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37:16

——孙云球《镜史》研究

孙承晟

明清史2007.10

摘要：由于文献的限制，西方光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一直难以厘清。综合新发现的《镜史》一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孙云球的生平及交游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镜史》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光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汤若望的《远镜说》。孙云球在吸取西方光学知识的基础上，以水晶为材料磨制成各种光学器具，对后来的民间制镜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记载完全来自于《镜史》，对孙氏所制各种光学器具的推广起到不小的作用。
关键词：孙云球／《镜史》／《远镜说》／眼镜／望远镜／明清之际

眼镜自元明时期从西方传人中国，初称叆霴(或僾逮、优逮等)，后在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稿》中始有眼镜之名①。由于时人未能仿制，眼镜往往成为奇珍异品被人收藏。对眼镜的仿制出现于明末[1]，但最成功者当属清初的孙云球。他采用水晶磨制成各种透镜，对中国的制镜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稍前，薄珏曾做过望远镜，但用的是玻璃②。李约瑟等倾向于认为薄珏和孙云球是独立制作光学仪器的[2,3]，亦有学者推测他们应当受到了西学的影啊([4]；[5]，479—482页)。然而，迄今为止未见薄珏著作传世，且学界一向认为孙云球的《镜史》一书已佚，因此对于他们的研究仅凭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测，很难得出信服的结论。笔者据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镜史》一书，辅以其他相关文献，希冀对孙云球的生平、交游、学养有更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深入理解西学传人与中国光学器具研制之间的关系。

1
生平与交游

孙云球，字文玉，又字泗滨，吴江人，大约生于1650年，卒于1681年以后③。其父名志儒，字大若，又字茂叔，祟祯癸未(1643年)进士，曾任莆田知县[6]、漳州知府[7]。母董如兰，字逸隽，号慕园，吴县人，懂诗书。孙云球自幼得母亲亲授经史，十三岁为县学生，后两次乡试未果，遂淡于功名。明清鼎革之后，一家从福建返归故里，开私塾。其父故去之后，孙云球偕母寓居苏州虎丘，以卖药为生。

孙云球对制造发明颇有天赋，“尝准自鸣钟，造自然晷，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杪”([8]，读《镜史》书后)。他对光学几何之法尤有研究，在苏州用水晶磨制各种镜子，其中以眼镜(远视镜、近视镜、童光镜)和望远镜影响最大。他的光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张若羲④称他“远袭诸泰西利玛窦、汤道未、钱复古诸先生者也”([8]，孙文玉眼镜法序)，吴奇生则云：“西来忽遇异人传。几何心法得真诠。”([8]，《镜史》赠言)这些皆表明孙云球受西学影响之深。

至于制镜技术，孙云球则多与杭州诸昇⑤、桐溪俞天枢、西泠高逸上⑥、钱塘陈天衢⑦相互切磋，最终“萃诸子之成模，参之几何求论之法，尽洗纰缪，极力揣摩，使无微疵可议”，其所制眼镜则“扩为七十二种，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8]，孙文玉眼镜法序)

由于孙云球制镜技艺高超，当时很多人都不惜重金前来购置眼镜。他的舅舅董德其⑧近视甚为严重，“阅文缮写，在见寸以内”，康熙十七年(1678年)参加乡试，借助孙云球所制眼镜，“顿使目光远一尺有余”([8]，《镜史》弁言)。董氏中举，眼镜功不可没。

关于孙云球的传记资料最早出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虎阜志》，其中卷6“物产”收录《镜史》一书中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文康裔“读《镜史》书后”、董德华“《镜史》跋”，并综合多种资料在卷7“名贤”中为孙云球立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传。此后关于孙云球的记述均不出《虎阜志》的范围。《吴门补乘》(1822年)卷2“物产补”载汪士煌撰《善制眼镜孙云球传》。《吴县志》(1933年)卷51“物产·眼镜”提及孙云球，其资料源自上述《吴门补乘》卷2汪士煌撰的《善制眼镜孙云球传》，卷75下“列传·艺术二”的孙云球传则采自《虎阜志》卷7的传记。
以上各书均记载文康裔患短视，孙云球偕他到虎丘山顶试其所制望远镜，文氏大为惊叹。此一情节屡被后人征引。据文氏的“读《镜史》书后”，孙云球偕他在虎丘山顶试验望远镜确有其事，他患近视则为讹传，因为孙云球赠给他的是存目镜⑨，并非近视镜。《虎阜志》和《吴县志》皆言孙云球“康熙初卒，年三十三”，还记载其母曾为《镜史》一书撰序，然笔者所见版本并没有该序。

