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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青海省发现的“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在文物学界引发真假争议。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认定该石刻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今年6月份以来，一则“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文称，在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内容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不过，仝涛的文章很快在考古界引发“地震”，北京大学辛某勇、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等知名学者接连发声质疑，怀疑实为今人伪刻。
国家文物局表示，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鉴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重要价值，国家文物局已指导青海省文物行政部门，已将刻石核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并将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中予以重点关注。 七月的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10℃的冷风，裹挟着海拔4300米的凛冽，却吹不冷湖边一块刻字岩石搅动的滚烫争议。这里人烟稀少，极端的自然环境，对人的体力和耐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刚到果洛州，就已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胸闷气短，心率飙升到160次/分，心脏疼得难以呼吸。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仝涛文章发布后，遭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某勇等人的质疑。后者6月8日一早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其中直言：“铭文若如释文所释，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
据潮新闻报道，从事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在微博上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26年3月到达（黄）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以上引自我的学生）。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所以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
争论迅速席卷学术界，并在公共领域引发罕见关注。《光明日报》顺势开设“学术争鸣”专版，自6月30日至8月中旬，连续刊发20个整版、52篇文章，论述达15万字，参与学者之多、讨论之热烈，被誉为继1965年“兰亭论辩”之后又一次现象级学术公案。
这场论战吸引了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地理学、神话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正方代表如复旦大学刘钊教授指出刻石中篆字写法与同时期秦篆风格一致，如造假需具备相当高的古文字、历法等知识水平，因此难以模仿。
第三方中立学者则提出了更多可能性。
葛承雍教授认为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时期遗物，而是王莽时期派使采药和巡视宣威的石刻。
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最初发现石刻时，曾推测其年代可能为元代或清代。历法问题成为论战焦点之一。
西北大学曲安京教授指出，石刻记载的“廿六年三月己卯”与秦代《颛顼历》不符，根本不存在这一天。
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先生提出了新解读，认为可能是“廿七年”或“卅七年”。赵平安教授则认为即使历法不合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
河北师范大学汤惠生教授通过岩画微腐蚀测年法，认为石刻风化痕迹符合古代特征。
兰州大学王乃昂教授则从地理学角度质疑，指出石刻所在地层与玄武岩不符，气候条件不利于秦代车马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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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一锤定音
专业学术争论在大众传播中容易变形为情绪化表达。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一些网民对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人身攻击，导致学术问题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骂战”。
面对这一情况，国家文物局迅速安排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工作专班，调集石质文物保护、秦汉考古、古文字学和书法篆刻等领域专业人员集中科研攻关，两次赴现场调查，获取了石刻本体与赋存环境等科学数据，组织多学科专家两次召开论证会，多角度论证形成专家意见。
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研究组织情况和现场保护工作进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介绍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进先介绍秦刻石环境及周边文物遗存，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等回答记者提问。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主持新闻发布会。
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到研究任务后，以科学论证、实事求是为原则，不预设结论，基于现场调查成果和科学检测数据，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查总体结论与专家论证意见；二是高清采集、凿刻工艺、赋存环境以及刻石岩体岩性与风化特征；三是刻石田野调查、铭文识读、文献梳理和地望考证、价值分析，从多学科多角度对刻石进行论证，近期将在学术刊物发表。
李黎从刻石文字识别、刻石赋存环境、刻石本体检测分析和相关文献调研和总体调查结论5个方面介绍了报告内容。刻石文字识别中，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采集刻石文字信息，获取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并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刻石本体检测分析中，通过科技手段获取刻石刻痕特征、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刻石风化程度和刻石保存状况数据，形成对刻石岩性、磨蚀性、风化程度的判断。刻石赋存环境中，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通过田野调查，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
文献调研中，认为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通过以上科学调查研究，得出尕日塘秦刻石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刻石保存状况较好，但局部岩体存在局部失稳隐患，刻石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等5方面结论，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性。
王进先回顾了2020年以来刻石发现过程和“四普”调查、登记情况，介绍刻石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物遗存情况，以及调查的初步认识。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处于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住民。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经对刻石本体及周边区域自然环境、文化遗存、区域文化背景的调查研究，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发现多涌村古城遗址、江多祭祀遗址和墓葬群，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四普”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李零教授分析，铭文虽受限于刻写面，显得不够规范，但带有秦文字典型特征。他系统介绍了对释文、句读与“五大夫”“方技”“采药”“昆仑”等关键字、词的认识，并对文意进行了白话释读。他客观介绍了两次专家会论证情况、专家组成员在刻石现场文字识读情况，并支持调查报告的研究结论。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数清晰可辨，刻石中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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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回应
北京大学辛某勇则多次对石刻真实性表示质疑，甚至表示未来或许会写《制造“昆仑山铭”》一书阐明观点。
据辛某勇称，氏著《制造昆仑山铭》的目录结构如下：引子：四角坪下的惊天大新闻引出争议；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依次为《新发于硎》《六合之外》《闲情逸致》《穷途末路》《铭功颂德》《黄道吉日》《朔日望月》《高官贵爵》《仙人圣母》《导河积石》《登峰造极》，系统批驳石刻真伪；结语以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总结争议本质。全书旨在通过多角度论证（如文体、历法、文字、官职等）揭露“昆仑山铭”为伪造。
2025年9月15日，辛某勇在其《制造昆仑山铭》撰著进展中表示，该书“引子”及前两章（《新发于硎》《六合之外》）已完成2万余字，预计年底如期交稿，并强调“官方”态度如此，更有撰著必要”。此表态直指2025年6月青海“尕日塘秦刻石”争议中，国家文物局调查结论与其个人“高度怀疑今人伪刻”的学术立场相左，凸显其坚持通过专著系统论证质疑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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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后，辛某勇对同校中文系教授李零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学术解读尚未公开置评。此前，辛某勇曾于2025年6月发文质疑该石刻真实性，称其“百分之二百五十是假货”，但未具体涉及李零的文献释读方法。两人虽同属北大且研究领域部分重叠（如历史地理、古文献），但辛某勇近期争议多聚焦诸葛亮评价争议及西汉年号研究，而李零活跃于考古与古文字领域，目前未见学术交锋。
在国家文物局认定青海“尕日塘秦刻石”为秦代真品后，辛某勇当天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强烈要求国家文物局公开完整鉴定报告及专家名单，强调“这是重大学术问题，学术界有权知道”，并质疑仅凭官方“权威”结论无法确立学术公信力。此前，他率先质疑该石刻“百分之二百五十是假货”，但未提供详细证据，仅称“出版社约我写书慢慢论证”。此次官方定论后，辛某勇延续其批判立场，将争议焦点转向学术透明度，反映出其对传统考据与科技鉴定方法冲突的持续关注。
国家文物局以科技和文献等综合手段为"尕日塘秦刻石"鉴定，但辛某勇教授仍坚持要求公开鉴定报告和团队专家——当传统考据遭遇现代科技，学术争议的终点究竟在于"权威认证"，还是在于开放透明的实证过程？这场跨越三个月的秦代刻石真伪之辩，最终留下的，是学术共同体对研究规范的深思，还是舆论场中难以弥合的认知裂痕？
我们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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