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陆军建设

guzhuzi

摘  要：在以陆战为主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担子压在中国陆军官兵的肩上，陆军作战能力的强弱实乃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改善，早在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从许多国家输入作战装备，特别是在中德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在前后5任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引进大量德式装备并对中国陆军进行整编，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实力，可是其中所存在的缺陷也在抗战中被暴露出来。正因如此1928—1938年的国民政府陆军建设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即尝试对这一问题作一些考察研究。
关键词：  中德军事合作    陆军建设   整军成效

1927年4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下简称国府）。国府成立之初，内有国家分裂、军阀作乱、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加上还要处心积虑地“剿灭”CCP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极其重视军队建设，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北伐，蒋介石扫平了北洋军阀；东北易帜，又使蒋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国家既告统一，作为国府军队主力的陆军自然带有国防军的色彩，而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陆军（下简称国民党陆军）却属于落后军队的行列。日本情报机关评价国民党陆军“作为国防军是低劣软弱的”[1]，国府当局对此也毫不讳言：“我军队与帝国主义者之军队相较，其素质优劣相去径庭！”[2]1928年开始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国民党当局开始了陆军建设，主要从军队的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的整编训、装备和军事教育三方面着手。
一、军事领导体制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及其后的总顾问始终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军事集权体制，只有这种高度的一元化领导才能对涉及经济、社会的各项国家措施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为了确立并巩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事集权的地位，针对当时北伐成功后，旧军阀被打败，新军阀又产生的局面，鲍尔帮助蒋介石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准备将中国军队由260万人缩编为80万人。按照德国军队“分级式体系”，裁减下未的军队编为“民兵”，保留的精兵组成“中央军”，指挥权归属中央政府。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设立军政部、参谋本部和训练总监部；以军政部掌理全国陆、海、空军行政事宜；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及陆地测量事宜；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及军事学校教育、训练和国民教育。次年又设立军事参议院，作为军事最高咨询机关。由于各机构专司其职，保证了整个国家军事机器的正常运行。这种专业化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较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多兵种训练和作战的要求。1929年1月1日，国府组织召开了军事编遣会议，计划将全国陆军整编为60个师80万人。[3]虽然会上蒋介石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由于此次会议的目的与议案皆致力于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加上安置被裁官兵的经费短缺，军队编遣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军队编遣的失败，使国府全盘改良军队编制体制的计划落了空，国府便改为从事一些诸如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颁布陆军典范条令与规章制度之类细节性的工作。不过，由于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国府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
1933年，第一次来华的汉斯•冯•塞克特在他那份有重要影响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一支受过统一训练并由钧座（蒋介石）躬亲领导的军队可作为支持政府权力和防御外来侵略的基础。”“军宫任用及其命运之诀定，仅能操之于钧座手中。”“整个军事体系、训练、行政和财务必须隶属于一位领导人物指挥之下。……高级单位各自为政的现象，……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4]
1936年，法尔肯豪森在《关干指挥权管理之意见》中强调了要加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称这是危难四起的国家与时代的需要。[5]
1937年，德国顾问汉斯·克兰在《中国政府更新组织之商榷》中也指出：“今日中国需要强有力之政府中间（坚）人物，始能勇于担当国是，……有此坚强政府，以实现责任分明之中央集权。”他还强调“全国国防，应受统一军令管辖，国防军力及国防经济，亦仅能受中央集中统率，每省设军区司令部及国防经济督察各一，仅受国防军总司令之管辖指挥。”[6]
以上诸多德国顾问的观点。建议恰与蒋介石的想法、目标契合，对蒋介石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促使蒋介石逐步走向军事政治独裁体制。
此外，德国顾问还对各级军事机关提出了具体的改组建议，以使国民党军队的组结构更趋完善，办事效率更高，逐步具有现代军队的组织特点。
