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畿辅水利”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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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的“畿辅水利”[1]

董恺忱

载《东亚与西欧农法比较研究》

论著选载133

继元朝之后，明清两代也先后建都北京。当时的北京虽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邻近都城的海河流域，却水旱频仍，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皇室和它庞大的官僚机构所需要的粮食，不得不靠漕运来供应，这样不仅耗工费时，而且随时又有中断之虞。所以从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有人倡议，兴修农田水利来提高生产，以便和北京的政*治地位相适应。由于邻近皇都的地方以前又叫“畿辅”，所以有关这一地区的水利问题，就又有“畿辅水利”之称。在明清两代这500多年里，先后有人提过一些合理的方案和措施，但多为浮议所阻，从未得到认真的贯彻，当政者也举办过一些水利，但不是兼顾全局，加以工程草率而又时兴时废。灾害仍逐年有增无已，洪、涝、旱、碱的危害日趋严重。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畿辅水利”的回顾与分析，可以看出昔日官府治水，除了最高统治者为了确保漕运因而把它放在凌驾于灌溉、排涝、防洪之上，还反映出围绕着这一问题，在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明清两代畿辅水利成效甚微的终极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缘故。

一

明清两代“畿辅”水利所涉及的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华北平原的海河流域，而它所讨论的范围则包括了漕运、灌溉、防洪及排涝等几个方面。海河通常是指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在天津附近汇总后到入海的70多公里那段。而它上游的这5条河则是河北境内主要的水道，连同它们的支流一起构成了海河水系。不过海河水系形成却为时不久，历史上这个地区曾是黄河故道，多年来迁徙不定；到了三国曹魏时才初步趋于定型；宋代以后，受到黄河的影响逐渐减小；明清两代有些河道虽仍有时改变，但已和今天大体相近。
由于黄河和那些源自太行山等高处的河流，多次泛滥，迁徙无常，它所留下的旧河床，有的因为沉积淤塞，以致高出平地；有的由于决口时大溜冲刷形成槽状洼地。再加上地质运动所留存下来的淀、泊、沼、泽，所以河北境内海河流域地区，虽然是属于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但它的地形却是坡岗坑洼相间而微有起伏的。
华北地处季风气候带。全年雨量分布极不平均，春季干旱多风，夏秋降水又较集中，极容易发生春旱秋涝，从而加重了这个地区的灾难。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海河流域在这540多年里，发生过361次水灾，377次旱灾[2]。通常水灾的危害大于旱灾，而水灾的次数又是从明万历以后骤然加多的。推究其原因，除了年代愈近记载较为详备，也和人们对土地利用不尽然合理有关。
唐以前，虽已有人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垦田种稻，但规模有限，邻近淀、泊、沼、泽的低洼地方很少开垦，所以仍然起到蓄泄的作用。北宋时，在从今西淀至海的地方，曾广开水田，除了增加粮源还用来限*制辽国戎马的进犯。元朝在它覆亡之前，由于海上的漕运有时难以接济，根据丞相脱脱的建议，在今保定、河间及其以北地区也曾兴修水利，力求就近解决所需的部分粮食。但为时短暂成效不大。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从前的一些低洼地方也都相继被开垦成良田。由于任人耕种而从无规划，遂使泄涝归泊之路断阻，这样一旦山洪暴发，就水漫田野势必成灾了。
随着各河上游水土流失的加剧，它所挟带的泥沙也就日益加多，当这些河流进入平原后，因流速顿减，就有更多的泥沙沉淀淤积下来，使河道壅塞改动，从而更易经常泛滥成灾。太行山区在宋代以前还是个林木繁茂的地方[3]。元代以后，统治者为了营建宫室，相继滥砍滥伐。到了明代，为了解决内府所需薪炭，又在这里设立炭厂，伐木取材，烧薪为炭，致使林木更加稀疏[4]，有的地方开始成了童山秃岭。明代为了防止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每年又在汇入北运河的白河上游等地区，放火烧荒，而面积常在方圆百里以上[5]。滥伐和烧荒的结果，破坏了森林和植被，影响水土保持，使得下游平原地区也深受其害。
永定河在隋唐两代原称芦沟水，元明时期又叫浑河，就是因为它“石水斗泥”十分浑浊的缘故。从石景山以下进入平原之后，下游多淤，为害较大，加上北京就在河的东侧，因而是明清两代河防工程的重点。大清河位于永定河和子牙河之间，所处地势较低，上下游都较窄，只有中游略为开阔，其间有东、西淀及文安洼等淀泊，可以作为蓄泄的处所，它的上游唐河和易水所挟带的泥沙，就有一部分沉淀在这里，所以大清河又有淀河之称。子牙河上游的干流有二，北为滹沱，南是滏阳。滹沱水急流浊，所至填淤，自从流入宁晋泊，邻近水道便俱受其害。滏阳河过去曾与漳河相汇，由于漳河雨季水势急促流量较大，故多冲溢。后来漳河改道，滏阳河才独流向北，穿宁晋泊后与滹沱河在献县合流。宁晋泊和在它之南的大*陆泽旧有北泊、南泊之称。有人说它就是《禹贡》里的大*陆泽[6]。但因常年疏于修浚，听其淤塞，逐年垫高，到了明清两代，蓄泄能力已大为减弱。
由于各河逐年淤积，使河床不断加高，因而河水决堤后留下的旧河道，也就必然高出地面，就使周围的地区形成了封闭的洼地，由于这里的沥水找不到出路，而促使地下水位不断提高，出现了次生盐碱化。春季干旱多风的气候，又使土壤水分极易蒸发，便于土壤积盐返碱，结果在有些地方旱涝盐碱相继为灾。如围在卫河、南运河、滏阳河和子牙河之间的黑龙港地区就是海河流域的最大的封闭洼地。早在明代，其间的大名等地，已是十年九涝，成了“江湖凫雁之泽，而硝河者又复池卤下垫，凡所经流，率数岁不复刍牧”[7]。而曲周在明代崇祯时已是“盐碱浮卤，几成废壤，民间赋税无出”的地方。诚然，海河流域洪、涝、旱、碱相继成灾的原因，除了受地形、降水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和当时人们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有关。

