
　　炀帝于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体系。“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购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书·经籍志》）
　　西京长安嘉则殿藏书共计37万卷，为封建社会中期政府藏书最高记录。后炀帝令秘书监柳★校订、整理藏书，除去重复煨杂，得正御本37000余卷，均纳于东都修文殿。柳氏据此编成《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又另写50副本，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
　　炀帝设立官府专藏。在观文殿后设立二台，典藏自魏以来古迹名画。“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隋书·经籍志》）。
　　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成为我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与藏书机构。自此确立了以国子监藏书为主体的中央官学藏书体系。其沿袭1300余年，地位仅次于皇室藏书和中央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05年（大业元年）
　　隋炀帝加紧禁绝谶纬之书。“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许多纬书因此失传，所剩仅《易纬》而已。
　　607年（大业三年）
　　炀帝改制，设秘书省（五省之一）、国子监（五监之一）掌管藏、校、抄图书事宜。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改为正五品。又增设儒林郎10人、文林郎20人，校书郎由10名增至40名，楷书郎增至20人，专掌抄写御书。至此秘书省由原38人增至120人。其后改称秘书监、秘书少监为秘书令、秘书少令。
　　616年（大业十一年）
　　炀帝携大批官藏图书及珍贵文物逃向江都，途中损失惨重。
　　618年（义宁二年）
　　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禁宫，江都所藏图籍焚毁殆尽。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0:38

唐（618—907年）



　　618—626年（武德间）
　　唐承隋制，以西京秘书省和东都秘书省二处掌管国家图籍，并收储官府藏书。秘书省设秘书监、丞各1人，秘书少监2人，分别管理日常事务。又下设秘书郎4人，掌四库图书；校书郎8人，掌校雠典籍，刊正文字；正字4人，掌订正文字讹谬。另有典书、主事、亭长、掌固、楷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职吏多人。秘书省所藏书有正、副本之别，正本专作保藏，亦称“镇库本”，副本供应官员等人使用。
　　618年（武德元年）
　　“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8万卷，重复相糅。”（《新唐书·艺文志》）　
　　621年（武德四年）
　　高祖李渊于门下省设置修文馆，掌校正图籍。
　　622年（武德五年）
　　高祖李渊平王世充后，将隋东都洛阳嘉则殿之图籍和古迹收为唐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沂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底（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隋书·经籍志》）
　　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高祖应允，数年之间，群书略备。
　　624年（武德七年）
　　唐“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其秘书省“掌邦国图书经籍之事”。（《旧唐书·职官志》）。
　　627—649年（贞观间）
　　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任职秘书监。《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其“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627年（贞观元年）三月
　　太宗将修文馆改为“弘文馆”。置馆学士，掌校正图籍事宜；又设详正学士、校书郎等官职，负责校理图书，刊正谬误；立楷书手、拓书手、笔匠、熟纸匠、装潢匠等职，专事校订、缮写。
　　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本。”并于殿旁建立弘文馆，选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并于馆内设置检校馆务之馆主。（《唐会要》）
　　颜师古拜中书侍郎，晋秘书少监，分管国家藏书。受诏于秘书省考证文字，官藏中古书伪谬，多由其手写订正。
　　628年（贞观二年）
　　魏征出任秘书监，主掌国家藏书。又奏请学者校集四部群书，置雠正30员，书工百员整理典籍。于是，“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旧唐书·魏征传》）。魏征迁秘书监后，集中整理隋代遗书。“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629年（贞观三年）闰十二月
　　创立史馆。“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史馆之职，“掌修国史……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职官志》）。后订立“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级官府须按时缴送相关典籍材料等。
　　635年（贞观九年）
　　四川遂宁县建“张九宗书院”。为唐代最早之私人创办的书院，比官府所设集贤殿书院还早90年。
　　636年（贞观十年）
　　魏征、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纪传部分，后于显庆元年（656）全书告成，合称《五代史志》。其中有《隋书·经籍志》4卷，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638年（贞观十二年）
　　颜师古继魏征、虞世南之后，任秘书监职。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
　　639年（贞观十三年）
　　太宗设太子学馆，名“崇贤馆”，隶属东宫。该馆“掌东宫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新唐书·百官志》）。
　　太子藏书所为“司经局”，亦为东宫属官。《唐六典》载，是局有洗马二人，“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
　　666年（乾封元年）
　　高宗下令，对秘书省藏书再次进行整理。诏曰“东台侍郎赵仁本，兰台侍郎李怀俨，东台舍人张文瓘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676—678年（仪凤间）
　　因崇贤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图书。又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庸。
　　684年（嗣圣元年）
　　朝廷严令“两京四库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复，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旧唐书》）
　　702年（长安二年）
　　为避太子李贤讳，“崇贤馆”更名“崇文馆”。（《新唐书·百官志》）
　　709年（景龙三年）六月
　　中宗“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旧唐书·中宗本纪》），并“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括图籍”。（《唐会要》卷35）
　　710—711年（景云间）
　　睿宗李旦效仿中宗故事，继续搜括图籍。（《唐会要·经籍》）
　　713—741年（开元间）
　　据《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引《龙城录》称，玄宗时，“文籍最备，所藏至七万卷，学士张悦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
　　诏令征集民间图书。共收集到图书3600部，51852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大大超过前代，充实了政府藏书。
　　715年（开元三年）
　　左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旧唐书·经籍志》）。怀素建议；“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缪缺。……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著，续俭《七志》，以藏秘府”（《新唐书·马怀素传》）。玄宗欣然应允，由马怀素总其责，封为秘书监兼修图书使。召集国子监博士尹知章等20余人分部撰次，秘书丞殷承业等刊正文字，又借民间异本传录，藏书整理工作遂大规模开展。后经过近40年收集、校订、编目，唐代官藏达到极盛。
　　717—721年（开元五年—九年）
　　《开元群书四部录》修成。先是由马怀素与褚无量整理四部藏书。因马怀素不通目录之学，直至逝世尚无头绪，后由元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
　　717年（开元五年）
　　十二月　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玄宗从之。于是专设搜访异书史一职，四处访求逸书，广收异本。
　　“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旧唐书·职官志》
　　718年（开元六年）
　　玄宗于京都创设“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丽正殿书院”。置学士等职，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后于开元十三年（725）改名为集贤殿书院。
　　719年（开元七年）
　　九月，玄宗下诏整理丽正院藏书。诏曰：“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唐会要·经籍》）
　　马怀素上书言称：“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玄宗采纳此建议，命马怀素任秘书监，总领此事。
　　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至四部书成，玄宗令百官到乾元殿东廊观看，无不骇其广。
　　723年（开元十一年）
　　是年于京师大明宫光顺门外，次年于东都明福门外，正式建成“丽正修书院”。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125960卷。其本有正有副，以益州麻纸书写，轴带帙签，以不同颜色区分。经库：镶白牙轴，黄缥（帛）带，红牙签；史库：镶青牙轴，白缥带，绿牙签；子库：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绿牙轴，朱带，白牙签。
　　725年（开元十三年）
　　四月，诏张说等人宴于集仙殿，玄宗以贤才聚集一堂之意，遂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院事，设有学士知院事、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待制官、留院官、文学直、知检讨官等。后藏书增至8万余卷，所谓“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玉海》卷52）。
　　730年（开元十八年）
　　十月，集贤院清理所藏六朝时代旧本书和贞观至咸亨年间之写本书，置库珍藏。计四库书总数达80080卷，其中经库13752卷，史库26820卷，子库21548卷，集库17960卷。所藏除本朝新书外，还有梁、陈、齐、周及隋代遗书。后经开元二十四年（736）减省，到天宝三年（744）六月仅存54642卷。至天宝十四年（755），又续写16843卷。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
　　十月，玄宗幸东都，及还西京，命“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于东都。”（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谓，“凡三套复本者留下一套”）。其余则运往西京，贮于大明宫及兴庆宫两集贤院之分院。
　　744年（天宝三年）
　　六月，造《见在库书目》（即藏书登录簿）。计经库7776卷，史库14859卷，子库16277卷，集库15720卷，共54642卷。
　　748年（天宝七年）
　　玄宗诏求道书于天下。诏曰：“玄宗妙本，实备微言，垂范传学，将弘至化。朕所以发求道之使，远令搜访，因闻政之余，亲加寻阅。既刊讹谬，爰正简编，必有阐扬，以崇劝道。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传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混元圣纪》卷9）
　　755—763年（天宝十四年—广德元年）
　　安史之乱使长安以及洛阳数次遭殃，官藏图籍受到空前损失，是为唐代官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旧唐书·经籍志》云：“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757年（至德二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列奏：“国史一百零六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指安禄山、史思明）焚烧。……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收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委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尺。”（《唐会要·修国史》）
　　760—762年（上元间）
　　朝廷收道书6000余卷，至大历十四年（779），经道士申甫四处搜访，于京师缮写，增至7000卷。
　　827—836年（太和元年—开成元年）
　　文宗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修成《四库搜访图书目》1卷。开成初年，四部书稍备，至56476卷，分藏于12库。
　　827年（太和元年）
　　宰相领祭酒郑覃，奏请依“熹平石经”故事，镂石太学，为万世法。诏准。于是郑覃推选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校正文字，至开成四年（839）刻成“唐石经”，亦称“开成石经”。839年（开成四年）冬，“唐石经”刻成，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9经，加《孝经》、《论语》、《尔雅》为12经，附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计114石，650252字。
　　833年（太和七年）
　　二月五日，敕唐玄度复定石经字体。同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九经。加以《孝经》、《论语》、《尔雅》，共12经，199卷，字样40卷。
　　836年（开成元年）
　　政府藏书几经征访扩充，大为恢复，达56476卷。
　　因郑覃侍讲禁中，常言经籍丧失惨重，于是文宗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
　　846年（会昌六年）
　　大诗人兼藏书家白居易卒。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洛阳家中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尝以自藏为基础，编撰类书《白氏六帖》30卷，另辑《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白香山集》。为妥善保存自己作品，结集多次，抄成复本，分藏多处，“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白氏集后记》），遂使其文流传百世。
　　880—881年（广明元年—中和元年）
　　黄巢起义军先后占领洛阳、长安，唐宫庭、官府藏书多损于兵火。《旧唐书·经籍志》
　　888年（文德元年）
　　昭宗尝下令征集图书，但实力所限，难有成就。迁都洛阳时，原存18000卷藏书，又损其大半，几经战乱后，平时载籍，世莫能闻。《旧唐书·经籍志》
　　891年（大顺二年）
　　历经多年战乱，朝廷新旧道经所藏，只余3000卷。（杜光庭《太上黄录斋仪》卷52）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1:14