魏采尔在1933年2月14日呈送蒋介石的建议书中指出：“……是以目前亟应划清参谋本部、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委员会四最高机关之工作范围及应负责任、惮资遵守。”对于军事委员会，他建议“缩小军事委员会，使成军事会议机关，仿欧洲各国之最高军事机失，专司解决国防重大问题，使成新式。”[7]
同年塞克特在他的《陆军改革建议书》还建议“钩座（蒋介石）需有一个隶属于钧座之特殊人事局，……本人建议最好选派一位适当而年长资深的德国军官辅佐之。”塞克特也建议重组军政部，“此外应当依照德国高等会计处模式设立一个与军政部平行而不隶属军政部的特殊监察机构。”[8]
二、军队的整训与装备
德国顾问在对军队的整训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教导部队”的训练模式。所谓“教导部队”的模式就是指首先按照理想部队的组织、结构、训练水平、装备样式组建一个特殊的示范部队，这个部队本身不承担战斗任务，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其它部队的各级各兵种的军官与士兵派到这个部队中去，由教导部队进行一对一的训练，使其它部队逐步达到与教导部队相当的水平，如此，逐渐扩大训练的范围，最终使全军都达到这一理想的素质水平上。这一方式是由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德国国防军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它在德国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28年鲍尔建议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包括一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工兵队和一个通信队。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军官研究班和译述训练班，使教导队的军官们得到德国战术理论的训练，同时培训必要的翻译人员以备工作需要。教导队的训练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29年扩充为一个教导团，1930年春，进而成立了教导师。魏采尔时期，由于蒋介石正忙于内战，频繁把战斗力强的教导部队用于战场，遂把原来的教导部队和国府警卫旅编成两个精锐的作战师，第87、88师，并由两师编余部队新成立了第36师。这些部队采用德式编制，德国武器，有德国顾问训练与指挥，战斗力极强，无论在内战还是抗日战场上均表现卓越，魏采尔认为：“八十八师有德国顾间协助四年之久，确成一种教导部队。”[9]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尔肯豪森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10]
通过不懈努力，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国府一共整编了30个师，全国陆军已整理及未整理之部队共计：步兵183个师，又42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5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18个独立团；加上其他特种编制与地方部队，共202.9万人。[11]
尽管国民党陆军未能全部实现从“内战型”向“国防型”的转变，然而通过整军，国府已基本能调动指挥各部队，特种兵部队数量有所增加，中国陆军尤其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也得以大大提高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自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的状况并未较清季有多少变化。因此，增强强军事实力、提高武器装备水平一直为国民党当局以及大小军阀所重视。虽然清末民初时出现了不少兵工厂，但由于中国技术落后，国内仅能生产步、机枪、小型火炮之类的兵器，且在产量与质量上均不敷现实的需要，故只好仰赖外国供应军火。据学者考证，从1912年至1928年，共有德国、日本、挪威、英国、波兰、俄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荷兰、奥地利、葡萄牙、丹麦等十几个国家向中国供应了价值69，949，317两（海关银，约合国币46，693，825元）的陆军军火，[12]这在无形之中使中国成了“万国兵器展览馆”。然而，由于外国列强的封锁与歧视，中国这所“展览馆”内的“舶来品”在品质上其实与国内生产的兵器并无多少差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国陆军的装备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更趋恶劣：1929年中国陆军使用的100万杆步枪中，约达80%属于老旧破损、无法使用。除质量上的低劣外，国民党陆军装备在数量上也严重不足。以1929年国府的统计中国陆军虽然多达220万之众，所配备的机关枪却不足2万挺、火炮仅2，000门，1929年之前，中国士兵更是连坦克什么样子也没见过。
针对这种状况，国民党人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国防纲领计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国防之组织，所需于器材者，愈趋而愈紧。所谓器材者，以兵器、舰艇及航空器材为大端，所要求之性能，一曰备，二曰精，三曰合于实用，四曰耐久，五曰省经济，六曰原料及技术均自立而无仰给于外国，七曰战时补充之持续能应作战之要求是也。”[13]从上面我们不难判断，中国国民党人关于三军装备建设的总体思路与明确目标，即为实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以当时中国经济、科技状况而言，最有希望实现的只有实现陆军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一项，而要想实现陆军兵器的自给自足，就必定要提高兵器生产水平，国府对此是有所行动的。为了更好地统筹武器装备建设，国府在军政部隶属下成立了兵工署，总理全国兵工及关于兵工之一切建设事宜。在兵工署的领导与参与下，国府当局积极重整军事工业，以图改良兵工制造，提高兵器生产水平。其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统一武器装备的制式，在兵工署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从各国最新的兵器中，择其他们认为的最适合中国国情者，以之作为统一的标准，然后再通过购买与国内仿造的方式装备全军。虽然国府在提高兵器生产水平方面的努力，使得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呈现出了一缕向上的曙光，但由于国府军费不足，投入到兵器生产方面的经费有限，同时兵器生产水平的提高也非一年两年就能完成，故国府在提高兵器生产水平方面的成就并不明显。依兵工署提交的统一制式兵器方案，一旦国民党陆军配备了这些兵器，装备水平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兵器要么因为太先进而无法仿制，要么因为太贵而无力购进，所以兵工署的这一方案并未得到执行。1930年，国民党陆军中使用的武器装备依然是五花八门，仅步枪的口径就有7.9mm与6.5mm两种，其中既有国内自制的，也有德（国）制与日（本）制的。同样在弹药储备、兵工厂建设等方面也由于经费和技术问题而得不到解决。