二

明清两代海河流域生产的粮食，远远不够当时皇室和它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需用，仍旧仰仗由东南的供应来解决。早在元代，大都的粮食主要就是取自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为此世祖忽必烈时除了从事开发运河，还曾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早在至元十六年(1279)就曾着手开凿大都至通州间的运粮河，二十八年(1291)由郭守敬主持修通惠河，它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80公里，东连白河(通州至直沽)，再南经临清和位于山东境内的会通河相沟通。这样运河的南北段就全部通航，而不必水陆交替再辗转中原了。但运河常因天旱水浅，淤塞不畅，影响漕船不能如期到达。所以至元十九年(1282)也曾另辟海道，开始海运与河运并行，后来海运逐年增加。到文宗天历二年(1329)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已从开始时的4万多石，增加到350多万石。
明初成祖定都北京后，鉴于海运事故较多，又把漕运的重点放在河运上来，对运河北段加以整治，又使运河南北畅通无阻。永乐十三年(1415)建造了3 000只木船，增加了河运能力。明代漕船通常在1万只左右，年运输量为400万石上下。明代运河各段，因地为号，其在今河北境内的分称白漕、卫漕。北运河因借资白河，是以称白漕。其中北京至通州间在元代开凿的通惠河，在永乐时(1403—1424)已因河道淤塞，闸坝俱已湮灭，不再通船。后来虽有人多次提出修复，但皆被浮议所阻。到了嘉靖时(1522—1566)经御史吴仲反复陈述直接通航的好处，才蒙最高当政者的采纳，而再度兴工疏浚，并设官管理。直到明末，漕船都能直达京师，但通州、武清间的一段，因白河上游泥沙下行常使河道淤塞，多次决堤影响了漕运。英宗正统时(1436—1449)，改挖过一段新河，但仍无济于事。卫漕即南运河，因导引卫河水在临清汇入运河才又有这个名称。明代为了保证运河水量以利漕运，弘治时(1488—1505)实行过“引漳济卫”，即把漳河引入卫河，再汇至南运河，这一措施曾取得一定成效。但因疏于整治，不久到了隆庆时(1567—1572)，漳河又复北入滏阳河。
清初实行海禁，漕运也全都指靠运河。清代运河的河道，除山东境内为避黄河之险，康熙二十五年(1686)曾由靳辅开凿中河，废止了原长180里河槽那段之外，在今河北境内的河道仍同明代一样。问题也还是难以应付北运河因伏秋季节山洪决堤而使漕运中断；南运河则常苦于干旱水浅以致漕船难以顺利畅通。康熙三十六年(1697)又把漳河水东引到馆陶，让它流入卫河，藉以增加卫河汇流到南运河的水量。这样虽然改变了一向苦浅阻滞的局面，但自漳河南徙入卫后，又因汛期水流湍急浩淼，经常泛滥成灾。只好另行开挖减河来宣泄，但每当遇到较大洪水仍然无法控制。整个河运到了嘉庆(1796—1820)的时候，因为黄河屡次决口，加以一度实行过“引黄济运”，使河身淤垫日甚，船只胶浅难行，挽运更为艰难，而疏浚又复耗工费时，于是又有人筹议恢复海运。道光六年(1826)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始把江南的粮食通过海运直输天津。从这以后，河海并运，而河运就逐年更加不景气了。光绪(1875—1908)末年，江浙漕粮由招商局承运，经海路到津，再改用火车运京，河运终于全废。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为了确保其安危系于一线的漕运，始终强调并坚持在畿辅治水问题上，防洪、排灌都要服从漕运的利益。负责治河的官吏对此当然是心领神会，不遗余力地来加以贯彻。结果是，畿辅地区的水利愈治愈坏，每况愈下，在当时兴办农田水利和保证漕运的河道是难以兼顾的。早在乾隆二年(1737)时，就曾发过上谕，严令沿河各地从每年五月初一开始，就堵塞各渠口，并使卫河水全归运河以接济漕运，对所有灌溉用水都要稽查严禁。嘉庆二十年(1815)河督文冲等又曾上言：“卫河需水之际，正民田待溉之时”，但“倘天时干旱，粮船阻滞日久，是漕运尤重于民田，应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8]到了光绪时漕粮河运行将结束，当时的一些廷臣督抚曾在运河的兴废问题上有过争议。由于处在海运已代河运而兴，废除河运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有些人才敢于直陈其利弊。如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祯在光绪五年(1879)时承认：“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灌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农事益不可问。”[9]这对当时有人仍在坚持“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达，兼以保卫民田”的说法，是个有力的批驳。
由于漕粮是天庾正供，事关封建帝王、皇室贵族以及朝廷官僚、京师内外卫戍部队的口粮供应，所以它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尽管过去也有人指出过漕运的积弊，但却丝毫不能动摇最高统治者不惜一切来保漕的决心。明末徐光启就说过：“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10]这话是指漕运东南粮食来供应京师，民费数石而实得一石，使东南人民陷于穷困；把北方一些河水引到运河以供漕运，就无法保证民田灌溉用水；而且由于运河穿过黄河，倘治理不善，就极易发生差错。这可说是对漕运问题的高度概括。作为解决的办法在徐光启看来应该在京畿发展农业生产，就近供给京师所需的粮食。而在这之前和以后，也还有些人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强调应在畿辅兴办农田水利。

