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发布者: 国学 | 发布时间: 2011-10-9 21:01| 查看数: 8484| 评论数: 2|帖子模式

一、文论

1、《典论·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魏文帝集》《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文学作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
　　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同文体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
　　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2、《文赋》
　　《文赋》，以其优美的诗的语言．巧妙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具体描绘了艺术创作过程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文艺现象，这种独特的论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卓见。《文赋》的中心是论述了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1、构思前的准备：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与虚静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纷扰，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而“典故”就是指积累丰富的学养，这样构思活动才能顺利展开。2、构思活动的情状：《文赋》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首先要进行丰富的想象活动，想象活动超越时空，无限丰富和广阔，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心然结果。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现在构思中形成的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去寻找。并且，这语言文字还要具有独创性。3、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陆机认识到灵感的作用，认为灵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应顺乎自然。陆机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陆士衡集》。
　　《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陆机的文体论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十体”说。
　　其中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步。
　　《文赋》对创作过程的具体表现技巧有比较细致的分析：（1）结构与布局：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使之充分发挥作用。结构应根据内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2）意对文辞的主导作用：以意（内容）为主干，文辞为枝条，实则即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3）艺术技巧方面的几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其会意（具体构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辞）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注意音节、节奏的音韵和谐美），若五色之相宣。”对诗赋等文学作品，就是要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有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美。（4）具体写作方法：定去留（选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语要新）、济庸音（对平庸之处要设法挽救）等。
　　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个标准：应（指意和辞的互相配合响应）、和（指意和辞配合和谐）、悲（指文章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雅（指文辞雅正）、艳（指文辞美丽）。其中的“悲”、“艳”就是要文学作品能充分体现鲜明的爱憎感情，文辞美丽，能真正感动人。这就是强调了文学作品应有很高的艺术美。
　　《文赋》的影响，《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文学理论；挚虞、李充的文体论继承发展了《文赋》的文体论思想；《文赋》还影响了沈约等人的声律论和萧统《文选》的文学观念。
　　除了以上的积极影响外，也有人认为，《文赋》过分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形式美，影响了六朝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
　　文章流别论
　　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後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文章流别论》是，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著重大影响。
　　今有：《挚太常集》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诗品》
　　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钟嵘著。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
　　《诗品》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今有：《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诗品校释》吕德申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诗品人间词话》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词品》毛佩琦主编，万卷出版公司2009；《诗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主导思想：《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其中“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
　　文学批评：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学评论：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1、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
　　作者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2、论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3、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4、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5、历史局限性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6、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注释》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龙注》南朝·宋·刘勰，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文章缘起》
　　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专门探讨各类文体的起始之作，旧本题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齐梁间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南朝梁文学家。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16岁被举为兖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请，拜太常博士。齐时被王俭引为主簿，深得赏识。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昉“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范云、萧琛、萧衍）。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
　　对文章体裁的分类研讨，是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汉代，它仅限于个别文体，到六朝就出现了一批综论各体的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首肇其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都将它与分体选文相结合，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用全书五分之二强的篇幅详论各体文章，并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周密的文体论体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顺应了六朝时期深入研讨文体的潮流，并另辟蹊径，专门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尽管它的理论价值难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相比，而且即使在文体论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寻根”一个方面，但是，这部著作涉及的文体面颇广，也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又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体论著，古代文论史上应该给予它恰当的评价和地位。对于文体分类，《文章缘起》共列为84题，而《文选》选文，分为38体;《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总数达120种左右。据对照查核，《文章缘起》列举的84题中，只有十几种没有为《文选》和《文心雕龙》所涉及，而且这十几种多是较次要的文体或某些文体的细类，如谒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颂、让表、劝进等。可见，在文体分类上。
　　今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文章缘起》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初月楼古文绪论》
　　古文理论著作。一名《古文绪论》，1卷，共60则。清代吴德旋著，吕璜记述。吴德旋（1767～1840）字仲伦。宜兴（今属江苏）人，著有《初月楼文钞》10卷，《续钞》8卷，《诗钞》4卷等。吕璜（1778～1838）字礼北，号月沧。永福（今属广西）人，著有《月沧小集》等。吴德旋初与张惠言同学古文，后师事姚鼐，论文亦宗之，颇以柔澹古雅为美，力排恽敬雄奇纵横之说。此书着重讲古文写作的某些规律，亦评及历代作家、作品。所论重法度，也谈风神、气、韵，而于古文之体裁、风格辨析甚严，以为小说、语录、诗话、时文、尺牍，“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书中之论尚非吴氏古文理论全貌，须与文集中论文之作互相参照。
　　此书有海宁蒋氏《别下斋丛书》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二者皆与《初月楼论书随笔》同刊。
　　今有：《论文偶记、初月楼论书随笔、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59年版；《初月楼论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文话，2007年版。
7、《文则》
　　三卷，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谈修辞的著作。宋人陈骙著。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累官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知秀州、宁国府、太平州等。光宗绍熙元年（1190），召为吏部侍郎，同知贡举兼侍讲。二年春（1191），诏陈时政得失，陈骙疏陈三十条，上自用人、纳言，下至饮宴、颁赏，颇能切中时弊。三年三月（1192）权礼部尚书，六月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参知政事。宁宗时，宗室赵汝愚为右丞相，两人意见不协。韩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权，也对陈骙不满。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奖掖后进，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当时规章法令，文词古雅辞官后，独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旧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岁。著有：《中兴馆阁录》十卷《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古学钩玄》《政鉴录》等。
　　本书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辞章学的专著。齐梁刘勰虽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文法修辞等若干问题，但不是成系统的专著。成书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书以六经诸子文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项，计62条，探讨了诗文写作的一般性原则，对修辞和炼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消极修辞论、积极修辞论、语法、篇章修辞论以及文体风格论。;《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今有：《文则》，《历代文话》本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书影》
　　清代诗文笔记，又名《因树屋书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学者称其为“栎园先生”，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该书乃他在狱中无可检阅，记叙生平所学、所见、所闻的札记。书史取“老人读书只存影子”之语，以“书影”为名，又因囚于刑部狱因树屋中，故全称“因树屋书影”。集中包罗着很多评诗赋，论文风，谈艺坛掌故，述文人轶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又遍及小说、戏曲、绘画诸多方面。书中内容庞杂，或考释典籍，或评论诗文，或议论经史，或谈艺论技，或记载奇闻异事。特别是《书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说史料。如关于小说批评家叶昼的生平事迹，《水浒传》的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介绍等，比较珍贵。作者狱中所作，无从检校，仅凭记忆而能如此博洽周详，实属难得。是书于康熙六年（1667）由赖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怀德堂重刊。此书不但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对研究文学史和研究文艺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9、《艺概》
　　清代文学作品评论笔记，6卷，刘熙载撰。　诗文评论著作。著者清代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官广东提学使，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被称为“东方黑格尔”。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年）补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不久请假返回故乡，从此离开官场。晚年寓居上海，担任龙门书院主讲，长达14年之久。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闭门读书、写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所说的：“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
　　《艺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写成的，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六卷中，《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谈论了书法艺术同诗与画的关系以及治经与八股文写作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专门论述文艺创作的。他的写作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谈艺之作比较起来，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
　　《艺概》的写作缺乏完整的体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语论述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或评论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为“欲其详尽，详有极乎”？因此采取“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办法，以期起到触类引申、举一反三的作用。综观《艺概》全书，的确也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尤其在论文、诗、词、赋诸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艺概》的写法是传统的诗话的写法，用短短几句话，评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艺术特点。但是比起传统诗话的多部著作来，《艺概》有两个特色：一、它评论作家、作品，主要着眼于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理论性比较强，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用大量篇幅记载传闻逸事或搞史料考证。所以它更带有美学的性质。二、它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只涉及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涉及诗、文、词、曲、书法等艺术的各个广泛门类，这在过去也不多见。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意在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可以说，矛盾法是贯穿《艺概》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刘熙载论艺及其审美方法论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个对应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这既是《艺概》的一大特点，也是刘熙载在总结古代艺术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刘熙载是一个重视躬行实践、力求独善其身的儒者。他论诗话文评曲品词，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人品”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
