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盐业考古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浪花 · 发表于 2010-10-9 21:59:09

盐是维系人类生存必须的物质。尽管现代的营养学家认为，人们吃盐主要是一种饮食习惯，吃盐多了对人的身体有害无益；但人们从事劳动就会出汗，人体内的盐分随汗水排出，如果不补充盐分就无法恢复体力，这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而有意识地寻找并提取盐，并将所获食盐提供给自己不能生产盐的人们，就成为古代一项重要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地球上的盐作为一种矿物质原料，在地球上有着不同蕴藏形式，中国的盐业资源主要有海水、盐湖和岩卤，从而形成了海盐、湖盐和井盐三大类不同的制盐产业和不同的制盐工艺。由于盐资源的地理分布等原因，中国的井盐工业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及云南地区，其中四川盆地的井盐业尤其著名。

四川井盐的最早开发和利用，过去的盐业史研究者多根据文献记载，将其推定在战国末期的成都平原。例如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盐业志》说：“早在先秦时代，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然盐泉和裸露在第面的岩盐。2300余年前秦统一巴蜀后，随着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大批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的凿井技术和人才，西蜀地区经济逐渐有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时，由于盐铁商业已具规模，故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管理盐铁交易。战国末年，在今双流地区开凿了广都盐井，揭开了中国井盐生产的序幕。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公元前247年）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钟长勇《中国盐业历史》在叙述井盐的发现和井盐工业的起源时也据《华阳国志•蜀志》说：“井盐以凿井取卤制盐而区别于海盐、池盐和湖盐。中国井盐生产始于战国末年李冰穿广都盐井。”只是钟先生认为李冰为蜀守、穿广都盐井的年代在周灭后的秦昭王51年以后的公元前255～前251年之间（钟长勇2001）。可见迄今为止，流行的认识都认为中国的井盐业发端于战国后期，最早采用凿井制盐的地区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

不过，目前流行的关于四川乃至于中国井盐业起源的推断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它既不符合四川盆地的盐业资源状况和有关早期盐业传说的分布状况，尤其是与目前已知的盐业考古材料相抵触。自1997年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开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渝东地区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多处先秦时期井盐工业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经可至商代晚期，这为我们探索中国井盐工业的起源提供新的考古学例证。尽管这些盐业遗址和与盐业有关的考古材料大多尚未发表，但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材料，结合渝东地区盐矿资源的埋藏情况、渝东地区与盐有关的远古传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中国早期制盐工业的应当起源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扩展到川西成都平原地区，随着凿井取卤技术的发展又才发展到川中丘陵地区。我们下面就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材料，简要陈述我们提出的“井盐起源于渝东说”的理由。

首先，从盐矿资源的自然分布来看。

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在距今约两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我国地形还是东部高西部低，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地区尚是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这期间，由于气候干旱高温，海水蒸发，盐化海膏泥沉积，形成了渝东下三叠系盐层。到了三叠纪晚期以后，由于印支造山运动，我国西部地区地壳上升，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了大陆。这时的秦岭地槽上升，黄陵背斜耸起，四川盆地基本形成，存留在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成为一个内陆湖“巴蜀湖”。在“巴蜀湖”形成的同时，在四川盆地以外的西南和东面方向上还形成了一系列有水道连通的湖泊。在西南方向，“巴蜀湖”、“西昌湖”、“滇池”自成一体，湖水沿着海退的路线从西南方向的南涧海峡流入古地中海；在东面方向，“秭归湖”、“当阳湖”、“鄂湘湖”等彼此相通。经过了漫长侏罗纪炎热和干燥气候，四川盆地这个深广的内陆湖及盆地周围的一些湖泊相继蒸发缩小，盆地内只剩下了川西的“蜀湖”。在这个过程中，盆地湖地除了沉积了大量的紫色沙岩外，川中和川西等地也沉积有较厚盐卤结晶。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得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形成了渝东地区一系列平行的褶皱和逆断层，并在盆缘形成了七耀、巫山、黄陵三处背斜，背斜上出新一些相反流向的河流，河流的下切作用使得这三处背斜的低洼处越来越深，一个四川盆地的缺口正在形成中。白垩纪中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北部地区的逐渐抬升，以及盆地南部的拗陷，在盆地南部形成了“巴湖”。先前就已经形成的“蜀湖”在此期间的沉积，形成了川西地区和川北地区的盐层。白垩纪末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长江上游地区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及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经盆地东南边缘七耀、巫山及黄陵背斜低洼处的河流下切地带夺路东泄，形成了壮丽的长江三峡。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盐卤结晶的盐层等矿物沉积了下来，被埋藏在地下，成为岩盐岩和盐卤这种重要的矿藏（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1996；李晓波2002；陈可畏2002）。

