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20:06:22

（吴建新衷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州 510642）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关键词：生态环境观；风水观念；明清；广东

风水观念构成中国古代生态环境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风水理论为核心的民俗观念，不仅作为民间民俗广泛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绅阶层与官府的认可与信仰，助长了民间风水活动的兴盛。风水对人文景观和生态景观的营造与经济生产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该问题，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风水和古代农业的关系[1]；风水和古代园林的关系[2]；风水和风水林的关系[3]；风水和地方社会文化、社会变迁的关系[4]。明清时期粤人的风水观念，作为生态环境观，既有其部分合理的内核，对维护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但是风水观念含有大量芜杂穿凿的成分，被人们广泛利用，从而引起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即使其合理的内核，也被人们作为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另外对风水资源的争夺也会造成社会冲突。本文试对此作探索，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风水观念之“深耕化”
中国风水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多种流派的风水学。据学者研究，至迟在两汉以后，风水观念已经植耕于民，涉及家庭、宗族，甚至整个社会集团、国家的命运与皇权帝祚[1]。明清时期，由于皇室对风水的崇信，更是助长了民间风水活动的兴盛。如洪武皇帝在建立明朝时，曾对他认为可能威胁皇位的泉州的“气”感到不安，于是，他派了风水先生去勘查泉州的风水，并设计了一个打乱泉州风水的计划，试图斩断泉州人至关重要的“气脉”[2]（P115-116）。远处岭南的广东也曾遭遇了类似事情，据《广东新语》记载：相传广州的禺山一带，“来龙既远，形势雄大”，“秦时占者言有天子气，始皇遣使者凿破此冈”。大约南越王赵佗生前也相中了从禺山南至番山一带山冈“偏霸之气所钟”，故营葬地于此。南汉刘长（金旁）铲平二山，中断地脉。明代朱元璋深信此说，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粤之后，就在越秀山上“建望楼，高二十余丈，以压其气，历二百余年，清平无事” [3]（卷十九,P493）。后来的记载认为朱亮祖这一风水手法是成功的。
   皇帝改造风水的努力，加上地方官的倡导，明代以来崛起的士大夫阶层既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的正统化过程，也利用营造、改造风水，达到兴科举与掌握地方社会话语
权的目的。黄志繁指出风水之说和科举兴旺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是宋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在赣南地方社会推广的过程和结果[4]。赣南的风水学说可能影响了岭南的士大夫。而广东人非常笃信风水，丝毫不亚于赣南。在士大夫阶层的观念中，具备一些风水知识，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少士绅也是儒生和风水先生一身二任。方志上所称的“形家”、“堪舆家”不少就是士绅。清代这种现象最多，如南海九江乡的曾兆雷，“诸生中文行皆有声，家饶富而用财丰俭举适其宜。为父建祠堂，构张丽，置祭田百余亩，手植果树千株，筑采苹亭其中……尤精地理，堪舆家不及也” [5]（卷十三）。曾兆雷为当地的一个儒生，方志作者特别指出其对风水地理之精通，甚至超过风水先生。地方官员与士绅阶层在对风水的态度上往往表现一致。各地的人文景观，经过风水观念的解释而变得十分神秘，这种情况俯拾皆是。例如明代珠江口风水塔的建造，就是士大夫积极倡导的结果。“形家者”认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尤其是珠江口的水口“空虚”，必须建塔补之。赤冈塔、氵琶  洲塔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风水位置上，“二塔在东，三浮石在西，西以锁西北二江之上流，东以锁西北二江之下流”，而在虎门出海口之内的浮莲塔的作用是“束海口”，是江上的第三道塔[3]（卷十九,P502）。所以明清时期在出海口的石砺山上的采石活动，都因为被认为有损珠江口的风水而被制止，反对者以省城的士绅为主。明清的地方志在描述地方形胜时，往往与风水附丽在一起。经济文化特别发达的城镇尤其如此。被赋予神秘风水意义的“风水宝地”，一草一木一石都不得轻举妄动，否则问罪。如《肇庆府志》记载：“（德庆）城中有绕州文脉水……从县北出灌田。刘智（水经其宅）改水避宅七丈，文事不兴。士人遂以罪智。成化间，筑城水上，道复湮。” [6]（卷八）各地官员和士绅相互配合为科举改造风水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明代嘉靖间高明知县周赞（言）、训导陈盎与士绅杨孟芳在县学的对面筑了“文峰”，“峰如卓笔，自后科第相继” [6]（卷九）。由此可见，在地方社会，科举事业的兴盛直接与地方官员的政绩相联系。那些阻碍，甚至破坏了“文脉”的人将受到士绅阶层的一致谴责和地方官员的制止。
