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19:52:06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龚胜生刘杨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系，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03

[提要]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6，东汉为]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瘟疫灾害疫灾序列疫灾分布先秦两汉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OOl一5205(2010)03—0096—17
[收稿日期]2008-11—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471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31，)；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8JA770013)；国家科技部社会公益项目(2004DIBlJ032)。
[作者简介]龚胜生(1965—)。男，湖南涟源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医学地理学和区域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疫”的研究，近十年来，特别是2003年“非典”以后，已俨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不过，其中绝大多数是疫病史的研究，是医学史、传染病史、社会医疗史、灾害史视野下的研究。笔者研治中国古代的“疫”，则致力于疫灾地理的阐述，是灾害地理、医学地理、历史地理视野下的研究。笔者所要探究的，不是“疫病”传播的历史和演变的历史，而是“疫灾”的流行规律和地理特征，属于笔者所倡导的“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①。
关于先秦两汉“疫”的研究，可资参阅的专门研究主要有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王文涛的《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刘继刚的《论东汉时期的疾疫》、王永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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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2000年第4期，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诸文①。这些文章对两汉时期疫病流行的次数、特点、影响以及救灾的措施进行了分析，引用的史料是越来越详细，论述的内容也越来越全面。但是，要理清先秦两汉疫灾的时空规律，在疫灾流行时间的考证、疫灾统计标准的确定、疫灾流行范围的确定、疫灾地理特征的描述等方面还有许多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工作要做。笔者研治中国古代疫灾有年，2001年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报告《中国古代的疫灾》，研究成果陆续有所发表②，作为系列成果，这里再把笔者关于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的思考奉献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序列

1，先秦的疫灾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河南伊、洛河流域和山西汾、涑河流域。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蔽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③。其传染病主要是胃肠疾病，但由于人口稀少，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疫灾发生。至于商代，自盘庚迁殷后，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明显进步，人类活动也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④，其中也有了“疫”、“疾年”的记载，这都是指疫病流行。但当时全国人口约536万⑤，每平方千米只有1—2人，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传染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由于这个缘故，甲骨文中“疫”有时又作“役”，两字互用，《释名》也说“疫，役也”，“疫”字实际上是“广”和“役”两字合写的简化。
与殷商相比，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后期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青铜工具进步了，人口增多了，人际交往频繁了，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局部疫病流行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了。周是兴起于渭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农耕部落，这个部落逐渐向东发展，到公元前11世纪的周文王执政时期(约公元前1105一公元前1056年)，周人已经控制了渭河中下游流域的关中平原，并将都城迁到了丰(今西安市)。《诗经·大雅·思齐》是歌颂周文王的篇什，其中“戎疾不殄，烈假不暇”一句说的是当时外有戎敌骚扰，内有疫灾不断，说明文王时期关中平原疫病流行比较严重。西周末期，关中自然灾害频发。《诗经·小雅·节南山》是记述周幽王(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年)时的篇什，其中“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一句，郑玄注曰：“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诗经·大雅·召曼》也是记述周幽王时的篇什，从“曼天疾威，天笃降丧；瘼我饥馑，民卒流亡”两句来看，所记也是疫灾的流行。《召曼》还谈到这次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干旱还招致关中北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犬戎”南下。公元前771年，“犬戎”攻人镐京，幽王出奔骊山而死，西周覆亡。周幽王是个暴君，一般认为是他的残暴招致了灭亡，但从上引文献看，大旱之后的疫灾才是其国破人亡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⑥；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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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别见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10期；《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②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龚胜生：《湖北瘟疫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龚胜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龚胜生、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
③《韩非子》卷19《五蠹》。
④胡厚宜：《殷人疾病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3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李宗焜：《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001年；宋镇豪：《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⑤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l991年，第260页。
⑥《论衡》卷2《命义篇》。

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①。《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②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疫灾较多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文化欠发达，各国史官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有关疫灾的记载并不多。
考述所见，春秋战国大规模的疫灾主要有以下8次。
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鲁大疫。这次疫灾先起于山东北部的齐国(今临淄)，然后流行到山东南部的鲁国(今曲阜)。史称：“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③这次疫灾发生在夏天，有人认定是痢疾流行④。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疫。《左传》曰：“(襄公)九年春，宋灾。”《左传注疏》曰：“天火曰灾。”所以《公羊传》曰：“九年春，宋火，”但是，至于宋代，崔子方却力主这次大灾为疫灾，他在《春秋经解》中说，“九年春，宋灾，疫也”，在《春秋本例》中将“夏，齐大灾”和“襄九年春，宋灾”均视为疫灾，理由是《春秋》记载灾异的原则是“疫灾例时，火灾例月”⑤。此观点虽然晚出，但很有说服力。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冬，郑国疫。当时郑国(今新郑)有几个大臣“札瘥夭昏”而死⑥。“札”和“夭”都是指疫灾致人死亡，与前述“天笃降丧”之“丧”同义。
吴王阖闾统治时期(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吴国(今苏州)疫。吴王阖闾“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⑦。这里“疠”通“疫”，非指麻风病。
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369年)，发生在今关中平原的疫灾，当时秦国(今咸阳)发生日食，“民大疫”⑧。
魏惠成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据《路史》记载，“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髀，后国饥兵疫”⑨。这次疫灾因饥馑引起，且主要在军队中流行。
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赵国(今邯郸)“大疫”，这次疫灾发生在赵惠文王迁都到漳水流域的第二年⑩，很可能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
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冬十月，秦国大疫，当时“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⑾。显然，此次疫灾与蝗灾有关。

