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连载）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7:03

第三节医学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

　　一、文献整理研究
　　中医药学典籍，先秦到两汉时期已经相当丰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药经典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或注释阐发。
　　（一）吕广注《八十一难经》
　　三国时吴国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太医令吕广注《八十一难经》，启注疏经典理论医著之端，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献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作者吕广，字博望，隋代因避国讳，又转称吕博，吕氏长于脉学，还著有《玉匮针经》、《金韬玉鉴经》等书，均佚，《太平御览》中保留有《玉匮针经序》。
　　（二）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因战乱动荡或传抄讹误而残损不全，因此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整理。首次从事此项工作的，是著名医学家王叔和。
　　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侯、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表明其研究《伤寒沦》是从脉、证、方、治几方面着手，亦即按照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进行的。现行《伤寒论》本，一般认为卷一、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为王叔和所增。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病脉证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张仲景对伤寒病辩证论治的主要内容，也是现行《伤寒论》的主要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从仲景治法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启以治法分析《伤寒论》之端。
　　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事，后世医家议论褒贬不一，指责者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明代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平脉》乃王叔和赞经之词，又说叔和伪作《伤寒例》，使仲录之道反晦，“究其叛乱，则叔和亦罪之魁”。因此，他把《伤寒论》原文不易讲通之处，说成王叔和编次该书时造成的错简。但是，历代多数医家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宋代林亿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同时也批评了王氏于书中杂以自己的言论；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之嫌；总的来看，由于王叔和距离张仲景生活年比较近，故其编次整理之书，应较接近仲景书原貌。不但传书之功应予肯定，且将仲景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分类进行比较分析，亦切合临证运用，较勉强定为397法，更为符合实际。
　　（三）全元起注《黄帝内经》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校注《黄帝内经》的书籍，即齐梁间人全元起所著《内经训解》，这是已知有关《黄帝内经》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了。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例如，他在解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时说：“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把“淫气”解释为内在因素，“风客”为外在条件，合理地阐析了病变机理。再如对《素问·热病论》中“三阳经络皆崇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脏”为“腑”，并解释说：“伤寒之病，始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亦甚合理。现在虽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问》的全貌，于此亦可窥视其学术造诣之一斑。
　　（四）《神农本草经》的注解
　　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除保存《本草经》原有药物365种外，复增补东汉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
　　以上四部典籍文献，经过吕广、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别整理注解，得以保存流传，对中医药学发展和后世文献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二、脉学的总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脉学诊断学研究出现高潮，产生了大量专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脉经》10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脉学知识，并有许多创造发明，是中医脉学诊断学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梁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尚著录十余种脉学著作虽已亡佚，但亦可窥见当时脉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王叔和《脉经》对脉学的总结
　　王叔和所撰《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的专著，全书共10卷、98篇、约10万字。王氏结合临床实践，首次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脉学基础。《脉经》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确立脉象指下标准《脉经》以前的古典医籍和历史文献，如《内经》、《史记》、仓公诊籍、《难经》、《伤寒杂病论》里，虽各有二、三十种以上脉名，但缺乏脉象的指下标准，没有明确概念。
　　《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如谓：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
　　这几种脉象中，浮与沉相对，举按之有余不足迥然相反；促与结相对，脉虽同具“时一止”之象，但是有脉率数与缓的明显区别。寥寥数语，就把脉象特征描述出来，可谓言简意赅，标准明确。
　　24脉象奠定了诊脉指下标准的基础，使之规范化。《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脉名种类基础
　　《脉经》在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基础上，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论脉书籍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
　　3、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卷一开篇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对脉象的鉴别有着重要意义。如沉与伏相类，二脉均重按乃显，然伏脉须“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较沉脉重按，又更甚之。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与之相类的缓脉“去来亦迟”，然又“小驶于迟”相类脉揭示学者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以免混淆不清，否则，“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这对后世辨脉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4、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诊脉独取寸口首倡于《难经》，但《难经》并未解决寸口切脉的寸、关、尺分部等关键问题。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仍推崇人迎、气口、趺阳全身三部脉法，反对诊脉“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引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脉经》解决了两手寸口脉的寸、关、尺分部和脏腑分候等问题，为寸口诊脉的临床普遍应用铺平了道路。
　　《脉经》确立了寸口的寸关尺三部脉法，不仅在于提出三部之说和各部脉位，也在于确立了寸关尺脏腑分候，并从临床应用方面加以系统总结。《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5、总结脉象临床意义
　　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脉经》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阀泻之”之类的大量条文。其中有许多脉象主病的可贵认识，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脉空虚，故见芤脉，并治以黄芪汤等补益气血。“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说明疟疾患者发热期脉博弦数，退热后脉率减慢呈弦迟。如见代散不齐之脉，则为病危之象。《脉经》中类似这样的大量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专门总结，不但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今天在临床上仍有参考价值。
　　总之，《脉经》对当时的脉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医脉学的脉象、脉名基础，在脉象主病和相类脉象鉴别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脉经》确立的寸口诊脉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和脏腑分候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这些成就奠定了我国脉学诊断学的基础。
　　三、针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针灸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将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甲等，皆具体载述。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餐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进步：《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已有具体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疗，其所著《脉经》，即提出“灸百壮”之说。
　　皇甫谧对灸治疗的发展，亦作出评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甲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阴：《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7:33

第四节药物学的丰富与发展

　　一、本草学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医家用药，有所遵循，因而在药物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三国时代，有不少医家，都对该书进行研究注释。加以发挥，并不断增入药物新品种，使本草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又经历两晋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不同经验的积累和各家意见的参差，引起了用药方面混乱。客观形势需要对本草学进行另一次总结，《本草经集注》的著成，正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出现的，成为我国本草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
　　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李当之、吴普二人的本草著作。
　　1、《李当之本草》
　　李当之系三国时代人，华佗的弟子，梁《七录》载《李当之本草经》一卷，早佚。宋·掌禹锡引韩保升认为李当之修《神农本经》。李时珍则认为此书即为《李氏药录》，其文散见于吴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书中，“颇有发明”云。但此书早佚，后世不行，因而于后代影响极少。
　　2、《吴普本草》
　　吴普也是华佗的弟子，他以华佗所创五禽戏进行养生锻炼，获长寿闻名，但主要在本草学上有一定成就。据梁《七录》载，该书六卷，而宋·掌禹锡在《嘉祐补注本草》所引的书传中则说：“吴氏本草，魂广陵人吴普撰。吴氏系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今广内不复存，惟诸子书多见引据。
　　根据后代辑出的佚文可知，《吴普本草》一书对本草药性的叙述较为详明，诚如掌禹锡所说的“其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书中对某一药常列述前代各家对该药药性的不同叙述，如认为丹砂，“神农甘，黄帝苦有毒，扁鹊苦，李氏大寒。”人参，“神农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黄帝无毒，扁鹊有毒。”对石钟乳，则谓“神农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所指出，当时本草学者较多，李当之、吴普是其中较著名者。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九十五味，或四百四十一味不等，四百四十一味所指即《李当之本草》。由上述佚文体例可知，《李当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医家的资料，保存了许多前代宝贵的药学文献，是一部本草汇编。
　　《吴普本草》大约著成于公元三世纪中叶，流行于世达数百年，后代有不少子书引述了它的内容，如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官修《艺文类聚》，《唐书·艺文志》还载有该书六卷的书目。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览》，仍收载较多的条文。自此该书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都已见不到本书的书目，可见宋代建国后不久，此书即佚。
　　关于《吴普本草》的分类，据尚氏所辑，认为该书原为六卷，虽然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类、菜、米食等类。但是对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批评其“草石不分，虫兽无辨”的观点来看，这个分类似乎与原意不够吻合。
　　3、《本草经集注》
　　为陶弘景所著。在陶氏生活时代，本草学方面的书较多，据《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桐君采药录、雷公药对等等，这些本草学著作，由于作者所处环境不同，对药物的记载内容也各不相同，有时对药性的记载甚至互相矛盾，这种状态对医药学，尤其是本草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本草经集注》就是作者为澄清这种混乱状态、统一认识而著成的，正如该书“序录”明显指出：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确实如此，经过《本草经集注》的总结，使我国本草学进入一个新时期。
　　首先，《本草经集注》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所应用和了解的药物，全书共载药物七百三十种，其中包括《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另又收集本经所载以外，其他医家所用的各种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即当时所收载的著作《名医别录》中的大部分药物，这是对南北朝以前药物学的一次总结。
　　其次，《本草经集注》的编著体例，为我国后代本草学著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这就是把本草书分成总论部分及分论部分。该书“序录”中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十多条序文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尽管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否定《本经》的错误或不足。如《本经》说过：“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寿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而《本草经集注》则指出“上药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关于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经》认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而《集注》则认为“而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本草经集注》在原有基础上对用药的份量及用药，首次提出应该给予注意，认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与病相会，入口必愈……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差反剧，以至殒命”，指出用药量的重要意义，对于毒药的用量，则强调毒药有毒性大小之别、强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过量而伤身体。
　　《本草经集注》比《本经》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有药物采制、炮制、各类疾病通用药物、服药禁忌、药物度量、煎配药方、七情畏恶等等。如指出药物产地对于该药之药性关系甚大，认为诸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也即强调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而采药时节，也指出应认真讲究，所谓“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年，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强调了所用植物药部位不同，采摘时间亦异，应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不必硬性规定。关于药物的度量衡，《本草经集注》更有明确规定，指出：
　　“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认为“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今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使人注意到不同时代量药的变迁。对于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凡散药有云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为度。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以药升分之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合方寸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内散勿案抑，正尔微动令平调耳。”这样详尽准确的衡量标准，是《本草经集注》首次记载的。
　　对于药物配伍的畏恶禁忌，《本草经集注》对《本经》做了较多的发挥，认为“案其主治虽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鼓各有所宜，若相宣发也。”其内还列举半夏与生姜、防已与细辛等“数十余条”配伍的例证，使中药的配伍得到更进一步的阐发，其中有的经历代应用证实确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减其毒，至今仍在应用。
　　《本草经集注》的药物分类及归纳法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作者明确指出：“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也就是说，这七百三十种药的分类法是按照药物原来的自然属性来进行的。这些门类，作者分呈七部分，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种）、草木（共二百九十九种）、兽禽、虫鱼（一百一十四种）、果菜（五十六种）、米谷（二十八种）和有名未用（一百一十七种），比《本经》三品分类法是一大进步。
　　《本草经集注》还创造了一种“诸病通用药”的药物归类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证，把具有治疗该病的各种药物都归纳于下，例如：黄疸一证之下有茵陈、枝子、紫草、白藓四种，宿食之下有大黄、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荚、曲孽、槟榔等，治风通用有防风、防己、秦椒、独活等，全书的记载病证八十二种，并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种中毒的药物等。
　　最后，《本草经集注》创造性采用了颇为别致的朱墨书写办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两部分不同的经文，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在诸病通用药一节中，用朱墨两种不同颜色来书写药名，以分别表示药物的冷热属性，正如他在序录中所说：“诸药主治，唯冷热须明，今以来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掌握。
　　《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清末曾在我国吐鲁番出土此书之残片，为一28.5×27厘米之断片，上仅载燕屎、天鼠屎、鼹（鼠泉）鼠三种药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现藏于普鲁士学院，万斯年曾从日文译载该断片之情况，并刊于《唐代文献丛考》一书中（1947）。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2）亦曾有此片临摹。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为其序录部分。此卷曾于一九五五年由群联书店影印出版，现原件下落不明，有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有说在日本的；由于出土原件均落入国外，故此断片残卷弥足珍贵，对于我们了解该书之内容，极有价值，目前尚无完整辑复本。
　　这一时期是古代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我们在这里虽然只介绍了上述三部著作，但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此期间的本草著作很多，计有25种约百卷。
　　二、炮制学
　　炮制是指对中药材的加工制作，以达到提高药物效力，减轻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药应用的初期，原始的加工炮制是必然的。如《灵枢·邪客篇》中载有半夏秫米汤，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的药物，有不少都要经过各种方法炮制。如（口父）咀、去皮尖、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黄，姜炙厚朴，虻虫去足翅等等。适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药物的炮炙，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肘后备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捣葶苈、酒渍粳米、石上水磨鹿角取浊汁……等等，《本草经集注》，已经有较原则性的意见，如阴乾、曝干、蜜炙、水渍、去节、薄切、刮截捣碎等，都有提及，对各种剂型包括散剂、丸剂、汤酒剂、膏剂在配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饮片制备、煎药过程、过筛、剥皮……皆有所论及，另还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口父）咀、细切、薄切、槌破、镑、刮屑等种种炮制技术。积炮制大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雷公炮炙论》，作者雷敩。关于对此书问世的时间，一般均倾向于本书为南北朝时刘宋。
　　据《雷公炮炙论》自序中提到：“其制药炮熬煮炙,不能记年月哉……某不量短见，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强调“炮熬煮炙”在制药中的重要性，由于本书后来失传，其内容则散见于后世本草著作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各载有该书234种和254种药的炮制内容。近人张骥、尚志钧均辑录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复原其三卷体例，足资参考。
　　按《雷公炮炙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所列各种药物的修治炮制的具体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药物的修治原则，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药，用蜜只用蜜，用饧只用饧，用糖只用糖，勿交杂用。”又说：“凡修事诸药等，一一并须专心，勿令交杂，或先熬后煮，或先煮后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则。”说明当时在制作成药方面的严格操作要求。书中特别重视药物真伪的鉴别方法，要求在使用药物时，要仔细辨认真伪，防止因品种之不同，误用而影响药力和疗效，现举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视鉴别的认真态度。书中称，附子一药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傍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黑如乌铁，宜于文武火中炮令皱折，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无尖……皮苍色即是。天雄宜炮皱折后，去皮尖……，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宜生用……。木鳖子不入药。”这不仅对附子一类药的不同品种作了形态方面的鉴别、炮制的描述，还提到了木鳖子药用的历史。
　　全书在这种药物鉴别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黄精与钩吻、灰翟与金锁天等等。《雷公炮炙论》虽然著成于一千几百年前，但它对药物加工炮制的过程和要求，绝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和要求的，如对巴豆的炮制，要求“敲碎，以麻油并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后用”。经过这样的处理，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于麻油中，再经加热煮过，则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质发生变性，这样，巴豆的毒性就大大减小。对大黄的炮制，书中提到：“细切，内文（汶）如水旋斑紧重者，剉蒸，从巳至未，（日煞）干”，这样，其中的蒽醌甙受热破坏，便于贮存，总之，虽然该书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经验之谈，但这是古代人民在长时间用药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记录，千百年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有的炮制方法直至今天仍在应用。
　　由于本书早佚，后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辑佚工作，如李仲梓辑有《炮炙论》，1932年张骥辑《雷公炮制论》，近人尚志钧辑《雷公炮炙论》，听录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种，但仅从这些辑本的材料，可知当时药物加工炮炙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了。
　　总之《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较完整的炮制专著，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有关炮炙的专著，都是在该书的影响下著成的。
　　本时期在药物学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本草学、炮炙学的角度看，本草学在编写体例、内容及编纂思想直至具体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附注：历代对《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种见解，如宋代苏颂认为是隋代之作，另说成于赵宋，又一说书成于五代，还有另一说是成书于刘宋，较多人赞同。
　　根据以上所述，药物的炮制，历史十分悠久，随着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愈来愈丰富。技术也不断提高，在《本草经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术，就已经比较多，但由于该书是一部综合性本草，故未专章论述炮炙。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书经集志考证》中，认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论》按苏颂认为雷敩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据宋·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说：“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敩撰，胡治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晁公武《读书志》也有同样记述：明李时珍谓《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宫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胡洽原名为胡道洽，后因避讳而改为胡洽，系有北朝时刘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论》于此时著成，重订是可能和可信的。更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临床医学的需要，对药物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迫切需要炮制方面的逐步规范化，另一方面，中药炮制技术和学术方面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进行一次“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人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认为本书中多次提及“乳钵”词，足证其应为五代后之作品，这也极有可能为后世所加。基于上述之见解，我们还是把本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加以叙述。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8:09

