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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4-30 23:05 编辑 在考古中，除西周陶拍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张家坡数字卦了。 西周晚期陶拍数字卦，显然不是数字卦，而是阴阳符号卦。 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黄良乡西仁村村北采集到4件时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晚期的陶拍。“采集：1”陶拍上有既济、未济相邻的两个数字卦；“采集：2”陶拍上有师、比、小畜、履四个相邻的数字卦。李学勤先生指出：“熟悉《周易》卦序的人们都会感觉到，两件陶拍上的筮数，转化为《周易》的卦，全然与传世《周易》卦序相合。师、比、小畜、履四卦是《周易》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二卦，是《周易》第六十三、六十四卦。这样的顺序排列，很难说出于偶然。……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 西周更早时期有没有非数字卦的阴阳符号卦呢？不好确定。但张家坡出土的卦中，好像不都是数字卦，其中一部分，可以考虑为非数字卦，而是阴阳符号卦。由采集2可以发现，八与六其实是不分的，都为阴爻，这绝不会是占筮所得的数字卦，因为占筮占出符合卦序的连续4个卦来，概率很低。 凤雏H11记录有：85卜甲上刻着：“七六六七一八，曰：其矢□鱼。”关于“矢鱼”，可参考《春秋》隐公十五年中的“公矢鱼于棠”。配以文字的数字卦很少，这是其中一例。 假说：西周数字卦大多都是两卦成对而出，其中一卦当是占筮所得，是纯数字卦，而另一卦当是占者所写，当为月卦，即固定月份所值之卦。此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即随机占筮卦与当值月卦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礼法上的吉凶。 从鼎卦戈上，我们可以看出，两周之际数字卦的鼎卦就用阴阳爻符号的鼎卦表示。数字卦与符号卦并行。这是占筮实际，即用数字卦占出卦后，用符号卦再行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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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4-30 23:24 编辑 《礼记·表记》有云：“天子无筮””诸侯守筮“。为什么”天子不筮“呢？为什么诸侯可以守筮？ 周代之筮，为德义易。 天子大事不筮，因大事有易，不筮可知，即大人之德，与日月同辉。 诸侯守筮，因易礼为天子所定。筮之可查易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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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5-1 08:18 编辑 【刘光胜】从“阶段”到“分系”：早期易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作者简介： 刘光胜，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杰出中青年学者，山东省泰山学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在职博士后。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曾子研究会理事，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出土简帛文献研究，具体方向是儒学史、先秦史、经学。 摘要：“阶段”说的弊端，在于以单线进化的眼光看待早期易学传流。而马王堆帛书《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清华简《筮法》等新见材料的面世，证明先秦易学多线生成，因此分系研究是廓清早期易学面貌的基本方法。辑本《归藏》、王家台秦简《归藏》可能是借鉴殷易的某些元素，又融入后世观念而形成的新传本。马王堆帛书、今传本《周易》彰显德义，阜阳汉简《周易》突出卜筮，象数与义理分途的意蕴已经显现。清华简《筮法》与包山简、天星观简所记筮例虽出自一系，但在除祟、禳灾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同一系统之间不断分化，易学思想体系建构日益深化，不同流派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传流线索纷繁复杂，这些共同构成了早期易学多元生成的瑰丽图景。 关键词：出土文献；早期易学；“阶段”说；“分系”说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地下《易》类文献大量出土，如马王堆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包山简、葛陵简、天星观简以及清华简《筮法》《别卦》等，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易学视野与诠释维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学界从对某一批材料进行章句训释，从成书时代、学派归属、象数义理等方面对易学进行考察，再到对不同批次材料进行比较，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较为分散的单批（篇）出土材料扩展至所有易学文献，由基础性的文字释读、文本整理提升到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总结，为全面归纳早期易学的生成特征，建构易学理论新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分系是考察早期易学体系生成的基点 将卜辞、金文等材料中“奇异数字”解读为数字卦，是张政烺的杰出贡献。（参见张政烺，第403-415页）但张先生的不足之处，在于将出土资料中的数字卦完全归入《周易》系统。清华简《筮法》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两组重卦（实际是右上、右下、左上、左下四卦对贞）；二是“七”写作“一”；三是筮数六、七出现的概率高，八、五、九、四出现的概率低。目前我们虽不能坐实清华简《筮法》揲蓍法与大衍筮法的具体不同在何处，但上述形式上的显著特征，将安阳苗圃北地Ｍ80刻数磨石（背面）、扶风卜骨、沣西张家坡卜骨、长安西仁村陶拍、淳化陶罐、中方鼎、天星观简、包山简、葛陵简等所记数字卦，与《周易》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连山》《归藏》《周易》皆是六十四卦系统，而清华简《筮法》只用八经卦。三易皆一组六画重卦，而清华简《筮法》是由两组重卦组成（实为四经卦）。三易占筮数字是六、七、八、九，而清华简《筮法》所用是四、五、六、七、八、九。《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周易》用九六之变，而《筮法》没有卦变、爻变，吉凶集中体现于卦祟、恶爻、丁数等。 清华简《筮法》：“凡成，同，乃成。”（见李学勤主编，第103页）合观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卦，中心四爻皆为“五”（筮数相同），则意味着媾和成功。《周易·系辞上》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三易筮占，主要借助卦爻辞。而清华简《筮法》占断吉凶休咎，不用卦辞、爻辞。它主要依据特殊数字以及上下左右四卦之间的位置关系。就易象而言，《周易》凸显卦象，清华简《筮法》侧重爻象。《周易》虽也将八卦与八方对应，但清华简《筮法》天干、地支与卦爻相配，以乾坤运转、四季吉凶、干支变化作为占断祸福的征兆，亦是三易所不具备的。 清华简《筮法》不仅判定吉凶，而且预示人世间灾祸的源头所在。例如，《祟》一节说：“乾祟：纯、五，（祖）宗；九乃山。”（同上，第115页，释文、句读有改动）乾卦筮数如果相同或出现五，祟之源在已故的祖考；如果出现筮数九，祟之源在邦国之山川。清华简《祷辞》则是筮者以说攻祟、祈福的套语，它根据致辞人的需求，以及祟来源的不同，灵活加以变通。清华简《筮法》《祷辞》融合阴阳、四时、五行，占断吉凶、揭示祟之源头、阐述禳灾之法，察祟与祭祀融为一炉，已建构起一套体大思精的筮占体系。