2，西汉的疫灾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夏，南粤王赵佗发兵攻打长沙国，高后遣隆虑侯将兵救援，但北兵南下，不习水土，“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隆虑侯也得了“湿疫”。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淮南王刘安在劝谏汉武帝不要派兵攻打闽越时回忆到了这次战争中瘟疫流行的影响，他说：“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⑿
文帝后元年(公元前163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毙，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优之。”⒀考此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秋，天下旱”，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的“春，大旱”，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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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27《天官书》。
②《墨子》卷4《兼爱下》。
③《公羊传》昭公十九年。
④张茂树：《瘟疫灾害及其防治》，《灾害学》，1994年第2期。第62页。
⑤《春秋本例》卷20《外灾异门·时例·大灾》。
⑥《左传》昭公十九年。
⑦《左传》哀公元年，
⑧《史记》卷15《六国年表》。
⑨《路史》卷33，“骨”字条。
⑩《史记》卷43《赵世家》。
⑾《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按：《资治通鉴》卷5《秦纪·秦始皇帝上》作“七月，蝗，疫”；《史记》卷15《六国年表》作“蝗蔽天下”。另，顺治《扶风县志》卷1《灾祥》载，“秦始皇五年，秦国又大蝗疫”，不知本自何处，恐为系年错误，不足为凭。
⑿《汉书》卷95《两粤传》；《史记》卷113《南越列传》；《汉书》卷64上《严助传》。
⒀《汉书》卷4《文帝纪》。

月的黄河决口①。如果文帝诏书中所说的疫灾与水旱灾害有关，则黄河泛滥显然是它的诱因。这次黄河决口的地点在河南酸枣(今新乡市东南)，黄河决口后，东郡(治今濮阳市)曾调动大批百姓堵塞决口。
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五月丙戌，京师“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②。此次疫灾显然与地震有关。
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③。
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阴山以北的匈奴地区“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④。这次疫灾与严寒有关。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五月，诏日：“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⑤此次疫灾范围很大，可能南北方都有流行。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五月。渤海湾大海侵，关东“年谷不登，民多乏食”，结果引发了疫灾。“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关东十一郡国大水，大水之后大饥疫，元帝以“关东流民饥寒疾疫”，诏吏赈救⑥。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夏，渤海大海侵；六月，“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七月，元帝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⑦这里没有提到疫灾，但次年翼奉有“连年疾疫”之说。
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四月，翼奉上书曰：“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⑧这几年的疫灾影响甚大，直到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四月，元帝在诏书中还说：“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⑨
鸿嘉二年(公元前l9年)。春三月，车骑将军王音对成帝曰：“今……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忧，皇天数见灾异。”成帝则诏曰：“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⑩细察王音之语，“外”指海内，“内”指京师，知当时京师有疾病流行。
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丞相薛宣被黜免，因为在他任丞相的六年中，“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禀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群职旷废”。三月，凉州刺史谷永也说成帝即位以来，“百姓愁恨感天，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餒死于道，以百万数”⑾。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二月，成帝召见丞相翟方进，责怪他任职十年来，“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三月，成帝巡幸河东，回到洛阳，猝死于未央宫，据说其身体“素强无疾病”，其猝死或是染病所致⑿。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秋八月，谏议大夫鲍宣曰：“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⒀据此可知，该年局部地区肯定有瘟疫流行。
元始二年(2年)。四月，郡国大旱、蝗灾，青州尤甚，百姓流亡，疫死者多，当时国家的抚恤政策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⒁。从该抚恤政策可知疫灾之惨烈。
天凤元年(14年)。西南夷反，杀益州大尹程隆，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攻打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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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北京)农业出版社，l988年，第3—4页。
②《汉书》卷26《天文志》；《史记》卷11《孝景本纪》。
③《史记》卷11《孝景本纪》。
④《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⑤《汉书》卷8《宣帝纪》。
⑥《汉书》卷9《元帝纪》、卷24上《食货志》、卷71《于定国传》、卷72《贡禹传》。
⑦《汉书》卷9《元帝纪》。
⑧《汉书》卷75《翼奉传》、卷9《元帝纪》。
⑨《汉书》卷9《元帝纪》。
⑩《资治通鉴》卷31《汉纪·孝成皇帝上之下》；《汉书》卷10《成帝纪》，
⑾《汉书》卷83《薛宣传》，《资治通鉴》卷31《汉纪·孝成皇帝上之下》。
⑿《汉书》卷84《翟方进传》；《资治通鉴》卷23《汉纪·孝成皇帝下》。
⒀《资治通鉴》卷34《汉纪·孝哀皇帝中》。
⒁《汉书》卷12《平帝纪》。

州(今成都)，史称：“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战争未能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疾疫死亡情况，是指冯茂征战三年的情况，非指天凤元年一年，故后世方志曰：“王莽三年，饥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①
天凤三年(16年)。冬，宁始将军廉丹率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十万人，加上转输者共二十万人攻打句町，“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疾疫”，“死者数万”②，战争还是没有取得胜利。
地皇三年(22年)。夏，关东大蝗，湖北境内的绿林军“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③。绿林军以绿林山得名，山在湖北当阳县。