第五节服石与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银等长生不老药，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服石和炼丹的显著区别，在于所服的药物一是自然矿物，一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在观念上二者虽不等同，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兴衰过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炼丹术正是在服石基础上产生的，“炼丹”的最初含义是炼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选药品。服食自然丹砂无疑属于服石，而炼服丹砂活动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炼丹术的起源。当然，早期的炼丹术与后来有所不同，因为炼丹技术和设备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炼丹”的含义也就不只是炼丹砂了。
　　一、服石与石发
　　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从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扁鹊已有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的理论，淳于意引的古《论》中，也已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诫（司马迁《史记》卷一Ｏ五扁鹊仓公传。见《二十五史》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
　　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而当时的文学作品《楚辞》中，已有“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涉江》见朱熹《楚辞集注》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语，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18页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据此可知，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陈焘《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见《二十五史》第1139页）。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食金饮珠”、“餐玉”的服石活动，渐渐盛行于世。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人们不仅自己采食，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神农本草经》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书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被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凡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将息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
　　“寒受散”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载于《伤寒杂病论》中（汉·张肿景《金匮要略方论》第17、58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谧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结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3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魏晋时期，在仲景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上药”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如寒热时作、局部疼痛、体发痈疮，或出现泌尿系、消化系、神经精神症状。这些病症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则致残丧生。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称之为“寒食散发侯”，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谧、曹歙、道弘道人、陈延之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学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最具代表性。
　　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药困绝”，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皇甫谧“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就是所谓的《寒食散论》。《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所引“皇甫谧云”，当是《寒食散论》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认为，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他指出，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极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还须烦劳，如行走、跳涌、劳动出力等。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
　　当然，六朝时期解救散症，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对治方》，首创药物“相对”、“相动”理论，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如：“钟乳对术，又对括萎，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寒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样，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显然与皇甫谧“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很不相同。《解散对治方》的理论，虽被孙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对治新方”不可轻信，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评价，也不过“释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终蠲此疾，没齿无患”，所以服散发动，经久不已，医治无效，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动机、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认为“五石散”只是一种房中药，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以主次为序，则是补虚、长寿、增强性功能。
　　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他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显，“寒食散”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统治百病。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宋尚（宋尚西晋医生，著《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争相服饵，几成风俗，岂皆有劳伤之疾哉？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余嘉锡《寒食散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10页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秦承祖说：“夫寒食之药，故实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医心方》卷十九第45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多认为，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当可延年，故而无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图延年益寿。
　　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
　　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寒食散”药性酷烈，“将息至难”，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见，人们多单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强身延年，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
　　二、炼丹术与医药化学
　　（一）炼丹术的兴起及其思想基础
　　炼丹术的产生至迟不晚于秦汉之际。有关专家对马王堆一号墓古尸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尸体组织内铅、汞含量超过正常人的数十倍至数百倍，根据组织内铅汞化合物结构与棺液中的化合物不同，以及铅、汞在各器官分布极不均匀的选择性蓄积现象，排除了体内高量铅汞系由棺液经皮肤渗入的可能性；另外尸体小肠内还有大量含汞物质残留，所以研究者认为：“口服仙丹之类的药物可能是古尸体内铅汞的主要来源。”（湖南医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古尸研究》第224页文物出版社1980），墓主人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表明在汉初已经有人炼服“仙丹”，炼丹术的实际发端时间应当更早。
　　炼丹术产生之后，在两汉时期发展很快，不仅有大量的文士从事炼丹活动，而且出现了专门的炼丹著述。据陈国符氏考证，现存的《太清金液神气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都是先于《周易参同契》问世的汉代炼丹专著。（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第一次把易理和炼丹联系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对炼丹家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所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炼丹理论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第12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汉代炼丹术的发展，还给当时的本草著作打下了时代的烙印。《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丹砂能化为汞：石胆能化铁为铜成金银；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为金；曾青能化金铜；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溶化还复为丹，等等，这些都是炼丹家通过实践所得的认识。
　　炼丹术在汉代兴起，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除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之外，与神仙学说、物性互渗意识和尸体不朽的信仰也密切相关。
　　中国古人的不死观念与鄙薄尘世、超脱人生的丰富想象相结合，产生了战国对期的神仙思想，至秦汉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神仙学说。《抱朴子内篇》引《仙经》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后蜕，谓之尸解仙。”（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见王明《抱仆子内篇校释》第20页中华书局l985），对这种三等神仙学说的虔诚信仰，使人们不能理解服石饵丹者的死亡与常人无异，而认为是“尸解”变成了仙人中的一种，这样不但不能接受前人中毒丧生的教训，反而更坚定了成仙的信念。尸解成仙的理论在汉代曾受到唯物主义理论家王充等的批判，但作为服石炼丹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被抛弃，葛洪依然认为李少君、费长房、李意期等人的死，都是尸解成仙，并以此宣扬神仙学说。
　　炼丹术最早从炼丹砂开始，可能与古人的尚赤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丹砂能使尸体不朽的信念。曾有人证明，组织中汞的含量增高可以延缓组织的腐败。（陈康颐死体现象（四），内科学报2；162；1951），古人常常把丹砂放入墓穴，主要目的可能是使尸体得到长期的保存。另外，丹砂受到特别重视，还由于它具有与水银互化的特性，这一化学性能的被发现，不仅增强了丹砂的神秘性，也使水银的地位大大提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纪见《二十五史》第31页版本同前引），本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两次将勘查地球化学中的汞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结果在125900平方米的陵墓封土范围内，发现一个12000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史记》的记载，从而得到了初步的证实。（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形容考古190（7）；659；1983），《抱朴子》说：“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况服食乎?”（转引自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52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1977），可见秦汉似降，丹砂、水银一直被当作重要的炼丹原料，是与古人关于尸体防腐的认识分不开的，从尸体不朽，到肉体不死，人们对同一物质寄予了不同的希望。
　　（二）道教对炼丹术发展的影响
　　秦汉时期，炼丹术主要掌握在方士手中。魏晋之后，道教勃兴，许多方士成了道士，炼丹术则主要以道术的形式，与道教同步得到发展。一方面，炼丹术作为统治者信仰的长生术，成了道术的组成部分，吸引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的外衣又进一步增强了炼丹术的神秘性，随着道教的传播，炼丹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历代统治者崇道，也使炼丹术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晋唐之间，官方道教不断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炼丹活动主要由道士在深山、大观和帝王宫中进行。由于炼丹道士往往兼修医药，也有不少医生参与炼丹，因而出现了一些既是医生又是道士的人物。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著名医家的炼丹活动
　　葛洪虽以儒学知名，但尤好神仙方术，先从郑隐和鲍玄学习炼丹，后在罗浮山炼丹积年，直至终殁。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是关于道教宗教哲学和神仙方术的重要著作，书中专设”遐览”、“仙药”、“金丹”、”黄白”诸篇，收录了多种现已失传的炼丹书目，备载服石、炼丹、行气、房中等方术，集晋以前神仙方术和理论之大成。
　　《抱朴子·内篇》不仅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多种炼丹药物和具体的炼丹方法，而且还从实践中概括了元素循环的思想。如“金丹”篇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2页、第281页版本同前引），这是说煅烧丹砂（硫化汞）可使其中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使水银同硫黄化合，最后又生成赤色的硫化汞结晶，“黄白”篇中指出：“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里描述的是，铅经过化学变化成为铅白（白色碱式碳酸铅），铅白加热可变成铅丹（赤色四氧化三铅），而铅丹经过化学变化，仍可成为铅白。葛洪在这里不仅是表述具体的化学反应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化学变化的实例，阐述具有可逆性、循环性的物质变化思想，以论证丹砂能令人长生、黄金可人工合成信念的正确性。
　　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道教史和炼丹史上都有重大影响。南北朝时期，受葛洪影响而以炼丹修道闻名者，当首推宋梁间人陶弘景。陶弘景同葛洪一样，既是知名炼丹道士，又是著名医学家，他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36岁退出仕途，隐居茅山。陶弘景曾经“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得到神符秘诀之后，用梁武帝提供的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药物，合炼“飞丹”，又把丹药献于武帝，进一步博得了武帝的敬重。陶弘景勤于著述，到老年更加孜孜不倦，所著道书和炼丹书，主要有《真诰》、《合丹法式》、《太清诸丹集要》等。
　　（四）丹药的临床应用
　　现代化学技术证明，古代丹家炼制的丹药，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所以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史不绝书。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摇篮。
　　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炼丹术，当然不能主要着眼于其一般的化学成就，更应该注重它在医药方面的重要贡献。
　　15世纪末叶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炼冶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转引前引李约瑟文，见《中华文史论丛》（3）；99；1979）。虽然炼丹作为长生术日趋衰落，但它作为“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的化学技术却没有被遗忘，医药学家们只是把它的应用重点从保健医学转移到治疗医学上来。
　　丹药用于疾病的治疗，有外用和内服两种给药途径。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下》疗疡“五毒”时提到的“五毒方”，是关于丹药外用的最早记载：“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礜，瞿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十三经注疏》第6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虽然，丹砂、雄黄、礜石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已被用作疡科外用药，但这些用法不会是“五毒方”的直接渊源。
　　《抱朴子·内篇·金丹》载录的《太清经》“九光丹”中的五石，除曾青与“五毒方”中的石胆不同外，其余四味则全然无异，因此有人断定二者存在着同源关系（赵匡华、张蕙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199；1985）。丹砂、雄黄、礜石、磁石、曾青等，在西汉时期已是被神秘化了的炼丹常用原料，“五毒方”将“五毒”混合升炼的方法，应当首先是炼丹家的技术成果。《周礼》把”五毒”与“五气”、“五药”、“五味”并举，似乎属于泛论而并无具体所指，所以郑玄只说：“今医人有五毒之药”，而没有断定周人也曾用过此方。不过，“五毒方”至迟在东汉时期已被用于外科临床。
　　汉代以后，丹药外治疮疡的方法一直没有失传。《外台秘要》卷十四、卷三十分别记载的“范汪飞黄散”和“广济飞黄散”，所用药物和炼制方法，都与汉代“五毒方”相近似。宋代文学家杨亿，曾在笔记中记述了宋人按郑玄法合药治愈疮疡的事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第99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可见“五毒方”通过方书记载或口耳授受，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刘涓子鬼遗方》（499）等外科专著中，很少使用炼丹产物。随着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丹药内服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对外用丹药治疗外科疾患的疗效和安全程度却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一些外科专著及综合性医书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记载了丹药的制备方法和临床应用，从而外科成了丹药的主要用武之地，炼制外用丹药成了炼丹术的主流。
　　根据丹药的烧炼方法和化学组成，可把众多丹药配方分为氧化汞类（如红升丹）、氯化汞类（如白降丹）、硫化汞类（如太乙小环丹）以及其它杂类四大类型。目前各类丹药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结核、淋巴结核等，在外科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8:39

第六节少数民族医学

　　一、藏医学
　　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最早的统治涅赤赞普从玻密来到雅隆神山绛妥孜（今山南地区穷结县附近）他认为雅隆是个好地方，这里的雅拉香波山奇异壮观，于是来到赞塘阁希（在今山南附近）。那里的人表达他们要推涅赤赞普为王的意愿。在即将就座之时，涅赤赞普提出了六条疑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毒物”。当时，从象雄来的贤者拉·戈玛由德回答藏王说：“有毒就有药”，（《五都遗教·太臣教诫》（藏文版），第135页民族出版社，1988），意思是可以用药来对治中毒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方面的知识。
　　藏医学的形成据载：藏历木狗年出生的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254～374）在位时期，从天竺来了两位医生，名为戈齐碧齐和碧戈拉孜在西藏民间行医，传授医学知识，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普把他请到永布拉岗王宫，并表达把他们留下来传授和从事医疗事业的愿望，两人欣然区允。赞普还把公主益吉悦怡嫁给碧章戈章，并生下儿子董格妥觉间。长大后，二位医生向他传授了《脉经》、《食经》、《药经》、《放血火灸经》和《医械工巧经》等，医术逐渐精通，并成为名医。后来两位天竺医生归国，董格妥觉间就担任了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及其子赤年松赞的保健太医。此后，董格妥觉间的儿子慧广子、慧无比子、慧明子、慧仓子、慧友子代代相传，五代业医，依次担任第29代～33代藏工赞普的保健太医。如30代藏王仲年德吾，因为受地魔所缠身，患有疠疾，他留下遗嘱：为免于后代再受此苦，他愿在活着时便住进穷结香达的坟墓，他的儿子叫贡巴札，患有眼疾（这是一种先天盲症，估计是一种先天性白内障），请来吐谷浑一专治眼病的名医来为他治疗，其属下遵此嘱，请来吐谷浑医生，用金针治愈了王子的眼疾。王子重见光明后，最先见到的是拉萨何达莫日山上的羊，所以后来他即位时名叫达日年思（意为看到达日山上的盘羊）。
　　二、彝医学
　　彝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散居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省区，先民与羌族也有联系。彝族传说其先民也是猴子所变，其民族文字据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应用。现在挖掘，流传的彝医著作已有一些，如《勒俄特依》、《聂诺苏期》，还有民间存在的手抄本如《此母都齐》（补泄药）以及无书名之手抄本甚多。
　　根据这些资料、传说，研究者认为，古彝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原始彝族先民利用火来治病、熟食保健，利用石器直至瓦片针和后来的金属针做针刺治疗。他们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彝族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曲布开始，就已经有巫术活动了。据《勒俄特依》记载：此时已有彝文记载的经书，书中还出现“医药”。“枯此齐”（内治、内服）和“依此齐”（外治）等名词术语。
　　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药物，如对植物药中的“毒药”（草鸟这一类）认识深刻，毕魔的经书中，就有专门记载毒药的《都波都（火巴）》，用它们来治疗疮疡、肿毒、风湿及疼痛等病症。在动物药方面，用得多的是自然界一些小动物鲜血，生吞鱼、猪、牛、羊……等动物胆。也知道利用天然的硝石、硫磺、盐……等等来治疗外伤、跌打肿痛。
　　总之，这一时期的彝族医药是由原始医疗活动，积累经验，逐渐丰富的过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
　　三、维医学
　　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又增加了新的居民成分。匈奴、鲜卑、羌族、汉族及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粟特人等都有迁入。公元五世纪初，焉耆一带曾被柔然人统治，公元552年，突厥军队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天山南北皆在其统治之下。
　　晋·崔豹《古今注》记乌孙国有一种青田核，“得碧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饮之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曰青田酒。”一位中原汉人得到过的两枚“青田核”。乌孙墓出土有陶制扁平茧形壶，装酒、水或奶，甚便于携带。此壶形制与陕西关中战国墓出土所见相仿。《魏书》记“悦般因在乌孙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其人清洁朝俗，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熔流地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葡陶及葡陶酒亦殊著名。曹丕云其“味长汁多，除烦消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诏令）尼雅出土卢文续记用阴干葡陶代替经蜜做丸，至今沿用，“琐琐葡萄”即南方所称“番葡萄”，阴干后入药，解表透疹，利尿解毒，可治小儿麻疹、热淋涩痛、胎动不安等。甜瓜（哈密瓜）亦入药，《本草纲目》谓其“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闭壅气，治口鼻疮。”籽、蒂亦入药。民间认为长吃甜瓜可长寿。
　　高昌王朝墓葬出土物有铜网眼罩、踢鞠球书、树叶锦丑衣（月经带）文书记述、牙签、耳勺等个人卫生用具。城中有陶质下水道及良好给水系统、护城河。文书中包括货屋人“不得病死”，痈创病人不得参与祭祀，以及病情报告、医治不安致死之调查等，可见医事制度一斑。户口账中记有“2人，医学生”，推测有医学馆之设立。
　　吐鲁番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除四书五经教授，“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梁书·诸夷传》）所出土医药文书，有《唐人选方第二种》、《车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七名氏禁方第一仲》、《针灸节抄》、《牛病重药方》、《萎蕤丸服药方》（并药丸实物一枚）、《刘湄子鬼遗方》、《怀男怀女法》等多种残卷，今藏于德国、日本及新疆博物馆。特别是日本人掠去药价文书16种，记载了药物互市情况，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均在此交易。一份文书记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合瑜右、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甚大。
　　公元前二世纪，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印度医药亦影响到新疆。印度医书有被译为于阗语，称《于阗语医学文献》，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掠去。唐天宝年间（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医赞巴希拉哈（生年不详），应藏王之邀入吐蕃，将印度医学和本地经验带到西藏。
　　1890年，Bowen氏在龟兹佛教塔发现七部古梵文著作，时代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包括医书三部。第一部论大蒜用途：长食可长寿；第二部名《精髓》（Naranitaka），记妙闻氏等古医家及处方；第三部为药物方剂。由此推测，当时涌入新疆之印度医书必不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录之《西域诸仙所集要方》、《西域婆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可能是经新疆（西域）、医师所手辑、转译之医方，传于中土。
　　四、壮医学
　　晋代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候服，遂解。”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亩，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类，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巴蕉等“岭南皆有”。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侯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9:25

第七节军事医学

　　这一时期，甲骑是军队的核心。骑兵披甲戴胃，马也用甲铠保护。重装骑兵的武器，远战用弓弩，近战用矛戟刀剑，特别马刀是最重要的格斗兵器，故战仍以刀箭伤为主。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3 15:09:41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

　　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二、中日医学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三、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
　　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
　　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3:11

