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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1 16:45 编辑 
后上15.12=合36821=通582 齐与屯同版。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10-19 16:40 编辑 
盂与协、（癸殳）同版。 粹972=合33537=善6752 
梌tu. |
前2.12.3=合37639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2 08:39 编辑 
前2.34.3=通656 又见于合37678 
缀合链接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5269.html 缀合出处 甲骨新綴第571-579例，先秦網2015.6.10 缀合人 林宏明 备注 缀合片号 合37417+合37678 地名：榆、宫、惠同版。 第五七七例 A：合37417(北珍0117) B：合37678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1 17:56 编辑 
前2.23.7 又见合37494 高与丧同版。 |
粹1017=合28945 榆、凡、向、宫、盂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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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36909 似乎出现了妹这个地名。 |
合36605 雍与（高羊）同版。 |
37654 
前2.36.4=合3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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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4 11:26 编辑 
客案：假如雇在平阴，麦在商河，二地相距250里左右，大致合8日路程。但是，雇与嘉相邻，嘉与麦相邻，这就不好理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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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8 11:05 编辑 【南开大学公开课】陈絜老师卜辞滳水与商末东土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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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20 15:57 编辑 
商周尋、譚諸地糾葛及其相關問題-陳絜 
《孟子· 滕文公下》：“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赵岐注云“从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纣时也，皆《尚书》逸篇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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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9 07:5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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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9 07:5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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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文明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世界历史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以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共同举办，以促进古典学各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为宗旨。论坛得到“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 2015年5月7日上午，“上古文明论坛”2015年第二次活动在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举行，论坛邀请到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陈絜教授主讲，题目是《“梁山七器”与周代巡狩制度》。出席此次活动的有宋镇豪学部委员，及历史所及世界历史所的二十余位学者。 陈絜教授首先简单回顾了“梁山七器”的出土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商末小臣俞犀尊为何与召公家族铜器同出一坑的问题？对于大保簋铭中的wpsF348.tmp字，他肯定释“榆”的旧说，以此为前提，指出小臣俞领地亦名“榆”，与帝辛十五祀征人方时所省之夒、京两地相近；周初大保奭所受之榆土原本当属商小臣俞之领地，故周初大保家族器物中夹杂商末俞族重器。殷墟田猎卜辞中“榆”与“因”、“丧”、“盂”、“宫”、“乐”（泺）、“画”（澅）等地可系联，均在泰山周围，结合《左传》“城输”、《清华简·系年》“句俞之门”等有关史料，可推断卜辞榆地在山东肥城句寙亭一带，此地也很可能是“梁山七器”的真实出土地点。 对于燕召宗族何以在泰山脚下有榆土一块飞地的问题，陈絜教授认为榆地性质属“汤沐之邑”，并进一步探讨了周天子巡狩东土的制度。周天子巡狩四土断然不能像礼家所规划的那样严整，就目前材料可知，西周十二王中只有成王、康王与穆王真正巡视过东土。他特别指出，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出土之启尊、启卣，与昭王南征应无关系，可用来证明康王平定东土叛乱之前后，曾在泰山一带巡狩、田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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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9 08:23 编辑 殷商古国——雍国，一个从容不迫的民族，“雍容”是这么来的 静者也 2020-07-07 17:55 商代雍族可能出自姞姓，属黄帝后裔，《世本》记载：“雍父作舂（chōng），黄帝臣也”。传说雍父是黄帝的臣子，发明了杵臼，杵臼是用来捣粮食和药物的工具，大大改善了族人的生活水平，因而被黄帝封于雍地。卜辞中有雍方，与商关系密切。“亥，王贞弗其氐，致雍暨奠。”从该卜辞看，雍方之前应该是独立的，后被商王征服，曾被置奠，继而成为商王的田猎区。那么商代雍方的地理位置在哪？我们都知道周部族所在地岐山以西有个雍城，地理位置在今陕西凤翔以南，其境内有雍山雍水，大禹分九州，其中雍州就是指这个地区。东周初期秦国建立后曾在此为都，今有雍城遗址。但商代雍方不可能在此，卜辞中得知，雍方为商王的田猎区，商王经常出入雍方，雍方应该位于商王畿之内。 郭沫若、林泰辅等认为商代之雍为古籍中记载的西周雍国之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雍榆，即雍国故地，《水经注》记载：“今河内山阳西，有故雍城。”