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18:55

李庆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关键词]秦汉六朝；岭南；考古发现；海外贸易；海洋文明

[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中图分类号]K872；K232；K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0-0010-08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Lingnan and South China Sea in the Qin-Han

and Liuchao Periods from the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LI Qing-xin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Keywords:the Qin-Han and Liuchao periods;Lingnan;the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external trade; ocean civilization
Abstract:Since 1950's, external trade in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and many archaeological site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s in Guangxi regions, various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Vietanm, etc were discovered. These relics bring out the ocean feature of the social economy of Lingnan, 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sight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Lingnan but also enriches the ocean civilization chapter of ancient China.

公元前218年，秦朝征发50万大军南伐百越，郡县其地，岭南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过南越国、两汉和六朝诸时期的开发，岭南社会经济灿然改观，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两广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遗址、遗物，例如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帝陵、南越国宫殿遗址、贵县罗泊湾汉墓、合浦与徐闻等地的汉代海外交通遗址、遂溪南朝金银器以及波斯银币窖藏。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上古史、中古史的内容。相关考古成果如广州市文管会等所编《广州汉墓》、《西汉南越王墓》，广西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以及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三大发现》等著作，都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准和学术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如张荣芳、黄淼章先生的《南越国史》、胡守为先生的《岭南古史》、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卷)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专著。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结合文献资料与近年两广、南中国海及越南等地的考古新发现，着力探讨秦汉六朝时期岭南与海外的经贸联系，以揭示岭南社会经济的海洋特色。

一

秦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之君”，开始把岭南纳入帝国版图。但是残暴的秦朝不久在陈胜、吴广农民军的冲击下分崩离析，秦将赵佗在岭南拥兵割据，以番禺为国都，建立起南越国。汉朝初年，南越国达到鼎盛，势力东到闽越，西抵黔滇，南至越南中部，与北方的匈奴并称“强胡劲越”。南越立国90余年，其贡献不仅仅在于按照秦汉制度在岭南推动封建化进程，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还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

先秦时期岭南与南海地区已经有比较密切的经济交往。秦朝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人间训》)秦军分5路征百越，其中一路“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即今广州)在秦代已经是一个有名的都会了。《史记》介绍国内比较著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菑、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番禺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2](《货殖列传》)《汉书》也列举国内7个“都会”，分别是邯郸、蓟、临菑、江陵、寿春、吴、番禺；该书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3](《地理志》)番禺能成为国内商业屈指可数的重镇，与秦代特别是南越国时期经济与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

番禺地区是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和很高技术水平的造船业。1975年和199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掘秦汉造船工场的船台遗址。船台的规模很大，共有三个，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平行并列。根据造船专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适应内河与沿海岸航行的平底船，载重量在30～60吨。船台的年代，始于秦统一岭南，一直沿用到西汉文、景之际。①这说明，在南越国时期，番禺已经成为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船只的造船基地。[2](p283～285)

1986年，在广州市东山农林下路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木椁墓，出土一艘彩绘木船模型。船上前舵有12位划桨木俑，后部是两层木楼。考古学家肯定，这是一艘楼船模型。

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岭南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现。在东耳室出土的B59号提筒器腹中部有一组羽人船纹饰，共有船4条，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鹚首鹚尾；船上有羽旌、长杆、羽纛、木鼓等物。每船有羽人5个，饰长羽冠，有的持弓箭，有的持短剑，有的执首级，有的击鼓，有的执俘虏，船尾1人划桨。每只羽人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从人物形象看，应是越人在船上杀俘祭河神(或海神)的图像。[3](p50～54)

类似风格与内容的纹饰在岭南、西南乃至越南也有发现。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了一件铜鼓，鼓身上的龙舟竞渡、羽人舞蹈图案，风格与南越王墓提筒器图纹类似。[4](p26～28)可能制造于公元1世纪属于越南“东山文化”的铜鼓，鼓身的纹饰描写了头载羽毛的勇士乘战船前去作战的场面，船上设有船舱和作战平台，显示东山民族是一个面对海洋生活的社会群体。也有人认为，这些铜鼓所绘船纹图饰，就是古代越人远航的海船。[5](p51～53)