第六章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隋政权仅38年，但隋文帝创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制度，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不久的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逐渐暴露，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炀帝穷兵赎武，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大修宫河，巡游无度，连年征战，役税酷繁，劳民伤财，以致使国内“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和经济基础，广大人民被迫不得不“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此致民怨沸腾遍处暴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政权。此时，官僚、地主乘机纷纷起兵，夺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公元618年，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攻入长安，废除恭帝，建国号唐。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见到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因此，唐太宗多次告诫太子、诸王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在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朝进入鼎盛阶段，唐高祖托附老子李聃为先祖，提高了道教地位，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始终尊崇的治国之本。佛道儒的发展对医学和医学家也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医学著作中也可看到儒、道、释的时代烙印。佛经中若干医学思想和医疗经验，道家的养生学说等曾为隋唐医家广泛吸取。关于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长生不老等唯心思想，柳宗元所作《天对》、《天说》、《封建论》等，指出天地、阴阳都是自然物，否定因果报应，反对韩愈无能行使赏罚祸福的唯心观点，他的“元气论”，也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刘禹锡则在《天论》中，探讨了天与人的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等说，指出天之道在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治万物，自然界与社会存在区别，又相互作用，有力地反对了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有利于医学家在实际中研究。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不断增长。永徽三年（652）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较太宗初年增加将近一百万。开元二十四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比永徽初年增加两倍余。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唐代的统一，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通道上的交流更为频繁，长安是此路的起点。通过这条道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唐中期以后，海上贸易也发达起来，唐政府开始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国际贸易，造船技术与此相应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天文学进步，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进步熟练，更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海上航路的扩展。
　　在此时期，如传统的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也都达到了新水平。造纸手工业已遍及全国。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问世，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因而被迅速推广，当时印刷主要用于印佛经、佛像。
　　印刷术发明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科学的发展，还相继传入新罗、日本，以至中亚和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唐代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有很高成就，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窟洞中，唐窟约占一半，其他虽以佛教故事为主要题材，但亦存不少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其中包括反映医药卫生的壁画，非常宝贵。唐代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中医学者亦多重视书法，孙思邈书法功力颇深，其墨迹被收南宋淳熙秘阁续法帖之中。
　　唐代史学有重要发展。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富于批判精神，他提出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等见解，对史学家包括医史工作者，也深有启迪。
　　唐王朝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炼丹道士出入宫庭，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当是“蜜”字之误）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的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隋唐医学发展的特点：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3:41

第一节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刘昫等《旧唐书》卷42，志第22职官志，P1783，中华书局），仅有小的改动。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一是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二是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三是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1、尚药局和食医
　　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唐贞元十五年（799）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王傅《唐会要》卷65，P.1127中华书局1955年）何时设置待考。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2、药藏局和掌医
　　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隋书》卷27志22，百官中，P755）管理医事。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隋代属太常寺统领。有太医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旧唐书》卷44，志21，职官三，P.1915县官员）。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新唐书》卷49下，志39下，百官下P1314）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会昌五年（845）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934～935），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南唐（937～975）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二、医学律令
　　隋开皇元年（581）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
　　（一）有关医药的律令
　　《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
　　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卷26）
　　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卷25）
　　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卷25）
　　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卷9）
　　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卷18）
　　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卷25）
　　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
　　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卷18）
　　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卷18）
　　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卷18）
　　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以上均见卷18）
　　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三）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
　　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旧唐书》卷43志23职官P1838），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唐律疏义》卷44年），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四、医学教育
　　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唐六典》卷14，第19页广雅书局刊本），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唐会要》卷66、卷35）
　　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唐六典》卷14，参阅《旧唐书》），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后减为15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627），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4:08

第二节卫生保健和养生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4:35

第三节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中医的病因学说，自春秋以迄六朝，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学说”基础。即以六淫为内容的外因学说、以七情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房室、刀刃伤为内容的不内外因学说。隋唐时期医家本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学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其特点为：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
　　一、逐个病研究，探索病因
　　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成就最为卓越。该书分为67门，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秋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或则以其新的认识，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者。
　　（一）乖戾之气学说
　　《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如，伤寒、时行、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温病是“其年岁中有病气兼挟鬼毒相注”而成，号曰疠气，但挟鬼毒，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而《诸病源候论》已不满足以外感六淫说明外感病之病将伤寒、温病、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乖戾之气”而致病，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传染性。
　　（二）虫致病学说
　　虫，作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伤，蜂叮咬之类，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赋于“虫”说更深更新的意义。
　　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
　　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巢元方《诸病涛候论》卷10，P217，P219，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
　　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
　　对虚劳病，《诸病源候论》以七十五论阐述，是历代医书述及虚劳最详细者。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结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如虚劳盗汗、虚劳骨蒸、虚劳寒热、虚劳咳嗽、虚劳唾血、呕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润期都可发生；而虚劳兼痢、虚劳秘涩(便秘)、虚劳心腹痛则发生在肠结核时；虚劳症瘕为肠系膜淋巴结核；虚劳小便难、或小便余沥、小便白浊、虚劳尿血则为泌尿系结核的常见症，虚劳无子候则为生殖系结核。虚劳导致无子，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而将盗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咳嗽诸症，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唐代医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国》则曰“骨蒸病者，亦名传尸，……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沉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淋巴结核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
　　唐代办思邈对附骨疽的论述，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如疮不差，差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与现代医学对好发部位，病程认识，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缓疽、瘭疽及贼风等区别开来，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脚气病，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对瘿病症状“瘿上短气”、“瘿上气胸满”、“瘿气面肿”（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对反花疮的描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5，P18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则是对癌证的最早记载，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首先提出了“破伤风”之病名，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伤痉”、“发痉口噤”、“金疮中风痉”、“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等得到了统一，并沿用至今。
　　三、证候分类与鉴别
　　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认识得到了深化。孙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首先，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又以脏腑辨证法，将证候按脏腑分类。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五腑，这与现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脏证候中，除一般常见之喘、嗽、肺痿、肺痈、吐脓血、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飞尸鬼疰类之肺结核，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
　　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如外科的瘭疽(类似今之比脓性指头炎)和代指（甲沟炎)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并指出代指有缘爪甲边结脓之特症，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孙思邈《备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贼风和附骨疽，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和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
　　四、注意预后分析
　　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黄帝内经》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从而及早预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
　　病由于糖代谢失常，机体抵抗力减弱而易罹感染，并易导致败血症之发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令人叹服。
　　《诸病源候论》中，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状，苦小腹病，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男疸”，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黄疸病、酒疸及女劳疸，日久不愈，均可变为黑疸，乃久病及肾，肝肾虚衰，瘀浊内阻之故。此时治病就棘手了。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5:32

第四节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内科发展学

　　(一)伤寒：隋唐五代时期有关伤寒等外感疾病和伤寒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与此时期中医学整体发展相一致，具有总结、提高的特点。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各方面的认识都较为广泛而丰富，且有新的进展。
　　1、伤寒的概念、病因与预防
　　《诸病源候论》并列提出伤寒、时行、温病、热病、疫疠五类范畴，各自独立成篇分别论述其病因和不同证候。在此之前，《时后救卒方》虽曾分述伤寒、时行、疫疠之治法，但在《诸病源候论》则明确地从篇目和概念上将温病、时气、疫疠从伤寒中独立出来。《外台秘要》中的分类则趋向简洁，分为伤寒、天行、温病三大类。病因方面，隋唐医家已不仅仅拘泥于四气皆能为伤寒，而以伤寒最为杀烈之气的传统理论。同时，又进而提出了“乖戾之气”的新观点。
　　(1)伤寒《诸病源候论》认为：“伤寒之病但有人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染不着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这就突破了历来以冬日寒冷作为伤寒病因的传统，而指出有些伤寒病具有传染性。
　　(2）温病、热病病因有三，其一伏寒春发。其二“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其三“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3)时气、疫疠以“乖戾之气”为主要病因，并指出它有较强的传染性，甚至“如有鬼厉之气。”
　　隋唐医学家都比较同意伤寒与温病、时气病因异气，所宜不同。然就其病机、治疗看来，尚无显著差别。可以说此时期的寒温之分尚无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无疑有所启发。
　　《诸病源候论》强调伤寒、温病、时气、疫疠各病的传染性，并且指出均可预服药以防之。唐代医家对此更为重视。《干金要方》与《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温专篇，设方甚多。有些药物如雄黄、菖蒲等，至今仍在民间沿用。
　　2、伤寒的辨证治疗及方药
　　伤寒病的治法方药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辨证体系力求简明易行。如《千金要方》按其证情及病势深浅，依次辨为在皮、在肌、在胸、入胃。治法以膏摩、发汗，宜吐、宜下，汗吐下后调治及杂治法区分为六类。此期治法丰富多彩。如《外台秘要》兼采各家之说，汗法有辛凉、辛湿之殊；吐法有苦寒、温热之异。下法中有寒下、温下、攻补兼施，以及峻下逐水；补法中有益气、养阴、生津、温阳等等。尤以清法最为突出，如辛凉、辛寒解表，表里双解、清热解毒、清热凉血、增液通下以及清肺止咳、清肝退黄、清肠止泻、清心除烦、养阴退虚热等，这些后世温病学家常用的治法，虽乏理论总结，实际应用却已很广泛。
　　唐代伤寒治疗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伤寒膏、发汗丸散等成药。孙氏认为治伤寒“救速为贵”。医生当预先调制成药，以备急用。《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都著录有治疗伤寒的膏、丸、散。多以温热药组成，有内服，也有外用，用于伤寒初发。今虽少用，但事实上，伤寒初起用膏药按摩发汗，兼治一些空肤病，简单易行，疗效快，副作用小，是一种很值得发掘的治法。
　　3、有关《伤寒论》的研究
　　孙思邈尽管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但《千金要方》中引用伤寒方仍以仲景方为最多。《外台秘要》伤寒各论第一篇，唯选仲景方证条文紧接《诸病源候论》证候之后阐述。虽然其他各家不乏伤寒逐日治法，但均不予收入此篇。可见王焘也视仲景所论乃伤寒病治法的正宗。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不仅为后世保留了一个较为可信的《伤寒论》版本，且以其独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阐发，这不仅影响其本人对伤寒病的治法，也对后世《伤寒论》学说的研究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知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这在他对“太阳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他将四十七个方子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汤法五十七证，方五个。后世用这种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继承了类方的名称。
　　孙氏进一步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经宋金·成无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继承、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
　　4、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认识
　　(1)痢(痢疾)
　　古代中医言“痢”，往往包括各种具有腹泻症状的疾病。隋唐前医书论及下利脓血者，症状描述常较简单而笼统。而隋唐医著中，则有关于痢疾比较具体的记载。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所载诸方中均提到了下痢赤白，或如烂血盗汗，或如脓涕夹血，或白脓上带血丝如鱼脑状，并可有发热、腹痛口渴、后部疼痛滞重等症。对慢性痢疾也有一定的认识，《千金要方》称之为“冷痢”、“久痢”，《诸病源候论》及《外台秘要》称：“邪气或动或静，故其痢乍发乍止，谓之休息痢。”（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7，P.683，四库全书743册，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关于痢疾的病因，仍以过食肥腻、饮食不节以及外感冷热毒气为说，比较重视患者本身的胃肠虚弱。
　　此时期治痢之法已甚丰富，《外台秘要》所载的治痢方在150首以上。清热解毒除仍是治疗菌痢的主要方法。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增加了苦参、地榆、牛黄等药的使用。收敛固涩、温阳助运、健脾益气、以及消导等法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2)黄疸（传染性肝炎等病)
　　隋·《诸病源候论》提到“天行病变发黄”而将“黄病”另列一篇，分内28候。而《千金要方》将“黄疸”归入“伤寒”，《外台秘要》将“黄疸”归入“温病”加以论述。在其他病种分类趋于益细益专的情况下，反将“黄疸”隶列于伤寒、温病属下，说明唐代医家们已认识到了该病的传染性、流行性。
　　此时期对黄疸症状的认识较前更为全面，《千金要方》“伤寒发黄”篇中提到黄疸病的临床表现有：一身面目悉黄如橘，小便如浓煮黄柏液，或赤少不利，振寒、发热、渴、呕、心中懊浓、自利或大便时闭、好卧不欲动，发黄已久变作桃皮色，心下有坚、呕逆、不下饮食，体尽黄，额上黑，腹满而喘、大便黑、溏泄。其中包括开今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发展过程及其不同病期的症状体征。《诸病源候论》还提到了“急黄喉”“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这是对急性黄色肝萎缩的正确描述。
　　此期黄疸的治疗以清热化湿、利胆退黄为主。在仲景茵陈蒿汤的基础上加重清热解毒药的使用，如黄柏、黄连、黄芩、石膏、知母、龙胆草等等。
　　(3)虫症(肠道寄生虫病)
　　关于虫症的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蛔虫病及绦虫病的认识。蛔虫在隋唐医著中被称作长虫或蛔虫。指出此虫长五、六寸或一尺左右，病发则腹痛，腹部可有团块隆起，能上下移动，疼痛呈阵发性。也可能导致心窝部钻刺痛，伴有呕吐清水，重则损伤心脉可致死亡。这就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肠道蛔虫症与胆道蛔虫症的主要症状。绦虫称作白虫或寸白虫，指出寸白虫“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实为绦虫的体节，且以为是由“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未熟)，并食生粟所作”，或“食生鱼后……”发病。现代研究发现，纤虫病与生食猪、牛、鱼肉确有关系。
　　虫症治疗经验及杀虫药的使用也颇具价值。今天中医临床常用的杀虫药大多可在《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诸杀虫方中找到。如槟榔、雷丸、鹤虱、楝实、石榴根、萹蓄、牵牛子、香榧子、贯仲、狼牙等等。并且还强调杀虫药应空腹服用。此外，胆道蛔虫症用食醋安蛔，肠道蛔虫团块用麻油润肠缓急，散解虫体，至今仍为民间常用之法。
　　(二)内科杂病：
　　隋唐五代时期，内科杂病得到迅速发展，这反映在对内科杂病病名与证候特点的描述更详确，病因病机的认识更系统，辨证更深入，治疗更富有成效，并创制了许多方剂。
　　1、病名与证候的详确描述
　　此期更重视每个具体病的描述和确诊，从而对病名的确定日趋规范化。如消渴病，当时以病人的明显消瘦、口渴、尿多为症象而命名，这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已有明确记载。《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引隋唐间医学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所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是医学文献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记载。
　　又如脚气病，此期对其症状已有详述。《诸病源候论》记述：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痛疼，或缓纵不遂，或挛急；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在这里脚气病症状不仅记载详细，且已发现了肿、或不肿及冲心之症，与今临床上脚气病之分干脚气、湿脚气和脚气冲心一致。
　　2、病机与辨证的深入认识
　　《诸病源候论》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在一些内科常见病的病机理论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不少新的观点，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水肿。自《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始，首次把“水肿”作为各种水病的总称。巢氏一方面认为”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脾胃虚弱在发病中的作用，他在书中多处强调了脾虚不能制水，是导致“水泛成肿”的关键所在，作者把脾胃在水肿病机中的重要作用，提到与肺肾相等的重要位置上。淋证《诸病源候论·诸淋病候》中明确地提出了淋证的病位在肾与膀胱，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了症状发生的机理。他说：“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为淋。”巢氏以肾虚为本，膀胱热为标的病机分析，为后世多数医家所宗，成为临床上诊治淋证的主要病理基础。与此同时，还对诸淋各自不同的病机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气淋者，肾虚膀胀热气胀所为也”；“热淋者，三焦有热，气搏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石淋者，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膏淋者……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为临床治疗不同淋证提出了理论依据。
　　在辨证方面，《千金要方》还以脏腑为纲类列内科杂病，又以寒热虚实为目，叙述内科杂病的各型证状及治疗，与现代按系统分类相似，这在杂病的认识相归纳方面是一较大的进步。如《备急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论“肝虚实”中，指出有“肝实热”，“肝胆俱实”，“肝虚寒”和“肝胆俱虚”四型，根据这一分型。在“坚癥积聚”一节里，分别记述了“男子女人寒冷，腹内积聚”的寒性积聚和“腹内积聚，大小便不通，气上抢心，腹中胀满，逆害饮食”的实热积聚。
　　3、临床治疗的发挥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在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促使了在治疗上的全面发挥和更加富有成效，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消渴。《备急千金要方》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外台秘要》中根据消渴证候表现、并发症和预后的不同，将消渴病分为十四种证候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物有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孙思邈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这一观点为消渴病的饮食控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王焘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空，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地进食，而是提倡“食欲得少而数。不欲顿而多”的少食多留的合理进食方法，说明当时医家对饮食控制疗法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认识。
　　血证。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为吐血和尿血二门，孙氏在治法上博采众长，大量收集各种疗法及民间单方验方，针灸治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对衄血不止使用压迫止血与烧烙止血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重，并沿用至今，仍是治疗衄血的很好方法。
　　水肿。《千金要方》在继承《内经》“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理论与仲景学说治疗水肿病的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发汗法每以麻黄、防风、生姜、独活之类发汗解表，并常与健脾补肾，益气固表，淡渗利湿，化痰理肺之类药物配伍联合应用，表里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肿。利水法常结合辨证，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药，泻下消肿的方剂有猪苓散、中军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如麝香散中有芫花、甘遂逐水、茯苓丸以芫花、甘遂、芒硝泻水，皆能退水消肿。同时，孙氏还在书中记载有用外治法和饮食疗法治疗水肿的经验。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疗效甚佳。食物疗法有食物和药者或制饼而食者，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与酒煎服。乌豆为末做粥等。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鲤鱼、羊肺、猪肾熟制或加入药物而食者，均在调治水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营养缺乏性病证，此期对瘿病、脚气病一类病证的治疗又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如治瘿内服方剂，宋齐以来常用之鹿靥外，又增用羊靥，羊靥较鹿靥更为易得，在具体运用时更与海藻、昆布同方并用，更能提高疗效；另外用龟甲治佝偻病，用楮树皮(谷白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及用麻黄、独活、防风、防已、细辛、蜀椒、吴荣萸等治疗脚气病。现代研究这些药物都富含各该疾病所缺乏之相关之成分或维生素等。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5:58

