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烈火中永生》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11 15:10:38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18 14:45 编辑

影片《烈火中永生》
来源：百年电影

　　《烈火中永生》改编于小说《红岩》，是水华(1916-1996)执导，于蓝（1921年生）、赵丹(1915-1980)、蔡松龄(1913-1976)、方舒（1957年生）、胡朋(1916-2004)、稽启明（不详）、项堃(1915-2009)等主演的剧情片。1965年上映，片长138分钟。讲述在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对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江姐的丈夫被敌人杀害，她怀着满腔悲愤，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后来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许云峰被捕。

　　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带领游击队下山，营救江姐。她拦劫了押送江姐去重庆的囚车，但狡猾的敌人已将江姐从水路押走，囚车里是可耻的叛徒甫志高，双枪老太婆当即处决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江姐被押往重庆，敌人妄想在江姐身上打开缺口，获得重庆地下党的线索。无数次的审讯，日日夜夜的酷刑，江姐的身体被摧残着，但是江姐以顽强的意志反击了敌人，保卫了党组织。
　　在监狱中，许云峰和江姐还带领难友们，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9年4月，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加紧迫|害被囚在重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把许云峰囚在一座阴森的地牢里，企图将他和狱中的其他难友隔离开来。解放军日益逼近四川，敌人预谋屠|杀狱中的共产党人，狱中的党组织积极地策划着越狱行动。
　　为了尽快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狱中做杂工的老犯人、疯老头华子良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华子良是15年前的华蓥山区的负责人，被捕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利用陪法场的机会，伪装成疯子，蒙混了敌人，长期隐蔽下来。华子良借与敌人一起去买菜的机会，机智地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把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带回狱中，交给江姐。许云峰虽然被禁锢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但他用尽全力，夜以继日地用带着镣铐的手，挖开了狱墙的砖石，为同志们越狱突围准备了洞口。洞口上印着斑斑血迹。
　　敌人在死亡前夕疯狂屠|杀政|治犯，江姐和许云峰被敌人杀害了；华子良率领难友通过许云峰留下的地洞，冲出牢狱，与前来接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及华蓥山游击队员们会师，这时，华子良也与分别15年的老伴、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团聚。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17 13:07:49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2 20:07 编辑

中国民族歌剧《江姐》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这就是歌剧《江姐》；此剧是根据著名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故事的章节，由阎肃(1930-2016)编剧，全剧以四川民歌的音乐为主要素材，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乐与会和手法进行创作，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形象。

　　将军与《江姐》
　　轰动全国的歌剧《江姐》，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1910-1965)亲自指导完成的。1962年，创作员阎肃从小说《红岩》里抽出“江姐”故事，编成歌剧脚本，呈交刘亚楼将军，将军一口气看完阎肃的稿本，连声叫好，指示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刘亚楼将军支持下，阎肃怀揣剧本，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经数十稿修改，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江姐》剧本。
　　1963年5月，刘将军在空军文艺创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的报告，提出了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们不能只搞武装，也要搞文化。”会后不久，他亲自定下了《江姐》、《女飞行员》等重头戏，并责成空政副主任王静敏具体组织，表示：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但要保证文工团员的营养。
　　由谁来扮演“一号江姐”呢？遴选演员时，大家想到了万馥香(1941-1994)。但也有人不同意，说她进空政文工团不到半年时间，出身又不好，与革命英雄人物不般配。问题反映到刘亚楼那里，刘亚楼拍板说：万馥香我了解，可以胜任。一个空军司令员，为何了解一个小小的演员呢？说来有段故事。
　　万馥香原在苏州地方歌舞团工作，颇有艺术天赋，在1962年一次演出时，被率团到上海演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空政文工团总团政委陆友看上，有心把她调到空政文工团，但苏州方面不肯，说她不符合参军条件，其生父是国民党军官，有严重历史问题。不久，苏州专区歌舞团面临解散，万馥香坚决报考空政文工团。听说她跑到北京参了军，当地有人便一封接一封地写告状信，竟然告到总政和中央军委那里。刘亚楼将军了解情况后，又看了万馥香的表演，发话说：她还是个孩子嘛，家庭出身好不好，她有什么责任，谁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就这样，经过一番周折，年仅22岁的万馥香如愿以偿地穿上了蓝军装，成为空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并在将军的支持下，获得了出演“一号江姐”的殊荣。