　　知人论世，是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所以就有“读其文想见其人”的评论。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诗中的人品。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艺概》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对于品格不高者，则常有微词。他称屈原的《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赋概》）。这就是说，屈原的《离骚》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说：“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人品体现在作者的文品中，就连书法也不例外。他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还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概》）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思想、性情，是书法中最重要的。
　　基于上述思想观点，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往往相当深刻、明确，进而评点其价值意义。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异同时，他明确指出：“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诗概》）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经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表面上看来浪漫、超脱，可仍然是一种“有为言之”的创作。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刘熙载还以屈原的《远游》为类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论杜诗，认为杜甫“志在经世”，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为世所用，一定能够“济物”救世。他说：“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诗概》）宋代关于苏轼、辛弃疾的诗词，他十分推崇，《词曲概》里面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又说：“英雄出语多本色，辛弃疾词，于是可尚。”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却表示出明显不满，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舞女的词作，“类不出绮怨”。（《词曲概》）说北宋大家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当不得一个‘贞’字”。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和周邦彦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刘熙载对于艺术创造中“天”、“人”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天”、一个“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三段式。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所谓“肇于自然”，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应该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迹。所以叫“由人复天”。他还说：“《左氏》森严，文瞻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词曲概》）《檀弓》的浑化、古乐府的“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复天”。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肯定有个性、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象”、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
　　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
　　《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今有《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艺概注稿》袁津琥著，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国故论衡》
　　近代学术论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门下。
《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齐物论》为《庄子》的一篇。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
　　本书为章太炎重要的国学著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系统论述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及佛道之学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前人於后两卷著力较多，而往往视小学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学十一篇：小学略说，成均图，音理论，二十三部音准，一字重音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理惑论，正言论。特色所在。中卷文学七篇：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裔送。
　　《国故论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3年版；《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最新评论

国学 发表于 2011-10-9 21:03:23

31、《诗人玉屑》
　　宋代诗话诗话集，20卷。南宋魏庆之著。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有才名而无意仕进，种菊千丛，常与诗人逸士在菊园中吟诵。有人曾赋诗赞誉他说：“种菊幽探计何早，想应苦吟被花恼。”可知他过着以种菊、赋诗为乐的隐逸生活。庆之与当时诗人有广泛的交往，这给他辑录南宋诗话带来了不少方便。
　　《诗人玉屑》据《四库提要》说，约成于南宋度宗赵禥（1265～1274）时，但本书卷前却有黄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没有先于成书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诗人玉屑》当成于理宗淳佑年间。它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和作品。它博采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在现在不少书已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诗人玉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重要资料。魏庆之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他对诗的形成、体裁、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
　　《诗人玉屑》集诸家论诗之成，其排比大致有叙，可以当作宋以前的中国诗歌史资料来看，从中可获得关于我国诗歌发展的轮廓和许多关于诗歌体裁的知识。如：卷一《诗辨》引《沧浪诗话》的说法，指出“诗之法有五”卷二《诗法》引用晦庵（朱熹）关于诗歌分段的说、关于诗的作法、禁忌卷二《诗体》谈各种诗体的起源和沿变。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对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都作了评论。
　　关于《诗人玉屑》的版本：传本《诗人玉屑》俱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诗人玉屑》，是由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仲闻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录王国维据宋本校宽永本的校语。使读者既可窥见宋本之面目，又可获见王国维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较全较精的本子
今有：《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诗人玉屑》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而成。《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后村诗话》
　　《后村诗话》，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库全书》钞本。
　　据学者考证：后村写的前、后集各二卷《诗话》，始于他六十岁后，即淳佑至宝佑（1247～1257）之间。《续集》四卷，成于他八十岁时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时年八十二岁。这时，刘克庄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记录，其为记忆口述之差；或由转写时的笔误，时有枘凿。
　　《四库总目提要》云：“宋代诸诗人，其集不传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这当是《后村诗话》的文学价值所在。
　　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分前集、后集、续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和新集则是他在八十岁左右时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来的观点以及所建构的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专录唐诗警句，和理论基本无涉。因此，笔者在通读刘克庄诗歌理论著作的基础上，以《后村诗话》的前后两集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刘克庄的诗歌理论观点做两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刘克庄的诗歌理论是初具体系的，这种体系的构建是以他的文学史观为基础的。关于刘克庄的文学观，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诗话》的摘要为基础，为刘克庄的文学史观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并找出其中特点。
　　首先，在每个文学史的时代，刘克庄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来作为当时文学史的优秀代表，以此来建构一个基本的文学史观。首先是唐以前：“自《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杜诗为诗家祖宗”；“举世为元和体，韩（愈）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长庆体太易”；“当举世竞趋浮艳之时，虽豪杰不能自拔，孟生（东野）独为一种苦淡不经人道之语”；“韦苏州为诗家最高手”；“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最后是宋朝：“（西昆体）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本朝…宛陵为开山祖师”；“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陆游）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这样一来，仅从《后村诗话》前后两集中所找出的观点，就能基本建构起一个简单的文学史轮廓。这充分反映了刘克庄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解。虽然这里只是一些断句的拼合，但是却基本能连贯始终。刘克庄在《序林子显》这篇文章中曾谈到：“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渐有唐风。…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虽郊、岛才思拘狭…未可以唐风少之”这里他就把散见于其诗话的见解贯穿了起来，表达了他的文学史观。刘克庄之所以能够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长文学史的脉络，和他的学力是有关的。他的《后村诗话》“网罗众作，见取材之博；评选惬当，见学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学识，才足以支撑他做出精当的概括。
　　其次，刘克庄在文学史观上独持见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仅看到其作为代表流派的优秀之处，更能不时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诗论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时代越古的诗便越有古风。刘克庄虽有时也不免此病，然而他还是能够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像他指出的“张籍《还珠吟》为世所称，然古乐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汉辛延年所作，…籍诗本此，然青胜于蓝”。唐人诗作胜于东汉诗人辛延年的著名诗作，虽然刘克庄在诗话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是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在论及唐诗的时候，虽然极力学习模仿，提出“杜诗为诗家祖宗”，在《后村诗话》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诗警句，然而他对唐诗所做的批评也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在诗话提出的“唐诗虽雕琢对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联，惜不多见”。在说到宋诗时，刘克庄持了很大的批评态度：“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但是在有的地方还是找出其值得发扬的优点。在论及《西昆酬唱集》时，他提及欧阳修非常讨厌“西昆体”，接着有把西昆体表扬了一番：“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
　　第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却轻浮恬淡的诗风，说“（杜甫）篇篇都做‘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另一方面却有极力赞扬这种诗风。比方说，他评论梅尧臣“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殊不草草”；赞扬苏舜钦的诗句“树阴满地日午早，梦觉流莺时一声”“极似韦苏州”而韦苏州在刘克庄的诗歌理论中是第一流诗人；评论“青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句“有元和意度”；论滕田的田园闲适诗“可入图画”。刘克庄不仅赞扬这种诗风，并且在诗话录入诗歌佳句时，这种句子也远远多于豪放雄健的诗歌。例如他录入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满地落花春病酒，一帘明月夜登楼”，“柳色知春浅，钟声觉寺深”等等。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如此着重这种风格的诗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几方面原因的。
　　首先，参见《刘克庄年谱》，可知刘克庄一生数起数落，在京任职时勇于言事，以国事为己任，所写诗歌大部分是政治现实诗，曾写名句”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万缣”。然而在写作《后村诗话》前后集期间，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忧，三年主明道宫。如果说以前的刘克庄积极出仕，敢于任事的话，那么六十岁后的刘克庄在这“江湖”的十年里，写作诗话时，心境归于平淡了。在官场风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个安适的小巢窠，让青山环抱碧溪缭绕，让这些自然之美来填补他心灵的虚幻”。于是，他写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泼细腻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卖酒家，绿荫深处有啼鸦。主人叹息客来晚，谢却酴醾一架花”（《出城》）、“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束系短蓬。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榕溪阁》）等等。这自然影响到了他的诗论。
　　其次，刘克庄对“自然”美学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说”，指出“诗之体制，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导之下，刘克庄才会如此的对自然恬淡的诗风有了转变性的热爱。他对江西诗派的那些束缚非常看不惯，认为那些诗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渊明那样的风格。这种追求对他诗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今有：《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村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后村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对床夜语》
　　宋代诗话，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学生，与叶李上书劾贾似道，窜琼州。元至元间以荐授江浙儒学提举，未赴，后流寓无锡以终。事见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三○。著有《对床夜话》。
　　两人夜间对床共语。典出宋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辙幼从子瞻（辙兄苏轼）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韦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冯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语甚绮而文甚高。时夜将半，翦烛疾读，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
　　卷二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欢，作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汉时言语，自非後世可企。
　　蔡琰虽失身，然词甚古，如“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