二、外科

　　外科到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很大发展，首先在国家的医学管理体制中，已有外科之专门设置，外科与骨伤科已一分为二，同时更有多种专门著作留传于世，专科医家的成长比前代也有所发展。外科医疗技术、手术水平以及理论探索等均有提高。
　　(一)外科专门机构的设置与作用：在隋唐太医署下，属于外伤科范围的骨伤科在此期被划入按摩科，关于医系下的疮肿科，即是以治疗化脓性感染为重点内容的普通外科。在医系下之角法，按其学习内容应属外科的外治法。无论是按摩、疮肿、角法，既是骨伤科、外科、外治法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同时也是这三个专科疾病的医疗规构。如遇战伤、地震灾伤等，他们就必须立即奉命去急救和巡诊。
　　(二)外科专著与专业外科医家：外科与相关之专科在隋唐时分别独立成科或相对形成专科，与此相适应外科专著较前代明显增多。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来看，总计隋唐五代时期外科疮肿书籍有15种，近60卷。可惜这些外科书籍多已佚失，部分内容尚可从其同代和后世大型综合性方书中窥见一斑。
　　以外科为专业的医家，除有一些专著之作者如甘浚之、甘伯齐、秦政应、喻义、沈泰之、蔺道人等之外，《诸病源候论》所记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切除等的术者，虽佚名，但其业绩不可磨灭，又如为剖腹肠出被地，眩而仆的安金藏，纳肠入腹进行腹壁缝合手术的“高医”（《新唐书·安金藏》第11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又如：有医“以利刀开其脑缝”的外科医家；为苌从简“以刃凿骨”，剔除箭镞入骨不能拨出病症的“医工”；为方干等十余名兔缺患者成功进行唇裂修补术的“补唇先生”；为人割治背部瘤肿的杨玄亮；以及为蒯亮割除额角瘤肿的医家等等。虽然上述擅长外科的医家，由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及史不详载，现已无法知其贯里和具体成就，但由他们的著作目录和若干外科手术所达到的水平，也足以代表我国此期外科发展的一般情况。
　　(三)化脓性感染等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在经验积累基础上，此期医学家尤其是外科医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正确率和治疗有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例如：
　　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孙思邈对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的论述尤为确切，他在强调该病“常须思虑有大痈”和“当预备痈药以防之”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误伤。”他要求医生“慎之慎之”。
　　骨关节结核之发病：在孙思邈著作的外科部分里，对类似于骨关节结核的附骨疽等骨病的好发部位与临床症状作了较前更正确的描述。他说凡附骨疽，喜着大关节；更具体提出丈夫产妇喜着髀(髋关节、股骨部位)中，小儿亦着脊背(腰椎、胸椎)。大人急著者，先觉痛不得动摇……”，对下腿骨结核，也明确认为：有久痈余疮，败为深疽者，在胫骨、腓骨间，喜生疮中水恶露，寒冻不差，经年成骨疽……亦有碎辞骨出者。孙氏还对其他部区之骨结核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说明其认识水平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孙氏对骨结核与淋巴结核(瘰疠)互为因果关系已有了正确6论述。
　　狂犬病的预防：孙思邈指出：“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溺，持杖以预防之”。如果被狂犬咬伤，孙氏除强调“取狂犬脑傅上，后不复发”外，更告诫人们不可“若初见疮愈，即言平复，此最可畏，大涡即至，死在旦夕”。他强调“百日之中，一日不可阙(防治)者，方得免难。”这是孙氏对狂犬病潜伏期的正确认识。王焘进一步发展了孙氏的经验，要求“见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
　　(四)外科手术与医疗技术：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术、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等。
　　肠吻合手术：《诸病源候论》指出：“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后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普)食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1，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较详细的讲了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创，各有纵横，难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6，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其他手术的方法、层次、步骤、缝合针法等等来看，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
　　大纲膜血管结扎术与坏死大纲膜切除：在巢元方的著作里，叙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纲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外伤伤口内异物剔除原则：《诸病源候论》的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疮久不瘥等篇，均明确强调：“碎骨不去，令人脓血不绝”“须令箭镞出，乃应除碎骨尽，不尔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对种种创伤内异物不但认识其为创伤久不愈合或脓血不绝的根源，还确立了“当破出之”的手术剔除治疗原则，并指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疮则愈”的目的。
　　急救术与医疗技术：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较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氏也颇多心得。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少时当出恶物。此外，孙氏还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保留灌肠，用以治疗垂危之疳湿痢，一用竹管将药物吹入肛门内约10公分处；一用竹简吹药入肛门内疳疮上敷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氏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
　　(五)麻醉术与鼻端瘤肿摘除术：麻醉是否有效对外科手术之成功与否关系密切。唐文学家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叙述了狄梁公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有富室儿年十四五，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触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于随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至病处乎?病人颔之，公出针，而疣赘应手而落。时人对此虽以为异，觉其奇，然分析其所叙述之内容，释之针灸麻醉和外科手术之成功例，基本上是可信的。
　　(六)皮肤病的重要进展：隋唐五代时期，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点是：认识的疾病增多，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治疗方法愈益丰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
　　1、皮肤病首次分类和新出现的病名：《诸病源候论》中有15卷、15门309候涉及皮肤疾患，分门别类阐述证候和病机。其所论述者，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首次见载的病名有：白癜风、乾癣(类似于慢性湿疹或银屑病)、脑湿(似于“皮角”)、鬼舔头(斑秃)、秃顶(早秃)、蛇身(鱼鳞病)、牛癣(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摄领疮(颈部神经性皮炎）、……等数十种。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小儿常见皮肤病，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如伤寒斑疹、时气疱疮、热病斑疹、热病疱疮、温病下部疮等。
　　《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论述皮肤病，病因多取《诸病源候论》之说，主要是丰富了治法。孙思邈论列皮肤病有140余钟，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妬精疮和老人常见之皮肤瘙痒症、阴下湿、毛发早枯和皮肤角化等等。
　　2、病因初诊治之进步
　　疥疮：“疥”原来是人体患皮肤病的象形字，先秦古籍即有记载。但只认为是一种浅表的瘙痒性皮肤病而已，《肘后救卒方》首先出现“疥虫”之说。《诸病源候论》则将“疥虫”和“疥疮”联系起来，指出病因为“并皆有虫”，对其症状体征，给予真实扼要的记述。在专述小儿疥疮时更指出，“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表明对疥的传染性已有明确认识。
　　漆疮（漆性皮炎)：《诸病源候论》首先指出漆疮的不同类型，病状描写逼真，首次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和“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竟不为害”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此病和各人“秉性”不同有关。这是对各人机体免疫状况不同的朴素认识。
　　癞、恶疾、大风(麻风)：这一时期本病名称虽然仍未统一，分类亦较繁复，但对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已认识到有“通体无异而眉须已落”和“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的区别，对“四肢腹背有顽处”、“顽钝不知痛痒“(麻木斑)、身体枯槁，“津液常不出”(不出汗)、“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坠落”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残损以及各种皮损表现均有描述（孙思邈《备急千要方》卷23，卷5，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隋唐医家为防治本病进行了不懈努力。孙思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德高术精，成为中国古今医家的楷模。
　　3、隋唐时防治皮肤病的方法丰富，并多有创新。其特点是十分注意内治外治结合，药、针、灸疗法结合。药治食治结合，并吸收国外医学成果。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孕育创力的强有力催化剂。孙思邈即为其卓越代表。孙氏论述的140余种皮肤病中，治法约有复方、单验方234首，涉及药物230种，常用针灸穴位20多个，灸法多种，所用疗法剂型汤、散、丸、膏、糊、汁、酒、煎、熨、坐导、浴、沐、乳、烟熏、煮散、澡豆、蒸熏、枕、粥、泥等22种。
　　4、护肤悦面药：《五十二病方》、《肘后方》有少数载述，隋唐时有显著发展，尤以孙氏论说最为透彻而详备。孙氏不能容忍护肤防病的美容面药及衣香澡豆只私于少数贵胜有，应使之为全社会服务，对以后这类药物的普及推广起了极大作用。《千金方》两书中，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分外用热熨、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其他为治疗性药剂。此外还有生发护发剂及唇膏。近年有人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孙氏立方遣药的科学性。现在许多中药美容剂也吸取了他的这些优良成果。
　　(八)外治法的发展
　　隋唐时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的分科中，将角法（拔火罐疗法）为代表的外治法纳入独立之学科以培养专科医生。《外台秘要》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一类的保健器具长期使用的记载。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本草拾遗》中均有砂浴疗的描述，记载的方法和适应症和今天理疗学中听说的砂治疗法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的矿泉疗法，我国古代矿泉疗养开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很有限的。隋唐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统治阶级耗资修建临潼矿泉，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皇家矿泉的官吏，其影响大大扩大，矿泉疗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矿泉疗法，对其成因和适应症给以了描述。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6:20

三、骨伤科

　　(一)创伤的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
　　关于失血、瘀血病机：创伤可致失血和瘀血。《诸病源候论》认为外伤失血可致经脉空虚、心血亏损，严重者可引起死亡。同时，指出创伤导致瘀血的机制；“若因坠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理伤续断方》，指出“凡肿是血作”，即外伤引起的局部肿痛，都是瘀血所致。由此可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的一系列血瘀为患的症侯。隋唐医家对“瘀”病机的论述，成为中医骨伤科病因病机学说的核心理论。
　　关于创口化脓的病机：《诸病源候论》对开放创口、开放性骨折化脓感染以至不愈合的病因病机所作分析相当透彻，认为污染、或再污染、包扎不当或缝合不当、清创不彻底、异物等因素至今仍有实际意义，蔺道人《理伤续断方》进一步论述骨折后因移位或畸形愈合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或废用。
　　(二)骨伤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发展
　　关于内伤的诊疗：《诸病源候论》载有“金疮病诸候”凡23论。讨论了创伤外观，从伤口的性状、分泌物及受伤部位，推测战伤的预后，指出如伤在颅脑及重要脏器则不易痊愈。对创伤出血，提出了从脉象来观察预后。指出胸腹腔内出血的见证，主要是胸胁和腹部胀满，还描述了创伤出血过多所出现的心跳加快、情绪不安、疼痛、烦躁、口渴等证状。《理伤续断方》强调对危重内伤先调气后补血，首创“四物汤”治伤损证。而且，该书对跌损内伤特别强调辨证论治，提出了根据伤情轻重缓急以第一至第七次序治伤损的步骤与法则。开创了攻下逐瘀、行气活血、养血活血、活血壮筋、补肾健骨的治疗法则和方药。其七步冶伤法则和方药，至今用于临床。
　　关于开放性创伤、开放性骨折的治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开放性创伤和各种严重复合伤，如内脏破裂、膀胱尿道损伤等，特别是首次描述了开放损伤愈合继发动脉出血，称为“盗血”，指出不能破，破则死(《金疮惊痉候》)。对开放性骨折分别为早期并发症、化脓感染期和现代称之为慢性骨髓炎期分期诊断。这些诊断分型的方法，是开放性骨折诊断的重大进步。《诸病源候论》首次详细介绍了清创缝合的手术和筋缝合手术。对施行清创手术提出了要在创伤的早期，并强调清创和扩创，《理伤续断方》则主张对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可缝合，也可不缝合，外用夹板固定，还具体提出了十四步治疗方法，十四法主要是清创、复垃、外固定和外敷药物，它成为后世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主要方法。
　　(三)关于骨折脱位诊断与治疗：
　　蔺道人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骨折又分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大类，并且首次把骨折分为可用手法整复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复者。
　　蔺道人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首次描写了髋关节脱位有前后两大类型；记载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双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见《理伤续断方》口诀)。
　　对于骨折脱位的诊断，蔺道人总结了手摸心会的检查法，强调“忖度”即检查后要思考骨折移位程度、方向、力量等，在治疗上，运用了麻醉、清创、复位、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等六大步骤与方法，认为凡整骨都要先服麻醉药，其麻醉药叫“常用整骨药”，由大乌头等能导致睡眠，或用草乌、木鳖子等能使之晕昏，从而起麻醉作用的药物组成。
　　蔺道人创用闭合手法复位六法，即“相度损处”、“拔伸”、“或用力收入骨”、“捺正”四大整骨手法和”按摩法”、“导引练功法”。首创肩关节脱位的复位——靠背椅式复位法，髋关节脱位复位法——手牵足蹬法。蔺道人还运用了切开复位等外科手术步骤与方法技术等。
　　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隋唐时期得到迅速推广。蔺道人总结并发展这些经验，改为杉木皮夹板的制造、包扎技术和具体运用以及不同部位固定的方法，特别强调不包括关节的，夹板固定法和可以使关节作屈伸活动的绢布包扎关节固定法，充分体现了骨折固定技术从一开始，就贯串着“动静结合”的观点。此外，蔺氏主张对骨折复位固定后的按摩和功能锻炼疗法。
　　隋唐时期对骨折内外用药，显著特点就是铜类、虫类药物的运用和重视辨证论治。蔺道人的整复、固定、活动三大骨折治法及七步内治伤损法，重视保护软组织的动静结合的骨折疗法及其内外用药的经验，至今还为骨科医学家所遵循。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6:48