五代十国（907—960年）



　　911年（后梁乾化元年）
　　前蜀（永平元年）蜀主王建造新宫，集四部书于其中。王锴上《兴用教奏》书，劝导兴文聚书，蜀主遂建文思殿以藏书，选名儒专掌其事。
　　916—1125年（后梁贞明二年—北宋宣和七年）
　　辽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宜。秘书监下设秘书郎、秘书正字等。又置昭文馆，设昭文馆直学士。
　　916年（后梁贞明二年）
　　前蜀（通正元年）建“文思殿”，命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实之。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
　　二月　庄宗下诏访书，并命所司立等第酬奖献书者。随后再次下诏云：“进纳四百卷已（以）下，三百卷已（以）上，皆成部佚，不至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　
　　926—929年（后唐天成间）
　　遣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往蜀地收集图籍。
　　明宗诏令“精选通儒校订三馆图书”。（《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
　　926年（契丹天显元年）
　　耶律倍让皇位于弟耶律德光，被封“东丹王”。又于医巫闾山绝顶建“望海堂”以储藏书，其后，突欲徙居辽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命王继迅起书楼于西宫，号为“西楼”，藏书至万卷。继而回医巫闾山，将“西楼”藏书大部分移入“望海堂”。派人至中原购置新书，增至万余卷。复于“望海堂”不远处建筑　“桃花洞”，置藏书用房数十间。其影响日隆，收藏丰富，成为北方藏书最富之所。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

　　是年三月，明宗遣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败阵，奔马回府，纵火焚烧府库，使平生所聚3万卷图籍书画，尽化为灰烬。
　　930年（后唐长兴元年）
　　辽天显五年　后唐明宗遣人跨海持书秘召原辽太子耶律倍（耶律）。突欲遂“载书浮海而去”。后突欲被明宗养子李从珂所害，所携图书散佚。
　　932年（后唐长兴三年）
　　后唐设专职进书官。据《册府元龟》载，是年诏进书官刘常为郑州荥阳令，单骧为唐州司法参军。“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
　　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明宗允之，委派宰相冯道主之事。
　　吴越王钱镠卒，亦为五代著名藏书家。其重视典籍收藏，统治期间使吴越官府藏书大增。钱镠后代子孙亦博雅诗文，爱好典籍，多为后世藏书家、文学家、书法家。如其子钱传瑛聚书数千卷；其孙钱惟治（字世和）、钱惟演（字希圣）亦各聚法帖图书万余卷，且多异本。
　　938—941（后晋天福三年—七年）
　　高皇（李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之人，虽系贫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献书者，虽所献书籍平常，亦予以丰厚答谢。是时有仿王羲之书一轴来献者，因偿缯帛十余万。由此六籍臻备，诸史条集。（《金华子杂编》）
　　南唐高皇帝李昇命修建“礼贤院”，聚书万卷，致六经皆备，诸史条集。
　　938—965年（后晋天福三年—宋乾德三年）
　　“蜀石经”刻成。为蜀相毋昭裔捐俸所成，共10经，立于成都学宫。其中《孝经》、《论语》、《尔雅》刻于广政七年，《周易》刻于十四年，《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1至17卷均在蜀时刻成。以开成石经楷体字书写，并增入古注。　
　　941年（后晋天福六年）
　　赵莹上奏云：“自李朝丧乱迄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复，今之书符，百无二三，请下敕命购求。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历朝纂述，卷帙实繁，若不统而论之，何彰文雅之盛！请下秘书省，自唐以来古今典籍，经史子集原撰人名氏，四部大数，报馆以凭撰述经籍志”。并建议凡有诣阙进纳者，量其文武才能，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946年（后晋开运三年）
　　辽会同九年　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尽收后晋藏书北运。

　　948—950年（后汉乾祐间）
　　礼部侍郎司徒诩请开献书之路。谓曰：“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之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令下罕有应者。
　　据《续贞元释教录》载，此前南唐官藏佛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共1076部、5048卷、481帙。后又增入释恒安访得《贞元录》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它经典，均“写录施行，敕下所司永编藏”，计140部、413卷、43帙。总计达1216部、5461卷、524帙。
　　951—960年（后周）
　　崇文馆设为后周藏书处。
　　宋太祖赵匡胤初为周将时，于军中手不释卷，潜心攻读。闻有异书不惜千金收买，尝以车载书数千卷随军而行。
　　955年（后周显德二年）
　　周世宗柴荣以史馆书籍尚少，诏求遗书，校勘典籍。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诏曰：“其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中选差二十人，据见在书各求真本校勘，刊正舛误，仍于逐卷后署校勘官姓名，宜令馆司逐月具功课申中书门下。”聚而又校，为后周国家藏书奠定了基础。
　　957年（显德五年）
　　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残军于紫金山，将破城时，皇帝李璟尽焚宫中万卷藏书。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2:13