2
《镜史》与《眼镜说》

明末，西方传教士不仅携入许多西洋仪器⑩，而且还译著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撰成《天问略》一卷，最先向中国介绍了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及其新的天文发现([9]，17—19页)，惟较为简略。天启六年(1629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yon Bell，1592—1666)与李祖白合作撰成《远镜说》一卷，为明清之际最为系统地介绍望远镜及眼镜的原理、制作和使用方法的专书。此书当是据Girolamo Sirturi所著的Telescopium,Sive ars Perficiendi novum illud Galilaei Visorium Instrumentum ad Sidera(Frankfurt，1618)译纂[10]，入清以后被收入《西洋新法历书》。此后罗雅谷(Giacomo Rho，1592—1638)的《五纬历指》、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的《测天约说》等书均提到伽利略所制的望远镜[11，12]。

最早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是汤若望，时间应在其入华的1622年。此后不久，卢安德(Andrius Rudamina，1596—1631)、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等亦有携入([9]，41—42页)。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上疏请造望远镜，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过6年之后，崇祯历局的望远镜方才造成[12]。

与此同时，民间亦开始有人仿制望远镜，最早是薄珏。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进犯安庆，薄珏受应天巡抚张国维(1594—1646年)之礼聘，制造铜炮及望远镜，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3]。由于薄珏用玻璃制成望远镜，因此他受到西人的影响应该无疑。之后不久，孙云球也开始磨制各种光学器具，其中便有望远镜。

至于眼镜，明清时期传教士亦传入不少，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郭天宠(Joao Baptista，1654—1714)、习圣学(Jean—Charles—Etienne Finis— sard de Broissia,1660—1704)送康熙10副度数不同的眼镜，以备不同年岁使用。[13]雍正十分喜欢眼镜⑾，并时常向大臣赏赐，即位不久便于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眼镜作⑿。与雍正不同，乾隆对眼镜颇有偏见，终生未戴过眼镜，还写了不少反对佩戴眼镜的诗。他还认为玻璃对眼睛是有害的，而水晶则“无弊”[14，15]。这似乎也反映了当时用水晶磨制眼镜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眼镜需求巨大，民间亦多有人仿制。然正如诸异所言：“造镜家余亦阅历数子，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会其神理者十无二三。拈花微笑，惟孙生一人。”([8]，《镜史》小引)文康裔亦云：“其玄玅在几何，高深平直，不碍不空，间不容发。夫岂与工人赝鼎，窃见一隅，或虚儗形似，或任意仿摹，冒其巧以博世资者，可同日语哉?”([8]，读《镜史》书后)可见，孙云球在当时仿制眼镜的人中，不但是最为成功的，而且对制镜相关的几何知识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2.1《镜史》及其所介绍的光学器具

《镜史》一卷(见附录)，题“孙云球编辑，文康裔较阅”，康熙二十年(1681年)序刻本。正文共14叶，半叶8行，行20字，四周双边，无鱼尾，版心上题“镜史”，板框14.2cm×9.2cm。卷首有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母舅董德其“《镜史》弁言”(1680年)、诸昇“《镜史》小引”、吴奇生⒀“《镜史》赠言”，卷末有元舅董德华“《镜史》跋”(1681年)、文康裔“读《镜史》书后”(16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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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正文甚为简略，约1300余字，共分为昏眼镜、近视镜、童光镜、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11部分，每一部分对相应的镜种有言简意赅的解释，并配有相应的版画，制作非常精美⒁(图1)。而其他如鸳镜、半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砲镜、放光镜、一线天、一线光诸镜种种，由于人们不常用，或仅供戏玩，故均未列载。
对孙云球制作的各种光学器具，王锦光、李约瑟、鲁桂珍、王冰等人分别作过推测。由于《镜史》过于简略，现在依据原文还是不能完全推知它们。
昏眼镜、近视镜、远镜：毋庸赘言，即现在的老花镜、近视镜和望远镜。

童光镜：孙云球称“即西士所谓存目镜”。李约瑟和鲁桂珍推测为“单式显微镜”还有一定可能，至于为“一种更强大形式的‘千里镜’”[2]，则似有些远了。
火镜：其实就是凸透镜，用以代替燧石取火。
端容镜：即为普通镜子。

焚香镜：应与火镜相似，只是在其下置香，并将该镜做成一个架子，随日而转，颇为方便。

摄光镜：即简易的针孔成像器，或与影戏灯类似。
夕阳镜：即墨镜，用茶晶或墨色的水晶做成。
显微镜：值得指出的是，孙云球特别提到显微镜在博物学上的用途：“博物者不特知所未知，信乎见所未见。”西方显微镜在1680年左右即已经传入中国⒂，因此孙云球独立发明显微镜的可能性不大。
万花镜：或即万花筒之类。

曹允源等纂《吴县志》中称孙云球制造了72种镜子[16]，此说被后人广为引用。实际上，孙云球分别磨制了24种昏眼镜、24种近视镜、24种童光镜，共72种，此外，尚有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显微镜等多种，并非总共72种镜。

孙云球配制眼镜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随目配镜”，目前尚无资料说明是如何做到的。但如上所述，他应该是分别磨制好24种度数的老花镜、近视镜和童光镜，让顾客自试，看哪一种最合适便为之配制该种眼镜。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主觉验光。若他能提供0—600度眼镜的话，与现在25度一档的主觉验光已无显著差别。当然，他的“随目配镜”应不含他觉验光，但能给患者提供24种选择，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准确和便利了。