四、妇产科

　　隋唐时代，妇产科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其特点是：开始从内科范围分化，日益趋向专科化。
　　隋唐间，出现了许多妇产科著作。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有6种、凡26卷可惜均已散佚。昝殷著《经效产宝》(847)3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书。书中论述了妊娠、难产、产后等20余种产科常见病证，收载方剂260余首。有些论点具有一定的水平，方药大多简易实用。如四物汤通用于妇产科已千余年，至今仍为妇科圣药。另外，在一些综合性医书中，都收集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妇产科资料。
　　孙思邈以重视妇产科而闻名。他深感有设妇产科的必要，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专设“妇人方”3卷，列于各科疾病之首，促进了妇产科向专科化深入发展。
　　(一)关于接生的处理
　　1、帮助产妇安定情绪。唐代医家已注意到产妇的心理精神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为了解除其临产时的恐惧紧张情绪，减缓分勉疼痛和防止难产，明确要求接生者态度应严肃谨慎，语言动作轻柔。
　　2、忌多人瞻视《干金要方·产难》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二、三人在傍，临产时，只许接生人员守护在旁,以保持产房内安静，镇定产妇情绪，并防止环境污染，减少新生儿感染。这一规定，也是现代化产房所必须做到的。
　　3、对胎儿娩出后的护理。巢元方强调：破伤风,是因新生儿断脐洗浴不即……通风入伤则变为痫”的关系。孙思邈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如脐带处理，要求断脐长度应适中，以六寸为宜，因为“长则伤肌，短则伤脏。”“乃先浴之，然后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须令人隔单衣物咬断”。并主张先以猪胆汁洗浴后断之，毫无疑义，这将会减少脐带感染的机会。
　　(二)月经常见病的证治
　　1、月经不调和闭经痛经《外台秘要》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风冷、寒湿、外伤，癥瘕及情志不遂等多种因素均可引起月经不调；而且又认为月经不调，久之，则可导致癥瘕、不孕等症。
　　闭经痛经的病因病机，《诸病源候论》仍以因风冷使气血闭涩立论，治疗方面，《千金要方》大致仍遵循《金匮要略》通经活血的原则，但积有比较丰富的用药经验。
　　2、崩漏《诸病源候论》专列“崩中漏下候”，认为其病机和主症是：“冲任之脉虚损，不能约制其经血，故血非时而下。”并根据阴道不规则出血的情况，将其分为漏下和崩中,如“非时而下,淋漓不断,谓之漏下，”“忽然暴下，谓之崩中。”而且，《千金翼方》对崩漏症候又进一步描述：“妇人崩中漏下赤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无颜色，皮骨相连。”这与宫颈癌晚期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至于药物治疗的经验，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为丰富。用方多达40余首，方中应用了温补、收涩、化瘀、凉血、止血等多种治法。
　　(三)关于带下病的认识
　　带下病是指妇女阴道分泌物过多，色质异常的病证。这一概念,直至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才被认定。
　　秦汉两晋时期，带下病是指妇女腰部以下的病症，涉及的疾病范围较广，包括了多种妇科疾病。至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设有“妇人带下门”。其中收录了专治妇人“下赤白、漏五色”的带下方11首；并认为带下病的病因病机是由于风冷乘虚入于胞，损伤经血，使血与秽液相兼而成。而且王氏将古代带下36疾病方，分别列于有关妇科疾病之下。从此，妇女带下病的概念，即由隋代以前统称的下腹部位的病变，转变为专指阴道分泌物异常的病症，从而使带下病，从广义的妇科疾病中分化出来，王氏关于带下病的概念，为后来多数医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妊娠常见病的证治
　　1、妊娠恶阻和妊娠水肿
　　《诸病源候论》将重度的早孕反应首次命名为恶阻，列有“恶阻候“专论。《干金要方》进而对恶阻的临床表现作了扼要描述：“阻病者，患心中愦愦，头重眼眩，四肢沉重，懈堕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噉咸酸果实，多卧少起，世谓恶食，其至三、四月日已上，皆大剧吐逆，不能自胜举也。”并认为其发生机理是“由经血既闭，水渍于藏，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络脉痞涩，则四肢沉重，挟风则头目眩也。”并创用了多种治疗方药，如治疗妊娠恶阻呕吐不下食方，方中应用的药物有青竹茹、橘皮、茯苓、生姜、半夏等，简明而有效。《经效产宝》专列有治妊娠水气身肿腹胀方论。论中认为妊娠水肿是由脾气虚弱所致，因而应用健脾利水、调和气血的治法。收载的千金鲤鱼汤，至今仍是治疗妊娠水肿的代表方剂。
　　2、漏胎和胎动不安
　　《诸病源候论》在“妊娠漏胎候”和“妊娠胎动候”中对漏胎、胎动不安的发病机理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漏胎者，……冲任气虚，则胎内泄漏”。“胎动不安者，多因劳役气力或触冒冷热，或饮食不适，或居处失宜。”《经效产宝》则从母子两方面分析了胎动不安的发生原因。它说：“因母病以动胎，但疗母疾，其胎动自安；又称胎有不坚，致动以病母，但疗胎则母瘥。”已认识到先兆流产的发生，或因孕妇有病，或因胎儿发育不良。这对后来胎动不安处理原则的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一时期还应用了一些有效的安胎新药，如《外台秘要》的阿胶、艾叶、续断、桑寄生，《经效产宝》的杜仲等。
　　(五)产后常见疾病
　　1、产后血晕
　　《经效产宝》提出了产后血晕虚证和实证的辨证要点在于：“常问其产妇，血下多少即知”。治疗上《外台秘要》则先用醋涂口鼻，或以醋喷面等法急救，使其苏醒；再根据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用补养气血、安神定惊、活血行瘀、祛风豁痰诸法调治。
　　2、产后乳病
　　产后乳痈多见于产后未满月哺乳的妇女。《外台秘要》已认识到乳汁积滞分泌不畅是产后乳痈的主要发病机理，指出：产后“不宜令汁畜积不去”，否则将会出现壮热、大渴引饮、乳结坚急痛、手不得近等乳腺化脓的征象。在治疗上，除内服药物外，并应用了吸出或挤出乳汁、湿热敷、灸疗等外治法，这些疗法至今仍在沿用。
　　产后缺乳的发生，《经效产宝》认为是由于“气血虚弱，经络不调”所致，《千金要方》在治疗上用猪蹄补虚，通草、漏芦、瓜篓等通络下乳。《千金翼方》治妇人无乳汁针少泽、液门、天井等穴位。
　　(六)妇科杂病
　　1、不孕症其病因
　　《诸病源候论》认为是由于经闭、崩带、癥瘕等常见的妇科病所引起，《千金要方》有进一步的阐发，指出：“凡人无子，当为夫妻惧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表明已冲破了只责怪妇女一方的影响，认识到男女双方有病都可引起不孕症，显然是一大进步；它将女子不孕症概括为两大类，即将婚后终身不孕的称全不孕(原发性不孕)，因病而久不复受孕的称断绪(继发性不孕)。
　　2、子宫脱垂及前阴疾患
　　《诸病源候论》将子宫脱垂称为阴挺或阴脱，并提出了其发病原因是由于平时体质虚弱和分娩用力过度所致，《千金要方》更提出了“禁举重”、“禁房劳”等预防措施。另外还记有阴痒、阴肿、阴疮等前阴疾患。《千金要方》除沿用洗法、阴道坐药外，并创用了洗榻法(罨包)、膏药、敷药等多种外治法。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7:11

五、儿科

　　隋唐五代时期，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儿科专业初步形成，对儿科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整理。
　　据《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唐太医署所没医科系下之“少小”，即为儿科，可见，早在公元七世纪初，我国医学分科上即把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始由国家培养专门的儿科医生。随着医学的发展，隋唐医家对儿科诊疗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儿科专著或专论。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有11种67卷，可惜均已散佚，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一般认为是唐末的作品。所论“脉法”和“病证”，有不少可取之处。在隋唐医学巨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儿科专论。如《病源》卷45～50，集中论述小儿护养、杂病诸候，共255论，是最早小儿病源症侯学的专题论述。唐代孙思邈非常重视小儿，认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在他撰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继妇人之后，列“少小婴孺方”1卷，晚年又撰《千金翼方》，其中补充了大量的儿科资料，写成“养小儿第一”、“小儿杂病第二”：《外台秘要》是一部文献整理性医著，书中也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儿科学成就，汇成“小儿诸疾”两卷，颇能反映中医儿科在唐代的发展水平。
　　一、小儿护养
　　小儿初生，孙思邈提出减少感染破伤风的断脐之法和预防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的方法，“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如果小儿初生不啼，则要用“葱白徐徐鞭”小儿背部，帮助小儿建立自主呼吸。
　　隋庸医家认为，小儿皮肤娇嫩，应多进行空气浴、日光浴锻炼，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养小儿候”说：“小儿始生，肌肤未成，……宜时见风日”。同时，还认为小儿“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主张“薄衣”，并介绍了“薄衣之法”，即从秋天开始少穿衣，按小儿逐渐适应习惯，也是增强小儿体质的一种好办法。
　　新生儿的喂养也很重要，主张人乳喂养，《千金要方》还专门列有“择乳母法”。在“初生出腹”节中指出，乳母如果有发热、新吐下、酒醉、怒、新房过劳等，皆不可哺乳，否则，容易引起小儿疾病。还对哺乳的次数、姿势、宿乳的处理、防止噎乳等作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二、小儿生长发育规律的探讨
　　隋唐医家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概括为：“凡生后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应和人；百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独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铺匐；三百日髌骨成，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千金要方》卷五)孙氏认为一般小儿均有这一正常发育过程，如果反常即是有病，须进行诊治。
　　小儿为“纯阳”之体的提出，始于唐末。《颅囟经》开篇即说：“凡孩子三岁已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当时所谓纯阳，系指元气聚集未散而言。后来经宋代钱乙、清代徐大椿、王盂英等人阐发。“纯阳”说有所发展，且作为指导临床用药的一种儿科理论。
　　三、小儿诊法
　　小儿脉诊，晋代王叔和《脉经》已有论列，唐末《颅囟经》则更明确指出小儿脉候至数之法与大人不同。“若有脉候，即须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认为小儿“呼之脉来三至，吸之脉来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为无患。”小儿指纹诊法，最早在唐代医家王超（生活于贞观年间）在《仙人水镜图诀》中提出，此书已佚，但后世儿科著作则有所转载。
　　四、小儿常见病证的认识和治疗
　　隋唐医家对天花、猩红热、结核等小儿常见传染病的病机证候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诸病源候论》卷七描述“伤寒·登豆疮”说：“伤寒热毒气盛，多发疱疮，其疮色白或赤，发于皮肤，头作瘭浆。戴白脓者，其毒则轻，有紫黑色作根，隐隐在肌肉里，其毒则重”，其“疮痂虽落。其瘢犹黡，或凹凸肉起”，类似天花一类的传染病。
　　惊痫是儿科“四大症”之一。《诸病源候论》分列惊候、痫候等进行论述，大体包括各种原因所致的抽搐、惊厥一类疾病。《千金要方》归纳“候痫法”20条，从症状、体征诸方面进行鉴别诊断，使医者容易掌握。并提出惊痫重症的诊断标准，执简驭繁，方便临证，对于认识惊厥作出了有益探索。孙氏还主张用清热、镇静、息风、安神方法治疗惊厥，如龙胆汤等。《外台秘要》卷35则详列各种灸法，并提出“若风病大动，手足掣纵者，尽灸手足十指端，又灸本节后。”他们提出的治疗惊痫的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隋唐时期，儿科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主要有内服、外治、针灸三类，内服药物的剂型有汤、膏、丹、丸、散等；外治法有洗浴、涂囟、敷脐、膏摩、滴鼻、掐(以讯代针）法，如孙思邈曾用十二味寒石散为末，粉扑小儿皮肤，治疗壮热不能服药的病症；针灸有针、灸两法，尤其是灸法在隋唐医家中用的较多，如孙思邈灸法40种，分治小儿多种病症，用途甚为广泛。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7:44

六、五官科

　　隋唐时期，太医署设耳目口齿科，标志五官科已从内外科分化出来，正式独立存在，对五官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齿疾病总称为“七窍病”，使五官科病症有了更为紧密的归类形式。眼科史上早期重要专著《龙树眼论》的问世和装配义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症的早期总结
　　隋唐时，《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对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症进行了系统总结，所论及的五官科病症已达百余种，针眼、雀目、睢目(上险下垂)、鼻衄、鼻生疮、耳疮、耵耳、风冷失声、中冷声嘶等病均为首载。
　　从局部证候表现认识五官科病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如《诸病源候论》“人有昼而睛明，至瞑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巢无方等：《诸病源候论》，卷28，P119，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对夜盲症视力随白昼和夜晚的不同，出现的规律性变化观察得十分清楚。《外台秘要》所载“脑流青盲眼”，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状体混浊)是我国正确描述白内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
　　《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载五官科方剂约600首，针灸处方40余个，外治法占着绝对的优势，而内服药疗法相对较少，其原因当与五官科疾病之特点有关。
　　眼科治疗方法中，以敷法最为常用，薰洗、滴眼、钩割等多种外治法与外科手术都有运用，洗眼时采用仰卧法、并以绵注洗目，盐汤洗目，以棉沾药液滴眼，或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眼内，表明多种局部给药方法的运用。《外台秘要》在“脑流青盲眼”(白内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关于金针拨障术的最早记载。”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位眼科医生，他们对白内陋的病变位置、颜色、手术适应症、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等已积有较丰富的经验。从当时多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相当普通。应当指出：内服方药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对早期白内随是有效的。此外，唐代医学家们对运用多种动物肝脏治疗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视。
　　鼻病治疗以塞鼻为主,间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耳病治疗以塞耳为主。亦有少量点耳、吹耳、灌耳之方，喉病的治疗以含咽含漱法为主，并有热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载五官科药方，多有详细的药物加工炮制相制作方法。眼科药已强调先捣后研再筛，或以绵滤之等，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药要求已积有一定的经验。
　　(三)义眼的装配
　　唐代，我国已能装配义眼。如《吴越备史》记载：“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迭……敕赐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据考。周宝是唐武宗(840～846)时人。可知我国远在公元九世纪就能装配义眼。且形象逼真。视之如真睛。
　　(四)《龙树眼论》
　　眼科专著始于南北朝，我国最早见于目录文献记载的眼科书，惜已佚失。《龙树眼论》为眼科名著，系历史上有影响的第一部眼科专著，亦佚。曾载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贮决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见当时流传较广。有人推测为隋唐间人托名印度佛学家兼医学家“龙树”(一说为菩萨名)所撰，并认为《医方类聚》所载之《龙树菩萨眼论》即为其书，待详考。
七、口腔科

　　口腔医学无论在口腔保健、口齿疾病认识和治疗方面此期都有较大进展，并在此时出现了多部口齿专著。据《新唐书》等文史书目记载有5种8卷，可惜均未能保存下来。所幸《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书，都有专述口齿疾患病因病机或治疗方药的篇章。
　　(一)口腔卫生保健
　　揩齿以保口齿清洁，当时已渐趋流行。其方法主要有“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两种，《处台秘要》中载有“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手指揩齿法见于晚唐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图”。至于洁牙剂，或为盐、或为药物散剂。《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就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多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之功。
　　另外，隋唐医籍对食物、药物在口齿保健上的宜忌也有所论述。如孟洗《食疗本草》指出：“砂塘多食则损齿。”
　　(二)对口齿疾病的认识
　　1、口吻疮(燕口)《诸病源候论》描述其证候为口两吻生疮，其疮色白如燕子之吻，故亦名“燕口”，“恒湿烂有汁”。类似今之口角炎。
　　2、滞颐，亦名口下黄肥疮《诸病源候论》指出小儿涎唾多流溢浸于颐，生疮黄汁出，浸淫肥烂。此类似小儿口周真菌感染。
　　3、舌上出血候《诸病源候论》载：“舌上出血如涌泉。”《千金要方》采用烧灼止血法治之，实为先进之技术。Rende氏1896年的报导为国外之最早者，Hanes氏1909年为该病命名。
　　4、牙周病《诸病源候论》中有牙挺候、齿动摇候、齿漏候等，分别描述了牙龈的炎性肿胀、萎缩、溢脓和牙体动摇等。《外台秘要》对牙周病的症状描述更为详细：“齿龈虚软而无脓血。……，其齿龈触动著即脓血出。又口疳，其齿龈不触，自然脓血出。”（王焘：《外台秘要》卷22，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其所述齿龈虚软而无脓血是牙周病早期，”至后期则牙周袋形成，潴留脓液，故触之即出脓血。“口疳”为牙周脓液破溃后的慢性阶段，故虽不能被及牙周袋，脓血亦自出。国外Toinac氏首先提到齿槽溢脓一词是在1839年。《外台秘要》对牙石进行了描述，这也是牙周病的常见症，并名之为“食床”；“或附齿有黄色物，如烂骨状，名为食床。凡疗齿看有此物，先以钳刀略去之，然后依方用药，不仅描写了龈上、龈下牙石，并且指出应用钳刀除牙石的技术。
　　(三)口齿病的治疗
　　1、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法。葛洪《肘后救卒方》已有记述，孙思邈继承其法且趋向完善。如：“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6上，七窍病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千金翼方》更提出用竹筒保护手指，防止咬伤的办法。
　　2、牙齿充填术、《新修本草》已有牙齿充填用的银汞合金（银膏)：“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堪补牙齿脱落”，目前牙齿充填所用之汞合金即由水银、银、锡、铜、锌以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英国人Bell最初使用汞合金是在1819年。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8:13

