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6:18

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

周春燕(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前言
清初，蒲松龄(1640-1715)在《醒世姻缘传》里，曾提到发生在河南冶陶镇的一则故事：“冶陶有个店家婆，年纪只好二十多岁，脏得那脸就如鬼画符一般，手背与手上的泥土，积得足足有寸把厚。那泥积得厚了，间或有脱下块来的，露出来的皮肤，却是甚白嫩。细端详他那模样，眼耳鼻舌身着实的不丑；叫了他丈夫来到，问他说：‘那个妇人这等龌龊，捍饼和面，做饭淘米，我们眼见，这饭怎么吃得下去？’那人说道：‘这个地方谁家是有水来洗脸的？就是等得下雨，可以接得的水，也还要接来收住，只是那地凹里收不起的，这才是大小男妇洗脸洗手的时候哩！’只得加了二分银子与他，逼住了叫他洗脸洗手，方才许他和面淘米。谁知把那脸洗将出来，有红有白，即如一朵芙蓉一般，两只肐膞，嫩如花下的莲藕，通是一个不衫不履淡妆的美人。”[1]故事主旨虽在呈现店婆洗脸前后姿色的差异，但从中不难看出，河南某些地区因用水取得不易，居民舍不得将珍贵的水资源作为身体清洁之用。
本文所讨论的主体，除了京师所在的北京之外，包括三个省会与无数的府城、州城与县城。在这当中，都城与省会的城市人口相对较多，其它的府州县城，人口通常较少，有些县城的人口甚至仅数万人。然而，即使有些县城人口不多，但相对于城外的乡村聚落，人口毕竟比较集中。而且，这些行政城市，多半也是交通上必经之地，来来往往的官差与商人，需要在城市中住宿、饮食，对于用水的消费相较也大。因此，不论人口多寡，这些城市对于水的需求，远高于乡村地区。然而，在现代自来水设施出现之前，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却普遍存在着用水不便的烦恼，即使是一些临江靠河、水资源较丰沛的地区，用水还是得靠辛苦付出劳力自行担取，或者花钱雇人挑送。至于井泉之属，也多半是许多人家共享一井，甚或有人把持，日常用水仍是不便。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华北城市民生用水的讨论不多，有之则多集中于少数通都大邑，如北京、[2]天津；[3]至于其它小城镇，则较少受到关注。笔者在撰写硕士论文期间，对于华北一些小城市已曾加以关注，[4]此文之作即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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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蒲松龄：《醒世姻缘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许真君撮土救人》，页370-371。
[2] 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分见其所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159-204、272-307。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页173-186。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63-222。熊远报：《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賣業と「水道路」》，《社会经济史学》，第66卷2号（东京：2000.7），页47-67。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收入《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页229-284。
[3] Ruth Rogaski（罗芙芸）著、作舟译：《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收于《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合刊（天津：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98），页169-177。
[4] 周春燕：《清末中国城市生活的转变及其冲突──以用水、照明为对象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页16-30、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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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水环境

据现代气象数据显示，秦岭、淮河一线大致上与800公厘等雨量线相符，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约为500-750公厘。就干燥度而言，秦岭、淮河以南均低于1.0，该线以北逐渐增大，华北在1.0-1.5之间。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由于蒸发量超过降雨量，地表径流不足，河网密度不大。该线以南的长江流域与华南各省，水文循环则远较华北活跃，长江两岸降水量在1000-1200公厘之间，越往南雨量更高，东南沿海多在2000公厘以上，故溪流纵横，地下水含量也较丰沛。[1]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大体上南方多饮河水，北方则多用井水。[2]

(一)井水苦咸

华北平原虽有不少河川，但水量不如秦岭、淮河以南，正如方志所说：“北地缺水，井泉为贵，河流稀少，不得不以人工之井泉，以补其不足。”[3]不过，从许多数据的记载看来，不少城市有着井水苦涩的问题。清康熙六年(1667)，顾景星由河南南部的罗山北行，于上蔡渡颍水往陈州，曾有诗云：”平壤多硝卤，咸泉遍井洼”；[4]至宛丘时又云：“宛丘咸泉食不堪”，[5]由此可见河南东南部的平原一带，井水多半苦咸。光绪末年，裴景福于谪戍新疆途中，经皖北过河南，也曾在日记上说：“渡淮后，汴梁以东，水半苦涩，以西近黄河处，则渐甘。”[6]依此记载，则在开封城以东的开封府东半和归德府，井泉水味苦涩，开封以西的开封府西半和河南府，则水味渐甘。如开封府南境的鄢陵县城，虽“土薄水浅，掘井甚易”，“灌溉饮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因居民稠密，至清末水源“渐渍秽污”，故城内饮水亦多苦涩，只有城外的水源仍属甘甜。[7]清末民初，开封城内的井水，味道也是酸涩不可食。[8]

至于山东境内，水质亦多半苦涩。明万历年间，谢肇淛《五杂俎》云：山东东昌、兖州沿海诸州县，“井泉皆苦，其地多鹻，饮之久则患痞，惟不食面及饮河水则无患，此不可不知也。”[9]这种水味咸苦的情况，直至民国犹然，如清代原属东昌府的清平县，“水中多含矿质，故甘泉尤少”；城西地区的井水，更是“十九苦涩”，居民“往往出汲数里之外，犹不足供饮料”。[10]实际上，不祇东昌、兖州二府井水咸苦，其在济南府滨海之区亦然。如济南府沾化县，“滨海之区，斥卤殆遍。凡饮斯水者，味咸不可于口。”乾隆三十一年(1766)，童均出任该县县令，“欲求一甘泉不可得”。次年秋，于泮池旁见一水洼，“积水盈四五寸，溢满半亩，澄澈朗映”，觉得有些奇怪。询问左右，皆云干旱时，惟此处不涸。乃令人试凿，果凿出泉水，“饮之而甘”，遂“甃以成井，俾环城远近，咸取给于斯。”[11]而武定府滨州州城，位处黄河出海口附近，其地水亦咸卤，距城三、五里，才有稍甘的，居民饮水均甚苦。[12]

直隶也有井水味苦的问题，即便是京城亦然。明人陶汝鼐曾有诗云：“京城浊水味多咸，惟有天坛井正甘。西畔沙窝差得似，请君一酌辨廉贪。”[13]清初，谈迁亦言：“京师天坛城河水甘，余多苦。”[14]康熙年间，黄越曾赋诗咏道：“城中有井味皆苦，汲取远致河之浒。”[15]直至清中叶，震钧犹说：“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碱。”[16]

至于直隶中南部，除了真定府赵州高邑县外，大部份县城的井水也是苦的。明人赵南星曾云：“他邑井水，多苦或咸，是邑独甘。”[17]直至民国初年，县志仍说当地“宜于凿井，随在可得甘泉”。[18]但其它地区，则甘水难得，如真定府新河县，县属地多咸卤，“井泉甚稀，城中水味皆苦，不可食”，居民取水皆至城外。[19]直隶南部的广平府曲周县，城中井水亦多咸。[20]大名府魏县，“水卤脉咸，自昔已然，人饮弗甘。”[21]大名府内黄县“地多硝咸”。[22]大名县城亦“厥地泻卤，井泉多不可食，往往待汲于郭外，颇苦之。”[23]另外，保定府完县县城内，“东半城井水多咸。”[24]