2004年1月，笔者前往越南沿海港口进行南中国海移民与贸易史调研，在顺化一间饭店发现一件瓷器，上面的羽人舞蹈纹饰与上述图案风格都极为相似。古代越南与华南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上述器物的纹饰，生动地刻录了古代越人擅长舟楫的生活场景，让人惊叹古代越人具有海洋特色的传统艺术的恒久生命力。

从考古发现看，南越国时期船只的推进器有楫、桨、橹，还有尾舵、爪锚等，同时期相比技术很先进。到目前为止，广州汉墓已经发现12件种类不同的木船或陶船模型(不包括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由此可以窥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与进步，这是发展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的基本条件。

南越国时期的岭南与东南亚有海上交通贸易是不成问题的，广州南越文帝陵出土不少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大大丰富了我们认识秦汉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与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相关内容。

据报道，南越文帝陵出土的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器物，都与海外贸易有关。在广西贵县、梧州的南越国墓葬中，也发现有铜熏炉、陶熏炉、陶象牙、陶犀角等器物。这些东西在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也有部分出土，但在中原地区则较为罕见。香炉的出土，说明熏香在南越国时期很流行，而香料除了本地生产外，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可见南越国与南海地区当时存在着可观的香料贸易。
出土于南越文帝陵主棺椁“足厢”的银盒最引人注目。此物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盖与器身饰有蒜子形互间排列的纹带，系捶打(左金右碟)而成；子口合盖、腹盖相合处各饰一条穗状鎏金纹带。银盒的造型与纹饰风格都与汉代及其以前的金属器皿不同，而在波斯帝国(前550～前330)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标本，如波斯帝国早期都城厄克巴坦(Ecbatana)出土的薛西斯王(Xerxesl，前485～前465)金钵刻铭和苏撒(Susa)附近出土的阿塔薛西斯王(Arta Xerxes，前465～前424)银盘刻铭。可以断言，这是一件来自海外的舶来品。有意思的是，这件器物内尚存药丸半盒，而器上刻有汉字，可能是墓主喜爱之物，生前用来盛放药物，死后被用以陪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近年有些学者对“船台说”提出质疑，认为该遗址是南越国时期宫殿建筑遗址。有关考古挖掘与研究还正在讲行之中。

另有金珠泡饰，出土于墓主身上，共32枚，直径1．1厘米，高0．5厘米，焊接工艺极为高超，与中国传统金银钿工迥异，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小珠焊接法完全相同。据国外学者 H．Margon研究，这种焊珠工艺在公元前四千年两河流域的乌尔(Ur)第一王朝已经出现，随后流行于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征后流传到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

在南越国文帝陵西耳室出土的陪葬品有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体形粗壮。此外还有刻画象牙、象牙算筹、残牙雕器等3种。经鉴定，原支大象牙为非洲象象牙，与亚洲象的纤细型象牙不同，不属岭南本地象牙，应该是海外贩运而来。[4](p285～286)[5](p209，138，345～347)
如此之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物品在番禺发现，证明最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已经贯通。这些物品据分析可能是转辗接驳，“重译而至”；航行其间的，可能有波斯商人、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当然还可能有中国商人。广州汉墓出土了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在海上密切交往的见证。
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交往至晚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闍那迦《利论》一书曾谈到公元前四世纪以前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的土产丝织品的区别。广州南越国文帝陵出土了种类繁多的丝织品，在这方面并不亚于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经科学检测，丝织物种类可分为绢、罗、纱、锦，原料大多数为蚕丝。这说明其时的番禺地区已有种桑养蚕的经济活动，而且具备了大量生产高品质丝绸的能力。从墓中出土的“超细绢”来看，南越的缫丝、织造工艺相当高超，这种绢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320×80根纱，为目前所见汉代绢中经纬密度最高的织物。