　　卷四：　唐人绝句，有意相袭者，有句相袭者。王昌龄《长信宫》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孟迟《长信宫》亦云：“自恨轻身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王建《绮岫宫》云：“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鲍溶《隋宫》云：“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张乔《寄维扬友》云：“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杜牧《怀吴中友》云：“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韦应物《访人》云：“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王涯《宫词》云：“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贤》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环?月如襟。”白乐天《暮江吟》云：“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刘长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韩?《即目》云：“须信闲中有忙事，晓来冲雨觅渔师。”此皆意相袭者。又杜牧《送隐者》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高蟾《春》诗云：“人生莫遗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贺知章《还家》云：“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雍陶《过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贾岛《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李商隐《夜雨寄人》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若定优劣，品高下，则亦昭然矣。
　　今有：《对床夜话滹南诗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两初编本，1937年版；《对床夜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床夜话》台湾·木铎出版社1981年版。
34、《贵耳集》
　　南宋诗人轶事及作品的笔记集，三卷。张端义撰。宋代张端义（1179～1248后）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原籍郑州，居苏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间（1234～1236）应诏上三书，得罪，被谪韶州（今属广东）。工于诗，近于江湖诗派。此书作于淳祐年间被谪时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後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後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桯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思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贵耳集》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的杂说类，分上、中、下3卷。有关诗人、文人的评述约100则，占全书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颀，唐末的黄巢，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辛弃疾、项安世、赵蕃、周文璞、戴复古、刘过、赵师秀、翁卷等。金朝状元汪世显、作家吴激，西夏作家张元的诗词及轶事，亦有所记载。采录范围较广作者论词，往往超出时流，卓有见地。如评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端十四叠字，以为“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超出本朝能词之士。其论诗着眼于时代，如评论从金统治区回来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认为虽未为绝唱，然而读之“使人增感”。作者录此，即“寓感慨之意”。但书中考经论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来，诸多丛书对《贵耳集》多有辑录。《说郛》收录若干篇章，《历代小史》收录一卷，《宝颜堂秘笈》收录二卷，均有删节，直至毛晋辑的《津逮秘书》才将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民国初年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均收录为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编者按语说“《学津》从《津逮》出，故据《津逮》本影印，并附《学津》本提要于后”。实际《丛书集成初编》本在集中同时还选用了《四库全书》本提要。《四库全书》本未注明版本来源，但与《丛书集成初编》本相比较，差别不大。因此可以推断，其选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据某种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别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当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四库全书》本编者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均妄自作了改动，已有悖于张端义的原意。校点者此次选用了《丛书集成初编》所影印的《津逮秘书》本作为底本，同时又以《四库全书》本作互校。根据《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的统一体例，仅对书中明显的错讹字进行更正，其馀概从原貌，不作增删。凡两版本不同之处，均以校记以示说明。
　　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台集贵耳集》陈斌梁玉玮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贵耳集》，见《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贵耳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青箱杂记》
　　吴处厚撰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进士，授汀州司理参军。神宗熙宁中，为定武军管勾机宜文字（《青箱杂记》卷二）。元丰四年（1081），为将作监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迁大理寺丞。出知通利军，改汉阳。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卫州（同上书卷四二四），未几卒。有《青箱杂记》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传。《青箱杂记》成书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吴处厚因歪曲诗词陷害宰相蔡确而为时人所不齿，但作者喜好读书，能诗善赋，又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谓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此书多是记载宋代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掌故等。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圭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后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画谱载其题王正升濦景亭诗一首，剡史载其自诸暨抵剡诗二首，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
　　由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撰，共十卷，多记宋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及掌故，书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国等人诗词，大多数在其他书中没有被提到过，卷九详记燕肃作莲花漏之法，是研究科技史的宝贵资料。
　　《青箱杂记》为北宋中后期重要笔记之一，多记五代至北宋年间朝野杂事，尤以诗词为甚，其中蕴含丰富的词学、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文献价值。其辨证分析人品与文品、词品的关系，提出“正人端士亦皆有艳丽之词”和“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等论断，系对北宋时期流行的“艳词损德”社会舆论之反拨，为文人写作艳词正名。其心态虽未必完全健康，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吴氏且把“气象”等引进词学批评的理论域阀，将之作为品评词人精神风貌之标尺。词史上最早写作的药名词，幸赖吴氏《青箱杂记》一书以存，吴氏并指出陈亚药名诗词自成一家“俳谐”的艺术风格，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乃为写作药名词之要领。
　　如记宋初除学晚唐体外还有学白居易的通俗：李文正公?，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干借车牛，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　　　　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氵?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　　　　　“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厨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　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继。拟续继朱弦，待这冤家看。”
　　《青箱杂记》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墨海金壶》本。
　　今有：《青箱杂志》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青箱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1987年版；《青箱杂志》《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青箱杂志》《中国笔记小说文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36、《步里客谈》
　　陈长方撰。陈长方（1108～1148），字齐之，号唯室，侯官人。生于宋徽宗大观二年，卒于高宗绍兴十八年，年四十一岁。父先为洪州录事卒于官。长方奉母居吴，依外祖林旦，家于步里。闭户穷研经史，以教学者。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登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学者称唯室先生。长方著有唯室集四卷，步里客谈二卷，均《四库总目》又有尚书传、春秋传、礼记传、两汉论、唐论等书，并传于世。
　　《步里客谈》二卷。上卷记宋代朝政人物轶事，宣和殿所立《元祐奸党碑》，以司马温公为首。元祐党籍固多真儒贤士，然蔡京以势利倾夺锢之。钩党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尝题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已甚”谓吕汲公行事）下卷多论历代诗文和史事，颇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如：“《尽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语。比之《公孙丑》等篇，无复刚烈之气。
　　《伯夷歌》云：“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兮。”陈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笔，非伯夷意也。司马迁作《武帝纪》，实录方士神仙事，无一字讥刺，使读者不觉思其事，则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条载《说郛》本，今增入。）太史公有侠气，故于赵奢、穰苴仪秦刺客等作传更得手。以未尝窥圣贤门户，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传记，虽补缀事迹，亦未尽善。（案，此下二条俱据《说郛》本增入陈师锡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词平平。初苏子瞻以让曾子固曰：“欧阳门生中，子固先进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决，陈奋笔为之。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曰：“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己云：“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则直不类矣。
　　余尝疑《三器论》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传》是后人拟作。退之传毛颖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戏，初出一诨语，满场皆笑，此语盖再出耶？《毛颖传》赞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笔势。董晋行状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当，其诬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诗》与《平淮西碑》如出两手。”余以岁月考之，盖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郓州溪堂诗》，则又如他人所作也。
　　《步里客谈》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萍洲可谈、高斋漫录、张氏可书、步里客谈》钱熙祚编，守山阁丛书1905年版；《步里客谈·云斋广录·昨梦录·松窗百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步里客谈·桯史·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步里客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37、《唐语林》
　　宋代王谠撰。王谠，字正甫。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宰相吕大防之婿。曾为京东排岸司。元□四年（1089）任国子监丞。后改少府监丞。全书共8卷，末有辑佚一卷。是他摘辑唐宋时期五十种小说、杂史类著作，并加以改编而成。体例完全仿效《世说新语》，《世说》将所记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除“捷悟”一门外《唐语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动植、杂物等十七门，共计五十二门。该书记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事，涉及宫闱朝堂、乡野民间，举凡政治、风习、文化、经济、典章制度，无不为其内容。从总体上说，它继承了《世说》以记人为主的传统，极少涉及神怪灵异之事，同时，它又与刘义庆专尚清谈、仅记士大夫言行不同，记叙内容不仅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关注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仿《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门系事，并将《世说新语》原有的35门（按今本《世说新语》共36门），扩大为52门。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50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琐事、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传，故经此书采录而保存下来的资料殊为可贵。不足的是，卷首虽附采录书目，但所采各条未注明出处。
　　第132则：“李贺为韩文公所知，名闻缙绅。时元相稹以明经擢第，亦善诗，愿与贺交。诣贺，贺还刺，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元恨之。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肃，不合应进士，竟以轻薄为众所排。文公惜之，为著《讳辩》，竟不能上。
　　第99则记李绅事，其行颇有狂狷之风。而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皆出于此李绅之手。又：末一则故事使人笑煞：“忽有老僧偈，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曰：‘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今世市井影视小说，凡描绘有道高僧打机锋，动辄“从来处来”，使人生厌。若此等作者遇着李绅，皆当决二十板。
　　第23则：“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碧头巾之起源不知可是由此。
　　《唐语林》原书在明初散佚。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据明嘉靖初齐之鸾刻残本及《永乐大典》所载，加以校订增补，以后各丛书所收多用此本。今传有《四库全书》聚珍板本、《惜阴轩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唐语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据《守山阁丛书》本标点排印；《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唐语林》詹怡萍注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二版；
38、《滹南诗话》
　　金代王若虚撰。王若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滹南遗老集》。《滹南诗话》共三卷，有诗话90则，第一卷21则，第二卷32则，第三卷37则，涉及到王若虚诗论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思想、诗歌鉴赏（含词句鉴赏和诗意鉴赏）、诗歌批评、诗歌创作。在诗歌鉴赏方面，王若虚“以意为主”的理论表现为注重诗味，实事求是，厚重且通达，但也有过分质实，以常理来推断诗理，以致僵化的倾向。“辞达理顺”是王若虚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要标准，他认为做到“辞达理顺”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映了他自由通达的思想。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卷三）在诗歌鉴赏方面，“以意为主”的思想还体现在从总体上把握诗的内容和情感，反对拘泥于一字一句，反对牵强附会，《滹南诗话》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如下：梅圣俞爱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之句，以为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阳迟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坞。”夕阳迟固不在花，然亦何关乎坞哉？诗言“春日迟迟”者，舒长之貌耳。老杜云“迟日江山丽”，此复何所系耶？彼自咏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初无他意，而论者妄为云云，何也？裴光约诗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无花”苕溪以为得其膏肓，此亦过也。据一时所见，则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责之，则絮亦岂所常有哉？（卷一）