其实，华北平原井水苦涩，与当地的地质因素有关。根据现代地质调查，华北因为气候干燥，在地下水位较浅、土壤毛细孔上升作用较强的地区，盐渍化土壤和盐土分布颇广。华北平原的盐渍土，由于地形平坦，排水不畅，低地受到弱矿化地下水渗入，盐份因蒸发积累于土壤中，地下水水线愈浅，土壤的盐渍化越严重，直隶河间洼地、豫直鲁黄河大堤两岸以及直鲁滨海地区更是如此。[25]明清华北平原居民饮水咸苦的原因，就在于土壤盐份过高。而谢肇淛《五杂俎》所云：“余在东郡久，东郡近郊诸泉皆苦，衙斋中至无一草一木，即折杨柳种之，亦皆不活，所谓不毛之地也。每雨过日晒，土花矗起如白盐者无数。”[26]也是土壤中含盐份高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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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修订版），页14、47、54。

[2] 齐如山著、鲍瞰埠编：《故都三百六十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北京之水”条，页93。

[3] 民国《荏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2《地理志．井泉》，页34b。

[4] 〔清〕顾景星：《渡颍水柬方陈州》，《白茅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出版公司，1995-1997〕，集部第205册），卷13《丁未》，页23b。

[5] 〔清〕顾景星：〈柳湖〉，《白茅堂集》，卷13《丁未》，页24b。

[6] 〔清〕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5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3，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条，页285。

[7] 民国《鄢陵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1976），卷5《地理志．风俗》，引《文献志》，页51b。

[8] 韩德三、陈雨门：《汴梁琐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吃水》，页64。

[9] 〔明〕谢肇淛：《五杂俎》（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卷3《地部》一，页68。

[10] 民国《续修清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1968），《舆地．土质》，页39b。

[11] 〔清〕童均，〈得甘泉序〉，见民国《沾化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影印，1976），卷8《艺文志》，页57a-b。

[12] 咸丰《滨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咸丰十年刊本影印，1976），卷6《风俗》，页5b。

[13] 〔明〕陶汝鼐：《忆京华曲‧杂纪》，《荣木堂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85册），页9a。

[14] 〔清〕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纪闻上》，“甘水”条，页312。

[15] 〔清〕黄越：《刘学士旧井行》，《退谷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4册），卷2，页2b。

[16] 〔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卷10《琐记》，页216。

[17] 〔明〕赵南星：《思党亭记》，《赵忠毅公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卷12，页47b。

[18] 民国《高邑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5《风土．民生》，页2b。

[19] 民国《新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八年刊本影印，1968），《政经考》六《建设门》，“井泉之穿凿”条引康熙志，页71a。

[20] 〔明〕陈继儒：《曲周县赵大夫开渠记》，《晚香堂集》（《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第51册），卷5，页7b。

[21] 〔明〕孟思：《瑞井铭》，《孟龙川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陆辑第21册），卷19，页23b。

[22] 乾隆《内黄县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乾隆四年刊本），卷5〈风土〉，页7a。

[23] 〔清〕陈维崧，〈醴泉记〉，见民国《大名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6〈廨署．大名道署〉，页24a。

[24] 民国《完县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廿三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7〈食货志．物产〉，页4b。

[25] 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页164-165。

[26]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68。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7:19

(二)收集雨水

由于井水苦涩的问题无法解决，明清北方居民收集雨水使用相当普遍。据谢肇淛指出：“北方每霪雨时，取棐几滑净者，于空中盛，倒入罂中，亦与南方雨水气味无别也。”[1]万历年间，袁宏道(1568-1610)谈到插花，曾提醒用水必须慎选。他说：“京师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桥，便为浊品。凡瓶水，须经风日者。其它如桑园水、满井水、沙窝水、王妈妈井水，味虽甘，养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咸，未若多贮梅水为佳。贮水之法，初入瓮时，以烧热煤土一块投之，经年不坏，不独养花，亦可煮茶。”[2]在他看来，京师地区的水，多半碱苦，不适于养花，否则难以繁茂，当然更不用说是拿来泡茶了。因此，他以自己的经验，建议不妨趁着梅雨季节承接天降之水，以免水源受土中盐分渗入，然后向容器中投以烧热之煤炭，这样一来，有助于消毒并吸收水中杂质，水质自然较佳，不但适于养花，还可以养茶。

道光年间，北京士人文海撰《卫生汇录》，也特别谈到雨水的收集法，可以做为北京居民的一种经验谈。书中云：收集雨水的季节，以春天为上，盖因“春月雨水，是春升生发之气，最宜收贮”。对于时人多半取梅雨之水，他认为：“梅雨乃系湿热之气，郁遏熏蒸，酿为霏雨，人受其气则生病，物受其气则生霉”，此水只能用以制酱，即使造酒、制醋亦不可。收集水时，凡是盛过咸菜、烧酒的菜坛、酒缸，不可用以收贮天水，若用之不但变味，而且容易败坏。[3]又云：

一切泉水、河水，以予愚见，总不如天水之味甘美，且取之甚易。惟晴久之时，须俟雨水冲流之后，才可收用，恐猫粪、壁虎、杂虫粪在瓦缝中，有毒不洁也。收时用多瓦器，零收汇聚最妙。或人有用布蓬架搭空中取水者，虽是洁净，既恐费力，又恐布帛之上浆染不洁，能杂水味也。[4]

再者，由于雷有焰毒，故凡雷雨之时，其水不可收取，否则即使烹煮，饮之腹胀生病。[5]储存时，水缸须用箬篷盖好，以防夜里有毒的蛛尿、虫涎掉入，在夏季月份更为要紧。但水缸须在屋内才好，若在露天空旷处，最怕日晒产生毒气，食之多生痈疽之疾。若定要在室外，须另搭篷遮荫。[6]厨房中用水缸二口，一用一存，最是妙法。但须用完一缸，将缸底浑浊水脚尽行刮去，再挑入新水，方可供食。而米饭、面粉之类，如掉入水缸，生出毛衣，人若误食，多生痈毒，切记不可掉入。每逢夏季时，用贯众两、三段，浸入日用的水缸内，可避除疫气，又能解诸水之毒。[7]另外，屋檐前的雨水，只可留做洗衣物之用，不可供人饮食。原因在于屋上多有蛛尿、蛛屎、壁虎尿屎、蜈蚣虫涎等有毒之物，又有猫粪、鸟粪诸秽物，食之不仅不洁，且易生疽生病，若再遇久旱不雨或在夏季，其毒性更甚。[8]这种接雨水使用的经验，在传统社会应该是常有的。清末，李慈铭(1829—1894)在日记上也曾记道：“都中饮甜井水，入夏以后泥浊尤甚，今日令以盆盎置中庭，承雨水饮之。”[9]就当时人而言，接雨水饮用，或许也是一个省钱的办法。