2.2《镜史》对《远镜说》的征引

由于文献的限制，以往学界仅能对孙云球所制作的镜子进行推测，对其知识来源也无以解释。王锦光曾猜测孙云球受到《远镜说》的影响[4]。事实上，从《镜史》一书，可看到孙云球对西学几何之法十分关注，尤其对《远镜说》一书深有研究。诸昇说孙云球“壬子(1672年)春，得利玛窦、汤道未造镜几何心法一书，来游武林，访余镜学。”几何心法一书即指《远镜说》。《镜史》一书颇多取材于是书，兹列表(表1)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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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看出，孙云球《镜史》中关于眼镜和望远镜部分的内容乃是依据《远镜说》中的相关部分纂辑而成。孙云球在其书“远镜”条中还明确说：
此镜宜于楼台高处用之，远视山川河海、树木村落，如在目前。若十数里之内、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较之觌面，更觉分明。利用种种，具栽汤道未先生《远镜说》中，兹不赘列。

虽然《镜史》很多参考了《远镜说》，但我们亦应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如《远镜说》“利于苦远视者用之”条中有“……喜三角形视近、不耐平行视远者……物象从镜角形入目……”等语，并配有相关图形作出解释，而《镜史》中则没有这些内容；对于镜片的护理，《远镜说》中只提及“两镜或受尘垢，勿用手揩摸，只以新净绢帛轻轻拂拭，即复光明”，而《镜史》中则加入“勿用绸绢揩摩”之语；等等。这表明《远镜说》更多的是关注几何原理，孙云球则在实践方面经验更为丰富。

《远镜说》一书只涉及眼镜和望远镜，因此孙云球对《远镜说》的参考亦仅此两端，至于《镜史》一书中其他部分的来源则尚有待考证。孙云球应当还阅读过其他的西学著作。张若羲说他“尤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制远视、近视诸镜。”([8]，孙文玉眼镜法序)可见他并非只懂得磨镜的技术，对于以数学几何为基础的光学知识应十分熟稔。

此外，孙云球还受到了薄珏的影响。《镜史》中论及调节望远镜时说：
人目虽同，其光万有不齐，如甲所定之分寸，乙视之则不合。须以筒进退之，极微为得。薄子珏云，须平时习视数日，由显之微，自近至远，转移进退，久久驯熟，然后临时举目便见。倘一毫未合，光明必减，奚镜之咎。

子珏即为薄珏的字。或许薄珏当时有相关著作行世也未可知。
王锦光、洪震寰还猜测《镜史》可能是“一本内容充实的光学仪器著作”[18]，然而该书却极为简略，更像是一本介绍各类镜子的手册，其中并未透露什么制作方法与技巧。由于当时这些光学器具已经成为商品，因此极可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孙云球撰写此书只是向一般人推广其制作的各种镜子，而非着眼于光学知识的传播。

3
《镜史》在当时的流传

孙云球所制的光学器具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四方闻声景从，不惜数百里重价以相购”([8]，《镜史》跋)。与孙云球同时代的李渔(1611—1680年)在其小说《十二楼·夏宜楼》中，讲述了一位名叫瞿佶的旧家子弟利用望远镜(书中称千里镜)窥视一个官小姐的闺阁生活，从而“骗取”姻缘的传奇故事。书中所记载的一段光学史料则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5]，496—498页；[19])。其文云：

这件东西名为千里镜，出在西洋，与显微、焚香、端容、取火诸镜同是一种聪明，生出许多奇巧。附录诸镜之式于后。

显微镜

大似金钱，下有二足。以极微极细之物置于二足之中，从上视之，即变为极宏极巨。虮虱之属，几类犬羊；蚊虻之形，有同鹳鹤。并虮虱身上之毛，蚊虻翼边之彩，都觉得根根可数，历历可观。所以叫做“显微”，以其能显至微之物而使之光明较著也。

焚香镜

其大亦似金钱，有活架，架之可以运动。下有银盘。用香饼、香片之属置于镜之下、盘之上，一遇日光，无火自燕。随日之东西，以镜相逆，使之运动，正为此耳。最可爱者，但有香气而无烟，一饼龙涎，可以竟日。此诸镜中之最适用者也。

端容镜
此镜较焚香、显微更小，取以鉴形，须眉毕备。更与游女相宜。悬之扇头或系之帕上，可以沿途掠物，到处修容，不致有飞蓬不戢之虑。
取火镜

此镜无甚奇特，仅可于日中取火，用以待燧。然迩来烟酒甚行，时时索醉，乞火之仆，不胜其烦。以此伴身，随取随得，又似于诸镜之中更为适用。此世运使然，即西洋国创造之时，亦不料其当令至此也。

千里镜
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者更觉分明。真可宝也。[20]