　　卷上：诗话并不可尽信：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之。〕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题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诗》，初亦常语，而晁无咎附之《楚辞》，以为二。
　　抑李扬杜：荆公云：〔李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欧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是何其相反欤？然则荆公之论，天下之公言也。
　　《滹南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滹南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
39、《唐才子传》
　　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汇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诗人中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的字为名，以被赞为“珪璋特达”的于良史的名为字，可见是一位极为热爱唐诗又非常倾慕唐代诗人气质的才子。但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现在对他的详细经历已很难弄清楚了，只能据一些零星资料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为省郎，曾游历祖国东南山水名胜，在当时有诗名，与王执谦、杨载齐名，有《披沙诗集》，已佚。
　　《唐才子传》对中、晚唐诗人事迹所记尤详，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按诗人登第先後为序。书中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传後又有对诗人艺术得失的品评，多存唐人旧说，其中颇有精辟之见。但所述多有失实、谬误之处，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编，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等。也有因误解材料而造成错误，如刘长卿传，记权德舆称刘长卿为“五言长城”，而据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实是刘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等。
　　卷一：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高第，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故乡。至唐武德中，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绩弟静谓绩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待诏）江国公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时人呼为“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有仲长子光者，亦隐士也，无妻子。绩爱其真，遂相近结庐，日与对酌。君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自号“东皋子”。虽刺史谒见，皆不答。终于家。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撰《酒经》一卷、《酒谱》一卷。李淳风见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诗赋等传世。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材，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尝遇异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矣。”故其才长而命短者，岂非相乎？
　　书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乐大典》在“传”字韵内曾录其全书。但此部分《永乐大典》今亦佚。清《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其他各韵中辑出243位诗人的传记，附传44人，共287人，编为8卷。日本《佚存丛书》有10卷本，有278位诗人的传记，附传120人。有清陆芝荣等《佚存丛书》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记。
　　今有：《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王大安校订《唐才子传》、舒宝璋校注《唐才子传》、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李立朴《唐才子传全译》。
40、《怀麓堂诗话》
　　李东阳撰，李东阳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怀麓堂集》。
　　本书中讲了诗歌创作的基木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诗资创新。《怀麓堂诗话》特意标出：
　　“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他认为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句之所以传诵一时，并按谱为三叠歌唱，关键在于“盛唐以前所未道”，同时还做到了“辞能达意”。韩愈的《雪》“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诗能够得到诗家赞赏，在于“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处耳”。（二）诗无成法。《怀麓堂诗话》言。“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愁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拄以待，四方八角，无四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佘，或滋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李东阳反对把作诗之法固定：，“普人以‘打起黄莺儿’，‘三日入厨下’为作诗之法。后乃有以‘溪回松风长’为法者。犹论学文以《孟子》及《伯夷传》分法，要之未必尽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虽异，而所至则同。若执一而求之，甚者乃至一于文百。则刻舟胶柱之类，恶可与言诗哉？”
　　如何抒情，李东阳认为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写自然之情，有真情才有真诗。李东阳以为诗人的创作，只有“得于心而发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二）有生活真实，才有诗情的真实。“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老而不能得其
妙，正坐是哉：”没有真实的生活，矫柔造作，势必变成谢糠刻划的那种假做作：“处富有而言劳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日老，无病日病。”（三）诗人个性的不同，往往带米诗风的不同。李东阳一反过去以兴会际遇论诗风的传统，看到了个人情性对作品风格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刘长卿集》清切凄婉，尽是怨士羁人之思，柳宗元贬滴众后的诗作，尚有和平富丽气象，原因在于“盖其情性固然，非但以迁滴故，譬之琴有商调，自成一格。李东阳论诗的主情之说，对明清诗论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起的公安、竟陵两派的“独抒性灵”，袁枚的“性灵说”等，都不同程度地承续了李东阳的诗论。
　　《怀麓堂诗话》通行本有《说郛》本，《学海类编》本，《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今有：《怀麓堂诗话校释》，李庆立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怀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41、《四溟诗话》
　　又名《诗家直说》。四卷明代谢榛著。谢榛（1495～1575）明代布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颇广，后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以声律有闻于时。嘉靖间，挟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倡导为诗摹拟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以布衣终其身。其诗以律句绝句见长，功力深厚，句响字稳，著有《四溟集》、《四溟诗话》。
　　全书四卷，谢榛论诗，是从诗歌的格调入手进行论述倾向于后七子的观点，师法盛唐，强调格调，但同时也主张“以自然妙者为最上”，要不露痕迹地学习前人，“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问题上，提出“气格说”，重视意境创造，重视情与景的关系，并推崇语言平易自然的古诗19首，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诗论主张。谢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较完备的论诗主张的人，《四溟诗话》即其论诗言论的结集。他主张复古，认为诗至盛唐便发展到了顶点。但他反对尺尺寸寸的模拟、蹈袭古人成句，主张据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谢榛论诗主取法盛唐，与“前七子”及“后七子”诸人并无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诸人有可瑕疵之处，并非尽善；宋诗亦时有佳句，未可全废，持论较李、王诸人公允。同时，谢榛论诗，以格调为主，然也十分重视感兴，与李、王诸人模拟论不同，已开启性灵、神韵之渐。
　　《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无思致。及读《世说》：“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斋
宋人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知唐人唐人或漫然成诗，自有含蓄托讽。此为辞前意，读者谓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四溟诗话》通行本有《图书集成》本。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四溟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
42、《艺苑卮言》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实际领袖之一，曾与李攀龙齐名，在李攀龙之后又独主文坛多年，钱谦益称其“操文章之柄，登坛设蝉，近古未有”。
　　王世贞著作繁富，有《弁州山人四部稿》、《弁州山人续稿》、《读书后》和《弁山堂别集》等。《艺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诗文理论专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贞文学理论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当时之人奉为金科玉条，而且影响着后来近百年的文坛。
　　《艺苑卮言》八卷，评论古今诗文。附录四卷，其一论词曲，二、三论书，四论画，初草于青州任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世贞手自次录，凡论诗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岁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乡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时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此书旨在“雌黄曩哲，橐钥后进”，所论确有独到者，唯是志盛气刚，勇于判断，在当时已不无异议；游往中或以称许之不至，遂请绝交。而世贞则颇坚持己见，以为“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及其晚年，心平气和，亦颇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
　　此书有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书舍刊本，十六卷；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日本延亨年间刊本，皆八卷。樵云书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杂取世贞之宛委余编内有关艺文者附入，故视他本为多。
　　该书表明作者的文学观，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持论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虽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思想才情与格调之间的关系；主张学古，特别注意博采众长，最终要求“一师心匠”。这些观点显然与一味模古者不同，显示了王世贞的文学观点较前七子已有较大变化。明代王世贞评述诗文的著作。论诗以格调说为中心，认为格调本于才思。“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才思不同，格调有别。主张“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但仍以盛唐为取法对象，忽视了生活体验。论词曲、书画较为自然，不为成见所囿。
　　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祖哀诛，生于《礼》者也;书奏俄铭，生于《春秋》者也。呵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己备矣咽。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脩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暢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沈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穉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今有：《艺苑卮言》中华书局，《历代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艺苑卮言》陆洁栋，周明初批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43、《诗薮》
　　明代以诗人、诗歌评论为主的笔记，20卷，胡应麟撰。胡应麟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少室山房笔丛》。
　　《诗薮》分内、外、杂、续4编，共20卷。内编6卷，以诗体为纲，自古体杂言至近体绝句。外编6卷，以朝代为序，自周、汉至元。杂编6卷，是补遗与考证。续编2卷，评述本朝诗，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贞推引登上文坛，被列为末五子之一。此书主旨即在阐发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调说，辨析不同诗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提倡取法于诸体方盛之时，以达到格高调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实际上倾向何景明、王世贞之论，所以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此书虽非开派创新之作，但对认识明中叶前后七子之文学思潮很有裨益。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亦时有可取见解，如说《庄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诗，杜甫格调实与盛唐大别，苏轼、黄庭坚用事而为事障，程颐、邵雍谈理而为理障等。此外，此书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篇、诗论情况甚为丰富，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讨论亡佚的作品及三国、五代、南宋和金代诗；续编２卷，论明初洪武到嘉靖年间作品。论诗宗王世贞《艺苑卮言》，讲求法度，宗效盛唐，但已注意到诗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慨叹诗格后不如前，“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矣”。在诗歌的艺术特征上，胡应麟强调“兴象风神”与“体格声调”并用。对历代诗人的评价间有可取。此书宏征博引，收集记述历代诗人诗歌情况较丰，对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
　　五言绝，唐乐府多法齐梁，体制自别。七言亦有作乐府体者，如太白横江词、少年行等，尚是古调。至少伯宫、从军、出塞，虽乐府题，实唐人绝句，不涉六朝，然亦前无六朝矣。
　　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
　　（绝句）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衷隐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故是千秋绝调。
　　摩诘五言绝，穷幽极玄；少伯七言绝，超凡入圣，俱神品也。
　　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王作故极自在，李亦飘翔中闲雅，绝无叫噪之风。
　　《诗薮》有明万历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为残本，仅内编古体3卷，外编周汉、六朝、唐上3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日本贞享3年重刊明刊本，较全，现藏南京图书馆本；清末广雅书局刊本为通行本，但非足本，缺外编宋、元2卷与续编，亦多讹误；《海山仙馆》从书本（有开明书局重刊版）。
　　今有：《诗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05年版；《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版；《诗薮》台北·广文书局，1962年版；
44、《唐音癸籖》
　　明代诗话集，32卷，胡震亨撰。胡震亨（1569～1645），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遯叟、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由固城县教谕，历官兵部员外郎。家多藏书，长于搜集诗文资料。所辑《唐音统签》，搜罗丰富，为清代纂修《全唐诗》之蓝本。所著有《赤城山人稿》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后为合肥知县。在任5年，大兴水利，改革官粮运输，颇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书，曾与刘铤研讨兵事，刘铤心服其才。崇祯末年，历任定州知州、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乞归居家。一生嗜书如命，日夕不倦研读，凡秘册僻本、旧典佚事、错差模糊不可卒读者，亦均研读补正，时人称之为博物君子。著作有《海盐县图经》16卷（合纂）、《读书杂记》2卷、《唐音统签》1033卷、《闰余》64卷以及《唐诗丛谈》、《续文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等。
　　《唐音癸籖》是《唐音统签》最后一类。《唐音统签》是胡震亨倾毕生精力编撰而成的巨卷，共有1033卷，该书以天干为纪，共分10签，甲至壬签辑录唐诗，间加评论；癸签33卷则是其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体大思精，内容广博。为清修《全唐诗》蓝本，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所见唐、五代人全部诗篇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唐音癸签》为诗话集，辑录有关唐诗的研究资料，共有33卷，分为七目：一体凡，论诗体；二法微，论格律及字句声调；三评汇，集诸家之评；四乐通，论乐府；五诂笺，训释名物典故；六谈丛，录自己有关唐诗之笔记；七集录，首录唐集卷数，次唐诗总集，次诗话及考辨李杜集中伪作与注释？资料丰富，论断精到，于唐诗研究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对唐诗的源委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长和一切知人论世的材料，常用词汇的解释和考订，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又称“海唑”为“海吼”，较早记录了海啸。