除了京城之外，其它地区亦多如此。清初，查慎行(1650—1727)经过开封城稍南的陈留县城时，曾有诗云：“河流去城远，掘井不破块。常时瓢饮难，汲自十里外。官庖惜民力，水厄亦有戒。天浆忽倾盆，余泽走滂沛。瓶罂既满贮，茶味即沆瀣。……”[10]此诗生动地描述了陈留城中的用水情况：城中凿井困难，故居民多汲水于十里之外，逢下雨之时，居民皆收拾瓶罐容器接雨水，以备日后生活使用。清初山东济南一带居民，也常收集雨水使用。据《醒世姻缘传》记载道：“山东古称十二山河，济南如跑突、芙蓉等此十二泉。这等一个水国，河阔也该十里。西南五十里内，便有一个炒米店，那周围有四五十里之内，你就掘一二万丈，一滴水泉也是没有的。往来百里，使驴骡驮运。这个所在，又是通泰安的大路，春秋二季，往泰安进香的一日成几十万人经过，到了这个地方，不要说起洗脸了，就要口凉水呷呷救暑，也是绝没有的。就是济南的合属中，如海丰、乐陵、利津、蒲台、滨州、武定，那井泉都是咸卤一般的咸苦。合伙砌了池塘，夏秋积上雨水，冬里扫上雪，开春化了冻，发得那水绿黝黝的浓浊，头口也在里面饮水，人也在里边汲用。有那仕宦大家，空园中放了几百只大瓮，接那夏秋的雨水，也是发得那水碧绿的青苔，血红色米粒大的跟斗虫，可以手拿。到霜降以后，那水渐渐澄清起来，另用别瓮逐瓮清澄过去，如此澄清两三遍，澄得没有一些滓渣，却用煤炭如拳头大的烧得红透，乘热投在水中，每瓮一块，将瓮口严封，其水经夏不坏，烹茶也不甚恶，做极好的清酒，交头吃这一年。”[11]透过蒲松龄的生花妙笔可知，济南一带居民因井泉咸苦，常是窖藏雪水或雨水，待沉淀澄清之后，再投入烧红的煤炭加以消毒，以备来年使用。这种方式，明人袁宏道也曾提及(参见前文)，可见《醒世姻缘传》中反映了不少人们真实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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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70。

[2]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影明刊本，1976），卷15，《瓶史》“择水“条，页4a-b。

[3] 〔清〕文海：《卫生汇录》（海口：海南出版社标点本，2002），《居家应世养生调摄各法》，页196。按文海在道光二十六年，于抚州知府任上曾著有《自历言》一卷。

[4] 《卫生汇录》，<居家应世养生调摄各法〉，页195-196。

[5] 《卫生汇录》，〈居家应世养生调摄各法〉，页196；〈居家必知．有雷雨水不可供食〉，页276。

[6] 《卫生汇录》，〈居家应世养生调摄各法〉，页197；〈居家必知．水缸〉，页273。

[7] 《卫生汇录》，〈居家应世养生调摄各法〉，页197。

[8] 《卫生汇录》，〈居家必知．屋檐雨水不可供食〉，页275。

[9]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台北：文光图书公司据抄本影印，1963），第6册，《桃花圣解盫日记》庚集，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条，页3475。

[10] 〔清〕查慎行：《和霜岩县斋秋雨八首》，《敬业堂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1326册），卷20，页11b-12a。

[11] 〔清〕蒲松龄：《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许真君撮土救人》，页370。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7:39

二、水资源的政治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城市用水常依赖河水，但以担水既远且苦，凿井仍十分普遍。因此有“南方多用河水，北方多用井水”之说。[1]但这不代表南方不凿井，只是因为泽流甚密，用水取得容易，故凿井需求相对较小。若就凿井条件而言，南方反而更为便利，就如清人程哲所说的：“江以南，掘土不过五尺见泉”，“自淮而北土实，掘井动经二三丈”，[2]华北凿井显然不便于南方，其所耗经费亦较高。明中叶，陆容(1436—1494)曾指出：“今山东、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凿井，民家甚至令妇女沿河担水。”[3]在此情况下，凿井常有赖地方士绅贡献心力。如直隶保定府易州城内用水不便，天顺(1457—1464)初年，州人李用宾等合资于州署东门外凿义井，供城内百姓使用。[4]河南开封府兰阳县和顺门外的义井，也是居民出资，于嘉靖十二年(1533)开凿的。据当地人所撰〈义井铭〉记载：“吾邑之地，四高而中下，注雨成洼，稍阜者，为卤水，多苦涩，且少不给饮，岁旱尤艰。”和顺门外诸耆老，于火神祠后方掘得寒泉，“其味甘冽，其源涌出，可供数百爨汲用”。彼此均愿共加穿甃，以同享无穷利益，乃推举温、刘二老共往谋画。温老与刘老遂先捐赀倡导，中间出钱出力者亦多，不久而甃井告成，“远迩便焉”。[5]

除士绅之外，也有僧人募款凿井的例子。如北京宣武门内安富坊的普恩寺，“寺中所度之僧，演派甚繁，房舍亦广，且逼近廛市，四方之人，恒僦屋以居”，但寺中乏井，往往取水于外，颇感不便。嘉靖年间，临清僧正司僧官洪显，因给领公文至京，寓于寺中，发愿凿井。于是虔诚卜筮，卜筮的结果是：“向北方取之，水浅而易竭；向南方取之，水深而未穷”。乃在大殿稍南，用力深凿，入地约数丈余，“果遇泉之甘者”。在对外募捐之后，鸠工甃砖，经两月而告竣。井成之后，附近居民得以汲取，不需远赴别处取水，故均称说该井之凿，实是一方之利。[6]

直隶保定府易州涞水县城，则自明中叶以迄清初，经历了官民接续凿井的过程。涞水县城原无井，景泰年间(1450—1456)县丞李灿，于县衙中心阁前凿义井，供百姓使用。除此之外，李灿也在县衙南边的十字街凿有砖井，泉味最佳。[7]开凿砖井时，“掘五丈许得泉，泉盛而甘，居人便之”。凿井之后，生齿日繁，文风日振。但岁久淤塞，康熙十年(1671)县令陆扆箴到任，乃率京商王国相募款重修。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崩塌，因“泉源蔽塞，而民生亦渐窘乏，科目亦渐寥落矣”。雍正末年，邑人方国玺“悯其井之久废也，遂慨然以为己任，独力捐修，去其积土”。将至井底，忽四面俱崩，宽约五丈许，其声如雷，邑人莫不惊骇。方氏认为这是神灵欲一劳永逸，遂不惜经费扩大修筑。考虑到水井所以塌陷，系因旧井用木头支撑，一烂则砖头亦坠，于是易木为石，石上再甃以砖块，水井较前更加坚固。然其所费资金，较诸知县陆氏以众人之力共成，亦高出数倍。[8]其后在乾隆初年，邑人刘绪久又于城内南大街凿圣水井，“居民便之”。[9]

