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20:01

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王子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5)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提要]西汉对南越战事中因“署湿”导致“士卒大疫”的历史记录，或许应当看作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而《淮南子·地形》所谓“障气”，可能就是“瘴气”。东汉至于晋时对南方的开发，留下了更多有关“瘴气”的文字遗存。当时人对于“瘴气之害”的地理分布及其季节性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总结和分析相关文化信息，对于理解汉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显然是有益的。一些学者在对“瘴气”的研究中使用了文化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病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和解释，或许更为重要。

[关键词]汉晋
湿疫
瘴气
障气
[中圈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3-0005-09
[收稿日期]2005-08-28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历史文献对于汉晋时期经营南方的记录，涉及中原人对南土“湿”“暑”的深切感受，也留下了对“瘴气”危害的早期记忆。讨论相关问题，有益于透视当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而提供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汉晋历史文化的条件。而在逐渐认识“瘴”和“瘴气”的漫长过程中汉晋时人的贡献，显然也值得研究者重视。

一
岭南“湿疫”

因秦末特殊的政治背景，出现了南越政权。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和龙川令赵佗策划割据，利用“负山险，阻南海”的地理条件，“急绝道聚兵自守”，除南海郡外，又控制了桂林、象郡地方，实际上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皆为其所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高祖初定天下，因为久经战乱，“中国劳苦”的缘故，当时以宽宏的态度容忍了赵佗政权在岭南的割据。又曾经派遣陆贾出使南越，承认了赵佗“南越王”的地位，希望他能够安定百越，并且保证“南边”的和平。在高后专制的时代，“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似乎曾经采取了与南越实行文化隔闭、文化封锁的政策。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吕后派周灶发军击南越，于是，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对于周灶南征战事，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中只有如下简单的记述：“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①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因为对当地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逾岭，两军事实上在南岭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司马迁所谓“隆虑离湿疫，(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所谓“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体现出岭南开发曾经受到因“暑湿”导致的“士卒大疫”的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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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马贞《索隐》：“韦昭曰：‘姓周’”。
②参看王子今：《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佗城开基客安家：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秦汉时期“中士”与“南边”的关系及南越文化的个性》，《秦汉史论丛》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代，陆贾再一次出使南越：“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越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宣布取消帝号。《汉书·南粤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其大意略同。其中也有“南方卑湿”语。
“卑湿”的说法，作为地理条件评价，屡见于两汉史籍。最著名的，是“长沙卑湿”①、“江南卑湿”②、“南方卑湿”③等。而张骞提供的域外知识中身毒、天竺地方“卑湿暑热”④云云，也是讨论本文主题时尤其应当注意的。
据《汉书·严助传》，在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曾为言“南方地形”，也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对于所谓“近夏瘅热”，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的解释：“‘瘅热’即盛热，言南方暑湿之地，近夏则盛热。”其实，“瘅”字从“广”，似不应解为“盛”。所谓“瘴热”，当是指南方湿热之疾。《素问·脉要精微论》：“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王冰注：“瘅，为湿热也。”刘安所谓“瘅热”，很可能是说湿热之疾流行。下文“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也是我们在讨论“瘴气之害”时有必要重视的信息。

二
马援故事

有关南方“暑湿”“瘅热”的另一次明确的记载，又见于两汉之际史事。

汉光武帝十七年(41年)至十九年(43年)，交阯征侧、征贰暴动，名将马援率楼船师远征。据《后汉书·马援传》，“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耻。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该传中，马援对属下官吏，有一番关于人生志向的诚恳表白：
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站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

于是吏士皆伏称万岁。对于所谓“仰视飞鸢足占跕堕水中”，李贤的解释是：“鸢，鸱也。踣跕，堕貌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刘攽曰：案文，‘重’，当作‘熏’。周寿昌曰：案‘重蒸’，言‘下潦上雾’，两重相蒸也，不必改‘熏’。王先谦曰：《东观记》作‘熏’。案‘重’字亦通。”⑤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按，《袁宏纪》，‘重’作‘浮’。”⑥也就是说，写作“毒气浮蒸”⑦。