　　唐诗别集、总集、金石著录以及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等皆有所交代。
　　1、胡震亨认为文学的盛衰与政治、政局的休戚相关，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看待这种观点应一分为二。正确处：胡震亨认为盛唐、中唐同为唐朝诗歌的繁荣期的观点超越了严羽和高棅标榜盛唐贬低中晚唐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
　　2、胡震亨认为中国文论之“兴”的本质在于物对心的触发感通。他认为：“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明确揭示了感兴的内涵。感兴”是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文论范畴存在于中国文论史上的。它的基本内涵是颇为清楚的，而在长期的流变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蕴。
　　4、中国诗歌最臻完美的诗体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评价：“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
　　5、胡震亨认为，“歌”是曲的总称，“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种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其音节、格律一般比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
　　《唐音癸签》有清康熙年间双与刻本，《海山仙馆》从书本，古今图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唐音癸签》中华书局1959年版；《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姜斋诗话》
　　清代诗话，王夫之撰。王夫之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合称“清初三大儒”。他的作品有经后人整理收入《船山遗书》，诗的创作有《姜斋诗集》传世。古诗选本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等书。至於诗话，后人则将《师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合编而成《姜斋诗话》。
　　《姜斋诗话》是王夫之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价值。文章从艺术形象、艺术真实、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四个方面概括船山诗论的理论内涵，指出其艺术理论的历史功绩与现实意义。
　　王夫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的论著《姜斋诗话》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姜斋诗话》）他强调诗歌必须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认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同前）。他认为文学创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强立“门庭”，强立“死法”，党同伐异，趋于模拟。他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因此，对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评尤其激烈。这些对于清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卷上谈诗歌鉴赏：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论诗作法：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链，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水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今有：《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1999年版；《姜斋诗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历代诗话续编》本，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静志居诗话》
　　清代关于明代诗歌的传记评论，24卷，朱彝尊撰。朱彝尊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曝书亭词》。
　　晚年选刊<明诗综>一百卷，书中别附“诗话”，得嘉庆时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静志居诗话〉扶荔山房刊本《静志居诗话》共二十四卷。宗潢、宫掖、乐章属卷一，明诸臣传分列其后二十一卷，最末二卷记闺门、僧尼、道流、藩服、神鬼、谣谚等。
　　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载：“（康熙）四十一年（1703），（彝尊）七十四岁，辑《明诗综》，开雕于吴门白莲泾之慧庆寺。至是定名曰综，以《静志居诗话》附焉”。越二年，全书雕刻竣工。彝尊肆力著刊此书时已年届古稀，其编撰目的为何？康熙四十二年（1704），彝尊作序云：合洪武迄崇祯诗甄综之。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窃取国史之义，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是序表明该书的编撰体例是“窃取国史之义”;换言之，即彝尊仿效正史长编的写作方式，将帝后、宗潢、大夫、百姓等异人异传排列，并广搜前明封疆大吏、士大夫、在野遗民等事迹与诗存，后“甄综”成是书。如此大费周章地甄引别裁，序末一句吐露出彝尊正是怀揣俟后人可以“明夫得失”的目的选编《明诗综》的。但是“诗”终非“史”，“诗”怎么可能具有像“史”一样资以通鉴的功效呢？彝尊虽道：“死封疆大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但对于那些身仕二朝、折节降清的士大夫与遗民则是一概不取。这种特殊的编撰体例和著录标准，与记其人、“述其事”的“间缀”其后的《诗话》微显出朱彝尊“明夫得失”的“史义”，也隐喻其幽索隐邃的“微言大义”。清初“《明史》案”名噪一时，清廷罗织罪名，捕杀异己，文网严布。彝尊以身犯难，借“甄综”明诗，私修“国史”，其心良苦也。而于《诗话》中所蕴家国情丝、政治抱负的微旨更是隐隐可觌。
　　尊确也在《诗话》中有所表达。如《诗话》卷十八《谭梅清传》录有谭梅清上“十事不纳言”与“三大礼疏”，彝尊谓此事“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又，卷十九《黄翼圣传》载黄氏守新都城，破张献忠军一事，亦因“长编野史俱不载”，故录之。彝尊于收录诗话之外，更穿插前朝掌故，如卷一《宫掖·司彩王氏传》详录历朝女官后宫设置之流变与明朝之设。卷十九《姜采传》备述前明设厂卫，立“廷杖”的由来。是举皆有史家考镜源流的修史风范。
　　《诗话》更有明庄烈帝的专篇。《诗话》谓崇祯为“寇陷京师”而“殉社稷”，隐讳了崇祯确是囿于内忧外患的两难境地而亡的事实。言及“外患”系时禁，但彝尊仍借堂皇清诏“既慷慨以捐躯，亦从容以就义”表露出自己称誉崇祯的真实感情。彝尊如是“欲盖弥彰”的史笔表露出隐喻的家国之思，后人不可不察。
　　其二，彝尊搜录明人有身历两朝者，以守节、殉节录之，“贰臣”、折节者概不取，其中不乏有名的抗清志士与誓死不仕二朝的明臣，多集于最末三卷。彝尊在行传时虽讳言清军入主中原的史实，但对诸臣英勇抗清的事迹都给予相当高的褒誉。如，为彭期生、刘同升、杨廷麟、黎遂球、陈邦彦等立传。前四子俱为清军南下，守赣州死。陈邦彦兵保清远城死。彝尊赞谓陈邦彦“杀身以成仁”，备述彭期生力保孤城，血洒疆场的史迹，并考证刘同升就义的史实，且录有杨、黎二人的言志诗数首，诗中借诸葛武侯、徐福东渡等的典故抒发二子驱逐清军，匡复社稷的豪迈壮志。更兼立传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反清志士。所录陈、夏之诗虽非二人的代表作，但诗中仍隐约有反清复明的志向，而彝尊更以文天祥喻张煌言，对煌言于沿海抗清的事迹及被俘不屈的节义气概相当敬佩。更言及清廷的“眼中钉”袁崇焕，这是修明史之大忌。彝尊虽不敢为袁氏立独传，却将袁氏斩毛文龙，勤王京城，被诬处斩的史实一一备录于《钱龙锡传》内。传末附言：“崇焕之死，详载本朝（按：清朝）《实录》，操史笔者，不可不知。”言辞恳切，彝尊身处清初文网严密之际，仍以身犯禁，执意为“反臣”传言立传，着实令人为其捏一把汗。是举若非借“补轶史乘”，言“正史”所不言，别录自己表彰忠烈，对故明亡国追思的心声，实难以理解。又如，《诗话》录誓死不仕的刘承宗与绝食殉明的刘宗周。卷二十《刘承宗传》赞谓承宗。
　　其次，继承“复社”等东南文社“学以致用”、学风，对明人孤陋寡闻、因循守旧，不思广收博取的习气批判，《诗话》卷八《庄泉传》云：“自尧夫（邵雍字）《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峰（罗伦字）、康斋（吴与弼字）、白沙（陈献章字）、定山（庄泉字），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为是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湛若水字）从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而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也”明代理学家自陈献章、庄泉至湛若水，固守宋儒迂论，高谈阔论“道学”，却闹出打油诗反比《诗三百》更近“道学”的丑剧。这种辛辣的讥评透露出彝尊对晚明空疏学风的不屑，同时反证了他本人崇尚实学的治学风格。
　　《静志居诗话》最早嘉庆年间姚祖恩整理刊刻扶荔山房刊本；通行本有文瑞楼1913石印本。
　　今有：《曝书亭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静志居诗话》，姚祖恩黄君坦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7、《渔洋诗话》
　　清代诗话，王士祯撰。王士祯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渔洋诗话》初辑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作增补，编为三卷，授门人黄叔琳梓于京师。是书多记友朋论诗之语。渔洋一生服官四十余年，仕宦南北，从游甚众，故一时名士，尽入毂中。涉笔成趣，颇类《世说》；名言隽语，为人击赏。渔洋论诗，标举神韵，《渔洋诗话》虽不重理论，而议论引述亦可略见其论诗宗旨。《四库提要》称述是书“清词佳句，采掇颇精，亦足资后学之触发，故于近人诗话之中，终为翘楚焉”。称道王维《息夫人》诗说：“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渔洋诗话》卷上）这“不著判断一语”，便是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意诗有神韵，又表现在描述事物，别有情致，超俗入雅。渔洋曾评论前人咏梅诗的雅、俗，说道：“梅诗无过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后远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亦是俗格；若晚唐‘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直足喷饭。”（《渔洋诗话》卷上）这雅、俗之别，关键便在于韵味情致的差异。坡公咏梅诗句所以好，正在于不落俗套；于于高季迪的咏梅诗句，就不免匠气了。司空图论诗，作比喻说：醯，止于酸；盐，止于咸。醇美之味，在于酸、咸之外。（语意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与李生论诗书》）渔洋论诗所谓“神韵”，正是要求这种味外之味，言有尽而意无穷。他曾引宋姜白石诗论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渔洋诗话》卷上）
　　王渔洋并很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见。所记的人物，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担者、鉏者、和尚、道士、闺阁妇女，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言可采，一篇之胜，都予以表扬。因此很多人的作品，在当时得到流传，而且保存了下来。
　　王渔洋所列举的前人关于“神韵”诗的论述云：“信手举来，无非妙谛，与世尊拈花微笑同一关捩，此公之所以为风雅正宗也。”当然，史蒙溪对《渔洋诗话》一书中的错讹也多有指摘。如指出“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一句是屈大均的诗句，王渔洋误记为陈恭尹的诗句；“不见庵中僧，微雨潭上来”本是岑参诗句，王渔洋误记为清人王征远的诗句。《渔洋诗话》乃王渔洋晚年著述，记事间有舛误，故《四库提要》指出此书“疏于考证”。史蒙溪的评语纠正了王渔洋的一些失误，避免了以讹传讹，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寒斋所存史蒙溪评点本《渔洋诗话》，线装二册，系民国十二年（1923）上海会文堂书店影印本。史蒙溪，即史承豫（1710～1744），字衎存，号蒙溪，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诸生。著有《苍雪斋诗文集》、《苍雪随笔》、《蒙溪诗话》、《碧云亭杂剧》等。史承豫与其兄史承谦并擅词名，称“宜兴二史”。（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本，第412页）史承豫号“蒙溪”，文会堂书店影印本的扉页却印成了“梦溪”。《渔洋诗话》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黄叔琳刻本，史蒙溪所评点的《渔洋诗话》，是雍正三年（1725）海盐俞兆晟重印本。
　　《渔洋诗话》有：雍正写刻本《渔洋诗话》上中下三卷。通行本有1912年昌明书局石印本《渔洋诗话》上下卷，全一册；扫叶山房石印本，丛书集成续编本。
　　今有：《渔洋诗话》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版；《渔洋诗话》上海书店影印丛书集成续编本，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
48、《师友诗传录》
　　清代诗话，一卷，郎廷槐撰。另有《师友诗传续录》一卷，刘大勤编。
　　《师友诗传录》，国朝郎廷槐编。《续录》，国朝刘大勤编。二人皆学诗於新城王士祯，各述其师说，以成其书。以郎录在前，故刘录称续焉。郎录虽以士祯为主，而亦兼质於平原张笃庆、邹平张实居，故每一问而三答。其称历友者，笃庆之号。称萧亭者，实居之号也。笃庆於士祯为中表，所著有《昆仑山房集》。实居於士祯为妇兄，所著有《萧亭诗集》。士祯皆尝论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义，或各明一义，然大旨皆不甚相远。中间如笃庆“答古诗十九首”一条，历引《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证为枚乘所作，而力驳“游戏宛洛词兼东京”之说。然考锺嵘《诗品》，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嵘与刘勰同时，而稍在徐陵前，其说必有所受，似未可尽悬断为西京之作。笃庆又称《文选》以十九首为二十，盖分“燕赵多佳人”以下自为一章。不知此明张凤翼之《文选纂注》，李善及五臣旧本均不若是。（严羽《诗话》称《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则析一为二乃徐陵，非萧统。然宋本《玉台新咏》实不另为一首，未审羽何以云然。谨附识於此。）笃庆误也。士祯答乐府一条，称乐府之名始於汉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证。然乐府始汉武帝，史有明文，汉初实无是名。笃庆又称乐府主纪功，古诗主言情，实居又称乐府之异於古诗者，往往叙事。古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铙歌之类，倚声制词之乐府也，与诗稍别。清商平调之类，采诗入律之乐府也，其初本皆古诗。故“孔雀东南飞”，乐府杂曲歌词也，而本题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紫骝马》，乐府横吹曲词也，而吴均《乐府解题》曰：“‘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其说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区分其本始。至《君子行》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缘情之什，亦何尝专叙事乎？又士祯答称七言换韵始於陈、隋。案吴均、费昶之《行路难》，萧子显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换韵，启初唐四杰之体，安得云始之陈、隋耶？刘录所载皆士祯语。如所答“大勤问截句”一条，称截句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後二句对偶是也。或截律诗後四句，如起二句对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谓。又称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从是矣。然何不云汉人已有绝句，在律诗之前，非先有律诗，截为绝句，不尤明白乎？（古绝句四章，载《玉台新咏》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试排律本止六韵而止，不知《玄元皇帝应见诗》未尝不至八韵，《咏青诗》未尝不四韵，《文苑英华》可以覆案。又称至杜始为长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韵。不知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诗》正一百韵，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无绿叶，认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诗，而云晚唐作。《诗苑类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时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为唐人乃沿诗家禁脔之误。）引证偶误，又其小焉者矣。盖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故持论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谈诗宗旨，具见於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录中士祯之语或钞出别行，名“渔洋定论”，刘录亦有本别行，名《古夫于亭诗问》。实皆一书。今附存其名，不别著录焉。
　　《师友诗传录》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今有：《师友诗传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
49、《原诗》
　　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继《文心雕龙》后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南宋叶燮著叶燮（1627～1703）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叶燮的《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四卷（分内、外篇，又各分上、下），论述了诗歌的本质、源流及创作、批评诸问题，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全面性，超出一般的诗话诗论。
