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的普遍发展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4:53

明清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的普遍发展

黄啟臣

载《黄啟臣文集(二)》

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空前发展，特别是商品性农业生产异军突起，更为世人所瞩目。

本来，隋唐以前，广东仍是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原地区落后的地区。到两宋时期，随着中国第二次人口大迁移，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从北方迁来广东，在珠江、韩江三三角洲修筑护海堤围，逐步开发沿海低地农业生产。到了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更发展到一个新台阶。首先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如顺德龙山乡，稻谷亩产达到7—8石。其次，最突出的和最具特色的是商品性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了嘉靖以后，农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逐步地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结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最发达的商品性农业部门。其中蚕桑、养鱼、甘蔗、水果、花卉和蔬菜等，都先后形成了专门化的商品性生产。

广东的土壤和气候适宜于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且自宋元以来，人们已积累了一定的种植经验。明朝初年，朱元璋又一再用法令在全国各地推行桑、麻、枣、棉的种植，使广东各府、州、县不乏种植桑、麻等，对经济作物的栽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粮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人们更是日益把经营眼光投向经济作物，不仅“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饶”，就连佃农也不惜以重价佃种经济作物，而且势头越来越猛，特别是珠江二三角洲更是以一马当先的态势走在全省的前列。

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最典型的生产方式是“基塘”生产。明清时期，桑基鱼塘，种桑养蚕，一地多用，是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种植方式，是其它地区所少有的。早在东汉年间(25—220年)，这里的人民就开始了种桑养蚕的生产，但发展不快，而且属于家庭副业的非商品性生产。明初，蚕丝才首次在市场上买卖，数量达4100多斤[1]。这标志着养蚕生产正式成为商品性生产。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南海、顺德、番禺等县的基塘养鱼和种桑养蚕相结合的专门化生产，跃居农业的首位或第二位。万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县课税的鱼塘已达到159828亩，按“三基七塘”
(三是桑基，七是鱼塘)的习俗计算，则桑田约占47984亩，说明当时广东种桑面积是相当大的了。到明朝末年，一个“弃田筑坝，废稻树桑”的高潮出现了。当时有人说，在南海县周围百余里地方，有居民数十万人，田地一千数百余顷，都是种植桑树，以饲春蚕。特别是九江乡，已经出现了门前屋后、院墙内外到处种桑养蚕的景象。而家庭妇女则以养蚕纺丝织布为主要生产活动。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这里竞成了境内没有稻田，粮食完全仰籴于外的专门种桑养蚕的生产基地。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了“民半树桑”养蚕的程度[2]。这说明嘉靖以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已经是为价值而经营的商品性生产。

池塘养鱼业，在唐朝咸通年间(860—873)兴起后，经过宋元的初步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饲养鳙、鲢、鲩、鲮四大家鱼已经日益普及了。但明初的养鱼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它在农业生产中处于次要的地位。洪武十年(1377)，在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等县的田赋中，仍按田、地、塘的顺序来排列征收。其中番禺、东莞两县则没有单独开列鱼塘项日。而且把田和塘合并起来征收。新会、香山两县鱼塘的面积还不算大，商品化程度还不很高。但到明中叶以后，养鱼则进入商品性生产时期。如下表所示，鱼塘课税在各县的田赋征收中有了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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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田赋征收中，除了番禺、香山两县的民塘税额和该县的上则民田税额相等外，其余五县的民塘税额比民田税额多30．5％—40％。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鱼塘生产收益比稻田高。随着商品性养鱼的发展，鱼塘的面积也大为增加了。明洪武十年(1377)，南海县的鱼塘面积仅有323亩，其它各县均无鱼塘面积的记载。但到万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县有税鱼塘的面积已达到159828亩，其中南海县有48326亩，顺德县40084亩，番禺县l0702亩，新会县6588亩，三水县10250亩，香山县711亩，宝安县2698亩，东莞县32659亩[4]。而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10700亩的50％。番禺、新会两县的鱼塘接近现有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鱼塘的面积。只有川页德、香山两县的鱼塘面积少于今天的鱼塘面积。可见，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县之外，其它各县的养鱼业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了。到了清朝，更形成了以南海县九江乡为中心的基塘式养鱼区。乾嘉以后，九江乡民多改业桑鱼。道光年间(1821—1850)，九江乡已经是“境内有桑田，无稻田”[3]的大规模纯粹桑基鱼塘生产区域了。从此，两江一带鱼花生产的销售权谥，完全为九江所专有，出现了专事捕捞养殖“鱼花”的专业户。九江的鱼花运销省内各地和广两、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从而出现“九江估客，鱼种为生，左手数鱼，右手收钱”的民谚。粤西的电白、高州也利用坑塘和浅海发展养鱼业。特别是高州的低坑村已发展成为商品鱼苗专业村，利用全村的鱼塘生产鱼苗，批发给吴川的“梅菉客”，然后转运到钦州、廉州、琼州等地销售。顺治年间(1644—1661)，电白县已经成为“鱼佃为生”的地区，并享有盛誉。