(一)官方的角色

诚然，邑民出资凿井的例子虽有之，但华北平原大部份城市用水之解决，多依靠官府的力量。如明代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县城井水多咸，万历年间，赵胤昌就任知县，乃从整治“性剽疾而多浊，石水常五斗泥”的漳水入手，并针对因漳水阑入所造成的护城河瘀积问题加以解决。漳水经过整治，护城河水量饱满，“清流匝城，鱼鸟下上，蒹葭采采，荷叶田田”，人们得以“避盐井，饮甘泉。”[10]

河南彰德府林县城在明朝也由地方官开凿了汲水渠。弘治十七年(1504)，提学副使王勑由县城西北黄华山开黄华渠，引水往东南流入城濠，与桃源渠会合，全长二十里。桃源渠则由县城西南的天平山引水，自南关入城内，经县衙流入文庙泮池，再出北关入城濠，与黄华渠会合。[11]在城内引水渠所经过处，居民可在门前汲水，稍远者亦不至像到城外那么辛苦。

整治城河或开凿引水渠，虽较能正本清源，但所耗经费巨大，故地方官往往还是以试凿甜井为多。如河南省会开封府城，用水来自汴河，但居民“苦远汲”。正德六至八年间(1511—1513)，杨子器(1458—1513)在河南左布政使任上，曾“井城中数十处，皆得美泉”。[12]而在弘治十年(1497)，直隶保定府易州知州周大猷，于衙署东偏凿得湮塞之旧井，其泉水寒冷清冽，清澈可鉴毛发，乃加以甃甓，并建井亭以蔽风雨，井旁设辘轳以便收繘。由是“凡州内外之人，莫不资之，至于各社之民，或以词讼、徭役而至者，皆得以饮马经始。”[13]嘉靖三十六年(1557)，陈耀文出任直隶大名府魏县县丞时，得知井水咸苦，乃“相土宜，察地脉”，开凿瑞井，“寒泉以冽，味甘而洁，少取不盈，取多不竭。”[14]

明代时，直隶真定府新河县，县属地多咸卤，城内居民取水，皆在五里之外，南至苏家井，西至石碑井，北至孙村井，东至沙滩井，其水味较城内者为胜。嘉靖四十年(1561)，知县蔡懋昭始于西关外掘一井，四十二年(1563)又于南关外掘得井泉。万历十六年(1588)，知县陈士秀于南关外凿井。万历二十二年(1594)，知县徐治民亦在南关外穿凿二井，二十四年(1596)在东关凿一井，其味甘冽。其后，知县成肇毅亦于南关外又穿一井，尤其甘美。自此以后，关厢各村多凿井，城民乃无水荒之患。[15]

山东兖州府阳谷县，在万历中叶之前，“旧城之内无甘泉，而西街预备仓左右，即井且无之，汲水者出二、三里外，一方苦焉。”万历三十二年(1604)，知县范宗文莅任，始于次年捐俸，就仓前浚凿一井，人称范公井。凿井之后，“不惟仓有攸赖，而环居之民，亦快挹注之便矣”。[16]范宗文又怜悯城内养济院的“穷民老弱，力不能汲水于远”，乃于养济院内“甃井以便汲取”，直至民国，此井犹存。[17]

清代地方官也常凿井便民。如康熙初年，直隶总督白秉真，曾于大名府大名县官署北隅隙地，命人挖掘，凿得泉水，饮之甘美，遂修甃成井，并建井亭于其上。[18]而天津府南皮县城，位于运河之东，城内水井不多，官衙附近亦无井。嘉庆六年(1801)，南皮县教谕时大昕，因怜悯官署左右百姓取水甚远，也捐资凿井，井水冷冽而甘，“汲者共衔其德。”[19]山东东昌府夏津县，因城中无甜水，居民常以水车赴卫河(运河)取水。但赴运河汲水，奔波劳苦，至光绪年间，县令吴家珍才于城中东南隅城根处掘得甘泉，当地人呼为吴公泉。[20]

除了开凿新井便民取用之外，一些湮塞的旧井，也有赖地方官员修缮，而得以重新利用。如山东东昌府荏平县，城内有罗公井，在儒学东邻，因三井相邻，又称三元井，不知凿于何年，“久渐湮郁，旧址无存”。万历年间，县令吴力曾加以重修。但明清之际变乱，又复淤毁。乾隆十九年(1754)，教谕李雪圃乃加以重浚。此三井所出之水，一苦、一咸、一甜，后来苦咸二井俱废，甜者则至民国尚存。[21]

必须指出的是，水井开凿的地点，常是以官署或其附近为主，如大名府内黄县，在正德以前，城内有文源井(在儒学明伦堂极星门前)、广惠井(城隍庙前)、浴骝井(太仆寺前)、文渊井(儒学棂星门前)、寒泉井(在水门内)。隆庆六年(1572)，知县黄克念又在县治西书院内凿了洙源、泗脉二井。万历年间，知县张延登在吏廨中凿玉壶井；又有地方官在儒学西凿了灵源井。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于北后街义学左凿了新井。[22]由此看来，内黄县围绕着官署，前后开凿了七口井，明显呈现了传统城市水资源的政治性及阶级性。

地方官在城内凿井，除可免除城外远汲之苦外，也为防范变乱无水可用。如内黄县在正德年间因刘六、刘七之乱，流贼猖獗，城内人口骤增，知县恐用水不足，在城内马道上新凿了七口井。[23]又如大名府察院内无井，“晨汲于一里外，运甓者踰十人，而犹不给”。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莅任直隶大名等处兵备副使三日，找来诸吏诘问说：“无问劳役者之肩与踵，一夕车门鐍，而牙城铃阁之间，缓急何所恃哉？”于是命于衙署厨房后凿井“凡四十尺而得石，去石之五尺而甘泉见”，井水甘冽可以泡茶，危急之时无水可用的问题也解决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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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如山著、鲍瞰埠编：《故都三百六十行》，“北京之水”条，页93。

[2] 〔清〕程哲：《蓉槎蠡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5册），卷8，页14b。

[3] 〔明〕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2，页20。

[4] 弘治《易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7册），卷1《山川》，页10a。

[5] 嘉靖《兰阳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2册），卷1《井泉》，页22b-23a。

[6] 〔明〕张文宪：《殳山先生遗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108册），卷2，《普恩寺新造井记》，页27a-b。

[7] 弘治《易州志》，卷1《山川》，页11a。

[8] 〔清〕彭人瑛：《重修砖井碑记》，见光绪《涞水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廿一年石刻本影印，1969），卷8《艺文志》，页7a-8a。并参卷1《山川》，页8b。

[9] 光绪《涞水县志》，卷1《山川》，页8b-9a。

[10] 〔明〕陈继儒：《曲周县赵大夫开渠记》，《晚香堂集》（《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第51册），卷5，页7b-8a。

[11] 民国《林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廿一年石印本影印，1968），卷10《风土‧生计》，页22b-23a。

[12] 邵宝：《明故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杨君墓志铭》，《容春堂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8册），卷4，页3a。