　　将军改剧本
　　1963年9月，《江姐》进入试唱排练时，刘亚楼将军特地请来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1906-1978)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头四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说不如把第4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样可谓“一字千金”的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阎肃和编导人员从中受到鼓舞。

　　《江姐》的剧本虽然出来了，但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过反复斟酌，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阎肃细加品味，觉得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在第五场，叛徒甫志高趾高气扬地带着国民党特务找到江姐所在的地下联络站。江姐顿起疑心，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套话。刘亚楼看到这里不高兴了，气哼哼地说：不要让江姐给叛徒倒茶，可以安排江姐做别的事嘛。随后，他还指着甫志高的扮演演者数落：你演的甫志高一点也不紧张，潇洒得很，这个叛徒应该紧张才是，他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
　　过了几日，刘亚楼又来看根据他意见修改的排练。看着看着，又批评起来：我还是不满意甫志高，太潇洒了，这个叛徒不好演，要好好体会一下，甫志高的戏出不来，是政治上的损失。批评一阵后，接着又排练。扮演者摇头晃脑刚唱几句，刘亚楼又在台下嚷开了：你看，我们的演员同志又忘了，他一唱就忘，又开始潇洒起来了，他潇洒惯了！团领导和导演希望扮演者认真领会司令员的意见，精心修改。
　　在第六场，有叛徒甫志高在审讯室里向江姐劝降的戏，原唱词如下：
　　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
　　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
　　常言说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
　　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
　　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作嫁衣裳！
　　刘亚楼看后，觉得甫志高这段唱词话语过白，有副作用，让阎肃作些修改。国家主*席刘少奇、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看后，也先后提出应该修改。可阎肃冥思苦想，一时想不出替代的词句。见他迟迟未作改动，刘亚楼就把他叫到家里，说：阎肃啊阎肃，我们三个姓刘的提出意见，你怎么还不改？今天我要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见司令员有点生气了，阎肃也就急了。也许是人急智生吧，在刘亚楼家里，阎肃居然文思如涌，妙笔生花，很快就拿出一稿：
　　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
　　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
　　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
　　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
　　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刘亚楼听阎肃吟诵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在几处再作了些小改动，才点头认可，宣布解除阎肃的“禁闭”。后来在正式演出时，刘亚楼又要求压缩时间，在剧中不要给叛徒甫志高更多的场面，阎肃就把“常言说……何苦再……”两句给砍掉了。后来大家都说，刘亚楼通过戏剧找到了一个往甫志高身上出气的地方，替江姐等烈士狠狠“收拾”了叛徒一通。
　　江姐就义前向难友们告别的那段唱词，也是刘亚楼让改，而且是他亲自改的。刘亚楼曾说：不要把艺术神秘化，政治工作者应该懂得艺术，文艺工作者也应该懂得政治。
　　刘亚楼留苏期间，看过《天鹅湖》、《卡门》等名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也懂得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绝不是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而是经常能说到点子上。对此，剧组人员都服他。《江姐》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可有一天，刘亚楼对他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别的歌剧创作，大多是先有主题歌，后有咏叹调，而《江姐》是先有咏叹调，原因就是歌词迟迟定不下来。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段歌词：“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四川去了，刘亚楼看后不满意，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阎肃写了数稿，都未通过，最后又被刘亚楼关了“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哭丧着脸向司令员报告：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取名叫《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听完，刘亚楼高兴地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这个，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来曲作者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两三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也是刘亚楼亲自过目审定的。曲作者先后谱了8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20多次才最终定稿。剧组上下的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1996年，在谈及歌剧《江姐》时，阎肃，这位文艺界无人不晓、有着国宝级“文艺将星”之誉的老艺术家如是说：“我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的这位司令员的，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艺工作的。”
　　最为感人的是，刘亚楼将军因不幸身患肝癌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并抱病参加了1964年11月19日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他仍要不时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词。最后一次，他还用手使劲地压着疼痛的肝部，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歌剧公演一举成名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4天晚，恩来(1898-1976)和夫人邓颖超(1904-1992)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有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分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作者阎肃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阎肃，也叮嘱剧组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剧组演职人员得身穿便装，跟随观众挤上公共汽车，一路听取他们七嘴八舌的评判，并且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0月13日晚7时，中央领导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演出。帷幕一拉开，便被戏中的情景给深深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他们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江姐》移师南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而且团体票也只能限购20张。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扮演“一号江姐”的青年演员万馥香，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中央领导观看演出后和大家合影的照片寄回家乡，以便让家人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喜悦。不料却又引起那些原本就反对她穿军装的人的忌恨，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告她的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领导为此先后向刘亚楼反映：有人写告状信，告你们，告万馥香。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刘亚楼交代率队领导、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团长兼政委王振魁亲作调查。得知实情后，刘亚楼说：小万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要打官司，我来打！有司令员撑腰，万馥香不仅仍是“一号江姐”，还被邀请到兄弟剧团谈体会，介绍创作演出经验，并写文章在香港报刊发表。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17 13:12:29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18 14:37 编辑

