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连载）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4:56:55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7-9 09:29 编辑

中国医学通史

注：不了解中医的历史，就无法真正知道中医的伟大和内涵，与大家分享下这部中国医学通史。

绪论（一）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中国医学通史简编》经过医史学家们长期的学术酝酿、研讨，筹划，最终在卫生部和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的关怀下，动员组织了全国医史界（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专家学者，于1987年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中国医学通史简编》各分卷历时八个春秋，经多次审阅、修改而初具规模，下面谨就有关编写与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和技术问题，作以下必要的说明。
　　（一）体例与分期问题：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这部巨大著作的酝酿过程中，考虑讨论了该书的分期问题，最后确定为四巨册，即古代医学分卷（远古～1840）、近代医学分卷（1840～1949）、现代医学分卷（1949～1995）与医史文物图谱卷。为首先给人以清晰的时间概念，并能体现医学发展的规律，古代卷分中国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等10章，在编述上以时系事，联系医家、医著、学术、体现了中国医学通史纵不断线，从古通今的连贯性特点。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书体例，先概述、医事制度、律令、医学教育；次医，药卫生保健等学术；再医药文化交流，医家传记、医籍评介；其它较独特的专节一般放在最后。
　　医学史分期，是否切合历史实际，是测量一部医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切合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实际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观上给人一目了然、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透过分期的微观上还能得出医学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实质内函，《中国医学通史简编》总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多部专著分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充分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由于中国医学史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纵横交织、纲举目张的史书体例，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容纳中国医学史的基本内容，虽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少有变动，但每章节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然而却能从中看出上下的衔接与发展变化。
　　（二）关于医学起源问题。中外医史界、科技史界历来对此意见分歧、见仁见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无论是巫源说、动物本能说、圣贤创医说等等。均不无道理，但又各有偏颇，通过综合分析，本书在编写中主张以实践为主体的多源综合说，其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人类医疗活动的历史比巫出现要早，所以单纯强调医源于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动物越高级，其本能越减退，所以以动物本能为医的唯一源泉是难以成立的。圣贤创医说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所以说医学起源问题绝非某一单纯观点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三）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中国古代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源一体化的结构。在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医疗学术经验在内。
　　而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各地各族医药经验时“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因而，当中国古代医学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在以后的历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辨证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医药与人文地理和文化传统。环境是对中心而言，背景是对主题而言，近几十年来，医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诊疗保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一方面，从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生产，进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创造发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另一方面，又是处在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整个古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气势，往往为我所用。中国医学之外传，影响着朝、日、越等国的医学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鸟瞰中国的地理环境，背依欧亚大陆，西北方横亘着戈壁大漠，西南方耸立着青藏高原天然屏障，东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国度当作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以农业为主的物质生存方式，还有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和手工业等，医药文化莫不受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中国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铸造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压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学思想。当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只有神学而无科学的地位，科学只是神学婢女的岁月，中国的医药文化一直以其科学与文明的风姿在世界医林中占居领先的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医学，它有着更光明远大的前景，它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它又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一大贡献。从中国人文地理看，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中心，开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从秦汉到隋唐仍在陕西、河南、山东及长江以北地区，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国医药文化中心呈东迁南迁之势，明清之际，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如果说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起根发苗和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对成熟和开花结果则在江南人文荟萃的地方。
　　（五）对医药学家评价。医史是医药学家活动的舞台，医家的传记、著述、学术思想、医事活动等，牵扯到医史的每个纲目与网络。本编对医史人物的评价，着重强调：
　　①研究医学家的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结论必须确切，必须符合实际，能反映其特点。
　　②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必须严肃认真，要从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要单凭序跋、小传或二三手资料作结论；
　　③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在研究过程中，只要结论符合实际，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核心，虽然它不符合潮流，或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鉴的意见或结论；
　　④研究医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⑤研究历代医学家要予以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结论，对医学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褒，有阻碍作用的就贬。只有做到这一点，既知其进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极性之可能危害，才会对现代有更多借鉴；
　　⑥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抓注主流。医学家的学术见解、经验和论述，多是各式各样的，兼杂并列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对自己的学说予以明确的、系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钻研，分析综合，从错综复杂的大量资料中，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头绪；
　　⑦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
　　（六）医药学史料问题。研究医药卫生发展，史料是基础，大量掌握和研究、鉴别史料是医史研究的基本功。没有史料尤如无米之炊。由于医学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体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现象和天地间各种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种联系，所以医史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保健学术本身，还广泛深入地涉及到医药文化的各个方位与层面，医史史料的来源是多途径的。古代医学史料以文献和文物史料为主，同时还包括一些医药卫生民俗史料。
　　文献史料除历代医籍和医史专著外，广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笔记、地方志、少数民族有关的医药文献。这是本书史料的主要来源，其间有大量、细致的文献学研究，鉴别真伪、考证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简帛，以及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实际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经变成文献资料。我们将比较全面系统征集历代医药卫生文物图片，将收入医史文物图谱卷，作为比较直观的素材，将对文献发挥有说服力的科学的互证。
　　关于民俗，自古以来，民俗和医药卫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医药卫生民俗，发挥过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医史的一个载体，民俗史料不可忽视，往往可补充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医论苍白和史实的匮乏，特别是原始社会医史，秦汉以至先秦医史，少数民族医史，没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献的民族医史，以及社会医学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医药卫生民俗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5:00:56

本帖最后由 lixunhuang 于 2009-6-22 15:03 编辑

第二章夏商西周时期医学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第一节卫生保健

第二节商周医事制度

第三节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第四节疾病的诊断和治病

第五节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第六节巫与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 三曰康宁,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耇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第二节商周医事制度

　　一、宫庭医生分工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二、医政机构设置：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
　　1.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2.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3.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
　　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夏颁冰，……秋刷。”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匽路厕；为其井匽，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
　　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一、对人体的认识
　　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二、对疾病的认识
　　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
　　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例如：
　　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说文》：蚩虫也。“蚩”, 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痟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第四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二、疾病的治疗
　　（一）药物疗法和食疗
　　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周礼·天官冢宰下》）。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二）外治法
　　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灸焫”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古人发明“灸焫”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说文》：“焫，烧也”；《一切经义》:“焫，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烧也”。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第六节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巫医及其职业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商以前的城子崖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文化知识，是当时的文化人。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二、卜筮所涉及的诊疗知识
　　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拨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是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一面镜子，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
　　《周易》中涉及疾病与医疗保健的若干理论思维与认识。
　　“（艮上艮下）［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说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就象一座宅院无人居住一样没有用。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说脚趾最易受伤，但人们却往往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这样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是说人的下肢肌肉丰满，但现在却不长肉了，这种局部反应可能是病态，使人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厉、薰心。”这是说健康人的背厚腰圆，现在却腰胁部干瘦，这可能是一种病，使人心焦急。
　　“xx，艮其身，无咎。”是说要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人体重要脏器之所在，保护得好才不会有病。
　　三、白巫术中的医药活动
　　白巫术从主观上是想在神秘的环境中预占到未来的情况，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给人以健康。卜筮巫术是商周时最常用于诊疗活动的巫术。除此之外，还有：
　　1、禁咒。在施行一些巫术前，要配合以语言，如咒枣治疟之术，其方式与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语言配以模仿巫术活动进行，禁咒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鼓舞病人的勇气，增长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2、祝祭。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灵的保护，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记》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3、祝由。它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并辅以一些仪式的祛除病邪的巫术，《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也。”可知祝由治病的巫术古已有之，行术者与患者都想通过祝说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疗的某种成分。
　　4、禹步。相传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动。《禁经》受禁肿法中说：“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闭气握固，若治病时，作想此手作热铁，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处）即散。又治病时常在病人生气上，若病人头上有浮肿，不得顿治使尽即伤人，当留少许明日更治。”关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区别，并记载与呼吸相配合的方法。禹步之法是逐渐形成的，但与夏、商、同时期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5、祓除、傩舞及桃茢。这些均属于行为巫术，《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这种洗浴、清洁身体，在巫术观念中，认为可除灾灭病，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名曰洁身洗垢，其目的为驱鬼求育。
　　傩舞之风，在周代颇盛，大傩是在腊月前驱逐疫鬼的一种巫术活动，用以驱除疫鬼，故名打傩，或驱傩。
　　桃茢是用苕（芦苇花）作的桃木柄扫帚，古人认为它有驱赶魔鬼邪恶及疫病的作用。
　　6、卜筮测疾病。卜辞中诊断最灵的莫过于对妊娠和产期的推断。《易经》中关于“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都是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医巫的流变与趋向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在维护其唯心病因、治疗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未。激烈争论和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5:05:30

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自东周建立至秦灭六国，历史上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争此起彼伏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大变革时代。

第一节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第二节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第三节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第四节临床各科成就

第五节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第六节军事医学

第七节医学著述

第八节医家传记
第一节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职业医生和医学专著的出现
　　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二、哲学向医学的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医巫的分化，而且在渗透到医学之中，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所有名家的哲学思想几乎无不涉及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医学理论观点；医学著作也吸收和应用哲学概念和思想从而逐步建立医学理论基础，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因而使中医理论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哲学思想气息。

　　三、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
　　经验疗法可以上溯到巫医混杂的时代乃至人类形成之初。到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疗法可以看出当时已普遍使用复方，其医疗技术与方法已有药敷、药浴、烟熏、蒸气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术等；书中所载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门吹胀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内痔割除法十分巧妙。《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所载“经方”，属内科的著作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种207卷；外伤科有《金疮瘛疭方》30 卷；妇儿科有《妇人婴儿方》19卷。这些专著文献的出现表明临证医学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之分工。
第二节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主要表现在盥漱、沐浴等方面。《礼记·内则》：“鸡初鸣，咸盥漱”。《礼记·曲礼上》：“主人未辩，客不虚口”，“虚口”，指饮宴后用浆与酒漱口，显然对保持口腔卫生是十分有益的。同书还强调饮食之前“先盥其手”，《礼记·内则》规定人们定期沐浴，清洁身体。同时还要求中上下分开使用，“浴用二巾，分别用于头身和脚的洗浴。当时王宫、旅舍等地也有这种供洗浴的设施，当时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视为一种待人十分恭敬的礼节。”沐浴不仅是一种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卫生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简便的治病方法，“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据《西京杂记》卷六载汉代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可见当时已使用唾壶，不随地吐痰。
　　饮食卫生，人们已经注意到饮食定时、定量、清洁，认为饮食必须按四时变化加以安排。《墨子·非攻》说：“食饮之下时，讥饱之下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有“十不食”，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等，当时人们讲究饮食卫生，由此可见一斑。
　　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吴越春秋》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陕西凤翔春秋时期秦都遗址发现“凌阴”（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战国时期冷藏井是宫廷中重要设施之一。这些“冰厨”、冷藏井等用来贮存食品，可防止食物发霉变质。
　　饮水卫生，为了确保饮水卫生，饮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洁得到严格的重视和管理。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污泥浊物，有的水井还设井台、井栏、井亭、甚至还有公用取水桶。1977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输水管道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
　　环境卫生，洒扫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如果不洒扫庭院，就会遭到卑视。如晋人曾讽刺晋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说：“子有廷内，弗洒弗扫”。有的都市里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孙子兵法》：“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强调了环境卫生时行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们还对不同水质与健康的关系作出了富有科学道理的论述。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养生。《庄子·养生主》总结出“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养生理论与方法，诸子都曾论述过养生尤其老庄的养生思想对后世医学、养生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行气玉佩铭》，为战国初期（约公元前380年）遗物，所刻内容为，“行气，深则蓄，畜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该文叙述了早期气功锻练的方法与要令。《十问》说：“深息以为寿”。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马王堆帛画《导引图》载有44种导引，其中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成为后世仿生导引术的滥觞。