地方官员在进行城市建设时，也必须考虑到风水。明代钦州知州李五美记载了廉州一水坝的修建原因，指出：“支水在洲右者，卷曲纡回，绕城以流，若吞若吐。其左支则直突奔腾冲射州城。形家言此水不利于州治。前守乃筑坝堵之，使并入右支，虽以人力与水争，然渠成亦秦之利也。” [7]（卷二十四，修复鸿洲坝基记） .史料中还有不少此类记载。如明天启间，肇庆府之白沙冈，秀拔高耸，然由于乡人筑围，稍夷其山巅。知县汪磐“补培之，人文复盛” [6]（卷八）。再如大埔县城北门外的天印山，前任县令曾广翰以其不利风水，“以其势卑，筑屏于上，以增其高”，而“堪舆家谓不便科第”，嘉靖33年教谕陈尧道复其原样，次年即“举乡书者二人”  [8]（卷一，地纪》。明代广东民间大建风水塔，共74座，占明代全部古塔的90％多，万历年间是风水塔建造最多的时期，有47座，占明代全广东风水塔的60％多[9]（P241）。这说明在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正是风水学大行其道之时。
风水观念深耕于民间社会，还体现在无论是士绅还是普通百姓都尤其重视保护祖宗坟墓风水。如屈大均所言：“广之著姓右族，其在村落者，人多襟冈带阜以居，庐井在前，坟墓在后”，这是“庐墓”一体的类型，如果居住地地势卑下，则在其它地方“亦必多置山场，以为蒸尝之业” [3]（卷十九,P500）。宗族尤其重视庐墓的风水。如明代以火焙鸭蛋起家的南海石头霍氏，看重了南海西樵山的风水，就在山上营造了霍氏祖先的墓地。自从嘉靖年间霍韬成为朝廷重臣之后，霍氏家族对风水更加笃信不疑，并利用霍氏的声望着意维护西樵山的风水。因为明代西樵山“内产佳石，苦为采挖，日多消耗灵气，前后经按台屠公应坤、制台姚公谟、王公守仁具题封禁，复经乡绅宠太守嵩率里排奏请封禁。而竟为豪横弁髦莫能遏止” [10]（卷之一）。采石活动威胁了霍氏的风水，在这一场维护西樵山风水的运动中，霍韬后人霍与暇在朝中为官，比谁都着急，他在《上殷军门》一信中“前后连名哀诉，为父祖遗骸之所寄也，为千万家坟墓之所存也，是可为公举者，然尤为子民之私也”。也许霍与暇这样表达觉得太露骨了，于是他引了《大明会典》中对保护名山风水的法律规定作为幌子，来说明西樵山作为南海“一县镇山”的重要性，强调必须要保护它的“毛发”――草木和山石，至于其“骨髓”——地脉，“为四围数十万烟火附丽，为四方数千万坟冢之寄托，凿石断脉，岂止掘成坑坎而已，是故禁之者，天下之公心也” [11]（卷十三）。这样的说法才使一己之私不至于太过露骨，保护西樵山的目的也堂而皇之。霍氏的心态和行为说明珠三角的强宗巨族如何占据名山修建坟墓作为自己的风水资源。
风水观念深植于地方社会，在现实生活中它就演化为一种有形的边界。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共同的，也会有不同的风水观念，于是构成犬牙交错、纵横重叠的有形边界。不同的个人和人群占有了特定的风水，就等于划定了自己的边界。如西樵山，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认为它的风水甚佳，所以明清以来山上坟茔累累，几无隙地。民间社会除了建造坟墓以外，种植林木、建立坛庙也具有生存边界意义，它们分别成为划分地界与物权所有的重要标示。如光绪31年，香山县上册、官堂两村互争海旁沙的产权。上栅人在“沙旁环种植树木”，官堂人则在沙上建立社坛。官府后来在解决两村的纠纷中，主要是严令双方分别去除表示风水的树木和社坛[12]（P216-219,上栅村告示碑》。此外，水口、地脉这些概念都具有标识物和边界意义。各个阶层将风水作为凭借，维护地方利益或者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如果发生损害作为风水标识物和风水边界的坟墓、风水树、风水山、坛庙、水口、地脉或者其它事物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的冲突。所以，风水观念深刻影响了明清广东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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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广东省哲社规划项目“明清广东的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项目编号03104G06；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明清以来广东的农业与环境”，项目编号05JA770007；广州市哲社发展“十五”规划基金项目：“人文环境法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Z8－12的研究成果。
[1] 刘晓明：《风水与中国农业》，《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
[2] 关传友：《风水理论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3] 关传友：《古代风水林探析》，《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4] 黄志繁：《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20:06:40