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
　　江竹筠(1920-1949)，曾用名江志炜，四川人，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
　　1939年加入党，1945年与彭咏梧(1915-1948)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于电台岚垭，并毁尸灭迹。江姐是对她的爱称，另有同名歌剧、评剧、越剧以及电视连续剧等。

好蛋 · 发表于 2015-12-17 13:30:21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18 14:34 编辑

绣红旗的是陈然烈士
　　在小说《红岩》以及改编的影视剧中，江姐她们绣了一面五星红旗。其实，当年在狱中绣制红旗的是陈然烈士和他的狱友。
　　陈然(1923-1949)，原名陈崇德，河北省香河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并负责《挺进报》的秘密印刷工作。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写下了不朽的《我的“自白”书》诗篇，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刑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罗广斌(1924-1967)等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出狱时高举这面旗帜迎接光明的到来。由于没见过新中国国旗图案，他们制作的红旗和真正的国旗有很大区别。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执行疯狂集体大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倒在了血泊里。史称“一一二七”大屠杀。有35人在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此后，在相关重庆集中营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有了一个专用名词：“脱险志士”。在这35名脱险志士中，有19名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几名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慷慨就义。
　　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和战友们倒在了黎明即将来临之际，十分令人痛惜，他们的生命虽很短暂，但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好蛋 · 发表于 2017-8-18 14:07:54

挺进报
　　一九四七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挺进报》，由一个市委委员领导，下面有三个工作同志：一个收听和记录新华社的广播，一个刻钢板，一个油印。陈然是一家工厂的代理厂长，条件最好，不容易暴露，因此党把油印的工作交给了他。从此他白天是个代理厂长，晚上就成了印刷工人。他积极地学习油印技术，最初一张蜡纸只能印三五十份，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印两千几百份了。他不满足于这点成绩，还下决心学写仿宋字，刻钢板。他向市委建议减少一个工作同志，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减少《挺进报》周转的时间和暴露的危险。市委批准了他的建议。
　　第二年四月里的一天，市委派人到陈然家里通知他：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应该尽快转移。那人临走时候对他说：“明天晚上，你印好最后一期报纸，后天──二十三日早上八点正，我来帮你运走。这两天你要特别警惕，不用再回工厂了。一有可疑的情况，你就先离开这里。”
　　二十二日黄昏，陈然忽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分明是暗示陈然，叫他快走。陈然不知道，这是在敌人机构里秘密工作的一个同志得到了消息，来不及报告市委，才冒险直接通知他的。他舍不得写好的蜡纸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印出的《挺进报》，以为再过一个晚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抑制不住工作的热情，又走进储藏室去工作。他急忙地赶印，到早晨五点钟，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立刻明白了，就轻轻地关上灯，拉开窗门，随手拿起准备好的扫帚，小心地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
　　门破了，几支枪对准了他，他被捕了。几个便衣特务留在他的房间里，危险进一步威胁到市委。
　　八点正，市委的同志来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他一直走向陈然住的小楼，忽然看到窗外挂着扫帚，立刻扭转身，从后门走出去了。
　　敌人怕陈然传播消息，把他单独囚禁在白公馆楼上一间小牢房里。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那间小牢房早就被同志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地下党通知陈然，叫他把最近的胜利消息写成字条，秘密传下楼去。
　　陈然高兴极了。党组织给了他半截铅笔──这是罗世文(1904-1946)同志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包香烟的薄纸和一个破刀片。他工整地写着消息，报头是：“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挺进报》从秘密孔道送到楼下以后，很快得到党组织的通知，通知里严肃地批评陈然，指示说：第一，刊头立刻取消，不许再写《挺进报》、期数和出版日期；第二，必须坚持写仿宋字，以免被敌人发现笔迹。陈然认识到自己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诚恳地接受了党的批评。不久，陈然又得到通知，说隔壁关着一位黄显声(1896-1949)先生，他有报纸，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新的消息。