宋、辽、夏、金（960—1279年）



　　北宋（960——1126年）
　　960—1021年（建隆—天禧间）
　　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府藏书达36280卷（吕夷简等《三朝国史·艺文志》）。另据《宋史·艺文志》载，三朝崇文院三馆秘阁已有正副本藏书8万余卷，除去重复，计3327部、39142卷。
　　960—975年（太祖时）
　　三馆其时仅有藏书12000卷。
　　960年（建隆元年）
　　一月　宋太祖赵匡胤沿袭前朝，置昭文、集贤、史馆三馆，有书万余卷。仍由秘书省掌管图籍。（《宋史·职官志》）。
　　秘书省藏书建立帐簿登记制度，人员入库须有牌照。省内还常置校勘官，以校理书籍。
　　二月　为避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庙讳，将自唐沿袭而来之“弘文馆“改为“昭文馆“。
　　963年（乾德元年）
　　二月　太祖平荆南，尽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965年（乾德三年）
　　五月　太祖赵匡胤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后蜀图书、法物。至开宝八年（975），收后蜀图书13000卷还，图籍付史馆收藏。
　　966年（乾德四年）
　　闰八月　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年三礼涉弼、三传彭千、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赐科名。”（《资治通鉴长编》卷7）
　　968—976年（开宝间）
　　国家有藏书8万卷。（《玉海》）
　　968年（开宝元年）
　　史馆编成《史馆新定目录》4卷，后征书即以史馆之有无为标准。（《玉海》卷52）
　　971年（开宝四年）
　　二月　南汉（大保十四年）刘鋹出降宋朝之前，其臣下龚澄枢等纵火焚宫殿府库，图籍皆尽。
　　太祖遣高品内侍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是为我国第一部木刻官版大藏经，即《开宝藏》（亦称“《蜀藏》”）。全藏共13万块版片，运回汴京（今开封）后，贮于印经院，供印经颁赐之用。
　　975年（开宝八年）
　　十一月　南唐后主李煜宫中图书万卷，钟繇、王羲之墨迹尤多。是时太祖赵匡胤平南唐，城将陷，后主对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佚。”及城陷，黄氏果将所有图籍烧毁。
　　十二月初三日　太祖赵匡胤令太子洗马吕黾祥至金陵接收南唐图书。次年春，收其图书2万余卷，悉送史馆收藏。
　　976—997年（太宗时）
　　太宗赵光义命徐铉、王禹偁搜求校正道书。得3737卷，缮写成书，贮于大内后苑太清宫。（《宋三朝国史志》）
　　978年（太平兴国三年）
　　二月　于左昇龙门东北车辂院旧址，建成三馆新址。太宗诏“其三馆新修书院宜为崇文院”，遂成北宋中央政府之藏书机构。院既成，尽迁西馆（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即后废西馆）之书，分贮两廊。以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共8万卷，皆用雕木架，青绫帕幂之。此时三馆藏书分正、副二本，合计为4600余卷。
　　三月　吴越王钱弘俶降宋。八月，其子钱惟治将所有图籍和财产交知杭州范旻，图书其后充入三馆。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
　　宋建太清楼，用以藏书。楼在禁中后花园内，所藏以御书墨迹，秘籍善本，及利用三馆秘阁藏书复制的四部图籍为主。皆以黄绫装裱，世称“太清本”。
　　五月　太宗平定北汉，攻入太原。命左赞善大夫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后尽充官府藏书。　
　　981年（太平兴国六年）
　　十二月　诏求医书。诏曰：“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视卷数多少，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献医书，补翰林学士。以此得医书甚多。
　　十二月　诏访钟繇墨迹。“镇国*军节度使钱惟演（演当为“治”字之误）献钟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迹凡七轴；秘书监钱昱又献钟繇、羲之墨迹八轴。”（《会要辑稿·崇儒四》）
　　984年（太平兴国九年）
　　正月　太宗谓侍臣云：“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如无书籍何以取法？”乃诏求遗书曰：“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秩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麟台故事·书籍》）。于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
　　986年（雍熙二年）
　　太宗为建藏搜访道经，命将天台山桐柏宫所藏道经调至余杭抄录。
　　988年（端拱元年）
　　五月　诏于崇文院中堂建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监、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分三馆（即昭文、史馆、集贤）藏书万余卷（其中真本书籍万余卷，天文、方术之书3012卷，图画140轴），藏于其中，与三馆合称四馆。
　　990年（淳化元年）
　　诏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文献通考》卷56）
　　992年（淳化三年）
　　五月　诏增修秘阁，八月阁之建筑修成。此前秘阁藏书置于偏厅庑内。建成后，太宗亲题阁名，亲制赞文及篆额，立于阁前。后秘阁与崇文院三馆等统称为“馆阁”。
　　九月　太宗幸新秘阁。登阁观群书齐整，赐随从及直馆阁酒。后又召诸将宴饮，纵观群书，意在使武臣知文儒之盛。
　　993年（淳化四年）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玉海》卷14）
　　994年（淳化五年）
　　六月　帝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太宗草书5轴藏于秘阁，并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秘阁学士前往观览。
　　七月　“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麟台故事·校雠》）
　　995年（至道元年）
　　六月　诏命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于官者，价从优，如不愿进纳者，则遣能书吏就其所在借书抄写，即时归还，并赐给太宗皇帝手迹拓本。由是收集古书60余卷，名画45轴，古琴9张，王羲之、怀素等墨迹8本，皆藏于秘阁。
　　998—1022年（真宗时）
　　《宋史·艺文志》记载：“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而玉宸殿、四门殿各有藏书万余卷。”
　　真宗时多次向民间征集遗书，充实官府所藏。其尝对大臣言说：“国家搜图书，其数渐广。臣庶家有聚书者，朕皆令借其目录，以参校内府及馆阁所有，其阙少者，借本抄填之，迩来所得甚多。非时平无事，安能及此也。”（《麟台故事·书籍》）
　　998年（咸平元年）
　　诏朱昂、杜镐、刘承珪等整比三馆秘阁书籍，著为《三馆秘阁书目》。
　　1000年（咸平三年）
　　二月　诏藏《太宗御集》30卷于秘阁，并录别本于三馆庋藏。
　　十月　“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至咸平五年（1002）“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麟台故事·校雠》）
　　《咸平馆阁书目》编制完成。
　　1001年（咸平四年）
　　九月　命邢昺、李维等重校《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7经疏义，凡165卷，之后模印颁行。赐给全国各州、县学及书院各1部。
　　十月　真宗阅太清楼书目，见其缺书甚多，于是下诏购馆阁逸书。（《麟台故事·书籍》）
　　1002年（咸平五年）
　　诏令刘均、聂震等对太清楼部分舛误之书进行校勘，并编制《太清楼书目》。
　　1004年（景德元年）
　　为纪念太宗而建龙图阁，取龙马负图之意。阁中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亦有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等。包括缮写三馆所藏四部书复本有3万卷之多，分为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保管。又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职管理藏书。龙图阁计有太宗御制御书及文集共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75卷，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
　　《太清楼书目》4卷编制完成。
　　1005年（景德三年）
　　五月　真宗以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大多错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重加编次，提取精要，依类分之，成《乾坤宝典》417卷。真宗作序藏于秘阁。
　　五月　真宗阅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于是，馆阁博聚群书，精加校对，经史未有印版者，皆令刊刻。
　　1007年（景德四年）
　　三月　太清楼藏有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934卷轴，四部群书33725卷。
　　五月　诏分内藏西库之地以广秘阁。
　　编成《龙图阁书目》7卷，《玉宸殿书目》4卷。
　　1008—1016年（大中祥符间）
　　先后有19人献书朝廷，得书10754卷。
　　《龙图阁书目》7卷撰成，录阁藏图书34575卷，瑞物347件。（《玉海》卷163）
　　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
　　真宗诏命司徒王钦若领校道经，编制道经目录。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编成新的道经目录，真宗亲为制序，赐名《宝文统录》。此经目用过去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共计4359卷，比之宋初《道藏》增加622卷。
　　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
　　真宗问书籍之事，向敏中答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
　　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
　　九月　馆臣请求将真宗皇帝诗文集藏于秘阁。次年四月，又以《新集御制文颂歌诗》15卷藏于秘阁。天禧初年，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120卷。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
　　四月二十三日夜间　荣王元俨宫失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处，使三馆秘阁藏书所剩无几。真宗遂诏令以重金求书，并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一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人领之，募笔工200人，借太清楼藏本补写重抄，复得书17600卷。