八、针灸科

　　隋唐时期政府对针灸学相当重视，如唐太医署内已设针科。更重要的是隋唐医家积极从事针灸学科的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并致力进取，使本时期的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针灸学说和理论之发展
　　隋代医家巢元方在阐释病因病机时，较多地将经络理论与脏腑学说结合起来。如“腰痛不得俯仰候”中说“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
　　孙思邈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而在该书“平脉”卷之“三关主对法”中，就是脉诊与针灸结合之示范。
　　隋唐医京甄权继皇甫谧之后，曾对针灸孔穴进行厘定，并撰有《明堂人形图》、《针经纱》、《针方》等，惜均已佚失。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明堂》序称：将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复为一卷，合为十三卷，是腧穴按经络循行排列的较早文献记载。王焘亦对针灸俞穴进行了整理，采取以经统穴的方法，将所有腧穴均分列于十二经脉中，并分述各穴其取穴法、主治病症、施灸壮数等，共收352个经穴。
　　(二)针灸临床
　　在针灸临床方面，孙思邈创孔穴主对法。“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这种形式犹如针灸临床手册，便于使用。孙氏并创保健灸法。他还发现了“阿是”穴之临床效果，其曰：“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苦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孙氏的阿是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临床所用不定穴、天应穴等，都从阿是穴演化而来。
　　孙思邈还创用了同身寸法，“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及“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9，P5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同身寸的取穴方法，为医者提供了准确取穴的简便测算法，有利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治疗疾病种类，隋唐时期逐渐扩大，特别是《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针灸治疗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千金冀方》基本已按科分述疾病之针灸治疗，更有利于医者掌握并提高针灸治疗效果。灸治法已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是为隋唐时期灸法的特点。除上述《骨蒸病灸方》外，尚有苏敬《脚气灸方》、《外台秘要》灸诸瘿法、《千金要方》灸诸癫法、小儿灸法等，隔药灸亦趋多样化，如隔盐灸、葶苈子灸、豆鼓灸、麻花灸等，燃料则推祟艾火与槐木之火，反映了有唐一代灸疗法之蓬勃发展。
　　(三)长于针灸之医家及其著作
　　隋唐五代长于针灸的医家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较著名的尚有为唐高宗治风眩刺百会、脑户出血之秦鸣鹤，及用针刺治愈小儿鼻端生赘疣之狄仁杰等。史书记载针灸文献有16种，约24卷，均已佚失，存世者有唐《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印之医书)，为范子盈等咸通二年(861)抄本。原藏于敦煌石窟，光绪末被伯希和盗往法国，有甲、乙本。除载有十五种疾病的灸疗方法外，尚收载了针灸禁忌。据研究，敦煌古医籍中针灸类尚有《灸法图》六卷，存残图18幅和部分残文；《灸经明堂》一卷，述一月三十日人身禁灸部位及针灸人神所致危害；《人神流注》，述一月三十日人神在身体部位；《黄帝明堂经》甲、乙卷，均有部分残损，记有十余个穴位的刺灸法及部位、主治等；《亡名氏灸法》、《针灸节妙》等，此外，杨上善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又名《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日本仁和寺旧藏此书卷子本(1143年写本)残存卷一，小岛学古双钩摹钞，藏于宝素堂。光绪间杨惺吾氏获于日本，持归付印。
　　(四)按摩疗法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的按摩疗法发展迅速，其特点是有了专科，并开始了专科教育，而在按摩内容方面更有充实且应用更为广泛。
　　据《隋书》记载，隋太医署中置按摩博士两人，《唐六典》记载隋时有按摩医生达240人，并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三个级别，说明隋代不仅有了按摩专科，且有规模较为庞大的组织结构，并纳入政府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按摩科在唐太医署中虽仍为四科系之一。但按摩人数较隋代减少，唯增有按摩士这一新的层次。按摩科的职能、教育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隋唐埋藏的按摩方法大致可分为养生导引、天笔国按摩、老子按摩及外伤按摩、摩膏法等。在《诸病源候论》中附有较多的养生导引法，通过自我消息导引，达到健康祛病延年之目的。“脚气缓弱候”有：养生导引法：“舒两足从，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有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换足踏手……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天竺国按摩和老子按摩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前者为随佛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法，共18式，后者则是道教的养生按摩法，共49式。隋唐时期在治疗跌仆操作损伤中开始应用按摩术。如《诸病源候论》卷36“腕伤初系缚候”中就指出需“善系缚，按摩导引，今其血气复也”，《唐六典》中则明确强调若遇“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而《理伤续断方》“医治理想补接次第口诀”中之拔伸、用力收入骨、捺正等手法，亦包含外伤按摩手法。此外，隋唐时期已开始借助器械和垫物按摩，如栉头理头保健即是一例。在《诸病源候论·又湿候》就记有“栉头理发，欲得多过”；“数易栉，更番用之”，栉是梳蓖的总称。上述栉头即梳头，而数易栉则是用不同的梳子、篦子，以梳头多遍，有按摩头部穴位、皮肤的作用，以流通血脉，疏散风湿，至元代《饮膳正要》发展为要“常梳头”的保健手段了。《理伤续断方》中则有在摩肩、腰、胸、背等部时，需用“软物，如缉片之类奠(垫)之”，这亦为后世直至现代按摩治疗所遵循，唐代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对逆产者施以脐上盐摩法，对脚气病亦有膏摩。对小儿液啼用摩几头及脊背的记载，《千金要方》亦将摩膏法用于儿科临床之中，按摩法已推广至妇儿科临床中。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8:51

九、法医学之进步

　　(一)检验制度的确定
　　由汉至唐是我国古代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时期，除唐律外，历代法律均已失传，唐律规定的法医检验对象有三：病者、死者、伤者，相当于今日的活体检查及尸体检查。“如不做诚实检验，将受到刑事处分：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贷南阁丛书本），这一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检验相当盛行，为防止检验人员作弊，才作出这一明文规定，该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成为历代检验制度的基础。
　　(二)唐律中与法医学有关的规定
　　1、损伤的法律定义与分类为了用刑法解决斗讼问题，唐律明确提出损伤的定义是：“见血为伤”。它包括伤后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见的皮下出血两方面含义，并且着眼于生前伤。唐律将致伤物分为三大类：手足、他物与兵刃。手足是以手足为例，即用头击之类也包括在内，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手足损伤，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他物损伤，兵刃所指是“刃为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其所形成的损伤叫作刃伤。以上三者以手足为轻，他物次之，兵刃为重。手足与他物殴伤与今日的钝器伤一致，刀伤与今日的锐器损伤一致。
　　2、损伤程度的判定与刑罚唐律对非致命性损伤分类很细，并由轻至重规定了相应的刑罚。这一分类及其鉴定标准可以归纳如下表所示：
唐律根据损伤程度和凶器性质规定的刑罚表：

损伤程度与凶器性质		刑罚
1、$ }8 f0 \3 Q+ F' ]+ b	斗殴手足殴人无伤 3 L& q% P% O. L: [# o1 C# z	笞40, a; r( [. [- d; J
2、! L( l6 U; O. T9 E3 g- p	斗殴手足殴人有伤(见血为伤)；以他物殴人无伤；以烫火未伤人；拨发不满方寸（《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岱南阁丛书本）；鼻头出血/ r0 m b& D! C	各杖60 ; e7 O U% u& k8 _
3、 $ E0 T3 @* G7 }" b	以他物殴人有伤、拔发方寸以上至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 # `3 b: \|/ m# m' b" @	各杖80 ( g9 [+ d1 P3 H4 i& N' d
4、. B* `& \|+ V9 Y; d% i% L& Q" E	耳目出血；内损吐血；痢血 7 ?0 A5 i: j. R7 R	以手足者仗80以他物者杖100 2 q4 q) E0 \! U$ y0 B1 O9 M3 b$ ~
5、 2 i; l5 B: ~; j) B1 e0 B8 c2 R	兵刃砍射人不着者) J! z+ O' O; t" U: R9 n	杖100 2 d& o" C7 k' ^
6、# C# G* r& h$ M+ t+ f3 P0 K- _	折齿；毁损耳鼻口眼；眇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汤火伤人9 a0 f+ q- e6 S4 ]* U	徒一年 + _* V* r4 k: \|' r. f- P% J3 w6 n0 K
7、$ Q! p2 E* F/ i& T# G' @	折二齿、二指以上；髡发 , i* L4 @5 P5 g/ w8 K	徒一年半 . y6 H" S2 u1 x7 ]- F
8、- S t3 T4 K8 y2 @* {+ \	刃伤；折人肋；眇两目；堕人胎(母辜限内子死) . _/ P1 U# l5 I, G	各徒二年 5 j) x8 j2 n" e7 b3 w5 {7 n! E* ^
9、% q3 I( y" v( N A* e- J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0 \) {, ~! f4 G* a% ?	各徒二年9 }! X6 F6 l( ^
10、: G$ ~6 D" Y3 N7 u7 z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残疾、废疾& v2 }) i! \" i2 N	各徒三年 6 P" m$ ^6 @; V
11、 ; B7 W9 V+ w4 T7 o: Y	瞎两目；十指并折；折二肢；断舌；毁败阴阳——笃疾(及因旧患令至笃疾）, I1 I+ S) A( t' M* X. G6 {' H	流三千里 # n% ?. N9 o& Z4 d7 K4 {( ~" H
12、& ?9 b d. y: K: I	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 w5 ]) d1 X% e! O	绞 % N; k- r. \|$ g/ j6 X, a
13、 ( A j1 S+ R- Q2 s	刃杀人及故杀人者4 y) t* C# O2 a4 g4 e	斩 0 B: e! G% @1 P ~

　　唐律没有象今天这样将非致命伤分成轻伤和重伤，但其中提到的残疾、废疾、笃疾，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重伤，与将重伤分成三等相似。
　　唐律对于不同程度的损伤提出了明确的法医学鉴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较准确地做出法医学鉴定，并据以决定判处何种刑罚。这些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活体检查相当严谨，且达到较高水平，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保辜
　　秦汉以来积累了大量活体损伤检查的经验，保辜即其中一条重要经验。
　　保辜之设，大概始于汉代，是为了确定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死亡与损伤的因果关系而提出的。唐律对保辜有详细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受伤后立即经官检验，根据伤情按法律规定立下辜限。如果受伤者在辜限内死亡，依杀人罪论处；若在辜限外死亡，或虽死于限内但由于与损伤无关的原因而死，则各依相应的殴伤法治罪。
　　(三)其他与法医有关的规定
　　(1)唐律对各种损伤与死亡种类的认识相当广泛，并均有相应的刑法规定。这些伤亡如受杖死，车马伤人，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威力制缚人，恐迫人，使人畏惧致死；诈骗人死伤(如明知桥朽败，诳令人渡以致溺死)等。
　　(2)共殴：对共殴伤人，须评定各伤轻重或进行死因竞争，而后处以相应刑罚：“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若元谋下手重者，余各减二等；致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3)堕胎：唐律规定：“堕人胎徒二年”，堕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并且是在母亲所受损伤的辜限内子死，才按律治罪，若在限外子死，或虽死于限内，而子未成形，均无堕胎之罪。所谓“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儿发育到什么程度始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具有法医学的意义。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49:31

第五节药物学

　　隋唐时期，海陆交通发达。使用药经验广泛交流，外来药物大量传入，尤其是唐代，政府重视药初学的发展，设置药园、促进了药物学的进步，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很大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发展
　　唐代药物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新修本草》的编撰和颁布。这一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本草的问世，标志着本时期的药物学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以后唐代还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重要本草著作出现，使本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更锦上添花，在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医药学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之中不仅有苏敬等《新修本草》的编撰者，孙思邈、孟诜、陈藏器等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时期药物学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药物品种、数量的增加和产地的扩大
　　这一时期本草文献所载药物救量上远远超过前代。《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梁·阁弘景《本草经集注》共收载药物730种，而《新修本草》所载药物已达850种，其中新载入的药物就有115种。其后陈藏器《本草拾遗》又拾取《新修本草》所遗药物680余味。药物来源、收集的品种以及所涉及的分布区域扩大而更加广泛了。除内地所产药物之外，有不少品种是来自边远地区甚或外国进口的药物，如《新修本草》增加的药物，有不少为外来药物。另据学者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海药本草》中所记药物的产地40余处，以我国南方(如岭南、广州等)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如波斯、大秦、新罗等)为多。
　　(二)对药物认识的修正和补充
　　隋唐医家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前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行了补充，并且纠正了前人对药物认识的许多错误。如甄权所著《药性论》，在叙述药物功效时，就有一些新的补充。如指出“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鼻并出血”；羌活可“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癞，手足不遂，……”等。《新修本草》更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如陶云：“铁落，是染皂铁浆”，《新修本草》纠正说：“铁落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落者也”。
　　(三)药物分类方法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药物分类方法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孙思邈在七品分类的基础上，还按照药物的功用分为治风、湿痹腰脊等65类，每类之下提出了若干主治药物，共1415种次(因同一种药物可以在不同类疾病中出现，)如“阴下湿痒第十八”下列举了木兰、五加皮、蛇床子等8种药物。“目赤肿痛第二十六”下，列举了空青、车前子、决明子等15种药物，每类药物对该项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有“十剂”的内容，即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3)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4)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5)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6)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7)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8)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9)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10)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这项药物分类方法和现代药物学的分类方法颇为相似，（一说“十利”的分类方法是北齐徐之才所创)对临床上起了直接指导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四)药物炮制制剂理论的发展
　　甄权所著《药性论》中，补充了许多有关药物炮制制剂的内容。如连翘去心、瞻蜍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等。《新修本草》在其各药项下有不少炮制规定，孙思邈有《千金》两方中对炮制又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将其中同类的炮制品种作了归纳，在“合和篇”中作了专章讨论，指出：“诸经方用药，所用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较详细地记述了170多种炮制品，如乌头附子炮制，他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又如地黄的炮制，《千金要方》是以熟地黄为名并记述采用蒸制法工艺最早的文献。地黄分为生熟，实自孙思邈始。
　　(五)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
　　隋唐医家在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中药大多是生药，且大多是植物性生药，在生长发育的各个时期，由于采集季节之不同，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含量往往各异，药性的强弱也多有差别。因此，生药的采集，应该在其含有效成分最多的时候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本草学著作，在《隋书·经籍志》载有《入林采药法》二卷等4种，8卷。这些本草著作的出现，表明本草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孙思邈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了重视采药时节的重要意义，指出：“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他还提倡医家要自采药物。为了便于学者掌握时节和进行辨别，他对233种药物的采集时节以及阴干、暴干、火干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并于每味药名之下，简述了各家的意见，并加以说明，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药物采集的专论，对后世颇多影响。
　　有关药物的栽培，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栽种药材的药园，但方法和经验却未能传世。孙思邈总结和描述了二十多种常用药物栽培方法，从择地、选土、翻土、作畦、开垄、施肥、灌溉、下种、插枝、移栽、松土、锄草、收采，到采集、炮制、造作、贮藏、保管等各个环节，均一一予以记录，孙氏在药用植物栽培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在药物的贮存和保管方面，隋唐医家也十分重视，如孙思邈讲到贮药的具体措施。这些理论和方法及其所用器具对药物防潮湿、防鼠、防霉变质等，都有着科学的根据和可靠的效果，在《千金翼方》中，孙氏更阐述了贮药库房之建筑规格和贮药柜的制备要求等。
　　(六)道地药材的整理和研究
　　由于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各地不尽相同，药物产地对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中药材强调道地是颇具科学性的。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内外交通贸易畅通，学术交流繁荣，这就为医家进行道地药材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应首推孙思邈。他明确指出：“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古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即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于《千金翼方》中列节专论。孙氏此项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隋唐时期，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方剂理论的总结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的问世，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方剂学的内容。
　　(一)大型方书的编撰
　　隋唐时期，在经方的收集和编撰方面成就显著。《四海类聚方》计二千六百卷，于大业十年撰成。但因雕本未行，流传困难，后又从中提取单方，名为《四海关聚单方》三百卷。唐之后均佚，唐代尚有闻名于世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王焘《外台秘要》四十卷。还有《理伤续断方》及其它多种方书。
　　(二)化裁古方，创新应用
　　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中对古医方的化裁和创新应用是其重要的方面。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裁和创新了许多经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治疗寒疝腹痛的一个扶阳补血的良方。孙思邈在此基础上，灵活化裁，扩大了治疗范围，用羊肉汤治疗产后风寒证兼腹痛：羊肉当归汤治疗产后风往来寒热无力、不能食；羊肉杜仲汤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羊肉生地黄汤治产后三日腹痛等等。再如小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等病。孙思邈加入黄芪一味，成了“黄芪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诸不足”，加入当归一味，成了“内补当归建中汤”，主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等病。孙思邈组方原则尊古而不泥，继承而又善于发展。因此，清代医家张璐曾说“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谈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
　　(三)结合临床，创制新方
　　隋唐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新方，如孙思邈在其两《千金》方中，就记载了许多新方。如温脾汤，千金犀角汤，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苇茎汤等等，这些方剂一直被广泛长期应用。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三、食疗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食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疗学思想的发展
　　1、洞晓病源”食治为先：隋唐医家在临证实践中，重视食治食养，《千金要方·食冶》继承了《内经》的食疗思想，提倡临床诊疗应“洞晓病源”，食治为先。强调食治的优点在于“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疗的弊端则在于“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所以在食治和药治的关系上，孙思邈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氏的食疗思想对隋唐时期，乃至以后整个中国古代食疗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老年食疗保健：有关老年人饮食的适宜量，《千金翼方·养老食疗》载有“人子养老之道，虽有水陆百品珍馐，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昧相挠，食之不己，为人作患。是以食啖鲜肴，务令减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亨短气，必致霍乱。”孙氏这里强调的老年人的饮食量一定要适当，一次进食的数量和种类不要太多，调节饮食使其多样化。上述食疗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此外，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隋唐时期医家己注意到了食品种类的选择问题。如孙思邈主张应“常学淡食”。以清淡素食为主。认为老年人食品应以“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而“非其食者，所谓猪、鸡、鱼、蒜、鲋鲙、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具体食用方法则强调“食当熟嚼”，“乳酪酥蜜，常宜温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
　　3、妇产科应注意的食疗问题：这一时期医家对妇产科方面的食疗问题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食疗本草》在收集众多食疗食品中，许多食品考虑到了妇产科的临床特点，提出了不同的食疗要求。如在“藕”条指出：“凡产后诸忌生冷物不食。唯藕不同生类也，为能散血之故，但美即而已，可以代粮。”昝殷《食医心鉴》对妇女孕产食疗方面则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对妊娠恶食一症，强调治疗主要应靠“饮食将息”，认为只有“既得食力”，才能“体强色盛，力足养胎，母便健矣”，主张妇女孕后的调养应食补重于药补。还从分析妇女产后的身体条件出发认为患产后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血气虚损，因此成疾”。强调“药饵不知更增诸疾，且以饮食调理庶为良工耳。”
　　(二)食疗食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丰富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发展特别是本草学的进步，使食疗食物在数量和品种上均有了很大扩展。据统计，《千金要方·食治》共列出了可供食疗的药食物154条，计236种。《新修本草》中记载的可供食疗的食物亦有85种之多，而《食疗本草》中所记载的食疗食物已达261种，这些均较隋唐以前有了较大的增加。
　　食疗食物的品种亦更为丰富。如始载于《食疗本草》鱼类中的就有鳜鱼(桂鱼)、鲈鱼、石首鱼(黄花鱼)、菜类有雍菜(空心菜)、菠蓤(菠菜)等，米谷类有绿豆等，以上均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食品。乳类制品，在隋唐时期的食疗中已大量出现。孙思邈强调牛乳能“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气不衰。”唐代茶的种植已遍及全国五十多个州郡，还出现了由政府经营的花园，饮茶已成了一种风气，这对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医家注意到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逐渐成了一种却病延年强身保健的重要食疗食品。《新修本草》首先记载了茶叶的药用功能，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淡热渴，令人少睡。”《食疗本草》认为除直接泡茶饮用外，还可以取汁煮粥，《本草拾遗》主张茶“食之宜热饮”，并强调“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便不睡。”
　　另外，这一时期食疗方法亦很丰富。《食疗本草》所载除一般传统的“煮食”(如芥之叶等)外，有制成“粉”而食者，如鸡头子(芡实)，有制成“油”而食者(如荏子)；有制成“餺飥”(一种煮食的面食)而食音(如薯蓣)；有“生揉，醋淹”而食者(如白篙)；有作“酱“而食者(如芥)等。
　　四、对偏食副作用动物实验等方法之观察
　　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搞清脚气病的发病原因，唐代医家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动物实验。如《食疗本草》载有：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今儿不能行，若与小描、犬食之，其脚变踒曲。行不正，缓人药骨，绝血脉。”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类似内容，如“懦米”条下载有：“糯米，性微寒……久食之，令人身软。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曲不能行，缓人筋故也”。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50:01