　　黄显声是个赞同革命的民主人士，已经被捕十来年了。陈然利用放风的机会，拖着脚镣，踱到黄显声的窗口附近，轻声说：“我要看报！……”
　　黄显声仿佛没有听见，把头转过去了。
　　回到牢房里，陈然有些担心。但是他又想，既然党组织叫他联系，一定没有问题。
　　半夜里，墙壁上发出轻轻的敲击声，从一扇密封的门下边的缝里塞进来一张报纸。报纸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不要讲话。报纸每天晚上准时送去，必须在天亮以前准时从原路退回。”
　　从此陈然写的报上每天都有最新的消息了。送到楼下的报并不是每个同志都能看到；为了保密，党组织的几个领导人看了就毁掉了，其他同志都是听口头传达的。但是报上有些消息太宝贵了，谁也舍不得烧毁，就冒着危险藏起来。同志们受到毒刑拷打，或是被重病折磨的时候，一读这些消息就有了力量。
　　一个名叫宣灏(1917-1949)的难友，已经被捕多年，眼睛高度近视，身体很坏，生了病。同志们把一张报塞在他手里。他躲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看，兴奋得连放风也忘了，被看守长发现了，他想把这张报塞到口里，已经来不及，连人带报被抓住了。
　　在特务的办公室里，看守长拿着鞭子逼问宣灏：“这张传单是谁写的？”宣灏想到自己的过失，为了不牵连别人，承认是自己写的。
　　特务知道宣灏不是共产党员，写不出共产党的传单，就用皮鞭狠狠地打他。宣灏倔强的挺立着，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
　　特务所长和看守长共同研究这张可怕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他们认为这表明重庆地下党和监狱有联系，一定要搜查，要破获，于是立刻在整个集中营里突击搜查。
　　几个月的狱中生活，使陈然增长了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黄显声的报纸每天都按时送还，铅笔、薄纸和刀片都妥善地藏起来。敌人来搜查，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敌人使出最毒辣的手法，用一切刑具折磨宣灏。他们知道共产党员不会让群众代替自己牺牲，折磨宣灏，就会使写传单的人自动站出来。的确，宣灏被拷打，受折磨，同志们难过极了。陈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牺牲自己，保全同志。但是报是在楼下被截获的，他关在楼上，如果他站出来，消息来源，秘密孔道，楼下党组织，就会全部暴露，牺牲太大了。正在这紧张的时刻，和宣灏同住一间牢房的共产党员、被捕十年的老同志许晓轩(1916-1949)挺身站出来，承认那张纸条是他写的。

　　看守长吃了一惊。这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刑罚对他是没有用处的。许晓轩被押到所长办公室，特务们叫他写几个字看看。他明白这是核对笔迹。他拿起铅笔，写了几个工整的仿宋字。愚蠢的特务鉴别了两个钟头，结论是“笔迹相同”，就断定是许晓轩写的。
　　许晓轩同志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指示陈然不许写“刊头”，要坚持写仿宋字的，就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第一张报传到楼下那一天开始，许晓轩他们就学写陈然的仿宋字体，以防万一。
　　特务们追问消息的来源，追问地下党的联系。许晓轩冷笑着回答：“几天前放风的时候，管理室没有人，我走进去，从报纸上抄下这条消息。”特务们连忙搬来一大叠报纸。许晓轩慢慢地翻看，果然找到了纸条上的那个消息。特务们哑口无言了。
　　按照集中营的惯例，凡是进行秘密组织或者宣传活动的人，立刻处死。许晓轩从息烽到白公馆，十年炼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对敌人说：“写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敌人却没有写报告，因为报纸是管理室的，他们怕担“失职”的罪名，按照规定，失职人员要判处一年徒刑。案子似乎破了，烦恼的却是敌人自己，所长室直到半夜还没有熄灯。第二天，看守长召集看守员训话说：“那张‘纸条’的事，谁也不准再提！”
　　革命同志以无比的机智战胜了敌人，保全了党组织。