据《后汉书·马援传》，汉光武帝二十四年(48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次年，军至临乡，“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传文又写道：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搤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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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
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下》。
③《史记·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爰盎传》、《南粤传》。

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天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⑤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第306页。

⑥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二册，第441页。
⑦袁宏《后汉纪》卷7“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作“当吾在浪泊西时”。

壶头山在今湖南沅陵东北沅江南岸，充县则在今湖南桑植。“从充”即沿澧水行军，“从壶头”即沿沅水行军。“从壶头”路近水险，方有经历今湖南吉首地方当时称“武溪”的沅水支流的故事。所谓因“暑甚”导致“士卒多疫死”，而“援亦中病”，应是极严重的疫情记录。《古今注》卷中写道：“《武溪深》，乃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日《武溪深》。其曲日：‘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卷下则题为《武溪歌》，《乐府诗集》卷74又题作《武溪深行》①。其中所谓“毒淫”一语，透露出“士卒多疫死”的直接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炎气”“暑甚”，即气温之高。

所谓“毒气”、“毒淫”，似乎与后来通常所说的“瘴气”有相近的涵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就认为马援军遭遇的正是“瘴毒”。《水经注·沅水》：“(夷山)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援就壶头，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终没于此。”马援回忆“在浪泊、西里间”事所谓“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化入《武溪深》“鸟飞不度”辞句②，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关马援南征征侧、征贰事迹的记述中，可以明确看到有关“瘴气”的文字。

《后汉书·马援传》说到他死后被无端诋毁的遭遇。马援曾经从南土向中原转运薏苡实，被诬为明珠文犀等珍宝，于是激起帝怒，以致妻子不敢为他行常规葬礼。后来其兄子马严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方才得以安葬在家族墓地。关于“薏苡实”的情节，《后汉书·马援传》写道：
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栽还，皆明珠文犀。

李贤注：“《神农本草经》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
后来有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陈列马援往年功绩，其中说道：“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朱勃又说：“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寒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③这里所谓“触冒害气”，和后来“瘴气之害”的说法颇相接近。已有学者指出，此“害气”，“其实就是瘴气”④。正是出于对被称为“害气”的“瘴气”的恐惧，不仅郡治在今越南河内东北的“交阯”，甚至武陵郡属县“临乡”地方，也都被看作“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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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欧阳修《集古录》卷3《桂阳周府君碑》：“右汉桂阳周府君碑，按《韶州图经》云：后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按庙在乐昌县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惊湍激石，流数百里。昔马援南征，其门人辕寄生善吹笛，援为作歌和之，名日《武溪深》，其辞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淫。’”北宋人郭祥正《武溪深呈广帅蒋修撰》写道：“滔滔武溪一何深，源源不断来从郴。流到泷头声百变，谁将玉笛传余音。潺潺泠泠兮可以冰人心，胡为其气兮能毒淫?汉兵卷甲未得渡，飞鸢跕跕堕且沈。天乎此水力可任，蛮血安足腥吾镡。功名难成壮心耻，马革裹尸亦徒尔。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萧萧篁竹里。风来尚作笛韵悲，婉转悠扬逐船尾。”(《青山集》卷3)宋人周紫芝《武溪深》写道：“五溪妖蛮盘瓠种，穴狐跳梁恃余勇。汉庭老骥闻朔风，两耳如锥四蹄踊。南方毒雾堕跕鸢，五溪溪深军不前。健儿六月半病死，欲渡五溪无渡船。将军誓死心独苦，本为官家诛黠虏。谁知君侧有谗徒，刚道将军似贾胡。人生富贵一衰歇，会令薏苡成明珠。祁连高结卫青冢，文渊藁葬无人送。至今行客武溪傍，谁为将军一悲恸。”(《太仓梯米集》卷1)“南方毒雾”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又明人僧宗泐《武溪深》：“滔滔武溪，载广载深。我今欲济兮，畏此毒淫。武溪滔滔，飞鸢踮足占。我不先济兮，士不敢涉。既济既涉，我师孔武。蠢尔有蛮，服我王度。”(《全室外集》卷2)也说到“畏此毒淫”。明人王世贞《武溪深》：“于嗟武溪，一何毒煎。飞鸢站站，堕人马前。畴能衔恩贪百年?”(《弁山四部稿》卷7)则用“毒煎”语。