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数字卦，上起殷商，下至战国，波及殷墟、岐周、三晋、楚国等众多地区，在先秦时期影响极为深远。 清华简《筮法》的出现，证明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三易，而是多种筮法并存。“夏殷周卜筮各异”(见阮元，第191页)，多系传流是早期易学的基本特征。陈仁仁将战国楚简易筮、王家台秦简《归藏》，当作使用《周易》的方式。（参见陈仁仁，第323页）张图云主张天星观、包山和葛陵卜筮简中的卦象，是使用《周易》占法的记录。（参见张图云，第118页）这些说法都是有问题的。目前所见出土《易》类文献并不属于同一系，而不同的筮法有不同的卦名、卦序、占筮方法，不能无差别地掺杂在一起考察。因此，分系是推进早期易学研究的前提与关键。 目前在早期易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论模式是“阶段”说。例如，赵法生认为易学思想发展可划分为巫易、史易和儒易三个历史阶段。（参见赵法生，第100页）“阶段”说的优点在于将易学思维在前后连续性中实现的突破准确地揭示出来。但赵法生所说的儒易——义理易学的突破，只体现在今、帛本《周易》之中，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民间宗教层面，这种突破却未必存在。“阶段”说凸显历时性突破，却忽视了共时性发展，以单线进化论来阐释早期易学史，存在明显的弊端。 综上，《连山》《归藏》《周易》、清华简《筮法》发源于三代时期，绵延至春秋战国，都属于揲蓍法。它们同源异流，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筮占的特色：（1）筮数及概率。三易筮数为六、七、八、九。清华简《筮法》筮数是四、五、六、七、八、九。《周易》七、八出现的概率高，而清华简《筮法》出现六、七的概率高。（2）卦名。四种筮法中的部分卦名有自己独特的称谓或写法。（3）卦体、卦序。三易积六爻以为重卦，由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系统。清华简《筮法》有经卦而无重卦，仅有八卦体系。《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周易》以乾为首。清华简《筮法》八卦卦序是“首乾次坤”。（4）命解方法。《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筮法》以八、五、九、四为占，三者占不变之数。《周易》以九、六为占，占变数。三易命解用卦辞，《筮法》没有卦辞，用八卦四位分析法。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将早期易学分为四系：《连山》《归藏》《周易》及清华简《筮法》。与“阶段”说相比，笔者强调从多线生成的维度出发，先横向分系，后纵向展开，在横向、纵向双重视域下展示早期易学多元发展、激荡融合的繁盛景象。 二、沿袭与创新：《归藏》一系筮法之演进 由于在出土文献中没有找到《连山》的踪迹，于是我们以《归藏》作为分系的切入点。王家台秦简《归藏》成书年代，以及与殷易、《周易》的关系，是目前《归藏》研究中学者争辩的焦点。朱渊清强调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它当成书在《穆天子传》之后。（参见朱渊清，第12页）对此，学界有反对的声音。林忠军主张秦简《归藏》卦名比《周易》更为原始，说明它产生早于《周易》。（参见林忠军，第7页）倪晋波以“叙事型”和“隐喻型”两种筮辞思维特质存在差异为据，认为秦简《归藏》的产生年代早于《易经》。（参见倪晋波，第107页） 梁韦弦主张秦简“易占”虽非原貌，但大体为殷易《归藏》之内容。（参见梁韦弦，第38页）廖名春将秦简直接定为《归藏·郑母经》。（参见廖名春，2001年，第13页）而史善刚、董延寿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主张王家台秦简《易》卦既不是《归藏》，也不是殷易，卜辞上所记为殷易，而《归藏》不过是货真价实的“子虚乌有”。（参见史善刚、董延寿，第34-41页） 辑本《归藏》“坤”写作，“劳”写作，皆见于清华简《筮法》，这说明《归藏》并非出自后世的伪造。《周礼·春官宗伯》所记八命，其中果、至、瘳、雨、战（征）五命见于清华简《筮法》，可知《周礼》所言可信。辑本《归藏》和《周礼》，是考察早期《归藏》传流不可或缺的文献学支点。殷墟四盘磨卜骨、小屯南地卜甲所记六位筮数易卦，证明重卦在商代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宗伯》说《归藏》由八经卦、六十四别卦组成，而辑本《归藏》、秦简《归藏》正为六画卦。一卦六爻，卜辞、传世文献、简帛三者所记相合，辑本《归藏》（含简本）当存有商代筮法的某些真实素地。 史善刚、董延寿认为秦简《归藏》之卦名，是以今本《周易》为蓝本。（同上，第35页）实际上，秦简《归藏》（含辑本）与《周易》卦名虽多相同，但仍保留着《归藏》一系特有的写法。如坎卦，辑本《归藏》作“荦”，秦简《归藏》作“劳”（当以简本为是）。“坎”之所以作“劳”，是因为按照清华简《筮法》，坎卦“司树”，对应的是“夏长”，这是与《周易》“坎为水”明显不同的易学理念。《周易》家人卦，秦简《归藏》作“散”；《周易》“既济”，秦简《归藏》作。这些卦名差异也非通假、音转所能弥合。 郭璞《山海经注》引《归藏·启筮》：“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见郝懿行，第283页）共工人面，身体如蛇，头发红赤，乃半神半人的形象。郭璞《山海经注》又引《归藏·开（启）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同上，第322页）鲧死之后，身体三年不腐烂，用吴刀剖开，化为黄龙。都记载了《归藏》中的丰富故事情节。 王家台秦简《归藏》卦爻辞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并见，如“恒（姮）我（娥）窃毋死之□［药］”（见王明钦，第32页），“夏后启卜乘飞龙以登于天”（同上），“（周）穆天子卜出师”（同上，第30页）。秦简《归藏》的突出特色，是广涉上帝、女娲、姮娥、黄帝、炎帝、蚩尤、殷王、禹、夏后启、后羿、周武王、穆天子，以及龙、赤乌、黄鸟、白雉等众多形象，大量吸纳、融入巫鬼、历史元素，构建了荒诞离奇的古代神话世界。商人迷信鬼神，殷王“率民以事神”，辑本《归藏》和王家台秦简《归藏》巫鬼色彩浓重，与商代的文化特征可谓一脉相承。 按照传统的说法，周人作爻辞，而商易并无爻辞。王家台秦简《归藏》只有卦名、卦辞，没有爻辞，在形式上依然存有商易的特征。《庄子释文》引《归藏》：“昔穆王子筮卦于禺强。”（见郭庆藩，第250页）王家台秦简《归藏》：“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攴（枚）占□□□。”（见王明钦，第30页）简本《归藏》用“卜”字当为原貌，而辑本《归藏》用“筮”可能是后儒修改所致。占，视兆。贞，卜问。《归藏》是筮法，但秦简《归藏》中与龟卜相关的术语多见，如“卜”“占”“贞”等。“殷人用卜,周人尚筮”，此种用语貌似混乱，实则可能与商人重卜的遗风有关。 秦简《归藏》格式规整划一，首列卦画、卦名，接着以“昔者”发端，某人为某事枚占于筮者，筮者公布占筮结果为“吉”或“不吉”，并多附以韵语的卦辞。秦简《归藏》：“归妹曰：昔者恒（姮）我（娥）窃毋死之［药于西王母，服之以］奔月，而攴（枚）占［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同上，第32页）“归妹”意为婚聘、嫁女，但简本《归藏》（含辑本）却是嫦娥偷药，托身于月，乃至与后羿夫妻分离。“归妹”既是卦名，又见于卦辞，秦简《归藏》作者机械地将卦名整合到卦辞之中，却似乎未解“归妹”一词之真义，杜撰、补缀的痕迹较为明显。 辑本《归藏》如果与殷易没有关系，为何它自带“归藏”之名？王家台秦简《归藏》如果早出，为何简本却存有春秋时期的内容？简本为何在讲述三代人物之后，转向叙述宋君？文体形式粗糙的未必在前，精致的未必在后，加之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参见李零，第317页），使得简本《归藏》时间定位问题异常复杂。《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归藏》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演进之中。因此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归藏》传流，是把握其成书问题的关键。 辑本《归藏》与王家台秦简《归藏》可能是借鉴了商人筮法的某些元素，又补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观念而形成的新传本。任俊华、梁敢雄认为，《礼记·礼运》所记孔子所得之《坤乾》当为《周礼》所称《归藏》的祖本，《坤乾》非殷易而是殷人后裔宋国人改编之筮书。各种《归藏》文本，包括秦简《归藏》，均沿袭了殷代较为原始的卦占方法。