二、风水观念和地方利益

各个社会阶层占有具风水意象的标识物和边界，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就不可避免对农业、林业、水利、矿业等方面的发展造成影响。

1、风水观念和农林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垦殖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把目光投向山林开发。而不少山林之地是地方宗族的墓地所在，必然引起争端。首先，乡村的宗族非常看重具有风水意义的“吉壤”，这类田地既可以作为耕地，也可以作为宅基地或者墓地，一般作为宗族公有财产。遇到了灾荒时节，宗族也要千方百计保住“吉壤”。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九，《潘廷标传》记载：乾隆51年，南海发生饥荒，潘氏族中富裕者已经“出钱米以赈之”，但赈济不足，贫者“欲卖祖尝以续残命。廷标知势不能禁，乃谓之曰：此祭田堪舆家称为吉壤，卖与他姓断无归璧之时，不若劝子孙之有余财者醵银买之，以田价为赈，待年成丰收另为太祖筹款照价赎回。……异日祖祠既建，室家充赡，科甲联翩，廷标之力也。” [13]（卷十九）一些宗族为了防止其它宗族侵占自己的风水葬地，就制定族例。如南海简氏宗族内部的规约：

“葬地永禁：族葬，礼也。然则里宅坟墓岂相乱乎？此阴阳分宅术家犹辩焉。而望气者亦忌阴凶积死之气也。今议永远禁条开列于后，俾各严族禁，世世子孙逢吉。

一、村北海旁一带地段及各姓四隅地可自为葬地者，不得卖与外乡，亦不得卖与外姓。

二、凡地之逼近街里居宅者，不得卖为葬地。虽地之主人亦不得自葬。其地之主人极贫不能自葬者，议给银别葬，由亲属到领。

三、敢有违禁卖地及私葬者，议罚银，永远出族，其极贫无可罚者，移亲及疏追出罚银，葬地者责令即迁，决无宽贷。

光绪十年十月朔日南北约，三坊约永远公禁” [14]

这一族规规定了阴宅和阳宅分开，宗族葬地严禁外乡外姓侵葬，也严禁卖与外乡外族，并且制定严厉的罚约。在番禺大岭村陈、许二姓共同拟订的《历代太祖遗留石碑禁》对乡中的田产、物业和葬地也与简氏宗族规约有类似的内容。这是陈、许二姓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乡规[15]。这是基于共同经济利益与防范外来族姓染指本族、本乡风水的目所达成的契约。

