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铜器文法断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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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夨方鼎文法断代研究

摘要

叔夨方鼎是2000-2001年出土于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114的重要西周早期铜器，自公布以来，其器主与时代问题始终是学界讨论的焦点。本文跳出传统的形制、纹饰断代路径，以西周金文中“对扬王休”句式的演化轨迹为核心标尺，将其行用划分为“尚未出现”“尚未定型”“完全定型”三个阶段，通过对叔夨方鼎及关联的三组共20余件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的系统比对，论证叔夨方鼎铭文的文法特征完全匹配“对扬王休”尚未定型的阶段，其时代可明确指向西周成王时期，为“器主叔夨即为唐叔虞”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新的文法维度支撑。本文同时指出，西周早期特定铭文句式的演化并非线性缓慢推进，而是伴随周初分封、册命制度的快速建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雏形到定型的跃迁。

关键词：叔夨方鼎；西周金文；文法断代；对扬王休；唐叔虞

一、引言

2000年底至2001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114中清理出一件残碎的方鼎，经拼合复原后定名为叔夨方鼎。该器为直口立耳、浅腹平底四柱足，口长18.5厘米、宽16.5厘米，通高27厘米，腹部以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四足柱装饰云纹与蕉叶纹，鼎腹内壁铸有8行共48字铭文，其中包含一处合文，现收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器号2419。

自该器公布以来，学界围绕其时代与器主展开了持续讨论。李伯谦率先提出器主“叔夨”即为晋国始封君唐叔虞，器的时代可早至西周成王时期，这一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将其时代定在康王甚至更晚阶段。过往研究多从形制比对、纹饰风格、历史地理考证的路径展开，本文尝试引入文法类型学的视角，以西周早期高频铭文习语“对扬王休”的演化轨迹为核心线索，通过关联铜器群的交叉比对，为叔夨方鼎的断代提供新的论证维度。

二、“对扬王休”的阶段划分与判定标准

任何语言现象的演化都遵循从无到有、从零散到定型的基本规律，西周金文的铭文习语同样如此。“对扬王休”是西周金文中最为常见的受赏之后的套语，其完整语义为“拜对称扬周天子的美意与赏赐”，这一表达并非从西周初年便以固定形态出现，而是经历了清晰的演化过程。本文将其行用明确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对扬王休”尚未出现阶段：铜器铭文末尾仅简单记录受赏事实，直接以“用作宝尊彝”收尾，完全不见“对”“扬”相关的感恩性表述，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周武王及之前的先周时期。 第二阶段为“对扬王休”尚未定型阶段：铭文中开始零星出现“对休”“扬休”的零散表达，但尚未形成“对扬王休”的固定四字搭配，表述灵活多变，常省略其中部分成分，或与其他词汇组合，未形成统一范式。第三阶段为“对扬王休”完全定型阶段：“对扬王休”作为固定套语被广泛使用，句式结构高度统一，成为受赏铸器的标准收尾表达，这一阶段自西周康王之后逐步成为主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周初分封制度的快速建立，册命赏赐活动的频次大幅提升，这类用于巩固贵族社会地位的铭文套语传播速度极快，从雏形出现到完全定型的周期远短于后世的语言演化节奏，这也为我们通过文法特征进行精确断代提供了可能。