（参见任俊华、梁敢雄，第14-23页）此说得之。 按照内容性质，《归藏》类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组：甲组《初经》《齐母经》《本蓍》，主要是对八卦意蕴的解说；乙组《郑母经》《启筮》、王家台秦简《归藏》，则是讲筮占的具体方法。如果细致观察，辑本《归藏》与秦简《归藏》亦存在差别。秦简《归藏》只有六十四卦系统，而辑本《归藏》既有六十四卦系统，又有八卦系统。秦简《归藏》不同于辑本《归藏》，可能是其系统内部不断分化的结果。（参见李家浩，第50页） 总之，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证明辑本《归藏》“伪造”说难以成立。由商代至战国、汉初，《归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既承袭商人筮法的某些元素，又不断融入新的思想观念，王家台秦简《归藏》与辑本《归藏》正是在发展中形成的两个系统、不同分支。对历史知识最熟悉的是史官，秦简《归藏》中大量史学元素的融入，或许与精通筮法的史官有着密切关联。 三、德义易与占筮易：对《周易》古经诠释的不同路径 顾颉刚据卦爻辞所记历史事件，将《周易》古经主体的形成定在西周初年，这是比较可信的。（参见顾颉刚，第1-44页）敬德保民，是周人获得政权合法性的主要理据。《周易》古经兴起于西周代商之际，难免烙有时代的印记，即它作为周初占筮纪录的整理本，其中潜藏着德性的内容。春秋时期，穆姜、子服惠伯等对于《周易》古经蕴含的德义已有所揭橥。 马王堆帛书《要》篇孔子曰：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始（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见裘锡圭主编，第118页，释文、句读有改动） 《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赞而不达于数”，是说巫者用舞蹈降神，以巫术（符咒）媚神求福，而不达于筮数。“数而不达于德”，是说史官只是用筮数卜筮，而不及于道德。孔子说自己与筮者、史官的不同之处，是“观其德义”，即探究《易经》卦爻辞蕴藏的德义内涵。在孔子那里，“观其德义”已成为儒家解读易学的核心要义与最终旨归。 在帛书《易传》中，孔子将易学诠释分为三重境界：一是巫觋境界，以巫术与神灵沟通，充满神秘主义味道；二是史官境界，将占筮原则理论化、体系化，以筮数出现概率与卦位关系模拟天道，其中有人为的推演，此为经验主义；三是道德境界，孔子“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不拘泥于占筮之术，而转向开掘卦爻辞所承载的德义，着力建构占筮之外的意义世界。帛书《衷》篇云：“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同上，第108页）有德义则吉，失德义则凶，预卜吉凶悔吝的标准由天道转向人的德行，以帛书为代表的易学流派可称为“德义易”。卜筮为“术”，修身进德为“道”。儒家充分发掘《周易》古经蕴含的德性因素，以《传》锁定《周易》的诠释方向，使之由卜筮之书嬗变为哲理经典，展现出崭新的道德意蕴与价值内涵。 阜阳汉简《周易》与上博简《周易》相比，明显的不同是在卦、爻辞之后，缀加了诸多卜问的具体内容。（参见韩自强，第45-46页）变易是易学发展的根本特征。秦简《归藏》有周武王、周穆王乃至宋君之事，说明它成书时代较晚，在发展中注入了历史元素。同样的，阜阳汉简《周易》与通行本相比，在卦、爻辞之后，卜问许多具体的事项。《周礼·春官·太卜》只有“八命”，清华简《筮法》所记为十七命，而阜阳汉简《周易》则将占卜的范围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易学占筮的功能得到强化。它反映了汉初卜筮服务对象的扩大化，彰显了“切于民用”的世俗化趋势。（参见吴勇，第34页） 总起来说，《周易》古经为卜筮之书，其中融入了周人重德的思想倾向。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周易》之学呈现出二水分流之势：一是固守筮占传统，对《周易》古经进行象数重构。秦代焚书，《周易》为卜筮之书，所以未被焚毁。阜阳汉简中，卜辞占断与卦爻辞相连属，简洁、直白，《周易》占筮的功能依然得到突出、强化。二是突破创新，凸显义理之学，开启人文主义的转向。帛书《易传》泛道德化，彰显德义，以超越史、巫为旨归，道德修养成为判定吉凶悔吝的依据，人生境遇的扭转与自己的德行紧密衔接，易学卜筮的功能趋于弱化。以儒家为代表的德义易，德义优于卜筮，注重阐发其哲理内蕴，走向经典化，开辟了义理易学的新境界。但依据现有资料可知，由春秋时期至西汉初年，占筮易广泛流行，德义易并未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四、筮书与实占：清华简《筮法》一系禳灾方法的分歧 包山简、葛陵简、天星观简所记筮例，与清华简《筮法》同出一系，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参见马楠，第64-65页；贾连翔，第263页）但实际上，这些当时真实存在的筮例，与作为筮书的清华简《筮法》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如清华简《筮法·祟》：“乾祟：……九乃山。”（见李学勤主编，第115页）乾卦出现了筮数九，祟在邦国之山岳。包山简239-240：“陈乙以共命为左［尹］贞……一六六；八六一；一一一；六六一。……举祷五山，各一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图版一〇五）此处左上之乾卦由三个“一（七）”组成，没有筮数“九”。按照《筮法》，祟不在山岳，但包山简陈乙却为何要祭祀五山？ 包山简228-229陈乙以共命占筮，其所得之卦是：一六六；一一六；一六五；八六六。（同上，图版一〇一）根据清华简《筮法》，八、五、九、四是恶爻。“春见八”为吉，但荆（夷）之月为冬季，为何出现了筮数八却说是贞吉？又清华简《筮法》：“坤祟：……八乃（奴）以死，乃西祭。”（见李学勤主编，第115页）坤卦见八，明显有祟，需要向西方祭祀。但陈乙给出的攘灾方法，是“举祷宫行一白犬，酒食，囟（使）攻除于宫室”。（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图版一〇一）在陈乙那里，为何视而不见，根本就没有涉及坤祟之事？ 清华简《筮法·祟》：“坤祟：……四乃缢者。……劳（坎）祟：……四，缢者。……罗（离）祟：……四，缢者。……巽祟：……四，非狂乃缢者。”（见李学勤主编，第115页）在《筮法》中，坤卦、坎卦、离卦、巽卦出现筮数四，祟皆在缢者。筮数四出现，“祟在缢者”几乎是清华简《筮法》的通例。天星观简77-127：“（沈尹过）占之，吉，无咎，有祟，祟见如殃之缢死。……一一一；六六六；一八八；六六六。”（见贾连翔，第156页）这里坤卦没有出现筮数四，筮者却说有祟，祟在缢死者，与清华简《筮法》的占筮原则正相背反。清华简《筮法·祟》：“坤祟：……纯乃母。”（见李学勤主编，第115页）坤卦三个筮数相同，祟在母系一方。上述天星观简两个坤卦，筮数皆为六，符合“纯”的标准，但筮者却不言祟在母系一方，着实令人费解。 包山简245五生所得之卦是：“六六一；一一八；八一六；一一一。”右上震，右下巽，左上坎，左下乾。其祷攘方法是：“囟（使）攻解于水上与溺人。”（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图版一〇七、一〇八）在他看来，祟在溺者。清华简《筮法》：“罗（离）祟：(灶)、(溺)者。”（见李学勤主编，第115页）据清华简《筮法》，溺者祟在离卦，震、巽、坎、乾皆无溺者之祟。五生判定祟的原则，与清华简《筮法》显然有异。包山简祷祭的对象，如人、太岁、日月、后土、宫室、、人、兵死、不等，其中人、太岁、兵死、月亮，明确不见于清华简《筮法·祟》一节。 简言之，清华简《筮法》是筮书，而包山简、天星观简等所记为实占，它们虽出自一系，但在祟的判定以及禳灾方法上，存在明显不同。清华简《筮法》详细罗列八、五、九、四与祟的关系，包山简不讲祟，天星观简讲祟却与清华简《筮法》不同。作为筮书，清华简《筮法》提供的是解卦的基本原则、方法。但由于筮占者个人对筮书理解的不同，在实际操作中，祟在哪里，采用哪些除祟方法，不采用哪些除祟方法，似乎不同的筮者会有不同的判断、选择。面对左尹吉凶的问询，筮者既说“恒贞吉”，又曰“少有慼于躳身”（见贾连翔，第162页），给出的大都是模棱两可的答案。不管左尹将来发生什么事，筮者都能保证自己占卜结果的正确。筮占是有偿服务，出于个人私利的考虑，这或许是导致包山简、天星观简等所记筮例与清华简《筮法》（筮书）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 五、早期易学系统生成的主要特征 （一）早期易筮的分化与多元性 筮由数生，以殷墟苗圃北地M80刻数砺石为证，可知商代易卦至少有揲蓍法甲、揲蓍法乙两种形式。而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重要标志。