文帝陵还发现两件青铜印花凸版，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板，花纹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织物金银色印花纹相似，在科学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4](p234～238)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翩翩，南越国以及内地丝绸，是否也可能通过海路销往印度、中亚和欧洲呢?答案应该是十分肯定的。

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中国的木构与西亚的石构各具特点，可视为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分野所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等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发掘了距今约4300～3700年前“哈拉帕文化”的城市遗址，这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代表。这类文明的建筑用烧砖和土坯作建材，近山区的房屋则使用石材。20世纪40年代，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在越南南部安江省龙川西南40公里的奥佑(Oc Eo)发掘了一座年代大约在2～3世纪、属于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遗址。该遗址位于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泰国湾之间平原的Ba The山区，长2英里，宽1英里，呈长方形，周围有护城河与城墙。古城被河道分为约10个区，城里建筑有三类：一是用花岗岩石块砌造的房屋，二是砖砌房屋，三是木结构建筑。考古学家认为，奥佑古城的砖、石砌筑房屋是受到了印度河文明的影响。[6](p145～154)[7](p94～95)
近年来，广州南越国时期考古又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为以往中国秦汉考古所未见。例如解放北路象岗山南越国文帝陵，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画石室墓。1995～1997年发掘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有一座大型石构蓄水池和180米长的曲流石渠；池中有一巨型叠石柱和多件门楣石板、八棱石栏杆、八棱石柱、大型石础等构件，石材为砂岩，打制精工，规格多样。[7](p196)结合南越国文帝陵出土的其他具有西亚特色的器物，这些石构建筑或许说明，南越国时期前后的番禺与扶南的澳佑一样，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有某种联系，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值得继续研究的新课题。

二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汉朝臻于鼎盛，东西方交通循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分途展开。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今新疆，分北、中、南三道穿越中亚，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地区和地中海沿岸，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另外，从巴蜀出发，经身毒(天竺)，也可到达大夏，也就是近年来颇受学者关注的“西南丝绸之路”。

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设儋耳、珠崖、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公元2年即平帝元始二年罢儋耳、珠崖二郡)。除南海郡外，其他都在偏西地区，这说明汉朝在岭南的统治西部重于东部。

从长安南下，通过湘水—灵渠进入岭南，循岭西沿海的徐闻、合浦、日南出海，是通往南海诸国最便捷的海上通道。据文献记载，汉代曾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南七里置左右候官，“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直至唐代，该地仍流传这样一句民谚：“欲拔贫，诣徐闻。”[8](p1087)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徐闻县五里乡仕尾村出土了不少汉代文物，如在华丰岭东汉墓曾出土水晶玛瑙玻璃串珠有282粒之多，推断应该是舶来品。这证明该地可能就是古徐闻港。

在广西合浦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数百座汉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有铜凤灯、铜屋、琉璃璧、琉璃杯、琥珀、玛瑙、水晶、陶器等，经考证其中琥珀雕成的狮子、青蛙及琉璃璧等属于舶来品，原产地在印度、欧洲、非洲等地。而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出土的大量中国汉代日用陶瓷，从其彩釉与胎质来看，则与合浦汉墓出土的我国中原产品一样。这是合浦作为汉代南海交通始发港之一的物证。[11]

班固《汉书》说，由于粤地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中原商人到番禺做生意，有不少人发财致富。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州汉墓出土了大批蚀花珠串、玛瑙珠、玛瑙串珠、琉璃珠、琥珀珠、蓝色玻璃碗，还有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座灯等，这说明番禺不仅是交趾诸郡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与内地和海外市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海内外的商货都在这里集散。

元鼎六年，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最远曾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进行官方贸易，这标志着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海洋航路的正式对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条海上航路的走向为：
自[岭南]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海上通道所经国家的具体地望，中外学者有不同看法。都元国，或以为系都昆、屈都昆、屈都乾之同名异译。故地有在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二说。