三、关联铜器群的文法特征比对

为建立可靠的断代参照系，本文将与叔夨方鼎铭文存在关联的20余件西周早期铜器划分为三个器群，逐一梳理其铭文的文法特征：第一组为与“咸”字祭祀铭文相关的器群，包括德方鼎、圉甗、圉簋、圉壶、盂爵、献侯鼎、叔簋。该组铜器的铭文均记录了周王在成周或宗周举行祭祀活动之后对臣属进行赏赐的事件，其中德方鼎铭文末尾为“用乍宝尊彝”，无任何“对”“扬”相关表述；圉器群铭文同样直接以“用乍宝尊彝”收尾；盂爵铭文仅记录“王令盂宁邓白，宾贝，用乍父宝尊彝”；献侯鼎铭文末尾也未出现“对扬”类表达。组内仅叔簋出现“对大保休”的表述，盂卣出现“对扬王休”的雏形，整体来看，该组绝大多数器铭仍处于“对扬王休”尚未定型的第二阶段，其时代与成王时期的祭祀活动高度吻合。 第二组为与“王姜”相关的器群，包括作册夨令簋、作册睘卣、作册睘尊、不寿簋、小臣鼎、鼎。该组铜器的铭文中“王姜”作为重要的赏赐者出现，其铭文里“扬王姜休”“扬王休”的表述已经较为常见，但仍未形成统一的“对扬王休”固定句式，常将“对”与“扬”拆分使用，整体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状态，其时代略晚于第一组，大致在成王晚期至康王早期。第三组为“安州六器”相关器群，包括中甗、中觯、中方鼎三件、甗。该组铜器铭文以“王令南宫伐虎方”作为共同纪年，铭文中“对王休”“对王休令”的表述已经较为规整，部分器铭已经接近完整的“对扬王休”句式，整体进入第三阶段的定型期，其时代可明确到康王时期。

将叔夨方鼎的铭文置于这一参照系中比对可以发现，其铭文末尾为“敢对王休，用乍宝尊彝”，仅保留了“对王休”的简化形态，既没有出现“扬”的成分，更没有形成“对扬王休”的固定搭配，完全符合第二阶段“尚未定型”的文法特征，与第一组成王时期器群的文法风格高度一致。

四、文法视角下的时代与器主再论证

从文法演化的逻辑来看，叔夨方鼎的铭文特征不可能晚至康王时期。如果该器的时代晚到康王，其铭文理应已经使用当时已经广泛流行的定型化“对扬王休”套语，而非保留如此原始的“敢对王休”简化形态。结合器形与纹饰的比对结果，叔夨方鼎与成王时期的德方鼎形制、纹饰高度相似，二者的时代应当基本相当。

这一文法结论也为“叔夨即为唐叔虞”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支撑。唐叔虞作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同母弟，是周初大分封中晋国的始封君，其活动年代恰好处于成王时期，与叔夨方鼎的文法断代结果完全契合。过往有学者提出叔夨应为第二代晋侯燮父，但燮父的活动年代已进入康王时期，此时“对扬王休”已经逐步定型，与叔夨方鼎的铭文文法特征存在明显矛盾，这一推断在文法证据面前难以成立。

同时，这一研究也修正了过往对西周金文文法演化速度的认知：“对扬王休”从雏形出现到完全定型，仅用了成王至康王的数十年时间，这一快速演化的背后，是周初宗法分封制度的全面建立，贵族阶层需要通过统一的铭文套语来确认自己的受赏合法性与社会地位，这一社会需求直接推动了铭文习语的快速标准化。

五、结论

本文从文法演化的全新视角，通过“对扬王休”三阶段标尺的建立与关联铜器群的系统比对，确认叔夨方鼎的铭文文法特征处于“对扬王休”尚未定型的第二阶段，其时代可明确指向西周成末康初，这一结论为“器主叔夨即为唐叔虞”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独立于传统形制、纹饰之外的新维度证据。西周早期铭文习语的快速演化，本质上是周初政治制度建构在物质文化与文字表达层面的直接投射，这一视角也可为更多西周早期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新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李伯谦. 叔夨方鼎铭文考释.文物, 2001(8): 35-38. ^2^

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器号2419.

孙庆伟. 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M114相关问题探讨. 古代文明,2004(3): 123-145.

Rawson, J.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Orientations, 1999, 30(5): 24-3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天马-曲村遗址198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312-318.