　　二、疾病预防
　　“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知识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即源于此。
　　“大傩”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却蕴藏着早期预防传染病的思想。《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均能说明此期这疾病预防已为人们所重视。
第三节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秋战国时期，用药品种日益增多，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复方疗疾，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
　　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
　　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
　　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
　　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
　　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临床各科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承周制，医学已有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伤科医生）、食医（营养医生）和兽医之分是肯定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曾为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五官科），说明从周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渐趋专科化倾向。

　　一、内科疾病

　　二、外科疾病

　　三、皮肤科疾病

　　四、骨伤科疾病

　　五、妇产科疾病

　　六、小儿科疾病

　　七、五官科疾病

　　八、针灸科

　　九、法医学
一、内科疾病

　　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记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表现与病因，例如《山海经》已有瘕、瘿、风、狂、疟和疫疾等十余种；有些还论述了症状与证候。
　　《周礼》中，已记载季节变换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所叙春季多发头痛，夏季易发疮疡，秋季常流行疟疾，冬季以咳嗽喘息为多见。这是通过对四时季节变换和气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观察中，反映了当时对部分内科杂病病因的认识。
　　《吕氏春秋·尽数》中不仅论证了瘿，而且观察到本病的发生与所在地的水质有密切关系。至於医学文献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论述已更为深入。例如：
　　《五十二病方》，并非内科专著，但也反映了当时对内科杂病的认识水平。其论述多以观察各种疾病的特点入手，例如“痫证”，就是以疾病发作时与马、羊等动物某些形态相似，而命名“马痫”、“羊痫”等，这种命名法在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多有启示，《黄帝内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已联系病因，脏腑经络气血以及病状特点来进行分类，已突出了类的概念。注意抓某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风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首风、大风、病风、偏风、风痹等。其中五脏风多属外感热性病范畴；偏风是指脑血管疾患，疠风、大风多指麻风病等。
　　《内经》对急症的认识也很突出。它把突然发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称为“卒病”、“暴病”、“暴疾”，范围所及达数十种，其中以内科病居多。有的突出症状特点，如痉证、呕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伤寒；有的以疾病性质别类，如热病；有的按病机区分，如厥逆；有的根据病位冠名，如心痛。内容多散见于各篇，但也有以“举痛论”、“厥论”、“厥病”、“热论”、“热病”、“刺热论”、“评热病论”等设专篇以论专病者。
　　《内经》还为中医治疗学提出许多正确的治则治法，因而对提高内科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科疾病

　　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同化脓性感染，外伤等的斗争，从而积累的外科治疗经验。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医疗工具，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或更早些。汉·许慎在解释“砭”字时指出：“以石刺病”谓之砭，《灵枢·玉版》更明确认为：“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原始人的钻颅术、拔牙成形等，无论其有否外科治疗目的，但均对外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外科医疗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了外科专门人才和专门外科机构的设立，据《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周代已设有疡医。“医师”明确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等四科。当时的疡医即外科，是四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对比脓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鉴别、症状诊断以及某些治疗原则和技术、手术方法等。已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阐释，其理论在后世也有不断发展与进步。
　　《灵枢，痈疽篇》更设专篇依次由头面、项颈、胸腹四肢等论述了不同部位的痈疽，对其大小、颜色软硬、疼痛性质、诊断治疗原则以及预后等，作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如咽喉部位的“猛疽”，发于颈部的夭疽，发于颈腋之“马刀挟瘿”等20条种。治疗方法此期大约已有内、外用药物治疗、切开引流和手术截趾、指等三类。再如截趾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外科手术疗法，指出：“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已发明和运用放腹水的医疗技术。《内经》时代，不但能用筒针于腹部脐下三寸处作为腹腔穿刺点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实，夏饮补药”的护理原则。《五十二病方》以次论述了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病痫、婴儿瘛、狂犬病、体臭、皮肤病、毒箭伤、蝎伤、蛭伤、毒蛇伤、疣、癫痫、白癜风、肋间神经炎、毒虫伤、麻风、人病马痫、人病羊痫、人病蛇痫、泌尿系结石、腹股沟斜疝、内、外痔与瘘管以及痈疽、下肢烧伤等等共计52种疾病，从现代概念理解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外科疾病。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存目的《金疮瘛疭方》。再从该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作些叙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外科诊治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例如：
　　诸伤：论述了人体被金刃等伤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症以及各种用酒止痛等治疗方法；
　　伤痉：由于金刃等外伤而引致之痉症。按其所叙：“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症状描述，可断定即破伤风。在其治疗的六个处方中，包括有炒盐令黄，布囊淬酒以“熨头”，取药汁“强启其口，为灌之”，…同时，从治疗方法和用药剂型的多样，也能反映出此时对破伤风的认识和治疗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冥病：即麻风病。“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尽管由于文字有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医学家对麻风病病困、发病部位、症状与预后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穨：即穨，属阴囊病范围，其中用以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疝气罩，或为疝气带，已有发明。如“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穨者肾与（月最）,即令穨者烦（握）瓠，东向坐于东陈垣下，即纳肾（月最）于壶孔中，…再摩之”。这种还纳疝内容入腹，再将缩小的阴囊纳入壶卢内，壶卢底部压迫疝环处而阴茎从壶卢孔穿出不影响排除小便的医疗技术，其设计已十分精巧。这种技术同后世所应用的疝气罩、疝气带等器具，在科学原理和使用价值上有相似之处。此外，该书在治疗腹股沟斜疝上还创造了外科手术疗法，其手术虽然比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所强调：“……，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挠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风及，易瘳。……”其文虽有缺损，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术方法与步骤是：先将阴囊之疝内容还纳入腹．然后将皮表向下引牵，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并于其伤口挠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疮面，并且强调不要接触风的护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环部位创伤，加之酒与灸刺激烧熨，局部必然形成较深广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闭锁其疝环，从而达到疝修补术手治疗目的。
　　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脉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门瘘管）以及肛门部搔痒、脱肛（人州出）等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技术的论述。仅就医疗与外科手术水平而言，对于“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进行烧灼结扎痔根的手术，对位于肛门旁大如枣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门吸出进行手术结扎切除疗法。对“牡痔之有数窍，蛲虫从道出者”，进行“先导以滑夏铤，令血出”的搔爬手术，并配合药熏疗法，更可贵者是对混合痔合并脱肛之“巢塞（月直）者”，创造出“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门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这一手术是非常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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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肤科疾病

　　不少皮肤病已描写或初步认识，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古病名，诊断和治疗方法正有显著进步。
　　《山海经》中载有疠、疣、疽、痤、白癣、疥、骚、垫、痈、底（胝）、皮张、腊、曝（皮皴）、肿等十多种病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30多种，还提到悦容和灭瘢。《战国策》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说明当时对麻风病已较熟悉，而漆身为厉则是人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记载。《庄子·逍遥游》述有：防治手足皲裂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世界上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录。
　　《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部载有多种皮肤病症和治法内容的方书。突出的表明了诊断与治疗方法的进步。其中，与现代相应之皮肤病有：
　　夕下：为腋下湿痒类皮肤病，如多汗症、腋下湿疹等；疣、马疣：寻常疣等；白处：白癜风；冥病：按本书成书年代，麻风病已为人熟知（称为“疠”），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经麻木症状，故考虑麻风病外，还类似于寻常性狼疮等皮肤结核病；
　　乾骚（瘙）：皮肤瘙痒症及疥癣类。
　　上述病名虽较简单，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确地反映了诊断特点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疮等）或成为今日命名之滥觞；并根据不同诊断，采取不同有效治法。除祝由法外，各类治法约70条，有内服、外涂、灸疗、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药物有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30余种，并常采取多种疗法综合治疗，特别是疮疡疥癣使用了堆黄、石（砷剂）和水银（汞剂），这是领先于世界的记载。
四、骨伤科疾病

　　《灵枢》指出可以通过解剖了解人的形态构造，在《素问》和《灵枢》中，分别描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构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体的支架和杠杆作用，“骨为干”、“骨属屈伸”，同时，还论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脑，受脑统属。对全身的骨骼，主要关节均有记载和命名。
　　关于骨折的诊断分类：《阴阳脉死候》有：“凡三阳，……其病唯折骨列（裂）肤一死”的记载。“折骨绝筋”是指闭合性骨折。“折骨列肤”是指开放性骨折。
　　关于开放性创伤并发症《五十二病方》首先记载了开放创伤并发破伤风。认为伤口被“风”邪感染会引起“痈痛”。并观察到开放创伤感染有红、肿、痛、化脓、溃破，甚至创口生虫，经治后出现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症状病理变化过程。
　　关于骨痈、疽、肿瘤：对此类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记载有痈、疽、骨疽、肿瘤痛的一些症状。《灵枢·痈疽》又从病因病理、病变部位和症状表现上指出痈、疽的鉴别诊断。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发于四肢部位类似骨髓炎、骨结核的症状体征。发于膝部位的类似痈是“如坚石”，后世又称为“石痈”，与骨肿瘤关系密切。
　　治疗观点的形成：战国时代“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运动、运用导引等以强身防病的“治未病”观点。
　　《五十二病方》治伤、痈、疽的方法和用药，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变全身调治和内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内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内经》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在具体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法则。洗浴、外敷包扎、追蚀、切开排脓和发汗等。
　　洗涤法《内经》称为“浴之”。据《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载，“浴之”应用于创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涤法（包括痈、疽治疗），以及筋骨痹等温洗疗法。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较早记载应用水银膏治疗外科感染的文献。
　　导引和按摩疗法是这一时期对骨科伤病的重要疗法。
　　《内经》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连翘煮汤熏浴治痈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针药熨”。“今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认为药熨、熏浴能疏通气血，活血化瘀。祛风寒湿邪，这一疗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骨伤科宝贵的治疗经验之一。
   五、妇产科疾病