甘蔗本来就是一种商品性农作物，明清时期已在广东全省各地广为种植。从琼州到韶州，到处均有蔗田。琼州府的甘蔗有黄、紫、铁数种，小黄长节者名曰芒蔗。钦州的甘蔗有青、紫两种，“其昧脆而干，灵山、合浦人煎以为糖”[6]。广州的甘蔗，有赤色者名曰昆仑蔗，节疏细短；白色者名曰荻蔗；粗长似竹者名曰竹蔗。惠州和肇庆均有种植甘蔗，不过大面积种植甘蔗还是东莞、增城、徐闻、阳春等县。如东莞县石龙有“千亩潮蔗”；篁村、河田一带种植甘蔗“动连千顷”[7]。增城西洲人采用轮作制，在土地上轮流种植甘蔗和香蕉，蔗种在原先种香蕉的地里，既生长茂盛，又很甜美。徐闻县的农民一年收入糖蔗之利几与谷等。这样大面积种植甘蔗，显然是把甘蔗当作商品性生产来经营的。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广东各地的甘蔗和蔗糖已经是“天下所资”的商品了，具有全国甚至是世界性的商品生产意义。

广东水果也是商品性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之一。荔枝、龙眼、柑橙、香蕉四大名果和桃、李、梅、梨、菠罗、杨梅、杨桃、柚子、金橘、柠檬、橄榄、西瓜、黄瓜、番石榴、枸橼、海枣、木瓜等数十种岭南佳果已大面积种植。正如时人屈大均其名著《广东新语》卷22、25中记载：

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
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种柑桔四五十株……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

金保著《岭海焚余》一书，则谈到顺德县种植水果的情况：
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四十余里……居民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以致末富。

琼州府澄迈县的荔枝也很出名，有的品种比福建荔枝还要好。时人丘溶有咏荔枝曰：
世间珍果更无佳，玉雪肌肤罩绛纱。
一种天然好滋味，可怜生处是天涯。

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安县)的荔枝有金钟、黑叶、绿罗、色贡子等多个品种，该县的龙眼以丁家种为上。广州及附近地区的荔枝、龙眼种植，除了不断向丘陵山地扩展外，迅速向基塘发展。凡属基围堤岸，均种荔枝、龙眼，如南海县的平浪、三山以东地区，荔枝、龙眼“蔽于百里，无一杂树参于其中”。南海多水枝，增城多山枝。增城县沙贝一带土质黄润多沙，种植荔枝最好，特别是挂绿荔枝，甘甜核细，可口美味，最负盛名，“岁收数千万斛，贩于他方”。水枝以黑叶荔枝为最好，尤其以番禺古坝所产为上。广东荔枝品种繁多，成熟有先有后，最早是三月熟，最迟为七月熟。所谓“东家夸三月之表，西家矜四月之红”。钦州的荔枝，四五月熟者称为火山；六七月熟才叫绿岁袍。龙眼熟于初秋季节。