风水墓地的广泛存在，不可避免地妨碍了农田的扩张，以及限制了其它行业的发展。风水墓地就很容易成为地方士绅维护自己利益边界的一个充分理由。如佛山至石湾一带的岗地，“自唐宋至今，坟茔布满，廷绵十余里，殆无空地。”但是到了清中叶，由于人口的发展，南海的平坦之地早已开发殆尽，人们将开发的视野投向冈陵地带，“挑取散沙，船运别乡，或烧造红砖贩卖各处，并有影射无主山岗为己业，批给人包揽承挖，将山岗平毁为田，自将山坑田亩挑挖为塘者。卖沙土既可得钱，变田塘又可耕种”，这是佛山石湾一带人口增长，以及陶瓷业、铸造业，以及种植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射利之徒”开发冈陵地带的无序化，使山形“左缺右陷”，甚至“露棺抛骨”，肯定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明代政府已经严禁乱挖沙土，清嘉庆二十二年，南海县士绅联名要求政府严禁在切石湾东北一带挖沙，以保护当地人的墓地与风水。当然士绅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批准[16]（ P124-125，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官府在处理地方纠纷中，无论是开垦、开矿、水利建设工程或者其它的建设，以不能有碍于民间的田园庐墓风水为原则。或者不能损伤地脉。如崇祯《兴宁县志》载：“佛子岭穿旧处原有七墩，堪舆家谓珠丝马迹也，乃龙之最贵者。居民谋为己利，多方开垦，去其墩五，今仅存古柱”，士绅认为开垦者“.以一人私利坏通县龙脉”，崇祯八年知县应士绅之请碑禁止[17]卷一。佛子岭被认为关系到一县之龙脉，因此禁止开垦能得到政府的认同。在不少的场合，维护环境和禁止开发，几乎都在维护风水的幌子下进行，甚至不能分清楚士绅的理由究竟是维护环境或者只是维护地方上的利益？以下三水县的例子就十分荒唐了：

“西南镇向有东（莞）、顺（德）异商射利，私设油榨。每油椎一鸣，四邻震动，一方人物机捏不宁。本乡生员李克孝等，于天启元年联呈石县，为乞恩禁绝油榨，免伤地脉，以培冈水，以翼文运事。县批：地脉乃文运所关，何物垄断，敢伤其脉，而启从前未有之害耶？即着七铺地保立刻勒令搬移，毌得留恋七铺处所。事遂永禁。后人材蔚起，安居乐业，诚一方之利也。” [18]（卷之四）

东莞顺德人来到三水开设榨油作坊，可以促进当地油类作物栽培的发展，而榨油之后的渣滓也可以作为肥料。但是士绅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使开设多时的多个油坊关闭了。

所以，当风水观念作为维护地方利益的理由时，不可避免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清末新宁县，“大姓巨族，习气最深，山深闲区，画为已有，畛域之见，牢不可破，法令文告，终属虚文。是以议辟之山场，界址初定，辄谓樵采不便，纷然而交讼之。已种树木，青葱可爱，每因惑于堪舆，群起砍伐之。”风水的观念可以促进风水林的栽培，也可以毁掉风水林，难怪记载这一情况的清末士绅赵天锡呼吁“欲求进步，必先改良” [19]。这是全省的普遍现象。清末广州府通判祥林的调查报告中记载：“溺信风水，每以邱墓故，多占官地”，“统计全省邱陵，几皆为私地而无官址” [20] 。

2、风水观念与水利建设：

风水有关于水环境的水口、罗星之类的概念。水口是来水和去水的地方，在不同方向的两条水流的冲击作用下，中间形成沙洲，或隆起高阜，就称为罗星。风水学将罗星称为“福基”或“真气内聚”，而从农业垦殖的角度看，罗星所处位置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且又在淤积之中，农田大可扩张[21]。所以河中洲岛往往是人们农作和居住的理想场所。但是在明清时期，韩江平原却有以堪舆为名的习俗，乡乡用桥锁水。河上设桥只会方便交通，不会阻水。但是由于天旱缺水，民间为了争得更多的水源，却人为设置罗星，在河道中央，用石块砌成圆圈，再加堆泥土，种植芒草，直径3―5米，一般是河渠宽度的一半。当地称为罗星。或于渠中堆砌石码头，使水流回旋。这种做法，扩大了河道上下用水的不均衡，容易引起纠纷。另一方面，因为渠道有罗星与石堆的堵塞，使淤泥沉积，雨季更使河渠排泄不畅，是水灾发生的人为因素[22]（P302）。

