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工业人数增长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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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z1 p8 w0 {9 I 1.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匠与工人数量情况 c ?* b9 V! `% @4 @4 C5 W
7 h2 w/ t& i5 V0 m 根据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l7世纪初期的欧洲7000万居民中,有二三百万工匠。他说:“如果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600—700万,若说有200—300万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威尼斯的情况特殊,兵工厂工人3000人,毛纺工人5000人,丝织工人5000人,总共有工匠13000人。再把他们的家属包括进去,就占这个城市14万人中的5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私人造船厂里的工人,以及整个泥水匠大军”。“还应该把制毛毯工人也算进去。在离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磨坊工人……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铜匠、铁匠、首饰匠、制糖技工、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吉乌德卡的皮革工。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纪威尼斯印刷的书籍占欧洲的一大部分”。“在这个总数里还应加上农村的工匠。每个村庄不论人口多少,总有工匠的存在,总有工业活动为副业……16世纪的乡村工业在人数方面即使不在质量方面或在收入总量方面,与城市工业处于同等地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否认这一点。至多有300万的农村居民(工匠)和300万城市贫民(工匠)加在一起,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作坊的世界”。[37](p6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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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工商业人口指标:一是700万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10%,而300万城市工匠占城市人口的42.85%;二是300万乡村工匠人数占乡村6300万(7000万—700万)总人口的4.76%;三是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共计600万(300万+300万),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由此可见,西欧在城市人口占城乡总人口10%的情况下,乡村工匠占乡村人口的4.76%左右,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左右,正是欧洲进入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指标。这一关键指标为我们确定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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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清时期江南工匠与工人队伍的壮大+ \! Q, z7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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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明代前期: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人数,轮班匠以景泰五年(1454年)2.89万人[38](卷二四○,景泰五年夏四月甲辰条)为基本数,住坐匠以永乐年间(1403~1424年)北京2.7万人[39](卷一八九《工匠二》)⑤和嘉靖九年(1530年)南京7600人⑥为基本数,军匠以宣德年间(1426~1435年)2.6万人[40](卷一七五)⑦为基本数,共计工匠34.96万人。再按当时“一匠伍夫”(即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称匠夫,为半工匠)的夫役旧例计算。可以得出34.96万工匠和174.8万名民夫数,两者相加为209.76万人。据《明史·食货志》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1065万户、6055万人,而官府手工业所占用的劳动力为209.7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6%。若按每户一个劳动力计算,明代前期官手工业工匠及匠夫人数约占全国总劳力的20%。这个数字略高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17%的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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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s# @ z: I- P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一书列有《明代前期在籍工匠人数表》,认为官手工业占有工匠30万人左右,加上每个工匠配5名工匠助手,共计l50万人,便有占全国人口3%(即30万+150万=180万人)和占全国家庭劳动力17%(按一户一匠计)的人在官手工业部门服役。[5](p114-115)但这个数字未包括从事商品化生产的乡村家庭纺织业劳力,也没有算入相关工匠助手人数。而且明清江南地区家庭纺织业多是男女劳力一起投入的,所以其劳力数应是户数的两倍。如果将上述3.46%乘以2(即增加一倍),则为6.92%,与欧洲早期工业化时期城乡手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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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上文对江南纺织业从业人数的论述看,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明代后期从事乡村棉纺织业的妇女也有170万人,再相应的加上明代后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170万⑧,共340万,占明后期(1620年)江南2000万总人口的17%,是明前期的1.62倍。( G$ Q( y5 ^+ c2 v1 k- F4 n0 T0 C0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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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仅以50%的乡村妇女劳力从事棉纺织业计算,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棉纺织业妇女288万,对应加上清代中期江南地区男性手工业劳力288万以及丝织业劳力50万,共计626万,约占清中期(1850年)江南3600万总人口的17.4%,是明前期的2.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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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q- [9 [% ^( P 可见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江南乡村手工业劳力一直呈增长趋势,工匠与工人队伍日益壮大是无疑的。加上城镇工商业人口,明后期(1620年)300万(以15%的比例推算),清中期(1850年)720万(以20%的比例推算),分别得出江南城镇工商业人口数明后期是640万,清中期是1346万,分别占明后期总人口的32%(而17世纪欧洲只有10%)和清中期总人口的37.4%。这正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一个核心标志。% a. k( i9 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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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的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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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过程,而广义的工业化则是“发展”与“现代化”。[41](p202~203)对于狭义的“工业化”定义,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说:“工业产品和劳动力结构,以及人口居住发生的重要的变动,一般都归结于工业化和城市化。”