3，东汉的疫灾

建武十三年(37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东汉扬州、徐州两刺史部掩有今华东地区，其中会稽郡治绍兴，掩有浙江、福建两省，“江左”主要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此外，荆州刺史部的南阳郡“死有灭户”，清阳县李元一家“相继死灭”。徐州府、铜山县等方志记载此次疫灾④。
建武十四年(38年)。“是岁，会稽大疫”。钟离意为会稽郡山阴县人，时任县官，其传也载：“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其疫发生在秋季。苏州府、湖州府等方志记载此次疫灾⑤。
建武二十年(44年)。先年冬，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进讨交趾，是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⑥。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匈奴(今新疆阿勒泰地区)“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⑦。
建武二十四年(48年)。七月，武陵蛮寇掠临沅县(今常德市)，马援率众四万余人征讨之。在壶头山(在今桃源、沅陵界)战役中，马援军队“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时马援有门生叫爰寄生者，善吹笛，马援曾作《武溪深》歌和之：“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次年，马援病死军中，“军士疫死者太半，蛮亦饥困”⑧。
建武二十六年(50年)。“郡国七大疫”⑨。据考，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共有20国，建武十三年(47年)省并之后，存国有豫州之梁国，冀州之赵国、中山国、信都国，兖州之淮阳国、东平国，徐州之广陵国、楚国、鲁国，荆州之长沙国，共l0国⑩。除长沙国和广陵国在长江流域外，其余均在黄河流域。此说“郡国七大疫”，当既有郡，又有国，具体名称无从考证，但从封国分布来看，它们应在黄河流域。另据《三辅决录》称，京师人井丹善谈论，通《五经》，深得光武帝女婿梁松赏识，因为“举室疫病”，梁松曾“自将医药治丹”。据此，有人认为此“郡国七”中包括京师洛阳在内⑾。若是，则这七个郡国应在京师附近。
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上书光武帝，主张攻伐匈奴，称“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通典·边防典》曰：“至后汉建武二十四年，其国饥疫死耗，分为南北单于。其南单于款塞，愿永为藩蔽，扦御北狄，人居云中，后又移居美稷。臧宫等上书，请遂灭北匈奴，光武务欲息人，不许。”又曰：“时北虏衰弱，臧宫与马武上书曰：‘今匈奴人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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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37《汉纪·王莽中》；《汉书》卷95《西南夷传》、卷99中《王莽传中》，民国《巴县县志》卷21《事纪上》。
②《资治通鉴》卷37《汉纪·王莽中》；《汉书》卷86《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卷11《刘玄传》。
④《后汉书》志17《五行五·疫》、卷81《李善传》；同治《徐州府志》卷5《祥异》；民国《铜山县志》卷4《纪事表·灾异》。
⑤《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资治通鉴》卷43《汉纪·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光绪《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同治《湖州府志》卷44《祥异》；光绪《乌程县志》卷27《祥异》。
⑥《后汉书》卷24《马援传》，
⑦《通典·边防典》卷195《边防十一·北狄二·南匈奴》。
⑧《资治通鉴》卷44《汉纪·世祖光武皇帝下》；《后汉书》卷24《马援传》，[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
⑨《后汉书》志17《五行五·疫》。
⑩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87页。
⑾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第52页。

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北虏之灭，不过数年矣。’”①
永元六年(94年)。“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是年，曹褒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系京官，加之当时巡行病徒，与民医药之举多在首都，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该年首都洛阳有疾疫流行。疾疫流行的时间则可能在秋七月，因为“秋七月，京师旱”②。
永初元年(107年)。正月，青、兖、豫、徐、冀、并六州大饥，五月以后气候寒冷，“水雨屡降，灾虐并生，百姓饥馑，盗贼群生”。这里没有明确谈到“疫”，但“虐”字其实隐含了疫的流行，所以建光元年(124年)有人说：“安帝初，天降灾疫，百姓饥馑，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反叛。”③所谓“安帝初”就是指的永初元年(107年)。
元初六年(119年)。“四月，会稽大疫”。苏州府、湖州府、绍兴府等方志载此疫灾④。
延光四年(125年)。“是冬，京师大疫”，疫灾与地震有关，具体月份在十一月。直到第二年，人们对此还心有余悸，张衡上书顺帝时说：“京师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⑤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19:52:29

永建元年(126年)。正月甲寅，顺帝诏称安帝时期“奸匿缘间，人庶怨讟，上千和气，疫疠为灾”，他即位后要“与人更始”，因此大赦天下；辛巳，免司徒李郃职。《东观汉记》称李郃是“以人多疾疫免”，说明当时疾疫仍在流行。十月，“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⑥。

永建四年(129年)。五月，司隶、荆、豫、兖、冀五州水灾，随后“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八月，遣使核实死亡，收殓禀赐⑦。蝗灾多发生在气候比较干旱的北方地区，估计疫灾6州是司隶、豫、兖、冀、青、徐诸州。京师是疫灾的重灾区，时人应劭有“永建中，京师大疫”的记载⑧。

建和三年(149年)。八月，京师大水，九月，京师地震，十一月诏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壩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葬”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瘟疫流行，显然，京师十一月份的“死者相枕”可能与先前的大水、地震有关，但直接原因应是瘟疫的流行。

