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的译著，启动了中国白话文的初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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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9-05]

来源：学术交流网  作者：陈鸿彝

明清传教士的译著，启动了中国白话文的初澜

陈鸿彝文
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10年9月5日发布

随着基督文化的东传，启动了白话的表达方式，它是中国文化界又一个意外的重要收获。
人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曾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曾是一场牵动整个中华文化生态的论争。然而，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舆论种子到底是谁种下的，谁最先做出了成绩，这类问题在学界似乎并未引起重视。不同的民族，可以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表述人类共通的知识；同样的理论内涵，可以用不同的“话语形式”来表达。明清时来中国传教的教士们，很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明白应该用也可以用中国人所欢迎的表达方式，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译介《圣经》及一切西方著作。这里介绍两条传教史资料，一是想说明：同样的“白话文”主张，外国教士是怎么表述它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主张；二是想说明：用白话文写作，而且取得了效果的，远在“五·四”之前就启动了，早期传教士的努力是有特殊贡献的。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耶稣会士贺清泰用北京话译出了《古新圣经》，那是《旧约》与《新约》的合订本。他在《圣经之序》中是这样说到他的翻译主张的：
“天地，万物，神人，万物终始，人类归向，在世何为，什么是真正善德，真正美功，什么是罪，什么是恶，什么是卑贱，什么是过愆，这些紧要的事，《圣经》全全讲明，又有真切的凭据。天主亲爱我们至极，安排这样齐备……共总紧要的是道理，贵重的是道理。至于说的体面，文法奇妙，与人真正善处，有何裨益？”
《再序》又重申了这种重“道理”不重“文法”的主张：
“看书有两样人：一样是诚心爱求道理，并不管话俗不俗，说法顺不顺，只要明白出道理来足足够了，也对他的意思。这样的人，可不是贤人么？所该贵重的，他们也贵重；本来要紧的是道理。话虽是文彩光辉，若无道理，算甚呢？一口空嘘气而已。还有一样人，看书单为解闷。倘或是读书的人，单留心话的意思深奥不深奥，文法合规矩不合；讲的事情，或者从来没见过的，或是奇怪的，或是多有热闹的；一见没有，或是书上没有修饰，就厌烦了，抛下书，无心看了。论这样人，一定不服我翻的《圣经》……天主贵重的，不过是人的灵魂。聪明愚蒙，天主不分别。为几个懂文法的人，不忍耽搁了万万愚蒙的人。不能懂文深的书，他们的灵魂，也不能得受便益。天主的圣意是这样，翻《圣经》的人，敢背他的旨意么？”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200年，在北京的洋人翻译家中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清楚的白话主张，而且竟能把北方话用得如此的流利顺达，表明这位“外国佬”是个文化学养很高、北方话学得很不错的人。拿这样的文字与“五·四”时期新文化主帅们的“白话文”相比较，倒反而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更好懂，不是吗？应该说，传教士的东来，西学的东渐，对于启动中国书面文字的白话表达，也是一种推力。当然，这位贺清泰关心的是《圣经》的民间流布，是希望中国老百姓“归主”，但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他对“白话文”的“心有灵犀”，他对白话文的启动之功。
十九世纪初，传教士马礼逊等人又一次用白话译出了全套《圣经》，1822年编纂印刷出版了《华英字典》，书中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华英字典》对中国书面文字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因为它的汉语解释性内容全用白话文写成。
1807年马礼逊受新教伦敦会之命来华，他和他的同伴们首先把精力放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现状上。1812年马礼逊翻译了《三字经》、《大学》，1815年出版了《中文语法》，1816出版了《中文会话与断句》，1817年出版了《中国一瞥》，1822年出版了《华英字典》，1823年出版了《关于中国和广州》，1824年出版了《父子对话：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828年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等，可见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用意之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华英字典》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卷题为《字典》，用汉英对照，据嘉庆年间编的《艺文备览》编译而成；按汉字笔画分成214个字根排列，书后附有字母索引。第二卷为“五车韵府”，将汉字音标按英文字母顺次排列，以便西人的初学；附录中把汉字的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第三卷《英汉字典》，收入单字、词汇、成语、句型，用英汉对照，解释详尽，例句都有汉语白话译。全书1823年(清道光三年)出齐，计2500余页。全面覆盖汉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而且是首次用铅字排版印刷的书；为中国新型出版业作出了示范。其时，马礼逊之友柯大卫也出版了《四书译注》(1828)，裨治文译出《孝经》，撰成《广州土话注音》(1841)；郭实腊编写《中国史纲》，写出《开放的中国》(1838),撰成《中文语法指南》(1842)；麦都斯编《中国：国家与风景》(1838)，戴尔撰《中文最常用三千字》(1834), 吉德撰《中国：特征、哲学、法律、教育和文学诸方面的素描》(1841)等等，即此可见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研究已向纵深发展了。这些人大多是新教伦敦会的教士。
但是，汉文毕竟不是传教士们的母语，他们难以运用自如；在翻译创作过程中，他们倍感汉语文字的难学难用，他们不习惯于汉文单词的不讲“性”、“位”、“数”、“格”之类“语法”变化，又要尽力在翻译中使用西方的表达式，于是一面骂汉语的“不完善”、“不科学”，一面迎合西方读者，尽力用西式语法来“改造”中文。这对汉文研究与中西交流大有助益，它也启诱了中国人对于“汉字拉丁化”、“汉语语法研究”、“汉文白话化”的风潮；当其走向极端时，便留下了有人要废除方块汉字、诅咒汉语语法“不发达”的祸根。不过，这是中国人自己做的臭事，该由自已负责，怨不得别人的。

(感谢陈鸿彝教授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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