丛生的问题使得国府成立初期的兵器制造水平与北洋时期并未有质的提高，而国府的国防建设与陆军建设又不能等到兵器能够自给自足了才能进行。无奈之下，国府只得沿用从前的老办法，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利用1929年列强完全解除对华军火禁运的契机，国府当局自1929——1931年分别从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挪威、意大利、比利时、美国、荷兰等国进口了价值31，413，078两（海关银，约合国币20，969，411元）的军械军火。[14]国府此一时期从国外引进陆军军火，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械的种类较全、质量较高，既有枪械类的轻武器，也有火炮、战车类的特种兵器。其中，优质的德造兵器占了相当的份额。
随着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中德关系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对外军购逐渐变为以德国主，并且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加大了对于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如火炮来武装新编部队的力度。
1932年春，凭借着从瑞典购得的48门卜福斯（Bofors）山炮，国民党陆军新成立了一个2团制的炮兵旅。德国顾问负责训练。这个炮兵旅后来在内战和抗战中均发挥了威力。魏采尔还建议为88师等精锐师，每师各配一炮兵团，“计有卜福斯式山炮一营，十公分五（105毫米）轻榴弹炮一营，十五公分（150毫米）重榴弹炮一连。”[15]到1934年，共成立十营新式炮兵。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活动的日渐深入，国府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教育乃至国防工业建设等各个方面皆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日益加深。
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放手让德国顾问对中央军展开德式整训，还给出了36、87、88三个师做试点，要这三个师全部装备德式装备，从而出现了，国府陆军“德式化”的现象。1933年7月，行政院长宋子文访德，一次就与德方签订了包括1，000挺机关枪在内的价值5千万马克的军火购买合约，而当年由德国进口的军火总额则高达3，464，444两（海关银，约合国币6，756，000元）。1936年，第二个装备卜福斯山炮的炮兵旅训练完成后，国民党军队又从德国购买了24门150毫米的重榴弹炮。这使中国军队得以成立了第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重炮兵团。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又成立了一个150毫米和两个105毫米的摩托化炮兵团。在抗战初期共有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德国顾问还帮助建立了工兵、通信兵、汽车兵、装甲兵等。[16]从1934年至1937年7月前，国府自德国输入的武器装备大到坦克，小到子弹，细到电缆，包括几乎陆军武器装备的方方面面，其总数约占全部输入军火的80%以上，而这些军火的质量基本上又都有保障。一时间，“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mm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mm炮、博福斯炮、韩塞尔（Daimler-Benz Henschel）、M. A. 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17]国府一改从前的盲目与混乱，既注重系统引进又注重兵器质量，是有其良苦用心的：既希望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能够加快陆军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认定德式装备将成为日后对付日本侵略军的“杀手锏”。
德国军事顾问在促使国府购买德式装备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警告国府向外购买武器、弹药只能视作过渡期行为，要在战争中自保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国府自己也深感武器装备“购诸外国，费巨且缓”，“而战时因公法之拘束及敌军之封锁，则国外之来源必不可恃”。[18] 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快了整理旧厂，建设新厂及创设兵器科研机构，培养兵工人才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进行了通过对德式装备的仿制来达到统一武器制式的工作。
装备建设的长足进步，使国府得以在抗战爆发前逐次掉换已就国防位置之各师之旧式武器，全部换发新式武器（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并按新编制充实，以厚其战力，且使口径统一，弹药补充容易。大量外国先进装备的引进，使国府的陆军特种兵建设更具规模，不仅成立了陆军装甲兵团、机械化重炮兵团，还相继成立了学兵总队（即陆军的化学战部队）、铁道兵团、汽车兵团、通信兵团等其他特种兵部队。众多的军械装备也促使国府更加注重训练军械人员，并颁布了野战军械库勤务通则，国民党陆军的军械行政有了较大发展。
三、军校教育德国顾问特别重视军校教育。塞克特就指出：“一支军队的成效，根据传统的经验，有赖于军官团的功能。”[19]所以，军校教育始终都在顾问团工作中战有重要的地位，至1935年约有30余位顾问在各军校任职或兼职，约战总数的一半。
在军校教育中，中央军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是德国顾问工作的重点。1933年魏采尔总结道：“中国陆军显著之进步，为近四年来中央军校所施后起军官之训练。按德式教育之实验建设中国陆军，各项成绩均极满意，深信该校造就了数干军官，将来必能有益于中国陆军，唯希望仍能遵现有途径继续进行。”[20]塞克特也极重视中央军校的教育工作，经常亲临指导。军校的学制也由二年制增为三年制，学生数由1930年的3000人增至1935年的5000人。中央军校在德国顾问帮助下完全采用德国方式培养教育的大量基层军官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基础与骨干，并参加了日后的抗日战争。