河内山阳县以西，即今天的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此地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理位置显要，是殷西繁荣区域，符合卜辞记录，商代雍方当在此，现有府城遗址，据说就是商周雍国遗址。不过陕西凤翔之雍与河南焦作之雍有什么联系，这个有待研究，按姓氏古籍的说法是唐虞时代东迁到河南禹州，今禹州尚有雍梁故城遗址，即为东迁后的雍氏城，《战国策》中记载的“楚围雍氏”即为此地。夏商交替之际，雍族可能有过一次动荡，致族系四散，焦作之雍应该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而杞县之雍丘也可能跟这次动荡有关。 “雍”也为“雝”，“雍”的来历可能跟护城河有关，护城河也叫濠沟，是环绕城邑的大型人力工程，主要用以防守，是古代保家卫国必不可少的利器。考古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就已出现护城河。甲骨文的“雍”有“邕”有“隹（鸟）”，鸟儿在城邑上空盘旋鸣叫，显得悠然自得，意为城邑中的族人生活安康，无有侵犯，故“雍”字在拥有“和谐、稳定、从容”的意思外又引申出一层“壅堵、 阻塞”之意，意为将外来侵略或危险阻挡在外。有说法认为春秋时晋国吞并雍国时，当时雍国国君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束手就擒，面对如狼似虎的晋军，始终保持着一个君主的威仪，为此大大震慑了晋国军士们，说这就是“雍容”一词的由来。但“雍”从容不迫的意思其实早在春秋早期的《诗经》中就出现了，故“雍容”一词跟春秋雍国无关，而是源于早期雍地部族祥和安宁的部落生活，而这种祥和安宁的生活状态也许跟雍人建设最早的护城河有关。 卜辞：“丁丑卜：贞王于雍往来无灾。”雍方是商王朝西部重要田猎区，农业、畜牧业极为发达，为了保证商王朝频繁的祭祀活动及贵族奢侈生活所需，这些田猎区成了商王朝物质生活的重要来源。郭沫若认为，河南沁阳一带属商中晚期以后田猎区的集中地，被称为沁阳田猎区，商王朝在这块区域辟有大量圣田，卜辞中记载非常普遍。商王常常往返雍地，亲自督导。“……其田雍麓……往来无灾？”商王去往雍麓，往来可有灾祸？雍麓，雍地有大山，大山脚下有麋鹿，商王会去雍麓射捕麋鹿。“……田雍往来……获鹿二。”商王获得两只麋鹿。“戊午卜：雍受年？”商王还要关心雍地的气候和收成，这是雍地粮食正常输出的保障。商王在雍地大力开展畜牧，所以必须得有大量看守畜牧的奴隶，这些奴隶在卜辞中被称为“雍刍”。刍本指割草，也代指饲养牲畜的草料，这里指看守雍地牧业的奴隶。这些奴隶为了摆脱商王的控制，逃亡现象也时有发生，卜辞：“贞 , 执雍刍？贞 , 勿执雍刍？”这可能是商王针对那些逃跑的雍刍贞问是否还能抓回来。 雍方在商末被周部族所灭，西周初雍方故地受封为姬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封国。相关西周雍国铜器有“雍伯图鼎”、“雍伯原鼎”等等。雍国结局不确，但从春秋时属晋邑来看，估计春秋中期时被晋国所灭，从以上“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的记载推算，雍国灭亡至少在公元前550年之前。战国时属魏国。雍国之后有雍氏，后为雍姓，姞姓雍氏和姬姓雍氏是后世主要两大雍姓的来源。 客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郜、雍、曹、滕……文之昭也。”郜、雍、曹、滕四国皆在山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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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9 09:19 编辑 试论鄩仲匜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院刊2009.2》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9-19 09:40 编辑 
由此可知，麦丘不在商河县而在泰安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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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了。 |
| 南开大学陈絜教授通过对与雍地同版出现的卜辞地名“榆、宫、、疐、丧、高、就”等地望的研究，认为卜辞雍地属东土地名，大致在汶水与淄水的发源地原山附近；林方或在泰山南麓或东麓，即原山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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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絜 聂靖芳||甲骨金文中的朿族与商周东土族群流动 一 卜辞“多地名联称”与朿族族居地考辨 [color=rgba(0, 0, 0, 0.9)]研究晚商地理及其相关问题，最为可行的方法，是利用卜辞记载清晰的、可以复原的交通路线作基本框架。此外，借由“多地名联称”类的相关资料，如“商盖”“淄甘过”“瑕菏”“丧旧”“丧盂”“阴美刚”“弁瓜”“矢雚湡”“郦谷禺”“凫㪥”“㲋鴷”等，以考察复原相关地名地理体系，亦属行之有效的重要补充手段。就目前所见材料言，欲推求未见文献载录的商代朿地地望，由同时期的凫、羗二地入手，似最为适宜。理由很简单，甲骨有“凫、朿”“羗、朿”等“多地名联称”之用例，表明朿、凫、羗三地地理位置相对邻近，保守讲，至少在坐落区域上是一致的。晚商凫、羗二地，其地望可辨。在传世文献尚无明确线索的情形下，用位置相对确凿的卜辞地名圈定待考联称地名“朿”所处方位，进而推定其具体地望，所得结论即或不中，离事实殆亦不远。个中道理不辩自明。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依据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曾为是否巡视凫、朿与、女诸地而占卜，其辞曰： [color=rgba(0, 0, 0, 0.9)]贞：王入于凫、朿循（巡）。 [color=rgba(0, 0, 0, 0.9)]贞：勿于凫、朿。 [color=rgba(0, 0, 0, 0.9)]于、女。 [color=rgba(0, 0, 0, 0.9)]勿于、女。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上引四条材料当分两组：一、二条为一组，是关于武丁是否前往凫、朿二地巡察的对贞记录；三、四条另成一组，占卜赴、女二地巡视是否适宜。比较文句完整的第一组第一辞可知，第二组文辞多有省略，最为显著的是省去了动词“入”与“循”。此类缘上下文辞而省略的表述手法，卜辞习见，无足为奇。各自独立的两组卜辞，其内容实际构成商王巡行地域的对贞选卜关系。“凫、朿”“、女”之类的“多地名联称”现象，屡见于卜辞及商金文，所牵涉的相关地点，往往毗邻团簇，如宾组《合集》1532有“王其归，次于、女”之占，也即说，商王欲于“、女”二地驻跸，此足以说明与女亦密迩相接。《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395+548“往【于】田从巛（淄）、甘、（过）”之辞，也表明田猎活动的出发点淄、甘、过三地互为比邻。所以，同属“多地名联称”的凫与朿，在距离上自然甚近。考虑到两组卜辞间的内在关联性，故、女二地亦能作为凫、朿方位乃至具体地望判断的有效佐证。简言之，商王准备巡察的凫、朿、、女四地，当集中分布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范围内。设若其中一地得以考定，余下诸地的方位或范围，均可推知一二。今不妨从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凫地说起，以为朿地地望的考证提供线索。