[42](p26)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说:“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43](p1)英国经济学家汤姆·肯普说:工业化“根本的特点在于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粮食生产)转向工业制造及有关部门”。“非农业人口不断增长,从事粮食和初级产品生产的人口在有些阶段反而下降”。“随着‘非农业化’的发生,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44](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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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I. b, v2 a" l5 X; Y6 y5 {- J 工业化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前有一个“前工业时期”。前工业时期的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增长称为“前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主要指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的原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初期阶段,既是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又是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西欧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大约是在16~19世纪进行的。其中16~18世纪西欧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原工业化时代”。乡村工业在农业部门之外开辟了新的产业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以资本而不是以土地为主要资源。资本是可以再生的,而且是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或劳动力与资源的关系。5 u% D. \; j$ I6 R1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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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西欧工业化动因时,国内外学者争议颇大,有皮朗的“贸易根源说”、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布伦纳的“阶级斗争推动说”、瓦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诺斯的“产权革命说”以及“农民个人力量说”、“城市主导论”等主要观点。但另外一些学者在探讨工业化的起源时又发现:“工业世界的胞子——乡村工业”业已存在于农耕世界,它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基石”。[45]广大乡村农民将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亦工亦农,生活在“二元经济”之中。" ]# A( i3 C# U a, n& Y# q4 y
% |1 w. \% D9 } 作为早期工业化第一发展阶段的原工业化时期,正是乡村工业将大批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提供工业劳动力的工资劳动者和半工半农者,解决了人口增长与土地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劳动力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工商业部门转移,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又为工业品创造出容量更大的市场。所以,当时的人口职业构成,直接透视了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性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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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学者哈瑞森《普通的人民——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介绍,1350年以前,英格兰村庄分布了数量惊人的手工业者,例如木匠、铁匠、马具匠、屋顶匠、车夫、漂洗工、染工、制皂者、硝皮匠、制针匠、黄铜匠等,多来自小土地持有者阶层。村庄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前者经济地位比后者优裕。他们也是农民和商人,用贸易中赚取的利润经营起比邻居规模更大的农业。在14世纪晚期的人头税调查册上,常常可以见到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制革匠、鞋匠、裁缝、屠夫、织工和剪刀匠的名字。14世纪中叶到1520年,德比郡雇工队伍增长了;到16世纪末,雇工人数已超过一半。这大概是个别地区的情况。[45](p129,69-70)就不列颠全国而言,哈瑞森肯定地说,到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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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W- \$ ~- _% `+ W* z 根据迪恩和科尔《英国的经济发展:1688—1957》一书介绍,18世纪中叶以前,农业是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1688年前后,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加在一起,仅创造国民收入的21%。当时的工业还处在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阶段,大部分分散在农村。农业和手工业还没有完全分离,许多农民同时又是手工业者,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就产在农村,所需动力是风力、水力或者畜力。当时在英国工业中大约占30%的毛纺织业也大多分散在农村。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在农村,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也生活在农村,1750年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3/4。这种情况在18世纪中前期无大的改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取代了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蒸汽机成了万能的动力机,工业摆脱了对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的依赖。[47](p156)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工厂化使工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工业和与之有关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行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快超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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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7 i) N& [* W9 V0 q& D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历清代前期到清代中期的江南,正处在早期工业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原工业化时代”,这从以下几个数据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0 x6 p# S7 B; M#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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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江南乡村工业从业人数比率看,分别为明后期的17%和清中期的17.4%,远高于17世纪欧洲工业人数4.76%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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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r" f- j/ m& E4 j8 j 二是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看,采用比较保守的说法,分别为明后期的15%和清中期的20%,均高于17世纪欧洲城市人口10%的比率。清代中期,苏州、南京、杭州在当时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拥有大批的工匠和各类手工业人口。