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三人行

嘉陵江流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国家正在进行旨在治理、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天保工程”，嘉陵江流域系治理的重点区域。摸清流域环境变迁的过程、原因、规律，可以对现代嘉陵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与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基础工程之一是交通建设，而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可以为铁路、公路的勘探、选线提供重要参考，如1970年代建成的战备铁路襄渝线和近年通车的西（安）汉（中）高速公路的选线就部分参考采纳了黄盛璋等历史地理学家有关川陕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成果。兰渝铁路、十（堰）天（水）、宝（鸡）巴（中）高速公路等重要交通线的建设正在进行或论证，选线势必与嘉陵江流域历史上的阴平道、嘉陵陈仓道、米仓道交叉或重叠，参考历史地理成果也将不可缺少。目前川陕两省交通、水利部门恢复嘉陵江航运也在论证筹备之中，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将为这些重大工程提供重要学术参考。此外，陕、甘、川嘉陵江沿线地方政府也都在努力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事旅游资源开发。因此，从参与现实经济社会建设角度而言，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将大有可为。    从历史地理学理论及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而言，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科建设价值。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区域”一般以政区或以自然地貌单元为对象，这样的区域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却容易人为割裂历史地理要素的起源、空间传播及其连续性，而大量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河流往往是孕育一个国家和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而流域自然环境变动过程对人类社会利用和管理流域的响应机制有重要影响，建立历史流域环境演变模型,探索历史流域人地关系演变之规律，可以为保证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指导。近年来，王守春、朱士光、王尚义等历史地理学者一再倡导开展流域历史地理学研究，正是基于流域为单元的历史地理研究可以打破传统研究的窠臼，这无疑是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值得肯定的新思维，然而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并不太多，更多流域的历史地理系统研究并未真正展开。对嘉陵江流域进行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可以在流域历史地理学方面增加一项新的个案。
2 f. l5 v0 ~( ?    嘉陵江流域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源及其研究价值，嘉陵江干流及其涪江、渠江、西汉水流经青藏高原及其黄土高原边缘、穿越秦岭、大巴山山地和四川盆地，是沟通西部陕、甘、川水上交通大动脉和重要的文化、经济分布地带，数千年来在自然因素与人为作用下，生态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清代以前，嘉陵江流域上游略阳、宁强尚有茂密森林，白龙江沿线森林呈点状分布；明代以后，中游广元、苍溪、阆中一带森林植被急剧减少，洪涝灾害日趋频繁，今天嘉陵江已经成为长江流域泥沙含量最大、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河流。据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嘉陵江上游白龙江流域、嘉陵江略阳、宁强段，中游广元、苍溪、阆中段及下游合川、北碚、重庆江北段多次发生洪水淹城事件，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因而生态环境的演变及其原因是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课题。
    嘉陵江流域的天水、汉中、南充、合川等城市历史上曾经几度辉煌，战略地位几经升降变迁，上述城市大多古代辉煌而近代以来走向衰落，在今日则面临新的崛起；而下游重庆的历史地位却从南宋开始日益提高，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1891年重庆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1997年重庆上升为直辖市。这一变迁表明，嘉陵江流域在上游地区城市衰落的同时，下游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近代以来反而持续提高。特别是重庆从汉唐时期的荒蛮闭塞之地发展到近代以来长江上游的中心枢纽城市，而嘉陵江上游诸多城市宋代以后逐渐落后萧条，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区域政*治与经济地理变迁现象，值得从历史城市地理角度深入探讨，为现实区域经济发展走向提供参考。
3 L( T7 l# L, y' p- N4 T% `    嘉陵江流域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楚汉战争期间萧何坐镇汉中支援刘邦反击三秦，唐代控制山南、剑南三道，南宋时期的抗金、抗蒙战争，清王朝平定吴三桂战争，嘉陵江都曾多次作为用兵和漕运的通道，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嘉陵江更是黄金水上交通线，乃川陕间军事运输的生命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紧张的国际背景下，嘉陵江中下游又成为国家备战备荒战略下的三线建设重点地区，大量国防军工企业西迁沿江山区，都表明嘉陵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价值。
    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讲，嘉陵江流域地处我国羌藏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在唐代就是“地理兼南北，语音杂秦蜀”，为五方杂处之地。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因战争而导致的土著人口空前减耗及其清代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湖广填四川运动，使嘉陵江流域人口、方言、饮食、地域性格、民间信仰和文化格局皆发生重大改变，而抗战八年作为大后方期间，国民政府中央机构大批官员及其百万难民涌入四川盆地，又很大程度上对嘉陵江中下游文化地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使得嘉陵江流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变迁具有诸多特殊性与复杂性和研究的挑战性。
9 ]7 `8 U4 B7 T9 h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徐中舒、李旭旦、李承三等学者就对嘉陵江流的古代巴渝文化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进行过权威性开拓研究，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的交通及流域中下游以洪水灾害为主的自然灾害研究方面。就嘉陵江全流域来说，则始终缺少综合的历史地理系统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以“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为题先后申请各级政府的规划立项获准，反映了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得到社会的重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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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 2012年02月09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