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卜辞凫地，于省吾以为即《诗经·鲁颂·宫》“保有凫绎”之凫。是说可靠。但于老撰文重在释字，对地理考订着墨不多，故须在证据上作些补充。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武丁战争卜辞《合集》中的凫、㪥联称，尤须关注。其辞曰： [color=rgba(0, 0, 0, 0.9)]贞：弗其截凫、（㪥）。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该材料所涉及的征讨对象为凫、二族或二地。按，族（或地）旧无成说，窃以为与《合集》36528背面所记载的㪥、羗、羞、辔“四邦方”中的㪥方相关。其中字原篆作，从又、且声。㪥字则作，从、虍声。且、虍上古均属鱼部字，所以㪥是在初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标注声符“虍”后所形成的形声字，也即大家熟悉的所谓双声字。简言之，、㪥二字形实乃同一文字的繁简或古今异写。 [color=rgba(0, 0, 0, 0.9)]晚商方在今山东境内，商周出土资料中证据甚多，例如： [color=rgba(0, 0, 0, 0.9)]卜，在贞㪥方，余从王占曰：大吉 [color=rgba(0, 0, 0, 0.9)]上引甲骨虽残，但文辞大意尚明，一般解释为商王欲用兵㪥方。依照卜辞常例，占卜地去㪥方甚近。其中的地，亦见于《合集》36537、36819、36850等黄组卜旬卜辞。据以可知，地邻近东土之㲋（郚）及上㲋（上郚），且与定、向、商（鄣）、觞（阳）等东土鲁中地名集群成组。所以，该卜辞所言及的作为征讨对象的㪥方，必属殷东国族，也就是东土㪥地之邦。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再如《合集》亦有残文，依照游猎卜辞常例，可补其残缺内容如下： [color=rgba(0, 0, 0, 0.9)]子卜，在次［贞：王田（或“”）］于湡，往来［亡灾。唯］王来征［三（？）］邦［方］：□□眔㪥［方］ [color=rgba(0, 0, 0, 0.9)]全辞大意是讲，在商王出征包括㪥方在内的“三（？）邦方”行程中，曾于地占卜前赴湡地游猎。据黄组征人方卜辞可知，《合集》36531中作为占卜地的，属征人方经由地，商纣至少两次驻跸于此。牵涉湡地方位的商周文字材料更为丰富，不仅见于《英藏》2563、《合集》36946+《英藏》2564+《合集》36968等黄组征人方卜辞，其他如黄组敦伐东土“阴美方”卜辞《合集》36960以及商末举族铜器小臣缶鼎等，均曾提及该地。经由考证，坐落于济南长清、肥城与东平一带，湡则在今肥城南部的汶水沿岸，此即《春秋》襄公十五年“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中的遇地。类似的重要材料尚有黄组《英藏》2523、商周之际的昜尹卣等，具体内容这里不复赘引。由此益发证明，见载于晚商卜辞的包括㪥方在内的“四邦方”“三邦方”，断非过去所认定的晋陕一带的西土族邦。费县朱田镇一带曾出成批的东土举氏分族的“举㪥”青铜组器，以此推测，晚商㪥地似在今朱田镇周边。由此反观卜辞凫地即《鲁颂·宫》“保有凫绎”之凫（山东邹城一带）之说，自然亦合理可信。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当然，还有其他可资佐证的材料。比如《合集》14161中与凫、朿二地具有对贞选卜关系的，显然亦当坐落在今山东省境内。在此，不妨就地地望再补充一则过去罕见征引的占卜遗存： [color=rgba(0, 0, 0, 0.9)]卜，行［贞：王］其步［自□于］其（㠱），［亡灾］。在 [color=rgba(0, 0, 0, 0.9)]癸亥卜，行贞：王其步，自其（㠱）于，亡灾。在 [color=rgba(0, 0, 0, 0.9)]乙丑卜，行贞：王其步，自于，亡灾。在正月。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上引甲骨内容上同样有残缺，但性质是明晰的，乃祖庚、祖甲时期的王步卜辞，所记行程也清楚，即其（㠱）→→。据卜辞所提供的干支可知，从其到，大致是两三天的行程。其中的“地其”，即大家熟知的“㠱”，如商周金文中最为常见的“亚㠱侯”，有时亦可写作“亚其侯”，这是我们读其为㠱的依据之一。晚商㠱地殆在鲁东，王献唐、唐兰等均主张即《汉书·地理志》琅琊郡箕县，是说大致可从。新近有甲骨缀合新成果《合集》36842+36837+36753+37504+36755+36754+36777+36956+《殷墟甲骨拾遗》622，似可验证此说。故去㠱不足三天（也即120公里以内）的地，自然以坐落于今山东境内为近是。另如宾组卜辞《合集》6、《合集》8529等材料，亦能为地方位判断提供有效的线索。地方位范围的圈定，同样也能验证于老对卜辞凫地的推断。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凫地在今邹城附近，与之具有地名联称关系的卜辞朿地，想必距邹城不远。唯二者方位关系不明，故须结合其他材料作进一步分析。试看卜辞羗、朿二地联称之例：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叀田羗、朿，不冓（遘）雨。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该占卜记录虽有文字漫漶之弊，但属田猎卜辞殆无可疑，羗、朿二地乃商王某次围猎行动所选择的田猎地点。羗地见载于商末征人方卜辞，如据黄组田猎卜辞《合集》37743可知，商纣于十祀征人方起始阶段的九月己亥日，曾在羗地田猎。而据黄组田猎卜辞《合集》37416可知，羗地又与十祀征人方经由地同时又属田猎地的祊、、、诸地关系密切，所以，羗地一定是在东土，位于鲁中莱芜境内的可能性最大。这也符合卜辞“四邦方”羗、㪥并举所透露的地理信息。《屯南》984“羗、朿”之辞，说明朿地似坐落于鲁中，毗邻莱芜羗地。将之与前述《合集》14161“凫、朿”联称的地理信息相结合，便能作如下方位推测：羗地在北，凫地在南，而朿地介于两地之间。换言之，朿地应坐落在今邹城与莱芜之间的新泰、泗水与宁阳这一区域范围内，也即今柴汶与洙泗上游地带。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年代略晚的无名组卜辞《合集》29031，对进一步缩小晚商朿地所处范围似有帮助，现录其辞如下：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叀朿西麋从（纵）。 [color=rgba(0, 0, 0, 0.9)]王其田鸡。 [color=rgba(0, 0, 0, 0.9)]翌日辛王其于丧。 [color=rgba(0, 0, 0, 0.9)]于向。 [color=rgba(0, 0, 0, 0.9)]于宫。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这是一版典型的游猎卜辞，前两辞为一组，后三辞另成一组，涉及田猎地点凡五。目前地望基本确定的鲁北地名有丧（章丘东南）与宫（临淄西南），而向地即《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向”之向，位于鲁、莒之间，也即鲁中偏东。至于鸡地，卜辞亦作奚或鸡麓，即《春秋》桓公十七年“及齐人战于奚”之奚，在汶水上游地带，也就是先秦齐鲁中路交通线的汶、淄通道上。就第一组内容判断，鸡地似位于朿地以西，所以，朿地或应在今新泰、泗水一带寻找更为适宜。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此外，就卜辞具体内容看，武丁时期的朿族群体，其相应的活动区域也基本局限在今山东境内，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朿为东土族群的推论。兹列重要材料如下：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1）呼多、朿尹次于教（郊）。 [color=rgba(0, 0, 0, 0.9)]（2）甲午卜，贞：呼朿尹［于（？）］毕。 [color=rgba(0, 0, 0, 0.9)]（3）辛丑贞：毕叀以（敦）。 [color=rgba(0, 0, 0, 0.9)]毕叀朿人以（敦）。 [color=rgba(0, 0, 0, 0.9)]（4）壬申卜，王令介以立（位）于犺（阬）。 [color=rgba(0, 0, 0, 0.9)]壬申卜，王令镬以子尹立（位）于帛。 [color=rgba(0, 0, 0, 0.9)]壬申卜，王令壴以朿尹立（位）于敦。 [color=rgba(0, 0, 0, 0.9)]（5）壬子卜，刚（敦）舟，左。 [color=rgba(0, 0, 0, 0.9)]壬子卜，朿尹（敦）舟，右。 [color=rgba(0, 0, 0, 0.9)]（6）王令人裒田于祼（灌）。 [color=rgba(0, 0, 0, 0.9)]王令朿人于壴裒［田］。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例1占卜是否让多尹、朿尹驻扎于教地。其中“多朿尹”即“多尹”与“朿尹”的合称，即如当时薛、二尹合称“薛尹”，阴美方与刚方可合称为“阴美刚方”。“教”即《左传》定公十二年“卫公、孟彄伐曹，克郊”之郊，杜注：“郊，曹邑。”故其地当在今鲁西南一带。例2毕族所据有的毕地，在鲁南或鲁西南，与《世本·姓氏篇》诸妊毕氏有关。而未予抄录的同版其余卜辞，则涉及戉（越）、周、永、壴等殷东地名或族名，一样可以佐证毕地在殷东的推论，对此读者亦可自行复核。例3及朿人，乃毕所欲征讨之对象，其中属诸姒之族，族居地在汶水流域。例4与商王行军布阵相关，即兵分三路：介与部署于犺地、镬与子尹在帛地、壴与朿尹则在敦地。其中帛地暂无考，敦地在今莱芜。至于犺地，亦东土地名无疑，有诸多证据。如《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著录一戈，有铭曰“犺谈公之丕子作其元用”，据传于山东南部出土。而《左传》于哀公十四年记宋国司马年卒于鲁国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舆”，杜注：“阬氏，鲁人也。”这些线索均能与卜辞犺地相契合。而此次军事活动中所涉及的六位人物及其背后的六个族，其可考者亦均分布于东土。除前述族以外，如镬与济南一带的臤族有关，臤镬父丁鼎、鼎等皆铸有镬、臤相复合的族氏铭文。壴族则在汶水以南近商（鄣）之地。可见《屯南》341所记，基本是东土诸族在东土范围内展开的军事活动。例5占卜如何兵分两路攻击平阴、东平间的舟地，与朿尹合作的刚，其族居地则在今宁阳堽城镇一带。例6须特别说明的是祼地，《屯南》2409有“在祼田叉”之人名，也即叉族之人出任祼地田官的称名形式。一般说来，田官都是就近选录，所以叉族族居地距离祼地似应不远。其中叉地见诸商末征人方卜辞《合集》37475+《英藏》2562+《合补》11141+《合集》36957、《合集》36901，《花东》338则有“子往宜田叉”语，说明叉地近莱芜宜地，大致坐落于汶水上游沿岸，故祼地恐怕也在汶水流域一带。笔者以为，“祼”当读作“灌”，与东土诸姒斟灌氏或相关联，惟卜辞涉及该地有祼、雚之异写，大致应在今山东泰安南部寻找。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武丁时期朿族活动区域主要在今山东，恰与晚商朿地在殷东的判断相谐适。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设若我们对卜辞朿地坐落范围的相关推论尚称合理，诸多相关甲骨材料便能得到顺畅解释。例如宾组卜辞《合集》6943有“令多奠（定）（费）、朿、郭”之辞，即命令多族首领抚定费、朿、漷三族或三地。按，费即《左传》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费，在今山东费县。郭即鲁、邾一带的漷水沿岸地名，在今曲阜、滕州间。而朿地又在泗水、新泰附近，从而与费、郭二族组成一个小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性族群联合体。再如宾组卜辞有“去朿于敦”、“去洓（朿）于甘”之占，即商王武丁即将离开朿地而前往敦或甘。按，敦地在今莱芜境内，甘地则在泰安大汶口镇一带。从泗水、新泰间的朿地，分别前往北面莱芜敦地与西面泰安甘地，间距均在一日行程内，这也与殷商时期日行四十公里的行进速度相契合。又如《花东》有“呼皿归，戉朿”之占，其中皿族盘踞地“皿”亦见于商末“敦阴美”战争卜辞，距离汶水上游的麦、、诸地颇近，属汶水上游地名无疑。由东土皿族之人就近攻伐朿族，也符合当时“以夷制夷”的惯用策略。其他相关卜辞材料尚多，于此不再赘述，读者不妨自行复核。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简言之，从武丁到商纣的整个晚商时期，东土鲁中始终有一朿地，据有朿地之族则为朿族。这一判断，应该离事实不远。 [color=rgba(0, 0, 0, 0.9)] 二 商周朿族铜器遗存与朿族的分衍及迁徙 [color=rgba(0, 0, 0, 0.9)]对商周古国古族的地望判断，尤其是名不见经传的众多小国族，通行的办法是依据相关墓葬遗存而定。墓葬所出若为有铭铜器等文字性材料，多成为研究者做出相应推论的核心证据。判别族群迁徙分衍，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不过应该注意，铜器的流动与相应族群的迁徙，并非一一严格对应。族迁器随，洵属常例。但器物流动还可能是掠夺、赠予、交换等行为所致，并不反映器物原主人在居所上的变动。所以，仅以墓葬所出有铭器判别古国族的分衍迁徙等行为，方法上的疏阔显而易见，很多结论实难令人信服。相应的例子在本文“引言”部分已有涉及。至于各地所出朿族铜器与朿族活动的关系，同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率尔操觚。依照我们的粗浅认识，朿族的分衍迁徙，依其时代早晚大致有以下四次。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1.晚部分朿氏家族成员徙居殷墟。过去学界多主张朿族乃殷墟“土著原族”，甚或认为系子姓王族之支脉。此说的提出，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殷墟西区墓地M271、M1116等三、四期墓葬曾出土朿族青铜礼器；其二，《合集》4978记录有所谓的王族成员“王朿”的活动。但随着近年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加之甲骨地名地理的系统性梳理与复原，我们逐渐意识到，旧说应作及时修正。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经由上节分析可知，从武丁时期一直延续至商末，在今山东泗水、新泰一带，无疑有一个以“朿”为名的聚落存在，居住其间者曰“朿人”，其首领则称“朿尹”。此外，武丁时期朿族的活动范围同样不出今山东省辖境。所以，仅仅依据殷墟墓地年代晚于武丁时期的个别墓葬所出零星朿族铜器，便提出安阳“土著原族”之说，实在靠不住。倘若M271与M1116中的青铜礼器确实与东土朿族有关，则应将其认定为徙居王畿区内的东土朿族部分成员的遗存，而非朿族全部。也就是说，大致在祖庚、祖甲时期，已有部分朿族成员搬迁至商王都殷墟。这些生活在安阳的朿族成员与西周金文所见的居住于成周的“诸侯大亚”性质类似，是出于特定的制度（如朝觐制与朝宿邑）或特殊的政治需要（如出任王之近臣或王官）而入住王都的。传世器有册朿父己鼎，恰好说明朿族成员曾任王朝作册，也即文书之类的职务，故追随商王定居王城势成必然。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此类现象于东土诸族而言，其实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比较典型的如长清举族、兰陵戎族、滕州史族、平邑弁族、鲁西南长族等，也与鲁中朿族情形一致，具体留待下节再作补充。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2.晚商朿族成员在东土范围内的别族徙居。诸多迹象表明，晚商朿族成员还在东土范围内流动迁徙，某些签署“朿某”或“某朿”的晚商朿族传世器，便是最直接的物证。现录其辞如下：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1）朿正。祖辛、父甲。 [color=rgba(0, 0, 0, 0.9)]（2）保朿。 [color=rgba(0, 0, 0, 0.9)]（3）舟朿。父丁。