虚晃一枪

“敢对王休”，结合前文，这句的意思既有赞美周王，也是表决心，捍卫周朝封赐休养生息的这片山林。甲骨文的“马“字，是由横目构成，后有表示“见”的意思。我一直猜想，三星堆那圆筒眼睛的铜像人，是不是位冶炼匠人。-----观察炉子矿物是否熔融。晚安。

乾坤客

历法断代最为准确，因为西周早期只有成王世才有三个十四月的月份，可以断定，此器在成王世。证文法断代有问题。

乾坤客

可参：https://xueshu.baidu.com/ndschol ... b3914b7428f87319af8

历法观照下的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问题

——兼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范清冰

     汤阴县教师进修学校  河南 安阳 （456150）

摘要：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笔者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谱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提出“西周祀、年有别说”，并在《古本竹书纪年》框架下，推出西周文、武、穆、幽四王的即位年代。  

关键词：历法；何尊； 成周； 纪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了《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该文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起始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笔者利用古代文献中的历算数据和方法作过复原西周历法的一些工作，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法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也就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的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推导，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当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特将笔者与王先生的主要不同观点提出来，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一、 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不同理解

先将何尊铭文暂释文为：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惟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圉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王先生认为：“惟王五祀……应是成王五年，也就是武王死后成王即位的第五年”，“仅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在公元前1021年可以找到对应于《召诰》相关历日”。[]那么，王先生是怎样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框架，推出“成王五年(公元前1021)(建寅)”的呢？这就需要从王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一文说起。

在该文中，王先生认为对《古本竹书纪年》条文“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理解有六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即自周受命至穆王元年（穆王元年不计入“百年”之内）；第二种可能，文王称侯到穆王末年百年；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第四种可能，自文王受命至穆王末年百年；第五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元年百年；第六种可能，武王灭商至穆王末年百年。[]

如果把王先生所认为的“王元年”当作“即位年”的话，王先生所排出的六种可能，无疑是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全部可能性理解。王先生在文中排除了前五种可能，认为第六种可能可以接受。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利用了《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这一条文作重要依据，王先生把这一条理解为“西周共257年”。从王先生大作《清华简<系年>随札——文侯仇杀携王与平王、携王纪年》可知，王先生认为周平王即位年为公元前771年，[]那么，周幽王末年当为公元前772年，从公元前772年上溯257年，当为公元前1028年，公元前1029年（不计入257年内）是王先生认定的武王灭殷年。王先生认为武王灭殷4年（含灭殷年）后的公元前1025年是周成王即位年，如此，《召诰》的相关历日就是公元前1021年。

笔者认真研读了王先生此文，认为王先生在排除第三种可能时存在逻辑上不够严密的问题，因为从文法上来讲，“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如果存在着第三种可能“自文王称王至穆王即位年百年”的话，那么，文法相同的“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同样也有理解成“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即位年，凡二百五十七年”的可能，这是王先生没有虑及到的，而笔者在西周断代中正是赞同第三种可能的，如果按笔者的观点，在《古本竹书纪年》的框架内，王先生是无法排除第三种可能的。

严格说来，笔者认为：“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是指“自周文王受命至穆王元祀百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元祀，凡二百五十七年”。

西周同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属于两种不同的纪年体系，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比“N年”纪年早两年，非直接承继父王王位的周王“N祀”纪年与“N年”纪年相同，造成两种不同纪年体系的原因，正是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和夏含夷等提出的“三年之丧”，但笔者的“西周祀、年有别说”与倪德卫和夏含夷之“祀、年不分的‘双元年’说”有所不同[]。

除“三年之丧”有前贤论述外，笔者对“西周祀、年有别说”做过论证功课，所用方法有二：一是学界熟知的《毕命》历日“（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胐”与周康王世标准器小盂鼎历日“唯廿五祀八月既望甲申”，在“祀、年”无别的情况下不能相容，反证“祀、年”有别；二是在“懿王元年天再旦”为公元前899年为前提下，对西周中晚期高龄器和元年元祀器年代进行过所有可能性的分析，同样得出“祀、年”有别的结论，限于篇幅，这一论证过程待以后专文论述。

一、 复原历谱观照下的何尊年代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所提供的西周年代框架，笔者把《召诰》营建成周的 “三月丙午胐”放到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来考察，应该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同。笔者根据古易历数和《史记》所载古历算法，做过不受任何金文影响的西周历法复原工作。先出示复原的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994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见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因篇幅所限，历谱考证暂略。

