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悖论
最近,在互联网上,中国的自由派内部就关于国民性批判的问题展开了一股论争,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现象。一直以来,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皆对国民性批判追捧不已。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之后,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思想的分野,在自由派看来,保守派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骨子里却成为了当局政治操纵的把戏。自此,自由派开始有意识回避国民性批判诸问题,转而热心于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化表达。
中国的国民性,说穿了是国民劣根性,其内涵包括: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一般认为,文学大师鲁迅是近代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源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当中首次使用“国民性”这个词时写道:“裴伦大愤,极诋彼之国民性之陋劣”。鲁迅所言的中国国民性大都是指国民劣根性,带有贬义色彩,譬如闰土的愚昧,祥林嫂的懦弱,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迷信。沿着鲁迅的思想轨迹,柏杨、龙应台等又极尽挖苦中国人的丑陋。
但若追根溯源,中国国民劣根性论断的形成,还要更早,周宁先生在他的巨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梳理了历史上欧美强国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和判断。拥有话语权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国民性的判断,从孟德斯鸠时代就开始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称,中国人是一个必须依靠棍棒统治的民族。中国奴性论在黑格尔那里的表述更明确,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说:中国的家长政治造就了中国人恭顺的奴性特征,皇帝之于人民始终具有慈父般的威严,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生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
西方的殖民话语体系,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延续到了当代,不过话语方式发生了转向。以前,批判的对象是中国人的奴性,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和世界接轨成为一股潮流,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转向了国民素质论。于是,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游客在国外不雅行为的报道。这俨然成为了一种定论,大陆人似乎到哪里都不受待见,随地吐痰、在地铁里大小便、乱涂乱画、高声喧哗,如此等等建构起了中国大陆人的形象。
而在中国国内,这种群体污名化现象更是甚嚣尘上,跳广场舞的大妈、冷漠的路人、碰瓷专业户、暴戾的网民,让所有中国人承受着道德滑坡的压力。这让很多同时代的中国年轻人,产生了难以遏制的精神焦虑,甚至以做中国人为耻。国民性中的冷漠、自私、金钱至上,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未像今天这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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