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上引三器铭文中的“朿正”“保朿”与“舟朿”，一般理解为复合氏名。也就是说，晚商时期的朿族分别与正、保、舟诸地相关联。这说明东土朿族中的部分族众，缘于别族等原因，分别徙居于去母族居地不远的正、保、舟三地。其中正地属商纣征人方经由地，见诸《英藏》2565+《合集》37434（遥缀）等黄组王步卜辞，与新泰莱芜一带的敖、旧、（嘉）、雍、綘诸地邻近，大致坐落于今莱芜或其周边市县。舟地即《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齐人请除馆于舟道”之舟，杜注：“舟道，齐地。”当位于今平阴、东平间。至于晚商保地，同样坐落于山东境内，如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有“保”觯，似与商末保氏有所牵涉。更须关注的是山东邹县曾发现一晚商墓，出土觚、爵、戈、削、弓形器等青铜礼器及其他工具6件，还有10件陶器，其中具有礼器核心地位的觚铭作“子保”、爵铭则为“保”。据此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东土保氏的一处家族墓葬。也就是说，晚商保地很可能就在今邹县一带。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此外，汶水下游沿岸应该还有分别以厚、蛇二地为居邑的朿氏分支。如：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隹王来格于成周年，厚趠有馈于溓公，趠用作厥文考父辛宝尊，其子子孙孙永宝。朿。 [color=rgba(0, 0, 0, 0.9)]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蛇）乎作宝簋，用圣夙夜，用享孝皇祖文考，用匄眉寿永令，乎其万人（年）永用。朿。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厚趠方鼎为传世器，李学勤从祭祀对象“文考父辛”出发，判定厚趠与居住在丰镐一带的及禽为兄弟行，可信。不过厚趠以厚为族名，显然已与等别族自立。我们推测，朿族三兄弟的分家或在商周之间甚至更早便已完成。与徙居宗周的氏不同，厚趠依然定居东土厚邑，厚于晚商卜辞作“”“厚”或“郈”，亦即春秋时期的鲁国郈氏采邑，在今汶水下游的东平一带。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在水利建设中发现两周之际的青铜器97件，其中礼器33件，有铭文者8件，包括曾侯仲子斿父器4件及乎簋2件。乎簋铭须注意者有二：其一，器主“乎”亦可省称为“乎”，说明是器主的家族名号，也即氏名；其二，铭末又署族氏铭文“朿”，依照一般理解，为朿族分支，性质与厚趠器铭末签署“朿”字同。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可读“虵（蛇）”，或当与汶水下游的鲁国蛇渊囿相联系，其地在今泰安南界。依照现下通行的认识，京山苏家垅铜器似为某代曾侯的随葬。其九鼎七簋的组合，显然是拼凑而成的，其中乎簋断非曾侯及其家人自铸器。乎簋属瓦棱簋，三足及两耳均作兽首状，有珥，是比较典型的西周晚期器型。在三十余件礼器中，其年代却是最早的。所以我们推测，乎簋也可能属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的战争掠夺物，并不涉及朿族成员的远程迁徙。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此外，河北正定冯家庄所征集的釐爵签署有“亚朿”族氏铭文，说明亦属东土朿族分支，惟铭文首字（也即分族之名）无法辨识，故暂不予讨论。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朿族族众于别族后所呈现的居住形态，与晚商时期举族的情况颇为相似，即分支居邑多围绕在母族周边，不作过远迁徙。这是当时族氏组织自然分衍的一个重要特点。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3.西周早期武力胁迫下的朿族宗子西迁成周。《尚书·多士》记周王训诫殷遗贵族尽早顺服有周，以“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相利诱。这里所提到的在成周城安置殷遗民，实际上包括东土诸部，新泰、泗水一带的朿族自然亦涵盖其中，最直接的证据便是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M5所出的实物遗存。该墓虽经盗掘破坏，但残留了包括钺、戈、戟等兵器，其中带铭文的戈两件，均与东土朿族有关，其一作“朿”，第二件则作“朿。兹作戈十又二”。据此大致可以断定，这是一处朿族首领的墓葬，此中所反映的恰恰就是朿族臣服有周、徙居洛邑，故贵族身份得以保留，甚至还有使用斧钺从事征伐的权力。可见在西周王朝的政治体系中，朿族首领的政治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不过，朿族首领归服有周、徙居成周殆非心甘情愿，极有可能是武力恫吓下的结果。如叶家山曾国墓地M46曾出土朿祖乙卣1件，同墓所出者尚有鴷父丁爵、亚禽父丙觯等器。黄凤春等主张M46为曾侯夫人墓，可与M11曾侯墓相配，不失为一说。须注意的是，随葬铜器乃杂凑带有显著商文化色彩的多个族氏组织的礼器而成，且铜器年代均较早，明显具有周初西周贵族墓特有的以“分器”随葬的墓葬特征。也就是说，M46所出朿器，或属商末周初战争的掠夺品。对于这一问题，西周早期的违器似可提供线索：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公伐豺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令违使于緐（繁）。锡贝五朋，违扬对王休（醻），用作宝尊彝，子子孙孙永宝用。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违甗出自晋侯墓地，过去由于误释“豺方”为“虎方”，故以为是昭世器，与“昭王南征”这一重大事件相牵涉。随着流散日本的违卣资料的公布，器物年代与相关史实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把它与旅鼎、保员簋、小臣簋、鲁侯簋等康世“伐反夷”器排在一起，应该更为恰当。而“豺方”亦即卜辞“方”，与“巛（淄）”地有关，乃柴汶流域土著，符合“反夷”的特征。此外，“南公”即伯括（南宫括）之子，主要活跃在成康之世。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与朿祖乙卣同出者有鴷父丁爵，亦属东土器无疑。《合集》有曰：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征下弁，受祐。 [color=rgba(0, 0, 0, 0.9)]贞：王曰㲋（郚）、鴷田，其㚔（执）。 [color=rgba(0, 0, 0, 0.9)]贞：勿曰㲋（郚）、鴷田，弗其㚔（执）。 [color=rgba(0, 0, 0, 0.9)]其中辞一为征讨东土下弁的战争卜辞。辞二、辞三则为正反对贞的田猎卜辞，占卜是否在、鴷田猎。仅就同版关系言，田猎行为是在征下弁过程中发生的。此版涉及地名、族名有三：其中下弁由弁地衍生，似当在泗水、平邑一带；地则在泰山以南区域，甲骨、金文中证据甚多，无须赘言，文献则作“郚”，春秋属鲁；鴷地既然与联称，自然也属东土地名无疑，应在泰山以南寻找。山东沂水县柴山乡信家庄曾出土一商代的戈，其中字口中衔物，疑即鴷字异构。若然，则能为相关推测提供有力佐证。总之，鴷父丁爵属东土器是毋庸置疑的，它与朿族器同出叶家山M46，背后所反映的还是征服战争后的“分器”行为。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以此为基础，反观北窑墓地所出朿器，则基本可以断定，朿族首领从山东徙居河南洛阳，似为武力胁迫的结果。此外传世器如朿叔甗、朿叔卣等，极有可能与洛阳朿族宗氏有所牵连。其以排行为称的“朿叔”之名，体现的是东土殷遗在周王朝中心区域对周文化的吸纳。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4.朿氏亚族成员任职王朝而徙居宗周。