四川盆地的盐矿蕴藏量十分丰富，地质储量居全国首位。“东到万县、石柱，西至洪雅、盐源，北到仪陇、阆中、江油，南到长宁、江津等县”，都有盐盆的分布。这些盐盆厚度大，夹层小，“主要的盐盆有威西、万县、垫江、南充、成都5处。”（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盐矿有盐岩和盐卤两种形式。固态的盐岩通常都深埋地下，只在个别地点也有盐岩露头，可以加水熬煮成盐。值得注意的是，较早古书记载的盐岩露出地表的地点，除了岷江上游边远山地的汶川县外（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是渝东长江边上的云阳县了。王隐《晋书•地道记》记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汤口的可以煮盐的石头说：“入汤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液态的盐卤是自然露头较多、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和开采的盐矿，这种盐矿资源在盆地分布十分广泛，盆西的乐山、邛崃、蒲江等县市，盆中的自贡、蓬溪、盐亭等县市，盆东的宣汉、云阳、奉节、巫溪、开县等县市，都有矿化度较高的盐卤分布，许多地方还有天然盐卤露头（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5）。

在四川盆地这些盐矿资源中，渝东地区的万县盐盆最值得注意。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关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的建议〉书中这描述万县盐盆说：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深埋于万县复向斜中3000米左右，盐盆大致呈北东至南西向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至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长度近100公里，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盐岩地质远景储量为1500至1600亿吨。（《云安盐厂志》引）由于万县盐盆位于盆东平行岭谷地区，属于盆地边缘褶皱断层地带，盐盆呈窄长条形，盐盆的盆底埋藏虽然深达3000米，但盆缘则非常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和水下切作用，地下盐卤在河床边自然露头。这些地点有忠县的甘井、涂井，万县的新田、长汤井、龙驹坝，云阳的云安等。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渝东地区自然露头的盐卤相当多，即使排除掉可能是人工凿井取卤的“盐井”这一类名称，诸如“盐泉”、“咸泉”等自然露头的盐卤也还不少，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记，就有夔州路涪州武隆县乌江边上的“咸泉”、黔州彭水县的“盐泉”、南州军盐井江岸的“盐泉”、大宁监宝山的“咸泉”。我们知道，《舆地记胜》缺佚颇多，位于今天万县盐盆中心区的忠、万诸州的应当有多处盐泉。上述万县盐盆地质报告附图所举的忠县、万县、云阳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在文献中被开采和利用的记载也相当早，至迟在汉魏时期这里的取卤制盐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故《汉书•地理志》记巴郡所设置的惟一的盐官就在今云阳县（原文作：“朐忍，容毋水所出，南入江。有橘官、盐官。”）《华阳国志•巴志》记临江县（今重庆忠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也家有盐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华阳记》作：“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

从四川盆地盐矿的自然分布状况可知，渝东的万县地区，盐矿不仅蕴藏量较大，而且埋藏较浅，自然露头较多。这在尚没有发明和广泛使用铁器的远古时期，这里的自然露头的盐卤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们优先利用的对象。井盐生产以钻井和取卤最为艰难，井越深难度越大。南宋祝穆《方舆览胜》卷五一成都府路成都府“总论蜀盐”条说：“《朝野杂记》有龙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军之淯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用力甚艰。推（惟？）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飞瀑，民间分而引之。”（此条不能断句作“用力甚艰推大宁之井”，有如飞瀑自然涌出的大宁盐泉，应当用力甚省才是）这种容易发现、省力省物的自然露头的盐卤，当然就会成为四川地区人们最早利用的对象。四川井盐业由渝东地区发端，这是盐矿资源状况这种自然环境决定的。