据载,清代中期苏州府城人口在百万以上[12](卷二三,沈寓《治苏》),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南京城市人口在乾隆年间可能达到85万。至咸丰三年(1853年),“南京城中的在籍人口‘几九十万’,加上不在籍者,人口当超过100万”。除了大城市以外,江南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众多的市镇工商业都非常发达。清代前期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如下:“小市镇约2000人,县城及中等市镇约1.2—1.5万人(县城计作1.2万人,中等市镇计作1.5万人)、府城及大市镇约5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从15万至85万不等。苏南三级市镇之间的人口级差,大约为5倍。”在小市镇之下,江南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市”,有些“市”因人口众多,已经达到了镇的标准。[48]所以刘石吉认为,清代强盛时期,江南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约为20%,而乾隆时期苏州府吴江县的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35%。[49](p136-137)0 o. a A' I2 F' ?' 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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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江南城镇工业从业人数比例看,略低于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比例。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城镇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均有长足发展,“清代乾隆年间,江南地区的城市和大小市镇达五六百个以上,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各种行业数以百计”[50]。全面估算在这些城镇和行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无疑是困难的,但从一些市镇人口的历史记载中还是能够看出江南城镇工业人口的大致比例。如乾隆初年,苏州木渎镇有制酒“烧锅者二千余家”,“日耗米万石”,[51](p469)当时木渎镇的总户数也不过两三千户,仅制酒业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50%以上。又如同治年间,苏州周庄镇全镇居民5000余人,其中作坊店铺雇工1000余人,占20%左右。[50]李伯重估计清中期(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720万,以20%的工商业人口比例计算,则江南城镇雇工为150万人。[1](p417)这只反映了江南中小市镇的情况,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工商业人力则远远大于这个比例,估计接近17世纪欧洲城市工业人口的比例,但总比例稍低于欧洲的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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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从现代工人队伍形成上看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晚清现代工业在江南的兴起,现代工人阶级群体也在江南正式出现。江南及其周边地区大量高水平的熟练工匠是江南现代技术工人的直接来源,江南各大城市形成了中国最集中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晚清的上海和无锡,迅速成为江南新兴的工业中心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劳动力中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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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虽在鸦片战争以后,但其工商业龙头都市地位的形成却与明代以来松江府深厚的农业基础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一脉相承。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曰:“陶宗仪(南村)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丘浚字)先生亦云,其利视丝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2](卷三五,p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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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人口,1893年已达90余万,1913年达120万,此后至1915年平均每年增加14万人。[53](p90-91)上海新增加的主要是工商业人口,其中工业人口又占了50%以上。仅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1876年华人数量为9.5万余人,1885年已有12.5万余人,1895年达到24.1万余人。[54](p69-70)1930~1936年增长的45.2982万人之中,产业工人占了21.0707万,占人口增长总数的46.6%,另有3.9万人进入剩余劳动力市场(即无业人口),加起来占增长总数的55.2%。[53](p90-118)无锡地处沪宁铁路和江南运河的中心,据估计,清末人口达20万左右,也已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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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清末民初已开启了江南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早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存,标志着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已开始向工业现代化社会转变(将另撰文论述)。从明代嘉、万年间开始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包含了人们常说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主要指以动力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程度不同地在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在家庭内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工业生产时期。它是家庭手工业到现代机器工业的过渡形态。它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手工业,都是手工形态的工业生产;不同点在于它是商品生产,属于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售,而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是为了自给,自给有余才出售。它与近代工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商品生产,区别在于它是手工生产,而近代工业是动力化的机器生产。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级阶段虽然有区别,但其共同的本质特征,除了都表现为商品性生产以外,还特别表现为工业生产者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技术科学化(即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变)与科学技术化(即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继承性和延续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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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h$ @7 a8 u2 @% j+ n" D6 _注释:& ]7 s0 G0 k& s
2 o6 U- x+ E5 M, \2 O5 R. a' q ①根据有关统计,19世纪末叶常熟农妇每年织布168天,20世纪初江阴妇女每年织布180天,上海郊区农妇每年织布200天,1860年松江农户中专门从事棉纺织业生产的农村妇女从事纺织的天数多达265天,因此说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42、243、472、505、553页)4 h2 l7 J ?5 ^( Q1 y ^! r
