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熹平石经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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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聲明致謝：鄙收輯整理的拙文貼此！本人未曾受過什麽專業的基礎知識學習，叩請壇子裏的師友多多斧正並給予潤色{:soso_e183:}


              汉熹平石经简论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熹平石经》,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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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相关载籍记录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蔡邕传》：“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案：邕等“正定”是也！而由汉石经残拓图一第七行“巡欲鑿石正書經字立於太學”知此七人等“奏求”不至确！

         《卢植传》：“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原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
   

        《宦者吕强传》附言：“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案：由图一汉石经残字知此说是也，《隋志》载梁有汉中黄门李巡《尔雅》三卷。
   
        《儒林传》“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公元29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案：“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非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承之并误。汉石经为一字隶书，“三体”乃魏之所建。
   
         “张驯字子儁，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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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書·經籍志一》言：“《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鄴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鄴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七經殘拓詳下附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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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汉石经碑数并家法
   
        王观堂《魏石经考》言：“汉、魏石经同立于大学，其时相接，其地又同，昔人所记往往互误。故欲考魏石经之经数、石数，必自汉石经始矣。汉石经经数，据《后汉书·灵帝记》、《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传》，皆云五经；《蔡邕传》、《儒林传·张驯下》，则云六经；《隋书·经籍志》云七经。其目，则《洛阳记》（《后汉书·蔡邕传》注引）举《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五种；《洛阳伽蓝记》举《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种；《隋志》则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据拓本）；宋时存《诗》、《书》、《仪礼》、《公羊传》、《论语》五种（据残石）。此先儒所谓五、六、七经之不同，不可得而详者也。其石数，则《西征记》《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云四十枚，《洛阳记》云四十六枚，《洛阳伽蓝记》云四十八碑，《水经注·谷水篇》复以四十八碑为魏三字石经，《北齐书·文宣帝纪》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谓不可得而详者也。余谓欲知汉石经之经数、石数，当以二者参伍定之。今用此法互相参校，则经数莫确于《隋志》，石数莫确于《洛阳记》。《记》云：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此，但云《洛阳记》，而《光武纪》注引首三语，云陆机《洛阳记》，则全文亦当为机语。然陆机时，汉石经当未崩坏，（《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黄初后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经之缺坏。是汉石经虽经董卓之乱，已修补完具，自是讫晋初，洛阳初无兵火，自无崩坏之理）则所引疑非机书，（考《隋志》载《洛阳记》四卷，无撰人姓名；《洛阳记》一卷，陆机撰；《洛阳图》一卷，晋怀州刺史杨佺期撰。佺期曾为龙骧将军，《后汉书·儒林传》注引杨龙骧《洛阳记》，是佺期《图》亦有《记》称。《元和郡县图志》又引华延儁《洛阳记》，新旧两《唐书志》皆有戴延之《洛阳记》一卷。是《洛阳记》共有四、五种）然其记碑之方位、存毁，较《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为详，固当在郦道元、杨衒之二书前矣。惟所记经数则不无舛误，记于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记鲁《诗》及《春秋》二经，又南行十五碑之《礼记》实指《仪礼》言，皆得以诸经字数证之。汉石经，据传世宋拓本，《尚书》、《论语》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数不同，故不能决其每行若干字）他经当准之。又据《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石经高丈许，广四尺，则纵得七十余字者，横当得三十余字。今以一碑卅五行、行七十五字计，则每碑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汉魏石经皆表里刻字，则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当得十有四万七千字，而《洛阳记》谓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似此二十八碑止书三经。今据唐石经字数，则《周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汉石经无《伪古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国序》，仅得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又唐石经，《公羊传》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汉石经《公羊传》无经*文，并《何休序》，仅得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字。三经共七万六百七十字，则十五碑已足容之，无须二十八碑。惟加以《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据唐石经《毛诗》字数，《鲁诗》字数未必与《毛》同，然当不甚相远。他经放此）《春秋经》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据宋李焘《春秋古经后序》所计）共十有二万八千又九十字，约需二十有五碑。而据《隶释》所载汉石经残字，则《鲁诗》每章之首，与《公羊传》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经后各有校记题名，恐正需二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于《易》、《书》、《公羊传》外当有《诗》、《春秋》二经之证也。《记》又云，南行，《礼记》十五碑。魏晋以前，亦以今之《仪礼》为《礼记》，（郑君《诗·采蘩》笺，引《少牢馈食礼》、郭璞《尔雅·释诂》注引《士相见礼》、《释言》注引《有司彻》、《释草》注引《丧服传》，皆云《礼记》）非指《小戴礼》之四十九篇。以经字证之，《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据唐石经），非汉石十五碑所能容，（以汉石经每碑字数计，须十有九碑）惟《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则需十一碑，其余当为校记题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礼记》实为《仪礼》之证也。（又案，《仪礼》经*文仅需十一碑，加以校记，亦不过十二碑。而有十五碑者，疑他三碑乃表奏之属。《后汉书》注引陆机《洛阳记》云：《礼记》碑上有马日磾、蔡邕名。今洛阳所出残石，有一石有刘宽、堂谿典诸人名，其里面又有诸经博士、郎中姓名，其文甚长，或非一碑所能容，当在十五碑中也）其所云东行，《论语》三碑，（原作二碑，顾氏《石经考》引改为三碑。以都数计之，顾改是也）与《论语》字数正合。然则以碑数与经*文字数互校，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一经，并《公羊》、《论语》二传，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除《论语》为专经者所兼习，不特置博士外，其余皆当时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数当为四十六碑，而《洛阳伽蓝记》所举之《礼记》，（后魏时专谓四十九篇者为《礼记》）《隋志》注之梁时《郑氏尚书》八卷，《毛诗》二卷，既非博士所业，又增此三种，则与石数不能相符，此皆可决其必无者。汉石经之经数、石数既明，然后魏石经之经数、石数可得而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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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汉文帝时，始置《书》、《诗》的一经博士，并立诸子传记博士，有博士七十余人。景帝时，又置《春秋》博士。此时，博士虽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不仅《书》、《诗》、《春秋》有博士，《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也有博士，并且《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毋生、董仲舒两家。这说明此时儒家在学官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荀悦《申鑒·時事第二》言：“备博士。广太学。而祀孔子焉。礼也。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仲尼邈而靡质。昔先师殁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友。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