郭永芳指出，李渔的《十二楼》较早的版本有顺治十五年(1658年)刊本，因此这一份史料应在此年之前[19]。事实上，较早的《十二楼》版本有3种：英秀堂本、宝宁堂本和稍后的消闲居本。前两种实为同版，只是刷印时间和书坊名称不同而已，均有顺治十五年杜濬(1611—1687年)序，这两个版本中并没有上述关于介绍诸镜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在后来的消闲居版本中才加入的，惟消闲居本的写定及刊刻时间暂还未得考(消闲居本的杜濬序未署年月)⒃。

李渔为何在后来的版本中加入这些内容?来源于何处?若比照《镜史》一书，便可看出这些内容几乎全部来自其中⒄，只是变得更为通俗，并有李渔稍加的一点评论而已。由于这些镜具当时尚不多见，他加入这些内容当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新奇性，同时也给千里镜一个背景性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李渔称显微镜下有二足，而《镜史》中为三足，此或为笔误，或当时已有多种显微镜。李渔接着还说：

以上诸镜皆西洋国所产，二百年以前不过贡使携来，偶尔一见，不易得也。自明朝至今，彼国之中有出类拔萃之士，不为员幅所限，偶来设教于中土，自能制造，取以赠人。故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诸公欲广其传，常授人以制造之法。然而此种聪明，中国不如外国，得其传者甚少。数年以来，独有武林诸曦庵讳□者，系笔墨中知名之士，果能得其真传。所作显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诸镜，皆不类寻常，与西洋上著者无异，而近视、远视诸眼镜更佳，得者皆珍为异宝。[20]

这也说明了明末之前诸镜多通过贡使传人中国，中国并未自行制造，至明末随着耶稣会士(“出类拔萃之士”)的入华，中国人方得以学习此艺。文中还暗示上述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知识来自诸曦庵。诸曦庵即诸昇⒅，曾指导过孙云球制镜之术。在以李渔金陵别墅“芥子园”命名的《芥子园画传》中，其女婿沈心友请诸异为第二集编画了《兰竹谱》，诸昇并为之作序⒆。可见诸昇与李渔一家应是很熟悉的。

诸昇显然对制镜也很有研究，但如上所述，《十二楼》中关于诸镜的文字一定是参考了《镜史》一书。因此可推断是诸异向李渔透露了孙云球的《镜史》，而使得李渔孙冠诸戴了。瞿佶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十二楼》对望远镜等光学器具的推广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
孙云球的制镜术对之后的光学仪器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州因他而成为全国的制镜中心。民国时期，上海已经大部分采用从德国、美国舶来的玻璃镜片制造眼镜，但吴县仍主要以传统的水晶磨镜，其制作程序则分为：“(甲)水晶作：(一)车片，(二)磨光；(乙)钉铜作：(一)制造小件，(二)装成镜架；(丙)眼镜店：(一)配合成件，(二)装潢。”[21]由此亦可大致想象清初制作眼镜的情形。这种手工制作水晶眼镜的工艺至今在江苏东海等地还有所保留，但大多只是作为工艺品，价格十分昂贵。

4
结语

中国和日本是近视多发国家，拉斯穆森(O．D． Rasmussen)对此曾有过别开生面的研究。他指出，19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没有自己仿制过眼镜⒇。我们不禁也要问：西方的眼镜在元明时期便已传人中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但何以要到明清之际才有人成功仿制?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为磨制镜片的技术，一为对透镜光学知识的了解。古人其实很早就能用水晶磨制各种镜片(包括取火透镜、放大镜、装饰用的水晶球等)，隋唐时期西方的玻璃取火透镜也大量传入中国([5]，225—242页)。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并没有发展出关于透镜的屈光学知识，这是元明时期未能仿制眼镜的主要原因。

明清之际随着耶稣会士入华，西方光学知识也开始传人。汤若望的《远镜说》是第一部系统地向中国介绍望远镜制作及相关光学原理的著作，对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的光学仪器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云球在此书的启发下撰成的《镜史》一书，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光学论著，书中介绍了多种他所制作的镜具，其中关于眼镜和望远镜的部分乃是直接参考《远镜说》纂辑而成。但该书内容甚为简略，并没有透露更多的制作方法，更像一本简介和使用手册，因此“市坊依法制造”不大可能。而内容充实、有理有据的光学著作则要等到19世纪早期郑复光的《镜镜詅痴》。
孙云球成功地制作了各种光学器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渔在其小说《十二楼》中详细地“宣传”了这些新奇的事物(尤其是望远镜)，而其中关于各种镜子的介绍则来自于《镜史》一书。值得指出的是，除眼镜和望远镜之外，孙云球是如何研制出其他镜具的，以及他的光学知识对后来制镜业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19:37:41