三

为了把地近京畿的海河流域的水害变为水利，并扭转只靠漕运仰食江南的局面，明清两代朝野上下不少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曾围绕在畿辅地方是否应该并如何兴办农田水利，开展过反复多次的讨论，提出了有着不同经济背景的各种主张。如一些出身江南的廷臣，其所以力陈应在畿辅兴办水利发展生产，是为了减缓东南的赋税；而有些籍贯在京畿的大吏和皇戚阉宦中占有田产的，又担心会把负担转嫁到自己身上，就以各种借口来阻挠。而皇帝只要能够得到所需的粮食，都城的安全也有保障，就懒得多去过问。
早在元代泰定(1324—1328)时，虞集就提出过：“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可“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11]。明朝弘治(1488—1505)初年，邱又把虞集的旧议重提，但均议而不行。到了万历时(1573—1620)，徐贞明又大力提倡，他曾上疏说：“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面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关。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12]后来又作《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列举了14条理由来论证在京畿开发水利的必要和可能。由于他的建议详备具体，又获众议的支持，乃得受命在京东诸县亲自主持其事。行之经年，垦田39 000多亩。正在预备再进一步大事疏浚开垦的时候，御史王之栋竟上疏阻止，列举了13条理由，力主其不可。徐贞明终于在浮议屡起、众说纷纭中被免官，而由他负责主修的工程也谕令停下来。和徐同时的汪应蛟以及稍后天启时(1621—1627)的左光斗、董应举也都先后曾在天津沿海举行过军屯，其中有些是新开的稻田，在当时确曾收得一定的功效，但限于时势和国力，已经难以持续和推广。万历四十一年(1613)和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徐光启曾先后在天津附近从事垦务试种过水稻，并倡议实行军屯，以便减缓漕粮需求与供应间的矛盾。崇祯三年(1630)任礼部尚书时又上《屯盐疏》，力陈举办屯田兴修水利的必要。在他纂著的《农政全书》中又专辟了《西北水利》一卷，辑录了有关京畿水利的一些材料。但由于当时明朝已濒临覆亡，因而无力认真地加以贯彻。
清代最高当政者对海河流域的水利开发较为关切。但在整个满清的时代，对自然灾害的控制能力却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依赖漕运的程度也从未有所减缓。雍正三年(1725)近畿曾发生特大水灾，饥民遍野，因而用过较大的力量来兴办水利，农田灌溉事业一度有过较大的发展。在怡贤亲王允祥的主持下，公私合计先后开垦出稻田579 000多亩[13]。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曾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但是由于水田的开发，既违背了消极保漕的政策，又触犯一些地方权绅的利益，因而受到阻挠和破坏，这样就使新垦稻田大部分旋即湮废。乾隆二十七年(1762)诏谕：“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倘将洼地尽改作秧田，雨水多时，自可藉以储用，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以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力不能强同”[14]，强令禁止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道光时林则徐著《畿辅水利议》，提出较为具体的兴办农田水利计划，吴邦庆辑录有关兴修水利垦田种稻的论述成《泽农要录》，并刻印《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包括有《直隶河渠志》等9部书，其中也有吴邦庆自撰的《畿辅河道管见》及《畿辅水利私议》等。他们都曾致力于兴复畿辅水利，但也均为浮议所阻不得贯彻。光绪时出任过直隶总督的纳尔经额和李鸿章等也都反对在河北举办屯田水利。李并将时兴时废的原因归结为：“此实限于天时，断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不过他也被*迫承认，在他以前确有一些从事水利营田收到实效的显例。但他说：“今访其遗迹，所营之田，非导山泉，即傍海潮，绝不引大河无节制之水以资灌溉，安能藉减河水之患，又安能广营多获以抵南漕之入。” 李肯定了在有泉水处及滨海垦荒是能够种稻的，但对沿河及邻近低洼淀泊的广大地区则认为难以收效，所以还得依靠漕运。他还反对在平原不顾条件地把旱田改种水稻说：“倘于平原易黍粟以稻，水不应时，土非泽埴，窃恐欲富民而适以扰民，欲减水患而适以增水患也。”[15]尽管李鸿章在这里列举用以反对兴建水利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也不无合理之处。