②后人又渲染为“汉兵卷甲未得渡，飞鸢跕跕堕且沈”，“南方毒雾堕跕鸢，五溪溪深军不前”，“武溪滔滔，飞鸢跕跕”，“于嗟武溪，一何毒煎。飞鸢站站，堕人马前”。

③《后汉书·马援传》。
④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三
“瘴气致死亡”：中原人的历史记忆

北边居民对于南土“瘴气”的认识，也可以通过东汉末年公孙瓒的事迹得以反映。《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记载：“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为郡门下书佐。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①辽西令支，在今河北迁安西②。

不过，如果说，“日南瘴气，或恐不还”只是体现了像公孙瓒这样的生长在辽西的北边人对日南地方生存环境的识见，似有不妥。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何焯曰：‘瓒，辽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惠栋曰：‘案《谢承书》，乃泣辞母墓也。’”③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沈家本曰：‘按，此疑于北芒设位遥祭其先耳。下文便当长辞坟茔，《魏志》与先人辞于此。此陈胜于范也。’又曰：‘赵一清谓辽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据。但瓒此时随刘守诣廷尉，不得在辽西也。’”④《太平御览》卷422引《英雄记》：“公孙瓒字伯琏，为上计吏。郡太守刘基为事被征，伯珪御重到洛阳，身执徒养。基将徙日南，伯珪具豚米于北邙上祭先人。觞醊，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观者莫不歃欷。”则明说是在洛阳北邙。所谓“时见者莫不歔欷”，“观者莫不歔欷”，或许即反映了“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云者，其实是中原地区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⑤。
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又发生了“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发动的暴动。日南郡治在今越南广治北，象林在今越南会安南。《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5止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孰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第二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讨论决策，“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提出反驳意见，指出七条“不可”的理由，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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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公孙瓒传》：“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61—62页。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按，《清一统志》，令支故城，在今永平府迁安县西。”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3册，第1113页。

③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827页。

④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3册，第1114页。
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载录“太祖与苟或书，追伤嘉”者：“……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可以参考。
⑥李固提出的七条理由是：“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

国学 · 发表于 2010-10-10 23:20:21

四
障气·瘴气

《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写道：“永安元年，征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在虎林。中书丞华覈表荐胤曰：‘胤天姿聪朗，才通行絮，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已有学者指出，两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①。其实，“瘴气”的“绝息”，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历史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生态条件的演化②，而与所谓“天威”或者行政长官“惠风横被，化感人神”的“恩信”原本无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中所谓“暴风瘴气之害”，原本作“旧风障气之害”。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岁有(旧)[暴]风瘴气之害”，《校记》：“暴风，何焯据《册府元龟》改。”③卢弼《三国志集解》卷61：“何焯曰：‘旧’字当从《册府》作‘暴’。卢明楷曰：‘旧风障气之害’疑有误。观下文‘折木飞砂转石’，则‘旧风’当作‘暴风’；‘雾郁飞鸟不经’，则‘障气’当为‘瘴气’也。”《文选》卷28鲍明远《乐府八首·苦热行》：“鄣气昼熏体，蔺露夜沾衣。”李善注：“《吴志》《华覈表》曰：‘苍梧、南海，岁有疠风鄣气。’”④有可能《陆胤传》“岁有旧风障气之害”，起初写作“岁有疠风鄣气之害”。