此外，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就有一个陆军大学，专门培养中、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南京政府成立后转归南京国民党政府。该校除中国教官外，过去还有日本教官，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后，德国教官替代了日本教官。对各种关于行军，遭遇战、攻击、防御、持久抵抗、退却以及各兵种协同均加以讲授，且完全以德国军事理论替代了过去的日式理论。
鉴于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整体素质低下的现状，德国顾问建议对现职军官进行短期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素质。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21]魏采尔在1933年5月向蒋介石建议道：“鄙意以为苟有可能，即应设立高级训练班，学期数月，专收旅长以上之部队长宫，使之多习新式用兵。”“设立此项训练班后，不但能熟悉各学员之能力，并能将新训练与用兵之精神普及全国陆军。”[22]而此时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军队在“剿共”中暴露出战术素养低下，多次被战术灵活的红军击败的情况极为头痛，故对魏采尔的建议大为赞赏，批示“应速办”。遂干1933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因设在庐山，又称“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坐镇庐山，从7月至9月共办了3期，训练营以上军官达7500余人。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23] 鉴于第五次“剿共”战役显示训练团的成效明显，庐山军官团训练团在战役结束后得以继续举办，每年夏季都组织若干期，每期半个月，学员2至3千人，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才停止。通过这种训练团，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得到了提高，效果是很明显的。
再者，通过中原大战等战役显示国民党军队兵种结构单一，更无诸兵种协同配合的能力。因此，中原大战结束后，魏采尔即建议成立了各兵种的专业学校，并由德国顾问来协助指导各校的教育。计有：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枚、工兵学校、通信兵学校、汽车学校、高射炮学校、（海岸）要塞炮兵及电雷学校。这些学校正如魏采尔评价：“此种学校可云己树军官、军士新式教育训练之基础，而新式与良好陆军犹如大厦，即可建筑于是。”[24]当时的中央军官学校在德国顾间的帮助下为国民党政府培养了大批基层军官，日后都成为其军队的骨干。
四、 结语1928—1938年间中国政府同德国的军事合作过程中，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进行了本国的陆军建设，通过军事制度，军队的整训，装备和对军事人员的理论教育加上在国内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获得的实战经验，使得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这对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加强国防力量及以后的对日作战都有重要意义。然而“九•一八”事变前，陆军行使的皆是内战任务。军队被频繁地用于内战，使得国府既无心实施明确的国防计划，又无力进行全盘的建军计划，因此，本来理应为国防建设服务的装备建设成果被毫无顾忌地用在了内战上，这样武器装备水平也没有整体上的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就谈不上有实质性的改观。上述弊端在国府成立初期是看不出来的，可一但出现日本这样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入侵时，问题的严重性便暴露无遗。
（一）军事工业落后，装备依赖进口。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技术落后，“各兵工厂制造步枪及轻重机枪所用钢料向系购自外国”[25]。国府所能提高产量与质量的只能是步枪、重机枪、迫击炮等一些已有相当生产基础以及防毒面具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步兵常用兵器，而对于光学器材、通信器材、军用车辆的生产则是无能为力。1935年，国民党陆军所使用枪弹的半数以上都是自国外进口。且不论外国装备买回来后的定编、训练、维护等一系列问题，国府每年以大量外汇和农矿产品向购买外国军火，皆是以军火贸易的方式实现的，而军火贸易极易受政治、外交、财政、运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一国国内的政局动荡也会影响军火贸易的正常进行。正因如此，任凭国府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兵器的自给能力，国府最终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越建设越依赖外国军火的怪圈之中。
（二）武器装备数量不足，补给困难。
国府越是依赖外国军火，其国防建设、陆军建设所受到的制约也就越大。国民政府这种自制辅外购的陆军装备建设模式不仅导致陆军装备本身质量的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兵工生产和国际军火贸易的双重制约，国府陆军仍然缺乏足量的武器。在年年内战的状况下使得本来兵器生产能力较弱、弹药补给困难的状况更加严重。到1935年国民党陆军各部队所存弹药量，仅能维持部队一个半月的需求；至抗日战争爆发时，国府所储存的弹药也仅够二十个师使用三个月！国府在战前最后一次整编20个师时，仍然在为枪炮数量的不足而苦恼：步枪缺12，000枝，轻机枪缺108挺，重机枪缺612挺，迫击炮缺120门。[26]这还只是部队常用装备方面，对于坦克、重型火炮，国府则干脆就直接划归军委会或军政部直辖。整个国民党陆军，只有一个装甲兵团，仅有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连装备最好的第36、87、88师也只有一个师属炮兵营而已。