第六节少数民族医学

　　一、藏医学的发展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一带的社会已经逐渐进步，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朗日松赞藏王(610～629)已经营造王宫赤泽布却宫。与邻近的民族、国家也有较多的接触，据记载，这一时期“从双边传来了医药和历算”（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52）。法国一位汉学京胡亚(13，Huard)也提到西晋王叔和的《脉经》传入西藏、并经此转传到印度，直至阿拉伯国家（Medicine and Culture. Edited by ENI Povnter Wellcome Inst. For the History of Med.1969，1，291）。这些都说明，朗日松赞时的社会已经为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藏医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藏历铁牛年)，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密切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公主随带入藏大量汉族先进的文化典籍，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公主带到西藏去的书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些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公主带去了一部《医疗大全》，藏族重要史书《贤者喜宴》把此书又称为《汉公主大医典》或《汉文成公主所持大医典》。此书由汉地来的翻译家、医僧马哈德瓦和藏族翻译家达玛郭扎共同译成藏文，成为吐蕃王朝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藏文医学著作。
　　不久，藏王又从内地聘请医生韩王海德、天竺医生巴热达扎、大食医生卡列诺到西藏，给藏王治病（所述三个不同的医学人物，并不是具体的真实姓名，而是代表三个古代不同医疗体系的象征性人物，因为据考证，汉族中医并无韩王海德其人，即便卡列诺真有其人，与印度的巴热达在时间上相差许多世纪，也不可能同时入藏，研究结果认为韩王海德是轩辕黄帝的谐音），他们各自带来本国的医术，通过翻译，三者又共同编译，著成一部新的医著。该书共七卷，取名《无畏的武器》。显然，《无畏的武器》包括来自汉地、天竺、大食以及藏区本地的医疗经验和理论，可以说是藏医学中重要的古典文献，但可惜这部书后来也遗佚了，无从查考。
　　公元710年，藏王再次与内地唐王朝联姻。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大批医工及医籍、历算著作等。医著《月王药论》（关于《月王药诊》原本的来历，有不同说法，一说是由汉地比吉杭戓马哈的原本译出，还有认为是来自天竺的原本，译成藏文的，再由天竺转到藏区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结论，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由汉族医僧摩诃衍（马哈也纳)和藏族名译师毗卢遮那共同译成藏文，吸收了藏族医药经验，还有印度寿命吠陀医学及其他医学的内容，充分说明藏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优秀品质。这部《月王药诊》已经成为现存藏医学中最早的一部较系统较完整的著作，对于研究藏医学早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八世纪，藏王又从冲姆聘请当地名医占巴西拉哈入藏，聘为王室侍医，他译了一些医书，取名《太医医典养生经》。藏王赤松德赞(755～797)执政时期，从各地请来了马哈金达、赞巴希拉哈、达麻拉扎，当时号称“三神医”，他们编著了大量医书，命名为《国王保健紫色经函》。
　　此外，此期来藏的各地医生还有“四方九太医”，其中汉地的东松姆（口戈）瓦最为有名，在各地区生返故里后，藏王再次邀请时，只有他再度应聘入藏并在藏定居，因为他治好了藏王的病，而获得“塔西东松姆（口戈）瓦”的称号，有代表四方的名医之意。
　　此后，藏王又从各地选拔九名优秀青年，到王室由太医们授予医学知识，其中以宇陀贡布的影响最大。
　　宇陀·元丹贡布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广泛的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邻近地区、民族和国家医学的精华，加以总结、提高，著成了藏医学的奠基作品《四部医典》，为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部医典》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藏名简称《据悉》是西藏高原人民智慧的结晶，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但是，历来对于这一经典著作，有认为是外来的佛语说，也有认为是藏族自己的论著的不同见解。但是，细心的藏学研究者不难找到充足的材料，来否认《四部医典》是印度原著的说法。如大学者达仓大译师说过：“用切脉和查尿诊断病情，在古印度未有所闻，而且是吐蕃医生具菩提心者所训”，五世dl对达仓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还可以举出许多藏学者关于《四部医典》是藏族古先贤著作的资料，在这里不拟一一列举。总之，《四部医典》做为藏医的经典著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藏人民自己的创造，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近年发表的敦煌出土的藏医资料《藏医杂疗方》、“藏医灸法残卷》，经学者研究，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其内容虽仅为一些简易的治疗方剂、火灸疗法，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这一时期藏医已经自成体系，毫无从印度输入的痕迹，更谈不上是源于印度的一种医疗体系了。
　　二、丁零、高车、回鹘、维医学的发展
　　维医学(从丁零到回鹘的医药)：“丁零”一称，公元前三世又汉文史籍中已经出现。这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自公元二世纪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灭亡，六百多年间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车、铁勒、回纥)的主要分布地。高车(铁勒)部族文化受匈奴、鲜卑及其它杂居民族影响甚大。铁器是从汉族那里由匈奴人传之于丁零的。医药卫生习俗与匈奴互相彷佛，“俗不清洁”。漠北铁勒诸部归附唐朝，成为唐“编户之民”，大大扩充了唐帝国疆域，同时唐文化也大大推进了铁勒部族文化的发展。其间医药文化也必有交流。唐政府曾先后下嫁过三位公主给可汗，每嫁都带去大批汉族工匠、医博士和随从人员。汉工匠帮助营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城”、“公主城”等，医博士则专为公主又随从人员作保健服务，久之也为可汗及达官贵人诊治疾病。公元8世纪以后，回纥部众大批西迁。一支迁往中亚，建立了喀拉汗王朝；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回鹘既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部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最终逐步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
　　1974年吐鲁蕃小桃沟出土有汉文、回鹘文合璧药方(现藏新疆博物馆)，透露出回鹘人对汉族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据考证，年代在回鹘人迁入后不久，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成方药多以中原用药为主；中原的炼丹术、华佗麻醉术等均可能是经西域(尤其高昌回鹘)而传之于阿拉伯及西方世界的。同样，阿拉伯、波斯及拜占廷的商人继续将香药等送到中国出售，也多通过高昌回鹘丝绸之路。
　　现在尚能见到的十世纪回鹘文献中，《金钥匙》一书于1920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冯勒·高克在高昌古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为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现存柏林。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专著。1980年，新疆卫生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帮助下，将之译成汉文，全书回鹘文共201行。分为理论、疾病、治疗、药物四部分，主要以血液、胆液、粘液三种体液在风寒影响下造成各种疾病立论。具体记述了创伤、皮肤、五官、呼吸、心脏、消化、泌尿生殖、神经、妇产、小儿及麻风、狂犬病、慢性发烧等病症，其中还有些今回鹘文考古专家也不明了的疾病，治疗则包括药物、营养、冷热敷、灸烙、放血、穿刺、天然水、引产等各种疗法，以药物与营养疗法为主。最多为动物药，其次为家畜家禽，少量为植物药，矿物药极少。一般都用本土所产。方剂有单方、复方、偏方、验方，并有油膏、软膏、溶液、丸药、含片、栓剂等剂型。药利配齐后煎到不糊或煮开锅后即可，然后用阴干之法最后制成。此书理论及实践均不同于印度、希腊及我国内地汉医，而又互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土耳其之中国籍（维吾尔族)针灸医师穆罕默德·亚库夫·市格热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参观时，发现出土于高昌故城遗址的回鹘文《针经》他说：“吐鲁番出土具有当代特色的半身裸体象，上有用箭头指出的数个穴位，穴位说明是用古代回鹘文字写的，但很少能读懂。”（参见其所著“突厥人的针灸疗法”文，刊土耳其《东土耳其斯斯坦之间》杂志），所附回鹘文针灸图中可读出者有：
　　“头部……胸、上肢、踝部……如果人体发烧……它的穴位在这个部位……心脏穴下二指则二指。”
　　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更早则于公元5～6世纪《居延汉简甲编》已见内地针灸传于河西走廊，吐鲁番人今之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关系。
　　由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持续不断流入维吾尔人民中间。回鹘医学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冲击。成书于1069～1070年间的《福乐智慧》虽是文学经典著作，却也反映出这种影响，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将“四要素”学说揭示给人们，在这部长诗中，他说：“四位同伴于我，好似四种要素，四要素组合，才能沟成生命。”其引入火水土气四要素，人体中的红色要素即血液质，黄色要素为胆液质，白色要素为痰或粘液质，黑色要素即黑胆质，四要素失去和谐即可得病。
　　他对四大物质的四种属性热、寒、湿、干在病症中的表现以及相针对的治疗也作了表达，在养生用食物选择方面，他说：“若是少壮之年，正值生命之春，多食热性食物，血脉方能畅通。若是年过四十，面临生命之秋，多进热性食物，体素调理要周。年足六十，年华恰如冬日，仅可食用热物，凉食应该弃置。”
　　这一时期喀什最有名望的医师是伊麻地丁·喀什葛里，他曾将拉齐和阿维森纳的著作介绍进来，他所著的《中国土茯苓》药物手册传播到中亚及西方国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医疗法规解释》，他认为，危害生命的是饱食胀死，因此要“不多食”、“不要多吃零食”，并劳逸结合。这位名医还主张“饱食时不洗澡，裸身时不睡觉，酒醉时不同房，发怒时不吃饭，适当进食，注意睡眠。”“健康时尽量不吃药，要是发现自己有一点小病，就要抓紧治疗，适当服药，使病痊愈。”此外还论述了营养、饮水、水果、四性等，认为“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保持中间的状态。”（《福乐智慧》，第603页，605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以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儒家和中医理论（如慎言、中庸、醉莫入房、治未病等)的痕迹，同时结合了回鹘本民族的经验，但主体已转化为阿拉伯四体液医学体系，可见伊斯兰文化渗透之力。
　　这一时期，维吾尔医学已经初步形成，漠北回鹘时期的医学传统在疾病治疗中仍居主导地位，万物及疾病均以寒、热类分，动物药和植物药也区别为寒性、热性两种，用作针对性治疗。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堪称维吾尔族最古一部百科全书，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其中记载有34种常见病和治疗药方、诸种疗法，与《金钥匙》基本相同。例如治腰髋疼痛：“可以用鸽子粪与黑粗麦面同煮，连敷三个夜晚即愈。”“如有人被疯狗咬伤，让他吃疯狗的脑髓可愈。”这些都是维医民间疗法。
　　喀喇汗王朝的医学进步表现在不但有了职业医生，而且有了内、外、五官、妇儿科的分科。外科包括肠梗阻、损伤、天花、麻风、骨折、疣、色班等。内科疾病如伤寒、胃炎、赤痢、感冒、失眠、疟疾、头痛、腹积水、狂犬病、哮喘病、性机能衰弱、咯血、尿血等。五官疾病有白内障、失明、耳鸣、叮咛、耳嗅、耳聋、鼻血、牙疼等。妇产科病如妊娠斑、怀孕、不予怀孕。治疗用服药、药膏、泻药、解毒刃、放血、静养、心理疗法、温泉浴、食物疗法等，药物诸如荜、木通、檀香树、洋李、土木香、菖蒲等等。另外如酸奶泻药、硼酸等为成药。
　　伊斯兰教入主新疆之后，建立了大批寺院和学堂，其中也包括医学家和兽医学家，这是一种特殊的医学教育方式，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学伊斯兰语(大约因此之故，后来回鹘文被阿拉伯文取代)、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医学、药物学等。
　　卒于1083年的穆罕默德·伊本·拉西德·伊本阿里·喀汁噶里医师，用茄茴香酒治白癜风，用人参治阳萎，用小茴香、洋茴香、阿育魏实、卡拉莱籽治疗弱视等亦颇具特色。
　　医生在汗国比较受重视。《福乐智慧》有“如何对待医生”一篇，其中说：医生，他们为人们医治病痛。这种人对你十分需要，没有他生活断难过好，一生中总有个脑热头痛，医生能为你治好疾病。瞧，疾病乃是死神的帮凶，有生必有死，为人之常规。医生乃是有用之人，要多加亲近，莫亏负他们。”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包含有波斯、印度、阿拉伯诸地区文化的成份，曾先后受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并一直在汉族文化的熏染之下，丝绸之路的历史贯串其中，地跨葱岭东西，直抵原届苏联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布哈拉等城市，故回鹘医学的基础也是奠立在这样广阔的基础之上的，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等也是出身于突厥语族，因此回鹘民族接纳阿拉伯医学体系似有天然的便利，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等等成就了相似模式的医学。亦由于同样的原因，回鹘民族的医学家在中外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汉族医学西传及阿拉伯医学的东传都有着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壮医药的发展
　　唐代，广西属岭南西道：设立桂、容、邕三管、壮族医药经过秦至隋代的积累时期，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又渗透有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文献记载的壮族医药大量增加
　　唐宋著名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及有关壮乡风土人情的《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大量的壮族医药经验，反映了这一时期壮族的医药水平。
　　唐《新修本草》共载药850种，当时，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色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的岭南地区药物。如：
　　蚺蛇胆、钓樟根皮、获苓、蒜桂、滑石、黄芩、瓜芦木、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黄、郁金、蓝实、柏实、蒟酱、莎草根、苏方木、槟榔、白兔藿、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在补充《新修本草》的遗漏祁纠正纷乱时，亦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陈家白药相甘家白药。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二者均具有解药毒的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二者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石药。“出贸州山内石上。”贸州，即今之贺县。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候菜、含水藤、赤翅蜂、独脚蜂、腆颗虫、枸橼、无风独摇草、予脂、陈思岌、草犀根、黄龙眼、万一藤、骨碎补、麂目、牛领藤、灰药、金钗股等。
　　唐·李珣的《海药本草》也有部分壮族地区药物的记载，如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冲洞根、皋芦叶等。特别是其中对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唐·刘恂的《岭表录异》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山姜以盐藏暴干，煎汤饮治冷气；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槟榔祛瘴疣，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治葛毒等等。
　　唐以后《桂海虞衡志》及《岭外代答》作者范成大和周去非虽然不是医家，但他们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的医药有相当的了解，并加以记录，如记载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品种繁多，有治疗瘴气类的有解各种中毒的，有清热药，及芳香药材等等。
　　从文献记载来看，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广西的水土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执行有关。虽然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这些法令难以生效。从《诸病源候论》记载的岭南俚人使用的五种毒药，以及《肘后备急方》提及的“俚人药毒”，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
　　(二)方剂学的萌芽
　　壮药品种的增多和使用经验的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唐宋时期的方书，除了收载大量的中医药方外，也收入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其中包括壮医方药，显示出壮医方剂学的萌芽，《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都收有不少岭南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被贬为湖州刺史后，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亲自种植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记述了疗疮、脚气及霍乱三案。
　　(三)医书分类出现了”岭南方”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进一步将医书细分为26类，其中岭南方类五部九卷，应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方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皋的《南行方》郑樵《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南摄生方》等。
　　(四)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气的壮医
　　宋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名医，在壮族地区有两体位。《苍梧县志》记载：“宋代，邑育针灸名医梁大用，世奉洞宾，遇异人，授以白石，剖之得三针，并得针灸书，人有病患，针之无不立愈”。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壮医针灸技术之高超。《广西通志》(嘉靖十年)记载：“宋，俞仲昌，贵县东部人，少业儒，不求仕进，不趋俗好，乐施舍，精医术，治人多不责其报，乡人尊为老先生，名公硕士多为篇什以杨其美”。
　　(五)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广西宜山县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段用蔓陀罗花酒诱捕了欧希范等起义首领犯人，全部杀害，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它主要是关于人体内脏的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
　　(六)对瘴气的认识和治疗
　　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广西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两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广西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宋代壮医不仅对瘴气的病因病机有所认识，而且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并运用当地的方药进行治疗。壮医所说的瘴气包括许多疾病，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病，故《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渭之瘴”，瘴气，壮医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按症状表现及性质分为冷瘴、热瘴、哑瘴，在与瘴气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除了唐宋时期的本草著作收载不少岭南治瘴的药物外，《岭南卫生方》记载了大量的岭南人治瘴经验，《岭外代答》则记载了壮族地区使用针刺疗法治疗热瘴的经验：“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发瘴过经，病已入里而濒死者，刺病人阴茎而愈”。壮医对瘴气的认识与治疗，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可以说，在当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壮族医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出现了壮医理论的雏形。大约宋代以后，壮医已引进中医的阴阳概念，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促进了壮医的进一步发展。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50:23