其实，“瘴”写作“障”，在汉代文献中仍有它例。如《淮南子·地形》：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对于其中的“障气多喑，风气多聋”，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四》写道：“‘障气’本作‘水气’，后人以‘水’与‘泽’相复，故妄改为‘障’耳(《礼书》引此已误)。不知凡水皆谓之‘水’，而水钟乃谓之‘泽’(见《周礼·大司徒》注)。且‘泽气’与‘山气’相对，‘水气’与‘风气’相对，义各有取，改‘水’为‘障’，则义不可通矣。《太平御览·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内两引)引此并作‘水气’，《酉阳杂俎·广知》篇同。”⑤于鬯《香草续校书·淮南子》讨论《淮南子·地形》“木气多伛”句时说，“疑‘木’乃‘水’字之误。王《杂志》据《太平御览》诸引及《酉阳杂俎·广知》篇，以上文‘障气’为‘水气’之误。鬯窃谓此如作‘水气多伛’，则上文‘障气多喑’不误。若上文作‘水气多喑’，则此合作‘障气多伛’。要‘水’‘障’二字互误有之。若王氏以‘障’字为后人妄改，是直谓凭空改出一‘障’字。后人虽‘妄’，未至此也。”⑥梁履绳说，“‘障’即‘瘴’也”⑦。何宁也认为，“‘障气多瘖’，‘障’当是‘瘴’的叚字。”“医籍瘴当训淫邪，《广韵》谓热病，与风适对，王以为后人妄改‘水’为‘障’，虽多引类书为证，未可从也。于氏谓‘木气’当为‘水气’，或‘水、障两字互误有之’。然上文云‘土地各以类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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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②《南齐书·河南传》：“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所谓“瘦地辄有郭气”，正体现了相近似的情形。“瘦地”，应是指贫瘠少人之地。“鄣气”就是“障气”。

③《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509页。
④《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中册，第404页。诗句极言南行艰险：“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El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鄣气昼熏体，蔺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财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李善注引曹植《苦热行》：“行游到日南，经历交阯乡，苦热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⑤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04页。

⑥于鬯：《香草续校书》，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530页。
⑦转引自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453页。

木与伛类，似为近之，作‘水’或‘障’，则不可解矣。”①如果“‘障’即‘瘴’也”的说法成立，则有益于充实对“瘴气”早期认识的理解②。

又《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上疏，说到“南方暑湿，障毒互生”。“障毒”就是“瘴毒”③。
《文选》卷6左思《魏都赋》：“宅土煸暑，封疆障疠。”张载注：“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可知“瘴”“障”通用。卷28鲍明远《乐府八首·苦热行》：“鄣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李善注除前说《吴志》《华覈表》外，又引宋《永初山川记》曰：“宁州鄣气蔺露，四时不绝。”张双棣以为：“盖谓岚鄣之气也。皆不作瘴字。”④《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这样评价东晋的经济地理和生态形势：“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业．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则“瘴气”依然写作“障气”。其实，在汉代人的意识中，“瘴气”一语已经有比较确定的涵义了。《说文·阜部》：“障，隔也。”“瘴”写作“障”，应与这种自然现象阻断交通的作用有关。而“障”和“嶂”之相通，则与瘴气往往发生在原始山林的情形也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了“临漳郡”地名和当地瘴气盛行的关系⑤，则这里的“漳”似是说水上之“瘴”。唐人“瘴江”称谓的由来⑥，也可以得到理解。

五
南方的“瘴”：东南和西南

西晋时期已经有学者就“瘴气”的分布区域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即“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

据说成书于西晋时期的《南方草木状》卷上写道：
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⑦

这是说的“交广”“瘴疫”。有人说，“地瘴无不生杨梅。”⑧以为杨梅的分布，和当时“地瘴”流行的区域大体一致。⑨《说文·雨部》：“霰，稷雪也。”有人以为即闽地俗说“米雪”，并以“瘴疠”为说⑩。这一现象，自可与闽地“瘴疠”联系起来理解。
汉晋西南地方的“瘴”，也为当时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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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上册，第339页。