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二月，九江、庐江大疫”⑩。

延熹四年(161年)，“春正月戊子，丙署火。大疫”。像这样的记载，一般指京师。但从冀州文安县也有疫灾的事实来看，疫灾又不限于京师，该年度尚“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疾”⑾。

延熹五年(162年)。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皇甫规率先零、诸种羌共讨陇右(凉州)，“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京师地区仍有疾疫流行，八月庚子，“以京师水旱疫病，币藏空虚”，诏减俸⑿。

延熹九年(166年)。正月，桓帝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因令大农司减租调。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七月，襄楷上书说：“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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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8《臧宫传》；《通典·边防典》卷194《边防十·北狄一·序略》、卷195《边防十一·北狄二·南匈奴》。

②《后汉书》卷35《曹褒传》；《资治通鉴》卷48《汉纪，孝和皇帝下》。

③《后汉纪》卷16《孝安皇帝纪十六》、卷17《孝安皇帝纪十七》。

④《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光绪《苏州府志》卷143《祥异》；同治《湖州府志》卷44《祥异》；光绪《乌程县志》卷27《祥异》；乾隆《绍兴府志》卷80《祥异》误作“永元六年四月，会稽大疫”。

⑤《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卷6《顺帝纪》、志17《五行五·疫》。

⑥《后汉书》卷6《顺帝纪》，

⑦《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卷6《顺帝纪》。

⑧《全后汉文》卷36《应劭文四》，

⑨《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

⑩《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后汉书》志17《五行五·疫》。

⑾《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后汉书》卷38《度尚传》。

⑿《资治通鉴》卷54《汉纪·孝桓皇帝上之下》；《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卷7《孝桓帝纪》。

⒀《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卷30《襄楷传》。

建宁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日食，“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①。

熹平二年(173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②。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上年二月辛亥日食，十月丙子再度日食，灵帝听信谗言，废了宋皇后，同时诏问对策，卢植、蔡邕都曾上书做答，而且都提到了“疫疠”之事③。因此，此年的疫灾很可能从上年冬天就开始了。

光和五年(182年)。春“二月，大疫”④。

中平二年(185年)。“春正月，大疫”⑤。以上五年的疫灾都没有记载灾区范围，但从遣京官巡行致医药来看，疫灾区域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京师地区。

建安九年(204年)。南阳郡人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谈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气候甚寒，曹军与孙刘联军战于赤壁，曹军“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军进攻刘备是从江陵沿江而下，先征巴丘，再至赤壁，到达赤壁时，曹操军中“已有疾病。初一交战，曹军败退”，周瑜火烧其船，曹军“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其实，曹操军队可能早在巴丘的时候就染疫了，史称：“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曹军败退之后，孙刘联军追击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关于“赤壁之战”曹军中的疫病，有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⑥之说。

建安十四年(209年)。秋七月，曹军自涡人淮，出肥水，驻军合肥。孙权率大军围攻，时曹军因“征荆州，遇疾疫”之后元气未复，“唯遣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⑦。因此，七月辛末日，曹操慨叹：“自顷以来，军数行征，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⑧

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以将军领会稽郡(治今绍兴)太守时，朱桓为余姚(今浙江余姚县)长，“往遇疫疠”。骆统为乌程(今浙江湖州)相，也说当时有“殃疫死丧之灾”，“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建安七子”中的阮禹死于此年，或许当时的首都洛阳也有疫灾流行。建安十六年(211年)，关中大乱，河东隐者焦先与家人离散后，“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今山西平陆县)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葬”。“后有疫病”之年应在建安十六年后，故系于此⑨。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率众十万进攻曹军占据的合肥，“会疾疫，军旅皆已引出”。京兆(今西安)人扈累，建安十六年(211年)因关中之乱逃亡汉中，后又“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⑩。曹操征汉中返回邺城的时间为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春二月，所谓“随徙民诣邺”，是指汉中平定后当地民众随曹操迁往邺城的事件，如是，则其疾疫时间在建安二十年冬。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对于这次疫灾，曹操父子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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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

②《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

③《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卷64《卢植传》、志17《五行志·日蚀》。

④《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

⑤《后汉书》志17《五行志》、卷8《孝灵帝纪》。

⑥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2期，第87页；季始荣：《对“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的商榷》，《中华医史杂志》，]982年第2期，第124页；田树仁：《也谈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之关系》，《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2期，第126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5页，乔富渠：《“战争瘟疫”斑疹伤寒使曹操兵败赤壁》，《中医文献杂志》，1994年第1期，第l7一l9页。

⑦《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47《吴主传》、卷3l《刘璋传》、卷14《郭嘉传》、卷32《先主传》、卷l4《蒋济传》。

⑧《三国志》卷1《武帝纪》。

⑨《三国志》卷56《朱桓传》、卷57《骆统传》(按：骆统任乌程相时20岁。黄武七年死时是36岁，回溯16年正是建安十七年)、卷21《王粲传》、卷1《武帝纪》注引《魏略》。