（三）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国民党陆军部队平时根本不能实施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的训练。这种装备落后及其连带效应，最终造成的战前态势为：日军师的火力是国民党陆军师平均水平的四倍，国府大抵需三个半编装完整的国民党陆军“师”才能抵挡一个日军“师团”。[27]从数字上看，国民党陆军有180余个师，除以3.5，似乎可以挡住日本的进攻，但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数字背后深层次的危机：侵华日军皆是日本的精锐部队，其中常备军就有25个师团，而国民党陆军能用于第一线作战的不过只有80个师。[28]而且，这80个师当中真正能算得上编装完整的不过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总共8万人的兵力，指望以区区8万人的“杀手锏”部队来维系整个国民党陆军的战斗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1.  马振犊、戚如高：《敌乎？友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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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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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闻编：《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我所经历的淞沪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7.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五），（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
8.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选载）》，《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
9.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
11.《德总顾问佛采尔建议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6期
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历史档案馆
1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辑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79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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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辑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页。
[2]《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及国防政策实施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1956。
[3] 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一），《传记文学》第23卷，1973年第3期。
[4] 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三）《传记文学》（台湾），第41卷第6期。
[5]（德）费路：《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32—134页。
[7] 魏采尔：《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史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1998年，第35页。
[8] 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三），《传记文学》（台湾），第41卷第6期。
[9]《德总顾问佛（魏）采尔建议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
[10] 光亭：《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
[11]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2] 田玄：《论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6月。
[13]《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及国防政策实施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1956。
[14] 田玄：《论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6月。
[15]《德总顾问佛（魏）采尔建议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3页。
[16]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
[17]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第58—61页。
[18]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
[19]《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三），《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
[20]《德总顾问佛（魏）采尔建议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3页。
[21] 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2]《佛（魏）总顾问整理部队意见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23]《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马骏，《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24]《德总顾问佛采尔建议书》，《民国档案》，1988年，第6期，第34页
[25]《抗战期间所出各种新兵器之性能及其效能说明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八零五，案卷号：498。
[26]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25—27页
[27] 蒋纬国编：《抗日御侮》（五），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6页
[28] 光亭：《铁血虎贲——国民党军的德式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