在珠三角平原水乡，人们的风水概念也会对水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咸丰《顺德县志》，卷三“川”记载：顺德县治大良镇的北面新滘口接桂畔海，有水道通伦教等乡，沿水道两旁百余乡，在明代以来民间“输纳、应试皆由此出入”。乾隆年间大良有士绅却认为此水道属于“天马破头”，以“形家言水泄财不聚”，竟堵塞滘口，使“舟楫改由三河、四河纡回而入，潮退行碍。又滘口原无孔道，寒暑雨暑不能，舍舟陆行”，极不便于交通。“于是城乡绅士郑翼亭梁景璟等公请冯令勘明示禁。主风水者又控如前，行委严令讯详”，官府经过勘查方志上的地图，判决“此水由此泄有利无害，覆司详抚院口行令勒石滘首村，亦公附一石。”但是后来可能也是风水的原因造成人为的淤塞，“嘉庆十一年绅士何围玺等复援案以请，再行勒石其处” [23]（卷二）。这样一条关系到交通和水利的重要水道，竟然因为风水的原因几起诉讼。也有因为风水的观念而使有利于农业的水利建设戛然终止，如顺治《九江乡志》卷之一《涌滘》记载：万历19年，南海九江的昙涌因为淤塞了，“通乡士民集正觉寺议开浚，并改曲双桥水，一切规划已定。竟以一二人惑于风水无稽之说，遂不果行”，后来因为河道两旁居人占筑，要重新疏通就困难极大。道光21年，新会县令在新会城西的西塾阁筑坝，虽然有加强海上治安的作用，但这同时是一个酝酿了数百年的风水改造活动，只是以前“经费甚巨”未能举行，因为早就有“形家者言西墩阁为邑之丙方，上祀奎宿，沿滘之水斜飞直出”，不利科举[24]（卷十四）。

在堤坝上追逐风水，建造坟茔也给水利建设带来很大的危害。如南海、顺德的桑园围，在清代成为一个水利共同体，需要统一协调的治水行动，但是“贫民相率盗葬，习以为常，为害尤烈。” 其对堤坝的危害不亚于在堤坝上开挖鱼塘[25]（卷之三）。所以嘉庆、道光官府年间屡屡下令民间不得在堤坝上盗葬。但是由于某些地段上累累坟茔是既成事实，迁葬不能，给基围的建设加固带来极大的困难。