如果把明清两代围绕在京畿地方兴修水利开田种稻的各种议论加以归结，则不外乎以下三种：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16]；②以纳尔经额为代表的，认为：“至全省水利，历经试垦水田，屡兴屡废，总由南北水土异宜，民多未便。而开源、疏泊、建闸、修塘，皆需重帑，未敢轻议试行。”[17]结论是直隶难以兴举屯田水利；③吴邦庆所说的“畿辅诸川，非尽可用之水，亦非尽不可用之水，即用水之区，不必尽可艺稻之地，亦未尝无可艺稻之地”[18]。不难看出，三者中以吴邦庆的意见为是。
对兴举农田水利的具体方法，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做过全面的总结：①用水之流，流者水之枝也，川也；②用水之潴，潴者水之积也，其名为湖为荡为泽为淀等；③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④作原作潴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潴者，池塘水库也[19]。他所概括的虽是属于一般用水的原则，但也能适用于北地的畿辅。后来吴邦庆在具体讨论畿辅水利的时候，也曾做过类似的归结。他说：“水之属为泉，为河，为引淀泊之流，为蓄近海之潮。”为了相度地势，酌量施用，他进而指出，“泉源宜疏畦以引之，经流宜开渠设涵洞以析之；形势就下，宜建闸以蓄之；来源太猛，宜修坡以缓之；他如水潦易及之处，则宜为围，为圩；山麓荦确之地，则易布石留泥；超壑越涧之处，则宜腾桥筒车，水性不外此数则，用法亦不外此数种。”[20]
事实上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在京畿地方所兴办的农田水利如果按以上要求来衡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成绩的，尽管这个成绩又是十分有限的。下边仅就清代的一些文献，稍加归结则：①有泉之处，引水以成田的有邢台的百泉，正定的大鸣、水鸣，满城的一亩、鸡跑，乃至望都、定州、涿州、平谷等处。②利用海潮，筑堤建闸节以成田的有宁河、宝坻、天津等滨海的地方。③河水下游因性猛难御，多弃而不用，上游也有引水灌田的。如永定、滹沱因汛期水急浑浊，南北运河是漕粮运道，所以很少利用，但永定河上游的蔚州、保安地区以及滏阳河、沙河、唐河、涞水的上游，有些地方确有引河水来栽植水稻及浇灌蔬畦的。 ④至于邻近淀泊之处，像宁晋、新安、文安、霸县等地一些摄水归泊之路，本不宜垦种，但由于有司无识，听民占耕，影响宣泄，得不偿失。⑤凿井灌溉，早在明末徐光启就认为，冀南豫北一带干旱缺水的地方“惟井可以救之”，“旱年甚获其利”[21]。到了清代在经济作物如棉花的种植较为集中而又趋于集约经营的地方，也多开井灌田。如乾隆三十年(1765)，方观承在他负责编绘的《棉花图》里，就曾说到：“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十亩。”同治(1862—1874)、光绪以后，栾城、正定一带，井灌开始多了起来，但也只限于种植菜蔬以及棉花收益较多的经济作物，而始终未能普及到一般的大田。
总观这些水利溉灌工程，有些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在今天还在生产中发挥一定作用。有些是旋修旋废的，那可能是因为工程本身不合乎科学道理或是管理上不符合经济原则；而另些是本不适宜开垦耕种的，却因作为谋生手段群众业经占用，官府也已起科征税而只好沿袭利用下来，所以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等同看待。但是对过去那些该兴办而还未作好，固留待今天，而不该开垦但已利用的却难再轻易地改变，这不只是由于积重难返，而且还因为地少人多可供选择的机会愈来愈少。对这些群众自发经济生产活动的成果，我们今天是无权苛责的，但经验教训是必须认真地来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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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3)。
[2]明清两代的水旱灾数的统计参见陈高佃《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及孙寿荫《河北省的降水特点与旱涝问题》载《地理学资料》第三期，本文所引数字略有修正。