    五经博士，学官名。博士源于战国。秦及汉初，博士的职务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景之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晁错，爲《书》博士；申培、辕固、韩婴，皆是《诗》博士；而胡毋生、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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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汉石经经本传授及可参校的出土文献


         班固(A.D.32～A.D.92) 《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儒林传》言:‘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焚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从西汉设五经博士后，儒家经传传授有严格的师法和家法，经*文章句在传抄过程中多有舛误。东汉桓、灵之际，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竞争激烈，有人甚至行贿来求得改易经籍以合私文。汝阳李巡“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历时九年至光和六年告成。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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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汉熹平石经用梁丘贺本，碑后有施、孟、京氏《校记》每行刻七十三字。篇次为：上经苐一、下经苐二、上彖苐三、下彖苐四、上象苐五、下象苐六、上系苐七、下系苐八、文言苐九、说卦苐十、序卦苐十一、杂卦苐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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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汉熹平石经用欧阳氏本，碑后有大、小夏矦氏《校记》每行刻七十三字。篇次爲：尧典苐一、皐陶谟苐二、禹贡苐三、甘誓苐四、汤誓苐五、般庚苐六、高宗肜日苐七、西伯堪飢苐八、微子苐九、太誓苐十、牧誓苐十一、鸿范苐十二、金滕苐十三、大诰苐十四、康诰苐十五、酒诰苐十六、梓材苐十七、召诰苐十八、雒诰苐十九、多士苐廿、毋劮苐廿一、君奭苐廿二、多方苐廿三、立政苐廿四、顾命苐廿五、鲜誓苐廿六、甫刑苐廿七、文侯之命苐廿八、秦誓苐廿九而后接附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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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汉熹平石经用《鲁诗》申公本，碑后有齐、韩《诗校记》。碑阳《国风》至《小雅·采菽》行七十二字，碑隂《小雅·角弓》至三《颂》行七十字。篇次爲：诗国风周南苐一、诗国风召南苐二、诗国风鄁国苐三、诗国风庸国苐四、诗国风卫国苐五、诗国风王国苐六、诗国风郑国苐七、诗国风齐国苐八、诗国风魏国苐九、诗国风唐国苐十、诗国风秦国苐十一、诗国风陈国苐十二、诗国风桧国苐十三、诗国风曹国苐十四、诗国风豳国苐十五。诗小雅鹿鸣之什苐十六、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苐十七、诗小雅鸿鴈之什苐十八、诗小雅节南山之什苐十九、诗小雅谷风之什苐廿、诗小雅甫田之什苐廿一、小雅鱼藻之什苐廿二、诗大雅文王之什苐廿三、诗大雅生民之什苐廿四、诗周颂清庙之什苐廿五、诗周颂臣工之什苐廿六、诗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苐廿七、诗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苐廿八、诗鲁颂苐廿九、诗商颂苐卅。