1980至1981年在陕西长安丰镐遗址所发掘清理的十余座墓葬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花园村M15与M17，两墓相距8米，各有相应的车马坑，随葬铜器丰富，其中M15有圆鼎2、方鼎2、簋2、尊2、卣2、爵2、觯1，共计13件，M17出有圆鼎2、方鼎1、甗1、簋2、尊1、卣1、壶1、方壶1、爵2、觚1、觯1、盘1、盉1，共计16件。就铭文内容判断，两墓均与“亚朿”家族有关，涉及进（又简称为“”或“”）与禽兄弟二人。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其中器主为进者有：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隹八月，辰在乙亥，王在京，王锡进金，肄敢对扬王休，用作父辛宝。亚朿。 [color=rgba(0, 0, 0, 0.9)]作父辛宝尊彝。亚朿。 [color=rgba(0, 0, 0, 0.9)]进作父辛享（？）。亚朿。 [color=rgba(0, 0, 0, 0.9)]作父辛彝。 [color=rgba(0, 0, 0, 0.9)]器主为“禽”者有圆鼎二，铭文相同，曰： [color=rgba(0, 0, 0, 0.9)]禽作文考父辛宝鼎。亚朿。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这两组铜器的共同特点，就是祭祀对象均为“父辛”。结合墓葬信息判断，与禽属亲兄弟，同属朿氏支族。花园村M17亦出两件同铭的簋，有铭文曰：“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作宝簋。”这应该是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产物。其中的鸿叔，似与泰安附近的东土鸿族有关。昭王时期的南土经营，比较充分地动员了东土力量，参与其事的东方族群至少还有过、举等族，所以东土朿族遣员参与昭王南征亦在情理之中。而进与禽兄弟徙居宗周应在昭王完成第一次伐楚之后，大概是立有战功或出任王职而西迁京师的。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与禽的亲兄弟，厚趠依然留居东土，这为我们理解商周宗亲结构与家族规模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素材。过去我们对商周实体性血族组织规模的估量可能过于庞大，把宗氏、亚族间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所以，一谈到周初的家族迁徙，映现的不仅是宗子所在的宗氏要走，各个亚族分支亦得随迁。这样的认知，恐怕存在诸多误解。亚族是业已别族的独立宗亲组织，无需对所自出的宗氏母族亦步亦趋。甚至尚未别族的“小子室家”，也未必需追随宗子家庭一同搬迁，所谓“尔小子乃兴从尔迁”，更像是周人的一种政治动员辞令。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殷墟西区墓地、洛阳北窑墓地，很多国家形态、社会形态上的争议问题，可能会有别开生面的新进展。过高地估量商周社会血缘性的强固，事实上是对商周政治文明成熟度与周人政治智慧的一种贬损，是套用理论不顾事实的科研上的“懒政思维”。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通过以上相关梳理可知，促使商周东土朿族分衍迁徙的主要原因有二：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其一是社会层面意义上的别族所导致的徙居。如晚商时期的舟朿、保朿与朿正以及西周时期尚存的朿厚、朿蛇诸分支，均属此列。这些新立支系，悉以各自所拥有的新居地地名为识别符号，同时标识出母族之名，以彰显自身的族系族源。此类因人口繁衍而自然别族的新支系，其居邑通常是在母族的周边，不会有长距离、大范围的迁徙活动。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其二则是政治军事等因素所促成的人口流动。如晚商朿氏本族成员入居殷墟，大概是为了加强与王朝联系的便捷性。周早期朿氏宗子西迁成周，则是军事胁迫的结果。至于康昭时期定居西安的分支朿，又是服属王朝、出任王职需要而徙居宗周要地的。这种迁徙方式，造就的多为四方辐辏于京城地带的局面，王都往往成为外来人口聚簇的“大杂院”，所以其中的地缘组织通常较王朝的边域地区发达，“成周里君”“成周里人”也成为一种折射性极强的标志性符号。 [color=rgba(0, 0, 0, 0.9)] 三 关于如何开展商周东土族群迁徙研究的初步思考 [color=rgba(0, 0, 0, 0.9)]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区域间族群的大范围流动与交融，自然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催生各种变革，这就是今人之所以要探讨先秦族群迁徙问题的原因所在。商周时期的东土故族，其主体既非子姓，更非姬姓，所在地理空间远离如殷墟、成周、宗周与岐周等商周两代政治中心，属王朝边域地带。无论亲缘血统，还是政治层级，均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所以，在与王朝势力的政治、军事博弈中，被动是东土族群的常态。自殷商到西周早期的三百余年间，东土始终是王朝食盐、龟甲、劳役人口甚至人牲的重要来源地。对东方的控制，关乎政局稳定与发展，故很自然地成为商周王朝着力开拓的重点区域，由此双方不免有各种规模不等的摩擦。商周统治者或常年御驾亲征，以武力相威慑；或封邦建国，实施殖民统治。在王朝势力的反复侵削下，部分东土族群被迫让出故土而四播，其外迁活动，较其他区域似尤为剧烈。前述朿族在三五百年间的分衍播迁史，恰恰是商周东土族群迁徙活动的一个历史缩影，其复杂性也基本涵盖了目前所能观察到的商周边域族群变迁流动的主要方面。以朿族为借鉴，考察商周东土族群流动概貌，至少在大方向上不会有过大的偏差。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依照笔者十余年来所积累的粗浅经验，梳理商周东土族群迁徙问题，当然首先是要有扎实的地理研究为基础。如果不做最基本的族群族源的考辨工作，其他深层次问题的讨论，便成无源之水。若勉强为之，最后结果好坏应该是能预料到的。所以，武丁时期的政治地理框架之复原，尤为迫切，需要我们静心梳理师组、宾组、历组与花东子卜辞中的早期地名资料，形成合理可靠的地理体系，以为其他课题研究的基础。断不能孤立地以一两个墓葬所出青铜器来确定相关族群的居邑地望，否则免不了本末错置。过去依据殷墟西区墓地材料匆忙提出的戎、朿等为安阳土著说，就是比较典型的错置案例。考古材料与甲骨刻辞的谐适问题要重视起来，在古族与地理问题上，甲骨资料更具体系性，需要集中力量优先处理。这是砍柴所需的磨刀功，要充分重视。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就近年学界已做的个案研究判断，东土族群的远程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与军事所左右的，其迁入地多属各级政治中心，尤其商周两代的王都及其周边区域，恰恰是东土诸族的聚集之所。以上朿族的讨论，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晚商殷墟聚落内存在着大量以铜器为代表的东土诸族的实物遗存，涉及族氏组织者至少有四十余个。这里面，有汶水沿岸族名如、奚、龟、斿、攸、羗、沚、正、襄、綘、矢、蘄、笱、舟与亚，有鲁东地区族名并、亚醜与中，济南及其附近区域的族名则有举、万（赖）、甗（献）、卷（）、臤、疋、京与鬲，鲁南与鲁西南族名又有戎、史、保、爻、郭（漷）、长、贮、戚、戉（越）与饮。其他如马弁（弁）、亚貘、高、皇（）、卬、周、弜、羊（）兮、、冉及其分支冉等族，多数是在以今山东为主体的殷东区域。东土族群铜器在商王都殷墟大量出土，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全然是相应族氏组织的人员流动之表征，此中至少还包含一部分赙之器，其典型者如殷墟M18子渔墓所出正甗与正侯簋，实属东土正族贡献王室的助葬礼器。M5妇好墓所出亚弜器亦属此列。但如殷墟刘家庄M9所出举族器、大司空村东南M303所出马弁器、殷墟西区墓地M284等所出戎器、花园庄东地M54所出亚长器、武官大墓陪葬墓W8所出舟鼎、西北岗M1400南墓道所出京器以及前文已讨论的朿族器，恰恰是东土人士徙居王都的物证。