⑩《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55《甘宁传》、卷11《胡昭传》注引《魏略》。

都曾言及，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厭之，亦可笑也。”曹丕时在东宫，目睹“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他在给大理王朗的信中说：“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在与元城县令吴质的信中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当时有名的“建安七子”中，即有徐幹、陈琳、应瑒、刘祯、王粲五人死于此次疫灾。曹操则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回忆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减少，吾甚忧之。”是年，魏军伐吴，“至居巢，军士大疫”，司马朗染疫死于军中，时年四十七岁；王粲染疫死于军中，时年四十一岁①。此外，河南颍川瘟疫流行，百姓死者不计其数，太守官府中上班的掾吏死亡大半，以致连升堂办公的人数也凑不齐②。河北宁津县、交河县、南皮县大疫③。对于导致这次疫灾的疫病，有斑疹伤寒、鼠疫、流感多种解释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八月，江汉平原大水。冬，关羽围曹仁于襄阳，虏三万曹军至江陵，孙权遣吕蒙偷袭关羽，智取荆州，关羽退守当阳麦城。十二月，关羽父子被擒，吴平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⑤。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曹操回到洛阳，庚子日崩于洛阳，时太子曹丕在邺城，加之“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乃发丧将灵柩运往邺城⑥。

二先秦两汉时期疫灾的时间分布

1，朝代分布

先秦两汉时期，从西周灭亡的公元前771年算起，到东汉灭亡的220年止，前后共经历了992年，根据上文建立的疫灾时间序列，此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共有57个，疫灾频度(某时段疫灾年数占总年数的百分比)为5，74％。以大的历史时期划分，春秋战国550年中疫灾年份9个，疫灾频度为1，64％；秦代短促，l5年中无疫灾记载；西汉232年中疫灾年份17个，疫灾频度为7，33％；东汉195年中疫灾年份31个，疫灾频度为l5，90％。据此，先秦两汉时期疫灾似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在各朝代内部，疫灾的时间分布很不均衡。秦祚短促，不足为论，至于西汉，疫灾频度明显折射出了各帝王统治时期的治乱状况。

西汉初年(公元前206一公元前180年)，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不大，社会也比较稳定，疫灾不多，高帝、惠帝两朝没有疫灾记载，仅高后朝在军队中有过1次疫灾流行(公元前181年)。

西汉中期(公元前179一公元前49年)的130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虽然人口规模有较大增加，但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有较快发展，疫灾仍然稀少，其中，文帝朝前十三年“方内艾安，民人靡疾”⑦，后期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163年)，景帝朝有2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143、公元前142年)，武帝朝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88年)，昭帝朝未见疫灾记录，宣帝朝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64年)。

西汉晚期(公元前48—23年)自然灾害趋于活跃，水、旱、蝗、震，群集发生，70年间，疫灾连绵不断，并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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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9《献帝纪》、志17《五行志》；《三国志》卷2《文帝纪》、卷21《王粲传》、卷1《武帝纪》、卷15《司马朗传》。

②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第57页。

③光绪《宁津县志》卷11《杂稽志·祥异》；民国《交河县志》卷10《杂稽志·祥异》；民国《南皮县志》卷14《故实志下·祥异》。

④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6页；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州)广东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91页；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8期，第2页，

⑤《三国志》卷47《吴主传》，

⑥《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

⑦《史记》卷28《封禅书》。

疫灾，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甚至可以说是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衰败。

元帝朝揭开了西汉晚期灾害群发与多发的序幕，至少有3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48、公元前47、公元前46年)。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京房对汉元帝说，“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①，总之是“阴阳不调，百姓疾疫饥馑，死者且半”②。

成帝朝“时数有灾异”③，至少发生疫灾3次(公元前工9年、公元前工5年、公元前7年)。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南昌尉梅福在上书中说：“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④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北地太守谷永曰：“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中垒校尉刘向曰：“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⑤西汉晚期，道教开始兴起，而道教兴起的历史背景与瘟疫的频繁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第一部道教经典就成书于成帝年间。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成帝时于吉得“神书”，号《太平清领书》。这就是道教相传的《太平经》，其中也有记载暗示成帝时期疫灾的频繁，曰：“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流。”⑥

哀帝朝也是“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⑦，至少有一年发生疫灾(公元前3年)。平帝在位时间不过5年，也有1年有疫灾流行(2年)。

至于王莽时期，“百姓困乏，疾疫天命”，各种自然灾害达到了“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的程度⑧，其间至少有3年发生过疫灾(14年、16年、22年)。史称王莽时期“饥馑之所天，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流亡奔散”⑨，“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⑩，以致王莽临死时还说：“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滑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⑾其实，旱蝗饥馑之外，王莽对西南夷和匈奴的战争也加剧了疫灾的流行，史称当时“富者不得自保，贫者不得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⑿。冯衍建武初陈政言事曰：“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挈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⒀

东汉初年承西汉末年疫灾频繁之余烈，其地震、旱蝗灾害之多，疫病流行之频，死亡人数之众，较之西汉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武朝(25—57年)至少有8年发生过疫灾(37年、38年、44年、46年、48年、50年、51年)，史称“光武中兴，承王莽之余弊，兵戈不戢，饥疫荐臻，率土遗黎，十纔一二”，以致光武一朝省并郡县四百余所⒁，直到和帝年间(89—105年)，还有不少光武帝时期的疫死者“不得埋掩”⒂。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仲长统也说光武朝“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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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83《京房传》。