　　《山海经》已记载了佩带某种药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种药可以使人“无子”、“不育”。
　　《周礼》明确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内则》更强调：“妻不娶同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扁鹊，具有多方面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他曾行医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由于当地人民重视妇女，便按当地群众的需要，当了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4～3世纪，就已有了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而行医于民间的医生。
　　《五十二病方》记有妇女常见病：女子（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是我国现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产命名的产科著述。其中有医论一篇，即“禹问幼频”，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和产妇的调摄；另外，还绘有两种埋胞方位的图形，显然是与迷信有关。
　　《五十二病方》中已记有“女子月事”。《内经》则更全面地论述了月经的产生及其与生育机能的密切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主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提出了月经是妇女的一种生理现象；明确了月经的周期性：女子14岁初潮，进入生育年龄；到了49岁，为绝经期，主育机能衰退，认为月经的产生主要是肾气，天癸，冲任脉的作用。《灵枢·五音五味篇》又说：“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病理特点。
　　关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诊断：
　　《胎产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论中把最初形成一个月以内的胚胎描述为“流刑”；指出胚胎发育至二、三月时，呈一团“膏”、“脂”状物；四、五月时，胚胎产生血与气；依赖气血的供养，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肤、毛发等各种器官组织。经10个月的变化过程、胚胎发育成熟，最后娩出母体，这在中国人体胚胎发育史上确实是最早的论述，北齐医学家徐之才的“十月养胎法”即源于此，从而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胎教”和孕妇保健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科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关于妇科疾病，《素问》已记载有女子不月，月事不来，月事衰少，血枯（经闭）；崩中，经水过多；女子带下瘕聚；还记有产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灵枢·水胀篇》更记有肠罩和石瘕，对其症侯特点和病变部位也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和分析。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肠罩与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相类似；石瘕与子宫肌瘤相类似。《内经》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妇科疾病的治则和方药。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气滞，导致的经少、经闭。《素问·调经论》则用消法，“消而去之”；若发生汤罩、石瘕、《灵枢·水胀篇》则用导法，认为“可导而下”。《素问·腹中论》为治疗月事衰少不来、血枯经闭，制定了妇科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经方剂：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方中有乌贼骨、雀卵、鲍鱼汁，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补肝肾；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为妇科处方用药树立了范例。
六、小儿科疾病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有儿科内容的医书。书中记载的“婴儿索痉”可能为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痫”可能为小儿热性惊厥，说明先秦医学对不同性质的小儿痉挛性疾病已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把小儿的生长发育与肾气的盛衰联系起来，给后世儿科医家从肾论治以极大的启发。书中还对小儿常见危重病症的症状、体征、诊断、预后有所认识，如《灵枢·论疾诊尺》载：“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音。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所述头发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症状，多为营养失调、消化不良、缺乏钙、磷所致。《素问·奇病论》对先天性癫疾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这与今之新生儿癫痫类似。
   七、五官科疾病

　　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医籍对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症有所论述，并对某些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已明确记载女子七岁“齿更”、21岁“真牙（智齿）生”；男子8岁换牙，24岁主智齿。这和现代的情况基本吻合。《灵枢·肠胃》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毫无疑问，这些记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基础之上的，当时已注意到口腔疾病与营养、内脏的关系。对龋齿，《灵枢·论疾诊尺》根据压痛部位来诊断，云：“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并提出针刺疗法，如“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素问·缪刺论》）
　　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扁鹊专治耳疾，目病，实则为五官科之最早记录。
　　《黄帝内经》对五官疾病的记载还有龋齿、口疮、咽喉病、齿痛、舌本痛、舌本烂、重舌、舌纵、唇胗、眼疾、耳聋、耳鸣、鼻病等。
　　在五官病治疗上，《灵枢·九针论》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药。”它还强调食治。《灵枢·痛疽》记载：“痈发干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发，”对针刺治疗五官病论述也很充分，《灵枢·厥病》指出：“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这些方法至今还有沿用者。
   八、针灸科
　　我国针灸历史非常久远，由于冶炼事业的发展，开始有了金属针，是在砥石、砭针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医缓曾对针灸治疗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论述。秦越人以砭石弹刺奏武王面部痈肿，并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说明当时是针石并用的，在医学专著中，《灵枢·玉版》说：“其已致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疽砭石”。亦皆说明，自远古以来，以砭石为针灸医疗用具的历史事实。
　　马王堆古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四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为马王堆古医书后三种之合，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马王堆古医书还有《五十二病方》，这些古医书皆只有灸法，而无针法。《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石神》、《经脉上》、《经脉下》等医学专著，由公乘阳庆、公孙光等传授于淳于意等流传于世。《黄帝内经》虽详于针而略于灸，标志着针与灸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仅从以下四方面阐述此期针灸学的主要成就。
　　经络学的成就：经络学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发现和认识的，从马王堆古医书、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仓公传》中的《黄帝脉书》等到《黄帝内经》，可以清楚看到，经络学从零散的记载发展到十一条经脉和十二条经脉的全过程；腧穴学的成就：马王堆古医书的两种灸经和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皆只有脉而无具体腧穴。《史记·扁鹊列传》始有“五藏之输”和“三阳五会”的记载，标志着腧穴出现。《黄帝内经》虽屡讲365穴，但实有双穴名135个，单穴名25个，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数，腧穴已形成腧穴分类、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个理论方面，说明其发展已初具规模。
　　治疗学的成就：在掌握针灸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在针灸治疗选穴、配穴和治疗三个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
　　选穴，已总结出循经选穴，即病在何经则选其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以及“按藏府选穴”的两种选穴理论与方法；关于配穴原则：主要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局部与远隔相结合三种配穴原则；
　　各种病证治疗：以针灸治疗的病证主要有热病、寒热证、疟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证、喘证、水肿鼓胀、癫狂、痫疚、头痛、项强项痛、耳聋耳鸣、喑哑失音、齿痛龋齿、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伤、疠风等三十多种病证，为针灸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上述成就，标志着针灸学已由经验进入理性阶段，开始形成一门重要学科。
   九、法医学
　　法医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的成文刑法最早见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可惜均已失传，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颂布李悝《法经》，这是一部集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的蓝本，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李悝《法经》制定的。
　　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法医学，大约就是从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开始出现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秋纪》都记载：“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即当时已有命令理官检验不同程度损伤的规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其中确有不少与法医学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同时出土的《封诊式》明确记载了许多有关法医学检验和刑事侦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我国法医学与刑事技术的萌芽时期。
　　秦律与法医学：1975年末，我国考古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和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
　　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部分，《法律答问》计简210支，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做出明确的解释。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法医学知识。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不同程度的损伤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毁损耳、鼻、唇、指等处以耐刑（是剃去双鬓及胡须的一种古刑法）；拔去须眉，斩下发髻处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体完整去服筑城的劳役）之刑；以针、锥等锐器伤人处以黥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劳役）之刑等，论刑时除了考虑到损伤本身的轻重外，也考虑到凶器的性质，如咬伤与用锥、针伤人的刑罚显著不同，对于使用锐器伤人被认为是情节严重的，秦律有剃鬓及胡须的耐刑之设，又有割人须发得受处重刑的规定，反映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须眉鬓发，说明毁容问题已列为刑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诊式》中提到“诊其痍状”，而在《法律答问》中又专对“大痍”作了解说：“何如为大痍？大痍者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这一解说正是大痍的诊断标准，这是战国时期进行法医学活体检验的又一证据。
　　《封诊式》及其法医学成就：《封诊式》中的“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格式或程式。《封诊式》就是有关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一部书籍。全书共有竹简98支，分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内容有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勘验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法兽医学检验（验牛齿）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质；同时这些内容也是以文书格式的形式出现的。现将其缢死之检验报告译文介绍如下：
　　缢死爰书：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缢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案。”当即令史某前往检验，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东，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项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2尺，尸体头上离椽2尺，脚离地2寸。头和背贴着墙，舌出齐唇吻，二便失禁并污两脚，解索，其尸口鼻有气出，如叹息状。颈部索迹呈淑郁色，不同项处长2寸，其他部位未见兵刃、木棒、绳索等损伤痕迹。房椽粗一围，长3尺，西距地上土台2尺，在上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迹。绳索长1丈，死者身穿薄绸单上衣、裙各一件，赤足。当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将丙尸运到庭院。
　　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当亲到停尸现场，检查绳索悬挂处，该处有绳索通过的痕迹，检查舌出不出，头、足离悬索处及地各多少，有无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绳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叹息状，索迹是否呈椒郁色。通过系绳处试脱头，能脱，再解其衣，详细检查全身、头发内和会阴部。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难走缢死。若死后经过较久，口鼻可无喟然叹息状。自杀者必有原故，应讯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案例，特别珍贵的是对索沟性状的描述，以“不周项”作为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作为生前缢沟的特证，法医检验已达到很高水平。
　　《封诊式》记载了外伤流产和麻风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流产胎儿的检验鉴定方法。
　　在现场勘验方面，一些案例详细记载了现场的方位、四至、停尸处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现场的血迹、足迹、手迹、膝迹及工具痕迹，现场上遗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证等。
　　由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封诊式》就是一部以文书格式形式出现的秦代刑事技术书籍。说明我国古代法医学的萌芽阶段。《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丰富的法医学内容的刑事技术书籍。
　　战国时期的检验制度：
　　检验程序：从《封诊式》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已有一定的检验组织制度，每个案件“爰书”的开头，都有一段作为检验前提的报案，是由基层人员的里典、求盗到县报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县令或县丞命令令史率领隶臣等前去勘验。检验时允许家属和有关的同里人参加共同观看，检验后由令史写出检验报告书，报案加上检验报告书就成为县令或县丞处理该案的依据。
　　检验人员战国时期已有明确分工，如令史：是一县之中的下属官吏，负责进行活体检验、尸体和现场检验，还负责拘捕人犯；医生：参加与疾病有关的活体检验，不参加尸体检验；隶妾：即女奴隶，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由经产的隶妾进行；隶臣：即男奴隶。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
　　其中令史是负责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是刑事警察、侦查员、法医、痕迹检验员的前身。
　　检验报告书：相当法医鉴定书，其内容包括：
　　报案因由：简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别、职务或等级、住址等），因何故前来报案；检验记录：首先注明指派的检验人员姓名、身分，然后详细记录检验的经过，检验的所见；结论：根据检验结果作出结论，要求简明扼要。
　　《封诊式》就是提供检验报告书标准格式的书籍，供检验人员书写检验报告之参考。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5: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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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在春秋时期已产生了一些概念和简单的理论认识，而到《内经》时代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以春秋战国时医家们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当时的自然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脏象学说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三、经络学说

　　四、病因病机学说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一、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形态功能及其与人体其它组织器官相互关系的中医生理学说。
　　脏腑的形态与名称：《内经》之前和各种现存的和出土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尚无系统论述人体脏腑的形态结构者，不过到春秋时期，对脏腑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和虢中庶子的对话中已明确提到了“脏”、“五脏”的概念。并有“胃肠”、“三焦”、“膀胱”等名称，表明公元前6～5世纪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已有所进步,同时“五脏”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当时医家已经注意到了五脏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对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肠（即小肠）、广肠（即大肠）的位置、长度、广度、重量、形状、递接关系等一一具体描述，这无疑是当时实际解剖观测结果的记录；若以所述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为37∶1为例，说明当时的解剖观测是有一定依据的，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内经》对其它脏器形态结构位置的有关描述，无疑都是解剖观测的结果。尸体解剖的实施为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素问·五脏别论》：根据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一胆、胃、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为医界接受，并为后世所遵从。
　　关于五脏与躯体组织器官的关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脾发于鼻，肝发于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文子·十守》则云：“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说明战国时期对五脏与驱体组织器官关系的认识尚处于多说并存阶段。由于《内经》本身的理论比较系统，故逐渐统一起来。
　　《内经》还提出了脏腑相关的理论。它认为五脏六腑虽各有功能，但总体上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其一是认为五脏与六腑之间的表里阴阳相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认为五脏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气血精津液学说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的产主、分布、形态、运行及其机能等的中医生理学说。这一学说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集中地体现在《内经》一书中。
　　《内经》把人体内的一切精微物质统称为“气”。进而又把“气”区分为性质各异的六种。分别称之为“精”（狭义）、“津”、“液”"、“血”、“脉”。据《内经》有关内容可知：狭义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肾精：《内经》认为肾精是由五脏六腑之精气汇集而成，当人发育到一定的阶段，肾精满溢，两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体的基始物质，所谓“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经脉》卷三）。狭义的“气”是指由上焦宣发出来，呈雾露状的、对人体有充养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质。《内经》认为，“气”在人体中是无休止的运行着。《灵枢·脉度》所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灵枢经》卷四）。气的流行不已，才能对身体各组织器官发挥滋润濡养作用。
　　《内经》确立了气血精津液学说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
　　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络学说的重点。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
　　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有人认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脉。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因此大部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5:43:38