[13] 〔明〕高鉴：《易州新建文舍井亭记》，见弘治《易州志》，卷16《文章》，页18b-20a。

[14] 〔明〕孟思：《瑞井铭》，页23b-24b。

[15] 民国《新河县志》，《政经考》六《建设门》，“井泉之穿凿”条引康熙志，页71a。

[16] 〔明〕王汝训：《范公井碑记》，见民国《阳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三十一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12《艺文志》，页4b-5a。并参卷1《山川志》，页12b。

[17] 民国《阳谷县志》，卷1《山川志》，页12b。

[18] 〔清〕陈维崧：《醴泉记》，见民国《大名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6《廨署．大名道署》，页24a-b。

[19] 〔清〕倪为炳：《时井碑》，见民国《南皮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廿一年刊本影印，1968），卷13《故实志中．金石》，页20a。

[20] 民国《夏津县志续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10《杂志》，页8a-b。

[21] 〔清〕杨维询：《重修三元井记》，见民国《荏平县志》，卷12《艺术志‧文艺》，页55a-b。并见卷2《地理志．井泉》，页34b-35a。

[22] 见嘉靖《内黄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书店，1990〕第52册），卷1《井泉》，页15a。乾隆《内黄县志》，卷3《建置》，页10a-b。

[23] 见嘉靖《内黄县志》，卷1《井泉》，页15a。

[24] 〔明〕王世贞：《使院新井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据万历间世经堂刊本影印，1976），卷103，页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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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水夫与水资源

其实，不论用河水或井水，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如何运送至家。解决方式不外两种，一为自行挑取，二为雇人送来。对于精打细算的平民百姓来说，倘若有足够的人力与时间的话，当然是自行挑送较为省钱。但对经济较为宽裕者而言，雇人送水不仅能省其劳力、舒服度日，亦可彰显家室殷厚，具有能力雇人挑水。明清华北城市的人口组成虽不清楚，但与乡村较大不同之处，在于其商户较多，也居住着不少士绅，前者将人力用于生意，后者家人较为骄贵，或许多半请人送水。因此，城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挑水夫。

光绪四年(1878)，河南大旱，当时王锡彤(1866-1938)十三岁，对于水价高涨曾有深刻记忆。他在《抑斋自述》中记到：“余家河干，曩例觅人挑水，每担铜钱三枚。至此十二钱一担，且不易觅。叔父长余十余岁，能自担水。余力不胜，则以一木杖担两罐，汲水于河。”[1]王锡彤系河南卫辉府汲县人，居于县城西关盐店街，家里用水一向找人挑，显见当地有专门供水的挑水夫。小县城如此，较大的都邑自不例外。如天津县城，城中原有七口井，至乾隆四年(1739)俱废，居民用水转自海河汲取，挑运甚为辛苦。时人汪沆就有诗云：“渟泓七井何年垘，担水人怜頳两肩。”[2]道光四年(1824)，崔旭在《津门百咏》中亦曾咏道：“运水担夫压赤肩，独轮车子亦争先。石头路滑城门外，长似黄梅雨后天。”[3]由此可知天津送水用的是独轮车，而由于水夫持续自城外运水，道路无干燥之时，看起来就像下过雨的样子。

明清北京的挑水夫更多。据学者估计，明后期北京城市人口约八十至百万，清代最高在八十万上下。[4]然而，北京“气候亢燥，雨泽稀少”，再加上“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5]即使有护城河，但河水污秽，根本不堪使用，清人查慎行就曾说：“京师饮汲井，城淢但恶流”。[6]因此，北京“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7]换言之，北京居民对井水的依赖，相对地要比南方城市高出很多。这种情形，早在明代已有人提及。万历十七年(1589)，郑明远就说：

京师当天下西北，平沙千里，曼衍无水，其俗多穿井，盖地势然也。然大率地几一里而得一井，人民数十百家，挈者、肩者相轧于旁，轳轳累累，旦暮不绝。其远不能力致者，辄赁值载之，甚苦。[8]

就他的观察，明末北京虽每隔一里就有一井，但由于人口众多，所以每口井必须供应数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使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末。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饮用井1228口，其中皇城91口，内城623口，外城514口。[9]而光绪三十四年民政部的调查则显示，当时内城人口有637776人，外城有304599人，[10]推算起来，则内城及皇城平均约893人共享一井，外城则平均约593人合用一眼井。显然，由于城内人烟密集，所以每一口井的使用人口也相对较多。

由于人井比例悬殊，不仅井口附近终日人来人往，同时也为北京的挑水夫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帝都，因此有许多公务繁忙或家仆骄贵的富室，日常用水除自行汲取者外，主要依靠送水业者供应。据资料云：明代“京师担水人，皆系山西客户”。[11]而据前引郑明选所述，北京街上的水井多属公井，居民汲取颇为自由。但至清代则非如此。清军入关以后，随驾八旗及满蒙、满汉二十四旗分驻于内、外城，其随营火夫多是山东人。当时各旗界内街巷的井，都命随营的山东火夫管理，因此开始出现了分段把持的方式。[12]故顺治十年至十三年(1653—1656)谈迁在北京时，才会见到“京师各巷，有汲者车水相售，不得溷汲”的情况。[13]如此一来，山东水窝子与山西水担子之间的冲突实难以避免。乾隆年间，山西、山东两帮水夫因争“水道”(挑水的范围)诉讼，官方准许山东水夫按井分段，挨户送水，不许他人争夺；山东水夫本身亦不许互相侵界。[14]由是山东帮的势力，完全凌驾于山西帮之上，操控了北京的水资源。民初，徐国枢在诗中即曾咏道：“晋人势弱鲁人强，若辈凶威孰与当。垄断把持官莫制，居然水屋比皇堂。”[15]此后，山西水夫的势力形同瓦解，退出了北京的供水市场。因此，在清人的记述中，常说北京的井水业者，多半是山东人。[16]至清末民初，北京水夫有山东、保定及北京当地人三帮，[17]但山东帮还是势力最大。

由于北京水资源较南方少，加上山东水窝子把持，因此水价较高。[18]清代北京水户卖水，多以竹牌子计数。道光末年，李光庭曾云：“京师水多咸味，有以车载甜水，至人家鬻之者，日以竹牌计之，月尾取值。”[19]由于用水均须向井户购买，故住户在生活上的花费颇大。清代后期，《燕京杂记》就曾抱怨：

京师之水最不可适口，水有甜、苦之分。苦者固不可食，即甜者亦非佳品，卖者又昂其价，且画地为界，流寓者往往苦之。吾尝谓：居长安者，不怕米贵，而怕薪、水贵也。[20]

更有甚者，每逢干旱时节，水户常集体哄抬价格。光绪元年(1875)三月的《申报》，谈到北京的水价：“甜水每担京钱八十文，苦水减半。”但至六月，北京因干旱，水价涨了一倍。当时的《申报》就指出这与井户的把持、哄抬有关：