好蛋 · 发表于 2017-8-18 14:14:10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18 14:29 编辑

歌乐山
　　歌乐山，属缙云山的一只余脉，它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遗迹和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而享誉全国，特别是随着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歌乐山更成为一座英雄的山脉。这里松柏苍翠、林壑幽美，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山中陪都遗迹林园，及山脚下的歌乐山烈士陵园共同成为了人们假日休闲、追寻历史的好去处。歌乐山风景区由主峰中心景区、蒋介石官邸 “林园”和重庆烈士陵园三个景区组成。山脚下的烈士陵园景区有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等历史遗迹，这一景区纵横10多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200万人次，也是重庆市最为著名的景区。若逢阴晦天气，游客在这里又可领略到另一番不同的“云顶烟云”。重庆是一座雾都，而歌乐山常年多雾，山高云低，云烟弥漫，游人置身山顶，只见乱云飞渡，云涛奔涌，虽不比峨眉山的茫茫云海，但“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景致倒也使人如临太虚。此外，歌乐山还保存了从明代到抗战时期大量的名人摩崖题刻，使歌乐山更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文化名山。歌乐山风景区，既是重庆市一处重要的风景名胜地，也是重庆市的一座天然绿色屏障，在旅游出发的同时，保护歌乐山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应该是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大好事业。除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歌乐山的特色名菜更可一饱游客的口福，名闻巴渝大地的“辣子鸡”，其正宗发源地就是位于歌乐山三百梯的“村中乐”餐馆。
　　歌乐山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歌乐灵音。所谓的灵音，就是风动谷应，涛声渐起，由远及近的悠鸣声。风小则鸣音微弱，风劲则涛声大作，若遇暴风骤雨，则风松齐鸣，水石相击，堪称大自然最为奇绝的交响乐演奏。清代，歌乐灵音被评为巴渝十二景之一。狮子峰是聆听歌乐灵音的最佳去所，其下还有清末西北将军鹿仲麟的旧屋遗址可供参观。歌乐山还以雾山仙境而闻名远近，这里一年的平均雾日竟达140天以上。若逢雾天，游客在这里又可领略到另一番不同的“云顶烟云”。重庆是一座雾都，而歌乐山常年多雾，山高云低，云烟弥漫，游人置身山顶，只见乱云飞渡，云涛奔涌，虽不比峨眉山的茫茫云海，但“半山烟云半山松”的景致倒也使人如临太虚。歌乐山还保存了从明代到抗战时期大量的名人摩崖题刻，使歌乐山更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文化名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修筑于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地处重庆市西北郊的歌乐山下。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军统局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0多名革命者恨饮枪弹，壮烈捐躯。
　　进入陵园的大营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昔日的阅兵场，现为一征美丽的绿化带，大型浮雕《不朽》坐落在阅兵场的东部。革命烈士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的精神，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佩：“红岩伟业垂青史，英烈精神励后人。万众同心建四化，振兴华丰夏慰魂！”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会流露出这种心声。
　　浮雕北面是陈列总馆，占地面积1159平方米。基本陈列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以490张图片、108件实物和“一一、二七”大屠杀半景画，详细披露了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黑暗凶残的内幕，生动翔实地介绍了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

白公馆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1897-1946)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将其选中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附近的渣滓洞。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1947年春，渣滓洞“人犯”又迁回白公馆关押。