第七节军事医学

　　隋代继续实行西魏与北周的府兵制：唐代的兵制有三变：建国初实行府兵制；开元时(713～741)行募兵制，至末年，方镇之兵盛。自中唐、五代以来，募兵和征兵取代了府兵制。隋代兵器无所改变，唐代长兵(如戈、斧、戟)已沦为仪仗门卫之具，短刀则刀剑并用，射远器有弓矢。对防御武器非常讲究，铜铁并用。当时以吐蕃的铠甲最为精良，周身均有蔽护、懊留两目，对刀箭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一、军队中的医药组织
　　隋朗军中设有尚医军主(九品)，可能系军医官。
　　有较明确记载的军医机构，似始于第七世纪唐初所设的”天策上将府”，其主持医药事务的官员为功曹参军，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中的一个单位。当时在地方政府中也设有此类官员。如在京兆（今西安)、河南太守牧、都督及刺史属下、也有功曹、司曹等兼管医药行政。唐太医署及地方医学也担任部队的医疗工作，这一制度为历代所继承。唐代地方部队多属于折冲府，全国共643府。而在折冲府中仅有太医、药童、针灸、禁咒诸生共211员，平均三府才有一个医务工作者(《通典》卷15选举一)。所以必须借助于医学中的博士、教授和医生等来为部队担任医疗工作。
　　五代时，“后唐清泰三年(936)……敕：所奏医博士，诸道合有军医，许得诸道补署，不在奏闻，余依所请”（《五代会要》卷12医术)，我国正式有“军医”之名，始见于此。在石晋时也设有军医，晋高祖天福二年（973年)八月，“敕下弄部大理寺、御史台及三京诸道州府，今后或有系囚染病者，并令逐处军医看候，于公廨钱内支药价，或事轻者仍许家人看候（《旧五代》卷149志9刊法志)。
　　五代十国时，兵戈纷扰，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以巩固国家政权，因此对士卒的健康比较重视，故在部队中有专门的军医设置，可惜当时因战乱相寻，缺乏详细的记载。
　　二、士兵的选择
　　唐代对军士的选择已经注意。据《通典》记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说：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杖，兵须胜举衣甲，器仗须扎陷坚，须取甲试令斫身，然后取中”(卷148兵一选择附）。开元十年(723年)，张说建议招募将士以补充宿卫。朝廷规定选募条件是：“身体强壮，身高五尺七寸(约台177.27厘米)（唐一尺约合今31.10厘米）以上者，均可应募”(《新唐书·兵志》)。
　　三、战时伤病员医疗运送与抚恤
　　唐李靖《卫公兵法》中要求：各营应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运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危重病员，必须于每晨通状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病人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换车)运送(《卫公兵法辑本》卷上)。
　　至于患慢性病的伤病员。唐代拨交地方政府收治。《通典》载有唐太宗亲抚病兵，敕交州县供给的史实。”大唐贞观(627～649年)中，太宗亲征高丽，……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始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敕)州县厚加供给”(卷152兵五)。
　　《卫公兵法》还规定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查其饮食精粗和劳逸情况，并关心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是否及时，战士如有死亡应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伙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轻重予以优赏。
　　在《卫公兵法》及《唐律疏议》中，还明文规定对伤病员医疗失职者，按照情节轻重处以杖刑或徒刑，甚至处斩。
　　根据以上记载，唐代在战时似已有比较完善的医疗、运送及抚恤制度。
　　四、行军及宿营卫生的注意
　　在行军中，除了防止敌人放毒外，往往还会遇到自然界的诸种毒害。首先是水源卫生；其次则为草木丛林中虫蛇的毒害；第三则为食物中毒。对这些问题已有某些防治措施，并以之施于敌方，谋取战争的胜利。
　　战时最要注意的是行军的水草问题。为了使军营能置于易守难攻之地，且能得到饮水供应，古人曾作出很大的努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渴乌”的利用。唐代杜佑《通典》记载了军队中用“渴乌隔山取水之法”，“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乾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卷157)。以后又称“注子”、“偏提”、”过山龙”、“漏”等。渴乌至晚在唐代即已用于军队供水，而且经过改良能”隔山取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大成就。（袁庭栋、刘泽模：《中国古代战争》，10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五、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据史书记载，军中多发病及流行病以疾疫、瘴疠、瘴疫、痢、疳等为主。
　　《太白阴经》卷七中，首先指出兵瘴的原因说：“夫稠人多厉疫，屯气、人气有郁蒸，……”，它还记载了军中疾病，计有传染性瘟病、传染性皮肤病、疫疾、霍乱、脚转筋、马咬伤、兵器及剑伤、附马伤等，并强调军队出征，必须将治疗上述伤病的药物准备好，并将若干验方发至全军（卷七治人药)，此外，还载有治马药。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6 09:50:48

第八节中外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
　　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医学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
　　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
　　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了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兰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
　　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
　　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就是印度限医一例。此外有印度来华的“方士”，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3）卷51，P887），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
　　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P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卷21，P562，人民卫生出版社，1655），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有耆婆方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王焘《外台秘要》，卷31，P85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现，显然也受到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
　　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
　　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大食传》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故宋、明记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公元647～762年间，波斯使节来中国有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皮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佳、芦荟、樟脑、生姜等。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载中国。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
　　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玳瑁盖、生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讫今为临床常用之温补肾阳用方。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擅等”。
　　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也密切，随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如：
　　吐火罗国（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开元八年。献……异药。至十二年。遣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湿迩罗，即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遗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八年……献胡药”。
　　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蓤菜、浑提葱”。此二者皆为药物。
　　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
　　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故从广义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滨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211下，P6260，中华书局，1975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667年)迫使献底也伽”，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657～659)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提制鸦片的植物为罂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罂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3:45

第七章两宋时期医学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4:24

第一节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政法令
　　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二、医事制度
　　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央医事机构
　　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
　　(二）地方州郡医官制
　　州郡也有医官。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三)国家药政机构
　　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1、尚药局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
　　2、御药院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
　　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
　　(四)官办药厂与药店
　　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变得有名无实。
　　(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
　　1、安济坊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2、居养院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3、福田院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4、漏泽园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慈幼局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
　　6、保寿粹和馆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7、病囚院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三、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4:53

第二节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
　　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
　　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
　　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
　　(一)书商刊本
　　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
　　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5:18

第三节卫生保健与养生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5:51

第四节基础医学的进展

　　一、解剖学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
　　就已知中医文献来看，吴简对人体胸腹脏器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描述，较之前人详明而准确得多，实际上他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明确指出脾在心之左(不言而喻，肝则在右侧)，从形态学上纠正了左肝右脾的错误认识。不过，吴简的论述中仍有一些错误。由于时代条件的同限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欧希范五脏图》不仅在生理解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在病理解剖方面也有可贵发现。吴简所云：“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久病咳嗽而致肺颜色发黑的病理解剖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解剖发现不仅以事实说明中医学“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相关理论，而且首开了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体内脏形态的改变寻找体表病症产生原因的先例。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从中可知，《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认为肾脏有一管直通前阴(以泄精)，并漏绘了胰脏等等。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体实际解剖在欧洲极少见到，《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水平，早在十一世纪曾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可惜囿于长时期封建社会诸种因素的束缚，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病因学和诊断学
　　(一)病因学由博返约
　　自唐代至北宋数百年间的医书，论述病因基本上都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南宋时期的医家陈无择另辟路径，他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病因学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病因学理论获得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强调：
　　“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递，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著、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外因。”
　　在这里，陈无择按照病因的来源、致病过程等将所有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因，指气候因素，即六淫，也包括疫疠之气；内因，指情志因素，即七情；不内外因，指内因和外因之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不适当的饮食、劳累、房事、外伤、事故等等。这种归纳概括了各类病因的性质，对于病因学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后世医学进行病因分类的依据。
　　(二)诊断学上的创新
　　脉诊在宋代有重要进步，产生了几部脉学或以脉学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如崔嘉彦的《脉诀》、刘开的《脉诀》和施发的《察病指南》等，这些著作为普及和发展脉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医家崔嘉彦所撰《脉诀》(又称《崔氏脉诀》、《崔真人脉决》、《紫虚脉诀》)是一部以四言歌诀形式写成的普及性脉学专著。它以通俗简捷的文笔阐述了脉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寸口诊脉的生理学基础，寸口分部及其常脉，寸口各部之脉所主脏腑和躯体部位，迟、数、浮、沉四种基本脉象的标准，五脏常脉。“七表八里九道”脉的脉象，脉病互参之理，各种病证的脉象和各种脉象的主病以及脉应四时之理等等。尽管这部书在脉学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多大突破，但却比较成功地将复杂深奥的脉学知识以简明晓畅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表述，便于初学者习诵和掌握，易于推广，以至成为后世学习和传授脉法的重要蓝本，反复为其它脉学著作所借鉴。
　　南宋另一位医学家，崔嘉彦的弟子刘开(字三点，号复真子)所著的《脉诀》(又称《复真子刘先生脉法》、《刘三点脉诀》撰于1241年，也是一部普及性的脉学专著，刘开并非照搬崔氏而别有新意。
　　刘氏是以浮、沉、迟、数为基本脉象，以风、气、冷、热分别为这四种基本脉象所主的基本病证。又根据脉之有力和无力区分病证的虚实；根据寸、关、尺三部与上、中、下三焦的配属关系。以三部脉象诊察三角病证，再按左右手各部脉与五脏六腑的配属关系，诊察五脏六腑之病证。从而大大简化了脉学的内容，抓住了脉学的纲领；其所提出的脉象主病的关系在脉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对脉学诊断作出了贡献。
　　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一部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其贡献在于他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在施氏《察病指南》的“卷中”将历代脉学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三种脉象依其指下感觉一一描绘成图，该图依次是：“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促、短、虚、结、牢、动、细、代、数、大（实为十一种）：“七死脉”——弹石、解索、雀啄、屋漏、虾游、鱼翔、釜沸。
　　图中圆圈表示脉的搏动区间或诊脉的区域及其切按的深度范围。圆圈内的各种图形是对各种脉象指下感觉的形象描绘，例如肖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上，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表浅，轻按即得，而沉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下，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较深，重按才得；芤脉的脉形图象中空的软膏，按之则陷（“如按葱管”)；伏脉深伏不现，故脉象图的圆圈中没有脉线；滑脉的图形为一串小圆圈，表示该脉”如盘走珠”，往来流利……这些形象化的脉象图反映了各种脉象的基本特征，它比单纯文字描述也更加直观，对初学者在临床上体会对鉴别各仲脉象有一定的帮助。施发的脉象图，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应当肯定其历史价值。
　　三、《伤寒论》的整理研究
　　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同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伤寒论》其书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次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择六经等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一)庞安常与《内容总病论》
　　庞安常曾以善治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仲景方。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一，578，四库全书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唯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
　　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二)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
　　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虽旨在广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仲景的三个承气汤。
　　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结而后方成热病。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三个阶段，逐步递成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
　　总之韩氏的主张是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三)朱肱与《南阳活人书》
　　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旨近二十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
　　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如伤寒一二日，认为是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他经均作类似说明。此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
　　此外，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至变证。
　　(四)许叔微与伤寒论著三种
　　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三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三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
　　许氏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辩证的发挥。许氏认为人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瞪实莫之能辩。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指三田为阳，三阴为阴。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至于阳证似阴，阴证阳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样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
　　《伤寒发微论》大祗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二十二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许氏选择了九十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郭雍与《伤寒补亡论》
　　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辫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
　　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
　　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已说。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恐怕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运气学说的兴盛
　　以“运气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论述运气学说的专著）为标志的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却是罕为人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直到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之中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唐代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几部运气学说专著和专篇，如《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和《元和纪用经·六气用药增损法》等，其中除《昭明隐旨》已佚失外，其余三部书尚存，这几部书旧题为王冰撰，但据其内容考证可知，均为唐代后期人士伪托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57～1067)，由“校正医书局”将王冰重新编次的含有“运气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黄帝内经素问》选作范本，加以校正并颁行全国。“运气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为医学经典——《素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颁行全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它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扩大了运气学说在医界的影响。因此，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赵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圣齐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这一措施不仅在全国医界、而且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和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时期。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以下简称《运气论奥》)成书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全书共三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三十个专题，对运气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明和发挥，《运气论奥》立论比较醇正，不象《玄珠密语》和《天元玉册》那样偏僻驳杂，更无占卜灾祥的内容。它忠实于“运气七篇”的基本精神，着重摘取。“运气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论格局，加以阐释和发挥，该书以相当篇幅对五行生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数、纳音、月建、四时气候、九宫分野等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加以论述，也是为了阐发运气学说，使之便于理解。《运气论奥》是中医史上的一部较重要的运气学说专著。
　　南宋时期，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针对年干和年支详细而具体地开出了治疗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证的十六首方剂。这是将运气学说的治疗原则具体落实到方药上，继《元和纪用经》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运气治疗学说。
　　宋代运气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运气有常有变。最先明确提出运气的常变之辨者为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谓“常”是指经常性的、规律性的变化，“变”为异常的、特异性的变化。沈括认为气候及其病候的出现有常有变，运气所决定的是规律性的气候病候，而在其之外还有特异性的变化；因此在应用运气学说时就不能胶执于定法，不知变通。而应结合其时其地的具体气候病候来加以判断，《圣济总录·运气》也承认运气有常变之别，运气理论格局反映的是其常——“定期之纪”；由于种种原因，运气也有变异；对于变异的情况，就不可拘泥于常理。
　　提出运气有常有变是为了告诫人们要灵活应用运气学说，将运气理论格局与具体时间地域的气候情况相结合，知常达变。这种主张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6:24

第五节药物学方剂的发展

　　一、宋代药物学发展的成就与特点
　　宋代，特别是北宋，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大批知医儒臣的参与，以及宋以前本草文献极待整理，药物的新发现和用药新经验亟需总结的客观要求等等内外因素，促使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先后问世的多种本草学著作及药学事业的发达，是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到新的高度鲜明标志。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到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际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理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用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十一日，名重阳药市。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二、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
　　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开宝本草》：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二)《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
　　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草》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开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右、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进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于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嘉祐本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了《开宝本草》。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标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编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大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四)《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
　　《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百焉。”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大观本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医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部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五)《绍兴本草》：
　　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本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书成，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物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长，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三、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
　　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阐明新义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1、《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异，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
　　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
　　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
　　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
　　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7:09

第六节法医学

　　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肉色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
　　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
　　(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肉色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
　　(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
　　(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
　　(一)残废的分级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两性畸形：
　　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两性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两性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
　　(一)宋代的检验法令：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后著押。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宋史·刑法志》）
　　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
　　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第六节法医学

　　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肉色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
　　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
　　(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肉色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
　　(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
　　(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
　　(一)残废的分级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两性畸形：
　　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两性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两性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
　　(一)宋代的检验法令：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后著押。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宋史·刑法志》）
　　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
　　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6-29 16:47:44

第七节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
　　(一)杂病
　　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1、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
　　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2、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
　　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3、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
　　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4、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阴水泛滥的病理机制。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
　　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一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温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二、外科与皮肤科
　　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元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据《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常用参考书。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录而传世。《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疗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癌字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可见作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代有了更多的进步。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例如该书强调：“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四、妇产科
　　宋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著名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理论著述] 中国医学通史（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