上博简《诗论》并阜阳汉简《诗经》等可供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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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
   
       汉熹平石经用大戴本，碑后有小戴《校记》。每行七十三字。篇次爲：《冠礼》苐一，《昬礼》苐二，《相见》苐三，《士丧》苐四，《既夕》苐五，《士虞》苐六，《特牲》苐七，《少牢》苐八，《有司》苐九，《乡饮酒》苐十，《乡射》苐十一，《燕礼》苐十二，《泰射》苐十三，《聘礼》苐十四，《公食》苐十五，《觐礼》苐十六，《丧服》苐十七，《服传》苐十八。

      《仪礼》汉简 1959年7月出土于武威磨嘴子6号墓。计有《仪礼》简469枚,其他日忌杂占简11枚。《仪礼》简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每枚长55.5～56厘米，宽0.75厘米,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每枚长50.05厘米、宽0.5厘米，内容仅《服传》一篇。丙本竹简34枚,每枚长56.5厘米、宽0.9厘米，内容仅《丧服》一篇。《仪礼》简除《服传》外，略与今本经*文同，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晚期，下限爲汉成帝河平年间。甲、乙本《服传》爲《丧服》单传，或说宗于秦始皇焚书前之古文本；丙本《丧服》爲单经，未附《传》文，宗于昭、宣之世夏侯胜、萧望之传授的《丧服经》别行之学。表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各自单独成书，分别流传，有异于后世的《经》、《传》合编。汉简《仪礼》是迄今所见《仪礼》一书的最古写本，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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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汉熹平石经每行七十三字。叔平先生《汉石经集存·春秋·说明》言：“《春秋》之立于学官者，祇《公羊》一家，其刻石之《经》文，当即《公羊》家传习之本，既不似他《经》之有诸家异同，即无所用其《校记》。新出残石，独无《春秋·校记》者，职是故意而。《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篇，《注》云：《公羊》、《谷梁》二家。是古文《经》十二篇，今文《经》十卷。偏石经以闵公系于庄公下，不出‘闵公’字，第于元年上空格加点，亦不提行。是石经确为十一篇也。”

《春秋公羊传》：
     
       马衡《集存·公羊传·说明》言：“《春秋》之立于学官者，虽祇《公羊》一家，而《公羊春秋》有严、顔之学，皆立于学官。二家之本，当有异同。《隶释》所录《公羊传》残字，后有顔氏有无语，是石经以严氏本刻石，而兼存顔氏异文于《校记》。《汉志》《公羊传》十一卷，是《传》与《经》同。闵公亦附庄公之后矣。其行款每行七十三字，自文公十四年转入碑阴，则为七十字。其篇题当如《经》文之‘隐公第一’至‘哀公第十一’，其下当有大题《春秋公羊传》。每年之首，先书每年，接书《传》文，有年无《传》者则缺之。分年处空格加点，分事处加点而不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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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实录，此书当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做人规范、论理观念并教育原则。赵岐《孟子题辞解》言：“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也。”

        汉熹平石经《论语》行七十三、七十四字不等。《里仁》、《子罕》、《乡党》等篇叙事皆孔子生时事者行七十三字；而《学而》、《为政》并《八佾》等篇有记录孔子身后之事者每行七十四字。盖汉熹平石经刻为七十三字以追比圣龄！

      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縣城關西南十公里的八角廊村第40號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論語》殘簡,共計620餘枚,錄成釋文的共7576字,將近傳世本《論語》的二分之一。定州本《論語》是現存已知較早的《論語》白文抄本,也是《論語》出土文獻的代表。定州本《論語》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對於進一步探明《論語》的編纂、成書、版本變遷具有重大的意義。

      1992年在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了120枚左右的《论语》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写成的户口簿木牍，学界推定该墓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45年之后不久。因此，这批竹简应该是西汉前中期的《论语》抄本，与1973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论语》竹简的年代十分接近。“《论语》与东亚”学术会议首次公布了竹简的照片，其中可以辨认释读的有44枚竹简（包括39枚完简和5枚残简），共756字，内容集中在《论语》的《先进》和《颜渊》两篇，无疑是《论语》研究方面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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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汉石经的作用并意义