（参见李学勤，第231页）揲蓍法乙经由安阳苗圃北地M80刻数磨石（背面）、扶风和沣西卜骨、西仁村陶拍、淳化陶罐，最终演进为清华简《筮法》、天星观简、包山简等所记占筮方法。 殷墟四盘磨卜骨易卦：“七五七六六六，曰：囟（孚）。”（见曹定云，第638页）小屯南地卜甲：“七七六七六六，贞吉。”（见肖楠，第67页）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它们占筮的手段是四卦对贞和八、五、九、四出现的频率，但殷墟四盘磨卜骨、小屯南地卜甲中明确出现了卦辞。据传统的说法，夏代筮法有《连山》，商代筮法有《归藏》，周代筮法有《周易》。它们与殷墟四盘磨卜骨、小屯南地卜甲的相同之处是借助卦辞筮占。商代肇启了卦辞与非卦辞两种易学表达形式，九、六作为筮数受到学者特别的关注。周人代商，并不意味着《连山》《归藏》的消失，其后《连山》《归藏》《周易》以及清华简《筮法》等不同系统分流并进。 目前所见最早的三爻数字卦，是2006年出土于河南淮阳大朱村平粮台古城遗址城内东北隅的黑衣陶纺轮：“一六一”。（参见张志华等，第48页）在三爻卦之外，商代还存在四爻卦、六爻卦，如《小屯南地甲骨》4352号“八七六五”。（见姚孝遂、肖丁，第362页）学者或以互体卦解释，由于不知其揲蓍法，所以难成定谳。商代晚期六爻易卦大量出现，殷墟四盘磨易卦“八六六五八七”，张政烺认为是《周易》明夷卦；“七五七六六六”，张政烺主张是《周易》否卦。（参见张政烺，第404页）《周易》乃至三易所用筮数是六、七、八、九，但四盘磨易卦中为何有筮数“五”呢？筮数“五”，是三易与揲蓍法甲不能等同的最明显的证据。换言之，凡是有筮数“五”的商周易卦，皆在三易之外。据《周礼》记载，商周之际筮法有九种之多。（参见《春官宗伯》）我们仅以四系筮法梳理早期易筮的整体面貌，实际上仍有不少筮例游离于四系筮法之外。 在大的易学系统之内，又分化为不同的小系统，如《归藏》分为辑本《归藏》、王家台秦简《归藏》，《周易》分化为今传本《周易》、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帛书《易传》六篇，只有《系辞》一篇与今本相同，其余诸篇皆不见于今本《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援史事入易学，以史事作为占断的依据。经过儒家整理解释的今、帛《周易》文本，具有德性和卜筮二重性，德性优于卜筮，成为儒者追求的核心价值所在。阜阳汉简《周易》固守占筮传统，结合社会需要，服务的范围日益扩展。可以说，不同的传本在理论塑构过程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易学特色。 质言之，揲蓍法甲、揲蓍法乙，三爻卦、四爻卦、六爻卦等都体现了早期易筮生成形态的复杂多样。先秦时期，《连山》《归藏》《周易》、清华简《筮法》等不同卜筮流派涌现，而不同流派之间又进一步分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易学传本，分化可谓其重要的特征。预卜吉凶是筮法的最初功用，但以孔子为代表的精英阶层“观其德义”，于卦爻辞中寻觅人生哲理，《周易》由卜筮之书上升为哲学经典，开启了易学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人文转向。 （二）多元思想观念融入与易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化 阴阳乃易道的根本属性，《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庄子学派对易学本质把握得极为精准。清华简《筮法·得》一节：“作于阳，入于阴，亦得，其失十三。”（见李学勤主编，第83页）右上为兑卦，右下为乾卦。左上为坤卦，左下为兑卦（见图1）。乾卦为阳，借兑卦而出，故称“作于阳”。坤卦为阴，自兑卦而入，故称“入于阴”。清华简《筮法》以“作于阳，入于阴”作为判定得失的标准，可见当时“出阳入阴”“阴阳消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清华简《筮法·雨旱》：“金木相见在上，阴。水火相见在下，风。”（同上，第94页）兑为金，巽为木，金木相克，两者相遇在上，天气转阴。艮为水，坎为火，水火相克，相遇在下，起风之兆（见图2）。《筮法》作者将五行相克作为天气变化的预兆。帛书《二三子问》孔子云：“圣人之立（莅）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见裘锡圭主编，第45页）又曰：“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崩。”（见裘锡圭主编，第47页，句读有改动）五行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已经被自觉运用到阐述易学法则的过程之中。 战国时代易学发达，史学融入易学是自然之事。马王堆帛书《衷》篇说“《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同上，第100页），以殷周对峙作为《周易》兴起的时代背景。王家台秦简《归藏》：“昔者□［殷］小臣卜逃唐（汤）而攴（枚）占中（仲）虺，中（仲）虺占之曰：不吉。”（见王明钦，第31页）殷小臣指伊尹。唐，当训读为“汤”。商汤为正义之师，伊尹背汤去夏，所以《归藏》作者属之以“小过”。历史叙事与卦体吉凶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伏羲氏王天下，创制八卦。神农氏以耒耨教民，乃仿效益卦之象。黄帝、尧、舜垂拱而治，取诸乾卦、坤卦之象。这些历史传说皆被整合到易学体系的建构之中。 简言之，吸纳、融汇众多思想资源，是易学理论体系提升的重要路径。早期诸家易学的共同特点，是将干支、四时、阴阳、五行、八方、德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作为自己学说展开的理论依据。正是借助众多思想元素的融入，易学卦爻符号系统遂成为不同理论花朵竞相绽放的学术平台。“乾坤六子”说、“八卦方位”说、“卦变”说、“爻位”说、“互体”说等范式流行，易学理论建构不断深化，最终熔铸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三）早期易学理论体系建构日益复杂化 易学对天道的模拟，归根结底来自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周易·说卦》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为先天八卦的理论来源，卦位分布见图3。《说卦》又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为后天八卦的方位依据，卦位布局见图4。 依据后天八卦图，“坎”为冬、为水，在北方；“离”为夏、为火，在南方。这是治《周易》者的理解，并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但清华简《筮法》“劳（坎）”在南方，为夏；“罗（离）”在北方，为冬。（见图5）和《周易》后天八卦图正好背反。 震卦、巽卦为木，离卦为火，由震卦、巽卦至离卦，乃木生火。兑卦、乾卦为金，坎卦为水，由兑卦、乾卦至坎卦，是金生水。后天八卦图的编排逻辑，体现的是五行相生。清华简《筮法》说：“奚故谓之（劳）？司树，是故谓之（劳）……奚故谓之罗（离）？司藏，是故谓之罗（离）。”（见李学勤主编，第111-112页）坎卦之“坎”作“劳”，意味着种植、辛劳；离卦之“离”作“罗”，寓意保存、收藏。（参见廖名春，2013年，第72页）《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后天八卦图凸显的是五行运转，生生不已，而清华简《筮法》并非误写，它强调劳、罗两卦的职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理论意蕴阐发得更为清晰、明确。易学有先天卦位图、后天卦位图，清华简《筮法》这种新卦位图的出现，缘于治易者不同的认知理解与逻辑体系。 《周易·说卦》第三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帛书《衷》篇则作：“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见裘锡圭主编，第97页）两者明显的不同，一是水火究竟相射，还是不相射；二是水火为序，还是火水为序。由清华简《筮法》卦位图可知，坎离的顺序可以颠倒，则帛书“火水相射”之火水，可能不是对今传本的误置。“水火不相射”与“火水相射”或许不是一对一错，而有可能是治易者对水火关系的不同理解。（参见刘大钧，第10页） 同样的易象，在不同的易学流派那里，会有截然不同的规定、解说。《国语·晋语四》重耳亲自占筮，问自己能否继承晋国君位，筮史皆说不吉。司空季子换用《周易》解卦，结果却是“利建侯”。帛书《衷》说：“九也者，六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兆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见裘锡圭主编，第101页）在六爻之中，以九为大。