②左鹏说：“至晚在东汉初年，人们已对交5止(约今越南北部)之瘴气有了认识，比之更早的时代有无此说则不得而知。”《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淮南子·地形》所见“障气”，或许可以看作“比之更早的时代”对于“瘴气”“有了认识”的实例之一。

③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一文以为：“东汉人对瘴的认识似乎并不复杂，它只搭配成了两个词，即瘴气、瘴疫。”似乎忽略了“障毒”即“瘴毒”。而论者是注意到《后汉书·杨终传》中的这条资料的，并写道，包括这条资料，“则《后汉书》对‘瘴’的记载可有六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258页。

④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453页。今按：李善注引宋《永初山川记》：“鄣气菵露，四时不绝。”又说：“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触之，肉即溃烂。”

⑤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

⑥《旧唐书·地理志四》：“(廉州)州界有瘴江，名合浦江。”《唐才子传》卷8录韩愈诗：“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如张说《南中送使二首》其二“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张燕公集》卷6)；柳宗元《岭南江行》诗“瘴江南去入云烟”(《柳河东集》卷42)；刘禹锡《伤秦姝行》诗“舜华零落瘴江风”(《刘宾客文集》卷30)；王建《送流人》诗“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王司马集》卷3)；元稹《酬东山李相公十六韵》“腊月巴地雨，瘴江愁浪翻”(《元氏长庆集》卷8)等。

⑦因芒茅黄枯时节的瘴疠，后世又有“瘴茅”之说。宋苏轼《虔守霍大夫见和复次前韵》诗：“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东坡全集》卷225)

⑧《尔雅翼》卷12“杨梅”：“杨梅木若荔支，叶细阴，青实如谷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五月中熟。江淹颂云：‘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绣壑，照霞绮峦。’张司空云：‘地瘴无不生杨梅者。’”

⑨《辞海·生物分册》“杨梅”条：“(杨梅)性喜温湿，耐荫，适于红黄壤栽种。”“原产于我国，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5年，第212—213页。
⑩《埤雅》卷19：“《说文》曰：‘霰，稷雪也。’闽俗谓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谓‘稷雪’，义盖如此。今名‘濇雪’，亦曰‘湿雪’，然腊雪握之辄聚，立春以后，不复可抟，略如霄雪，亦以微温薄之故也。里语以为‘春雪不能蠲压瘴疠’，其以此乎?”对于《说文》所谓“霰，稷雪也”，段玉裁注：“谓雪之如稷者。《毛诗传》曰：‘霰，暴雪也。’‘暴’，当是‘黍’之字误。俗谓‘米雪’，或谓‘粒雪’皆是也。”