大特务徐远举简介：一个值得尊敬的历史悲剧人物
　　一、热血青年
　　徐远举(1914—1973)，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钦赐进士，以商致富，他父亲更是广置田地，经营实业，家境虽不显赫，但是殷实富有。

　　1926年，徐远举12岁。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的独立团打到武汉后，受革命大潮的影响，徐远举家乡的农民组织起农会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徐远举的父亲也受到冲击，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徐远举也受到很大刺激，他虽然还不完全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但他从此对群众性的运动又怕又恨。徐远举的父亲害怕殃及子辈，就叫徐远举几兄弟外出谋生，徐远举就到武汉三叔开的煤炭店里学习管理账目。但过了没有几个月，徐远举对每日任人使唤的店员生活再也无法忍受，想到自己读书也不多，要想求得人生的前程，只有走从军之路。于是，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1928年，徐远举加入桂系集团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获胜的蒋介石(1887-1975)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的学员，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陈诚(1898-1965)的部队里先后任少尉排长和中尉副连，在江西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那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老是占不到便宜，经常吃败仗，部队的士气很低，徐远举日益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连长的关系不好，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一气之下，就脱下军装逃离部队，跑到武汉躲了起来。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徐远举参加班禅行署，虽然没有完成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而且还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更是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
　　二、鹰犬将军
　　1946年1月，徐远举任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5月离任，在短短的任期内，徐远举即奉行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对关押在西安劳动营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迫*害。
　　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下和平的伪装，下令驱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徐远举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1948年4月，徐远举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这次由《挺进报》案件引发的大破坏和大逮捕行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32人下落不明，25人脱险或获释，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重庆守不住就要让它变成一堆废墟，徐远举积极执行。国民党当局在溃败之际，还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方针，徐远举虽然后来承认当时认为国民党的败局已到了这个地步，再多杀人也毫无作用，徒增罪恶，但他还是积极、残暴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并亲自主持了重庆地区的大屠杀。
　　三、病死狱中的战犯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天道好还、现世现报、天公地道!

好蛋 · 发表于 2017-8-18 14:17:55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7-8-18 14:19 编辑

龙光章
　　龙光章(1925-1948)，四川合川县人。革命先烈。

　　本名：龙光章
　　所处时代：民国
　　出生地：四川合川县
　　去世时间：1948年12月15日

　　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1营3连战士。1946年，在鄂西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关押在宜昌万县。
　　在万县监狱，组织难友越狱，使百余难友安全脱逃，龙光章和几名战友挺身担任断后任务，被抓回。1948年转押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因伤病得不到治疗，12月15日病逝。经过难友们的斗争，迫使狱方同意在狱中为龙光章举行追悼会。

好蛋 · 发表于 2017-8-18 14:44:28

邓惠中烈士
　　邓惠中(1904-1949)，女，四川岳池人，原名张惠中、张若兰，在投考岳池女师报名时，出于对丈夫的敬仰和深情，故改名邓惠中。
　　邓惠中是小说《红岩》中的女英雄“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因邻居告密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解放前夕，被害于重庆。

　　中文名：邓惠中
　　别名：张惠中、张若兰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省岳池县
　　出生日期：1904年
　　逝世日期：1949年
　　职业：革命烈士
　　毕业院校：岳池女子师范学校
　　信仰：中国共产党
　　主要成就：小说《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

