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县志其他地方,都不分段,唯此处分段,那,尚可做为先生的一个依据。如,县志分段落,则先生所言无据。 |
本帖最后由 知北游 于 2012-12-5 17:41 编辑 我那个分段只是根据文意分的,并非说原拓就是如此。 《县志》的书影我的文里有,乾坤客也已发在主贴里,但从那个上也看不出其分段与否。 我个人的看法是,原简册共两块,每块上70字左右(合文算一字),是否有分段不可知。我个人感觉可能没有分段。 根据乾坤客在15楼的校订,文字是144字,两块铜册,每块上约72字。所以乾坤客的复原当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坚持应当分为两块。 |
分成两块其实也是可以的,每块72字,横6格,竖12格,也能行得通。我前面勿勿计算,8*18=144,当为144格。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2-12-5 17:53 编辑 这一器的复原意义重大,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数据,即鲁真公去世于三十年。通过《周易历算》和西周铜器历日,可以使我们得知当时的一种真实王年,纠正史纪中的一些记载失误。 真公三十年,确实是前826年,但是,这一年,也不是真正的宣王二年,而是宣王六年。宣王元年为前831年。这是由铜器和易历共同得出来的较为可信的结论。这一结论,也佐证了金版中的“王三年丙子”应为注语误入正文中。 这一年的十月朔日为辛亥,十月己巳为十月十九。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2-12-5 19:31 编辑 有人说,为什么这样断,因为有了不可更改的易历,每一个闰月,每一个朔日都是确定的,在这样的一个确定的历谱中,有些文献和铜器的历日是标准历日,在文献为我们所框定的西周积年和大致年代中,只能有唯一的一个位置。举个例子,召诰中的周公七年三月朏为丙午,这是一个月相非常明确的日子,这就决定了这个三月的朔日只能是甲辰或乙巳。而从前1086年到前1006年,在易历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年份,即前1031年的三月朔日是甲辰,因此,周公七年只能是前1031年。同理,其他标准历日,很多,只能有唯一的一个位置。 在这种严格界定中,所有的铜器居然都有位置,而且基本附合器形学的王年。 在这个历谱中,合乎逑鼎和苏钟、克钟的历日就在宣王世,由此推得的唯一一个宣王元年为前831年。 牧簋的时代中有部分宣幽世易历谱,是严格按照古书数据和历治方法推得的历谱,从上面可以看出,42年逑鼎和43逑鼎与33年苏钟这上面的历谱中,要融合,只能有唯一的位置。42年前790。43年前789。苏钟前799。 由此历谱,知宣王年间,没有十四月,但是夷厉其间,有十四月,因此,可以断定,下鄀公鼎的确切时间。 在这个历谱中,可以确知共和年代,如果把周易卦序排到每一个月中,那么,周易记载“武人为于大君”、“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蛊卦的年份和月份,恰好在铜器和易谱决定的共和元年,如此,并非一例,表明,周易爻辞不可能做于西周早期,这个做爻辞的作者,一定是了解西周历法的人,并且在共和元年之后。 |
《南齐书》谶语与西周断代 又表明,周公七年为前1031年,这就使我的结论多了一个佐证。谁能想到,两种方法推得的结果居然如此一致。 |
目前,能考知的真正的易历同源时代,唯西周一代。其他年代的易与行用历法均无直接关系。所以,复原西周历法,应该深入了解传本和帛本《周易》卦序和文本。到了汉代,西周历法虽然不传,但是易还传,所以,能从汉代文献中挖掘出西周历法。 |
在“隹”下注“王三年丙子”,不合文理。在“隹王三年”之下注“丙子”可能更符合事实。 文末“卅年”可能是鲁武公将册命文书铸成金版时加上的。后加文字在西周铜器中有先例。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 |
不是这一部分,而是说的县志的其他文章。这一部分很明显是分段的,其他页是不是分段。都有分段,则无据。古书有分段的,有不分的。 |
没有人说“唯下加‘丙子’”,我们说的是“在‘隹王三年’之下注‘丙子’”。 而这个“隹王三年”正好证实了宣王元年在前827年。 当然,“三年”有可能是“二年”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