[3]如《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七载徽宗时“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太平寰宇记》上说：“满城西北有松山，因松林遍布得名。”
[4]明代宫室所需炭柴据《明会典》载：“宣德间始设易州山厂专官总理，景泰间移于平山，又移于满城。英宗复辟，初仍移于易州，而自后增办之数，乃多至四倍焉。”又，邱《大学衍义补》：“今京师切近边塞，所持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重冈近阜；外而深蔚等州，高山峻岭，蹊迳狭隘，林木茂密，以限敌骑驰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缢之间，伐木取材，斩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迳日逋，险隘日夷。”
[5]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烧荒。
[6]据《畿辅通志》卷八十河渠六，水道六：“大*陆泽在任县东北三十里，即《禹贡》所谓大*陆即作也。”又据顾颉刚《禹贡》的注解：“大*陆，泽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北，与巨鹿、隆尧二县接界，古有广河、巨鹿、泰陆、大麓、沃川等名称，又称为张家泊，旧时泽地甚广，跨有今河北束鹿、隆尧、宁晋诸县，后也淤断遂分为二，一般叫宁晋泊为北泊，大*陆为南泊，今皆淤成平地。”载《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选读》第一辑，十页。
[7]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四《大名境内迩年诸洼水之患》。
[8]见《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
[9]见《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
[10]原疏为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所上的《钦奉明旨条画屯盐疏》中的第二部分。收入《农政全书》时把其中的用水第二改为《旱田用水疏》，据万国鼎说旱田二字可能是由陈子龙妄增，因为疏中说到的用水方法还包括水田在内，如改为旱田则名实不符。见万国鼎：《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和对农业的贡献》，载《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1]见《元虞集畿辅水利议》，载《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12]见《明史》卷二二三，列传一一一，徐贞明本传所引《请亟修水利以预储蓄疏》。但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水利所引个别字句却与传中所引不同。
[13]见吴邦庆《水利营田图说》。又侯仁之：《历史上海河流域的灌溉情况》附有许天良据以制作的清雍正间畿辅水利营田表，载《地理学资料》第二集。
[14]见《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四。
[15]见《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四。
[16]见林则徐：《畿辅水利议》。
[17]见《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四。
[18]见《水利营田图说》吴邦庆跋，载《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19]见《旱田用水疏》，载《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
[20]见吴邦庆：《畿辅水利私议》，载《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21]见《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近河南及真定诸府，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也。”清代改真定为正定，即今河北正定。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5 20:17:41