　　《原诗》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诗的发展，下卷论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的进化；关于诗的创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关于诗的批评，他重质轻文，强调“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其诗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颇多可取见解。《原诗》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在这部书中，叶燮将以往诗话单纯从“诗教”“诗法”角度研究诗歌的模式提升到审美的层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诗学论著，又是一部美学论著。论文的序论部分论述叶燮的家学渊源、生活经历对叶燮思想的影响，并通过对明末清初文坛现状的研究，考证叶燮写作《原诗》的缘起。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分别论述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诗歌创作客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流变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论、《原诗》的历史贡献四个大问题。第一章论述诗歌创作的客体“理、事、情”。在进入审美领域之后，自然之“理”、“事”、“情”统合于诗人个体之“情”。对于审美客体的“理”“事”“情”，叶燮作了规定：即“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并要求审美主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强调审美意象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审美主体的主体创造力。第二章论述诗歌创作主体所具备的四种素质：才、胆、识、力。叶燮认为诗歌的基础在于创作主体之“胸襟”。“胸襟”包含和统帅着才、胆、识、力四种素质，同时这四种素质。
　　今有：《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995年版；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50、《声调谱》
　　清代诗歌声律著作。1卷，赵执信撰。赵执信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饴山堂集》。
　　此书主要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方法是按不同诗体及同一诗体的不同格式，从唐诗中举出例证，于关键处标出平仄，略加说明。重点指出一般古体诗不得杂以律句，律诗有不合标准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齐梁体则处于古、律之间，兼而有之，书分《前谱》、《后谱》、《续谱》者，因起初所举体格未备，故有增补，非内容的划分。此书在古代诗歌声调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律诗平仄的标准格式，唐人多已论及，至于各种诗体在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诗的各种变格，在唐代属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论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无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调，曾留意于此，却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冯班、王士□等对此有所探讨，但未成明晰之论。赵执信此书，分析比较全面明确。但也有人认为，此书若干内容窃自王士祯的书。按此书缺点是对声调规则看得太死，未免强作解事，流于烦琐。此书之后，对声调的研究形成风气，辨证、补遗、阐释者很多，如翟□《声调谱拾遗》、郑先扑《声调谱阐说》等都有发展。
　　《声调谱》各种版本书名及卷数不尽相同，内容无大差异。如《天壤阁丛书》本、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名《声调前谱》，附《后谱》、《续谱》，各1卷，共3卷；《谈艺珠丛》本合《前谱》、《后谱》为1卷，《续谱》1卷，共2卷；其余如《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等多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韵通转》，《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其门人所妄增。
　　今有：《声调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99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国学 发表于 2011-10-9 21:04:06

51、《谈龙录》
　　清代诗话集，一卷，赵执信撰。《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为批评诗评论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与门人论诗，谓当如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遂著此书以排之。而赵则主张“诗以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钱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渔洋）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昼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此事颇传于时，司寇以吿后生，而遗余语。闻者遂以洪语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说，以相难惜哉。今出余指，彼将知龙。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也夫。风流蕴藉，而风神淡远，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诗之佳处，赵氏补之以温柔敦厚之旨，则见得有所明于王氏诗之病者矣。
　　赵执信为王士祯甥婿，但两人学术观点各异。据赵说，两人分歧起于赵对王南海集的批评。赵佩服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卢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荦）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吿也。斯则致疏之始耳。
　　大旨谓诗中当有人在。其谓士禛《祭告南海都门留别》诗：“卢沟河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四句，为类羁臣迁客之词。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饴山堂集》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执信集》越蔚芝校点，齐鲁书社1983年版。
52、《石洲诗话》
　　清代诗话，八卷，翁方纲撰。翁方纲（1733－1818），清诗人、书法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升司业，曾主持江西等地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其诗多为“学问诗”，以经史、金石考据等入诗。一些游记之作，也缺乏生活气息与真情实感。精于金石谱录、书画，书法尤精。
　　《石洲诗话》始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以朝代为序，分人评述，一至五卷集中评论了唐、宋、金、元的诗歌。第六卷主要用来纠正王士慎对杜甫诗的评述，最后二卷附说元好问、王士禛的《论诗绝句》，其评话逐首逐句，对诗讲得很细致，既可助读者理解原诗。又协作者找出诗规律，指导创作。《石洲诗话》与另部《谈龙录》被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
　　1、2卷评唐诗，3、4卷评宋诗，5卷评金、元诗，6卷评王士禛、王士禄论杜之语，7、8卷分别评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翁方纲是“肌理说”的倡导者，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从至，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又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订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实即主张以考据学的精神，务求诗的质实，紧贴儒家义理，严守声律格法。翁氏此说对“神韵”“格调”和“性灵”诸说之失虽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学问、义理作为诗的准绳，更有片面性，实际上会造成割裂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破坏诗的艺术特征的恶果。《石洲诗话》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由这看来，翁方纲实际上又是宗主宋诗。
　　今有：《谈龙录石洲诗话》陈迩冬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诗话》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版；《石洲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1983年版；《石洲诗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3、《说诗脺语》
　　清代诗话，二卷，沈德潜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过了40多年教馆生涯。他热衷功名，从22岁参加乡试起，共参加科举考试17次。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帝唱和、论诗，这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很大。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脺诗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他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脺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脺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脺诗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脺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说诗语》卷上）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晬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晬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晬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近有世界书局1923年版；今有《说诗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本，1963年版；《说诗脺语》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说诗脺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1998年版。
54、《宋诗纪事》
　　宋代诗歌资料汇集。清代厉鹗（1692～1752）辑。共100卷。此书仿《唐诗纪事》，收录宋人诗作，体例上也较《唐诗纪事》有了改进，更便于检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诗而忽视宋诗，故作此书，以求改变风气录宋诗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传。以事存诗，以诗存人。有关传记性质的事，列於作者小传之後、诗之前；有关诗的本事，列於诗後。无事可采、无他书徵引而又有多首诗的作者，则选录其一首或几首，故本书兼有诗选性质，效计有功《唐诗纪事》之体而又有所发展。厉氏此书，“访求积卷”，除诗话、笔记外，有总集、别集、类书、史书、方志、金石、碑帖，网罗丰富。他所引的个别书，今天已不易见到。厉氏对於前人著述中有关宋诗作者的一些评述，做过“博稽深订”（自序）；对於作者有疑问的诗篇，於诗後间加按语说明。此书前後历20年方成。如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珏题《湖山类稿》绝句，隔两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隔一页而重出。二卷杨徽之《寒食诗》二句，至隔半页而重出。他如西昆体、江西派既已别编，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题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归蜀诗》後标前题字，八十五卷之赵必范於赵必象《避地惠阳诗》後标前题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後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据《齐东野语》载曹豳《竿伎诗》，作刺赵南仲，九十六卷又载作无名子刺贾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诏诗》，不以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勘。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不以马令《南唐书》参证。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称“名媛玑囊”。又《华春娘寄外诗》，不知为唐薛涛《十离》之一。陆放翁《妾诗》，不知为《剑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为录其父作。皆失於考证。然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出《四库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先後举出其重出互见、失考误考、开错书名、删改原诗之处多处。此类例证，现在仍时有发现。然而此书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
　　此书问世後，宋代遗文轶事又陆续出现。清末陆心源（1834～1894）继起，辑《宋诗纪事补遗》100卷，复增宋诗作者约3000家。《补遗》疏漏较多。
　　《宋诗纪事》有清乾隆原刊本、《万有文库》第二集本，《宋诗纪事补遗》有清末刊本。
　　今有：《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随园诗话》
　　清代诗话，袁枚撰。袁枚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小仓山房集》。
　　作为“一代骚坛主”，袁枚总领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风靡乾嘉（1736一1820）诗坛，使沈德潜鼓吹的拟古“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歪风为之一扫，使清代诗坛别开生面。《随园诗话》正是袁枚为宣传其“性灵说”美学思想而编撰的著作。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
　　一、真情论。《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
　　二、个性论。《诗话》又认为诗人创作需有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因为有“我”，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所谓“精心独运，自出新裁”，才能独抒性灵，“出新意，去陈言”，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诗话》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因此对王士祯的神韵诗既不推崇，亦不贬斥，指出“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诗话》又着重批判了从明七子到沈德潜的拟古“格调说”及宋诗派末流：“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
　　三、诗才论。“性灵”既指性情又包括“笔性灵”的含义，表现为才思敏捷。《诗话》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诗才、天分，但并不废弃学问，故指出“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气耳”，为此袁枚反对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批评“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基于主诗才与灵性，《诗话》颇重视性灵者创作构思时所产生的“灵机”“兴会”这一灵感现象，并推崇“天籁最妙”即艺术表现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为此尤其赞赏“劳人思妇，静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谣。但袁枚又不反对人功，特别文人诗“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力求之”，所谓“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此论颇有艺术辩证法。对于诗歌艺术形象则主张有“生气”或“生趣”，即灵活、生动而感人，因为“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欲有“生气”、“生趣”，则语言需生动传神，“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一味白描神活现”，反对“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以免扼杀诗之生气、生趣。但倘若用典而“无填砌痕”又“贴切”，则也不一概排斥。
　　一、选诗标准较严。这主要表现为“诗”为“话”服务。袁枚明确指出：“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诗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则必先有话而后有诗。”其标准是所选抒写性灵之佳作能印证其“性灵说”的理论。
　　二、入选诗作者面颇广。袁枚称曰：“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入选者既有诗坛高手，亦有无名小卒；既有公卿将军，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妇闺秀，亦有妓女歌姬；举凡三教九流，不问性别身份，只要诗佳皆可以诗存人。尤其应注意的是，袁枚对劳人思妇、村氓浅学、小贩工匠等下层劳动人民宛如“天籁”、极富性灵的创作尤加赞赏，甚至誉为“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从而摘录入《诗话》。
　　三、选录女子诗尤多。袁枚针对“俗称女子不宜为诗”的陋习，反其道而行之，声称：“余作《诗话》，录闺秀诗甚多。”其中既有其众多女弟子的诗，也有素昧平生的闺秀、寡妇，乃至无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诗话》曾选入时氏一家夫人、闺女、儿媳五人之诗，并誉之为“皆诗坛飞将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谓有胆有识。
　　四、入选诗作题材丰富。《诗话》中抒写个人悲欢离合之作固然颇多，但亦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好诗，诸如讽刺催租吏的《牛郎织女》，抨击封建礼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举八股文的《刺时文》等等，更应提及的是《诗话》搜集了明季爱国烈女的抗清事迹与遗诗，如记一江阴女子被清兵俘虏后，于赴江死前曾啮指血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义凛然，英气逼人。此外还选录不少情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反道学的意义。