柑橘的种植更为普遍，粤北的南雄府盛产会橘、柑、橙和香橼。柑橘是统称，实际上是包括柑、橙、柚、柠檬、枸橼、金柑等多种产品。万历《广东通志》和其它府县志记载柑橘种类时，常常提到肇庆多橙、柚；广州府多柑、柚；潮州府多柑橘、柚、橙，其中“以柑为第一品”，其“味柑而嗅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广东的柑橙苗也在16世纪传至欧洲，然后传至美洲种植。现在美国的甜橙，即是广东橙的改良品种。

橄榄、槟榔、椰子种植也发展很快。橄榄多产于高州、雷州、琼州、韶关、潮州、肇庆诸府各县。广州番禺黄村一带也产橄榄和栗子，“连冈接埠，弥望无穷”。广州番禺黄村一带也产橄榄和栗子。“连冈接埠，弥望无穷”。琼州各县以产槟榔为盛，正德年间(1506—1521)，产于文昌、琼山、会同(今琼东县)为多，以后逐步发展到万州、儋州、崖州、文昌、澄迈、定安、临高等县。其产槟榔运销到广东内地和广西大陆地区，约占30％左右；运销交趾、扶南约占70％。水果种植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成为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供应国内外市场需要。寓商大贾又以经营水果及其加工产品的外销贸易而获大赢利。

广东盛产香料，有岭南香国之誉。琼州、高州、廉州、广州、肇庆、罗定等府、县均产香，特别是东莞、新安(今宝安)、高明、德庆等县所产尤多。明末，从化县和西宁县(今郁南县)均用水车带动香碾，进行香料加工。产香以东莞为最多，石涌、牛泥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等处，人多以种香树为业，每亩地可种300多株香树。富者种千树，贫者种百树。莞香贩运至北方各省，“岁售逾数万金”[8]。此外，番禺沙亭乡等地也有种植排香草的习惯。

广东又以种花著称于世，其中以菊花、素馨花(大叶茉莉花)、茉莉花、指甲花、牡丹花、梅花、桂花、小棉花、孔雀花、兰花等为著名。广东不仅花种多，而且开花时间比北方时间或早或迟，甚有市场销路。明朝中期以后，广东种花也发展成为一种商品生产，不少地方农民以种花为生。罗浮山的梅花村就有“万树梅花自一村”之美称。广州对河的芳村更享有“岭南第一花乡”之盛名。珠江南岸的庄头村“人以种素馨为业”，“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日花田”。乾隆时，广‘州太守赵翼为此作《花田诗》，大咏“十里芳林傍水涯”的一派花田景象。清初，广州也出现和形成了买(卖)花的化市，使种化更具商品性。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2《地语》中说：
东粤有四市……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

可见当时花市以素馨花为“拳头产品”，难怪诗人黄子高诗云：“何不庄头村里住，一生衣食素馨花。”说明花农是以种素馨为生，以便进入花市市场。早期花市设在“七门”城门口和藩署前(今北京路北)、西湖路、三角市，后来向城西关扩展，再集中于酱栏路。当时的花农，多集中在珠江南岸，他们以小艇运花过河，在城门口摆卖，虽然只卖素馨，亦可够“一生衣食”。当时妇女喜爱素馨，以其洁白可爱，备受青睐，名列首榜，而且不断扩大市场，历久不衰，成为当时的广州“市花”。起初“花市”是早市。每年岁末除夕早上尤为热闹。《番禺县续志》记载：“花市在藩署前，岁除尤甚。”清中晚期，花市逐步演变成大规模的迎春花市，而且不仅专卖素馨，亦兼卖其它花种。《广州竹枝词》有诗描写：
羊城世界本花花，更买鲜花度岁华；
冬尽人人争买花，水仙头共牡丹芽。