* x: ^9 y3 U% ~) S! @- C ②所谓织机20万台,可能是当时松江府属七邑或上海县邻各邑的总和。以上海一县而言,五口之家的户数不会超过10万,不可能拥有20万台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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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y% o: C7 k2 x ③杜卡特亦称杜卡托,初铸于1284年,是威尼斯金币 Daucato的音译,为欧洲中世纪最通行的金币。16世纪中叶后,铸造有大型杜卡特银币。上文所指当系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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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因为对清代历史分期方法不同,本文分为前、中、后三期,“清前期”这个数字在统计中包含了清中期乾嘉时期的情况,若去掉乾嘉时期的增长数,则清前朝江南民营织工实际不足1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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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 k# d' r7 x ⑤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记:时由南京迁往北京的工匠为27000户。按每户出工匠1人计算,为27000人。
8 }, k# S- q6 c6 h. l, i
, g; h, E+ M: w M! r% n ⑥《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甲子条记:“南京内府各监局人匠约七千六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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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张廷玉《明史》卷一七五记:军匠为26000户。按每户一匠计算,为2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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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从事纺织辅助行业、建筑营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器具制造业等行业,按明初工匠6.92%的比率推算为134万,在明中后期又有增加是肯定无疑的。/ M( n3 v" E8 R& K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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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B2 @% v* B+ l7 h3 s
5 s/ Q @" S' m
[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u0 L% J7 i5 [7 J, ^
! |+ w" W% I) ]! r" {2 D
[2]费维凯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他的官督商办企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d+ i- T, ^8 y2 y# p
2 L" _! W8 x6 K1 a; |3 n: S: H [3]马敏.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N].光明日报,2003—09—07(理论版).! p' Z" U* d$ e( ]5 Z
' E) g7 g; t: L. w9 ?1 G0 m [4]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J].复旦学报,2005,(4).
6 o- a7 E, D: m
3 A% G5 m# @; s" m$ A- t [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P& v, ~/ O) M$ I: d1 [
1 r2 S9 {4 [& ^" |, [ [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 Z' f* m& f* F; y
+ A5 }% k, t: a# J3 O- | [7]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N2 u6 {0 h. y5 C1 k5 Z0 X6 o# ^
, E. D% b* F4 y) e [8]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 M# _# {( Z1 T
1 ] ~" M8 Z* w+ b; x
[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D& O" U( U4 L B! z+ r) `& e
) [7 ]# {+ h$ r- f z[10]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4 H- L [6 Y; l, e9 x
( N# [( J3 K; Y+ v8 \$ k9 E[11]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u% n3 N- ~9 `: s6 H
$ S- {# L, |% D( F: b. v0 S [12]皇朝经世文编[Z].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p/ C* c% x- `
% i5 I' l) N% d( `) s# r
[13]许光墉.枫泾小志[Z].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 S/ O. V' f. K0 X; h, l3 O' Z7 {, W+ Y8 o; j6 l8 a
[14]周凤池,蔡自申.金泽小志[Z].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抄本.( ?; A. |9 U. A
1 D' U( i1 q. r7 A- s. w4 ` [15]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e# M/ V/ W" x3 J; b, ^' k- ?8 K
' r9 Y( T" p ]
[16]洪焕椿,罗仑.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 g G: h& w# _# a# Q8 X: b, N, _1 n7 \0 {* k: ]$ d
[17]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曹树基执笔)[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 m/ m7 D% n, p3 @; y+ B) {) x: i ]1 v, g2 A, a: ^1 O
[18]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织史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5.
- q# @, C+ @ t8 i2 R
! Z4 `# k2 o- C5 J [19]徐新吾.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v/ o& Y0 t
; \; \; m% O% D, N
[20]许治修.沈德潜,顾诒禄纂.乾隆元和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7 {/ s. R( C/ y
+ d: f8 s6 m) E9 }$ T9 @[21]顾震涛.吴门表隐[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n- L' e0 _) U, M# ]. F
$ E, i2 b1 T: d6 V* m- ^3 P9 b* Z[22]厉鹗.东城杂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F- L( D; \! U& M( n2 b; K
( [* ~, d( _2 x0 F+ m6 R [23]朱新予.浙江丝绸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S% O: R2 z- z4 ~( ~0 Y
) A6 J, T K( y( r) p( }8 m. E [24]裘良儒,蒋道龙.浙江丝绸史辑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A6 A# l/ x/ t x, H3 x0 T
( M5 F* j: U# V: R [25]宋伯胤.盛泽镇丝织手工业历史调查随笔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5).) X' B9 b: I" S
* v! S* T4 w% Y U) ?' C( f [26]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
, T( W- \+ ^( O9 @& D$ H$ x4 y. b6 ~! n7 Q M
[27]杨树本.濮院琐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S) |$ P* ~7 n: B6 H- |4 D: ]2 q `0 n; h! T
[28]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M1.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 W9 N) X" K0 }5 o
1 ]" n$ W) |2 ^, @ [29]莫祥芝.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Z].同治十三年刻本.! k7 |1 |, W: T
: o ?" l% f( G1 b! t/ I [30]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 A# O4 O& ?0 t& d# W y) Y4 h