　　五月　翰林院学士陈彭年建议，于右掖门外建崇文院（内院仍在宫中），别置三馆书库，缺误之书，借太清楼本补写。其抄写书籍、雕造印板、餐宿等均在外院。帝从之。
　　荣王宫失火之后，将崇文院临时迁入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秘阁作为内院原地保留，而三馆迁出，致使崇文院一分为二。（《麟台故事·省舍》）
　　十二月　命枢密使王钦若为都大提举，翰林学士陈彭年为副，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于是出太清楼书，抄写校勘秘阁书籍12000卷。又募人以书籍卖于官。
　　“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四部群书三万三千七百二十五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玉海》卷164）
　　诏征集民间藏书，凡献书500卷以上者优其赐。“于是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麟台故事·书籍》）
　　真宗因周式办学得力，赐书籍及“岳麓书院”匾额，书楼也因此改名“御书阁”以志纪念。
　　1017年（天禧元年）
　　八月　提举校勘书籍所奏：“学究刘溥、俟帷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诏甄录”（《麟台故事·书籍》）。此时三馆秘阁及殿阁藏书，尤以太清楼最全。
　　1020年（天禧四年）
　　天章阁始建，位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次年落成。“中兴后，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于天章阁”（《宋史·职官志》）。该阁还收藏宋历代帝王画像等物。后天圣八年（1030）置待制，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藏书也由直学士掌管。仁宗时，曾多次召群臣至天章阁观书、议事。
　　1021年（天禧五年）
　　辽太平元年，圣宗获得宋刻《开宝藏》，善加保管，并因此引发了辽圣宗补缀缺漏，雕刻《契丹藏》的壮举。
　　1023—1067年（仁宗、英宗时）
　　仁宗、英宗两朝增加藏书1472部，8446卷。加之原有藏书，合计为4799部，47588卷。
　　1025年（天圣三年）
　　四月　诏将三馆补写17600卷图书藏于太清楼。
　　六月　因所校勘太清楼藏书出现错误，馆阁校勘官陈从易、聂冠卿、李昭遘三人，分别受到降职或罢免处分。
　　1029年（天圣七年）
　　十二月，西夏太宗德明遣使献马70匹，乞赐《大藏经》1部。宋帝从之。建国之后，又多次向宋朝求得大藏经多部。
　　1031年（天圣九年）
　　十一月　迁“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于左昇龙门外，又增募书吏，专事补辑。
　　1034年（景祐元年）
　　西夏太宗德明向宋朝献马50匹，复求《大藏经》一部，宋帝赐之。
　　闰六月　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等人编四库书。后在此基础上，编出经、史、子、集图书共20791卷，修成《崇文总目》66卷、叙录1卷。
　　九月　“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半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麟台故事·校雠》）
　　1036年（景祐三年）
　　五月　诏谕购求馆阁遗书。
　　仁宗亲临崇文院，“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麟台故事·校雠》）。于是在崇文院大宴群臣，以表庆贺，并授余靖为秘阁校理，王洙为史馆检讨，赐张观、李淑、宋郊等人器币有差。
　　1041—1061年（庆历元年—嘉祐六年）
　　“嘉祐石经”刻成，立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子监内，史称“北宋国子监石经”。仿唐石经分为六列，每列34行，篆1行，隶1行，每行10字。
　　1041年（庆历元年）
　　诏将寿昌殿改为宝文阁，意为“宝书为训”，并开始贮藏图书。
　　十二月　《崇文总目》修成。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上新修崇文院（实为三馆及秘阁四处藏书）书目66卷，分书为四部45类，著录宋朝官府藏书3445种、30669卷。帝赐名《崇文总目》，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录。
　　1047年（庆历七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于兴庆府（今银川）内修建“高台寺”，以贮藏宋赐《大藏经》。此后，延请回鹘僧人，将大藏经译成西夏文字流传。
　　1051年（皇祐二年）
　　西夏垂圣元年，为贮藏宋《大藏经》，于都城兴庆府（今银川）修建“承天寺”。
　　1051年（皇祐三年）
　　仁宗诏令拓印青铜文字，存于秘阁。
　　1054年（至和元年）
　　十二月　直秘阁司马光上《古文孝经》，诏送秘阁。
　　辽重熙二十三年，兴宗建“乾文阁”，为辽中央政府藏书之府。其官员设置，略同崇文馆建制。
　　1056—1063年（嘉祐间）
　　三馆秘阁收藏单本书达到39163卷，较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失火前最高藏量已略有增加。其抄本书16000卷，刻印本为4700卷，仅及抄本四分之一强。
　　1059年（嘉祐四年）
　　二月　帝命置馆阁编定书籍馆，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参加编校，二年后升迁馆职。有缺随时递补。
　　迁崇文院于禁宫城中，以内藏库十三间为三馆馆舍。
　　1060年（嘉祐五年）
　　八月　诏求遗书。曰：“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仅才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书令，访募异本，补辑渐至。景祐中，尝召儒臣校定篇目，讹谬重复，并从删去。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以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一应中外士庶之家，并许上馆阁所阙书，每卷支绢壹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安排。”（《麟台故事·书籍》）
　　1061年（嘉祐六年）
　　十二月　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6496卷，补白本书2954卷。仍诏两制（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详阅所献遗书，择可取者，令编校官复校，写充定本。
　　朝廷编《嘉祐搜访阙书目》1卷，以便搜访遗书。
　　1062年（嘉祐七年）
　　西夏国王毅宗谅祚上表，求宋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以建书阁藏之。又进马50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宋太宗诏赐《九经》，还其马。
　　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并设局办理。
　　1063年（嘉祐八年）
　　四月　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于“宝文阁”，并命宰臣王圭撰记立石以为纪念。
　　1064年（治平元年）
　　十月　辽清宁十年，禁止民间私自刊印文字。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先是“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宋朝所辖之地）者，法皆死。”其后复行此禁。
　　十一月　辽因乾文阁经籍多缺，道宗遂下诏求书、刻书，充实阁藏。又派遣学者到各地收集遗书，命儒臣校仇整理。
　　1067年（治平四年）
　　正月　神宗即位。始为宝文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与龙图阁同。将英宗御书藏于阁中。
　　1068—1126年（熙宁元年—靖康元年）
　　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增加藏书1906部，26289卷。合计为6705部，73877卷。
　　1068—1085年（神宗时）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收得官民献书共440部、6939卷。
　　1068年（熙宁元年）
　　神宗以英宗御书附于收藏仁宗御书、御集之“宝文阁“内。并开始设立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恩赐如龙图阁。
　　1072年（熙宁五年）
　　西夏惠宗秉常最后一次向宋朝求书。此后西夏地区雕版印刷术迅速发展，再未向宋朝求书。
　　1082年（元丰五年）
　　诏将崇文院并入“秘书省”，掌藏书与编校之事，崇文院之名从此取消，三馆秘阁复在秘书省领导之下。
　　废置昭文馆、集贤院，并撤消直馆、直院之官；秘阁隶属于秘书省；成立著作局，将史馆并入著作局。
　　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
　　改显谟阁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职。
　　1102年（崇宁元年）
　　徽宗诏命搜访道教遗经。就书艺局由道士校定，使原《道藏》增至5387卷，比之《大宋天宫宝藏》多出822卷。
　　1103年（崇宁二年）
　　四月　诏“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湖山野录》等印板，皆焚毁”。
　　五月　秘阁写成图书2082部，未写1213部，及缺卷289部。徽宗令限期缮录完成。
　　1108年（大观二年）
　　建“徽猷阁”，收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官。
　　1110年（大观四年）
　　朝廷令禁传小报。言称：“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1—1117年（政和间）
　　徽宗复诏天下搜访道书，设经局，命道士刘元道等重加校定道藏图书。其先后搜访道书5387卷，仍循《大宋天宫宝藏》例，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约于政和六、七年（1116—1117）间送往福州闽县九仙山之天宁万寿观。令福州黄裳鸠工镂版，印竣经版送京师（今开封），名为《万寿道藏》。是藏为我国最早刻印之道教经书总集。
　　皇城内新作明堂于城之东隅，迁左藏库于天汉桥之东北，又度地于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为秘书省。房舍未建成，再迁秘书省于西府之空地。
　　1114年（政和四年）
　　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古画共33149册（轴）。
　　秘书省奏：“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徽宗遂下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麟台故事·书籍》）。且令书籍出入书库，设立检查制度。
　　八月三十日　徽宗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蛊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宋会要辑稿》165册）
　　1115—1234年（金朝时）
　　金朝中央政府藏书机构仿照辽国、宋朝之制，设置秘书监，储藏和管理官府藏书。秘书监内，又设有著作局、笔砚局、书画局、司天台，分掌藏书等各项事务。
　　金朝藏书之绝大部分，来源于战灭辽国和北宋时，所收得两国累世庋藏的大量图书。少部分则为金各地刻印的图籍。
　　金朝弘文书院与集贤书院、礼部、詹事院司经局等机构也都各有藏书，并设官管理。国子监所属之太学亦辟藏书处。
　　1121年（宣和三年）
　　秘书省新舍建成，位在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朱碧辉煌，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麟台故事·省舍》）。
　　金太祖天辅五年，金灭辽前夕，太祖完颜阿骨打训令部下：“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
　　1122年（宣和四年）
　　馆阁藏书已达6705部，73877卷。是为北宋国家藏书最高记录。
　　置“补辑校正文籍所”，对馆阁藏书进行整理，募工缮写。所抄之书，一式三本，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
　　徽宗从密州赵子昼奏，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王安石著作。并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宋会要辑稿》166册）
　　诏令郡县搜访遗书。诏曰：“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书最多州县，亦具名闻。”（《文献通考·经籍考》）
　　1123年（宣和五年）
　　响应上年征访遗书诏令，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书221卷，李东进书162卷。张颐赐进士出身，李东则补迪功郎。
　　1125年（宣和七年）
　　金天会三年，金兵全灭辽国（辽保大五年），尽收辽国家藏书。
　　官府收王阐、张宿等家藏书，用三馆秘阁书目核对所无者，共658部，2417卷。王阐补承务郎，张宿补迪功郎。
　　1126年（靖康元年）
　　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尽掳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后宋朝援军云集京师，金兵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籍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2:53