京师水值昂贵，已列前报，近来旱干数月，水价有加无已。前三门一带，甜水每担需京当十钱一百六十文，桶仍奇小，较江浙之挹彼注兹者，仅形四份之一耳。至于苦水，既不便饮，又不能炊，只供洗濯，而每担亦需钱八十文。长安之居，大不易易，即此一端，已可概见。推原其故，水值之昂，非真由于水之干涸也。京师两月不雨，事所时有，井水之滔滔皆是，不殊平昔。高抬其价，不过井户各分地段，借口天旱以虐人耳，岂真旱魃之虐哉！[21]

为此，居民水费的负担遂更形加重。然而，对于挑水夫这种在干旱季节任意涨价的行为，官方似乎也并未出面干涉。直至清末民初，北京的挑水夫为数仍然不少。据民国八年(1919) Gamble的调查，当时挑水夫约有2500人。[22]

除了北京之外，海河平原的其它都市，用水一样必须用挑的。如清代通州城内各井，皆系山东人把持，“挑卖竟为私产，致有典售之事。”光绪九年(1883)六月，有窦二赴井挑水，被王四拦阻，彼此口角，王四竟将窦二殴伤，当即禀明知州查验，知州除将王四押讯外，并出示严禁：“凡城内各井，任凭铺户住家随便挑汲，若有外来不法之人，再行把持拦阻，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从严惩办。”从此以后，居民食水始不至有阻滞之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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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锡彤：《抑斋自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点注本，2001），《浮生梦影》，页23。

[2] 〔清〕汪沆：《津门杂事诗》（收入《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第15册），页15b。

[3] 〔清〕崔旭：《津门百咏》（收入《京津风土丛书》（北平：松筠阁，1938），页6a。

[4] 参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104、128、327；Joanne Clare Wakeland,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Sixteenth Century Peking (Ann Arbor: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pp. 91-101；新宮學，〈明代の首都北京の都市人口についつ〉，《山形大学史学论集》第11号(1994.2)，页36-39；王均：《1908年北京內外城的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北京：1997.8)，页103。

[5] 见北京档案馆等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页15。

[6] 〔清〕查慎行：《淘渠诗》，《敬业堂诗集》，卷38，页8b。

[7] 《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页15。

[8] 〔明〕郑明远：《涌金泉碑记》，《郑候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5册），卷21，页5a。

[9]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卷上-下，页25-274。

[10] 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北京：1997.8），页103。

[11] 〔清〕史玄：《旧京遗事》（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页7。

[12] 〔民〕徐国枢：《燕京续咏》（收于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7），《担水夫沿革考》，页236。果鸿孝：《昔日北京大观》（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2），《饮水与排水》，页78。

[13] 〔清〕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纪闻》上，“甘水”条，页312。

[14] 张健主编：《北京经济史资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水业》，页331。

[15] 〔民〕徐国枢：《燕京续咏》，《担水夫沿革考》，页236。成善卿：《天桥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90），《山东好汉的“井窝子“》，页136。

[16] 〔清〕枝巢子：（夏仁虎），《旧京琐记》（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标点本，1970），卷9，《市肆》，页84。

[17] 见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52.

[18] 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页259-261。

[19] 〔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卷5《物部》下，“开门七事”条，页108。

[20] 〔清〕佚名：《燕京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6），页133。此书作者现已不可考，不过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燕京杂记》的编者标示，作者系广东顺德人。

[21] 《申报》，光绪乙亥(1875)六月初十日，《京都水贵》。

[22] Sidney 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p. 121.

[23] 《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廿一日，《通州琐闻》。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8:17

三、用水与卫生等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才有生命，人类也不例外。人体中约有45-75﹪是由水分所组成，[1]举凡体内一切细胞之形成、营养之运送、废物之排泄、以及体温之调节，皆赖于水之作用，人体一旦缺水，生命立刻受到威胁。此外，日常生活中之饮食、烹饪、清洁、洗涤，也多必须藉助于水才能完成，水之重要性，不言可喻。饮用卫生安全的水，在现代预防医学中，被视为是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重要保健措施之一。[2]古人虽未具备今日细密的医学知识，但对于水与健康的关系，却也有类似的认识。明代后期，谢肇淛就提出一套与水有关的理论云：

轻水之人，多秃与瘿；重水之人，多肿与躄；甘水之人，多好与美；辛水之人，多疽与痤；苦水之人，多尫与偻。余行天下，见溪水之人多清，咸水之人多憨，险水之人多瘿，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寿。[3]

依此看法，水质状况的好坏除与地方风土疾病有关之外，也与土著的性情、智愚、寿夭有关。谢氏又云：“至于妇人女子，尤关于水，盖天地之阴气所凝结也。燕赵、江汉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称绝色，必配之以水。岂其性固亦有相宜？不闻山中之产佳丽也。吾闽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来，一泻千里，清可以鉴，而建阳士女，莫不白晳轻盈，即舆儓下贱，无有蠢浊肥黑者，得非山水之故耶？”[4]就此而言，溪流清畅之区多美女，否则殆多丑陋。或许这与水质好坏所造成的生理状况差异，及其是否有足够的水得以时常洁净身体有关。

(一)水与疾病

饮用水之中含有太多杂质，对于居民健康往往有所妨害。万历年间，谢肇淛《五杂俎》曾云：山东东昌府城镇“市上面饼，皆苦水所发，食之即饮井泉，无不生痞矣。彼中婴儿殇于此者，十当五六。而南方之人，尤不惯此，动罹其祸，不可救药也。”[5]明代直隶广平府曲周县，县城井水多咸，“绠而食之，往往得病”。[6]而在北京，也有这个问题。满清入主中土，迁都北京之后，对于当地的水质，就颇不习惯。顺治六年(1649)，摄政王多尔衮曾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后因估计之经费浩繁而止。[7]

井水苦咸易于致疾，河水中又常有污秽之物。河南东南部之汝宁府信阳州，州衙内原本无井，用水取给于城西之浉河，“汲人出入，阍人艰于检防”。嘉靖九年(1530)，知州唐瑶到任，知悉其事，乃于次年在厅堂之东凿井，“深几六仞”。[8]可惜后续接任者目之为“眢井”，不加以利用，仍汲浉河之水，“凿垣而入”，井随之亦湮塞。万历二十年(1592)，朱家法莅任，署里的人告知此事，他问：“浉流与井泉，孰洁？浉流与井泉，孰便？”于是于二十三年(1595)重加凿浚，凿成之后，“命工重置辘轳，旦夕令家人修绠其上”。泉水亢旱时不干涸，雨潦时不加盈，其味清嘉甘冽。朱家法为此感怀唐瑶“遗口泽于人者远哉！”[9]

