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讲坛系列讲座（十四）·知北游·商史系列讲座（一）：商王名号相关问题琐谈

知北游

商史系列讲座（一）：商王名号相关问题琐谈

【讲师简历】      知北游，男，45岁，山东枣庄人，主任编辑。业余爱好上古史、古文献、古文字研究，先后有《〈连山〉〈归藏〉名称由来考》、《夏国疆域新证》、《夷夏关系新论》、《〈海经〉新笺》、《仓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汉画像石“九头兽”说源》、《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等一百多篇论文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网站上发表。

【讲座简介】
       本期讲座本着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参考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与商王名号有关的一些问题做了介绍。用明白浅显的语言，将复杂的殷商研究成果简明扼要的叙述出来，通过这些知识，可以帮助读者逐步了解充满神秘色彩的殷商文化的奥秘。
       本期讲座共分七节：
       第一节
       商王的名号：介绍商王的私名和庙号，揭示二者用途的不同。
       第二节
       庙号的用途：介绍商王庙号的用途，特别就庙号是生前就用还是死后才使用的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节
       庙号获得方式的不同说法（上）：介绍古籍所载及近现代学者关于商王庙号获得方式的看法，该节主要介绍了“生日说”、“死日说”、“庙主说”、“祭名说”、“庙主分类说”五种说法。
       第四节
       庙号获得方式的不同说法（下）：该节着重介绍两种影响比较大的说法“次序说”和“选日说”，以及相关的讨论。
       第五节
       庙号的构成：对构成庙号的几个组成部分进行细致分析介绍。
       第六节
       庙号的使用情况：介绍殷人庙号的使用情况以及到周代的流变情况。
       殷人的周祭与周祭谱：简要介绍殷人周祭的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殷商先王、先妣的谱系，以及殷商时代对先王庙号的修订与追谥。

知北游

前 言

商代离我们的确太遥远了，由于文献不足徵，关于商代的历史我们并不能很明确的了解，所谓的“茫昧”。有人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难道还不足徵吗？是的，还是不足徵。因为甲骨文、金文的内容，都不是很系统的资料，是比较零碎的，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得出结论，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再进一步整合、系统起来。但是，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有大部分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正确地释读，对于同一个字，不同学者可能有不同的释读；至于其文辞呢，也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不同学者也是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释读、不同的解释，获得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会完全不同，所谓众说纷纭。研究了甲骨文、研究了殷商史，大家就会充分感受到什么叫做“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大家别看学者们写研究殷商的论文洋洋洒洒，出的书厚似砖头，但是其里面的很多内容是建立在假设和推测的基础上的，然后引了他认为可以证明该说的卜辞、金文乃至实物来证成此说，但是由于刚才说的原因，这些证据可能因为解释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成为反证，因此证明力都是非常薄弱的。搞研究这东西需要假设和推测，但是不能全靠假设和推测，这是非常危险的玩意儿。假设的基础上再假设，推测的基础上再推测，这样不断地层累，堆砌起来很多好看的“七宝楼台”，但是如果那作为基础的假设和推测不成立，这楼台就等于被挖掉了基础，整个就倒塌下来不成片段了。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内容，有一部分就属于这类情况，大家不能指望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出一个很确切、很圆*满的说法，只能本着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我会把我所看到的前贤的研究结果给大家展示出来，会把一些不同的说法罗列出来，让大家自己评判，当然里面也会有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过大家会看到“大概”、“可能”、“也许”之类的字眼，因为我不敢把话说死，只能尽量做到言而有据。
【未完待续】