②《汉书》卷80《淮阳宪王钦传》。

③《后汉书》卷81《谯玄传》。

④《资治通鉴》卷31《汉纪·孝成皇帝上之下》，

⑤《资治通鉴》卷32《汉纪·孝成皇帝中》。

⑥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

⑦《汉书》卷81《孔光传》。

⑧《后汉书》卷29《申屠刚传》。

⑨《后汉书》卷13《隗嚣传》。

⑩《后汉书》卷28《冯衍传》，

⑾《汉书》卷24上《食货志》。

⑿《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⒀《东观汉记校注》卷14《冯衍传》。

⒁《隋书》卷29《地理志·序言》。

⒂《后汉书》卷35《曹褒传》。

虫螟食稼，水旱为灾”①。

东汉中期(58—146年)疫灾趋于稀少。明帝、章帝两朝40年间未见疫灾流行②，和帝朝有1年疫灾记载(94年)，总体上处于疫灾平息期；殇帝朝统治时间仅一年，无疫灾记载，安帝朝有大规模的疫灾3次(107年、119年、125年)，顺帝朝有大规模的疫灾2次(126年、129年)，开启了新一波的疫灾高潮。冲帝、质帝在位时间均只一年，未见疫灾记载，但这并不表明疫灾趋于平息了，因为紧接着的是东汉末年疫灾高潮期的到来。

东汉末年(147—220年)，地震、水旱之灾不断，疫灾流行之惨，即使与西汉末年相比也毫不逊色。桓帝朝至少有5年发生过疫灾(149年、151年、161年、162年、166年)，在梁冀专权的六年中，灾异并臻，《梁冀别传》称：“冀之专政，天为见异，太白经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判戾，盗贼略平民。”③灵帝朝至少有5年发生过疫灾(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光和元年(178年)十月，因为日食，灵帝曾自称“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洛盛溢”④。献帝朝至少有8年发生过疫灾(204年、208年、209年、212年、215年、217年、219年、220年)，是两汉各帝王在位时期发生疫灾次数最多的。

如图1所示，东汉献帝朝有8个年份发生过疫灾，居秦汉各帝王之首；光武帝有7个年份发生过疫灾，位居其次；又次是灵帝朝和桓帝朝，各有5年发生疫灾；再次是元帝朝和王莽朝，各有3年发生疫灾。这六个朝代的疫灾年数占两汉时期疫灾年数的64。6％。但是，由于各个帝王在位的时间长短不一，仅凭绝对疫灾年数还不能正确地反映疫灾的时间特征，因此还必须引入疫灾频度这个相对计量指标。如图2所示，秦汉各帝王中，疫灾频度最高的是两汉之际的平帝、新莽、光武帝三朝和东汉末的桓帝、灵帝、献帝三朝，它们的疫灾频度都在l5％以上，通过对比图1和图2，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两汉之交和东汉末年是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多发期。

2。世纪分布

先秦两汉时期历经将近10个世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每个世纪各有1—2年发生疫灾，疫灾频度为l%—2％，其后，公元前2世纪为4％，公元前1世纪为9％，公元1世纪为12％，公元2世纪为15％，如图3所示，世纪分布也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毫无疑问，先秦两汉时期有关疫灾的记录是有遗漏的，如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成帝说他即位十多年以来“数遭水旱疾疫之灾”，而《汉书·成帝纪》和《汉书·五行志》均未载有疫灾发生；而且，越是时代久远，遗漏可能更多，特别是春秋时期，所凭借的资料仅《春秋》及其传注，而其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因此，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疫灾频度，不具有实际的比较意义，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两汉时期的疫灾频度是具有实际的比较意义的，即两汉时期的疫灾具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不容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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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49《汉纪·汉孝安皇帝上》。

②建初元年(76年)正月，章帝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卷3《章帝纪》)，杨终上疏曰：“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注曰；“‘灾’字或作‘牛’。疫，病也。”(《后汉书》卷78《杨终传》)。王充曰：“建初盂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论衡》卷19《恢国篇》)。据此，此年灾疫为牛疫，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另，乾隆《洛阳县志》卷10《祥异》云：“汉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大疫。”不知本自何处，当是安帝延光四年之事。

③《后汉书》志17《五行志·水变色》永兴二年注引。

④《后汉书》志17《五行志·日蚀》。

3，季节分布

先秦两汉时期有关疫灾时间的记载比较简略，有的仅记载疫灾发生的帝王朝代，如“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继灭亡”；有的仅记载疫灾发生的年度，如“是岁会稽大疫”；有的则记载到疫灾发生的季节和月份，如“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还有不少没有记载疫灾发生的具体时间，其中除个别可以通过考证得出疫灾年份或季节外，大部分无法确知其年月。表1显示，在春秋战国迄两汉时期的57个疫灾年中，季节不详的有17个(其中多半是因为战争期间在兵士中流行的疫灾)，发生于春季的有14个，夏季的有13个，秋季的有5个，冬季的有10个。其中春季又以正月、二月居多，夏季以四月居多，冬季以十月居多。表面看来，春、夏、冬季为疫灾多发期，秋季疫灾较少，但由于季节不详者所占比重过大，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该时期哪个季节为疫灾多发期。不过，在某些时段，疫灾的发生季节性明显，如151—185年的疫灾几乎全部发生于春季。

4，周期性规律

综观地球演变与人类发展的历史，周期性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疫灾的发生是否也有周期性?回答是肯定的。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流行与五行运化有关，由于五行运化具有周期性，因此疫病的流行也具有周期性。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学经典，其对五行运化与疾病的关系有系统的论述，其中《刺法论》就谈到了瘟疫的周期性，提出了“天地气逆，化成民病”和“天地迭移，三年化疫”的观点①。其实，凡是以五行生克、阴阳盛衰、节气循环、干支轮回来论述疫病成因的思想，都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就是疫灾的流行具有周期性。因此，至于西汉晚期，疫灾流行频繁之时，道教经典《太平经》根据甲子轮回与阴阳盛衰的原理，提出了“疫灾甲申周期论”。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19:52:55