朱家法所以会问浉流与井泉哪个洁净，可能与下面一则记载有关。万历中叶，王祖嫡辞官乡居时，曾谈到信阳州城城西有浉河，“一城饮者咸赖之”，但”往往有积尸十数，狼藉沙上，半弃水中。”这些尸体，多半是囚尸。王祖嫡“性不喜井饮”，一向饮用河水，“思积尸辄呕吐”。因此，他见有死尸，即出钱命人掩埋，但每每半月不到，就又有尸骸。由于埋一尸，需费钱数十文，每次埋尸，多的十数尸，少者六、七名。到后来，他也没钱再雇人掩埋，尸体就任凭狗及乌鸦、苍鹰撕咬。村中贫民小五、柳四来跟他说，愿意协助掩埋，不计钱多钱少。这两人说：“吾小人也，不知其它，生长信阳，见公之瘗尸，已十数年矣。夫一城饮水，而无肯瘗一尸者，尸不独盗贼，流遗者亦多，俾公日夜郁郁。仆虽小人，诚不忍见此。自今有尸来报公，惟公给我，不敢较多寡也。”后来，王祖嫡不单埋西河上的死尸，其它地方逃荒来此病死的，他也加以掩埋。并曾敦请知州禁止狱卒将尸体抛弃河中，但不到十天还是一样。[10]饮水的卫生，不言可喻！

又如天津县城，位处海河和大运河交会之区，城濠的水也并不洁净。光绪年间，唐尊恒有诗云：“水波浑浊是城河，惹得行人掩鼻过”。[11]至于海河，则被当时的外国人形容为“仅仅是老城区五十万本地人倾倒污水和垃圾的下水道。”[12]即使如此，河水仍是居民主要的用水来源。光绪三年(1877)七月，天津因干旱而水价大涨，据当时《申报》的报导说：

天津河道干涸，水浊如浆，偶尔溅衣，便成赭色，是以抱瓮出汲后，须用矾澄清，方可式饮。然泥居三而水仅居其七，且价亦昂贵，每两小桶须津钱二十或三十不等。尤奇者，担水人沿街叫卖，不曰水而曰油，似此奇称，南省所未闻也。[13]

由于当地水质污浊，居民通常先以明矾沉淀和竹管去泥的方法作初步净化处理。其方法是先将河水置于陶制水缸中，加入溶化的明矾搅动，待泥土沈到缸底后，再用一根一端有孔、一端开口的长竹管插入缸底，放置时手指按住小孔，等开孔的一端接触缸底后，按孔的手底松开，这时水缸底的泥土便会被吸入竹管中，再用手指按住气孔将竹管提出，如此一来，即可将缸底的泥土分离出来；然后再加以煮沸，始敢饮用。这种方法，后来也为外侨所沿用。[14]

(二)清洁卫生

如前所言，华北城市用水取得较为困难，故居民多半不会将水拿来沐浴，毕竟洗完的水用途较少，甚是浪费。基于此，居民对身体卫生也就不太注重。清初，蒲松龄在《醒世姻缘传》曾说河南五吉、石泊、徘徊、冶陶、猛虎等镇，住户都是砌池积水。从远处驮两桶水到，值二钱银子；饮一个头口，成五六分的要银子。[15]清中叶，黄凯钧在《遣睡杂言》，也记及嘉庆十九年(1814)有位朋友跟他谈到的故事云：

一友人幕游北地，道经山东一处打尖，洗面水一盆十文。洗毕，仆夫继之，出钱三文。其水之浑浊，不待言矣，而车夫以为受用。见一妇制面食供客，其面与两手之垢，污黑而厚。同时数辈，皆系南人，共言如此不洁，虽枵腹得食，何能下咽？因唤店人，令妇洗手而后造之。店人曰：“此地欲水两桶，须于十里外汲之，非百钱不可，欲我妇人洗手、涤面，惟岁朝与端阳、中秋耳，余时不能也。”一客出钱二十文，买热水两盆，令其浣涤。俄垢去而复本来，乃一白晳美妇人也，两手亦柔荑可爱。[16]

从《前言》与这则故事可知，河南、山东等地用水取得不易，从远处取两桶水需银二钱或铜钱百文，一头牲口吃水要银五、六分。洗脸水一盆要十文钱，洗过后给仆人洗，还得付三文钱。《前言》中河南的例子，呈现了当地人不太洗脸，山东的故事则突显了女性除新年、端午与中秋三节之外，并不洗澡擦身体。这种情况下，美人也要变成丑女。至于饮食卫生，自然也就不太讲究了。

这种不太洗浴的习惯，随着澡堂业的兴起才慢慢改变。澡堂之兴起，与清代煤炭的发掘与利用有直接关连。到清代中叶，北方大城市普遍有浴池，但以北京最多。清末民初，北京约有上百家浴池。当时，在北京等直隶境内大城市中经营澡堂者，以保定府定兴县人为多，后来定兴人也招揽易县、涞水县人帮忙。[17]但出入澡堂者以男性居多，女性多半还是在家里沐浴或擦身体。据清末日人所编纂之《北京志》记载：北京“虽为上流之家，亦不设浴室，故对仅用热水擦身习以为常，罕有用洗身大盆之类洗全身者。市中经营澡堂者虽不少，但女子概不得入内。”又云：“认为清国身体不洁净的人或许以为清国没有澡堂子。其实中等以上家庭往往设有澡盆，街上另有公共澡堂。街上澡堂通常有池堂和官堂二种设备。前者为大浴池，众多人同时入浴；后者有如蒸气浴，无公共浴池设备，每位客人可使用一个椭圆形澡盆，根据需要向盆中放热水，以便沐浴。官堂有一室仅容一人者，有一室可容数人者。官堂还有为客人打水或搓澡之人。池堂价钱极为低廉，而官堂约需二角钱。通常年末提价，原因为年末浴客多。街上澡堂均不许妇女入浴，故妇女不论上层、下层家庭，只有在家洗身。”[18]

除了身体清洁与饮食卫生之外，具有恶臭的人体排泄物，更需要充足的水源将之去除。据近人指出：北京城内居家的女厕，除了西北区域多是厕坑之外，大部份是用马桶。[19]其实，坑厕必须靠水这个要件才能维持通畅，然而对水资源普遍缺乏的北京城而言，水又极难企求。城区西北之所以多有坑厕，或许是因为这里有积水潭、什剎海等较大的水源可供使用。京师尚且如此，其它乏水城市的情况不难想象。

(三)物质享受

对于明清的士人而言，品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雅事。明末，朱国桢(1558-1628)谈到北京井水多苦，但内城西北的积水潭，源自西山水脉，“其水甘冽，余在京三年，取汲德胜门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语之亦不信。大内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汉第一品，陆羽所不及载。至京师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远矣。”[20]在他看来，北京井水水味甘美者，均来自西山水脉，其中以大内御用井的水质最佳，而德胜门外积水潭之水亦佳，可用以烹茶。除此之外，北京天坛井的井水，也可用以泡茶。顺治十五年(1658)，王士祯(1634—1711)有诗咏道：“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好，清波一勺买千钱。”[21]看来在北京为了泡茶，可要花上不少钱。