但即便同属正族器，像侯家庄西北岗M1133所出正鼎、M1768所出正觯，所体现的则是人员的流动，这与所出者性质有别。其中的复杂性，须有充分估量。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晚商东土人士何以入居京城，主因还是出于政治，具体说来有两点：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其一，出任商王近臣或王官王职。例如晚商曾任商王“小臣”的东土人士至少有举族成员小臣缶与小臣兒、爻敢族的小臣兹、榆族的小臣榆、亚疑族的小臣邑、毕族的小臣毕、中族的小臣中、稷族的小臣稷及高族小臣高等。这些商王近臣，当然需时时追随王之左右，死后或下葬于殷墟，甚至殉葬于商王王陵之内，以表忠诚，此悉属常事。类似的例子还有弁族的“马弁”，也即司职王朝马匹豢养与管理的弁族成员。因任职王官之故，去世后下葬于安阳亦极自然。据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墓口之上直接叠压殷代大型夯土建筑层这一情况判断，弁族成员徙居安阳历时并不长。也就是说，在M303、M225为代表的“马弁”夫妇谢世后，其子嗣可能搬离殷墟而另迁他地，甚至回归东方故里。其他的例子还有鱼族的“寝魚”、卬族“寝卬”与长族的“亚长”等，于此不再赘述。此外就是特殊职业从业人员及其管理者的徙居京畿，其典型者为“箙”。众所周知，箙是用以盛放箭矢的器具，是上古“戎兵”也即武器装备的一种，金文偶有专门记载，如“俘戎兵：盾、矛、戈、弓、箙、矢、裨、胄”、赐“鱼箙”者即是，传世文献则有“象弭鱼箙”“檿弧箕服（箙）”之辞。而商代诸多可能并不存在亲缘关系的族氏组织，其族名中多系以“箙”字为称，如“箙”“戉箙”“箙贝”“䀠子弓箙”“韦箙”“箙”“×（爻）箙”“箙皇（？）”“箙”“箙先”等。传世商金文有箙亚角，器主名号中的“箙”属职事，“亚”为族名，“”则属私名，非常清晰。所以如梯家口墓地所出“絴（羗）箙”器，戚家庄东M235与M63所出“戉箙”器等，体现的就是莱芜的羗族与鲁西南的越族成员入事王廷，负责箭箙的制作与管理。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其二，殷商时期安阳或已有类似后世“朝宿邑”的馆舍存在，以便王畿外的诸族能进京述职与有效获取各种政治资源。就现有材料言，殷墟东土器以东土诸部的亚族（亦即分支）居多，如亚疑、亚弜、亚夫、亚舟、亚貘、亚奚、亚鱼、亚止（沚）、亚长、亚鬥等，均为显例。结合西周金文所记载的成周城内的“诸侯大亚”之辞判断，他们更像是东土诸部子弟驻守京师“朝宿邑”的产物。当然，是否还存在强制性的迁徙行为，也应作考虑。因为晚商二百余年对东土的军事活动频仍，从武丁至帝辛，战事不绝，将那些冥顽不化的族氏迁至殷墟以便集中管理，或者以“质子”方式胁迫相关国族听命王廷，也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于哪些族氏组织可归入此列，目前材料尚不够明晰，留待条件成熟后再作梳理。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周王朝时期，政治因素依然是导致东土族群外迁的主因。疆域的大幅扩张，致使东土古族迁徙范围更广，但王朝政治中心区域仍是最重要的迁入地，此于西周金文多有所见。例如：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命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郚）夷、师笭侧新、Z□华夷、弁瓜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赐汝……用事。”询稽首，对扬天子休令，用作文祖乙伯、同姬尊簋，询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唯王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各，益公入右询。 [color=rgba(0, 0, 0, 0.9)]铭文所记由询管辖的人员很多，其中所辖有“成周走亚”一类，表明他们大多是成周一带的居民，而秦、郚、弁瓜诸夷，均为地望确凿可考的来自东土的故族。其中秦地在汶水上游、郚地在泰山以南、弁与瓜则在鲁中平邑与泗水间。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同家族的师酉簋、师酉盘等材料。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同样，洛阳北窑墓地资料亦能与询簋、师酉簋等铭文内容互为印证。除已作重点讨论的朿族以外，比较确凿的东方族群至少还有方、、皇、亚、庚、史等六族。据卜辞所记载的信息判断，以上诸族在晚商时期均盘踞东土，如方或在鲁中，在鲁北，皇坐落于泰山周边，亚在古济水与汶水交汇处附近，庚或在曲阜东北，史在滕州。另，洛阳传出爵一对，或说明临沂一带的姒姓鄫氏也有部分族众徙居成周。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关中宗周、岐周的情况大致亦复如此。例如散氏盘铭言及地名、族名颇丰，有很大一部分适与卜辞所记殷东地名重出，如边、柳、㪥、邍、美、登、刚、鸿、同、戎、教、襄、州、联、墙、敝城、微等。据我们已有的研究结果判断，这些当时集中于关中大散关一带的地与族，实际上体现的是东土族群在商周更代后曾大量西迁宗周、岐周一带，所以原先分布范围相对广袤的东土诸族，被集中安置在宝鸡大散关附近狭窄之地，最终导致当地土地资源紧缺，引发各种狱讼争端。再如以岐山、扶风为中心的岐周有大批的窖藏铜器出土，其器主亦不乏来自殷东，比较典型的如微史家族。据甲骨判断，晚商微族的族居地应在鲁西南。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除了王畿地区，诸侯的都邑也往往是安置东土故族的一种选择。例如据琉璃河燕国墓地M1193所出克罍、克盉记载，周王赐予燕侯克役使之人，也即文献所讲的“赐民”，涉及羗、（郚）、㪥、驭、（郿）等五族。这些受燕侯统辖的诸族应该来自东土，晚商时期各族的族居地都比较清楚：其中羗族族居地在山东莱芜境内；㲋族在泰山以南的鲁中一带，文献写作“郚”，春秋属鲁；㪥族或生活于费县朱田镇附近，属东土望族举氏之分支；驭或可读“御”，《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有“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之辞，杜注曰：“御叔，鲁御邑大夫。”驭族族居地极有可能与鲁国御邑相关；即微字，左氏《春秋经》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公、谷《经》“郿”作“微”，杜注：“郿，鲁下邑。”一般以为在寿张县（今梁山县）西北。燕国之封，受东土之民，缘自召公封燕之前曾因战功而领有泰山脚下的“汤沐邑”榆地，羗、郚等五族恰恰就在召氏汤邑的周边，最终跟随燕侯克北赴山琉璃河，基本属顺理成章之事，无足为怪。此外需要注意的恐怕还有晋中南地区，文献所载汾水流域一带的部分地名，与东土地名用字完全相同或相关者，赵庆淼曾选出16组，其中相对可信的有吕、㠱与箕、盂、唐、兆、晋、翼等7组，山左、山右两个相隔千里的不同区域间发生地名重叠，除了用字上的偶同因素外，也有可能是西周早期东人西迁活动所导致的。甚至近年来山西一带所发现的出土有殷文化色彩铜器的西周早期墓葬，似乎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审视，不必皆与“原住民”或晚商政治疆域西太行等问题相牵合。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当然，还有一些于当时而言相对落后或偏远之地，也成为东土故族的迁徙地。如周人强迁商盖之民于陇右邾之地，鲁中江、黄之族被迫南下至淮河中游地带，逄氏受强齐挤迫而从临淄、青州一带西迁至济阳，与春秋时期郑伯为楚所败后所讲的“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之境遇神似。这可能是专门针对那些比较顽固的殷遗旧族的手段。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留待日后再作专门梳理。