九字的写法，浮（俯）首兆（）下，宛若龙蛇。帛书《衷》篇作者将“九”譬喻为龙，为吉祥之兆。而在清华简《筮法》，九为恶爻。筮数“九”在乾卦出现，就会祟在祖宗。 孔子是儒家德义易的开创者，但对同一句解易之语，也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如《周易》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今传本《系辞下》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藏器于身，待机而动，有预则事成有收获。帛书《二三子问》孔子曰：“此言人君高志求贤，贤者在上，则因尊用之，故曰‘射隼于高墉之上’。”（同上，第55页）国君矢志求贤，贤者在位，无有不利。同样是“子曰”，都是对同一卦爻辞义理的解读，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异，可能与孔子前后观点的改变，以及记录者的选取、整理有关。 清华简《筮法》坐实了数字卦的存在，但数字卦的来源，数字卦和符号卦之间的关系，目前并未真正得到揭示。季旭升主张《易经》由数字卦变成符号卦，应该在战国秦汉之际。（参见季旭升，第226页）刘成群强调《周易》与清华简《筮法》两个系统在具体过渡过程中依据的数字不同，但转化的具体时段却都定格在战国时代。（参见刘成群，第16页）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从鼎卦戈“‘六’形的笔画两边上翘”看，代表阴阳爻的卦画可能在两周之际已经出现。（参见贾连翔，第202-203页）而《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著录铜罍Ａ785，器和盖上皆有相同的符号。（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213页）在商周青铜器彝铭中反复出现，至少四次以上，且与西汉扬雄《太玄经》所记“争”卦卦画相同。（见司马光，第53页）这为把易学卦画符号的产生上溯至西周或更早时期，提供了重要线索。 清华简《筮法》让我们看到的是筮数演变为卦画的原理，但并不意味着数字卦向符号卦的转变皆在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系统之间，符号卦的生成过程，及对符号卦的规定、使用程度是不同的，不可强行划一。《周易》可能很早就过渡到符号卦阶段，而清华简《筮法》则至战国中期依然停留在数字卦阶段。 三易占筮，由八卦演进到六十四卦，卦画符号出现得较早，而清华简《筮法》依然停留在八经卦阶段，以数字卦为主体。三易解卦，卦爻辞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清华简《筮法》则主要依据特殊筮数以及八卦四位分析法。三易占断借助卦体、卦象，而清华简《筮法》侧重爻体，将爻象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连山》《归藏》七、八不变为占，《周易》用九、六变爻，清华简《筮法》则凸显八、五、九、四，以恶爻的出现作为吉凶悔吝的风向标。从所得筮数看，清华简《筮法》“扐占”法,与《周易·系辞》“大衍筮法”也不尽相同。清华简《筮法》存有《归藏》特有的卦名，但八卦卦序却以乾为首，同于《周易》。新见文献的面世，让我们看到早期易学纷繁复杂、错综纠缠的生成图景。 总起来说，治易者广泛采撷不同理论以入易，使易学理论体系建构日趋复杂化。不同的易学系统，包含着治易者不同的理论阐释。对于同样的易象，不同流派的观点甚至严重分歧、冲突。例如，《说卦》后天八卦图坎下离上，清华简《筮法》卦位图坎上离下，两者坎卦与离卦的位置恰好背反。《说卦》“离为目”，清华简《筮法》“离为腹”。易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吸纳了阴阳、四时、五行等思想资源，但不同的系统却生成了彼此龃龉的易学理解。 （四）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跨系统的易学公共话语 《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卦序组合，是区别不同易学系统的重要参照。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今传本《周易》，最重要的区别是卦序。帛书《周易》八卦相重，上卦按照男女之别，分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八组，下卦按照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排序，六子则以少、中、长为别。帛书《周易》卦序皆是“乾先坤后”，以阳摄阴，卦爻辞与今传本基本相同，因此它总体上当属于《周易》系统。 《周易》的卦序是“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八经卦之序已经湮没在六十四卦之中。但帛书《周易》卦序的组织理念，又与今传本明显不同：上下卦借鉴乾坤六子之法，八经卦成为六十四卦展开的逻辑主线。帛书和今传本卦名不同者有34个，其中有些是通假字，但离卦作“罗”，坎卦，帛书《周易》或写作“劳”，明显是吸收了《归藏》系统的特征。马王堆帛书《周易》，可能是受《周易》与《归藏》双重影响的产物。 同样的易卦，在不同易学系统中有不同的称谓。阜阳汉简《周易》卦名五个：大有、林、贲、大过、离。其中“林卦”不见于《周易》，而见于《归藏》。阜阳汉简虽属于《周易》系统，但也有《归藏》的影响。《周易》坎卦，清华简《筮法》作“劳”，王家台秦简《归藏》作“劳”，辑本《归藏》作“荦”，可知清华简《筮法》与《归藏》有着紧密的理论联系。 从产生时间看，《归藏》先而《周易》后。西周以后《周易》影响日剧，《隋书·经籍志》将《归藏》纳入《周易》体系之中。晋人干宝《周礼注》：“初乾、初奭、初艮、初兑、初荦、初离、初厘、初巽，此《归藏》之易也。”（见林庆彰等主编，第23页）《归藏》以坤为首，但辑本《归藏》变为以乾卦为首，可能是受到《周易》熏染的结果。 易学不同的系统之间，并非势同水火，而是存在诸多交叉、融合的现象。《说卦》虽依附在《周易》之中，但它保留着《连山》《归藏》的遗说（参见金景芳，第20页），实际是“三易”理论精华的汇编。不同易学系统，如《周易》与《归藏》，并非彼此完全隔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融合碰撞。早期易学史不是一系、一派的传承史，而是《连山》《归藏》《周易》、清华简《筮法》多系的发展史；不是“平行线”式的发展史，而是多条线索交织错综、互相渗透的演变史。 马王堆帛书《系辞》：“变迵（通）莫大乎四时。”（见裘锡圭主编，第70页）天道变通，以四时最为显著，而四时变化集中体现在损、益两卦。帛书《要》篇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同上，第118-119页）由春至夏，万物生长，白昼变长，此谓之“益”。由秋至冬，万物凋敝，黑夜变长，此谓之“损”。 清华简《筮法》云：“奚故谓之（震）？司雷，是故谓之（震）。奚故谓之（劳）？司树，是故谓之（劳）。奚故谓之兑？司收，是故谓之兑。奚故谓之罗？司藏，是故谓之罗。”（见李学勤主编，第111-112页）帛书《周易》以损、益两卦作为四时变化的表征，而《筮法》则以震卦、劳卦、兑卦、罗卦四正卦，作为季节交替、大化流行的风向标。帛书《二三子问》说“时至而动”“时尽而止”（见裘锡圭主编，第46页），相时而动，顺应四时之变迁，已经成为诸家解易之共同法则。 帛书《易经》卦序组合的理论基础，来自“乾坤六子”说。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上卦，以乾坤各率三子为序，三子则以少、中、长为序，下卦以父母、少、中、长为序，与清华简《别卦》卦序相同。从卦序排列来看，马王堆帛书《周易》与清华简《别卦》应出自同一系统。“乾坤六子”说，广泛见于今本《说卦》、清华简《筮法》《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春秋战国时代，在分化中融合，逐渐提炼出一些公共性的易学话语，如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乾坤六子”说等，已成为时人对卦爻符号进行诠释的普遍性原理。 综上所述，新见《易》类材料众多，并非皆属于《周易》。因此，区别不同类型的《易》类文献，由单线进化向多线并存转变，是建构早期易学理论新范式的枢机所在。我们先横向分为《连山》《归藏》《周易》、清华简《筮法》四系，后历时性比较，以坐标的形式呈现早期易学多元生成的瑰丽图景。“易与天地准”，易学的本质特征是对天道、地道的比附。而对天地之道的模拟，是将阴阳、四时、五行、五色、八方、德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纳入其理论视野。