明人谢肇淛曾云：“人生饭麤粝，衣毡毳，皆可耐，惟无水烹茶，殊不可耐。无山水即江水，无雨水即河水，但不苦咸，即不失正味。”[22]但在没有好水的华北城镇，物质生活中的饮茶之乐亦难以企求。清初，李念慈于〈洸水〉诗曾咏道：“济宁人烟满，有井皆卤斥。市廛杂污秽，浸淫昏地脉。瀹茗香味减，玉椀失颜色。携童出西门，消遥寻清沥。小河众所汲，汲多泥狼藉。……”[23]由此诗看来，山东济宁城内的井水，因各种污秽沉积，导致水味咸苦，用以泡茶味道变劣，但即使是城外的河水也是浑浊多泥，使用时恐怕还是要经过沉淀。清初，王余佑(1615-1684)流寓直隶河间府献县时，也曾提到：“瀛郡及献州，城中皆苦水，居人率汲甘水于城外”。[24]又云：

元泉卿溥诗云：“烹茶但有二升水，沽酒初无三百钱”，可谓清贫矣。余居边渡，其乡水咸，不可烹茶，绅士家率外乡汲水，而以别器贮之。余家无力远汲，兼少别器，故终岁无烹茶之水，自呷则咸水微润吻而止，客至但宴坐谈书史，不献茶也。想泉卿诗，其家犹富贵气象，每言之不禁鼓掌。[25]

王余佑居于献县滨临运河的渡口，当地无佳水，又无力于远方取之，只好忘却烹茶之思，这或许是一种无奈。这种心情，直隶河间府任邱县人边连宝(1700-1773)也尝经历过。其《雨水煎茶》诗云：

吾邑井名郭家场，城东约有三里强。每费百钱买一斛，轻圆甘滑如琼浆。自从今岁客周村，数家伧父无比邻。觅井并无煎茗水，觅人绝少嗜茗人。文园消渴真无那，脾干胃燥惟思卧。咸卤难消陆羽馋，籭簁不厌王蒙饿。车似轰雷云似马，甘泉顿自银河泻。檐溜飞光匹练垂，真珠堕落鸳鸯瓦。小盆大盎承瓦缝，雨时积贮晴时用。……[26]

边氏身处济南府东境之周村店，当地好水难得，想到在家乡郭家场还可花钱买到甘甜之水，不禁充满感怀。加上其饮茶成癖，总想觅得佳泉泡茶解馋，但苦无甜水，又无同道之人，身心俱觉难受。幸好天降甘霖，可以盛接天水来用，让他一了长时间没喝到茶的遗憾。就此而言，北方用水之不便与好水难求，也限制了居民的生活享受与物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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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体中水分所占的百分比，会随着个人的年龄与体脂肪的比例而有所差异。以上参见潘丽泽等编：《人体生理学》（台北：合记出版社，2000），页2。

[2] 参见左如梅等合着：《公共卫生护理学》（台北：中央图书出版社，1985），页99。

[3]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68。

[4]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68。

[5]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68。

[6] 〔明〕陈继儒：《曲周县赵大夫开渠记》，页7b-8a。

[7] 《清世祖实录》（台北：华文出版社影印，1964。以下所引清各朝实录并同），卷44，“顺治六年五月癸亥“条，页2a。

[8] 〔明〕唐瑶：《井铭》，见乾隆《信阳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影印，1968），卷11《艺文志》，页13a-b。并参见卷1《舆地志》，页9b。

[9] 〔明〕朱家法：《重浚署井记》，见乾隆《信阳州志》，卷10《艺文志》，页22b-23a。并参见卷1，《舆地志》，页9b。

[10] 〔明〕王祖嫡：《漫记》，见《师竹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第23册），卷19，页18b-19b。

[11] 〔清〕唐尊恒：《竹枝词》，见〔清〕张焘编，《津门杂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0〕），页17a。

[12] Ruth Rogaski（罗芙芸）著、作舟译：《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页152、170。

[13] 《申报》，光绪丁丑七月十九日，《津沽邮信》。

[1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页150。

[15] 〔清〕蒲松龄：《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许真君撮土救人》，页370。

[16] 〔清〕黄凯钧：《遣睡杂言》（《四库未收书丛刊》陆辑第20册），卷5，《蒙垢失真》条，页32b-33a。

[17] 刘克勤：《定兴浴堂业》，收入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170-171。

[18] 见服部宇之吉编、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页463、503。

[19] 吴宝钿：《掏大粪的》，收于《北京往事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页280。

[20] 〔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5，“品水”条，页346-47。

[21] 〔清〕王士祯：《渔洋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6册），卷4，《都门竹枝词八首》，页7a。

[22]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页70。

[23] 〔清〕李念慈：《洸水》，《谷口山房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2册），卷9，页26a-b。

[24] 〔清〕王余佑：《献州西乡佛寺傍甃甘泉记》，《五公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7册），卷10，页14b。

[25] 〔清〕王余佑：《水咸》，《五公山人集》，卷7，页3b。

[26] 〔清〕边连宝：《雨水煎茶》，《随园诗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80册），卷2，页6a。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28:44

结语

明清华北平原虽非当时中国最为缺水之区，然其降雨量终究不及南方丰沛，河网密度亦不及南方发达，因此居民常以凿井方式，以补充水资源之不足，或省却奔波于河边取水之苦。此外，地方官也常为了防止变乱时，城池被围，城外水源被切断的意外，故而在城内多方凿井。明清华北平原各城邑的民生用水，似有一个由远而近、由城外而城内的演变过程。这一情况的变迁，有赖于许多地方官及在城士绅的努力，故可在个别时段为当地解决用水上的问题。

正因为地方官员在凿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井口之所在，常以县署或附近为中心，因为衙署不仅是官员办公所在，同时也是一城的心脏与人员聚集之处，其用水问题自然较为迫切，这也呈现了传统用水的政治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凿井因其所费不赀，常由官绅主持，然而在接下来的运送过程中，却出现了另一种用水政治。如北京、通州等地由于汲水劳苦，因此许多富裕人家常雇人挑水，相沿既久，水夫不仅将公共水源占为私产，甚至趁天旱时抬高水价，操纵水资源。这种情形时有所闻，但地方官员出面制止的例子却不多见。

然而，华北平原多数城镇的居民，用水付出许多代价，但得到的水却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土壤的盐份与矿物质过高，不少城镇都有水味咸卤、不适于饮用，甚至还有致病的困扰，如直隶海河流域、山东运河沿线及黄河三角洲等地即是如此。这时，民众常以盛接雨水或窖蔵雪水的方式，一则雨水(或雪水)未经土壤浸润，水味较佳；二则可以补充水源，甚或用以烹茶煮茗，聊解平日缺乏甘泉泡茶的苦境。其次，相对于城市中聚集的人口而言，一些降雨较少的城镇，其民生用水仍嫌不足，在此情况下，人们不仅吝于将珍贵的水资源用作清洁身体之用，甚至连饮食卫生也不太注意，这或许也是当地人常将水与疾病联想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换言之，由于水资源的缺乏，使得这些地区的民众，不仅失去日常用水的便利性，连带地，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享受健康与生活品味的权利。无怪乎一些流寓于当地的骚人墨客，会留下诗句舒发心中的苦闷。

寒江一叶 · 发表于 2011-10-5 08:59:28

这个很有意思，不过好像还没听说过河南哪个地方缺水到如蒲松龄笔下写的那样！

[中国古代史] 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