四

明清两代由官府督办或以工代赈兴举的一些规模较大的防洪排涝工程，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实际真能为民造福的却不多。这不仅是由于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施工能力，还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要通过治河管水来养活一批闲散的官员。负责治水的各级官吏又无不层层从中扣刻来填饱私囊。为了借水求财这些人有意地弄虚作假，致使这些工程所潜存下的许多隐患，又成为后人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当时负责治水的官员所关心的是，只要在任上不出差错而又能捞到一笔钱财就行，所以只图急功近利而必然缺乏全局和长远的打算。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当然不会想方设法地去变水害为水利。所以在处理治田和治水的关系，对待修堤和疏浚的态度，安排蓄存和宣泄的措施上，都是偏而不全的。

水既可为害又能为利，明清两代就有人根据这样的认识提出要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如明嘉靖时的周用主张“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强调要兴修沟洫[1]。万历时曾任宝坻知县的袁黄认为实行沟洫“不必尽泥古法，纵横曲直各随地势，浅深高下各因水势”[2]就行。徐光启在论述用水时也说过:“若遍地耕垦，沟洫纵横，播水其中，资其灌溉，必减大川之水。”[3]后来清代的沈梦兰和程瑶田也有过恢复封疆沟洫的议论，沈甚至提出沟洫之设有十五利和三便[4]。本来如果能在河川上游蓄水溉田，下游的平原地区又遍布沟洫，雨季汛期自会分减水势，纵使不能完全消除水害，但是定能减轻成灾的程度。可是在当时直隶的情况是，虽然“其大道两旁，尽可开沟疏广，以资蓄泄”，但实际上却“并无沟洫，全仗天时”[5]。姑不论古沟洫之制是否确有，但在当时要兴举却实难，因为不仅“斯其劳在耳目之前，而其利在五十年之后”[6]。群众的通习是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所以地主不会欣然同意去举办自己眼前不受益的事业，而农民在求活不瞻的时候，更没有余力做长远的打算。当权的官吏中像袁黄那样关心群众疾苦的终归是少数，而有司中因循守旧只顾一己之私的才比比皆是。就水利技术条件来讲，要在河流下游的平原上广兴沟洫，不仅像《周礼》说的，仿井田之故制，行成周沟洫之旧法，绝难实现。就是像明代有些人主张的，要在下流多开支流以泄横溢也不易办到。可是治水不为治田，而营田又不兴水利，则确是未能毕竟其功。