从两《诰》中我们可以看出，《召诰》“三月丙午胐”的年份与《洛诰》历日有一定联系。《召诰》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与《洛诰》所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事件前后相接，应是同年事件。而且，《召诰》言“若翼日乙卯(三月)，周公朝至于洛”，《洛诰》也记载周公自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更证此为同年事件。

表一：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62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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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公元前1061年至公元前1040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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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公元前1039年至公元前1027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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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公元前1026年至公元前1007年历谱和相关史料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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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尚书大传》有“（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返政成王”的记载，而《洛诰》文末有“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记载，这就让古今很多学者对“三月丙午胐”这个历日的年份众说纷纭，搞不清该年倒底是周公摄政五年还是七年的事儿，亦或是周成王五年、五祀还是七年、七祀的事儿。

王占奎先生提出“《洛诰》错简说”，认为《洛诰》前半篇记营建成周为周成王即位五年的事儿，后半篇因错简，记周成王七年“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事。笔者深受王先生这一独到见解之启发，亦认为《洛诰》要么有错简，要么如唐兰先生所云，《洛诰》是在记录周公摄政七年返政成王事时，追述了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成周事[]。因为“三月丙午胐”和“十二月戊辰”在同一年内根本不能相容。

《召诰》记载营建成周时“越若来三月，唯丙午胐”，这意味着该年三月朔日干支应当是甲辰或乙巳，从表一、表二、表三和表四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唯有公元前1031年方有周历三月甲辰朔。那么，公元前1031年是周公摄政何年？是周成王几祀或几年？仅以两《诰》的内容无法准确判断。

何尊铭文中“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照应着两《诰》的成周营建，并提供了一个与两《诰》时代相近年份的历日，周成王“四月丙戌……唯王五祀”。这个历日只能在公元前1031年营建成周的前后七年内为周公摄政纪年或周成王纪年定位，从历谱可以发现，适合四月丙戌的年份有：公元前1036年、公元前1035年、公元前1034年、公元前1032年、公元前1031年、公元前1030年、公元前1029年和公元前1028年。这说明仅依据何尊和两《诰》，还无法判断公元前1031年究竟属于成王几祀。

成王年代有确切纪年的文献和金文不多，万幸还有一个文献的记载，恰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这就是《逸周书·宝典解》，《宝典解》记载的是周公对周成王的教诲，时间是 “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查对历谱，在公元前1031年前后七年的年份内，唯有公元前1033年的周历二月恰是丙辰朔，真可谓如合符契焉。因此，公元前1033年可以确定为周成王三祀，那么，公元前1031年正是周成王五祀，这一年的周历四月十三日是丙戌，正是何尊的历日所在。只要复原历谱可靠，由复原历谱可以精确得知，周成王元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5年。

根据东汉桓谭《新论》所载“甲子，日月如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可以判定，公元前1039年周历三月甲子，正是武王伐纣日，因为公元前1039年出现过五星聚室现象[]。由公元前1039年作为周武王11祀，推知公元前1049年是周武王元祀，根据《史记》所载“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及《随书•天文志》所载“周王之兴,五星聚于房，赤雀衔书至于王居”等，可以推断周文王受命之年为公元前1059年，因为公元前1059年有过五星聚井的天象，“因为古人崇拜房星，可能将井篡改为房” []。从公元前1059年下数100年，为公元前960年，此当为周穆王元祀，此前一年公元前961应是周昭王崩年，据《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天文学家刘次沅先生认为“天大曀”可能指日食时发生的天象[]，公元前961年8月12日西安确有日食发生[]；从公元前1039年下数257年，是公元前783年，这一年方应为周幽王元祀。周幽王元祀同周宣王即位年和在位年息息相关，学者们由四十三年逑鼎和四十二年逑鼎悉知，《史记》所载周宣王即位年份（公元前827年）有误，其在位年数（46年）亦未必准确，故周幽王即位年和在位年数理应重考。关于商周之际和两周之际的断代情况，由历谱也较容易得出一些新的细节和结论，笔者期待本文和后继掘作能得到王占奎先生和诸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2017年10月1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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