谌离国，有的说在泰国西岸，有的说在缅甸东南岸，也有主张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北部、加里曼丹岛、印度东北岸等地。

夫甘都卢国，一般认为在缅甸西南部，或在卑谬(Prome)附近，或即蒲甘(Pagan)古称Pugandhara的译音。也有认为在马来半岛北部、印度尼西亚爪哇、加里曼丹岛、印度等地。

黄支国，一般认为即建支、建支补罗，即今东印度南部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Z． Pattabiramin)在康契普腊姆附近的本地治里发现一个古罗马时代的海港遗址，也就是《厄里克里亚航海记》提到的印度东海岸著名商港波杜克(Podouke)。遗址同时出土了罗马帝国遗物以及中国南宋龙泉窑青瓷碗，说明这个海港大概衰落于公元12～13世纪。
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Wheeler)和印度考古学家对该地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直接由罗马人或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人、埃及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出土有希腊的安佛拉式罐，有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玻璃器、绿釉陶片、钱币，有印度香料、宝石、珍珠、薄棉轻纱，还有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有古泰米尔语题名的陶器等遗物。这证明该港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后期，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至公元2世纪末，是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心。[12](p54～56)汉朝译使曾在武帝时代到达黄支，民间商人参与这里的商业盛会应该在此之前。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黄支国在克里纳河人海口之维查雅瓦达(Vijayawada)，即康泰之横趺国。还有认为在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 muz)、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亚齐和马来半岛等不同的看法。

己程不国，多谓即今斯里兰卡，古读“己秩不”，为斯里兰卡古巴利文狮子国(Sihadipa)的译名。一说在今印度东南钦格耳普特(Chingleput)，还有认为在今印度西南部、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非洲埃塞俄比亚等说法。

汉代著名诗人扬雄曾作《交州箴》，叙述汉朝远航黄支的史事：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叛逆。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
航海三万，来牵其犀……[13](p116)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汉朝使团“赍黄金、杂缯而往”，交易海外珍异，这是中国丝绸输往南海的最早记录。二是汉朝宫中机构黄门的译长在海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黄门隶属于主管皇家事务的少府，专门为皇室生活消费服务，而黄门官员由宦官构成。这样，汉朝开创了朝廷委派宦官管理海外贸易、贸易收入并将其纳入皇室宫廷财政的制度先例。
冯承钧先生认为，“南海道之开辟，或在西域道之先”。[14](p7)从东南沿海特别是交、广地区出发，循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与陆路殊途同归。而外国商使也沿着这条航道，往来于交趾等沿海地区，或进一步深入内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马尔库斯·奥勒略·安东尼努斯皇帝)派使团由海路来到日南，进献象牙、犀角、玳瑁。英国汉学家裕尔(H．Yule)怀疑这个使团不是马尔库斯·奥勒略皇帝派出的，而是由某一个叙利亚商人率领的。[15](p36)不管怎样，这时东西方的海路通道已经开辟则是毫无疑问的。汉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遣使朝贡，“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16](《南蛮西南夷列传》)延熹二年、四年，印度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慧皎《高僧传》谓：“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17](卷一)。

三

六朝时期，偏安南方的江左政权为增强国力，抗衡北方，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如东吴的屯田、东晋南朝的侨州郡与土断、开放山林川泽与实施占山法、督导农桑等，这些对南方经济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逃避战乱的北方士民，这不仅增加了南方的人口，而且增进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与融合。因此使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进入经济大规模开发时期，形成三吴、会稽、番禺、荆湘等经济区域，昔日南方“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经济不发达状态大为改观。
随着经济开发的加速，岭南造船业有了较大进步，这时南海海船有4帆或7帆，为远距离航行创造了条件。中国海商能够利用信风，掌握航程，定期往返于印度和波斯湾等地。

为开拓外交空问，江左政权加强了对南海诸国的联系。东吴黄龙二年(230)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值洲。黄武(222～228)、黄龙(229～231)年间，吕岱平交趾、九真，“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18](《吕岱传》)《梁书》云：“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19](《南海诸国传》)