河官在受命治河时，率多沿袭疏于挖浅而只留意于筑堤的惯例，原因很简单，就是“盖修筑易于见功，漫决或以致罪”。至于“淀之通塞，河之淤畅，具在茫茫积浸中，为考成者所不及，虽复过问焉”[7]。结果是在一些河官中形成了“不知有河，但知有堤”的陋习。但在河官督办下兴修的堤坝又多马虎从事，所以不时溃决坍塌。如在清代被视为重点工程的千里长堤，它北起清苑，南至献县，周回于当时的顺天、保定、河间三府，沿河绕淀有几十个州县。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和雍正三年(1725)大水时，都曾溃决为灾，水漫田野，不仅频河临淀的居民，就是邻近州县的群众也都深受其害。

不能兼顾蓄存与宣泄的原因，就在于不能真正理会“水之在天壤间，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聚之则害，散之则利，亲之则害，收之则利”[8]的缘故。如果能够把治田与治河相结合来分水溉田，本可以收到一定功效，但这在当时只是清议断难见诸行动。明清两代当政者为了确保漕运的水道对运河加倍留心，但也不能毫不顾及由于南北向的运河截住了东西向的海河水系的出路。为了调剂运河北段水量，缺水时要引进卫河的水注入运河，雨多时又要找到泄水的出路。这样在明代就在运河的东侧修建过一些减水的闸坝，并疏凿过几条减河，像永乐时施工的德州四女寺减河、哨子营减河以及弘治时开凿的沧州捷地减河、兴济减河等，后来嘉靖年间又在这里重修过减水闸。这样虽使汛期里运河多余的水找到了临时出路，但却让可以用来灌溉的有限水利资源，白白东流注入大海。至于运河西侧的黑龙港地区长期沉浸在积水中，正是由于运河阻绝了沥水的出路，而明清政府又严令只准运西报灾，不准运西挖河的结果。

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汛期只守护永定河东岸堤坝而从不顾及西岸的安全，所以西岸堤坝的工程质量是远不能和东岸相比的。这样永定河就经常从西岸决口而南徙，把灾祸移到固安以及霸州、文安等大清河流域。康熙三十七年(1698)于成龙奉命在良乡筑堤使永定河易道南下入淀，但不出20年使东淀淤得再也无力宣泄，只好在雍正四年(1726)又别引一道导入三角淀，过了十多年又因淤垫而自行改道。乾隆五年(1740)甚至提出“顺其南下之性”的主张，要恢复明代河道，而明故道则是早已淤积湮废，遍是村庄耕地了。从乾隆到同治这百多年里，永定河又先后改道10次，可见河官虽是“不知有河，但知有堤”，但由他们经修的豆腐堤，除了劳民伤财，却很少真正起到束水防洪的作用。作为当政者治河防洪工程的根本性措施，成果也不过如是而已。

这样到了清末，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被迫承认：“畿辅水利，受病过深，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及附丽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坏，减河引河，无一不塞，而节宣诸水之南泊、北泊、东淀、西淀，早被浊流填淤，仅持天津三岔口一线海河，迤逦出口。平时既不能畅消，秋冬海潮托顶倒灌，节节皆病。”[9]可见明清两代统治者惨淡经营的“畿辅水利”到头来不只是成效甚微，反过来却是积弊更深。