　　人物介绍
　　邓惠中，1904年7月生于四川岳池县，1933年毕业于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员、校长。1939年8 月在南充教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妇女特支书记、县委妇女委员。爱人邓福谦（中共早期党员）1938年去延安后，她孤身一人带领着三个孩子白天教书，晚上办农村夜校。她经常利用教师和校长的身份，走家串户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秘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生平经历
　　抗战胜利后，邓惠中同志于1946年在岳池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她去川北学习军事，回来后发动群众，进行战术演习、练兵、习武。她虽缠过脚，行走不便，年龄也较大，但仍然经常化装到各地检查工作，指挥军事训练。后来她参加了中共川东地下党第八工委的领导工作，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华蓥山地区的岳池、武胜起义，并为起义筹备资金、购买武器弹药。起义爆发后，她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县城和邻近农村，继续发动群众。她是华蓥山游击队的组织者、培训者和指挥员，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
　　1948年的岳武起义失败后，她带领全家居于乡下。8 月初，次子邓诚去武胜新场执行联络任务，途中不幸被捕。她闻讯后，8 月4 日带领长子邓永义，女儿邓叶害、未婚媳张淑珍等全家潜回家中。傍晚进屋，准备次日去营救邓诚，不料在做饭时，隔壁居住的刘鉴恒（解放后被我镇压）听到消息，遂向特务告密，因此全家被捕。
　　在敌人半个多月的审讯中，邓惠中坚定沉着，毫不动摇。在特务们以保全儿女性命进行威胁劝诱时，她狠狠打了特务一记耳光。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捆起来，施以酷刑，用竹签从指甲钉进去，钉一下问一句。邓惠中脸上挂满了豆大汗珠，咬紧牙关，直到昏死过去。后来敌人又惨无人道地施以多种酷刑，她仍坚贞不屈。在岳池军法室被多次刑讯后，她和次子邓诚一道被押送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中，母子同时殉难，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五岁。

好蛋 · 发表于 2017-8-18 15:03:38

革命烈士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1941-1949)”，男，1941年生于江苏邳州，1949年9月在重庆被害，遇害时年仅9岁，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最小战士。

　　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就随父亲宋绮云(1904-1949)和母亲徐林侠(1904-1949)被带进了监狱，曾关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八九岁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一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经过地下党和特务的斗争，他才在监狱里上了学，由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作他的老师。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东西、传递信息和秘密情报，在门口放哨，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等。
　　他是一名可怜的孩子，在狱中还充当同志们的联络员，在敌人的枪口下完成了许多大人们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他也是一名光荣的革命者。
　　1949年在革命胜利前夕，小萝卜头和父母一起被敌人残忍杀害。临刑前，“小萝卜头”还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
　　重庆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共和国、乃至世界上最小的烈士，他的英名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好蛋 · 发表于 2018-4-3 20:32:1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4-3 20:33 编辑

李青林烈士
　　李青林(1913-1949.11.14)，四川泸州城区人。《红岩》小说中李青竹的原型。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泸州抗日战训同学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7年8月，李青林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亲手建起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同江竹筠、雷震等一道开展对敌斗争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48年6月15日，李青林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施尽酷刑，致其腿断卧床，但她保持革命热情，组织难友学习，领导女牢斗争。1949年11月14日，殉难于电台岚垭。 lql0]9212.jpg

好蛋 · 发表于 2018-4-3 20:34:10

左绍英烈士
　　左绍英，革命烈士，“监狱之花”的原型之一。

　　中文名：左绍英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重庆市合川县（现合川市）滩子口乡
　　出生日期：1919年
　　逝世日期：1949年11月27日
　　性别：女

　　1919年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县（现合川市）滩子口乡一贫困农民家庭。她12岁就给地主当丫头，每天上山打柴、下地干活，还得侍候地主全家，终日劳累，朝不保夕，艰难地度过了童年。1938年，进入北碚澄江镇纺织机织布训练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经中共地下党员马中建介绍，她加入了党组织。之后，她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不久被党组织任命为北碚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党支部组织委员。1941年，她经党组织派遣到沙坪坝重庆裕丰纱厂做工运工作。1942年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其间，她帮助许多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还不时冒着危险通知暴露的同志转移。
　　1947年10月，王璞出任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川东临委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临委交通员的左绍英，具体负责联系上川东各县党组织的工作。不久，左绍英得知丈夫王璞在领导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她强忍巨大悲痛，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寄养在四川省广安市的一位同志家里，继续为党的事业不停奔波于上川东各县。
　　1948年4月，怀孕即将临产的左绍英，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渣滓洞监狱。面对敌特刑讯，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久，她在监狱中产下一个漂亮的女婴，难友们亲切地称孩子为“监狱之花”。为了照顾“监狱之花”母女，难友们想尽办法。生于苦难中的“监狱之花”，在母亲和难友们的关爱呵护中天天长大。1949年11月27日，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敌人向革命志士举起了屠杀的机枪。为了掩护难友们，左绍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机枪的扫射，倒在了血泊中，母女俩同时遇难。

影片《烈火中永生》

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