附录

镜史

孙文玉眼镜法序

予与癸未同年兄孙大若偕宦于闽，予为司李，大若令莆田。予则困于刑名，日不暇给。大若旷怀高致，诗酒自娱，翩翩若仙吏，不受民间一丝一粒，民亦爱之如慈父母焉。嗣遇鼎革，终以民爱之故，反覆攀留，使为刺史。旋归故里，路遭兵燹，家徒四壁，闭户授徒，不出见有司。年姪文玉，其季子也，为年嫂诰封孺人董氏所出。董孺人多才学，在任时，闽中女子通文墨者，日以诗文往还，署中称师生焉。归家后，邻女亦皆从之，助夫君以资馆谷。文玉得父母训，幼即聪颖，经史皆母孺人口授。年甫十三，补弟子员，两入棘闱不遇，遂澹于功名，意豁如也。近变薄产，以葬其父，择地定穴，皆所手造。然以一身任，而家道萧然矣。别无恒产，奉母孺人僦居虎丘，货药利人，得值以市甘旨。尤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制远视、近视诸镜。其术乃亲炙于武林日如诸生、桐溪天枢俞生、西泠逸上高生，私淑于钱塘天衢陈生，远袭诸泰西利玛窦、汤道未、钱复古诸先生者也。诸生慷慨尚义，卓荦超轶，工竹石山水，追踪夏昶，省会驰誉。镜法乃陈生所授，文玉寓武林，倾盖如故，即以秘奥相贻。嗣遇俞生，贫而好侠，与文玉萍逢，一晤语即意气相投，倾其所知以赠。高生灵慧天成，技巧靡不研究，挟技游吴，为之较榷分寸。诸生栽至吴门，复为细加讲解，极致精详。文玉萃诸子之成模，参之几何求论之法，尽洗纰缪，极力揣摩，使无微疵可议，扩为七十二种，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人人若于有生以后，天复赐之以双目也。嗟乎!人之智力可以无所不为，独不能使其目皆察秋毫之末，而远瞻百里之外也。孙子之法能使目之昏者再明，近者倏远，并使不昏者愈明，不近者愈远，岂以人工之巧，夺造化之权欤?且大若游宦，廉介清白，诒谋文玉，扶母偕隐，承颜菽水，孝友出于性生，恬澹本乎天赋，品行正未可以一端拟也。若涉猎百家，博通诸法，非又文豹之一斑乎?年家眷侍生张若羲序。

《镜史》弁言

凡人之才，有大用之一时以为荣而不可刍者，亦有才大而甘于小用之，一时之人不及觉，有识者见之以为不可及者，此盖一时之荣不足以动其心也。吾甥孙文玉，贵公子也。吾姊丈与吾姊氏之跋涉宦海，历观时变，吾甥之年少多才，曲体亲心，云间昊东张老年伯，以同年同官之谊，参以吾家孙族之言，序之详矣，莫赞一辞。但予惜甥之才，可以无所不为，乃以戋戋镜法自名，得毋有才而小用之乎?然昔人好为蜡屐，工于结髦，皆不掩其风流豪杰本色。若运巧思以为机关运动之法，刻镂玩好之具。则亦何益于人世也?今文玉之法，能使目之昏者明、近者远，是人之所不能得之于天者，忽然而得之于文玉也。其所利益，岂浅鲜哉?即予最近视，阅文缮写，在见寸以内，戊午闱中，藉吾甥镜，顿使目光远一尺有余，则其他可知矣。第吾甥有才而不大用，纷心于技巧之末，微露其奇，非不拮据勤劬，以课朝夕，而静詧其布衣霍食，恬淡自形，绝不作颦感态。视世之劳劳攘攘、奔逐利名者，略不足以动其心也，非养之有素欤?是文玉有大才而甘于小用，不必有识者，始知之也，是文玉之不可及也。康熙庚申春阳华旦母舅董德其书。

《镜史》小引

吴门泗滨孙生，刺史大若孙公令嗣，文学中知名士也。安贫守已，居易存心，惟喜读奇书。间制一奇器，匪奇也，所以为庸也。庄公不云乎：道寓诸庸。庸莫庸于致孝，奇莫加焉。孙生令先子发甲于明末，远宦闽中，正值鼎革，兵荒迁播，抱病生还，虽仕而实贫。迨殁后，孙生弃所遗薄产，独营丧葬，竟无卓锥地矣。《礼》谓为人子者，习必有恒业。孙生既无恒产，执一艺为养母计，愈庸而奇，不信然欤?壬子春，得利玛窦、汤道未造镜几何心法一书，来游武林，访余镜学。时余为笔墨酬应之烦，日不暇给。雨窗促膝，略一指示，孙生妙领神会，举一贯诸，曾无疑义。越数栽，余因崇沙刘提台之召，再过吴门，孙生出《镜史》及所制示余，造法驯巧，并臻绝顶。中秋月夜，相对讨论，亹亹不倦，予亦罄厥肘后以述。今制诸镜，迨无出其右矣。且谦抑韬晦，本于性生，五车二酉。莫竟其藏。迄与人相接，如良贾深居，务匿瑶彩。即造镜一艺，独得利、汤几何之秘，启发则举一知三。而加功又人一已百。然稍闻有擅此技者，必虚衷请益，一若其反胜已者。语云：盛德若虚，大智若愚。愈足征其谦抑韬晦之美，送养竭尽之诚矣。造镜家，余亦阅历数子，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会其神理者十无二三，拈花微笑，惟孙生一人，即起利、汤而证之。恐不易吾言。钱塘诸弄日如氏题于孙生安素斋之斗室。