随着多种思想元素相继融入，“乾坤六子”说、“八卦方位”说、“卦变”说、“爻位”说等范式涌现，铸就了易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学术品格。数字卦向符号卦过渡，大系统分化为小系统，不同系统之间相互激荡、融合，易学理论体系塑构日益深化，一系列易学公共话语次第生成，可谓早期易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1] 古籍：《国语》《汉书》《史记》《说文》《周礼》《周易》《庄子》等。 [2]曹定云，1989年：《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载《考古》第7期。 [3]陈仁仁，2007年：《试论〈周易〉文本早期形态的一些问题——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来分析》，载丁四新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第3册，湖北教育出版社。 [4]顾颉刚，1982年：《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5]郭庆藩，1961年：《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6]韩自强，2004年：《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郝懿行，2019年：《山海经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1991年：《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 [9]季旭升，2010年：《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载刘大钧编《出土易学文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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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赵法生，2019年：《易学思想在轴心期的突破》，载《社会科学》第7期。 [34]张图云，2008年：《周易中的数学：揲扐算法研究》，贵州科技出版社。 [35]张政烺，1980年：《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第4期。 [36]张志华等，2007年：《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载《文物》第3期。 [3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2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 [38]朱渊清，2002年：《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载《周易研究》第6期。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1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4-1-10 |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5-1 07: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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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5-1 07:21 编辑 数字卦用数体系研究现状浅析https://www.doc88.com/p-4059732866420.html 出土数字卦“两系用数体系”假说研究https://www.doc88.com/p-15929127860749.html?s=rel&id=1 本文提出了198例数字卦，这些是不是都是数字卦呢？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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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筮法》诸例卦皆数字卦么 发现反例——与李学勤、廖名春等先生商榷 https://www.docin.com/p-169647732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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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5-2 18:03 编辑 数字卦与重卦说 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3091 （首发） 仲 元 吉 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 摘 要：现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材料，大致可分为两大筮数体系，即《归藏》筮占和《周易》筮占。而从数字卦材料呈现出的演化发展情况来看，传统的八卦“两两相重”的重卦模式应予重新检视，学界以六爻位数字卦为理据质疑“文王重卦说”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键词：数字卦;大衍之数;筮数体系;重卦 引 言 数字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部分地解决了八卦卦画形式的起源与演化发展问题。但是，由此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传统“重卦说”的重新检视，并对“文王重卦说”提出了质疑。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就数字卦与重卦问题谈谈一己之见，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数字卦材料中的筮数 目前，可以确定为数字卦材料的卦例，出现的数字共计7个，即一、四、五、六、七、八、九，其中数字“四”仅见于清华简《筮法》。 关于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材料，张政烺先生首次揭破其中的数字就是筮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结论，赢得了学界的广泛称誉。至于周初的数字卦材料未见数字二、三、四，张政烺先生认为，古汉字一、二、三、四都是积画而成，自下而上书写，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古人把二、四并入六，把三并入一。[1]李零先生认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商代西周似乎是以十数为占者为主体，战国时期，这种“十位数字卦”仍在使用（见于楚占卜简），但与同时的“三易”似有所区别。[2]“十位数字卦”说是第一种代表性观点。 李学勤先生在讨论西周数字卦材料时提出：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可暂称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可暂称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3]这是第二种代表性观点。 廖名春先生根据清华简《筮法》的有关内容，推定清华简中的筮数“一”，实际上代表筮数“七”。[4]学者马楠也持此观点。[5]有鉴于此，学者贾连翔认为，数字卦的用数体系或许可以根据用“七”还是用“一”加以划分，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数字卦，已经明确记载用数为“四、五、六、一、八、九”，可暂称为“一系数字卦”；以此推测另外一个体系的用数为“四、五、六、七、八、九”，可称为“七系数字卦”，它们应分别属于不同的筮占系统。[6]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第二种观点的尝试性发挥。 