四、病因病机学说
　　病因病机学说是关于人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发生、变化机理的学说。中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在春秋时已露端倪，而到战国时则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1、病因学说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天气现象的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关于病因的记载。例如，该书认为外伤所引起的“痉”证是由于“风入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婴儿索痉”是因“产时居湿地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湿邪所致。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伤、毒蛇和其它毒虫咬伤、植物中毒、寄生虫等等。
　　到战国时期，人们对病因认识更为拓宽和加深，已从天气现象、个人生活环境、饮食劳作、生活习惯、精神情志、社会环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的病因学说。这种病因学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韩非子·杨权》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韩非子》卷二，1123页，《二十二子》本）。
　　《内经》对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经》卷七，71页，商务印书馆。）。概括了《内经》病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病因内容主要有天气因素（风、寒、暑、湿、燥、火）、情志因素（怒、喜、忧、思、悲、恐、惊）和饮食起居（饮食、劳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对于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内经》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2、病机理论
　　病机理论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虢中庶子及扁鹊关于虢太子之病病机的论述，涉及到正邪斗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失调。表明对病机的认识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病机学说已具雏型。《史记》同一篇还记载有扁鹊论齐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这是最早的疾病传变论述。
　　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关于疾病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这一学说在《内经》中有集中的论述。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认识到是体虚与外邪共同作用的结果，邪气单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经·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卷九。《内经》还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样的，例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还将人的体质按五行分为五大类二十五小类，并指出了各种类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发病时间。
　　生活环境与人的体质及其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战国时也已被注意到。《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环境及其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性与各方人们的体质及其易生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内经》还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重视疾病的发生与四时更替、月相盈亏等天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仅人之生理机能随天时而变化，而且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也受其影响。
　　关于人体在病邪作用下发病后的病机，《内经》也作了大量的论述，构成这一时期病机认识的主体内容。《内经》对病机的认识不仅涉及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还深入到许多疾病或病证的具体发病机制。关于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内经》详明地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各种病变形式及外在症候表现，如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气机失调、经络气血凝滞、厥逆、十二经是动病和所生病，气血不足、气血逆乱、气滞血菀等等。关于各种疾病或病证的具体病机，《内经》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疟、风、伤寒、温病、两感、肾风、风水、酒风、消瘅、鼓胀、肠蕈、石瘕、血枯、肠蕈、伏梁、息积、痈疽、瘰疬、阴阳交等数十种内外科疾病和病证，这标志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的“阴阳”概念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两种基本的物质之气，春秋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阴阳之气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天象、气候、物侯等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异常。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还着重阐述了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升降出入的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对季节、气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阴阳”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是指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属性相反的两类事物，或一个事物中属性相反的两个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进退、动静、生杀、强弱、明暗、寒热等等，《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高亨《周礼注疏》卷五·544页，齐鲁书社，1979），即是对阴阳属性的表述。由于阴阳属性是相对的，故而在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又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文子缵义》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页），即表述了这一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这两段话中的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即是按五行将味、色、声、节各分为五种以入五行之类，五行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五行相胜理论在春秋时也已产生。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水胜火”（《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火胜金”（《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可以为证。
　　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吕氏春秋·应同》所载邹衍“五德终始”论中提到了“土气”、“木气”、“金气”、“火气”、“水气”，这便是五行之气的概念。从邹子的“五德终始”论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气与五行归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之气分别支配着相应的五类事物；五行之气也有五行相胜关系；五行之气按相胜之序递胜（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另一个进展是明确了五行主时和五行方位的理论。
　　阴阳的概念在医学中应用较早。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即有阴气和阳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阳缓而阴急”（《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59）。“破阴绝阳”等语，既有表示属性的“阴阳”，也有表示物质之气的“阴阳”，表明在春秋时期阴阳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礼·天官冢宰》医师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养其死生（《周礼注疏》卷五，见《十三经注疏》，666页）之语，这显然是运用五行概念来归类，以诊断疾病的指导疗养，所以五行概念应用于医学当在《周礼》成书之前。
　　《内经》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例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发挥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诸子著作对五行主时只论及五行所司季节和日期，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五行主时落实到时辰，为建立和发展医学理论服务。
　　《内经》中的阴阳概念也包括物质之气，即阴气和阳气。基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内经》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与天地阴阳二气呈同步一致的消长变化，认为人身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应。脉象是人体气血阴阳状况的表现。脉象应四时阴阳即意味着人身阴阳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素问·脉解篇》还根据一年中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规律及其变异来解释各月份人体易产主的病症，认为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完全时应相符。阴阳二气失调，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内经》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归类和五行之气两种意义，《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五行进行了归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表（表3－2）：

五行

五时

五方

五色

五音

五味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体

五邪

五畜

五谷

五志

五声

木

春

东

青

角

酸

肝

胆

目

筋

风

鸡

麦

怒

呼

火

夏

南

赤

徵

苦

心

小肠

血

脉

热

羊

黍

喜

笑

土

长夏

中

黄

宫

甘

脾

胃

口

肉

湿

牛

稷

思

歌

金

秋

西

白

商

辛

肺

大肠

鼻

皮

燥

马

稻

忧

哭

水

冬

北

黑

羽

咸

肾

膀胱

耳阴

骨

寒

彘

豆

怒

呻

　　《内经》上述五行归类的理论意义在于运用五行学说来推求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生命现象之间以及脏腑与体外事物之间的同类相区，五行相克和相生的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和养生治疗理论。　　
　　《内经》的这一理论虽然失于机械，但它注意到了人体机能活动有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与天地总体变比节律有统一性并影响到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内容的。

飞翔 · 发表于 2009-6-22 16:14:50

是连载吗。。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0:23

第六节军事医学

　　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二）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1:04

第七节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五色》、《脉经》等。说明在《内经》之前已有许多种医书流传於世。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1:40

第八节医家传记
医缓
医和
医呴
文挚
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一、医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二、医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三、医呴
　　医呴,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呴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呴治之，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呴应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

　　四、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2:27

秦汉时期医学
第四章秦汉时期医学

　　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继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进一步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但因其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劳役，很快在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袭秦制，但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所谓“无为之治”，使人民“休养生息”，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财富积累，人口大增的局面。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影响到东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其后，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复古”为名挽救统治阶级的危机，结果招致改制失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25～220年）。
　　秦汉时期的经济，北方发展比较快。齐水渭水间的黄河流域，是当时全国经济的中心。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先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国内交通的进一步开凿，丝绸之路与东南海运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内外交流。全国人口从秦代两千万到两汉达到五千多万。
　　汉代官方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形成“经学”。在经学内部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的斗争激烈。经学的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从战国至秦汉，齐燕一带方士很多。秦始皇、汉武帝、都迷信神仙。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派侯生和卢生访求仙药。汉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终未得到。这些失败并未导致神仙思想幽灵的消灭，而是以变态形式逐渐演化，方士的活动与医药和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西汉时，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遂传入内地。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道教，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尊《道德经》为经典。道教的修练方术有守一、行气、服食、房中等，与医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体的运行情况。《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日斑”（太阳黑子）。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后来，刘歆作三统历。东汉时天文学家已认识到日蚀的原因，刘洪撰“乾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后世的历法部是基于上述历法而发展起来的。气象知识的积累，有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学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蚕桑，温泉温室的利用，对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数学、物理学、炼丹化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医药学不断提供理论知识和素材。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第一节医事制度

第二节卫生保健疾病预防与尸体保护

第三节药物与方剂成就

第四节临床各科成就

第五节医史研究和文献整理

第六节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第七节早期的医药交流

第八节军事医学

第九节医学著述

第十节医学家传记

第一节医事制度

　　秦王朝在其政权建设中，比较注意从其他诸侯国和前代医疗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医事制度。虽然秦王朝历史不长，但影响深远。
　　一、秦代的医事制度
　　在秦朝的国家机构中，少府为九卿之一，在少府下设六丞，《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秦始皇上朝，常有“侍医”捧药囊随行，奉侍于帝侧，以备急需。太医不但负责中央官员的疾病诊治，而且掌管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当时各地都设有医长，对太常、太医丞负责。药府中的药长主持药物之事，设有药藏府储存药物。
　　二、两汉医事制度
　　汉代的医官中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丞，隶属关系上分为两个系统：
　　太常系统。“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令丞。”（《汉书·百宫公卿表》第七上)。当时的太医令丞，相当于后世太医院使，其内部有分工，负责与管理方药者各司其职，管理方药者又有典须方药和本草侍诏之分。典领方药侧重于方剂的研制，以供宫廷方药之需。而本草待诏则主要为皇家采集各种药材，这些人不象典领方药官职稳定，用着时被征诏上来，又随时可能破裁减。
　　二是少府系统。“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等令（《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少府太医主要为宫廷医疗服务。在少府太医令丞下，属官和医药人员有：太医监，多由有权势的医生充任，汉昭帝时权臣上官桀，其“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汉书·孝昭上官皇后》）。汉代的侍医，沿袭秦制，主要为帝王皇室和诸侯王诊治疾病，相当于后世的侍御医。《汉书·王嘉传》中的侍医伍宏，在”董贤传”中称“医待诏”，为同一职称。女侍医、女医、乳医，在宫中主要为皇后、公主等服务，诊治妇产科疾病。
　　诸侯王府的医政仿照中央，如西汉同姓诸侯王府，济北王有太医高期、王禹；齐王有侍医。另外，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医方者。王府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医生，派人去名医那里请教、或拜名医为师求学深造。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医药的设施。例如西汉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学习《脉经》、《五色诊》等达两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药简帛书，为西汉时之一例。
　　地方的郡、县、乡、亭四级机构中，有关医事制度的可鉴史料较少。在县级政权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医检验组织。亭一级设专门掌营“开闭扫除”（《史记·高祖本纪》集解，见马非百《秦集史》第49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事务的亭父，由此可想知在郡、县，乡级的行政机构中，也会有掌管或兼管医药卫生之官吏。下层人民“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主父偃传》）。“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晁错传》），缺医少药是显然可见的。
　　新莽时期设有太医尚方。史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
　　东汉时期撤消了太常系统，只在少府中设立太医令丞一人，六百石，掌诸医。下属医生293人，员吏19人负责诊疗及有关事项。此外，还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分别掌握药物和医方。
　　宫廷中从事医务的人员还有：太医、侍医主要从事医疗工作；尚药监、中宫药长和尝药太官，主要从事药物的修和调试。“宫中药长一人，四百石。”（《后汉书·百官志》）。从东汉章帝、和帝以后，宫中官制设置扩大，增设的尝药太官之职，主要负责尝药。东汉时期侍疾尝药由专人负责，所尝药量要超过该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且尝药不仅限于尝药监一职。《后汉书》载“（帝）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后汉书·礼仪下》）
　　宫廷中所需药物，一般从全国各地入贡。汉代各郡国每年要问宫廷贡献地方的名贵药材。对某些欠缺药材，太医令丞要及时派员采购。顺帝时皇太子因病缺药，朝廷即派人“下郡国县出珍药”。（《后汉书·延笃列传》）。东汉朝臣也配有医官（相当于保健医生），除大鸿胪五人官医外，廷尉、卫尉、太仆、宗正、大司农、少府也各有一名官医（《后汉书·百官志》）。
　　东汉的医官制度较西汉完善，增设了一些医药官职，地方医事不再由中央直接管理，而由地方负责。在诸候王国中设“医工长”，以”主医药”。（《后汉书·百官志》）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
　　汉代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官医的服务对象重点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但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汉书·龚胜传》），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一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郊祀志》），官医除了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东汉京兆尹陈龟派官医为平民治病。东汉时会稽发生大疫，督邮钟离意派官医“经给医药，所部多全济。”（《后汉书·钟离意列传》），孔融在《肉刑论》中说“置南甄宫使者，主养病徒。”桓帝建和三年诏称：“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后汉书·恒帝纪》），又据洛阳南郊出土的东汉范雍砖志所记：“右部无任勉刑，颖川颖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即是让满刑的病徒继续在刑徒区接受治疗。
　　汉代的医疗机构已逐渐形成。西汉时的“乳舍”，相当于产院。据《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并且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掖庭令属下有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此相当于妇科诊疗室。
　　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元嘉元年（151）京师疫病流行，朝廷派光禄大夫与太医巡视疫情。在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些临时防治疫病的组织也难以设置。
　　三、秦汉医事律令
　　云梦秦简入土于公元前217年。其中记载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给以口粮，而无医疗待遇，倘若小隶臣病死，疑为由主人处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见《文物》1976年第6～9期。下面关于小儿的律令同出该报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应将检验文书呈报官府论处。凡官府要买的奴隶，必须经过令史对其进行体检后，无病者方可论价买之。看守官府的残疾人逃亡而被捕获，与因公致残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样，由官府予以处罚。
　　秦始皇时，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但明文法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在焚烧之列，使得医药书籍得以在社会上保存和流行。汉代广开献书之路，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曾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书。
　　汉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情况。对于为帝王治愈疾病的医生，往往赐以重金。“（汉）武帝时，医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汉书·外贼传》）。又如“上（刘邦）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汉书·高帝纪》）。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3:01