# O) v Y5 @, o9 i( r1 p [31]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Z].北京:三联书店,1959.
( U7 S: y5 [ ?, A7 e
% l; d% e: W& K" g" R [32]乾隆长洲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 Q" R: T0 c: W0 g
5 y" _# P& y! }$ B
[33]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S$ i8 u/ @! `2 d3 X. p% ]. T+ u) z) P: A+ q& {
[34]明神宗实录[Z].上海:上海书店,1984." l4 @, s/ |# N
/ a9 h8 }+ Q4 ~. }2 ~
[35]陈作霖.凤麓小志[M].光绪年间江宁陈氏可园刊本.
# M8 d* g* p0 n S( h* t
& c8 ?% Z5 x" Z0 e [36]曹允源,李根源.吴县志[Z].苏州:文新公司,民国22年铅印本.
# \. w& o; k, j9 f$ f% k$ a- q2 _. u' @, D9 s$ I2 v
[37]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l996.
4 i+ M3 K- b/ h' x- Z0 `5 T) }3 `
I& O7 u; i0 y; e [38]明英宗实录[Z].上海:上海书店,1984." T% s, e6 h7 p/ V$ j5 Q
& k5 }$ d% F4 [6 w5 z
[39]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影印本., `8 g1 P# B7 I! Y
$ |1 H- Q- P. A) `
[40]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 V+ e1 a: z. J5 g
; [ I! X9 r, k6 ? [41]蔡思复等.发展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8 N2 M7 n* G' u9 a9 Y
" b% J9 i `) _ [42]W.W.罗斯托编.贺力平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f6 L* V6 V) G! C8 P
/ t3 O9 ?+ C) O: [) O( v& |
[43]西蒙·库兹涅茨著.戴睿等译.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E# c8 z s8 J8 K5 j
+ G$ x* `) R0 S# f$ X6 G: C6 T. v; O [44]汤姆·肯普著.许邦兴,王恩光译.现代工业化模式[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 V, d& k6 N3 g, @( ]: c
7 }5 R0 ]& {- g [45]袁芳.原工业化时期乡村工业对英国农村人口的影响[J].文史杂志,2003,(2).
8 _) U! e. d( Y: u" z' s3 X3 K
[46]哈瑞森.普通的人民——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J.F.C.Harrison.The Common Peopk——A Historyfrom the No- 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M].FLAIMINGO出版社,1985.4 }! J* @5 {3 a1 M/ m
: R; t9 G, N% ?4 n% }8 u [47]迪恩和科尔.英国的经济发展:1688—1957(phyms 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7)[M].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 x# ?, i+ O+ @+ j. J
- \+ ?! L* C4 d( ]" r4 N% }( G [48]曹树基.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4).2 l9 w' m5 P4 J! { }9 z! M
; T5 |7 o3 z' {* t [49]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l0 n" W ~" j2 v$ C% P
% o! j' v; D3 ?3 p+ D
[50]方行.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
( E( V. M7 U5 [4 |. P) n4 M5 C% h$ x! S6 l' Z; y1 B
[51]罗仑.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m, B# I/ l2 a
# B H1 Y- U k" m/ B, @' l [52]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 u K7 ~7 j' K$ F5 z
4 e6 y: H+ ~. A! ]+ G [5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 {& B: w; U( D. C
2 X, W. J1 q7 L2 u# Q [54]霍塞.出卖的上海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2.
. q6 c1 r; W# i; O9 n
+ Q7 A- t! V( M9 K1 R[55]余同元.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N].光明日报,2005—07—20(弹论版)
`& h8 D* \, y F7 T/ B8 M4 d% @# g6 r. I
9 y; j4 B: ^6 }. J) O8 h. D- Z. s+ z7 W! k; Y
作者简介:余同元,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苏州215021)6 T/ X+ k7 V-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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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k- T' E( T \8 E原载《史学月刊》(开封),2007.11.5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