它说：“昔之天地与今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这是说天地盛衰，循环往复，以阳九、百六为周期。又曰：“大恶有四：兵、病、水、火。阳九一周，阴孤盛则水溢；百六一匝，阳偏兴则火起。”这是说战乱、疫灾、水灾、火灾等灾害都有周期性。阳九、百六为卦爻用语，阳九一周以阳爻言，百六一匝就阴爻言，阴阳盛衰，两者的周期是一样的，即以甲申轮回为周期，小阳九、小百六迭加形成大阳九、大百六，小甲申迭加形成大甲申：“自尧水之后，汤火为灾，此后遍地小小水火，罪重随招，非大阳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甲申为期，鬼对人也。灾有重轻，罪福厚薄，年地既异，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进退，升降无定，为恶则促，为善则延。未能精进，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随功多少。是以百六阳九，或先或后，常数大历，准拟浅深。计唐时丁亥后，又四十有六。前后中间，甲申之岁，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为灾，未大水也。小水遍冲，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后中间，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荡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每当甲申周期到来之时，往往是病、兵、水、火四大灾害群集发生之时，即所谓“未至少时，众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这个灾害过程可延续十五年，甚至三十年，“岁灾剧，贤圣隐沦”，从而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凶恶之人荡尽无遗，上善之种民十分余一，中下之善者天灭半余②。也就是，甲申大灾起着惩恶扬善的作用。

以上所说是理论上的疫灾周期论。那么，先秦两汉时期疫灾的发生实际上具有怎样的周期性规律呢?为便于分析，这里引入“十年疫灾指数”概念③。图4以10年时间尺度对两汉时期400多年间发生的疫灾进行了排列，初步揭示出了该时期疫灾的周期性特点。从图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至少有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从公元前200年到200年的400年间，疫灾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但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周期性的波动上升，第一个波动周期较短(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较长(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一50年的一个世纪处于疫灾波峰阶段，疫灾频度高达20％，远远超过两汉时期的平均水平；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也可能长达2个世纪，在东汉时期，这个波动只经历了半个周期就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同时，第三个波动也预示，紧跟东汉而来的三国时期，仍处疫灾高峰期。

三先秦两汉时期疫灾的空间分布

1，先秦疫灾的分布

在搜集到的10个疫灾年份中，发生在关中乎原的4次(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43年)，发生于黄河下游的5次(公元前674年、公元前564年、公元前523年、公元前362年、公元前277年)，发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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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帝内经·素问》卷末《刺法论》。

②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4页。

③“十年疫灾指数”是笔者在《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它是指连续10年内发生疫灾的年数。

长江三角洲的1次(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南方只有吴国发生过疫灾①，北方则秦、赵、郑、魏、宋、齐、鲁诸国都发生过疫灾，北方疫灾数显著多于南方，疫灾数值北方与南方之比为9：1，如图5所示，先秦疫灾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由西安、邯郸、临淄、曲阜、商丘、新郑等城市围成的区域范围内，这个疫灾重心区域正是当时农耕历史悠久、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的正相关关系。春秋战国时，秦国医生甚多，良医几乎都是秦国人，如医和、医缓②，这可能与先秦关中地区人口稠密，疫病流行较多有关，因为良医的成就必须有充分的临床机会。

2。西汉疫灾的分布

17个疫灾年份中，11次发生在北方，4次发生在南方，2次(公元前142年、公元前64年)南、北方都有流行，但以北方为主。北方疫灾中，9次(公元前163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47年、公元前46年、公元前]9年、公元前15年、公元前7年、公元前3、2年)在关东地区，1次(公元前143年)在关中地区，1次(公元前88年)在匈奴地区。南方疫灾中，2次(公元前181年、22年)在长江中游，2次(14年、16年)在长江上游，4次都与战争征服有关，南方土著居民没有发生疫灾的记载。南北比较，北方疫灾数仍然显著多于南方，疫灾数北方与南方之比为13：6。与先秦相比，疫灾主要发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特点未变，但长江流域疫灾数有所增加，同时北方草原地区也开始有了疫灾的记载。

3。东汉疫灾的分布

31个疫灾年份中，17次发生于北方，11次发生于南方，3次南北方都有发生。北方疫灾中，2次(46年、51年)发生在匈奴地区，12次(50年、94年、107年、125年、1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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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国似亦有过疫灾，明代刘基《诚意伯文集》卷18《螇螰第七》载：“楚令尹病，内结区霱，得秦医而愈，乃言于王，令国人有疾不得之他医。无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医者皆死，于是国人悉往齐求医，”按：文中提到子良，当为楚襄王时事。