南宋（1127——1279年）



　　1127—1162年（高宗时）
　　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书，致国家藏书达44486卷。
　　1127年（建炎元年）
　　四月　金掳宋徽宗、钦宗及皇室大批图书文物北去之后，与南宋议和，又提出索取三馆秘阁图书以赎徽、钦二帝。南宋朝廷遣鸿胪卿康执权、少卿元当可、寺丞邓素押运佛经道经书版；校书郎刘才、邵博宿，国子监主薄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人押监书印版及馆中书籍送至金廷。金对“明堂九鼎观之不取，止索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版”（《靖康要录》卷15）。故北宋皇室、国子监、三馆秘阁累世所藏图书经籍书版，几乎全归金朝所有。
　　金灭辽国和北宋后，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大量刻印图书，使平阳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刻书中心。“金刊本，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尚书注疏》20卷）。金朝还设立“译经所”，大量翻译汉文书籍，并将之刻印行世。
　　1129年（建炎三年）
　　因战乱动荡，暂罢秘书省。
　　1131—1162年（绍兴间）
　　秘书省搜访所得图籍，有数可查者25000多卷。此外还有前代及当代书法家、画家墨迹、图画近30轴，碑刻近300本。
　　“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1131年（绍兴元年）
　　高宗复置秘书省，随后移跸临安。秘书省下仍设知杂案、经籍案、祝版案、太史案等诸案。其中经籍案掌行秘阁图籍，并朝廷检阅典故及御前取降图画、书籍等。
　　高宗下诏征集民间遗书，大开献书之路，称有献书者必予以重赏。可谓“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三月十八日，进士何克忠上《太祖皇帝实录》、《国朝宝训》、《名臣列传》。六月十六日，故金吾上将军张懋妻王氏以家藏六朝《实录》、《会要》、《国史志》等书来上。诏付秘书省。（《南宋馆阁录·储藏》）
　　七月　秘书少监程俱撰成《麟台故事》呈进。是书系统记述北宋秘书省三馆秘阁藏书之历史沿革、建制、职能、藏书、馆职与编校图书等实况，分12门，约25000余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关于古代“图书馆”之专著。
　　1132年（绍兴二年）
　　秘书省迁至临安油车巷东法惠寺，藏书之所仅有房屋三间，内中藏书数量也很少。然南宋时期秘书省，在政府各机构中的地位较之北宋却更为显赫，不仅掌管邦国经籍职能，而且还兼掌管祭祀祝版职能，
　　诏令分经、史、子、集四库校勘整理馆阁藏书。并规定：“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内有损坏、脱落、大段错谬、不堪批凿者，许将别本参考，重行补写。”（《中兴馆阁录·储藏》）
　　诏平江府（今苏州）守臣购买贺铸家所鬻书，以充实三馆。贺铸聚书2万余卷，手自校仇过半，无一字误。藏书处名为“企鸿轩”、“升平地”。是年二月，其子贺廪又献书5000卷于朝廷，高宗尽收之，并诏吏部任贺廪临平江府粮料院。　
　　1133年（绍兴三年）
　　劝谕天圣寺、报本寺、开元寺等处献纳祖宗御书。
　　1135—1177年（绍兴五年—淳熙四年）
　　“绍兴御书石经”刻成。先后刻有《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礼记》中之《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5篇。刻石立于临安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今存残石86块于杭州。（《玉海》）
　　1135年（绍兴五年）
　　兵部尚书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建议：“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行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给纸墨工价偿之。”（《续资治通鉴》卷109）。
　　六月　“大理评事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被加封官职；太常少卿曾旼也献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南宋馆阁录·储藏》）
　　僧宝月是年献兵书39种。
　　1136年（绍兴六年）
　　史馆修撰范冲与秘书少监吴表臣共同参定图书校勘条例――校雠式，为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早确定的、较为完整的校勘条例。
　　1140年（绍兴十年）
　　建“敷文阁”，以藏徽宗圣制。
　　叶梦得尝于官署内西北隅建“紬书阁”，专藏公家之书，以便官员公余前去寻检、阅读，并备有目录，尤如今日公共图书馆。
　　1143年（绍兴十三年）
　　十二月　高宗诏令由两浙转运司负责，在临安清河坊糯米仓巷西、怀庆坊北、通浙坊东之地重建秘书省。次年新省建成，于六月二十二日迁入。（《南宋馆阁录·省舍》）
　　重建秘阁之时，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会稽陆宰（陆游父，字元钧）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嘉泰会稽志·陆宰传》）。
　　1144年（绍兴十四年）
　　五月　诏令秘书省置补写所，专事补写朝廷缺书。且再次求书于州郡。
　　1174—1189年（淳熙间）
　　初，建“焕章阁”，藏高宗御制。
　　1177年（淳熙四年）
　　十月　秘书监少监陈骙等编撰书目，次年六月九日奏上《中兴馆阁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录》）10卷，《序例》1卷。共九门，著录藏书44486卷，较《崇文总目》多1387卷。
　　陈骙等编《南宋馆阁录》时，仅藏于秘书省搜访库的诸州印版书即达6098卷。
　　1178年（淳熙五年）
　　七月　秘书省上《孝宗皇帝会要》。“进册合缮写三本，其一本俟进呈毕，合于秘阁安奉；一本恭进德寿宫；一本留中，以备乙览。”（《南宋馆阁续录·修纂》）　
　　1186年（淳熙十三年）
　　秘书监上奏，“……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版，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版行，与秘书初不相关。”于是孝宗下诏曰“诸路监司、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发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见得有未收之书，即复移文本处，取索印本，庶广秘府之储，以增文治之盛。”（《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188年（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世宗偃武修文，崇尚道教。下诏将北宋原藏于汴梁（今开封）之《政和万寿道藏》旧板，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庋藏。
　　1190年（绍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以调至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之汴梁（今开封）《政和万寿道藏》旧板，经孙明道补缀后，印成道经1藏。
　　金章宗诏命孙明道遣道士搜访各地遗经，修纂《道藏》。共得《政和万寿道藏》未收道经与新出道书1074卷。孙明道等依三洞四辅之例，编纂成全藏，共计6455卷、602帙。章宗题曰《大金玄都宝藏》。
　　1193年（绍熙四年）
　　六月　朝臣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于是帝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刻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宋会要辑稿》166册）
　　1194年（绍熙五年）
　　正月　金明昌五年，金章宗下诏购求《崇文总目》中所缺书籍。
　　1195—1224年（宁宗时）
　　秘书省新增藏书14943卷，加之原有44486卷藏书，合计59429卷。
　　1196年（庆元二年）
　　建“华文阁”，藏孝宗御制。
　　六月十五日　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奏闻。上从之。
　　1198年（庆元四年）
　　二月五日　国子监上言，以“（福建）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事，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本监寻安籍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即不曾中选，亦不曾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似主张伪学，欺惑天下，深为不便。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板赴国子监缴纳。已印未卖，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上从之。（《宋会要辑稿》166册）
　　1200年（庆元六年）
　　三月　秘书丞邵文炳建议，由秘书省每月委派官员一名，轮流检点秘阁所藏历代《日历》、《会要》、宝藏、皇帝观览图籍等。宁宗准予施行。
　　1201年（嘉泰元年）
　　十月　金泰和元年，令有司高价访求，购置遗书。《金史》卷11《章宗本纪》载：章宗敕有司“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其直之半。”
　　1202年（嘉泰二年）
　　置“宝谟阁”，藏光宗御制。
　　七月　为防国事泄漏，朝廷令“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仰拘收，缴申国子监。所有板本，日下并行毁劈，不得稍有隐漏及凭借骚扰。仍仰沿边州军常切措置关防，或因事发露，即将兴贩经由地及印造州军不觉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帅、宪司严立赏榜，许人告捉，月具有无违戾。”后北伐失败议和，为免金人误会，朝臣又言：“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字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伐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
　　1204年（嘉泰四年）
　　宁宗重申，馆阁藏书“并不许借出。如辄借出，以违制论。”（《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08—1224年（嘉定间）
　　馆阁藏书约6万卷。
　　1213年（嘉定六年）
　　三馆年久失修，房舍破旧。于是重资修缮，使秘书省又中外一新。
　　1220年（嘉定十三年）
　　四月　秘书丞张攀等编制《中兴馆阁续书目》（后名为《南宋馆阁续录》）10卷。著录1178年以后收入之新书14943卷，较之《中兴馆阁书目》多著录藏书845部、14943卷。尚不包括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以及各郡路所刻印而尚未来得及进献之书。
　　1226年（宝庆二年）
　　置“宝章阁”，藏宁宗御制。
　　1228年（绍定元年）
　　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南宋图籍损失惨重。
　　三月　理宗诏曰：“书籍非省官毋得借书。许从监、少置簿，有欲关文籍为检阅、校正等用，即先批簿，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遇。”（《南宋馆阁续录·储藏》）
　　1231年（绍定四年）
　　秋　临安禁中遭大火，秘书省只剩著作庭和后花园。馆阁藏书被火延烧，致书多阙。秘书省旋即奏请重修。朝廷虽有日薄西山之势，但仍拨三十五万贯重金复建馆阁。一年之后，秘书省又巍然矗立。
　　1233年（绍定六年）
　　蒙古太宗五年　蒙古军攻破金都汴梁，太宗接受谋臣耶律楚材建议，掠取全部金之皇室藏书以归，极大地充实了元代图书库藏。
　　金末蒙古兵侵入金地，各处宫观所藏《道藏》，多毁于兵火之中，存者寥寥。
　　1236年（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行中书省事杨惟中随皇子库春征宋，收集大批宋儒所著书籍8000余卷，并为之建立燕京（今北京）“太极书院”，此为元代第一所书院。
　　耶律楚材建议在燕京（今北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任命原金朝儒士梁陟、王万庆、赵著三人负责其事。
　　1250年（淳祐十年）
　　六月　诏求遗书。
　　1265年（咸淳元年）
　　诏置“显文阁”，藏理宗御制。
　　1266年（咸淳二年）
　　蒙古将“平阳经籍所”迁徙至京师。
　　蒙古至元三年七月　世祖令：“道与中书省据随路军人匠……等，应有天文图书及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圣旨到日，限一百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后限百日，收拾前项禁*书，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违限收藏禁*书，并私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告首到官，追问得实，并行断罪。”（《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1268年（咸淳四年）
　　元至元四年，设置“翰林国史院”。掌管拟写诏令、纂修国史及应答咨询诸项事务，元代知名儒臣多在此院任职。此院藏书甚多，主要为修史之需，现存元刻本《梦溪笔谈》，就钤有“翰林国史院”印章。
　　1272年（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元世祖设“秘书监”，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成为元代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藏书机构。及至平定宋、金，“典章图籍，皆归秘府。”《元史·百官志》（《元史·百官志》）
　　1276年（德祐二年）
　　二月　元朝丞相伯颜统帅蒙古大军将入临安城，命取军民钱谷，充实仓库，收史馆、秘书省图书及百官诰命符印。严令申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有司，具以名闻。”（《元史·世祖本纪》）。
　　元朝伯颜攻入临安，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宋国兖冕、圭壁、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薄、麾仗等物。旋又命元秘书监焦友直搜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后派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元史·世祖本纪》）。　　　十月　两浙宣抚使焦友直将所获临安经籍、图书、阴阳秘书全部押送元大都（今北京），呈上朝廷。另有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收括江南各郡图籍，亦藏入秘府。
　　1278年（祥兴元年）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设置“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负责观测天象，编制历书。亦储藏有大量天文历法方面的图籍。
　　元世祖忽必列遣使至杭州等处，收取官藏书籍、书版，押送回大都（今北京）。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3:46