3、风水观念与矿山开发：

风水中的地脉概念往往是地方士绅对抗矿山开发的有利凭借。在众多的矿山纠纷的案例中，只要当地的士绅以保护地脉与农田庐墓为名，要求地方官制止开矿，往往就能得到批准，士绅就能成功地制止开矿的经济行为。而开矿的商人，事先必须得到当地人的同意，否则投资将会付之流水。这与上文提到的农田开发的案例一样，不知士绅的理由究竟是维护环境或者只是维护地方上的利益？在很多的场合，一方面矿商在开矿时，任由矿水横流而污染农田，另外如果是开山冶铸，附之于冶炉的炭窑就有几十座，矿山周围的大片山林就毁灭了，水源林消失的同时，水土流失的情况不可避免，水源干涸使农田灌溉受到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方士绅出于风水的理由制止开矿，客观上就起到保护农田环境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地方士绅很多时候的主观意识是保护地方利益。晚清时由于地方势力的强大，以风水作为挡箭牌进行抵制，大大阻碍了矿业的发展。如清光绪十五年，朝廷命广东进贡上等砚石。但砚石产地之士绅称采伐砚石有碍风水，如记载：“岩前有士人雀角，禀称有碍风水，曾经请封禁在案。皆系各怀私意起见。”一针见血指出风水之说的目的所在。为此，张之洞乘船勘查广肇基围，顺道“亲到该岩坑前履勘，备息一切。”经过认真勘查，张之洞认为：“高要砚坑，近年请开请禁，缠讼不休，其请禁者，多言开凿山岩，致伤风水。且有谓损坏险要，有碍基围及纤路者”，经视察，“区区数坑，其于全峡中仅如九中之一毛，微渺已极，实与风水无关，更与围基纤路无涉。” 认为该事“皆系砌词争讼，实与风水无关”。为增强对士绅的说服力，张之洞不仅从风水的意义上进行阐发，并且将此事与当地的科举事业联系在一起，指出以前“肇庆人文素称极盛，嘉庆、道光间，科第蝉联，才匋辈出”，是因为砚石流播而使人文兴旺。而自从“近年封禁以来，肇郡科名转形寥落。可见开采端石，本无关于得失之数，可不必封禁，”指出贡石尤不当禁，认为适度开采砚石，不伤风水，反而有利于肇庆之科举事业。于是张出告示，在肇庆勒石，以息争端，允许采伐，“每年办贡得以照常取石”。并详细规定了工匠开采的范围和成品的分成办法。开石商人与当地士绅订立合约：原定采出石料分作十二股，官占三股。现改为绅、商各半，绅、商各五股。绅得五股，拨端溪书院经费。原官商定之条款，充作修围经费的部分，采得砚石也改给端溪书院收领。又规定每次采得之石，每百斤给绅董十斤，“以示体恤”[12]（P710-712，为开采砚石以备贡品事碑》。

在这个案例中，本来堂堂总督奉朝廷之命开采贡石，在传统中国社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却由于地方士绅因为莫名其妙的风水之由而受到阻碍。为办成此事，总督不得不亲自考察，然后正而八经地下一道公文，用石刻公布。采砚之事，才最终办妥。不过，官府仍是做出了让步，这主要体现在：原来官府和商人商定的，官得三成砚石让出，并规定：“各官不得私受一砚，吏胥不准需索一钱，有益於绅民，无捐於地方。”原本没有分成的士绅，经过斗争，竟然占据了利益之五成，比以前官占的分成还要高；并且原来用作修围经费的部分也全给了端溪书院。更有甚者，在分配之前，绅董还要先抽出一成。从该事件中，足以表明了晚清士绅阶层的强大，士绅引用风水很多时候是为了保持其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霸权。晚清实行新政，政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开矿，但是投资者却往往因为地方上以风水为名阻挠而血本无归，光绪33年两广总督周玉坤的报告称：“近年派员在各处查勘矿源，如乳源等处有矿，迭有报采者未能兴利。所开之金矿亦颇遭亏折，竭力整顿，再派工程师前往查勘。如有地方顽绅劣棍有以风水说出面阻挠者，严定办法，重加惩治。” [26]。这种情况延续到民国，风水对地方建设的影响极大，如在开平县，民国时第七区经过集众表决，要建筑碉楼，因为土劣纪某以有碍风水，指使妇女田头抗阻，将一切材料抛毁。后来乡委员会请县署派兵弹压，才得以建成[27]（第9卷第1期）。当地人迷信风水的事例不可胜数，以致有识之士呼吁“邑人迷信风水亟宜觉悟”，以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28]（第8卷第30期）。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20:07:12

