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清史研究概况

1979年清史研究概况
            罗明 李鸿彬
            
               
            清朝的复亡离现在只有六十多年，清代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和今天息息相关，研究清史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清史研究工作，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京津、东北、东南等地先后建立了清史或明清史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一九七九年还出版了专门刊登清史研究成果的《清史论丛》。下面，我们着重就一年来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介绍。
            关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年来发表的许多论文，利用了满文老档的第一手材料以及朝鲜方面的记载和外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李洵认为，满族入关前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他分析了满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指出当时农业生产中的“拖克索”（屯庄）和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至于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只是从事家内劳动的奴仆，而不是直接生产者，他们只是旧制度的残余。所以，清入关前的社会，既不是什么由氏族制飞跃到封建制，也不是什么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的演进。（《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周远濂认为，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他通过“诸申”（满族自由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来说明满族的社会性质。作者指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在土地公有的条件下，任意耕猎，不纳租赋，人人皆兵，与部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是不受奴役的氏族成员。这时，满族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到了一五八七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诸申”必须屯田当兵，充任劳役，遭受满族贵族的剥削和压*迫，沦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统治下的穷苦平民。“诸申”地位的变化，说明满族已进入奴隶社会。一六二一年，当后金占领辽沈地区，颁布“计丁授田”，“诸申”有了“份地”，缴纳封建赋税，他们成了封建领主的依附农民，这就表明满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直到一六二五年冬，满族基本上进入封建社会。（《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满族简史》和李鸿彬认为，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是由家内种族隶制到庄园奴隶制，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他们认为，满族先世建州女真，至晚明初就有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现象，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这种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当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满族社会出现了奴隶制庄园“拖克索”，这种“拖克索”很快就成为满族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六二一年，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以后，努尔哈赤实行“计丁授田”。它标志着满族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但是真正的封建化，到了康熙年间才完成。（《满族简史》第二章，第二节。李鸿彬：《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何溥滢认为，努尔哈赤兴起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时期，以后的五十多年间，是奴隶制的发展阶段，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作者认为，“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作者不同意把“计丁授田”作为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认为它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对汉族来说，则更是极大的历史倒退。只是到了皇太极时代，出现了土地私有，解放奴隶，奴隶制庄田瓦解，奴隶主权势削弱、中央集权加强，等等，都表明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关于清代前期经济的研究
            有关清代前期经济问题已发表的论文，就其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以下两个方面：
            一、清初的经济政策。这方面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阐明了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效措施。如彭雨新《清初的垦荒与财政》（《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六期、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指出明末清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王朝为了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巩固和政府的财政收入，采取奖励垦荒的政策，用招垦、报垦及升科的办法鼓励农民开荒耕地。同时，清廷还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和流民的生计问题，又推行“军屯”与“民屯”。这些垦政和屯政对清初经济由停滞凋敝走向恢复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又如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清史论丛》第一辑），则从清前期赋役制度改*革的侧面，说明清初赋役上存在种种弊端，不仅影响国库收入，而且加深阶级矛盾，因此迫使清朝统治者对赋役制度进行整顿。康熙五十一年起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但这项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保证税收和获得劳动人手的效果。雍正元年推行“摊丁入亩”，此项政策从减轻劳动人民的徭役，削弱封建的人身隶属关系都有积极意义。再如夏家骏《康熙在恢复发展清初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一文，论说了康熙的各项经济政策，如在农业生产中奖励开垦，实行“更名田”，停止圈地，改*革赋税制度，蠲免田赋等；在工商业方面反对官吏对商民随意索取，统一制钱的重量、开*放海外贸易，放宽对采矿的限*制，这些“重农”、“卹商”的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因素的成长。
            二、清前期农业经济关系。这方面的许多论文都是根据档案和文献资料写成的，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清朝前期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
            叶显恩《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一文，对安徽南部的徽州具有典型性的佃仆制进行了研究，考察其源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认为从东晋南朝以来，许多强宗大族迁到徽州地区，凭借他们的权势，强迫农民为佃仆，佃仆制是包含着严格人身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受到封建理学关系的影响，又形成了封建宗法制度。佃仆制束缚之下的农民，实际上是封建依附者，是典型的封建农奴。
            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清史论丛》第一辑），通过对清乾隆时期农业经济中雇佣关系的剖析，以及对农业经济中劳动力的买者的出现和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的研究，认为那些经营地主、原始富农，他们掌握了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有些贫苦农民则已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两者之间建立起主雇关系，因此说最晚在乾隆时期农业生产领域中已经有着资本主义萌芽了。
