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创立与发展

好蛋

转自：经济频道

　　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报刊业互为依托的近代出版业，也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而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人，则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崛起的杠杆。
　　十九世纪初，西方近代铅活字，即凸版印刷技术首先传人我国。将第一套中文铅活字带到中国的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814年，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雕刻中文字模，铸造中文铅字，1819年，印成铅字中文书籍《新旧约全书》，成为铅印中文书籍之始。同时也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印刷工人。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将他在巴达维亚建立的印刷所迁到上海，定名墨海书馆, 成为中国内陆第一家有铅字设备的印刷机构。设备包括有大小英文铅字七号，中文铅字两号（相当于现在的二号与四号字），还有印刷机器，印刷机是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仗数尺，宽三尺，由齿轮和重轮驱动，由两个人司理印事，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印出的书与今天大致相同。这在当时被各界人士引为奇观。上海文人曾写诗赞许道：“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垅耕书田。”麦都思本人熟悉汉语、博通自然科学，他广交中国学者 朋友，热心向中国人介绍西学。许多文人学士被吸引而来，有的还受聘担任主笔或译书工作。近代思想家王韬就是在参观该书馆后自愿来书馆做主笔的，他曾协助麦都思译书达十三年之久。1860年以前，该书馆在传播西学方面贡献较大，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续几何原本》、《谈天》等一批著名的西学书籍，还出版了近代上海第一份综合性中文杂*志《六合丛谈》。 墨海书馆不仅是早期来华的著名的西书出版机构，而且成为一个聚集、联络爱好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心。 在墨海书馆建立前后，洋人在华设立的出版机构还有美华书馆、 英华书院、格致书院、益智会等。其中美华书馆规模最大、出书最多、技术也最先进，该书馆始创了电镀华文字模，使雕镂之工大减。并制定铅字七级标准，奠定汉字铅字基础。后来又发明以二十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捡字工效。二十多年后，1881年，石印技术传人我国 。再晚些时候1898年，欧洲新式的印刷机械在我国使用，这些新技术的传人，大大提高了印书的质量和数量，也大大的增加了利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 从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到，做为最早发明印刷术和活字印刷的中国，到了近代，反而只能跟在西方印刷术后面亦步亦趋，中国不得不依赖进口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花重金聘请外国专家。但可喜的是，近代中外印刷技术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马礼逊1807年初创印刷所时，中外印术大约相差三百年，而到了二十世纪初，从表面上看差距已经很小，也就只有几年。如胶版印刷发明于1900年，十年后我国就开始使用；彩色影写版技术创于1910年，几年后就进入中国。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离不开世界各国文化、科技的开*放和交流的。因此我们今天在缅怀毕升九百年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艰辛与伟大时，也不应当忘记一百年前对中国近代印刷事业有所贡献的外国专家和技师们。
　　到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出版印刷机构先后有一百多家，分属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教会、洋人创办的，它们对中国人自己创办出版印刷机构起到了先导和示范的作用，在1860年以前，是教会、洋人出版机构的天下。第二类是官办的，如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京师同文馆，还有地方上的淮南书局、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江苏书局、湖北书局等等。1860年至十九世纪末是教会出版机构和官办出版机构并存的时期。在官办的出版机构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 。同文馆除了教学以外，还从事翻译工作，所翻译的书籍涉及国际法、外交、世界史、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各方面，而且多数译书都是馆中自行印刷出版。江南制造局在创建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译刊图书一百七十多种，主要涉及工艺制造、自然科学、医学、外国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等。第三类是民间商办的，二十世纪初期，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其影响远远高于教会洋人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风气日渐开化，国人对新文化和科学知识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都为出版机构的繁荣提供了市场条件。这一时期，私人印书馆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中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等等。其中历史最长、影响最巨的有两家，这就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风池等人于1897年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设立。后来张元济加入，任总里馆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将毕生的精力用于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中，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商务印书馆在经营方式上采用股份制经营，并与日本合资，经济力量雄厚。初创时以单纯印刷商业薄册报表为主业，后来发展为以出版图书为主业。不惜用高薪聘请蔡元培、杜亚泉这样的专家学者为其主持编译书籍工作，编译出版了二百九十多种质量一流的教科书，获得学界一致赞赏，从而一举确定了在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商务”注重学术、文艺名著的翻译出版，曾推出严复的《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社会通全》《法意》等著名的学术著作，给思想界吹进开智启蒙的清新之风。“商务”还注重出版《华英初级》《华英进级》《华英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等外文工具书。出版外文工具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传统。
　　另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旧中国历史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1904年3月创刊，1948年12月停刊，历时四十四年。 在近代出版史上能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民办出版机构是中华书局，1912年成立，创办人陆费逵。教科书和儿童读物是中华书局的出书重点，同时又是印行古籍和中文工具书的重镇。1912年,中华书局开始刊印《四部备要》大型线装书，其中收经、史、子、集各类古籍三百五十一种，一万三百零五卷，装订成线装本两千五百册。可谓煌煌巨著，蔚为壮观。
　　在中文工具书方面，1915年出版《中华大词典》并从这一年开始，历时二十年编辑出版大型辞书《辞海》，嘉惠学界，功不可没。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新文化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学术著作，以及我国最早的新体诗刊《诗》。 总之，近代出版机构的创立是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出版机构出版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传播了新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和发展，更是直接参与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如从《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问世，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书籍，再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的出版等。而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本身就在资本积累、市场竞争、追逐利润等方面具有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文化企业，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代表着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