《镜史》赠言

大隐城隅安我素，才情前掩三都赋。负粮百里日承欢，游楚千钟何足慕。君家藏书古有楼，今君藏书腹为库。逃名近在吴市中，采山钓水随乎遇。问字群来弟子员，诗成好示邻家妪。独怜清白守先贤，负薪谁洒西江鲋。西来忽遇异人传，几何心法得真诠。昏目看花花似雾，近视摩书书欲穿。不用金鎞与刮翳，双瞳秋水神光鲜。大造育物犹有憾，手补缺陷功何全。自古越裳使重译，迷途何日归乡舶。一朝为制指南车，万里山川无间隔。神奇果得胜天工，道形而上将无同。
右赠泗老年社兄镜史几何心法一首，仿古李青莲歌。蓴江吴奇生拜题。

镜史

姑苏孙云球文玉氏编辑
天台文康裔绳武氏较阅
二十四种昏眼镜
二十四种近视镜
二十四种童光镜
远镜

火镜
端容镜
焚香镜
摄光镜
夕阳镜
显微镜
万花镜
外有鸳镜、半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砘镜、放光镜、一线天、一线光，诸镜种种，人所不恒用。或仅足供戏玩具者，概不列载。

昏眼镜

凡人老至目衰，视象不能敛聚，一如云雾蒙蔽，惚恍不真。或能视钜而苦于视微，或喜望远而不能视近。用镜则物形虽小而微，视之自大而显，神既不劳而自明也。量人年岁多寡，参之目力昏明，随目置镜，各得其宜。

近视镜
凡人目不去书史，视不踰几席，更于灯烛之下，神光为火光烁夺，则能视近而不能视远。又有非由习贯，因先天血气不足，视象不圆满者。用镜则巧合其习性。视远自明。量人目力广隘，配镜不爽毫厘。
童先镜

人之年老目衰，皆由平昔过用目力，神明既竭，时至则昏。观诸文人墨士，及钩画刻镂诸艺，专工细视，习久易昏。彼牧竖贩夫，不藉两眸者，老至不昏，差足征也。此镜利于少年，俾目光不随时而损，西士谓之存目镜。成童即用，十数年后去镜，目终不衰，至老仍如童子。若颜渊熟视白马，夫子预决其短夭。则目司为一身精气所聚，存养瞳神，可以延年永寿，岂小补哉?

远镜

此镜宜于楼台高处用之，远视山川河海、树木村落，如在目前。若十数里之内、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较之觌面，更觉分明。利用种种，具栽汤道未先生《远镜说》中，兹不赘列。

筒筒相套者，取其可伸可缩也。物形弥近，筒须伸长；物形弥远，筒须收短；逐分伸缩，象显即止。若收至一二里，与二三十里略同，惟一里以内，收放颇多。

镜必置架，方不摇动。视欲开广，那动镜床，左右上下，宜缓勿急。

前镜勿对日光，日光眩目，镜光反昏。若必需对日视象，须于暗处置架。

视镜止用一目，目力乃专。

人目虽同，其光万有不齐，如甲所定之分寸，乙视之则不合。须以筒进退之，极微为得。薄子珏云，须平时习视数日，由显之微，自近至远，转移进退，久久驯熟，然后临时举目便见。倘一毫未合，光明必减，奚镜之咎。

衰目人后镜略伸，短视人后镜略缩，目光亦万不能同，自调为得。

镜面勿沾手泽。倘蒙尘垢，以净布轻轻拂拭，即复光明。勿用绸绢揩摩。诸镜仿此。

火镜

周官司烜氏取明火于日，司爟氏四时改火，以救时疾。古先王用心于火政，必非无故也。李时珍先生云，石中之火损人头目，今习之不察者久矣。此镜于日中取火，无煤自燃，用以代燧，且大似金钱，便于携带，舟车途次，尤所必需。

端容镜

镜小如钱，用以鉴形，须眉毕备。既不如铜镜之累坠，可免衣冠不饰之讥。更与美女相宜，悬之扇头，系诸帕角，随时掠鬓，在处修容，顾影生妍，香闺异宝。

焚香镜

香置镜下，随日东西，以架相逆，无火自燕。且香味极佳，绝无烟火气息。一饼龙涎，可以竟日。南窗清供，似不可无。

摄光镜

镜置极暗小室中，即西洋所谓月观者是也。素屏对镜，室外远近上下，动静大小物类，俱入屏中，细微体色，毕现如真。

夕阳镜

人有患赤火眼者，于天光明亮处，即不能视物。用镜则凉气沁肤，目痛立止。虽炎炎烈日，一如夕阳在山，犹酷暑热恼中一服清凉散也。

显微镜
镜用俯视，以极微细之物，置三足之中。视醯鸡头尾了然，视疥虫毛足毕现，蚊蟁宛如燕雀，蚁虱几类兔猿。博物者不特知所未知，信乎见所未见。
万花镜
此镜能视一物化为数十物。如视美人。顷刻金钗屏列；视花朵，忽来天女缤纷；远视山林台榭，俨然海市蜃楼，层叠参差，光华灿烂。蓬莱阁上，恐反无此变幻观也。