元（1279—1368年）



　　1279年（至元十六年）
　　世祖下诏称，秘书监所藏书画，“非奉圣旨及上位不得出监”。此前已于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明确规定，收自江南图书，包括经史子集、典故文字、阴阳禁*书、法书名画等，俱由秘书监收藏。其他衙门遇有需要查阅书籍，须立借据，到秘书监借取，用毕归还。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
　　搜禁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自学习及收匿者治罪。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
　　正月　焚阴阳伪书《显明历》。
　　二月　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院。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
　　设“兴文署”，为集贤院下属机构，掌提调国子生饮膳与雕印文书事。其雕印图书极多，仅次于国子监。该署也为藏书之所，湖南卢挚收江南诸郡四部精善书，运至大都后，即藏于兴文署。
　　1293年（至元三十年）
　　忽必烈敕令在杭州万寿寺开版雕印《西夏文大藏经》，至成宗大德六年（1302）竣工。该藏竣工后的10余年间，曾刷印过140余部，以分赐各地寺院庋藏。
　　1301年（大德五年）
　　四月　秘书监设分监，供御览而资盛德。是为车载之流动藏书库。是月，以驿站车载上都分监书有《太平御览》、《通鉴》、《通典》等千余册。
　　1302年（大德六年）
　　秘书监646轴书画手卷裱褙完成，进呈皇帝。成宗下旨要求：“所有签贴，合委请字画稍妙之人题写。”
　　1305年（大德九年）
　　成宗诏令将秘书监升为正三品，仍掌典司图书事宜。又令天文、历数方面的部分事务，亦由该监兼领。
　　1309年（至大二年）
　　皇太子将自己使用保存的一批图籍送至秘书监收藏。计644部、6698册，内中又有7部纸褙，计271册。
　　1316年（延佑三年）
　　仁宗下旨曰：“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这么道。”赵子昂即元代第一书家赵孟頫，由他题签，书画艺术价值大增百倍。秘书监藏书珍重可见一斑。
　　1318年（延祐五年）
　　秘书监制定书籍保管出纳条例。其文称，监官议得：秘书库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谅为不轻。近年以来，凡遇出纳秘书郎等自行开封，倘蒙上位不测取索书画失误未便。今后移请监官一员，不妨本职，逐月轮流提调。如遇阴雨，点视疏漏，常例舒展曝晒。及出纳书画不测之事，直日秘书郎等计会提调府亲诣府库，用心监视，一同开封，毋致似前违错。仰移关监臣王奉训，依上提调。仍下秘书郎，依上施行。
　　1323年（至治三年）
　　英宗皇帝命将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逮所进献鲁司寇石碑像，交秘书监庋藏。
　　1329年（天历二年）
　　置“艺文监”，秩从三品。“专以国语（即蒙古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仇者俾兼治之”（《元史·百官志》）。艺文监下设艺文库，掌收贮书籍。
　　设置“奎章阁”，聚集文士，为皇帝讲说古代治乱历史和元朝的祖宗明训。也为元藏书之所，《辽代实录》、《脱卜察安》等珍秘史籍，储藏于奎章阁，不得轻易阅览。
　　1340年（至元六年）
　　改为“艺文监”为，“崇文监”，职司不变，掌收贮书籍。
　　1341年（至正元年）　　　元监中藏书，除子、史、集外，经类为416部，4304册。　
　　1342年（至正二年）　　　五月　顺帝奏准秘书监丞王道请求，令将秘书库依类登记、编号，置衙缮写。其中统计出秘书监在库书藏品、数量为：经121部、1023册，史79部、1724册，集57部、1724册，道书303部、402册，医书14部、171册，方书8部、152册。后又依在库图书数量与册数，编定元代《秘书监志》10卷。
　　1343年（至正三年）
　　秘书监官员王士点、商企翁编纂元《秘书监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以来到元顺帝至正中秘书监的建制、沿革及典章制度等情况。对于元代官府藏书史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346年（至正六年）
　　诏求遗书。有以书献者，予一官。
　　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
　　六月　朱元璋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于秘府，以资览阅。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4:39