第二节卫生保健、疾病预防与尸体保护

　　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据徐坚《初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亦有多处记载。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太平御览》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疾病传播。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渴鸟”，用以喷洒路面。”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219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703唾壶），可见，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具体方法的论述。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引书》是古代导引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二、疾病预防
　　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三、尸体处理与防腐技术的发展
　　关于人死后尸体处理及防止尸体腐败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索的悠久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明。其技术约有：
　　1、用酒沐浴尸体：人死后的沐浴，我国历来的丧葬制度是很讲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和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不但自觉达到清洁卫生，而且由于用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觉地达到了尸体的消毒，沐浴和酒对防腐有着重要的意义，对防自溶有一定的价值。
　　2、停尸床下设冰盘的处理与防腐：尸体沐浴后，为了防止腐败以应瞻仰，周代已广泛应用了冰冻处理的办法：“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据推算处理一个帝王尸体约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防腐败、防自溶的效果。
　　3、新衣、被的缠裹尸体：《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丧大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袭衣十有九称就是给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20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4、薰香处理与尸体防腐：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5、汞、砷与酒精处理与尸体防腐：中国古代应用水银、汞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等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地下经历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虽略差一些，也是经过两千多年而躯体内脏基本完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168号汉墓的大量棺液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两者均有较大量的棺液浸泡。棺液中硫化汞等在两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一女尸和男尸组织甚至毛发均含有较高的汞、铅等，其来源不能忽视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细胞内外汞、砷的沉积也会对活细胞起到固定的作用。该尸体所以能保存两千多年，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
　　6、棺椁处理与尸体防腐：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看，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50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1,500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7、墓穴与尸体防腐
　　墓穴，古称窀穸，对防止尸体腐败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气息。如“墨子葬法……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幽公冢”、吴芮冢都是古代发掘中足以说明强调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椁、随葬品、尸体保护的例证。马王堆一号汉墓为土坑竖穴，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部达20米。而三号墓其深为17.7米，虽然地处条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却有很悬殊的差别，三号汉墓墓主不存，而一号汉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号比一号汉墓浅三米恐怕不无关系。深埋还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
　　椁围填充：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约在公元前600年前，椁围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左传·成公十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孔颍达《正义》引刘炫说：“用蜃复用炭”。蜃炭，系蚌蛤所烧的灰炭。或作蚌壳灰与木炭两解。《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的明显作用。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紧密与否，也与棺椁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关系，而填土之能否夯打紧密，又与填土的质地息息相关。粗砂土很难夯打紧密，也难以阻止夯打层内、外的通漏性。而白（青）膏泥越细腻，每夯打层越薄。则夯打也越紧密，阻断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达到。
　　8、火坑墓与尸体防腐
　　火坑墓并非丧葬时所预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时间后打开墓穴（椁外填充层）时，由内冒出某种气体，遇火即燃烧。因为这样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们称之为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憧于夭，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王充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据分析，这种燃烧很可能是由椁室冒出的沼气（由厌氧菌产生）引起的，沼气之类的混合气体大量产生，从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长，特别是需氧菌的繁殖生长很快被阻止。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由于未经消毒处理，在有氧的情况下先行腐败化为乌有，而女尸则由于有传统的香酒洗浴和诸香熏蒸消毒。在有氧情况下的时间里，其肌肤组织等尚能对抗避免由微生物繁殖而引致腐败。但当果品、食物等发酵耗氧越来越多使椁室基本缺氧或造成无氧环境时，女尸的腐坏自溶过程停止，进而完全终止，这就成为女尸历经两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
　　尸体防腐在我国古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论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得到充分的论证。例如:
　　元嘉中（438年）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囊公冢（按：齐襄公死于公元前686年），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
　　“愍帝建兴中（315年），曹嶷发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魂黄初末（226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按：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冢，广逾六十八丈。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年），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吴景帝时（258～262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枢转开合，四周缴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藉尸。兵人带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晋义熙九年（413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按：公元327年，卞壶被杀）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尸体：“女性，身长1.45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且有肌组织存在。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骨组织。……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的”。
　　1973年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男尸体：“身长1.657米，体重52.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无一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恼神经几乎都能辨认。脑髓尚在，重达970克，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内脏保存也很好。……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由上可见，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见的水平。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3:30

第三节药物与方剂成就

　　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神衣本草经》等反映的药物成就
　　《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
　　《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2＞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3＞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4＞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
　　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等等。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二、丹药、石药
　　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三、《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在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治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4:07

第四节临床各科成就

　　一、伤寒的研究、总结与发展
　　秦汉及以前的“伤寒”概念几乎是温热病的同义语。它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径》有了长足进展。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的医家必须重视时该病的研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热病治疗的论述。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此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当时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一）《伤寒论》的伤寒概念与理论渊源
　　《伤寒论》中伤寒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对当时外感热生病的总称，包括有狭义伤寒、中风、中寒、风温、温病、奔豚、阴阳易、霍乱、痈脓等。在六经辨证的原则下。对每一病部提出了具体的理法方药。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现确有据可寻的有《内经》与《难经》。仲景是在深入钻研《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认识与治疗伤寒全过程中，并且结合后世的经验与本人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伤寒学说。
　　《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内经》以正气为本的思想。他强调：“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育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发病后，正气的强弱可决定伤寒的发展转归，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在治疗中他极其重视顾护正气。
　　对于伤寒的病因，仲景仍从《内经》、《难经》，以外感风寒立论。但对感邪之后的变化却分析得十分细致，自成体系。此外，散在于《内经》、《难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及各种治法；在《伤寒论》中也得到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体现。
　　（二）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系统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与经络、脏腑、八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的证候表现，转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必须指出，《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与中医经络学说中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有区别的。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仲景的六经辨证系统也不象后世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系统那样有着明确的“层次”与“阶段”的含义，三阴三阳病之间并不一定依次逐一传递。
　　（三）因证立方、见证用方的论治原则
　　《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相当灵活。三阴三阳每一病都可有多种不同的证候表现，而同一证候表现又往往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然而，《伤寒论》中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却是相当肯定的。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的限制。例如，不论是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还是厥阴病，只要有寒热往来，胸胁满或痛、呕等证，便可用柴胡汤。由于《伤寒论》中方与证有着这种对应关系，从仲景本人开始，就有将某方的适应证称作某方证的情况，如桂枝证、柴胡证等，后世就更为普遍。
　　应当说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阳病之柴胡证“身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与阳明病之柴胡证“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显然是不同的。可以说，辨病的作用在于认识疾病的过程与体内邪正双方的斗争，以决定治疗方法，探测疾病发展的趋向。辨证的作用是决定具体处何方，用何药。由于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便于医生临症掌握好原则规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视，形成为中医临床的一个特色。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2 17:06:20

二、内科

　　秦汉时期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淳于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诊疗水平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尤其辨证论治思想的确立与运用，使内科杂病的学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在具体病证的认识上，对虚劳、肺痈、痰饮等辨证论治均有了比较系统阐述的病例。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等是这一时期与内科杂病有关的重要医学文献，尤其后者对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诊治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在内科杂病方面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一）淳于意“诊籍”中的内科杂病病案
　　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所记以内科杂病居多，有风蹶、热蹶、风瘅、疟、风瘅客脬、迥风、沓风、热病、中热、痹、肾痹、气鬲、气疝、涌疝、牡疝、肺消瘅、肺伤、伤脾气、遗积瘕、蛲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最多。如“痹（肝肿大）”一案，淳于意为齐王诊病，记录了“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还有“涌疝（二便闭结）”，“风瘅客脬（二便难）”，“迥风（急性腹泻）”等案，在认识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瘅”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医案。案中不仅记载了病因、证状及治疗经过，并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
　　（二）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与内科杂病
　　春秋以前，临证医学基本上还处在朴素经验的阶段，治病以单味药物为主。尔后《内经》的出现，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两书中所载医方，几乎全是复方，其中已孕育着辨证施治的雏形。从单味药到复方，从朴素的经验到复方配伍理论的形成以及复方的广泛应用，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
　　《金匮要略》是医学史上第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专著，它集中地展现了当时在内科方面的临证水平。书中按每类疾病的共性进行分证，重点阐述了痉病、中风、历节、虚劳、肺痈、咳嗽上气、胸痹、积聚、痰饮、水气等近30种病，为后世治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还最早确立三因致病的病因学说，丰富了内科杂病的病因学说。《金匮要略》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运用了脉证合参，发展了诊法，从而在内科杂病方面确立了脉证并重的诊断原则，提高了内科的诊断水平。该书保存了大量的有效方剂，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沿用。同时，该书对内科急症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如对痉证、中风、历节、暴喘、胸痹、腹痛、急性出血都有比较实际的认识，而且提出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张氏所记载的急救方法，如救治自缢的抢救技术——人工呼吸法及注意事项与现代方法从基本理论和生理、解剖要求没有两样，这是十分突出和难能可贵的。又如救卒死用薤捣汁灌鼻和救溺死方，在东汉时期应当说都是很先进的创造。
三、外科、骨伤科与皮肤科