　　《诗话》虽有“集思广益”等优点，但当时有人訾其“《诗话》收取太滥”亦不无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时并未严格执行其选诗标准。他曾承认选诗“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因此《诗话》中无聊应酬之作并不罕见。而入选的某些“情诗”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轻佻，如所选录的其从弟香亭的“情诗”即是。记事部分偶有象“两雄相悦”一类丑闻，而作者对此抱欣赏态度。此外，袁枚还十分相信所谓“诗谶”，选录了多首，宣扬迷信唯心的思想。《诗话》引用古诗文多不注明出处，引文亦时有谬误而未曾校订。这都是《诗话》的缺陷。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中攻击《随园诗话》“论诗全失宗旨”，“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则纯系封建卫道士口吻，当然不足为训。
　　随园诗话》中，他一再强调作诗要有独创，反对“宗盛唐”、“学七子”、“分唐宋”、“讲家数”，抨击了拟古倾向和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书中所称誉的，多是闲情逸致之作，也有一些不满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作品，这种取向体现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学主张。
　　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随园诗话》有：最早版本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稍后还有满人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的《批本随园诗话》，其批语多为对《诗话》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绍，间亦表示对《诗话》观点的看法等，虽文字粗疏，见解不高，但可资参考。此外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印《随园三十六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诗话》。现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的由顾学颉先生校点的《随园诗话》上下两集本，此书据乾隆随园自刻本校订、标点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此书，顾学颉先生又于文末附录了《批本随园诗话》中的批语及有关跋语、资料，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1934年上海广益书局本等。
　　今有：《随园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自刻本为底本，参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让睦记刊《随园三十种》本；
56、《瓯北诗话》
　　清代诗话，16卷，赵翼撰。赵翼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瓯北诗集》。
　　《瓯北诗话》一书的写作，约于嘉庆二年（1797）开始，嘉庆六年（1801）秋天，赵翼曾将写好的唐、宋、金七家诗话给洪亮吉看，后者反对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写作计划；但赵翼没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见，反而添上了高启、吴伟业、查慎行三人，于嘉庆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瓯北诗话》的写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书十二卷的最后完成当在嘉庆九年（1804）。《瓯北诗话》前十卷选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10家诗，后两卷论及韦应物、杜牧等人及诗格、诗体、诗病诸问题。作者论诗主性灵反对荣古虐今，强调争新与独创，注重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评骘历代诗人诗作。书中对历史考证尤为着力，涉及对诗人及其环境、生平遭遇，书中史料的考订，对进一步研究历代诗人诗作有重要帮助。
　　卷一，对李白的评论：一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司马子微一见，即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亦即呼为“谪仙人”。放还山后，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于北海高天师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若论其沉刻，则不如杜；雄鸷，亦不如韩。然以杜、韩与之比较，一则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则不用力而触手生春，此仙与人之别也二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干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莲集中古诗多，律诗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然有对偶处，仍自工丽；且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瓯北诗话》，嘉庆湛贻堂刻本。今有：《瓯北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瓯北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初版。
57、《北江诗话》
　　清代诗话，洪亮吉撰。洪亮吉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洪北江诗文集》。
　　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洪亮吉称赞清代蜀中诗冠张问陶“之才为长安第一”、“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张问陶与洪亮吉并称“张洪”。
　　今有：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德权點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58、《养一斋诗话》
　　清代诗论，10卷，潘德舆。著者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举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安徽候选，未赴。著有《养一斋集》，除《诗话》外，主要有《诗文集》26卷，《词》3卷，《札记》9卷。
　　《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余则，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说明《诗话》成书至少历时20余年。从辛未序看，大约最初只是作者学诗过程中读诗析艺的札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才不断渗入变革诗风的意向，态度也日趋严肃。由于《诗话》形成历时较长，有各阶段痕迹，内容牵涉较广，非一端所可概括。
　　《养一斋诗话》明确树起“诗教”的旗帜，想以传统的儒家诗论扭转浮华诗风，使诗歌为封建政教服务。《诗话》提出“诗教”不能出“圣教”外，论诗首重诗人节操（卷一）。又提出“诗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对讥讽诗要求合于“诗人敦厚之教”（卷四）。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论诗的迂腐保守倾向。但《诗话》宣扬“诗教”时，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说，以杜甫的“临危莫爱身”为“直”，“穷年忧黎元”为“柔惠”，鼓吹“不畏强御，不侮鳏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中提出的诗歌主张（卷十），赞许他的乐府诗“讽谕痛切”（卷四），则表现了要求诗歌干政、反映现实的积极一面，是鸦片战争前后要求变革诗风适应现实需要的总趋势的反响。
　　《养一斋诗话》评论了从《诗经》以来至明未清初诗人约百余家，并涉及从钟嵘以来前人的重要论诗见解及论诗著作。评论的作家以唐人为最多，包括了历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当是因其为骚体之故。评论内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风格，赏析佳构，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订。评论所持标准与作者诗歌主张一致，无论对诗作或诗论，都取其内容关切政教、品操、艺术上宗尚自然浑成者。诗作方面，推尊《诗经》为最高典范，两汉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诗圣”（卷三）。诗论方面，最推崇严羽《沧浪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最不满意袁枚《随园诗话》，斥为“佻纤”《养一斋诗话》“推原风雅，痛斥门户声气之习”（丁晏《潘君传》），对于宋以来诗歌宗派问题，诸如宗唐与宗宋、格调与神韵、性情与学问等，都主张折衷是非，取长补短，综其双美。
　　“郊岛并称，岛非郊匹，人谓寒瘦，郊并不寒也”（《养一斋诗话》）：“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
　　第一：建立了以“诗品之人品”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更全面地阐述了人品决定诗品的道理。诗人作诗如不能做到“内无怵迫苟且之心，外无夸张浅露之状”，而是过于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搦管之先，只求胜人；多作之后，遂思传世。……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三家之中，人爱子建者希，盖古音之亡久矣。”
　　第二，其次，强调诗人本身素质、修养对诗歌品级格调的影响。《诗话》卷一说：“陆务观《示子》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学者诚知诗无可学，而日治其性情学问，则诗不学亦能之。（卷一）：“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
　　明人周致尧诗“卧听海潮吹地转，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极爱之，不知乃出孟襄阳“卧听海潮转，起视江月斜”，直剥全句，愈见原本之简而妙也。赵渭南以“残星几点”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杨柳风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飞”，清思雅音，寻讽不竭。杜荀鹤以“风暖鸟声碎”一联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清艳入骨也。“风暖”二句，尤在“残星”二句下。诗之妙全以先天神运，不在後天迹象。如王龙标“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此诗前二句便全是笛声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诘“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咏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声之神，不至“开门”句矣。太白“风吹柳花满店香”，起句便全是劝酒之神，不至“吴姬劝酒”句矣。卢纶“林暗草惊风”，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将军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诗者无不知此妙，低手遇题，乃写实迹，故极求清脱，而终欠浑成。
　　作者辑李杜诗为《作诗本经》时，曾写“总论二卷”。《诗话》刊行时附刻于后，名《李杜诗话》，分为3卷，计40则。其观点与《诗话》一致，对李白力破“诗仙”之说，着重论其大节合于圣学之处。于从□一事辨之尤详。其稿本今存，题为《作诗本经纲。
　　《养一斋诗话》今存稿本《说诗牙慧》13卷，前有嘉庆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自序领》。《养一斋诗话》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扫叶山房石印，刊印时间为道光丙申。今有：《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年版；《养一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1983年版。
59、《昭昧詹言》
　　清代诗论，21卷，方东树撰。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东树幼承家学，及长，学古文于姚鼐，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弟子”。二十二岁为诸生，屡试不第，遂弃举业，专意讲学著书。年四十后，不欲以诗文名世，专研义理，一宗朱子，著《汉学商兑》，以攻考据家之失。1840年前后游粤东，正值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方著《匡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鸦片战争开始后又著《病榻罪言》，论御敌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岁家居，终卒于祁门东山书院。著有《仪卫轩诗文集》十二卷，诗学批评《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录》、《未能录》、《一得拳膺录》等十余种汇成《方植之全集》。
　　《昭昧詹言》是清中叶少见的学者论诗专著，使其声名远播。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书于道光已亥（1839）年间，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论五古”，卷一一“通论七古”，卷一四“通论七律”为总纲，其他各卷按诗体分类。所评的诗人和作品，主要依据王士祯《古诗选》和姚鼐《今体诗选》所收作品，侧重艺术技巧方面评述，将“总论”、“通论”的理论纲领具体化。
　　《昭昧詹言》论诗既坚持儒家传统，又加以充实发挥，如把“诗教”原则置于首位，但在强调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诗之“为用”的目的。还要求注意艺术感染力，收到“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于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个“满”字，要求“意满、情满、景满”，再辅之一个“诚”字，因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实际上是发挥桐城派理论，以文法论诗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如《总论七古》：
　　诗莫难于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气，直与《史记》相埒。二千年来，只此二人。其次，则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绝传，七言古诗遂无大宗。
　　《昭昧詹言》的另一个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注重研究诗歌的表达技巧。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中国古典诗学批评较为重“神”轻“形”，重“意”轻“象”，重“道”轻“技”。在“虚实相生”面前，批评家们更多的是去追虚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韵、意境。《昭昧詹言》则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诸种表达技巧，运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诗歌的结构规律，如“诗题”一类，就总结出“序题”、“点题”、“还题”、“收题”、“顾题”、“入题”、“叙题”、“倒点题柄”、“作势拍题”、“不略题字，不出题外”、“著笔题外，正得题中”等二十多种表达技巧。
　　诗论精到，今日文学史诸本，多从此说，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是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犹在诸公之下。
　　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于光绪年间。为光绪十七年（1891）重《仪卫轩全集》本，刻。此后安徽官纸印刷局本，武强贺氏刊本等续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即据贺本，并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录，或作校记附注于各条之下，最为完备。
　　今有：《昭昧詹言》汪绍楹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强贺氏刊本为底本，北京图书馆所藏正10卷、续10卷的抄本参校并摘要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明诗纪事》
　　诗话集。清末陈田编。陈田（1849～1921），字松山，号黔灵山樵，贵阳（今属贵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举进士，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任御史，为谏官14年，曾劾奏过袁世凯等。清亡後以遗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贫，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诗纪事》自光绪九年（1883）开始编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录诗4000馀家，按天干数分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时代为次。甲籤30卷，录明初洪武年间诸家诗。乙籤22卷，录建文至景泰间诸家诗，以建文殉节诸人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录天顺至弘治、正德各朝诗。戊籤22卷，录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诸家诗。已籤20卷，录嘉靖间诗。庚籤30卷，录万历间诗。辛籤34卷，录天启、崇祯两朝诗，而特重抗清义烈与入清遗民。此书虽以纪事为名，实以录诗为主，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纪事先录史传，次引诗评，常殿以陈氏评语，或竟以陈氏自己概括的史传评语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当代诗史，撮要评骘入选大家与一代诗风。贯串起来即是一部明代诗史大纲。清代雍乾间，文网严密，明本文集皆属禁毁之列，故诸家选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阙如。故陈田特重明末诸家，有意补《明诗综》阙漏，对明清之际忠节遗逸诸家收入较多，而且将他们冠於天启、崇祯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录建文殉节诸家，尤具特色。
　　《明诗纪事》甲至辛8籤，於光绪二十五年至宣统元年连续由陈氏听诗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61、《小沧浪诗话》