明（1368—1644年）



　　1368年（洪武元年）
　　八月　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今北京），收图籍、祭器、仪象、版籍等物。将所藏宋元雕版旧抄，及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金陵（南京），归入南监（即南京国子监）。后南监据此类板片，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三朝本”，以《十七史》最著名。
　　十一月　于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皇明典礼志》）。该堂为太子读书处，亦收储大量典籍，并藏有元明两朝案牍文书。　　　命有司广求古今书籍。
　　1370年（洪武三年）
　　太祖仿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校理典籍，教授生徒。
　　三月　明“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明史·志·职官二》）
　　1372年（洪武五年）
　　《洪武南藏》开雕，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名《初刻南藏》，为明太祖敕令，于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属南方系。收经1600余部、7000卷，分作678函，折装本。
　　1380年（洪武十三年）
　　七月　太祖废除中书省、丞相等职，并罢秘书监。“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皆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波及所致，故使官府藏书统归于翰林院典籍执掌。
　　置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行人司亦有专门藏书，且编有行人司书目。
　　宋亡后，两宋监本书版多移入西湖书院，相继修补出版。是年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
　　1381年（洪武十四年）
　　太祖以国子学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
　　1382年（洪武十五年）
　　诏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继续藏书、刻书，贮存书版、石刻。监内设典籍厅，位于彝伦堂之东，占屋3间，专门用以储藏书籍。另有东、西书库楼各7间，也用于藏书。其中大量书版，为宋元朝所遗，后又将杭州西湖书院南宋国子监刻版及元代刻版运至南京收存。北监建立后，部分书版被运往北京。有《明南雍经籍考》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明英宗天顺年间官刻书140余种，不分类，有书名、册数、卷数及存佚情况等项；下卷为梓刻，著录监本书300余种，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诏校正南京国子监经书刻版，印行颁藏于天下。以历代正史、典制书籍及经史子集为主，此类版本书籍后来称为“南监本”；又历经宋、元、明三代修补，称为“三朝本”；而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籍也称“大花脸本”。

　　1399—1402年（惠帝时）
　　朝廷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进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之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对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者，则杀头问斩，以杜流弊。
　　1403年（永乐元年）
　　于北京设置国子监，亦称“北监”或“北雍”。与南京国子监遥相呼应，位于京城安定门内。
　　1405年（永乐三年）
　　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南京奉天门东，占屋五间，为中秘藏书之所。内置书柜若干以藏书，珍籍秘档、累朝御笔、《实录》、《宝训》、《玉牒》及其它重要书籍等，皆藏于此处。徐达从元大都取回的宋金元大量典籍，从全国征集的大量书籍，亦贮存文渊阁，《永乐大典》纂成后同样贮藏于此。
　　1406年（永乐四年）
　　朝廷购求图书。成祖视朝之暇，常于便殿阅览图书，问及文渊阁藏书，解缙答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耳”。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官员至各地购求典籍，凡需购之书，不较其价，唯其所欲与之。亦不再限于以前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需要书籍，悉数购回。由此征购各种图书达7000—8000种之多，
　　1407年（永乐五年）
　　十一月　解缙等重修《永乐大典》成，呈进时改赐是名，成祖亲制序言。全书辑录古籍7000～8000种，几将文渊阁藏书全部收录，共22937卷（其中凡例和目录60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因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全部手工书写。编纂此书时，共动用人力凡2180人。正本贮南京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时正本运贮北京文楼（今故宫午门东角楼）。
　　1408年（永乐六年）
　　郑和曾于成祖永乐年间及宣宗宣德年间，陆续造藏十一藏。分别奉旨颁赐予南京灵谷寺、天界寺、静海寺、鸡鸣寺、弘觉寺、牛头山佛窟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云南五华寺等寺院。
　　1417年（永乐十五年）
　　成祖以《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为“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故颁赐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
　　1420年（永乐十八年）
　　九月　北京新皇宫落成，诏自次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既定都北京，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遣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次年正月，太子遣修撰陈循如数送至京师100柜之多。先贮于左顺门外北廊，后移存北京文渊阁。新编成《永乐大典》原本亦一同运京，贮于奉天殿东庑正中之文楼（今太和殿体仁阁）内。
　　北京国子监（北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太学之东北角。设典籍官一人，掌管书籍和书版。以典籍厅存贮书籍与石刻，载道所储藏皇帝颁降之经、史、子、集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另有几处设置橱柜，盛装书籍与书版，如东厢、西厢、博士厅、彝伦堂、御书处等。北监所藏包括监内自刻书、中央政府刻行的典籍、作为教材的经史典籍等；北监刻书之书版，也就地存贮于监内。
　　诏命使臣外出购求图籍，充实皇室所藏。
　　1425年（洪熙元年）
　　朝廷先后扩建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藏书处。

　　1426—1435年（宣宗时）
　　秘阁储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即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皆贮藏于文渊阁。宣宗亦好图籍，几次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并亲临文渊阁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议论，赐予杨士奇等诗文。
　　1433年（宣德八年）
　　四月　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以便观览。
　　1441年（正统六年）　　　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午门内东南一隅，文华殿之前。将列祖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入藏其中。后又运来南京文渊阁图书增贮之，并由专人勘点、编目、典守。至宣德、正统年间，阁中已藏宋元旧刻3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元本十七。后阁藏毁于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之时。　　　杨士奇等奉敕撰成《文渊阁书目》20卷。共著录图书7200余部、42600册，约10万卷以上，其中十之八、九为宋刻精本。杨士奇并奏：“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此书目体例不依四部分类，而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橱。然只著录书名和册数，不著撰人及卷帙数，乃至于“往”字3橱之新志，大半册数亦未注。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编次草率，愧对《七略》、《中经》。
　　钱溥撰《秘阁书目》1卷。钱氏尝为东阁史官，以所阅秘中之书，致仕归里后，著录成目。
　　1442年（正统七年）
　　正月　南京文渊阁火灾，所贮之书全部化为灰烬。其宋元秘本、《永乐大典》，及大本堂所藏，俱遭焚毁。所幸的是，原文渊阁藏复本已移贮北京，使稍有存留。
　　1492年（弘治五年）
　　五月　朝廷访求遗书。集完备者，存于内阁，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于两京国子监。“使一书而存数本，一本而藏三所”。
　　大学士邱浚为保护图籍文献，上表请于文渊阁附近，别建重楼，不用木植，而用砖石建造。“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帝甚以为是。40余年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由世宗下旨依其意建成“皇史宬”，储藏实录等秘籍于其中。
　　1509年（正德四年）
　　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簿俱焚。
　　1515年（正德十年）
　　因内阁及东阁藏书有阙残，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
　　1522—1566年（嘉靖间）
　　嘉靖年间禁内曾遇火灾，之后为防不测，世宗命将文渊阁所剩之书，转移至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
　　1534年（嘉靖十三年）
　　世宗命于重华殿西建“皇史宬”，以贮列朝《实录》、《宝训》。每一帝崩，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
　　1536年（嘉靖十五年）
　　七月　“皇史宬”建成，位在文渊阁近地，禁城之西侧。内置雕龙鎏金铜皮大木柜，即所谓“金匮”。一月后，明世宗以前各朝《实录》、《宝训》之正本，庋藏就位。其后明各朝皇帝及清代皇帝《实录》、《宝训》等均藏储于此，皇史宬也成为中国古代藏储图书、档案最具代表性之建筑。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　禁内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世宗急命抢运《永乐大典》，才幸免于难。
　　1561年（嘉靖四十年）
　　鄞县（今宁波市）人范钦（字光卿）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藏书楼，取古意“天一生水”之说法，名为“天一阁”，嘉靖末年完成。其坐北向南，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内中藏有范氏积年所访购图书7万余卷。天一阁旁凿池蓄水，名“天一池”，使书楼四面临水，以为不测；建筑楼阁纯用砖瓦，不用木料，东西两旁筑封火墙；阁四周留有空地，并筑围墙，也是为防火而设计。范氏还规定：凡阁厨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弟集齐，不开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清乾隆间，诏建7阁以藏《四库全书》，均参考天一阁建筑结构。此阁现为中国现存最古之藏书楼。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　前因三殿火灾，急命取出文楼所藏《永乐大典》，得不被烧毁。为备不虞，诏阁臣徐阶照式重录副本。于是礼部召集儒士程道南等180余人就史馆分录，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至明末，正本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出现残缺。至清雍正年间，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内。
　　1573—1619年（万历间）
　　张萱等重新整理文渊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8卷。编辑中复查，“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实录，采朝野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火灾化为灰烬。
　　1602年（万历三十年）
　　行人司正徐图编出《行人司书目》，反映京师行人司贮书最多。著录藏书1600余种，以六部分类，即典部（御制之书）、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内阁中书舍人孙能传、张萱等撰成《内阁书目》8卷。又名《内阁藏书目录》、《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是为明代官书目录，现仍存世。全目分18类，收书凡2300余种。每书著录书名、作者、卷帙，有的还注明卷数，或作简略解题，于此可窥明代官府藏书大略。
　　1628—1644年（崇祯间）
　　司礼监为明初所设内府刻书中心，此时收储内版书有近200种。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5:35