刘宋时期，“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20](《夷蛮传》)循海路前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越来越多。萧梁时期，海南诸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9](《诸夷传》)其中大秦、中天竺(即印度)、师子(今斯里兰卡)、罽宾(今克什米尔)、林邑、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金邻(今泰国)、顾逊(在今马来半岛)、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诃罗单(在今印尼爪哇)、干陁利(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婆利(今印尼巴厘岛)、丹丹(在今马来西亚)、盘盘(在今马来西亚)等国均前来朝贡，梁武帝时天竺复遣使贡献。唐以前，印度“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21](《边防典·天竺》)

六朝时期海外贸易以东南沿海的广州、交州为中心，出口商品有丝织品、陶瓷、金银器、漆器等，进口有香料、异果、珍珠、珊瑚、琥珀、水精、金、银、琉璃、珠玑、金刚石、郁金、苏合、象牙、犀角、吉贝、斑布、兜鍪、珊瑚等。

从梁代开始，岭南形成以专卖为中心的贸易管理制度，对进口货物作价收购，再高价抛售，以从中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以为上供与补助地方财政。史载“(梁代)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22](《王僧孺传》)这里的州郡，是指广州地方政权。《南齐书》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23]((《王琨传》)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沿海和南海海域多次发现的与海上交通相关的遗物、遗址，都证明六朝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规模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波斯、拜占廷等国家或地区都有贸易联系与文化交流。l975～1976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到南朝六耳罐、陶杯等物，这无疑是当时中国陶瓷运销海外时遗留下来的。[24](p43)
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附城边湾村的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波斯银币，成为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的重大发现。其主要器物如下：
波斯银碗：通高8厘米，口径最大直径18厘米，圈足径7厘米，习惯称为十二折银碗，并且题有铭文。据姜伯勤先生研究，银碗的题铭与伊朗北部德·拉曼、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汗近郊契列克出土银碗所题的阿拉美文题铭相吻合，而阿拉美文字曾使用于萨珊王朝时期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和花刺子模，因而遂溪出土的十二折银碗可以归类于萨珊式银器中的“东伊朗组”。证诸汉末粟特在交趾定居的记录，东伊兰人包括粟特商人在南朝时期的岭南沿海有活动是毫无疑问的。[25](p21～33)

银簪：残长3.5～4厘米，数量颇多。器首作花瓣形，下端残断。器身饰圆圈纹。从器形风格看，亦为舶来品。

鎏金器：高7.2厘米，口径8.3厘米。里外鎏金，捶击成型，器表錾刻鱼、鸟、飞凤、忍冬纹、莲瓣纹等。

银镯：左，出1件，直径8.5厘米，肉厚1.5厘米，重295克，器表刻四瓣十字花纹；右，共出12件，直径8厘米，肉厚09厘米，重145克，素面。

金镯：直径5.8厘米，肉厚0.4厘米。

20世纪初以来，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1000余枚外国钱币，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甘肃、辽宁、青海、浙江等地的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墓葬中，发现了40余枚公元5～8世纪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钱币，这些古钱币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对外交通与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

遂溪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的波斯银币，据报道不少于一二百枚，更是大大增添了中国古罗马钱币的收藏品种。这些波斯银币为萨珊王朝卑路斯(Peroz)、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Ⅱ)、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所铸的银币，均作圆形，分为四式：

(1)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383～388)银币，3枚，正面中间为王像，王冠冠上有圆球，背面有祆教祭坛。火坛为二级，星为五芒。祭坛两边各有穆护(祭司)一人。同类银币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与可喇和卓高昌古城遗址也有发现。