　　晚清诗话，四卷，作者张燮承，字师箔，安徽含山县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小沧浪诗话》、《写心偶存》/《杜诗百篇》等。《小沧浪诗话》是一部历代诗话集，存于《张师箔著述》中。其撰写动机，正如张氏在集中所述：咸丰元年春，他应人之聘，从南京到苏州，“权课小沧浪馆中，课余检架上书，得说诗百数十种，有先得我心者，随读随录，遂亦裒然成轶，不忍弃去，编而存之，即题曰《小沧浪诗话》。”此体例与魏庆之《诗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袭影响，历历可见。均着眼于诗教、诗体、诗艺、诗格和诗学宗旨、诗体渊源等各种诗学原理。全书分类辑录，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洪亮吉《北江诗话》，共计50多种历代诗话之作中的有关内容，分成“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以上卷一）、“乐府”、“咏物”、“论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以上卷三）、“指疵”、“发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标佳句，“溯源穷流，分门别类，严其去取，多所发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于述”，其中稍加评议，亦切中要旨，故人们曾誉称其为“《诗人玉屑》之亚”。其诗学主张，主要是王士祯“神韵”说一派。格守诗主“性情”的观点并以儒家“诗教”为核心，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如开头的“诗教”中，首先选录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有关“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论点，称赞白居易“公之为诗，自有事在，非徒嘲风雪，弄花草已也”。对于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之类，又依据“诗教”，指责其“惟其近体入颓唐，不可轻学耳”。并据此指出白居易理论与创作之间的矛盾，推崇“辞淳气平”的古淡风格，提倡婉而深，反对直而浅。诗话据此批评韩愈搜求故事，排比对偶，出于勉强，直而浅；王维诗则委婉含蓄、诗意浑厚、婉而深。并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行宫》为例，指出长短皆宜，以深厚为最佳境界。追求“离形得似，象外传神”的意象构造论，张燮承正是以此为诗歌鉴赏的审美导向，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
　　李义山《李花》云：“自明无月夜，谈笑欲风天。”《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僧齐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潘逍遥《落叶》云：“几番经风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归鸦》云：“荒村流水远，古戍淡烟徽。”是皆能离形得似，象外传神。赋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62、《习近斋诗话》
　　晚清诗话，八卷，续编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人。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两入县试。曾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孙斋、冯春航、胡寄尘、陈梦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云槎“明经之焕，通经史，工诗”，“族伯蕴山，品学兼优，咸丰元年，诏征贤良方正……生平最喜吟咏，著有《黄山纪游》一卷。”方参加辛丑岁试，受知于县令张焕桢。著有《香痕奁影录》、《习静斋诗话》、《习静斋词话》、《论诗绝句百首》等。
　　《习静斋诗话》八卷，续编二卷，为评点式，并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清代诗坛，诗作流派纷呈，诗论也流派纷呈，如王士祯标举“神韵说”，沈德潜标榜“格调说”，袁枚倡“性灵说”，方廷楷于《习静斋诗话》，兼采各家诗说，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开篇即以“于世教有裨”作为宣言，以“人不得目诗篇为小道”作为强调。《习静斋诗话》针对晚清诗坛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颓风炽盛，提出“作诗一道，宜多读古人诗，而又不可拘泥于古人诗”，但对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人所发动的“诗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诗话第二首中他批评梁启超作诗，动辄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词语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诗则己，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诗有无新意，在于对古人“拘泥”与“不拘泥”，而不在于“词语”的新旧。方廷楷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有寄慨”。他在《诗话》里直接提倡和间接评述“有寄慨”、“有寄托”的不下数十则。在“贵有寄慨”的论诗标准下，他非常看重那些“忧时”、“爱国”之篇。陈玉澍写了感事诗二十八章，方廷楷读后，不惜篇幅，将这洋洋二十八章悉数录入《习静斋诗话》，并满含感情地评论：
　　盐城陈惕庵孝廉玉澍，王可庄先生所拔士也。博学工诗，热诚爱国。怀一肚皮忠愤，往往发之于诗。尝作《甲午乙未感事》诗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诗史，亟录入诗话。
63、《饮冰室诗话》
　　近代诗话，梁启超撰。梁启超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饮冰室文集》。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共出96期。《饮冰室诗话》即连载于该刊第4～95期，偶有间断，计204条。后编订成书，仅辑录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两年尚有15期，连载30条，皆未辑入。《饮冰室诗话》通行本共174条，其第一条叙述写作缘起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钜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所谓师友“昵者”，主要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此书主要内容就是评介他们的名篇名句，总结“诗界革命”，发表著者的诗歌理论和见解。
　　《饮冰室诗话》论诗，首重“新意境”。著者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非常厌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最倾倒”黄遵宪“意境无一袭前贤”，热烈赞扬他“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并在书中采摘黄遵宪许多名篇名句。这种以黄遵宪诗歌为代表的“新意境”，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其“诗料”。《饮冰室诗话》中公开表明：“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已称赞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说诗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认为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有“石破天惊”之感，“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高度评价黄遵宪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之昼夜相反的《今别离》4章。其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新民丛报》来稿中有“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灭种吟》12章，以《悲恐龙》为首，“熔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饮冰室诗话》“具录之”，称赞说：“真诗界革命之雄也。”对于黄遵宪未收入《人境庐诗草》的组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梁启超更是“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不但“录全文”，而且还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说：“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饮冰室诗话》所提出的这些诗歌主张，和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主张呼应配合，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体诗在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如何为新时代和新兴资产阶级服务问题。这些理论的出现，既与列强的侵略给诗坛带来新的刺激有密切关系，又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为其阶级基础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书论诗，往往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介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如说《孔雀东南飞》“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上海书局清宣统2年（1910）。石印本，广智书局重编本《饮冰室文集》（1905）。
　　今有：《饮冰室诗话》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饮冰室诗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饮冰室诗话》中华书局1936年版。
64、《石遗室诗话》
　　近代诗论著作，32卷。陈衍编撰。陈衍（1856～1937）近代诗人。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在京城，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与沈曾植相识。二十八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著有《石遗室丛书》，收书18种，116卷，其中除辑录校补者8种外，自著10种，包括《石遗室文集》12卷，《石遗室诗集》6卷，《石遗室诗集补遗》1卷，《说文举列》7卷，《朱丝词》2卷等。有家刻本。《丛书》外，又有《石遗室诗话》32卷、《续编》6卷，《辽诗纪事》12卷、《金诗纪事》16卷、《元诗纪事》24卷，都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石遗室论文》5卷、《史汉文学研究法》1册，都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排印本。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宋诗精华录》4卷，皆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陈衍写诗话，主要是树立同光体旗帜。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体诗人沈曾植、郑孝胥同客武昌时，经常论诗，曾植要他“记所言为诗话”，但他没有动笔。1912年，客居北京，梁启超编《庸言杂志》，约他每月写诗话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诗话仅发表13卷，坊间据以石印流传。次年，李宣龚约他为《东方杂志》续写诗话，也是月写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32卷本，是他删改合并旧稿且续增新稿而成。以后，他又续写，一小部分曾发表于《青鹤杂志》。1935年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为刊行《续编》6卷，流布未广。
　　这部诗话记载了同光体诗派的来由及武昌说诗、涛园说诗等活动；提出了陈衍诗论的观点和主张，如强调学古要“体会渊微”，“作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反对“甚嚣尘上之不可以娱独坐”，标举光绪十二年（1886）在京时，与郑孝胥标榜“同光体”。他提倡“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认为这是古近体诗的三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高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二个高峰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间。而继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绪间的“同光体”，也即他所倡导的诗风。他自己作诗，着重在学习王安石、杨万里的曲折用笔，骨力清健，与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风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扬“同光体”成就，对近代旧诗坛，发生过广泛影响认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区分道光以来宋诗流派的两种风格趋向；阐述了前人的诗歌理论，如论梅尧臣、姜夔、严羽、方回、钟惺、谭元春、宋大樽等的诗论；评述了前人注诗的得失，如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陈沆《诗比兴笺》等；也论述了他关于写诗艺术的各种见解，如论谢（灵运）、杜（甫）、柳（宗元）诗的制题，论结构，论历代写景佳句，论杜（甫）、韩（愈）七绝特色，论宋人绝句等；对古代到道光、咸丰以前诗人，有许多专评，如其中大量评论杜甫、陆游诗，又如王安石、钟惺、谭元春、王士祯、宋湘、钱载、王又曾、程恩泽、陈沆、郑珍以及闽诗的前辈作家，各占有一定的篇幅。但这部诗话的主要特点在论同时代诗人，重点在同光体诗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袁昶、林旭、陈书、陈宝琛、叶大庄、沈瑜庆、何振岱、俞明震、陈曾寿、夏敬观、李宣龚、胡朝梁等，评介很详。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闿运、李慈铭、张之洞、张佩纶、易顺鼎、樊增祥、李希圣、曹元忠、冒广生、宝廷、梁鼎芬、赵熙以及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评论到。书中阐说主要着重在艺术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内容的，如林寿图的《忆昔行》、《高将军歌》、《馈粮叹》，吴观礼的《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邻家女》，沈瑜庆《怀军门朱洪章》，黄遵宪感时的律诗等，都属于诗史性质的作品。论诗以外，还有一部分论词的。《续编》补充论述了前编所未提出的古代诗论钟嵘《诗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许承尧、杨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石遗室诗话》是空前的大型诗话，在近代旧体诗的复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体诗人的意见，为近代诗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今有：《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5、《元诗纪事》
　　元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他在《元诗纪事序》中说：“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诗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全帙45卷，资料丰富，所收有事可记的诗近千首《纪事》於每一诗人名下，注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诗人的事迹，大都蒐罗在这部书中。对有些诗的真伪还加以考证，如指出元文宗图帖睦尔《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窜改十数字，改题明太祖朱元璋诗，又指出诗中“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是抄取五代卢延逊《山寺》诗。末一卷是元代歌谣，编者所能见到的尽皆收入。它是一部对研究元诗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灭金统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诗人们上继辽、金、南宋，下启明，清二代，诗风多样，蹊径各别，或模拟盛、晚唐，或步武两宋，虽时有柔弱纤细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现了耶律楚材、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傅与砺、杨维桢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作家。其诗人辈出，作品繁盛的情况，在顾嗣立元诗选中已可见大概，从陈衍元诗纪事中亦可窥一斑。
　　元诗纪事编纂于清末。陈衍有感於唐、宋、金诗皆有纪事，而元诗独无，故有是举。他鉴于宋诗纪事旨在以人存诗，重於网罗散失；而顾嗣立元诗选家数已粲然大备，因此以从笔记小说中钩辑有本事可徵之诗为归依，使之与纪事之体相符。收书范围，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说：“采书以明代为限，其间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据所在，其泛泛评品，概所不登。”本书初编结集时仅二十四卷，初刊叙云：“惟见闻弇陋，挂漏定复不少，异时续有所得，当更为补遗继出焉。”故初刊问世後，陈衍仍继续广为蒐集，至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编定为四十五卷即现通行所见之本。新编本在收集体制上较初编有所调整，如初编所引句、联，新编本往往改录全首。新编本除歌谣外，收作家（包括无名子及仙鬼）八百馀名，较初编本增二百馀名；所征引书籍近四百种。引条除月泉吟社诗、大雅集、诗薮、西湖竹枝集等书所载为因人存诗，或纯系评论之言而外，馀多为有事之诗。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元代诗歌繁盛情况，且广涉元代史实、典章制度、传闻异事、风俗民情等，足资参考。
　　版本主要有二种，即石遗室刻本及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前者为初编二十四卷本。後者为四十五卷本，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册，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及万有文库。石遗室刻本与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目多寡悬殊，石遗室本所收，商务本均全录；而商务印书馆所印各本则同出一源，
今有：《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辽诗纪事》
　　辽代诗歌及本事汇编。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辽诗纪事》是他继《元诗纪事》之作，体例也基本相同。《辽诗纪事》凡12卷，除收录辽代有本事的诗歌外，又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此书对于《辽文存》、《辽文萃》等书的某些失误有所订正。
　　今有：《辽诗纪事》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67、《金诗纪事》
　　金代诗评汇编。近人陈衍辑。陈衍简介见《石遗室诗话》。清代康熙年间编定《全金诗》时，已有《金诗纪事》一书，其后无传，陈衍乃于1936年辑成此书。
　　陈衍认为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其中写景咏物之作居多，当时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选，因此金末作者遗漏尚多，因而此书不收“寻常无事之诗”（陈衍《〈元诗纪事〉叙》），并注意录入《中州集》遗漏的作家。全书16卷，涉及金代180余人的“有事之诗”，以及无名氏的作品，杂歌、谣谚、谶语等。不过，由于陈衍编纂《金诗纪事》晚于《元诗纪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诗纪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诗人如元好问，虽已辑入《元诗纪事》“遗老”门，仍见于《金诗纪事》。
　　陈衍《金诗纪事》问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视。今天看来，此书虽然采取了传统的诗纪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因而对了解和研究金代诗歌有所帮助。书中亦间有疏误之处。
　　近有商务印书馆1936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