其次，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与井盐有关的传说来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井盐的传说中，最古老的当推巴人祖先廪君与盐神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此传说道：“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具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性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记载的这个与巴人起源有关的传说，本自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世本》记载的先秦时期各地贵族的谱系又有更早的文献和口碑渊源。传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盐阳”、“盐水”、“盐神”之盐是何种盐，但从该传说流传的巴郡和南郡是以后井盐分布地域，以及盐神是以盐为名的河流（盐水）之神来看，该传说反映的应当是渝东及其邻近地区远古时代的人们利用自然盐泉或凿井取盐卤以熬盐的历史背景。

重庆巫溪县大宁河上游的大宁盐泉也是很早就已发现并利用的自然露头的盐泉。早在《汉书•地理志上》中，就有南郡巫县“有盐官”的记载，其利用盐泉和凿井为盐的年代可能还早于汉代。《文选》〈蜀都赋〉“滨以盐池”，刘逵注：“盐池出巴东北新井县，水出地如泉涌，可煮以为盐。”大宁河古称“盐水”，河流应当因盐泉而得名。《水经•江水》记大江“又东过巫山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北魏•郦道元《注》：“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也。”大宁盐泉是盐水涌出如泉的天然盐井，该井不知何时发现，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和利用，所以才有“盐水”和“盐池”之名。据宋人文献记载，巫山县衙有东汉永平七年款识的煮盐牢盆，并有“汉永平七年尝引此泉于巫山，以铁牢盆盛之，水化为血，卒罢其役”的传说（《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引《舆地广记》、《图经》、《旧志》）。关于宝山盐泉的发现，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记“宝山在监北一十七里，宝山半有穴如瀑泉，即咸泉也”，该泉有白鹿故事，“故老相传云：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大宁盐泉尽管位于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的地区，但该盐泉至今仍像瀑布一般挂在河边，人们沿河行走很容易看到并品尝到盐泉。因此，从自然条件上来看，该盐泉应当是三峡地区最早被发现和利用的盐泉，其开始制盐的年代或许可能早到先秦时期。

翻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他所记载的长江上游沿江的重要盐井，除大宁河上的北井外，其余产盐地几乎都集中在万县盐盆一带。顺江而下首先就是今忠县的甘井，“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溪水沿注江。’”然后就是今万县的长滩井，“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于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于江，魏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阳溪口。”再往下就是云阳县汤溪盐井，“江水又东迳瞿巫滩，又谓之博望滩。左则汤溪水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在这几处汉晋时期就已形成规模的制盐作坊中，忠县的甘、涂二盐场尤其值得注意，这里的盐井据传说是开始于东汉的著名人物杨震（字伯起）。明•曹学荃《蜀中名胜记》卷之十九上川东道忠州条：“按涂溪在州东八十里，发源蟠龙洞，来经涂井，井神为汉杨伯起。《井庙碑》云：‘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蟠龙洞，见周柱下史丹炉，曰：“此地有龙无虎，宜其丹不就也。”至涂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庙在治东一里。”忠县城郊的井神庙不知建于何时，《井庙碑》所记的井神杨伯起也无疑属于附会。杨伯起是东汉弘农人，除一度任邻近巴地的荆州刺史外，没有在巴地当过官。他为官清廉，禀性刚直，其生前身后都有灵异，颇受时人景仰（参看《后汉书•杨震列传》），将忠县的涂井神附会在这样一个与巴地无关的人物身上，可能是东汉或蜀汉时期的事情。忠县甘、涂二盐泉的开发和利用应当远在东汉以前。

其三从与制盐有关的考古材料来看。

盐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在人类采用金属容器熬制食盐以前（这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容器，青铜时代也因为青铜器相当贵重而不大可能广泛用作制盐器具），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采用陶器制盐。因此，凡是陶器制盐时期的熬盐工业遗址，其堆积景观都相当特别――通常这类遗址很像后来大规模的陶瓷窑址一样，有很厚的以陶器残件为主体的堆积层，陶器绝大多数都制作不精，器类往往都是单调的尖底、圜底、小圈足等容器，在这些陶器残片的下面常常可以见到灶或者窑等遗迹。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许多古代产盐或古今一直产盐的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大量陶片堆积的先秦遗址，只见到有像四川蒲江县盐井沟唐代制盐遗址那样的由熬盐燃料留下的炉灰、少量日用器具和极少的熬盐铁锅残片组成的“山丘”（侯虹2002）。而在渝东古今都产盐的重庆忠县一带，我们却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由大量陶器残片组成的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集中在盐泉自然露头或盐卤埋藏很浅的地点，即长江北岸两条小河甘井沟及涂井河（汝溪河）下游的万县盐盆边缘的隆起褶皱地带，也就是这两条河刚刚流出峡谷处。其中位于甘井沟边及其附近的遗址有羊子岩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哨棚嘴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2001）和瓦渣地遗址，位于涂井河边的有李园遗址（孙华1997），以及位于长江边上的邓家沱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最著名的要数瓦渣地遗址和羊子岩（中坝）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基本情况是：