      从书法角度上来说，《熹平石经》是汉隶成熟期方正平整一路的典型。因是官方巨制，书丹者又是蔡邕等一流的国手，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匀称工稳，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案：《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极深至远。《熹平石经》不但起汉字由隶变楷的桥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经学史来说，熹平石经为现行诸本之祖且承前启后的作用显见。

       马衡《集拓新出土汉魏石经残字》序曰：“世之言版本学者，舍写本外溯至五代，宋椠本尙矣。然此犹非刻本之起源也，吾国版本之最古者不能不推汉魏之石经，故阮元之校勘《十三经》首采汉石经也。”清•严可均在《唐石经校文》中言：“石经者古本之终，今本之祖。”龖案：此言相对于《熹平石经》来说应该是最为中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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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第二、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此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
       
    第三、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史载《石经》刻成以后,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抄写, 或用捶拓的方法, 揭取印本正是这种从石版上捶拓文字的办法开了我国印刷术的先河石版上所刻的文字是正面而凹人的, 把纸铺在上面, 打平, 再用含墨的絮包捶打纸面, 揭下来, 便成了黑底白字的纸上文字后来先人们把这种方法反过来, 加以改进, 在木板上刻着凸出而反写的字, 用墨刷在板上, 再将纸铺在上面, 用刷子刷过, 便成了白底黑字的纸上读物所以印刷是捶拓方法的发展今天我们谈印刷术, 必溯源于石经, 把石经拓本说成是最早的印刷品, 亦不过分。
       
      “熹平石经”的出现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汉代虽然发明了造纸术，但对文化传播起决定作用的印刷术并没有发明出来。“熹平石经”是官定儒家经本，是当时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读经范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亲临太学瞻读摹写，这样，一种新的方法—传拓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早年练习书法，“熹平石经”就是他临摹的范本之一。所以说中国拓墨技术的发明与对“熹平石经”经*文的需求有密切的关系。而正是由于人们受拓墨技术的启发，才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也是“熹平石经”间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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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汉石经的损毁并收藏
       
      汉末董卓迁京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损坏。永嘉之乱及晋室南迁，洛都文物多被摧残。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太学经石以建寺塔，(石经)大致颓落(《魏书•冯熙传》)。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国子祭酒崔光曾议请脩补未成(《魏书•崔光传》)。东魏武定四年(546年)。自洛阳徙石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隋书•经籍志》)。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复由邺城迁洛阳(《周书•宣帝纪》)。隋开皇六年(586年)，又自洛阳载至长安，其后，营造之司用做柱础(《隋书•刘焯传》、《隋书•经籍志》)。唐贞观初年，魏征始收聚之，已十不存一(《隋书•经籍志》)。后来连这些也不知去向。北宋时，曾在洛阳太学旧址出土过石经残片，但为数不多。直到近年，复络绎出土(洛阳最多，西安次之)，漢熹平石經残石並拓版，主要见于《汉石经集存》中的拓本及宋•洪适着《隶释》所收汉石经《论语》残字。熹平石经残石据拓本统计现共收集总有8800余字，现分藏洛阳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安碑林、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台*湾历史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以及日本书道博物馆、藤井有邻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处。

知北游

这些文字赵兄如果能用自己语言依次叙述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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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遊兄請斧正並多提寶貴意見{:soso_e181:}

浪花

赵兄治学态度让人非常佩服
您这篇文章立论也非常好，也很完善。
但关键的问题是，自己的语言太少，引用的东西太多。
讲座不是研究，你要面对的是大众，如何把这些东西通俗易懂的讲出来，让普通大家也知道个一二三，这才是讲座的本意。
所以关键是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东西叙述下来，必要的时候，引用下古籍记载。
也就是说最起码你的全篇用白话叙述下来，必要的时候引用一点古籍记载，就像百家讲坛一样，实际你每引用的一个古籍记载，都是关键时候的一点，并且要解释很多。

你要做到的是就像讲故事一样，通过讲完这个故事，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像听天书一样，一头雾水
也许兄对此等不屑一顾，但是如果做讲座，必须得这样，因为你面向的是大众，你认为极其简单的常理性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高深莫测。

  如果兄实在不知道如何修改，我建议你找一个对这方面没有研究的人，文字功底好点的，把你这个讲座通篇用白话翻译叙述下来，把前面那些论语等等引用书籍去掉，违背常理的地方你修改下。然后就可以投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