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商周时期的古族数以百计甚或以千为计，每一族的人员流动，都具有一定的自身特点，可谓千姿百态，绝不是一个模式的机械套用。不过异中有同，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譬如族群自然分衍所造成的迁徙，在空间上搬迁距离通常有限。长距离的远程迁移，往往是政治、军事等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族群的迁徙并不是通常所主张的整族族众全体搬离故土，个体家庭等小型家族组织反而是移民的基本单位。在政治动荡期间，族氏首领所在的宗氏家庭成为被迫迁徙的主要对象。过去受社会单线进化论的影响，过分夸大商周族氏组织的实体性功能，所以宗氏、分族、小子与类醜，多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此类僵化认知显然与考古墓葬遗存不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族群迁徙模式，恰恰是地缘性基层组织形成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color=rgba(0, 0, 0, 0.9)] [color=rgba(0, 0, 0, 0.9)]总而言之，商周东土族群迁徙现象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本文讨论的朿族尽管富有典型性与涵盖性，但依然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故希望有更多同人积极参与，从其他个例入手，为总貌的描述及规律的揭示积攒素材，并借此推进先秦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让研究成果更富具象性，不再是模棱两可的飘忽于半空的无端猜测。 [color=rgba(0, 0, 0, 0.9)] 完 [color=rgba(0, 0, 0, 0.9)]作者陈絜，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聂靖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color=rgba(0, 0, 0, 0.9)]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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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11-7 18:53 编辑 2 麦丘邑的来历《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说：莱人为神农氏后裔。山东之莱族是由西徙来者。莱人之名称来源于莱人首先培育了小麦；商周时期称小麦为来，是因为莱人培育了小麦，来、莱古为一字。《集韵》云：“齐谓麦，从来，从麦。”《广雅》云：“麦来，小麦。”这些都说明莱人培育了小麦。出土文物可证莱夷是原始社会中晚的一个部落，莱国是莱夷所建的夏、商、周时的诸侯国，姜姓，立国最早可追溯到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姜太公封于齐以后，齐国曾与[url=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89369&ss_c=ssc.citiao.link]莱国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 氏族部落至商麦丘邑 这支莱人带着他们的麦种，不断往东迁徙，一路上留下许多种植小麦的痕迹。考古证明，新疆和黄土高原以及中原地区，都分别有他们先后种植小麦生存和迁徙的线索。这支民族最后进入现在的山东，是为九夷之一的莱夷。 在甲骨文中，来字是一个麦穗的象形。来就是麦。后来，“来”字被借用为“来去”的来，为了区别，“麦”字下边便被加了个“夕”字，但在甲骨文中，“夕”字是“足”的象形，意为，麦子是外来的。又为了区别这个带来麦种的民族，便在“来”（小麦）上加草头，以示这个民族最初和植物有关。 这个民族进入山东后，应该是先停留在今天我们商河的。商河在这之前曾是九黎族（蚩尤，后来的苗族）活动的范围，蚩尤被黄帝所败，其大部南迁（临邑有犁丘，蚩尤葬阳谷）。据史料记载后羿（有穷氏）也在这里活动过，但已迁往潍坊一带。有鬲氏在德州。可见，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原因应该是土壤因素。这个带来麦种的民族来这里居住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个民族开垦扩大种植面积的时候，曾经辅佐过大禹治水的契（商部落）却在商河流域壮大起来，于是莱夷被迫南迁，到达山东和江苏交界一带。他们在商河苦心经营的田亩和城邑便废弃了。商人把他们留下的城邑叫做“麦丘邑”。 商部落取夏而立，据史料记载在商统治期间，又不断地征伐周邦夷狄之民，莱部落又被迫北下，东徙，进入山东半岛（蓬莱，莱州，莱阳）。 据《史记》记载周灭商后由于种麦的莱人居住过，周室封地于齐的姜尚便称这里也为“麦丘”。丘字不是后来解释的高坡的意思。在甲骨文中，丘字是两个人即将离开一个地方。因此，在先秦的史籍中，多称废弃的城邑为丘（不用说，城邑没有建在很凹的地方的），麦丘，也即是莱丘。齐桓公灭莱后，莱人被赶到莱芜，先是生活在山谷之中，后来莱人被同化后，也称那里为“麦丘”，这也便是为什么会有两个“麦丘”了。到了明清修县志时，曾有撰文者到莱芜考察，认为那里是山谷，麦丘不应在那里，是因为不知道麦丘和莱人的关系的缘故。 但商河的麦丘早于莱芜的麦丘是显然的了。《史记》中的麦丘无疑是在商河，齐桓公到过的麦丘也应在商河。到了齐景公时，莱人已基本被同化，莱芜的麦丘也便形成了，所以就不敢说是在商河了。但关于齐景公的那则故事，明显是照搬的齐桓公的，所以，齐景公到没到莱芜的麦丘，还是个问题。 客案：山东有两个麦丘，一在商河，一在莱芜。比较而言莱芜麦丘于商代较为可靠。 [/url] |
| 春秋时鲁之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西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高帝八年(前199),封谒者陈署为龙侯国。即此。( 《汉表》作龙阳,乃传抄衍“阳”字)。《水经·汶水注》:“汶水南径博县故城东,……汶水又西南径龙乡故城南。” |
| 洮（Táo)邑，春秋时期为曹国地，在今山东鄄城西南。古之桃城，舜之姚墟。春秋时期，洮为大城，地处与鲁、卫、齐边界，故曹、鲁、卫、齐、宋、陈、许多次在此会盟，史称“洮之会”。 |
| 奚邑，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北部，这里是“舟、车”的发祥地。据史料记载，帝俊后裔番禺创制“舟船”，奚仲创造了“车”。先秦至两汉诸子名著、儒家经典、经学大师多有记述。如《山海经》、《管子》、《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春秋》、《左传》都有“奚仲造车”的记载。 |
| 棠邑一作唐。春秋鲁地。在今山东鱼台东。公元前718年鲁隐公观鱼于棠，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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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邑，古地名。商代济水南岸的重要城邑，河邑古遗址在今山东省曹县江海村、燕城集村，其地葬有盘庚、小辛、小乙三王，称燕陵， 商王武丁即位后，在此地亮阴三年。《国语·楚语》中记载：“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其中的河，就是河邑。甲骨卜辞有“巳奠河邑”。商灭后称此地为商村、燕城、杠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