②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s7年，第23页。

161年、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220年)主要发生在关东地区，2次(126年、166年)关中、关东都有发生，1次(162年)发生在陇右军中。在疫灾区域纵贯南北的3次(129年、151年、217年)疫灾中，灾区都在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仍然是灾区的主体。南方疫灾中，4次(37年、38年、119年、212年)主要发生于长江下游，5次(204年、208年、209年、215年、219年)主要发生于长江中游，2次(44年、48年)主要发生在岭南和贵州，其中半数与战争有关。南北比较，北方疫灾略多于南方，疫灾数北方与南方之比为20：14。与西汉相比，疫灾重心区域仍在黄河下游地区，但疫灾范围向南向北都有扩展，长江中下游疫灾有很大增加，许多原来没有发生过疫灾的南方省区，如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也开始有了疫灾流行，南北差距进一步缩小。长江中下游疫灾比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不过，应该指出，尽管东汉时期南北疫灾年数已经比较接近，但不能因此就说此时南方疫灾的严重性可以和北方相提并论了，因为该时期南方疫灾大多与战争有关，且主要发生于不服南方水土的北方军士中，不似黄河流域的疫灾都发生在当地居民中。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先秦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的疫灾频度为1，64％，西汉的疫灾频度为7，33％，东汉的疫灾频度为15，90％。疫灾的发生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但是，年际和年内的波动很明显，两汉之交和东汉末年为疫灾多发期，冬、春、夏季为疫灾多发季节，秋季较少发生疫灾。

2，先秦两汉时期至少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在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间，波长约80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在公元前120—80年间，波长200年，其中公元前50—50年间的一个世纪疫灾频度高达17％，为疫灾高峰期；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期。

3，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具有高度相关性。先秦疫灾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疫灾显著多于南方；西汉时期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长江流域的疫灾也有所增加，但仍然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疫灾范围向南扩展到岭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有显著增加，黄河中下游仍为疫灾重心区域，先秦两汉时期南方疫灾比重的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以上结论，是根据所搜集到的历史文献做出的。无庸讳言，历史文献是有缺失的，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缺失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先秦时期比两汉时期缺失的可能要多，偏远地区比京畿地区缺失的可能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上述结论的精确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记载缺失而颠覆上述的三个结论。即我们不能因为先秦疫灾纪录缺失的相对多些，而认为先秦的疫灾频度要高于两汉；我们也不能因为京畿地区疫灾纪录缺失的相对少些，而认为偏远地区的疫灾频度要高于京畿地区。我们理解到疫灾记载的缺失及其缺失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鉴于疫灾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威胁，鉴于农耕文明对灾害纪录的重视，对于两汉以来以“正史”为主的疫灾纪录系统，我们是视为“信史”的。

有人认为：“越是时代靠前的时段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少，越是靠后的时段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多；这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准确反映疫灾发生的实际情况。”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但后半句并不准确。比如，虽然明清时期的疫灾记载确实比两汉、隋唐、宋元时期的都要多得多，其中也许确实有“人为的原因”，但也绝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明清时期实际发生疫灾的频率确实要比两汉、隋唐、宋元时期高，具体到两汉时期，究竟是西汉缺失的记载多还是东汉缺失的记载多，是西汉前期缺失的记载多还是西汉后期缺失的记载多，恐怕连《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作者们也争论不出一个结果，如上结论之一，东汉疫灾频度15，9％，西汉疫灾频度7，33％，东汉比西汉要高出一倍，表面看来，似乎是“人为的原因”所造成。其实不然，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抑或是本文研究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疫灾频度都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如本文结论之二，是经历了疫灾稀少期和疫灾频繁期的交替波动的。显然，这些波动并不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有人还认为：“越是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留下的疫灾纪录越多，越是偏远的地区，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少；这也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也不能准确反映疫灾发生的实际情况。”同样，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后半句并不准确。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历朝历代，都城所在的京畿地区的疫灾频度都是最高的，这其中确实有京畿地区疫灾记载遗漏较少的“人为的原因”，但是，京畿地区人口稠密，人口流动性大，事实上比偏远地区发生疫灾确实要容易得多。本文结论之三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稠密地区，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疫灾相对稀少。这个结果是由于南方地区疫灾记载缺失所致吗?难道事实真的像有些历史学者所说的“疫病的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①，“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是汉代疫病的高发区”②，“两汉时期的疾疫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江南地区、京师地区三大块”③吗?事实胜于雄辩，图5、图6、图7是最好的回答。南方地区被认为是两汉时期的疫灾高发区，其实只是持有这些观点的历史学者对南方地区暑湿、炎热、多毒、多致病因子的一种“环境感知”，事实上，西南、岭南虽然有瘴气(主要是恶性疟疾)等环境性疾病的潜在威胁，但由于当时人口稀少，加之土著居民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服了当地的水土，并不容易发生瘟疫流行，只有当对南方环境性疾病缺乏免疫力的北方军队或居民大规模进入时，才有可能导致瘟疫流行，如高后征南越的军队、马援征交趾和五溪蛮的军队、王莽征西南夷的军队、曹操征荆州的军队等等。因此，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疫灾的流行，多半是由于战争引起，这与北方地区的疫灾在发生机理上有着本质的差别。

还应该指出，我们的“疫灾”研究，不是“传染病史”研究；我们所定义的“疫灾”④，仅指人间瘟疫流行的灾害，并不包括牛疫等畜疫在内，与“疾疫”、“疫病”、“疫情”等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关于两汉时期的疫灾次数，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很正常，学术研究只有求同存异，才能百花齐放；只有各抒己见，才能百家争鸣。别人研究不深刻者，尔深刻之；别人研究不完善者，尔完善之。不用自己的“模子”去“规范”别人的研究，乃真“专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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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l5页。

②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n期，第30页。

③王永飞：《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6页。

④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史学通论]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