在《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一文中，贾连翔博士还认为，出土数字卦例中连续出现两个“七”的时候，往往采用合文的写法，如写作“”“”“ ”等，在同一卦例中既用“七”又用“一”是合文书写不规范造成的，而在同一器物中既有用“七”又有用“一”的卦例，则是不同筮占方法的反映。这一推断卓有见地。但是，这种尝试仍然解释不了“七”和“一”同时并存的筮例，如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列举的第30个数字卦例为，似不宜视作书写不规范或缘于不同筮占。李尚信教授认为，李学勤先生在谈到两种揲蓍法的同一文中，举出了“七”和“一”同时并存的例子，说明至少在这些筮例中，“一”与“七”之间没有相互替代的关系，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7] 综上可见，关于数字卦材料中的数字就是筮数，学界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而筮例中的数字究竟属于哪一类筮占系统或筮数体系，目前尚未形成基本共识。 二、两种不同的筮数体系 筮数的由来，当在揲蓍法中探求。数字卦中的筮数，实际上就是揲蓍成卦过程中筮得的四营数。 在《周易》筮法中，四营数七、八、九、六是由“大衍之数五十”经过揲蓍成卦“三变”而来，而且四营数的发生概率各不相同。学者吴前衡在其遗著《〈传〉前易学》中认为，揲蓍成卦过程的第“一变”阶段，揲蓍余策总数只能出现两种结果：其一为44，其二为40，前者的发生概率为75%，后者为25%。至“二变”“三变”阶段，揲蓍余策总数也有两种结果，但两者的发生概率均为50%。因而，四营数七、八、九、六的发生概率分别为：31.25%、43.75%、18.75%、6.25%。参见表（一）。[8] 吴前衡先生对《周易》筮数的非等概性研究，于寻常处见精微，揭破了四营数发生概率的真相，为研究筮数体系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 表（一）
鉴于《周易》筮法的四营数，是由“大衍之数五十”推演而来，由此推想，古典文献中所谓的《归藏》筮法，也可以推而论之。元代的学者吴莱认为： 《连山》、《归藏》占以不变，故其数但用七八而尚少。《连山》七而首艮，《归藏》八而初坤，亦不过伏羲之旧，及推其取用之策，《连山》三十有六，《归藏》四十有六，《易》则四十有九，又若不相为用者。[9] 古人所谓“老少”之说，即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是《周易》筮法中的特定术语。若指称《连山》或《归藏》筮法“但用七八而尚少”，则混淆了不同筮占系统中筮数的不同性质。在此，不妨参照表（一），以四十六为“衍数”，作《归藏》筮法揲蓍成卦概率变化表（二）： 表（二）
由表（二）可知，若《归藏》筮法的“取用之策”确为四十有六，则其揲蓍成卦而筮得的四营数必为五、六、七、八，其发生概率分别为：6.25%、31.25%、43.75%、18.75%。在《归藏》筮占系统中，“但用七八而尚少” 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可见，《周易》筮法的筮数体系为六、七、八、九，《归藏》筮法的筮数体系为五、六、七、八，有没有“九”或“五”，是两者形式上的根本区别。结合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材料，若将“一”替换为“七”，则筮数五、六、七（一）、八、九，显然与《归藏》《周易》两大筮数体系高度吻合。换言之，目前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中，筮数五、六、七（一）、八或六、七（一）、八、九，分别属于《归藏》和《周易》筮占系统，它们在不同筮占系统中的发生概率，各不相同。在同一个数字卦例中，除清华简《筮法》外，尚未发现筮数五、九同时并见的现象，似乎可以佐证这一观点。 根据张政烺先生统计，《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所列举的数字卦材料中：数字六出现的次数最多，计64次；其次是数字一，计36次；再次是数字七，计33次；再次是数字八，计24次；数字五出现的次数最少，为11次。若把“一”出现的次数并入“七”，那么32条材料中的168个数字，五、六、七（一）、八出现的次数占比则分别为： 6.54%、38.09%、41.07%、14.29%。这一概率与表（二）理论性推导的发生概率，也可以说高度吻合。 当然，仿照表（二），若以三十六为 “衍数”，可以筮得四营数三、四、五、六，但是，数字“三”显然出离了目前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共有7个数字的范围。学者吴莱感叹“又若不相为用者”，或与此相关。由此看来，《连山》筮法及其“衍数”，或有不同于《归藏》《周易》的地方。若以北大汉简《荆决》筮法的算筹数30为“衍数”，以“揲之以三”为准则，变通性仿照表（二）的揲蓍成卦之法，可以筮得四营数四、五、六、七，其占比分别为：1/27、6/27、12/27、8/27，最小的筮数四的发生概率极低，仅约为3.70%。《连山》筮法或与此相近。目前，在出土数字卦材料中，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一筮数体系存在的确切证据，但部分由筮数“五、六、七（一）”或六、七（一）等组合而成的数字卦，也并不完全排除是由《连山》推演而来的可能性。同时，这一可能存在的筮数体系中“四”的出现，让人联想到清华简《筮法》的筮数体系四、五、六、一、八、九，或许正是在“三易”筮法基础上发展而来，也未可知。 值得补充的是，《周易》筮法的四营数为六、七、八、九，若乾卦由数字卦“九九九九九九”演化而来，可知乾卦“总数值”最大为五十四（六乘九）；坤卦由数字卦“六六六六六六”演化而来，可知坤卦“总数值”最小为三十六（六乘六）。同理推知，在《归藏》中，由于四营数为五、六、七（一）、八，因而坤卦可由数字卦“八八八八八八” 演化而来，坤卦“总数值”最大为四十八（六乘八）。由此可见，《周易》以乾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是因为它们在各自所在的筮占系统中，各卦“总数值”皆为最大的缘故。古人所谓“《归藏》八而初坤”，看来其说有自。而“《连山》七而首艮”，或与“四、五、六、七”筮数体系中“七”数最大不无关联，至于是否是“首艮”，现在不得而知。 另据《礼记·礼运》记述一段孔子的话：“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春秋时期宋国人是殷商后裔，宋人继承的《坤乾》是商代的“阴阳之书”。孔子所得的《坤乾》，其称名正与“《归藏》八而初坤”完全相符，可知《坤乾》就是《归藏》。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卦画由“一、六”构成，必由筮数体系“五、六、七（一）、八”演化而来，可为佐证。 三、六十四卦生成模式 数字卦材料所呈现出的筮数体系及其演化发展表明，传统的重卦说应该予以重新检视。 文王重卦是传统易学的主流观点。正如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言：“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但是，历代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如隋唐间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论重卦之人”说： 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今伏牺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牺已重卦矣。 南宋朱熹《周易本义》所谓“六画者，伏羲所画之卦也”，看来也是受王辅嗣、孔颖达等人的影响。目前，根据出土的数字卦材料看，由四营数组合而成的数字卦，大抵属于商周时期，而伏羲、神农重卦说并无实据。 值得重点探讨的是，传统“重卦说”有一个认识误区，即《周易》六十四卦是由三画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来。据此逻辑思路推导，则六十四卦的生成呈现为“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三个步骤，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就是“2—23—26”的增幂形式。或许基于这一认知模式，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的六爻位数字卦已经是重卦形式，并据此否定“文王重卦说”。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韩仲民先生提出“六十四卦先于八卦”说。