            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清史论丛》第一辑）一文，从清代盛行的佃农永佃权的性质着手，探讨了永佃权的由来，永佃权为什么在清代发展起来，永佃权包括哪些权利，永佃权对农业生产起什么作用等等。作者认为永佃权是封建性质的，佃农的永佃权对佃农并没有好处。他们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只是耕者向往有田可耕，并没有触及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变。
            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清史论丛》第一辑）一文，就清代前期佃农的抗租斗争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地主阶级对高额地租的追求及其残酷的压*迫与广大佃农发展个体经济和人身解放的迫切愿望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它便导致广大佃农反对高额地租，进行减租、抗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特点：（一）佃农反对封建土地占有制，争取永佃权；（二）佃农反封建斗争与城市市民反封建斗争相结合；（三）不但有广大贫苦佃农，还有富裕佃农参加斗争；（四）佃农建立起反封建的战斗组织；（五）佃农在斗争中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正因为广大佃农的斗争，使得永佃权在许多地区保存下来，从而促进了佃农个体经济的成长，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王钟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文史》第六辑），对清朝独有的旗地制度进行了研究、探索。作者通过对不同形态的考察和不同时期旗地性质的分析，指出，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官地和八旗官兵庄田（称一般旗地）。其中一般旗地，从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起，在高度发展的汉族封建经济影响之下，已经走上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形式的地主经济的道路，它也是决定和影响其它旗地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到了十八世纪下半期，皇庄与王庄几乎全部都被纳入地主经济范围之内。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清代前朝的耕地、人丁和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里就不一一概述了。
            关于清代闭关政策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的伟大文明对人类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到了明代以后，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到了清代，西方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中国却仍然戴着沉重的封建锁链踏步不前。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政策，特别是闭关政策，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年来有不少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一致指出，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戴逸说，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胡思庸的文章更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探讨产生闭关政策的社会原因；第一，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其目的是为着保护封建经济；第二，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第三，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对于闭关政策的作用，所有的文章都是否定的。有的文章指出：在落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其次，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
            过去有的研究闭关政策的文章，虽然指出它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策，指出它有消极的一面，但又认为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纷纷前来叩关之际，清朝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具有积极的自卫意义，限*制了侵略者的活动，起了防卫作用。对于过去的这种论点，今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上举胡思庸的文章指出：由于清朝政府把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所以不否认闭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间包涵有一定的防卫因素。但这决非一个主要的因素，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戴逸的文章更明确地说，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此外，还有几篇评论清代文*字*狱的文章，主要是揭露清朝统治者借著述词章迭兴大狱的残酷专*制统治。
            关于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
            一年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评价雍正和皇太极的文章。
            对雍正的评价，过去多着重从雍正的个人品格方面，考证夺嫡问题以及皇室内部斗争，指责雍正残酷对待政敌；至于他执政期间的是非得失，则很少论及。樊树志《论清世宗》（《复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以及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科学讨论会上史松、林毓辉、陈洪的《评雍正》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评雍正》认为，雍正夺嫡并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更不能拿这一条做标准去评判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于年羹尧、隆科多之狱，《论清世宗》认为，康熙末年统治集团上层围绕着皇位继承，兢相争权，各树朋党，雍正为了清除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各种政*治势力，把打击朋党作为他的施政纲领中的首要任务；而年羹尧、隆科多却依仗拥立之功，公然结党营私，危害中央集权。雍正对年、隆的惩治，是雍正严禁朋党的一个有力措施。（《评雍正》也持大体相似的观点）雍正朝的文*字*狱，作者也认为是打击朋党的一种手段。
            这两篇文章都肯定了雍正在整顿吏治、清理财政，实行赋税制度上的改*革——“摊丁入亩”以及加强对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等政策的积极作用。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未竟之业，巩固和加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生产；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克服了康熙后期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国家免于分*裂和战乱。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在今年发表的有关评价皇太极的几篇文章中，金成基的《论皇太极》（《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值得注意。文章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皇太极所推行的政策及其影响。首先，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对汉族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政策。他改变了对逃人的酷刑，变汉人奴隶为“民户”，修改“离主条例”，限*制奴隶主的特权。对新占领区的汉人和俘获的明朝士兵，也一反努尔哈赤所为，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其次，对于汉族儒生和明朝的降官降将，皇太极大胆地采取了量才录用的政策，加以优抚。这就使后金政权有汉、蒙封建地主阶级参加，扩大了它的阶级基础。这种政策上的改变，使得满洲贵族在入关以后，它的统治比较容易为关内汉族地主阶级所接受，赢得他们的支持。第三，制定了对蒙古和西*藏的正确政策。对蒙古，皇太极把政策的重点从出兵征战改变为收买、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对西*藏，他派人去同西*藏的上层宗教领袖修好。这些政策的成功，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而且在客观上为有清一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以上是一九七九年清史研究的简单概况，我们期望，在新的一年里，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使清史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大大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
            （资料来源：1979年《中国历史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