三、风水观念和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风水观念作为人们一种生存和利益的边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竞争的激烈化而扩张，逐步左右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卓锥。奢者千金立费，俭者一毛不拔” [29]（卷之二），社会分化严重。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意识已经广泛渗透到广东社会一般人的观念之中：“正、嘉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是则不相过。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惟金多寡为重轻，”“于此见今风俗之高下” [29]（卷之二）。康熙《新会县志》卷之5《风俗》也追述了明代后期的社会心态变迁：“隆、万以前，士先行谊，人知自爱而重犯法。万历以后，渐趋骄奢，兼并豪强之徒，或以武断于乡曲俗。又怀急好竞，强弱不肯下人。”崛起的士绅阶层热切期望跻身于社会上层，急切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这种急取冒进的心态很自然就和风水观念结合。例如清代早期大埔县百侯的士绅杨之徐，早年对风水地理不屑一顾，并将风水视为百侯的四大恶习之一[30]（卷十八，百侯风俗论）。但是此公晚年以风水不吉为由，多次迁葬父母的遗骨，并与江西来的风水先生结为莫逆之交[31]。杨之徐对于风水学的态度很能代表明代中叶以来广东士大夫的心路历程。社会上对于风水的笃信执着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怀急好竞，强弱不肯下人”的急功近利思潮结合，彼此的风水边界交错重叠，社会纠纷就由此而起。如果说，明代争夺风水现象还不是很普遍的话，清代则大行其道。风水观念与人们的生存空间密切相关，它作为一种生存边界或者资源，具有“挤出”效应，械斗和纠纷因此而起，大量的诉讼案件也与此相关。如《龙山乡志》载：“邑志谓顺德、香山之讼，多争沙田。龙山向承沙税者少，故讼者亦少。今则承者渐多，而讼日兴矣。然犹不及争山坟者之为多也，且所争非真山坟，坟旁尺寸余地，辄兴大讼。夫沙田之利，尚属膏腴之利者，或至不能舍。至于坟外尺寸，何伤与？然已葬，犹谓有关于祖坟也。其未葬之地亦争分寸，不容假借。虽使破产倾资，讼不稍息。或曰：其人故好讼也。或曰：彼盖为风水起见也。吾乡俗淳，而多惑于堪舆二说，以风水之见为近，推之争涌、争滘、争铺屋类比皆是” [32]（卷十三，杂志）。各种资源附丽于风水学说，如争夺水利、矿利、山林等利益，多以风水为外衣，各方均以此寻找一个为政府、传统社会观念认同的借口，社会纠纷不可避免。

社会上争夺得最多的是坟茔风水。万历年间新会县“惑于堪舆，故棺弥野” [29]（卷之二）。康熙《新会县志》，卷之六《风俗》进一步记载当地从明代后期以来当地对风水资源的争夺程度：“数十年来，益多诬命争山之讼甚至合族而斗”。不同地区对风水坟山的争夺程度是不同的，可能与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多少很有关系，坟山“在南海、番禺、顺德诸县，率多栉次鳞比，相安无事。未尝有斩斗截脉之控。惟新宁、开平以西，讫于高雷一带，山多人少，一坟常踞一山。新会接壤高、肇，风遂浸淫，虽隔层峦，据为固有，后葬者难于得地，多方巧图。于是弱者反被侵占，强者径行逼压。山势既有高下偏正不齐，界至又无巨墙绳墨之分，别东西南北，随其形影射，互相执争。故新会独有‘十命五诬，十山九讼’之谣，贫家多谓构讼停柩不葬，常至暴骨” [33]（卷之五）。大概在珠三角以西，人们占有了山头，就占有了山林资源，所以盛行一山一坟。南海顺德这些平原地区，山林很少，民间达成妥协，形成了平原上葬地栉次鳞比的状况。

因为争夺风水而发生械斗纠纷，在明清广东是一普遍的现象。如清代雷州府，“有附城陈、李二巨族因建神祠，狃于阴阳拘忌之说，缘争执而构讼，缘构讼而械斗，至互相截杀，虽翁婿不相容，守令员弁弹压不能止”。雷州知府派任教谕的南海人戴挺生找两族的士绅讲和，“挺生乃择诸生之明理者分日召至，详为劝谕，且力破风水之说。”陈、李二姓因争风水而酿成械斗，正如戴挺生所言：“尔等争风水，欲求福也。今福未来，祸先至矣。” [13]（卷十五）。明清时期，在广东一带有大量的禁碑，其主要内容多是围绕着保护家族风水问题而设立的，禁止对坟山风水进行任何形式的破坏。有的宗族为了维护自己的风水，借助庙宇作为庇护。如清远县，民间的“俗例不管是官山民山，俱敢开立坟墓，遇有树木看守不到，俱敢盗伐”，道光年间茶奇落村的各姓就将村落所有的税山“送出建立庙坛”，并在附近“植树木俾资障卫风水”，但是仍然遭到“盗砍”，“屡经村练更保禁止弗恤”，“绅劝禁仍无忌惮”，茶奇落村只有求助于官府下一道禁令，官府恐双方酿成斗案，因此示禁，设立告示碑[12]（P83，告示碑）。