　　（一）外科的发展
　　在秦汉时期除《汉书·艺文志》仅存目之《金疮瘛疭方》30卷外，尚无外科之专著，在医事制度上也无疡医之设立，只是在民间却成长了一代外科巨匠——华佗。
　　在淳于意《诊籍》的25个病案中，有一例论及肠胃间生疽之诊断依据和所作预后判断。张仲景以伤寒证治而闻名，但他在外科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对杂病的论述中。例如：张氏对肺痈（肺脓疡）、肠痛（阑尾炎）以及良缢、溺死等急救技术等。《金匮要略》之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外科专篇，该篇首先论述了化脓性感染的脉证特点以及诊断要点后，即比较正确的叙述了肠痈的证治。指出：“肠痈之为病……此为肠内有痈脓”，“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张仲景所论述的肠痈，应当说主要是指阑尾炎而言的，他对急性阑尾炎之发病，是否化脓的鉴别诊断方法和不同的治疗原则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响至今不衰。还应指出：张氏所说“阴吹，……甚或簌簌有声，如后阴（肛门）之矢气状。”可能是对阴道直肠瘘的最早描述。张氏还叙述了刀斧伤等金疮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皮肤病（疥，黄水疮）的治疗方药等。
　　关于急救技术，张仲景在杂疗方篇对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进行了叙述，尤以救自缢、溺死技术叙述较为具体。例如：急救自缢强调“徐徐抱解，不得断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此法最善，无不活也。”张仲景所记述的人工呼吸法抢救自缢的医疗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甚符合人体之解剖生理原则，该术在历代医学的发展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溺死，张氏用“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还有救中暑、堕马筋骨折损以及禽兽毒虫伤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内科医生也都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急症救治技术。
　　1972年，甘肃武威地区发掘了一座汉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龄医师，在其随葬品中，主要是一部医学笔记性著作，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其次还有鸠杖、五铢钱……等。该书涉及外科之内容较丰富，例如：泌尿系结石等，其内容与《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论“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药治之，……病即愈，石即出。”此外，对麻风、久创、烫火伤、冻伤、狗咬伤、卒痈等均有所论述，丰富了外科的治疗经验。
　　华佗以其在发展外科上的杰出贡献，被历代医家尊之为外科鼻祖，其影响涉及国内、外。华佗在外科上的贡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即麻醉术与外科手术。
　　关于麻醉术：秦汉时及其以前医家已相当普遍的运用酒服某些药物用于金疮等外伤的止痛。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所述：“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一医疗故事在秦汉前虽然并非事实，但其所用“毒酒”，显然是一种有着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可以使二人达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须指出，即是小说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剂使人醉倒的实践经验积累为依据。这里姑且不谈换心手术有否可能，但这一故事却生动说明，那个时期进行外科手术曾运用毒酒作为麻醉剂的历史事实是存在的。
　　《三国志·方技传》首先记述了华佗。在论述其外科成就时指出：“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腹腔肿物）。《后汉书》在其相似的记述中。则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背，抽割积聚”。一为“如醉死，无所知”，一为“既醉无所觉”。显然陈寿与范哗所据为同一史实，参看《列子》及医学文献所记，大体可以肯定我国最晚在秦汉时期已成功的将酒以及其他药物用于外科手术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美国拉瓦尔提到华佗在发明麻醉术时说：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来的。因为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种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华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组成药物已不可确知，然据近现代学者考证，包含有曼陀罗、乌头等，其麻醉效果也已为现代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所证明。酒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麻醉剂，它已有古代和现代大量临床应用的经验和理论为依据。从这点来看，华佗的外科手术在当时确已有了比较理想的麻醉术。
　　华佗的外科手术。《三国志·华佗传》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在论述这两个外科手术下例时，谓“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较，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关于术后护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关于预后，两书均强调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从史书记载仍然可以辨出术名和简单的手术方法和步骤。从此时的人体解剖知识水平，有效麻醉术的应用，以及两书提供华佗曾进行这些手术的史实资料，再参考当时其他医学家曾进行过的手术，综合分析其可能性应该说是肯定的。虽然国内、外也有个别学者提出怀疑，他们不作历史分析，只是主观认为此时作这样大的手术是不可能的，或无法否定这些手术的可能，便更为离奇的说：华佗不是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必须清理本世纪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响。
　　除上述外科手术事例外，华佗还有一例剖腹手术记录。《三国志·魏书》载：华佗诊治某“君病深，当破腹取。”“遂下手，所患寻差。”虽然记录过简，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术。但由“当破腹取”可知为剖腹摘除术之类，这些例证也可以给上述的腹腔肿物摘除术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陈寿距华佗死时约半个世纪，他在记述了华佗种种外科手术事例后，颇有感触他说：“佗之绝技，凡此类山，”也足以证明影响之大。
　　华佗运用保守疗法成功治愈肠痈也值得注意。如“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出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一年便健。”华佗还告诉病人愈后可能复发，要求患者注意自养，并带有药散以备发作时治疗。五年后一直强健的李成，肠痈发作，但因药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无药而死”。这一病历说明华佗治疗外科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骨伤科的发展
　　秦汉时期骨伤科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表现在骨伤科疾病外科手术、方药治疗、按摩导引及针灸治疗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麻醉药使病人麻醉后，为一例膝部患疮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关节结核）的病人，进行了死骨剔除术，这是病灶清除手术在临床运用的例子。
　　《神农本草经》已记述有主治创伤折跌强筋以及金创死肌的药物40种，治痈疽药50多种，治各种痹痛、腰痛的药达60多种。此期从对症用药发展到审因组方，治疗效果也得到提高。
　　导引和按摩疗法：从考古发现西汉时的《导引图》，可知当时导引的具体方法。从这些图所示治痹、厥者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运用锻炼腰背肌及关节的功能以治疗腰痛和关节痹痛。华佗认为导引练功能使“血脉流通”，“并利蹄足”，强调“引挽腰体，动诸关节”的意义，这种认识和方法，明确了导引练功对运动系统的作用，对骨关节疾病的治疗和保健康复有价值。
　　针灸和药熨疗法：华佗善灸治腰痛，“有人病两足，不能行，辇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不复需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斜）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灸创愈即行。后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华佗在运用“下病上取”的原则，采用《内经》夹脊穴，疗“脚擘不能行。”在治疗腰背、腰腿痛方面获得显著疗效，后世称之为“华佗夹脊灸”。《治百病方》用当归、川芎、丹皮、桂、漏芦椒等药和酒煮。“背痛者卧药当出血久瘀”（瘀方），也反映了汉代的医疗水平。
　　（三）皮肤病认识与治疗技术的提高
　　秦汉时期，皮肤病治疗学有所进步，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中，有12枚木简和86号木牍涉及皮肤病，有治疗痈、痤、溃疡、瘙痒、大风（麻风）等，从“治百病膏药方”、“治千金膏药方”等简及86号木牍“大风方”中可以看出，不仅载有病名，还记述若干病状体征，所用药物的剂量、制备和使用方法；甚至还提到经治后的转归。其治法较《五十二病方》有所进步，如以药膏外敷治疗疮痈就相当高明：多层涂药，中央留孔，既促进炎症局限以至消散，又利于脓液引流，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与现代常用之鱼石脂饼换药法类似。对于麻风病，战国晚期秦之基层医生已可作出正确临床诊断，并对患者实行隔离（疠迁所），到汉代则可以有效复方治疗。木牍治大风方之疗效按其所记能使毛发皆落达到“随皆复生”，“随折复起”，麻木之“不仁皆仁”。上述治疗思想及其具体方法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无名医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也开辟了尔后皮肤病治疗学继续发展的先河。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述的辩证论治理论和原则，同样奠定了皮肤病临床治疗的基础。如《金匮要略》首载：“浸淫疮（相当于急性湿疹），黄连粉主之。”为后世医学家论述和提高奠定了基础。该病是皮肤科常见多发病，张仲景所述及黄连粉主治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明。又如以蛇床子粉、苦参汤治疗阴部及粘膜部位疾患等，至今沿用不衰。
　　狐惑（类似于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张仲景首先载述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之中：“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并设有甘草泻心汤、苦参汤、雄黄熏药及赤小豆当归散依口腔、前后阴、面目等局部和全身脉证状况，分别内服、外用辩证施治。现代医学的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系土耳其皮肤病学家白塞氏（Beheet）于1937年提出，并被公认为一独立疾病，故又名白塞氏综合症。我国1932年也有此种综合症的报告，并认为白塞氏病类似于我国汉代张仲景所述之狐惑病。
四、妇产科

　　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49:28

五、小儿科

　　这一时期，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和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诊治均有一定进步，并出现小儿科专著。
　　西汉淳于意曾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这是一例小儿消化不良的病案。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一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此外，张仲景弟子卫讯（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三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
　　在病因方面，除了强调饮食因素之外，还重视先天禀赋，如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认识到先天因素与后天体质强弱、寿夭有一定关系。
　　与上述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六、五官科

　　早在《荀子·非相》中，就有“尧舜参眸子”之说，《史记·项羽本纪》又有“项羽亦重瞳子”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有关瞳孔异常的最早记录。《淮南子》“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说明汉代对五官科疾病，已进行手术治疗，并对其适应症有明确的规定。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未专论眼病，但在叙述全身病症时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症状，如眼部肿胀、目色异常，目外形的改变和目眩目瞑等多种自觉症状。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目赤如鸠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变与咽喉、二阴的溃疡和全身症状联系起来，命名为狐惑病，与现代医学所称之“眼、口、生殖器综合证”（又名白塞氏综合证）很相类似，书中提出的清热、解毒、除湿的法则，至今在治疗该病时仍有效。
　　《伤寒论》少阴篇中论及多种咽痛，按阴虚、客热、痰火郁结、风寒兼痰湿阻络等不同情况辨证，列有多种方药，其中桔梗汤是治疗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证方法，对后世启迪颇大。《金匮要略》最先记载“妇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其所用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该书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滴鼻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七、口腔科

　　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腔、牙齿之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瓠犀”，即指牙齿要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龃龉，咬合不齐者病之为龊，排列不正者称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均视之为病态。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除强调饭后漱口等外，此时尺有剔除齿缝间食物残渣的习惯。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其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尖。研究者考证认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扫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发现的金制小杨枝，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2）：23－24，1981）。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关于砷剂失活牙髓技术，东汉张仲景已首载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其处方为“雄黄、葶苈，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其中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砷。明代《本草纲目》也记有用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砒霜为自然砷。该法所载用药量及失活时间，并要求来日取出都是较科学的。美国的斯普纳（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剂失活牙髓，该技术到今天仍是临床所常使用的。
   八、针灸科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
　　华佗亦长于针灸。史载：”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或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拔针，病已行差。”形象他说明了针刺是否得气和疗效的关系。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张仲景对针灸亦有独到见解，以伤寒为例，发热恶寒，……，寸脉浮紧，大渴欲饮，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门；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热除脉迟，身凉下满，……，亦宜刺期门。在69条有关条文中，以刺期门主治为最多，张仲景在针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如针刺与温针、烧针、艾灸等，并各有比较明确的适应症。如所论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专篇论述针灸的忌宜，成为张仲景针灸学说的又一特点。