1、瓦渣地遗址瓦渣地遗址位于长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遗址东临长江，北隔选溪河与甘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相望，范围约15000平方米，海拔高度约145～165米。遗址表面散布大量以花边口沿的绳纹圜底釜残件为主的陶（瓦）片，故名。通过历年调查、发掘和研究，我们了解到该遗址主要有哨棚嘴文化和商周代遗存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末期哨棚嘴文化时期的遗址性质还不能确认，但商代末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是以大量中口釜、尖底杯的陶片堆积为代表，并有圆形的窑灶一类遗迹，符合陶器制盐工业遗址的特征，应当与制盐工业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存目前已经划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段为西周前期前后（上限可以到商代末期），第二段为西周后期左右，第三期为春秋前期或稍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3）。春秋中期以后，该遗址的制陶（这里指为熬盐烧制的专用容器）或熬盐在春秋中期停业，以后再没有恢复。瓦渣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制盐遗址之一，该遗址的第三期遗存与下面要提到的羊子岩遗址东周遗存中的较早阶段的文化面貌相同，从而可以将两个遗址连接起来，作为考察渝东地区古代盐业发展的一条线索。

2、羊子岩遗址：羊子岩遗址又名中坝遗址，遗址位于甘井河内的旧甘井镇边（三峡工程兴建后，该镇已经搬迁），距离长江口约4千米。遗址位于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心区因河流的切割侵蚀作用已脱离河的左岸，成为一座河中小岛。岛上的堆积主要有四个时期：最下面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老关庙文化遗存，其上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遗存，再上是大量的东周时期前后的遗存，最上面是汉至唐宋时期的遗存。东周以前的遗存，其遗迹和遗物缺乏制盐遗址的特征，其遗址性质还不能判定；汉以后的遗存虽有窑灶证明其与制盐有关，但这时的熬盐容器已经是铁器而不是陶器。只有东周前后的遗存是由很深厚的单调的中口釜、尖底杯等陶器残件组成，并有储卤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1，原报告称作墓）、窑灶等典型制盐遗迹，属于制盐遗址应当没有疑问。羊子岩制盐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该遗址从东周以来，制盐工业基本上没有中断，直至近代，这里还在使用传统工艺制盐，这为我们探讨古代渝东盐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盐矿资源状况、有关盐的史料记载还是古代盐业遗址的现状来看，认为四川盆地的井盐业至迟在商代就已开始于渝东地区，秦灭巴蜀以后才发展到成都平原的边缘，这应当是可以初步肯定的一个结论。当然，目前我们的盐业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这些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开展的工作是：

1、目前我们对渝东地区古代陶器制盐阶段盐业遗址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三点：一是这类遗址的堆积景观类似国外的陶器制盐遗址，其二是这类遗址的出土器物与国内外其他被推测为盐业遗址的出土陶器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其三是这类遗址均靠近盐卤资源产地。这些根据，实际上还是基于经验的一种可能性推测，缺乏确切无疑的可以论定的证据。并且，对于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流行如小底或尖底的陶缸，因为缺乏类比材料，目前也不能推测其是否与制盐业有关。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引人一些仪器分析手段，对可能是陶器制盐遗址的陶器及其周围的附着物（如泥土等）进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当地盐卤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比对（当然同时还要分析和比对当地同时期的非盐业陶器和普通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看看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盐卤中特有的微量元素。如果这些推测为制盐用陶器及其附着物中有盐卤中特有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些陶器就可以肯定与陶器制盐有关。