结论

明清两代的畿辅水利，其所以时兴时废而每况愈下，当然决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国家之法有以使然。对于这点早在清初顾炎武就注意到了[10]。但是透过错综交织的诸多矛盾，还可看出在封建制度下各种不同经济利益的冲突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这里不避蛇足之嫌，再进而作些总的考察。

在有关“畿辅水利”的漕运、灌溉和防洪这三件大事中，明清两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都是确保漕运的河道和都城的安全。因为漕运关系到皇室和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的口粮供应，所以有时皇帝竟以诏令手谕来严禁小民与运河争水，撕下了宵衣旰食，爱民重农的伪装。当永定河水威胁到都城的安全时，竟有意让它向西岸溃决，使有幸居住在临近帝都的子民，却无法蒙受浩荡的天恩。漕粮使三吴的苏、松、常等地，田赋之重，科征之繁甲于全国。尽管洞察到民力已竭，但还要舍近求远，以数石致一石，来加重农民的苦难和负担，就是因为在畿辅兴办水利耗工费时，又常为各种力量所阻。为了保证天庾正供的漕粮及时供应，它就成了安危攸关的最急切的经济问题。

在廷臣御史和督抚大吏们之间，有关畿辅水利的争论，也反映出经济利益的冲突。《农政全书》里辑录了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徐光启在“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之后，竟批注说：“此条西北人所讳也，慎弗言，慎弗言。”[11]忿慨之情，溢于纸上。这是由于徐光启和他之前的汪应蛟、徐贞明一样，所拟兴办的水利事业，同样受到家住北京，而在畿辅各地拥有大量田产的官僚、贵戚和宦官们的反对阻挠，而终无所成的缘故。

治水又为一些承办水利的官员提供了贪污敛财的好机会。由于偷工减料“以致钱粮不归实用，工程止饰目前，冲溃泛溢率由于此”[12]。可是尽管所经办的工程，由于“河道迁徙无常，所筑亦属徒劳”，因而“全非经久之计”[13]。但因为它是个绝好的生财之道，落入私囊的钱财，又可在“天意难违”和“地力不可强求”的借口下，对草率从事的水利工程可轻易推卸了应负的责任而难予以查究[14]。“近年来修堤，官不过出票、差役、雇夫而已。役到村中，名是催夫，实是催钱，钱既到手，堤便完工”[15]。这样自然会激起各阶层群众的反对。“中间更有旗民、乡绅、豪富之地，故意阻格者，又有接连邻省地界，愚民争执不容修浚者”[16]。承办的官员为了缓和这个矛盾，有时甚至请旨，妄想凭借一纸圣谕就能使群众恪守遵行不敢违抗。可见明清两代由河官承办的水利河工，是和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直接对立的，所以它也就必然为群众所反对。一个本来事关千百万群众利益的好事，竟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那只能说明它是在为民兴利除害的借口下，侵吞着群众真正利益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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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周用：《理河事宜疏》：“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载《明经世文编一四六》。《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改作：“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

[2]袁黄：《宝坻劝农书》田制第三。

[3]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

[4]见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

[5]见彭世昌：《请疏沟道疏》。

[6]见沈梦兰：《书五省沟洫图说后》。

[7]见陈仪：《直隶河道事宜》，载《陈学士文钞》，经吴邦庆选辑收入《畿辅河道水利丛书》，许道龄点校，农业出版社，1963年。

[8]见徐贞明：《潞水客谈》。

[9]见《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四。

[10]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河渠：“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11]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六水利。

[12]怡贤亲王：《请设河道官员疏》，载《怡贤亲王疏钞》。

[13]曾国藩：《奉陈滹沱河水患大概情形疏》。

[14]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河渠，指出：“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这里说的虽然是有关明清代修治黄河的事，但海河又何尝例外。

[15]见道光《安州志》。

[16]见怡贤亲王：《请兴直隶水利疏》，载《怡贤亲王疏钞》。

[中国古代史] 明清两代的“畿辅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