九、法医

　　秦汉时期迄今未见流传下来系统的法医学资料，但文献中有几个在法医学史上值得称道的事例：
　　1、窒息死动物试验王充（公元27～约97年）最早提到窒息死的动物试验：“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隔，息不得泄，有顷死也。”（王充《论衡·道虚篇》，卷7，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雷击纹的发现王充在其《论衡·雷虚篇》中首先指出了雷击纹是雷击死的指征，并对其成因作了朴素的解释：“夫雷，火也。火气剡人，人不得无迹，如炙处，状似文字。”同时还指出了雷击所致的其他烧伤征候：”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
　　3、诈病的诊断与治疗张仲景最早提出一种诈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眄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
　　4、铁钉钉进头部致死例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头部刺创。他杀多见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杀多见于精神病患者，现今各地仍时有所闻。最早的案例见于东汉，严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披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0:06

第五节医史研究和文献整理

　　一、《史记》中的医家传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作者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书中对汉武帝以前有关名医的传记、医药史事、医籍文献等都有所反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名医扁鹊和西汉医家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之先例。
　　关于扁鹊的事迹，从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社会上流传很广，司马迁选用了扁鹊的3则医案。这三则医案即辨赵简子昏迷、虢太子尸厥、扁鹊望齐桓候之色等，虽然简短，但寓意深刻。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史记·仓公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记载有失误、死亡的案例。所治的病人有王公贵族，也有贫民奴婢，从涉及范围看包括了临床各科，在诊疗方法上反映了淳于意在临床上脉证合参、针药并用等特色，在医理方面，淳于意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在淳于意的传中所反映的学术内容、史料的真实性方面，超过了扁鹊传。
　　《扁鹊仓公列传》的首尾部分，主要介绍医家的生平事迹和师承关系。这无论在两位医家传记的写作上，还是在他们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虽出身地位低微，但他们学有师授、四处行医，随俗为变，把原来十分神秘的医学单传方式变为公开带徒多人的教授方式，避免了医术的失传，反映了早期医学私学传授的情况。
　　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表述了这两位名医高尚的医德，如淳于意在被诏问诊病决死生能否完全无失误时，他回答说：“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主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种谦虚求实的精神，难能可贵。
　　《扁鹊仓公列传》，是现存最早的医学家传记，司马迁对医学家的姓名、籍里，生平事迹、治疗疾病的医案，成功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师承关系等等，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出色的总结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更进而论述了当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以及科学的指出“六不治”思想，对医学的发展有着指导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为历代医学人物之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医药文献的整理
　　秦汉时期对医药文献的整理，以国家组织人力整理为主，同时也有个人零散的研究整理工作。
　　在秦始皇时期，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记》）。说明当初秦朝对图书是比较重视的，并有可能对缴上来的和国家藏书试图进行鉴别整理，其中当包括医药书籍。秦始皇下焚书令时，明确规定医药书籍不在焚烧之列，因而使秦代及其以前的医药书籍得以保存。
　　刘邦进入关中时，萧何等人首先将秦朝丞相府的图书、档案保存起来，后来楚霸王入咸阳大肆焚烧，使秦代重要的图籍包括医书在内，遭到一次严重的毁灭，西汉统一，“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往国校方伎。”刘向将所校的书摘录其要旨，撰《别录》20卷，这部提要性的目录学《别录》并未完成，刘向病逝后，汉哀帝令刘向之子侍中奉东都尉刘歆继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名《七略》，以奏朝廷。这是西汉时期一次由官方组织人力进行的校书。
　　《七略）已失传，其中《方伎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较全面的收录。将方伎类书目分为4种：
　　（一）医经。“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书目有：《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共7部，175卷（原书谓216卷）。
　　（二）经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固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夫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知也，书目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17卷，《金疮瘛疭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共计11部，288卷（原书统谓274卷）。
　　（三）房中。此类基本是性医学内容，也涉及男科、妇科等。房中书目有：《客成阴道》26卷，《务成子阴道》36卷，《尧舜阴道》23卷，《汤盘庚阴道》20卷、《天老杂子阴道》25卷，《天一阴道》24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房中共计8部，191卷。（原书谓186卷）。
　　（四）神仙。“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其中包括有导引、气功、按摩、炼丹、服食芝菌等养生保健的内容，神仙类的书目有：《黄帝歧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22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泰始杂子黄冶》31卷等。共计10部，181卷，20篇（原书谓205卷）。
　　秦汉时医药卫生书籍，托以上古传说中的圣贤、医人和神话人物者较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此为这一时期医书名称的一个特点，秦汉时期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大批书籍（包括医书在内），后经“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隋书·经籍志》）
　　汉代小学的发展也促进着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尔雅》是中国最旱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古名作了解释。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作为一本启蒙书，叙有百余种可入药的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名，70多种疾病以及卫生知识，以七言歌诀的格式来记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东汉时，一些学者在注释经史中，涉及不少医学内容，如郑玄注《周礼》、《周易》、《寺经》等。高诱注《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上述种种虽然不是医药学专著，但在众多医药卫生专著散佚的情况下却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医药卫生知识在文人学士中已得到普及，这也可以反证其时医药学发展的水平。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0:38

第六节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1:12

第七节早期的医药交流
　　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第231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后汉书·于阗国传》）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1:42

第八节军事医学

　　秦代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秦王朝的军队有皇帝警卫部队、京都卫戌部队、边防戍守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种。秦朝军队的兵种有步、弩、车、骑之分，并建立了水军。汉代兵制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西汉的军队分中央军和郡国兵两部分，兵种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车士（车兵）及楼船（水兵），此外，还建有楼船材官，水陆均能作战。东汉的军制基本上和西汉相同。
　　自战国至汉初铁兵器渐盛，这时农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铁器，惟兵器尚兼用铜。秦代长兵无异于战国。惟铁兵较多，至东汉时兵器才普遍用铁，进而发展为钢兵。有炼至百辟者，刃口锋利，汉王朝专门设置少府官员负责兵器制造，严禁民间私藏及私造武器。
　　一、军事体育训练
　　汉代重视军队的校阅和训练，每年秋后京师以至郡县都进行大校阅，大讲武。校阅以射为主，再加试其他技术，如骑、乘、刀、矛等，有时还有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察士卒的训练程度及材力，平时对战士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以达到提高士兵身体素质及作战能力为目的。
　　（一）、蹴鞠、角抵、手搏
　　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战国时的民间娱乐活动，在齐、楚等国相当流行，至西汉时，蹴鞠发展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之一。刘向《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因此《汉书·艺文志》将《蹴鞠》25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类中。汉初，在战争较少时，军队普遍用“蹴鞠”练兵，提高士兵的体质、速度、耐力与反应的灵敏度等，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宫苑内的“鞠城”和“三辅高官”的蹴鞠地，是南、北军练习和比赛蹴鞠的场地。汉武帝时蹴鞠仍作为军中训练的项目之一。《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都载有汉军在塞外行军宿营时，在缺粮的情况下，“仍穿域（修理场地）蹴鞠”，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间武术技巧，也都成为军中的训练项目。如甘延寿因在校阅中手搏表演成绩优秀，而被提升为期门郎中（《汉书·甘延寿传》）。
　　（二）弓矢与骑射
　　材官（步兵）的训练，以发矢为主。《汉律》记有“蹶张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强弩而张开，骑士的训练重在骑射。弓弩因而成为汉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各级军队中都设有掌管教练和考课射法的军官——仆射，边防部队每逢秋季，要对边塞的“侯长士吏”普遍进行一次射法考试。考核的方法，据居延出土汉简记载，每人试射12支箭，中靶六箭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处分；超过六箭的有赏。一般“赐劳”十五日，根据“劳日”总数，赐钱、赐爵或提升。
　　二、汉代边防军的医疗设施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汉书·晁错传》及《西汉会要》卷59）。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后世如唐的“折冲府”和宋的“驻泊军”中，也都设有这类军医。
　　三、战时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汉代在战场运输工具中备有辇（用人推挽的车）和车。《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单于战于浚稽山，由于单于兵众，“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二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其时间与居延出土之“折伤簿”所记时间很相近。
　　东汉大将段颖，在西北边疆抗御羌族的进攻多年，“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后汉书·段颍传》）
　　以上说明汉代军中已设置医药，受伤时已有及时之战伤救护，并按伤情之轻重确定用辇和车将伤员运离战场，或令其继续作战，可惜记录简略，无法弄清它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情况。
　　四、军队传染病的隔离
　　战时传染病对军队减员有严重威胁，因此很早为军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征交趾，起初虽幸而获胜，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军吏因瘴疫（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死者达十之四五，最后终于失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又奉命出师镇压五溪蛮（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到了次年夏天，军中又发生了大疫，战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军中。
　　到2世纪中叶，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五、对于寒冷的防御
　　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所以行军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时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如汉武帝派赵充国去镇压西北羌人，充国想要安抚他们，而武帝下诏责令其速战速决。其理由是：“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卒寒，……，宁有利哉？”（《汉书·赵充国传》）。
　　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中央对边防部队的供应感到鞭长莫及。于是采取戍边屯田的政策，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在这些屯戍西北边区的军队中，即配制了御寒药，这在西陲木简中可以找到其遗迹。在罗振玉所编（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台”，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地区，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带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这一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组成。但它可能是一种热性药，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
　　六、战伤救治
　　秦汉时代，由于炼钢及铁兵器的改进，金创折疡成为战时常见的伤害。止血包扎法随之有所发展。汉代普遍使用地黄治内出血和接续断骨，《本草拾遗》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堕伤和内出血。《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王不留行、续断、泽兰、地榆、扁青等23种药名。用于伤科内服或外敷，可见当时伤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治百病方》已用药物功能命名为方，其处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还有消散溃脓，生肌收口的功效，开拓了后世理气活血化瘀的治伤理论。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建立了既对症用药（止血止痛），又审因论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则。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有关军事医学的史料虽然比较散乱，没有系统记载，而且也很缺少，但仅就其文献记述和地下出土文物来考察，仍可知其在频仍战争中，无论传染病之隔离治疗，战伤抢救之造册记录和外科手术治疗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专业军医在军队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编制。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2:09

第九节医学著述

《黄帝八十一难经》
《神农本草经》
《治百病方》
《伤寒杂病论》

　　一、《黄帝八十一难经》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名的含义。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代注释，发挥者约50家。
　　《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三、《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伤寒杂病论》
　　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路》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咯》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至于《伤寒杂病论》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病的专著。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xx，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80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670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证。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2:46

第十节医学家传记

淳于意
涪翁与程高、郭玉
韩康
壶翁与费长房
张仲景
华佗

　　一、淳于意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二、涪翁与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三、韩康
　　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四、壶翁与费长房
　　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五、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华佗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3:18