2、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很可能与先秦盐业有关的重要遗迹之一的窑灶，其窑灶的主体形态有斜坡底近园形、平底长方形、斜坡底长条形（似龙窑）三类，第一类如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的窑灶，第二类如忠县李园遗址的窑灶，第三类如羊子岩（中坝）遗址的窑灶。从年代上看，第一类窑灶流行的年代范围在商代后期至春秋前期前后，后两类窑灶的流行年代却在战国至西汉前期；从分布状况来看，第一类窑灶除了在这些陶器制盐遗址有发现外，在其他普通遗址也都有分布，第二类窑灶则还没有在其他遗址中发现。渝东地区已经发现的可能与熬制盐有关的陶器主要也有三种，即尖底杯、束颈釜、船形器。在这三种陶器中，尖底杯出现最早，延续时间也很长，从商代后期的十二桥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前后的巴蜀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李园遗址还有大量尖底杯发现；束颈釜的出现略晚于尖底杯，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在四川盆地（尤其是渝东地区）大量流行，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船形器发现较少，目前只在重庆忠县的哨棚嘴遗址、邓家沱遗址，丰都县石地坝遗址曾经出土。这三种陶器都在陶器制盐遗址中出土，它们的使用时间又有重叠，不少遗址出土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类陶器，如哨棚嘴遗址2001年发现的同时期的两座窑灶，窑灶内的遗物一为尖底杯，一为船形器；瓦渣地遗址的早期堆积，尖底杯与束颈釜共存；丰都县石地坝遗址的西周时期的堆积中更有尖底杯、束颈釜和船形器三种陶器。那么，这些陶器以及前述窑灶在制盐工艺流程中担当何种角色，这些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古的手段方能够得到证实。

3、在四川盆地，除了那些位于盐卤产地附近的典型陶器制盐遗址外，还有许多普通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尖底杯和束颈釜，据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出土尖底杯的普通遗址有万州中坝子(西北大学考古系等 2001)；涪陵区镇安(重庆市博物馆 1992)、成都十二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87）、指挥街（四川大学博物馆等1987）、金沙村（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新都水观音（四川省博物馆1959）、彭县青龙村、雅安市沙溪（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90）、阆中县坪上(胡昌钰、孙智彬1991)，出土束颈釜的遗址更多，计有江津王爷庙(重庆市博物馆 1992)、巴县干溪沟(重庆市博物馆1992)忠县老鸦冲，万州麻柳沱(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2001、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1999)、云阳太公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明月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东洋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2001a)、李家坝(马继贤199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2001b)，巫山双堰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刘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韩家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等 2001)等遗址。这些普通遗址的尖底杯和束颈釜，其功能是否与那些典型盐业遗址相同？如果它们是装盐的容器，它们是否来自那些典型的制盐遗址？关于这些，除了可以采用陶器微量元素对比分析的方法外，还应当采用中子活化的分析手段进行考察。这些方法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陶器制盐遗址的盐产品的销售范围。

4、盐业生产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即使不考虑钻井等工序，陶器制盐也需要烧制陶容器，熬煮盐卤需要采集和运送燃料，制成的盐需要输送到其他不产盐的地方，从事各种相关工作的人员需要有食品供应，这些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工业系统。为了维持盐业工业的生产，汉代以后的国家政府往往在产盐地建立盐官，并施行了一系列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的盐政措施。先秦时期的成规模的盐业生产，也应当受到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古代国家的极大重视，并有一套维持该工业系统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因此，考察渝东地区的先秦盐业状况不能只考虑盐业的生产，而应当考察盐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四川盆地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始终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尽管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开始逐渐走向统一，但从商代末期开始，渝东地区的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地区又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典型的十二桥文化在渝东似乎没有超过丰都县，而这时正是重庆忠县几处典型的制盐作坊开始发展的时期，这种盐业工业的崛起与四川盆地东、西部文化差别的增大，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开始逆长江西上，其文化因素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四川盆地，但目前发现的单纯楚文化墓地（应当就是楚移民的墓地）最西的分布地点就在古今产盐的忠县甘井沟两侧，这就需要考虑当时的楚国大举入侵巴国这种历史现象后面的动机问题了。楚国深入巴国的腹地，移民留驻巴国产盐地区，这很可能与楚国为了获取盐业资源、保卫食盐产地和护卫食盐东运有关。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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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出处：《盐业史研究》2003年专辑

[中国古代史] 渝东盐业考古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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