《太平御览》卷990引《本草经》曰：“升麻，一名周升麻，味甘辛，生山谷。治辟百毒，杀百精殃鬼，辟瘟疾瘴邪毒蛊，久服不夭。生益州。”这是“益州”有“瘴邪”危害的证明。据说生存于南中地方的一种鹦鹉，可以引发称作“鹦鹉瘴”的疾病①。左思《魏都赋》说吴、蜀之地“宅土熇暑，封疆障疠”。张载解释说：“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如此则左思的意思是，东南的吴和西南的蜀，其南部都是“瘴气”危害严重的地区。张载的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以蜀人恃险好乱，著铭作诫，“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②。看来所谓蜀地其南“有瘴气”的说明，是来自亲履蜀道得到的认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兴古郡，建兴三年置。属县十一，户四万，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多鸠獠、濮，特有瘴气。”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永昌郡传》：‘(兴古郡)纵经千里，皆有瘴气。菽谷鸡豚鱼酒不可食。皆(疑当作‘若’)食啖，病害人。’④又旧《云南通志》称广南府气候：‘地少霜雪，山多雾岚，三时瘴疠，至冬始消。’”⑤对这一地区“瘴气”认识的生成，自然不必限定于《华阳国志》成书之后。又同书卷10上《先贤士女总赞上·蜀郡士女》有“孟由至孝，遐弃晞风”语，说：
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得碧珠，以求父。一至汉中，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时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王商，刘璋时任蜀郡太守。李苾，晋惠帝时任成都令。⑥禽坚事迹当发生在汉末。“一至汉中”，刘琳以为“汉中当作汉嘉”，“汉嘉为少数民族区域，近越嶲，故禽坚寻父至此。汉中远离越离，南辕北辙，于理难通。”⑦任乃强以为“‘汉中’为‘南中’字讹也”，“坚既知其父陷在越嶲，则当向西南夷中寻之，不得反向东北至汉中寻父。”⑧从交通条件的比较而言，大约川陕通道开启较早，而“南中”道路“瘴毒狼虎”之害更为严重。
《蜀鉴》卷9引李膺《益州记》：“泸水源出曲罗，东下三百里，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为难。”又引《水经注》：“泸津水又东径不韦县北而东北流，两岸皆高山数百丈，卢峰最为高秀，孤高三十余丈。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差无害。”今本《水经注·若水》：“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兰仓水)又东与禁水合，……此水傍瘴气特恶。”“禁水又北注泸津水，又东迳不韦县北而东北流，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为杰秀，孤高三千余丈。是山于晋太康中崩，震动都邑。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故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⑨《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嵩，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按照郦道元的说法，“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则“瘴气之害”最严重者，在“三月、四月”，诸葛亮“五月渡泸”，是有意避之。《益州记》说“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似应理解为虽知其“艰”，但求其“安”，也说出军时机的确定，在于有意避其“杀气”。当时人们对于“瘴气之害”季节性特征的认识，值得交通史学者和生态史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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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尔雅翼》卷14“鹦鹉”；“鹦鹉能言之鸟，其状似鹗，青羽赤喙足，陇右及南中皆有之。然南鹦鹉小于陇右，飞则千百为群，俗忌以手触其背，犯者多病颤而卒，名‘鹦鹉瘴’。”

②《晋书·张载传》。

③《续汉书·郡国志五》“牂柯郡谈指”条下刘昭《注补》引《南中志》曰：“有不津江，江有瘴气。”

④《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又曰：永昌郡在云南西七百里。郡东北八十里泸仓津，此津有鄣气，往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闷乱。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枝则折，中人则令奄然青烂也。又曰：兴古郡在建宁南八百里，郡领六县，纵经千里，皆有瘴气。蒜谷鸡豚鱼酒不可食，皆食啖病害人。郡北三百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瘴。”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455页。

⑥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727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726页。

⑧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8页。
⑨《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泸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经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故诸葛亮《表》云‘五月度泸’，言其艰苦也。”应是据《水经注》说。

西南地方的“瘴气”，如杜甫诗句“瘴疠浮三蜀”①所说，在唐代已经成为醒目的生态地理现象。然而对这一现象的最初认识，可以追溯到禽坚生活的时代。

六
关于所谓“冷瘴”

后世对于“瘴气”的历史记录和文化感觉，似与汉晋时期有所不同。特点之一，是“瘴气”这一语汇所指代的内涵有所扩衍。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出军“讨吐谷浑什寅”，《魏书·高宗纪》：“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疾疫，乃引军还。”有学者指出：“西宁以西的地方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北魏的军队在此遇到瘴气，大概是因高山反应及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②，又称此为“青海西宁以西地区的高海拔、大温差所致之瘴”，又说，“青海迤西的瘴气可确指为高山反应，但是直至隋唐之世，人们仍然以此为瘴气”。③《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其国风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这里所说“冷瘴”，应当也是指高山反应。不过，人们以此为“瘴气”的时代下限，并不仅仅在于“隋唐之世”。