《镜史》跋

法莫神于西洋，以其巧由心造，非工师所能授也。然其所造，若历法，若炮法，皆绝奇，且大有裨当世，不止作小技观。闻之西洋历正南公之言曰，彼中六科取士，下及百家，莫不究心几何之学，各殚精于其中，是以法莫神焉，巧莫及焉。若眼镜特其一耳，亦以几何精工法，巧制之如《镜史》所云者，良不诬也。吾甥泗滨，以诗礼之家声、文学之彦士，试法巧于此，亦古人游艺之一道。而四方闻声景从，不惜数百里重价以相购，遂籍甚于虎丘孙家眼镜之神妙，而不知吾甥之所精用物于几何者。亦以此小试其能。若云泗滨之才止是，则小之乎视。泗滨又鸟足与语西洋之学哉?是为跋。康熙辛酉七月中元舅氏董德华书于白堤桂林深处。

读《镜史》书后

世有奇人，负奇才与识，不见知于世，退而展奇思，制奇器，靡不入妙要，亦知其灵心跃露，以器为寄焉耳。吴门孙先生，字文玉，一字泗滨，博学多能，名噪黉序，薄世味，栖幽逸，卜居虎阜，菽水怡亲，素贫自得，出其余闲，探奇穷奥。尝准自鸣钟，造自然晷，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杪，奇亦至矣。先生又出所辑《镜史》相示，其远镜尤为奇幻，偕登虎丘巅，远观城中楼台塔院，若招致几席，了然在目；覩彼天平、邓尉、穹嶐诸峰，峻嶒苍翠，如列目前，体色毕现。神哉，技至此乎!向见时晷，愚谓奇之至矣，何幸又得此幻观也。先生曰：“是未足以尽其奇耳。”更以存目镜相诒，试之两眸，心旷神怡，百倍光明，无微不瞩。先生资我披览诵读者，殆锡我以如意珠也。悉之有数十种类，各有不同，而功用亦逈别。其玄妙在几何，高深平直，不碍不空，间不容发。夫岂与工人赝鼎，窃见一隅，或虚傻形似，或任意仿摹，冒其巧以博世资者，可同日语哉?是观先生器之奇，而知先生才与识之奇，偶于斯一跃露焉，而正未有涯也。因僭一言书后，敬授之梓，以公同好之来问奇者。康熙庚申中秋月望天台文康裔拜手漫题于虎丘之石林精舍。

致谢
本文写作过程中不断得到业师韩琦研究员的指点；王冰研究员、戴念祖研究员对论文初稿提出许多宝贵建议；新竹清华大学周维强博士对论文给予很多宝贵建言并帮助索检多种文献；《镜史》一书由毛志辉先生从上海图书馆代为复制。谨此一并致谢!
基金项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科技志”课题

注释：

①关于眼镜在中国的起源，历有争论。来生(C．Rskufen)旁征博引，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即已发明服镜(来生著，梅晋良译：《中国眼镜的历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1期，第1077—1107页)；聂崇侯则认为中国在宋代便有眼镜的出现，名曰叆霴(聂崇侯：《中国跟镜史考》，《中华眼科杂志》，1958年第4号，第233—239页)；裘开明(Kaiming Chiu)、李约瑟、朱晟、王锦光、洪震寰、戴念祖、王冰等对上述观点作了考辩，认为矫正视力的服镜应当是元明时期才由西方传入的(Kaiming Chiu，The Introduction of Spectacles into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Vol．1，PP．186—193； Joseph Needham,Wang Ling ＆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V：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118—122；朱晟：《玻璃·眼镜考及其它》，《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2期，第79—86页；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7—158页；洪震寰：《眼镜在中国之发始考》，《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71—75页；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79—482页；王冰：《物理学史大系·中外物理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31页)；李慎则考察了西洋眼镜传人中国后中国文人的反应(李慎：《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澳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8—116页)。

②薄珏，字子珏，苏州人，就试浙江，补嘉兴县学生。不仅在制造望远镜方面卓越于世，而且涉猎广泛，并均有很深的造诣。有著述多种，惜未见传世。参见邹漪《启祯野乘》卷6“薄文学传”及曹允源等纂《吴县志》(苏州文新公司，1933年)卷75下“列传·艺术二”。关于薄珏用玻璃制作望远镜，《启祯野乘》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

③王锦光推测孙云球“生于1630年左右，卒于1662年左右”(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然据《镜史》，此说颇可商榷。诸昇“《镜史》小引”云：“壬子春，得利玛窦、汤道未造镜几何心法一书来游武林，访余镜学。……越数载，余因崇沙刘提台之召，再过吴门，孙生出《镜史》及所制示余……。”壬子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此外，从《镜史》一书所有的序跋中似乎看不出孙云球已故的信息，因此他应该卒于1681年之后(董德华“《镜史》跋”撰于康熙辛酉年)。若乾隆《虎阜志》称他只活了33岁属实的话，他当生于1648年之后，最早不会早于1639年。