(2)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Ⅱ，438～457)银币，5枚，王冠前多一新月，周围只绕单一联珠圆圈，背面祭火坛座为三级，星为六芒。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五级浮屠石函所出为同类货币。
(3)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A型，1枚，径2．7厘米，厚1厘米，重23克左右。正面铸一半身王像，头戴王冠，冠两侧带雉堞饰物，上并展一翅膀；冠顶铸一新月，环抱一圆球；人像作深目高鼻，下颌挂一串联珠，两眉各飘一绸形饰带；右带前端铸有钵婆罗文铭文。背面中立祭坛，坛座分三段，中心柱较细；坛上部分铸三级，最末一级由点纹组成三角形火焰；坛柱两侧各飘一串珠饰，火焰左侧铸有五角星，右侧铸一新月；下部站立有祭司，祭司左旁刻有铭文。
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B型，11枚。王冠后无带雉堞饰物，冠上有一对艾吃、翼翅，上托圆球，背面亦有铭文。[26](p92～104)

20世纪60～80年代，广东英德县洽涯南齐墓和曲江县南华寺也出土过波斯银币。英德、曲江位于古代广州北上中原与江南的主要通道上，遂溪地处粤西沿海，与汉代海港徐闻、合浦相距不远，这些地方出土的波斯银币显然是当时外商前来岭南贸易而遗留下来的，这为研究当时的岭南与南海贸易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也填补了中国与伊兰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对东西方交通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冈崎敬指出，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27](p8)公元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曾经是白银通货流通区；公元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40年代，以唐朝铜钱规制所代表的货币文化影响了河西地区，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同时使用金银与铜钱的特殊货币区。如同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也通用银钱一样，六朝隋唐时期的岭南也形成“一个由国际贸易引发的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25](p21～33)[28](p67～92)这时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岭南流通领域，充当价值尺度与交换手段，遂与国家的法定货币布帛、铜钱等并行不悖。遂溪、英德、曲江等地的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2001年2～3月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抢救挖掘了一座东晋墓。据研究，墓主是很有身份的人，曾被封为“苍梧广信侯”。出土器物有1件玻璃器，重54克，口径8.8厘米，高7厘米，与江苏南京仙鹤观六号晋墓出土的2件玻璃钵基本相同，也与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1件磨花玻璃碗接近，它很可能来自西亚。肇庆为西江交通枢纽，此玻璃器当是从广州输入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金手镯、金指环各1件，银叉簪耳勺各1件。[29](248～264)

同样，在东南亚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能经常见到与东西方贸易有关的文物，例如中国的外销产品陶瓷等，这对于研究岭南海外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邑位于越南中部，原为汉日南郡象林县地，是占婆人的故乡。公元3世纪以后，占婆国势渐盛，疆域北至安南横山，南抵大岭，东临大海，西界老挝，成为东南亚早期的主要国家。他们谙熟航海，主要从事捕鱼、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从美山(My Son)、同阳(Dong Duong)和茶乔(Tra Kieu)等地留下的令人惊叹的庙宇群落、数量众多的文物和用梵文与占文组成的碑铭看，占城是个印度化的国家，信仰印度教、佛教，使用占文、梵文，同时它也曾经归入中国版图，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也很深刻。在茶乔遗址，不仅出土了东印度罗马风格的陶片，而且还有汉代风格的瓦砖，这是占婆与中国密切交往的物证。[30](p208～215)
扶南是中南半岛上的大国，大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直至公元6世纪。2～3世纪，来自印度、中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波斯萨珊帝国的一些水手也出现在这里。扶南商人运载着来自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以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在贸易中，岭南是扶南商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在奥佑古城挖掘出大批文物，包括印章、护符(货牌)，这是商业贸易活动的见证。其中有些黄金戒指刻有神牛像，有的印章刻有印度布拉夫米文姓名，这是作为商人的印信使用的。铅制货牌上铸有插花壶瓶、金刚杵、贝壳纹等古代印度常见的装饰图纹，上面有布拉夫米文的“贵重品”、“注意”等字样，用于标识商品。另外，遗址还出土一面中国汉代的铜镜以及古罗马金币，有些金币是安东尼王朝铸造的，这说明奥佑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在罗马、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7](p94～95)[8](p145～154)