乾隆《平定金川方略·金川图》说，其地“重山叠嶂，雾重风高，山岚瘴气，多寒少暑”。同书卷6：“奔拉雪山险隘异常，兼有瘴气。”又《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6：“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同书前编卷8：“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年羹尧疏言，大兵平藏后有从征把总哈元成还言：自西宁进藏路，瘴气独盛。”《河源纪略》卷19：“积石山即今大雪山，番名阿木你麻禅母孙山，在西宁边外西南五百三十余里黄河北岸，其山绵亘三百余里，上有九峰，高人云雾，为青海诸山之冠。山脉自河源巴颜喀喇山东来，中峰亭然独出，百里外即望见之，积雪成冰，历年不消，峰峦皆白，形势险峻，瘴气甚重，人罕登陟。”④可知直到清代，人们把进入西部“高海拔”“多寒少暑”地方发生的高山反应，依然称作“瘴气”。
现在学界对于“瘴气”的病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其分布地域的理解似乎有大体一致的倾向。有学者以为“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⑤。有学者说，瘴疠是指今日所知的亚热带传染疾病，如痢疾、霍乱之类⑥。也有人认为，“‘瘴气’之说来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病因的‘邪气’理论，其表象是指南方常见的潮湿雾气，实际上是对南方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概括”⑦。也有学者指出，瘴疾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⑧。有的学者说，“瘴疠是中国古代游宦流寓至南方的士子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⑨。也有许多学者认定“瘴气”的主要表现区域是岭南⑩。看来，人们普遍认为，“瘴气”是南方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现象，高原“冷瘴”只是古来关于“瘴”的一种说法，似乎并不被多数学者所认可。而汉晋时期对“瘴气”的认识，从现有资料看，原本是并不包括所谓“冷瘴”的。汉代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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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闷》，《九家集注杜诗》卷32。

②今按：北魏军八月至西平，九月渡河追击，“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之说不足取。

③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0、267、265页。

④又见同书卷35。

⑤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⑥廖幼华：《唐宋时代鬼门关及瘴江水路》，《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1998年，第547—589页。

⑦郑洪、陈朝晖、何岚：《“瘴气”病因学特点源流考》，《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11期。

⑧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第11卷第1期(1981年)。

⑦金强、陈文源：《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⑩黄冬玲：《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9年第2期；李盛青、冼建春、吴庆光：《<岭南卫生方>治瘴疟的学术观点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荣莉：《浅谈<岭南卫生方>治瘴用药的特点》，《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陈贤春、荣莉：《<岭南卫生方>辩证治瘴的学术观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荣莉：《<岭南卫生方>治瘴学术思想初探》，《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第4期。

可以理解为“高山反应”的相关信息，有《汉书·西域传上》关于“头痛之山”“身热之阪”的记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瘴气”因其危害严重，又因人们对其发作地点亚热带原始雨林自然环境的无知，长期被神秘的“雾岚”所遮蔽。《水经注·若水》说“瘴气”：“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周礼·地官·土训》说到“地慝”，郑玄解释说：“地慝，若障蛊然也。”贾公彦疏：“障，即障气，出于地也。蛊，即蛊毒人所为也。”将“瘴”和“蛊”联系了起来，且以为有人为所致的因素。明代学者杨慎《丹铅余录》续录卷15于是有“蛊瘴”条。陆游《避暑漫抄》：“岭表或见异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①汉晋时期关于“瘴气之害”的文字遗存中，尚未看到将“瘴气”与怪力乱神相联系的认识，这不仅应当引起“瘴气”及相关现象的研究者的重视，也是关注当时思想文化的学者应当注意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汉晋之间出现的瘴气与瘴病说的文化学的背景，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从心理学角度看，瘴气与瘴病是中原汉文化对异域与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②这种论点，就汉晋时代的历史资料看，似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现在看来，对“瘴气”进行“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分析和说明是必要的。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病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和解释，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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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郛》卷39下。又《说郛》卷61下引郑熊《番禺杂记》：“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宋诗已见“瘴母”语，如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北归》“瘴母照水曼陀花”(《诚斋集》卷16)等。而“始如弹丸”之说，或因自《水经注》所谓“鬼弹”，又颇疑可能与《汉书·严助传》“瘅热”之“瘅”有关。
②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中国古代史] 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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