[10]周山先生也认为：从人类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的角度看，应该先有八卦再有六十四卦，但是从数字卦的演化史分析，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先有六十四卦，然后从中分解出三爻一组的八卦。[11]这些观点，还有待商榷。 关于“文王重卦”说，据《史记正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词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可见，太史公对文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也是抱持一种揣测态度，或对六十四卦的生成模式也并不十分确定。 实际上，从数字卦的演化情况分析，确乎存在着一种“重数字卦为六十四卦（八卦）”的演绎模式，即由四营数的数字卦演化（重）为阴阳爻卦画形式。也就是说，理解“重卦说”的关键在于，“重卦”究竟是运用“加法”法则，还是运用“减法”法则。显然，“益易之八卦”或“2—23—26”增幂形式都属于“加法”模式，而“重数字卦为六十四卦（八卦）”则可以是“减法”模式。 根据已发现的数字卦材料分析，商周数字卦至少存在两种类型，即营数为五、六、七（一）、八和六、七（一）、八、九两类筮数体系。两类筮数体系均有4个营数，两个筮占系统各自筮得六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为46（4096），筮得三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为43（64）。从数字卦的演化史分析，若卦画是由四营数五、六、七（一）、八或六、七（一）、八、九组合而成的数字卦形式，分别转换为“一、六（）”或“一、八（）”组合而成的卦画符号，原有四营数中的两奇数、两偶数，分别“合二为一”，可以构成由“一奇一偶”两筮数（或一阴一阳两符号）组合而成的新卦式。这种“合二为一”的现象，以发生概率较低的奇偶数并入发生概率较高的奇偶数为原则，应该是四营数而非八卦“两两相重”的原意。因而，“重卦”之“重”实际上并非采用“益”的加法形式，而是采用“合”的减法模式。据此重卦原则，可知六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4096）一经重卦之后则为六十四卦；三爻位数字卦的总卦数（64）一经重卦之后则为八卦。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即“46—26”或“43—23”，而绝不是“2—23—26”的增幂形式。由此可见，六十四卦与八卦卦画形式的产生，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现在已见的数字卦材料，也不乏重卦的实例。如杭州昼锦堂收藏的一件鼎卦戈，董珊先生认为，其年代至少可以推定在两周之际，其上释文如下： 一六一一一六，曰：鼑（鼎）止（趾）眞（顚）；鼑（鼎）黃耳，奠止（趾）。五六一一五八，。[12] 对照《归藏》《周易》两系筮数，鼎卦戈上的数字卦，显然属于《归藏》一系。卦画“一六一一一六”是由数字卦“五六一一五八”重卦而来，即五变为一、八变为六。如果戈铭中的“”字摹写不误，当为筮数“”（七）与“”（五）的合文形式，若释为“爻”字，正合乎《易传》“爻者，变也”。这一实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印证了数字卦材料中的“一”与“七”，大约可以等而观之。 此外，西周时期的数字卦，已有重卦之后的六爻卦卦例，如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数字卦为“一八八一八八”“一八一八八一”，[13]视其为重卦之后的六爻卦当无疑义。由此看来，太史公曰文王“其囚羑里”而演周易，当是“重卦说”的历史原点。 四、“错综其数”与“因而重之” 关于重卦的具体方式，其实《系辞传》已有阐明，只是历来被误解误释，从而以讹传讹，至于今日。据《系辞传》记载：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参伍以变’者，参，三也，五，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朱熹《周易本义》：“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朱熹对“参伍以变”的解说，要比与孔颖达的注解相对明晰，他认为“此法皆谓揲蓍求卦之事”，是对推演筮数过程中的“象两”“挂一以象三”等“演数”现象的集中概括，可以说探骊得珠、切中肯綮。 至于“错综其数”，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逆上称错”。孔颖达释为“错谓交错，综为总聚，交错总聚阴阳之数也。”可见，“错综其数”的“错”字，当指揲蓍求卦过程中，将筮得的筮数自下而上错落有致地排列成卦，其“错”解决了“卦形”问题。而“综”字的含义，据《说文解字注》：“综，机缕也”“谓机缕持丝交者也”，可知“综”字有总聚、会合之意，当指“重卦”一事，其“综”解决了“爻画”问题。换而言之，“综其数”实即“重卦”，也就是指四营数“两两相重”。 另外，《系辞传》还有一段记述，也与重卦方式密切相关。其文如下： 八卦成立，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宋儒朱熹《周易本义》解释：“成立”，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 显然，朱子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八卦“两两相重”说。实际上，《系辞传》所谓“八卦成立”，当指“八卦而小成”之数字卦，“其中”之“其”字代指八卦，“象”指四营数，“爻”指重卦之后的一阴一阳符号。如是观之，“因而重之”的“之”字，实指四象（四营数）而非“卦之形体”，若指“艮七坤八之类”，则不知如何“重之”而得“爻”矣。 可见，“因而重之”就是“综其数”，都是指“重卦”一事。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今已发现的商周数字卦，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筮数体系，即《归藏》筮法的“五、六、七（一）、八”和《周易》筮法的“六、七（一）、八、九”。在揲蓍成卦过程中，两个筮占系统各自筮得的由四营数组合而成的三爻位数字卦总卦数均为64，六爻位数字卦总卦数均为4096，以发生概率较低的奇偶数并入发生概率较高的奇偶数为原则，即四营数“两两相重”之后，分别可得三爻位八卦、六爻位六十四卦。由此可见，六爻位数字卦是重卦之前的原始卦画形态，以六爻位数字卦质疑“文王重卦说”显然立论失据。至于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六十四卦，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也已站不住脚。 [1]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2] 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数字卦”再认识》，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3] 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23页。 [4] 廖名春《清华简 〈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年第8期。 [5] 马 楠《清华简〈筮法〉二题》，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 贾连翔《试论出土数字卦材料的用数体系》，载《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 [7] 李尚信《论清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载《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8]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224页。 [10] 韩仲民《帛书〈周易〉浅说——兼论六十四卦的编纂》， [11] 周山《周易文化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2]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2011年。 [13] 孙敬明、赵克增《陈庄筮甲》，载《中原文物》2014年第3期。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8月18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