④张若羲，字吴东，华亭人。崇祯癸未(1643年)进士，仕泉州推官，擢主事，归而栖隐郊墅四十年，自号味闲漫樵，闭户著书以终。参见黄之隽等纂《江南通志》(乾隆二年重修本，卷168“人物志·隐逸”，页14b—15b)。

⑤诸昇(1617—1690年后)，字日如，号曦庵、曦暗，浙江仁和人。“善画竹，横斜曲直无可人意，而雪竹尤佳，遂称独步。”参见冯金伯撰《国朝画识》(卷5，页26b—27a)和杨新《诸升生年的订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27—29页)。

⑥“高云，字逸上，先世山阴人。……又制镜，隔数里望远人，眉目裳衣，纤态悉可数。复出一镜，与客俯视蛛丝，如斗柱。忽见叠雪如山，峰峦矗起，撤镜视之，盐黍许也。”见龚嘉儁修、李榕纂《杭州府志》(民国11年铅印本，卷150“艺术二”，页8b—9a)。

⑦陈天衢生平事迹，暂未考。

⑧“董德其，字屺赡，原籍松江，世父宏儒，父宏度，皆以经师教授邑中。德其寓居厂头，康熙十七年由嘉定学入乡荐，需次知县，不赴选，安贫味道，志行卓然，有两世诗文集。从弟岁贡生德华，字滋迈，亦有文行。”见王昶等纂修《江苏直隶太仓州志》(卷50“流寓”，页12a)。董德其康熙戊午中举，叶梦珠《阅世编》亦有记载。见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⑨文康裔在“读《镜史》书后”中云：“更以存目镜相诒，试之两眸，心旷神恰，百倍光明，无微不瞩。”关于存目镜，见下文。

⑩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等早在1582年进入中国时，即以三棱镜等礼物送给总督，试图获得在内地传教的许可。三棱镜引起当时人们强烈的好奇心。见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7—152页)。

⑾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第3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93—297页。

⑿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眼镜尚入杂活作，九月廿一日便入眼镜作，可见，眼镜作当于此时设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⒀字似凡，号荨江，吴江人。

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远镜”条所配版画采用西洋的透视画法，甚为美观。

⒂吴历(1632—1718年)在澳门学道期间(1680—1683年)，曾见过许多西洋器具，其有“显微镜”一诗，云：“把镜方知匠意深。微投即显见千金。乍窥夺目能无讶，转盻分明尽快心。欢杀此间如梦过，疑真疑幻总难破。末路贪痴都若斯，纷纷以小妄求大。”见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澳门时报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感谢业师韩琦研究员提供此书。此后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洪若等5位法国传教士入华时携有象显器2个、双合象显器3个。见参考文献[13]，第168—169页。

⒃参见李渔著，钟夫标校《十二楼·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⒄参见附录《镜史》中的火镜、端容镜、焚香镜、远镜、显微镜诸节。

⒅戴念祖曾猜测诸曦庵或许即是薄珏。见文献[12]。
⒆参见胡佩衡、于非暗选订的《芥子园画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第2册“重印说明”及“《兰竹谱》序”。
⒇拉斯穆森认为很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A的饮食结构和沉溺于文字(尤其是中国)的视觉疲劳造成了东亚近视率的明显偏高。见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著，管可秾译《玻璃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3—180页)。

参考文献：

[1](明)张萱．疑耀[A]．卷7．丛书集成初编[Z]．第34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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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锦光．清初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A]．科学史集刊[C]．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58—62．

[5]戴念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6](清)吕懋荣．归安县志[M]．卷31．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11a．

[7](清)陆肇域，任兆麟．虎阜志[M]．卷7．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刻本2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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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冰．物理学史大系·中外物理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89．

[11]方豪．中西交通史[M]．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708—710．

[12]戴念祖．明清之际望远镜在中国的传播与制造[J]．燕京学报，2000，(新9)：123—150．

[13]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M]．韩琦，吴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90—191．
[14]燕山．乾隆皇帝与眼镜[J]．紫禁城，2001，(2)：47—48．
[15]李慎．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J]．澳门历史研究，2006，11(5)：108—116．

[16]曹允源，等．吴县志[M]．卷51．苏州：苏州文新公司，1933．17．

[17](德)汤若望．远镜说[A]．丛书集成初编[Z]．第130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8]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59．

[19]郭永芳．清初章回小说《十二楼》中的一份珍贵光学史料[J]．中国科技史料．1988，9(2)：87—89．

[20](清)李渔．十二楼[M]．李聪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48—49．
[2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M]．上海：民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33，959—965．

作者简介：孙承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010)

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京)，2007．3．363～376

[中国古代史] 明清之际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