四

中国是个以大陆为主体的国家，同时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洋。与平原沃野的农民以土地为生存基础一样，沿海地区民众擅长舟楫与航海之术，水行山处，“以海为田”，主要经济活动包括渔猎、养殖、制盐、采珠等，再加上商业贸易，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明显的海洋特色。沿海民众不断发明创造，海洋活动与生产能力逐步提高，经验也逐渐积累，创造出许多令后人赞叹不已的海洋文明奇迹。

考古发现显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文明还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存在着某种联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广西柳江人头骨与澳大利亚的“基洛人”(Kellor)头骨形状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Wadjak)、菲律宾的“塔邦人”(Taban)、加里曼丹的“尼阿人”(Nian)、新几内亚的“艾塔普人”(Altape)也都与澳大利亚人种有若干相似的特征，这暗示了亚洲原始人类存在着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可能途径。而这条路径，很可能预示着航海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31][32](p97～98)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例如有段石锛以及作为饕餮纹祖型的夸张、突出眼睛部位的神人兽面纹的艺术风格等，与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从华南到南太平洋诸岛，以海岛为基地，借助规律性的海流、季风，独木舟就可以飘过去，直到新西兰岛，一年可以往返一次。中国中、西南部与印度次大陆的关系，以华南到云贵高原的有肩石器(斧、铲)为典型，有肩石器的分布到印度河为界，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相衔接。[33](p1～8)

岭南是我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先秦时期，生活在华南沿海的越人水行山处，“饭稻羹鱼”，善于舟楫与航海，江湖河海成为人们从事渔业、养殖、制盐、采珠等活动的场所，从中索取在陆地上不可取得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海洋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纹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考察了公元15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该城距海三十法里，城中水面密布，随潮涨落，海舶、帆船或欧洲三桅船以及舢舨船可以在此相会，舢舨船借运河之便能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34](p594)在人类航海的“帆船时代”，地理与区位因素是一个港口发展的持久性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秦汉以降，“地当要会”的交广地区对外贸易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门户。《隋书》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35](《地理志》)
确实如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所说，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36]海外贸易是古代广东最有特色的经济部门，与内地其他区域比较，岭南社会经济带有更多的海洋气息。

参考文献：

[1]刘安．淮南子[M]．四库全书本．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6]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7]戴尔·布朗主编，王同宽译．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M1．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8]谢崇安．雨林中的国度——追踪东南亚古代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9]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

[10]李吉甫著，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雷州[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梁思奇．合浦古汉墓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证[Z]．“国学网”2002—7—29．

[12]林梅村．古代东西方的海上交通[A]．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

[13]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州部[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

[14]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5]H．裕尔(H．Yule)撰，H．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慧皎．高僧传：译经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8]陈寿．三国志：吴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2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M]．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5]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A]．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M]．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

[26]王贵忱，王大文．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看广州海上丝绸之路[A]．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M]．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

[27]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A]．东西交涉的考古学[M]．东京：平凡社，1973．

[28]李庆新．唐代广东“民罕著本”与商业经济的发展[A]．岭桥春秋：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市博物馆．广东肇庆市坪山东晋墓[A]．邱立诚主编．华南考古：1[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0]Ian C．Glover ＆ Mariko Yamagata．The Origins of Chain Civilization：Indigenous，Chinese and Indian Influences in Central Vietnam as Revealed by Excavations at Tra Kieu，Vietnam 1990 and 1993[M]．东南亚考古论文集[C]．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 Nicholas)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1[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1]吴汝康．亚洲早期人类的分布与澳大利亚的关系[J]．人类学学报，第7卷第3期．

[32]杨式挺等．广东通史：古代上卷[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3]郭大顺．苏秉琦先生谈“岭南考古开题”[A]．邱立诚主编．华南考古：1[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4]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35]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6]中村久四郎．唐代的广东[J]．日本：史学杂志，1915(3～4)．朱耀廷译．岭南文史，1983(1)(2)．

收稿日期
2005—10—25
作者李庆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古代史]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