清代盛行于广东的械斗之风，也以坟茔风水的争夺最多。明清分布于广东各地的客家人，盛行二次葬，迁移时往往背着祖先的骸骨，找到适宜居住的住所之后，就选择风水之地将祖先的骸骨葬下，以划定自己的生存边界。这一民俗大概是从赣南传过来的。广东宝安《观澜松元厦陈氏族谱》记载：其先祖振能公原籍长乐栅径里，他39岁时往江西从名师学堪舆，精风水术。乾隆年间，振能公带家眷及堂兄堂侄数人离开家乡到惠阳、宝安、东莞等地寻找定居点。振能公背着祖父彩若公和姐婆太的骸骨，众人背着简陋的行装，一直到达新安七都洞搭茅寮定居，并将七都洞改为松园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梅县客家山区流行鸡信的民俗，往往有这样的传说，某某宗族的开基祖因为用鸡信来招待风水先生，从而赢得了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最终宗族得以强盛。这种故事在客家地区的宗族发展史上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传说[34]。风水对宗族的繁盛如此重要，迁居的客家人往往在迁入地以盗葬的方式期望获得风水资源。崇祯13年，一支客家人在明末迁移到博罗县，“见腴田必夺，问赋税则无，据矿地为利薮，陇亩坟墓尽遭掘凿” [35]（卷十七，郡事上）。康熙31、32年客家人迁移到东莞县东部丘陵： “惑风水，常囊其父母骨灰入小罐，觅贵人冡内盗葬，封盖甚密，人不能知。数年不利，又别迁去，习以为常” [36]（卷十四，外志）。至于在清前期迁移到珠三角以西的客家人，在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之争中，其报复手段之一是“侵祖山”[37]（P75），以破坏土著的风水。当然，土著也用同样的手法报复客家人。双方都用民间社会最为禁忌的方法报复对方，这是咸、同年间土客之争异常残酷激烈的原因之一。广府系宗族之间也往往因争夺风水资源而发生冲突。如史料所载：“珠山，一岭高标四隅壁立，谓之鹤珠。岭上挺生老榕，翠干撑空如珠之吐焰……此山为曾罗两姓发祥地。罗氏他徙，全属于曾。曾大令俊筑宅掘得古碑，有春龙之谶。其明年罗侍御鸿捷南宫，术数之士未尝无前知也。” [5]（卷一，舆地略）。这一记载隐约告诉我们一个关于风水的故事：两个宗族为争夺风水，一个因为失败了而远走，强者留下独占有利于繁衍的风水资源。为了争夺风水，温情脉脉的传统道德、宗族感情也弃置无遗了。如新会外海陈姓，其迁入外海之前，有罗、许、梁、屈数姓，“族大且强，我陈族聚处数家，未几氏族日繁，科名辈出，诸姓渐他徙，外海遂为陈姓一家焉” [39]（弁言）。显然是陈姓的经济、文化地位上升以后，迫使其它族姓向外迁移。但是在康熙19年，陈氏族中的“豪衿”，看中了宗祠的风水，借口其风水“气脉不佳，”“假乩仙以售其奸，拟将宗祠毁拆” [38]（卷下）。可见作为非正统文化的风水观念对传统儒家观念有侵蚀作用。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20:07:32

结语

风水学的内容驳杂，即有部分科学的内容，同时含有大量的糟粕。它既不能成为正统的文化观念，同时它又被官方和明代以来崛起的士绅阶层所接受和推崇，更是在民间社会大行其道，以至于被人们认作是一种生存边界。这种情况的存在极为矛盾。一方面，风水学成为人们的生态环境观的一部分，对农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有一定的作用。但当它成为人们的生存边界时，就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甚至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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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