足见花市之事盛矣。

茶叶也是广东的一大土特产。嘉靖以来，茶的种植首推南海县的两樵山和广州珠江河南。西樵山号称茶山，七八村的人都依靠种茶制茶为生。此外，增城的罗浮茶、肇庆的鼎湖茶、潮阳的凤凰山茶、琼州的有灵茶和乐昌的白毛茶均享有盛名。

种葵在新会有较大的发展。该县的两沙头、西涌等乡种葵达6000多亩，号曰葵田。而且《万历新会县志》记载，此时新会的“蒲葵之数，几遍天下”。

明清时期，烟草从吕宋传入广东开始大量种植，并成为商品性生产。乾隆年间(1736—1795)，南雄种烟几与禾稻棚等，年产值银百万两，从而成为驰名遐迩的烟草专业产区。粤两的钦州，灵山县(1965年划入广西管辖)等地也有烟草种植并贩运各地。

与此同时，蔬菜种植也突破了家庭种植自给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形成商品性蔬菜生产。除了种植芹菜、枸杞、韭菜、竹笋、白菜、黄牙白、萝卜、姜、苋菜、蒜、葱、藕等中国古老蔬菜外，还从欧洲、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各国外引进了荷兰豆(Pisum Satimm，L)、椰菜(Brassica Caulovapoa Capitata)、菲兰豆(Brassica Caulovpa)、辣椒(Capsicam annum)、菠萝(Spinacia Oleracea)、苦瓜(Momordica Charantia)、洋葱(Allium Cepa)、茄子(Sola- num melongena Varesenma)、木瓜(Crica Papaya)、西洋菜(Masturtium Offi Cinate)、蕃茄(Lycopersicum escu Lentum)、南瓜(Cucurbita Pepo)、恭菜(Beta Vulgaris Vat Cicla)、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椰菜花(Brassica deracea Var botrylis)、胡萝卜(Daucus Carota Var Saiva)、芥蓝(Brassica alboy Labra)、黄瓜(Cucums Sativam)、沙葛(Pachyrrhizus erosus)、大蒜(Allium Sativum)、芫荽(Coriandrum Sativum)、蕹菜(Ipomoea aquatica)，等等。使得广州附近发展成为种植蔬菜的基地[10]，史称：
广州西郊，白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涌，周回二十余里……回泮塘，土基肥腴，多膏物，种莲者十家而九。[11]

从上所述可知，明清时期，广东商品性农业生产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已经逐步形成大小不等的农业商品性生产的专业区域，和出现专门从事某一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户，如“鱼花户”、“种香户”、“素馨户”、“荔枝户”，等等。说明这些专业户不是依靠传统农业维持家庭生计，而是“衣食于茶”或“以花作衣”了。
与此同时，广东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不少农户将大量肥沃稻田改种经济作物，结果使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如东莞、番禺、增城等县的“蔗田几与稻田等”[12]，甚至有弃稻田而种果树者。这种情况加上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广东从嘉靖以后至清朝，出现缺粮的局面，以至震动了清朝统治者，三番五次下令限制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但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依统治者的意志所能逆转。广东商品性农业仍然不断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又变成商品而卷入了市场，出现了大批米商从广西、湖南等地贩米到广东销售的现象。这样一来，广东农产品就全方位地在市场上互相交换，使广东的“不少府、州、县的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已超过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13]。

注释：
[1]金光祖：《康熙广东通志》记：“永乐四年……顺德龙江、龙山两堡土丝每担税银之钱，岁纳银二十五两”，按此税银推算。
[2]刘伯渊：《广东蚕业调查报告》，1922年。
[3]、[4]转引自《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3册。
[5]朱次琦：《光绪儿江儒林乡志》。
[6]林希光：《嘉靖钦州志》卷2。
[7][11][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
[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6，《香语》。
[10]杨宝霖：《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第313—348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13]李华：《明清时代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载《清史研究集》第3辑。

(原载《古今农业论丛》，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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