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宗教和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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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像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使东西新航路畅通，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传教士东进的高潮。一时间，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在中国积极从事宗教活动，但最终，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宗教本身。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作为传教工具的。　 　　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先驱。1541年，沙勿略从里斯本出发到了印度和日本。在日本，他感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便决心访问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前赴中国。但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沙勿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到中国，但也失败了，年底，沙勿略染上疟疾，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开始以此为据点，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 　　1582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经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居住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此后，利玛窦在中国寓居28年，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拉上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利玛窦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他利用在意大利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后来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游历十多年，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徐光启等人。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所进呈的自鸣钟非常感兴趣，甚至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就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还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坤舆万国全国》《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被称为“合儒”﹑“补儒”、“趋儒”。为了博得士大夫的信任，他用15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被称为“西儒利氏”。他一面教学，一面传教，他甚至用中文写成《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经过数年的努力，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当时名士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袁宏道﹑杨廷筠﹑瞿太素一批官员和开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中，著名的还有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和李文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在天文学方面，传教士龙华民协助完成了《崇祯历书》的修撰。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庞迪我的《职方外纪》等都给中国带来了地理知识。为了大规模测算，传教士们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使明末出现了一个科技发展与交流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