前清（1644—1840年）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紫禁城内藏书处所繁多，凡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举行筵宴、日常起居、读书、休憩、游乐等常至之所，几乎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收藏之地。储书较富者如：外朝东路有内阁大库、文渊阁、国史馆、录馆、会典馆、皇史宬。外朝西路有：武英殿、方略馆。内廷中路有乾清宫、昭仁殿、五经萃室、上书房、懋勤殿、南书房、摛藻堂、位育斋；内廷东路：毓庆宫、景阳宫、古董房。内廷外东路有皇极殿、宁寿宫、景福宫。内廷西路有养心殿、长春宫、重华宫。内廷外西路有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等等。因各殿堂用途不同，故收藏书籍的内容重点、版本、数量也有所不同。
　　紫禁城外皇家藏书楼主要集中于以下各处：北京翰林院、国子监、景山寿皇殿；盛京皇宫之文溯阁、翔凤阁与西七间楼、崇谟阁、敬典阁、凤凰楼等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烟波致爽、四知书屋等多处；盘山行宫之四面云山、智仁乐处等；汤泉行宫之惠泽阁、澜碧殿、瞻睇烟云殿、水镜秋霜殿、渊清玉洁殿等多处；北京圆明园内文源阁、味腴书室；以及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皇家苑囿、亭楼阁屋等建筑。所藏典籍主要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修身治学，日常浏览，摆设点缀之用。以清朝纂修书籍为主，尤其内府刻行“殿本”居多，还有少量画像、舆图、御笔卷轴、册页等。盛京皇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另有《四库全书》、《实录》、《玉牒》等写本，皇家档案等，不一而足。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兵退出北京，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很多藏书于是时被毁。如慎质库藏书达百万卷，皆宣和时期所藏，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历元及明初而无恙，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至国破，皆失散不存，谓为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难。
　　1650年（顺治七年）
　　皇帝赐建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之教堂“东堂”，其图籍收藏十分丰富。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居于东堂，所出著作和使用参考书也藏在其中。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区区数册。
　　1653年（顺治十年）
　　重修慈宁宫，位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为皇太后所居之正宫。此殿区藏有书籍、档案若干，如《清字内范衍义》、《清字内政要览》、《大元史》、《会试乡试录》、《清字小说》、《慈宁宫宣统档案》，以及《莲华经》、《御书华严经》等佛经、佛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兴工改建，藏书亦逐渐增多。
　　1658年（顺治十五年）
　　翰林院更名为内阁。《清史稿·职官》载：“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为：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检阅八人，内务府司员、笔帖各四人。”其实为国家典藏图籍之机构和官员。
　　1662—1722年（康熙时）
　　康熙一朝开始扶持书院，一度消沉的书院又呈兴盛之势。
　　1669年（康熙八年）
　　圣祖康熙曾赐佛藏予峨眉山伏虎寺。
　　康熙帝颁赐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道藏1部。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开雕。属官刻本，雕造精良，装帧豪华，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系依西*藏霞卢寺写本为底本，雕于北京嵩祝寺，故又名“嵩祝寺版”。有藏、蒙、满、汉四种文字总目，并将《宗喀巴全集》、《二世章嘉全集》续刻补于丹珠尔中，这是其他版藏文大藏经所未见的。后版片毁于1900年庚子之役，现有印本传世。
　　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元《蒙文大藏经》，重雕甘珠尔部分。此前，该藏于明万历、崇祯年间曾加入部分典籍，刊校印行。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闰四月　康熙帝下诏，命广求典籍。其诏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此外，命各省出示晓谕，如得遗书酌价购买，亦可雇觅书手缮写进呈，藏书家有自愿进献者，也一并汇缴京师，用充秘府。还规定各督抚征集后书籍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于是，宫中藏书日渐增多，共得文献2万余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静明园行宫（即今玉泉山）修建完成。园中景点很多，各房也多有图籍收藏，供皇帝及皇室成员取阅研读。典型者20余处，如竹垆山房、圣因综绘、溪田课耕、峡雪琴音、华滋馆、含晖堂、空翠岩、碧云深处、无尽意轩、界湖楼等储书较多。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帝拨地给银，同意建立隶属于法国耶稣会之教堂“北堂”。其藏书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与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过书籍。嘉庆后北堂逐渐衰落，有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移至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西湾子收藏。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几经周折复被运回北京，藏于西什库堂（即北堂），但大部分已毁坏或流失。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初建。后经乾隆时扩建、改建，成为清代最大的离宫型苑囿。内中除文津阁外，其他宫殿也多有藏书陈设，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如正宫的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依清旷）、烟波致爽，以及坦坦荡荡各殿、松鹤清樾各殿、绥成殿、有真意轩各殿、梨花伴月各殿、碧静堂各殿、含青斋各殿、宜照斋各殿、霞标各殿、清溪远流各殿、旃檀林各殿、山近轩各殿、广元宫各殿、永佑寺各殿、春好轩各殿、千尺雪各殿、西峪各殿、慧迪吉各殿、环碧各殿、瀑布各殿等等。所藏大到《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承德府志》，小到《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大学》；从丛书、类书、通志、会典、二十一史，到字书、诗文、佛经、手卷、图册，几乎无所不包，然其使用者却只有天子及皇室主要成员廖廖几十人而已。此外，这些图书除康熙、乾隆几个皇帝曾经涉猎研读，起到藏书使用目的外，绝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稽古好文之陈设品了。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帝于承德县头沟镇汤泉村兴建汤泉行宫。内中建筑多有书籍储存，以便皇帝研读，主要分布在澜碧殿、东暖阁、西暖阁、开襟楼、石髓苓芬殿、对时育物殿、渊清玉洁殿、水镜秋霜殿、　瞻睇烟云殿、惠泽阁等处。储存图籍较之其他禁外藏书之地，算是丰富的，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130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部16函、《御定墨刻十三经》、《文献通考》、《热河志》、《皇舆图》、《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行宫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裁撤，书籍运回北京和避暑山庄等处。
　　1733年（雍正十一年）
　　谕旨要求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北京贤良寺校阅编排《龙藏》，为两年后正式刻藏做先期准备。
　　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题咏、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黄登贤、励守谦、周厚　堉、汪如藻、吴玉墀、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云章阁、　稽古阁、书接廨、藏书馆、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书院，及府、州、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　颁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史、子、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四面云山、智仁乐处、池上居、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清音斋、澹怀堂、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栖云楼、凭襟致爽、多云亭、洒兰书屋、学古堂、太虚室、烟霏林秀、怀风楼、情赏为美殿、敷翠轩、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　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东暖阁、竹所、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西间、圆朗斋、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就云楼、岑华室、月濑、饮绿殿、曙新楼、云淙殿、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西三间、南间、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文苑》、《诗经》、《钦定全唐文》、《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御制全韵诗》、《康熙字典》、《钦定皇舆表》、《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　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　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　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　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2535卷、180函，而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　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　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　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布局、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　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爵里、印记、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文源阁、“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　《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　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　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　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考证》等，是年入藏园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　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　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　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册数、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　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　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　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亳州、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十三经》、《通典》、《通志》、《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满、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月　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淫书小说。

高老夫子 · 发表于 2014-12-22 16:36:46

晚清（1840─1912年）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　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国*军纪、教规、政令、条文、韵文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　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二者合计115架、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　　　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是于敏中、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　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　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法、日、俄、德、意、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　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　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　“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　“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湟湟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　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　“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奉天市立图书馆、奉天省立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　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　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　“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　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　“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　“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

twins1124 · 发表于 2015-1-20 08:54:53

高老夫子发表于 2014-12-22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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