第五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

　　公元220年曹丕袭魏王位，当年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据长江上游地区；222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吴王（229年称帝），据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从此，魏、蜀、吴鼎立局面形成。三国连年征战，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代魂立晋（吏称西晋），280年晋灭吴，全国复归一统。但西晋王朝因司马氏宗室争夺中央统治权，“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的混战，使隐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兵进中原。从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灭西晋起，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政权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方获近百年的相对稳定。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继之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市）称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权，史称东晋。公元420年以后又历经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四朝更迭。此四朝与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权相对峙，是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才再次结束割据局面，使全国重归统一。
　　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先后有曹魏和蜀汉分别制定魏律和汉律、推行屯田制；西晋初期改立占田制、课田制以及对王公官员的限田制，这对抑制土地兼并、补救战争创伤和恢复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积极作用。北魏改变鲜卑族风俗、服制、语言，鼓励与汉族通婚，加强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这些改革推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和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西晋末开始的北方战乱，迫使大量汉族农民迁至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总数达70万人。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广为传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状态大为改变。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干旱地区采用了北方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创造了多种作物经营，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并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方面，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的流行。
　　佛教自西汉末由印度传入我国，到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但信佛者不多，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中国，随着佛经翻译增加和佛寺兴建，佛教迅速传播，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佛教，于是造佛寺、塑佛像、释佛经、传佛学形成高潮。以至“招提栉比，佛塔骈罗”，僧尼人数也大量增加。佛教教义将现实痛苦归罪于前世不行善，要人们忍受今世苦难，寄希望于来世，这种思想易为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社会之中的人们所接受，“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时广为传播，劳动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说佛谈禅为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涣散了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懈怠了人们创新医药的积极性，给医学的发展带来危害。
　　道教源于我国民间，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一派很有影响的宗教势力，其根本教义在于追求长生不老，还宣扬“谶纬”之说和“清静虚无”等观点。这些宗教迷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无疑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道术中有不少与医药保健有关的养生学内容，炼丹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为道教典籍和相关书籍所保存。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独尊的儒家学说，此时期因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受到很大冲击，但仍是封建统治的基本思想柱石。儒经所讲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等，对医家均有较大影响，东晋以后，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较大发展，渐成并立局面。
　　南朝时梁武帝肖衍为协调儒、佛、道关系，创三教同源说，试图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统一三家。他首先兴儒家，制礼乐，倡经学，为孔子立庙，设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大兴佛教，建佛寺达700所，亲自讲演佛经，使佛教在南朝迅速发展，同时宠任道教徒陶弘景，赐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制仙丹，企求长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滨海各地大为得势。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错综复杂局面。
　　《易经》、《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玄学家熔儒家的名称与“道家”的“自然”为一体，加以改造和发挥，被称为玄学，它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们自恃清高、无为、清谈“玄理”。其思想体系甚为复杂，相当部分士人，放荡不羁，讲求服石、炼丹，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积累许多化学变化的规律和经验，从另一侧面推动医药学的发展。
　　此期医学发展有三个特点：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法丰富多采，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第一节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第二节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第三节医学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

第四节药物学的丰富与发展

第五节服石与炼丹

第六节少数民族医学

第七节军事医学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

第九节医学著作

第十节医学家传记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3:47

第一节军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一、医事制度
　　（一）医官制度
　　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代承袭汉魏官制，设有太医令等职。据记载：晋代太医令铜印墨绶，统属于宗正，又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东晋时，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隶属于宗正的太医官属，后改隶于门下省。门下众事为为侍中所掌，这是后代以太医令隶于侍中的开始。
　　南朝医官，刘宋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齐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属起部亦属领军”。《资治通鉴》记载齐有御师。梁有太医令一人，丞二人，属门下省。又有太子官属的药藏局设置药藏丞。诸王国官属，有典医丞。郡县属吏亦有医职。《北史·姚僧垣传》载又有太医正之设。《册府元龟》记载梁以后，尚药职事由太医兼任，陈如梁制。
　　北朝医官，北魏有太医令等职，属太常。门下省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魏书·官氏志》记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九品中）之设。北齐有太医署，设太医令、丞等职，属太常。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中侍中省设有中尚药典御二人，丞二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均属于天官。鲁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均属于夏官，其官品高者为正四命，低者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二）官颁医书
　　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隋书·经籍志》著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二、医学教育
　　（一）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时期东海徐氏。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其可考传授世系略为：
　　之才
　　／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徐熙　　謇（成伯）
　　＼
　　叔响——嗣伯

　　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三、卫生保健
　　这一时期，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养生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
　　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蚊”（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四、养生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著名养生家华佗、嵇廉、葛洪、张湛、陶弘景等的养生实践和理论总结，促进养生学较快地发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常修养性服食之道，著《养生篇》三卷，已佚。传世《嵇康集》辑本中有《养生论》、《答难养主论》、《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篇专论养生，其养生主旨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这是嵇氏清谈“玄学”思想在养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总结了前人养生经验和方法，指出养生应在无病、年轻之时就开始，并提出“养生以不伤本”的观点，不伤即养，具体提出近30个“不”，如“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欲极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多睡”、“目不久视”等，涉及四时寒热、饮食宜忌、坐卧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以不伤人体正气为养生根本出发点，所谓“养其气所以全其身”。书中还谈到龙导、虎引等导引术以及“坚齿”、“明目”、“聪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湛，东晋高平（邵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清谈玄学家。著有《养生要集》10卷、《延年秘录》12卷，均佚。《医心方》、《太平御览》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载录，备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学道养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张湛、胡昭、封君达等养生家的语录，等养生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编辑而成《养性延命录》2卷，包括饮食起居、精神摄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内容，认为人之寿夭不在天，善养生者长寿，指出“养生之法，但莫伤之”，切忌劳逸、饮食、房室等过度。另著《真诰》，亦有药物、导引、按摩等养生法，其中“协昌期”篇介绍摩面、拭目、挽项、叩齿、咽津、栉发等头面按摩术，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养生家所继承、沿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包括《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内景经），以七言歌诀论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是道教养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内景经》则介绍了守神存思等静功方法，其中宗教与科学相掺杂，这也可以说是道教养生的一个特点，此书颇受后世道家养生者的推崇。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4:25

第二节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一、内科

　　二、外科

　　三、骨伤科

　　四、妇产科

　　五、儿科

　　六、口腔科

　　七、针灸科

　　八、急救医学

　　九、法医科
一、内科

　　（一）伤寒学说的研究进展
　　伤寒学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发展。其一是《伤寒论》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阐述。其二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1、伤寒的概念与病因探讨
　　与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完全隶属于伤寒不同，此期医家们已试图对三者进行区别，他们虽无专篇论述，但往往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肘后备急方》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王焘：《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库全书7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尽管从现存的《小品方》条文来看“解宜不同”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医家们已经注意到温病，伤寒有所不同，这对以后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期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冬寒夏发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的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由于“疠气”的提出，认识到温病是有传染性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体方药。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丸，还指明该方除用于治疗之外，“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P3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在“冶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等，说明当时对于预防温疫的发生确实经过了多种尝试。
　　2、对若干传染病的认识
　　《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该书首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新突破，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葛洪在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19世纪法国巴斯德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该书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豌豆疮（天花）据现知资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证据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然而世界上对天花的描述，当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述最早。《肘后方》指出：“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气。世人云，永徽（当为永嘉之讹）四年（公元301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晋元帝年号）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35，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6），虏疮后又被称为豌豆疮，也就是天花。葛洪对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均已阐明，并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同时，还说明出现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国本土固有的疾病。其后，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张景岳也都重复强调了这一点。（建武年号在晋前凡三见，为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为东晋元帝（公元317年），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时，至今意见不一，有待继续研究）。
　　沙虱（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细小的虫子，叫沙虱。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
　　沙虱，据学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对恙螨的生态。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感染及其初疮，主要症状体征，检查方法和预后等，进行了如此细密的观察及科学的描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沙虱是恙虫幼虫－恙螨，是该病的传播媒介。
　　（二）内科杂病
　　这一时期内科临证医学迅速发展，标志之一是医方书的大量出现，种数约达二百种，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师方》等，这些方书的内科杂病内容大部甚为丰富，对一些病证的认识和诊断更为深入与细致，治疗上既注重疗效，又提倡简易疗法。尤其突出的是，对诸如脚气病、瘿病等一些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时予以了高度重视，其相应的诊治方法也得到发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证的流行病学因素。一些医疗新方法的探索也极有价值。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防治经验与水平，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脚气病本病自晋代日渐流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侯也。”可见当时对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该病某些症状的诊断，已有客观的检查方法，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在治法上，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但其常用的药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节、松叶等，却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同时，该书还指出：“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不及时治疗可以发生“脚气攻心”的危重症候。
　　瘿病在此以前的史料和医籍中，均有该病的记载。但阐述较精当者，当推《小品方》。其论曰：“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中央，不偏两边也。乃不急，膇然则是瘿也。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长安及襄阳蛮人，其饮沙水，喜瘿，有核瘰瘰耳，无根浮动在皮中。”概括了该病的体征形态，上述前者由恚气之气结，与今日囊状型甲状腺肿相似；后者由饮用沙水所发，与今日结节型甲状腺肿相仿。
　　《小品方》将该病按其病因分为上述两类，是当时瘿病史中首创，并对后世的证型分类有深远的影响。在治疗方面，共有治瘿方剂26首。当代的新方共有14种，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单用以及与它药配伍的方剂达11种，另有鹿靥单方1种，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仅为2种。
　　就海藻、昆布与它药配伍的治方来看，其中配伍槟榔、白蔹、牡蛎、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药，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结气的基础上，佐以消肿软坚、降气平喘所组成的。另一鹿靥单方，当为鹿的甲状腺制剂。这是我国南朝宋齐间五世纪《僧师方》著者僧深所首创，若与1914年Kendall氏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实施的甲状腺剂疗法相比，可为世界医学史中的光辉一页。
　　2．流行病学因素的重视
　　当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遏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0:54:51

二、外科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在论述金疮等外伤引起肠出的治疗时，除叙述种种纳肠入腹的医疗技术外，更强调“十日之内不可饮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这些护理原则和要求也是很科学的。又如：对痈、疽等化脓性感染已形成脓肿者，十分重视切开引流的时机，强调：“若背生，破无善……胸背不可过一寸针”，“凤毒，勿针”，“其化为脓者，写则已”，“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甲铍针”，“脓深难见……用火针”等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化脓性感染保守治疗或切开治疗的原则和适应症；切开部位和所用刀针选择；对深部脓肿为了避免出血过多强调用烙法、火针切开等方法和原则等，都有着比较科学的依据。烧烙法、火针刺之，就是甲火烧红手术刀针后刺破、切开脓肿，这种技术要求，既可以达到器具消毒、避免继发感染，又可以达到烧烙伤口，以达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对深部脓肿除强调烧烙法切开的治疗原则外，还正确指出用油纱布引流的要求，说明此时痈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讠永）之》记载魏（讠永）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讠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讠永）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讠永）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3:33

三、骨伤科

　　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最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肘后备急方》还描述了类似现代所称的因外伤所致颅内血肿、脑干损伤，对类似创伤休克的证候也有认识。葛洪认为对创伤“昏绝”、“欲死”的危象应使伤员安静，并采取外用止血，内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药抢救。这是我国对创伤休克的早期知识。
　　关于开放性创伤的诊疗技术：《肘后备急方》对开放创伤（金疮）的认识，较前期有较大的进步，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主张用盐水或煮葱白、板兰水洗涤创口；对某些因感染“毒气”而继发的感染（肿痛化脓）主张药水洗后外敷黄连、黄柏为主的药膏。葛洪处理伤口的技术，为后世所推崇。
　　《肘后备急方》把创伤分为危重创伤、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创伤四大类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备急方》还有“脱折、折骨、诸疮肿”的论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称之为“骨破碎”。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
　　1、闭经的辨证治疗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2、崩漏的预后和治疗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阴道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5:18

五、儿科

　　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还有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三卷。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二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十七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三十七卷。范氏《疗小儿药方》一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又《疗少小杂方》二十九卷，均佚。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由于传世医书不多，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六、口腔科

　　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5:46

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6:26

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九、法医科

　　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 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最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如日本著名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

[理论著述] 中国医学通史（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