知北游

第一节 商王的名号
根据卜辞和《史记·殷本纪》，商人的世系非常长，他们追溯到最远的祖先是帝喾，也就是卜辞中的“高祖夒”（“夒”字当释“憂”，下面还要讲到），最后一位王是商王纣，也就是帝辛。根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划分，以商汤为界，商汤（不包括）以上称为“先公”，以下称为先王。先公是从帝喾开始到主癸而止，共有十四位。《殷本纪》是从契开始算的，到商汤也是十四位，所以《国语·周语下》里载单穆公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玄王就是契，到商汤正好是十四世。
商汤伐夏，夺得了天下，建立了商王朝，《竹书纪年》里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纪》里则记载有31王，哪个对呢？根据卜辞的周祭谱排序推测（周祭谱迄于康丁），商代是29王，与《纪年》相合，这个应该是可信的，《史记》的记载有误。
商的先公时代被称为“先商时代”，在先公中以上甲微为界限，上甲微（不包括）以上的先公没有以日为名的庙号，从上甲微开始才采用日名为庙号。所以，郭沫若先生认为根据这个可以把先商时代分为两个阶段：上甲以上是属于神话传说时代，从上甲开始才进入有史时代（《卜辞通纂·世系》P362）。
商汤建立了商王朝之后，所有的商王及其配偶都以日名为庙号。现在史学界大致把商王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段，前期是从商汤到雍己，中期是从中丁到阳甲，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盘庚原来都奄，后来迁殷，之后没再做过迁徙，一直居殷，这也是商人也被称为“殷人”的原因。不过，在殷墟卜辞中商人一直自称为“商”，从来不自称为“殷”，郭沫若先生认为称“殷”是周人对商人的“敌忾”，是一种蔑称，商人自己是不这么自称的，就像抗战时期我们称日本是“倭”，而日本把我国叫做“支那”，都带有蔑视的意味，日本人自己不称“倭人”，我们也从来不说自己是“支那人”。（《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P11）
再说说商先王的名号问题。商王有私名、有庙号。学界一般认为，商王是活着的时候用私名，死了之后用庙号日名（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下面还要讲到）。
所谓私名，比如商汤的“汤”（卜辞、叔夷钟、《归藏易》中作“唐”）、商纣的“纣”（一作“受”）就是私名。有的王私名不止一个，比如汤的私名还有成、履等，他是连名带号共有七个称呼，所以《竹书纪年》里说“汤有七名而九征”。私名使用的时候一般与国名和“王”同举，比如汤在古书里称之为“王汤”、“商汤”，纣称为“王纣”、“商纣”、“商王纣”、“殷纣”等等。商人是子姓，但是先秦人称氏不称姓，从来没有人把姓和名连称的，也就是没有子汤、子纣这样的说法，这种规矩商、周一贯，现在网上介绍周朝诸王说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叫姬发等等，大家可以去查查先秦的典籍，提到周文王、周武王的太多了，可你绝对找不到姬昌、姬发这样的称谓。私名在该王死后照样使用，比如成汤，在卜辞里祭祀他的时候除了称其庙号“大乙”之外，也称其私名“成”、“唐（汤）”、“咸”等。
日名就是以十干为名。所谓“日”就是十干。“干支”是汉代的说法，先秦是没有这个名称的。先秦时期称十干为“十日”，称十二支为“十二辰”。《周礼·春官·冯相氏》：“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贾公彦疏：“十有二辰者，谓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谓甲乙丙丁之等也。”《国语．楚语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韦昭注：“十日，甲至癸；十二辰，子至亥”；《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杜预注：“自甲至癸”，都是这个意思。在神话传说里，《山海经》说帝俊妻羲和“生十日”、“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归藏易》说“羿彃十日”，《淮南子》里说尧之时“十日并出”，这里面说的“十日”其实都是十干说的神化和演绎。为什么是“十日”？因为古人以一年为十二个月，一月三旬，一旬十日，“旬”本身有周遍循环的意思，也就是以十天为一个周期单位地循环记日，所谓甲乙丙丁……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这么个概念，所以可以推断，一定是先有了十日为旬的说法之后，才会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十日为旬的观念起源非常古老，不过这个牵扯到的是古代的历法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多说，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讨论。先秦时期以天干地支相配专用于记日，不用来记月和记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商王的日名再加上其它部分，称为“庙号”或“庙主”，陈梦家说：“商王自上甲以来，以天干为庙号”，比如商汤的庙号是“大乙”（一作“天乙”），是大+日名乙形成的庙号；文丁在卜辞中称“文武丁”，是文武+日名丁形成的庙号；商纣的庙号是“帝辛”，是帝+日名辛形成的庙号，其他的仿此。
【未完待续】

知北游

第二节 庙号的用途
为什么叫“庙号”呢？这是因为商人的先王死后，都有专门的祭祀场所，称为“宗”，也就是宗庙，比如中丁的宗庙叫“中丁宗”，祖乙有“祖乙宗”，祖辛有“祖辛宗”，康丁有“康祖丁宗”等等，这些宗庙的命名不是用他们的私名，而是用日名，所以这个日名就叫“庙号”，也有人称为“庙主”或“庙名”。在《竹书纪年》中是把商王的日名和私名连称的，比如外丙胜、沃丁绚、小庚辨、小甲高、雍己伷、河亶甲整、盘庚旬、小辛颂等等，其他书里也有，比如《荀子·成相》里有“天乙汤”，胜、绚、辨等都是私名，前面的是庙号，这种称呼在《世本》和《史记》中不见了，只称庙号。大部分商王的私名，我们是通过《竹书纪年》的记载知道的，要不是这书在晋代被盗墓贼挖出来，商王的好多私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了。
古代帝王和贵族以日为名，学界一般认为其目的应当是为了记住死者的致祭日期，所以日名之称只用于死者，生者是没有日名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夏商帝王以十日为名并非专用于死后，而是活着的时候就有，比如张福祥先生《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见《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下同）中认为：“十日之名实际相当於一种称号，只不过是‘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由于此种称号是从使用者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并非死后才有，所以不论男女，在生时即可使用，家族分宗以此，谱牒记录以此，他人称呼以此，甚至可与日名主体的私名通用；而死后仍以此称之，方具有庙号的意义。如商王朝的建立者成汤相传名履，日名大乙，这大乙之名生时可称，死后乃成庙号；商王朝的最后一位王名纣，日名辛，辛亦生称，后人称之为帝辛才类似庙号；而纣之子武庚（字禄父），入周后反叛被杀，不应有庙号，此尤可见日名乃生时称呼。”
【未完待续】

知北游

关于庙号到底是生前就用还是死后才用，学界也是有争议的。学界一般认为庙号是商王死后才确认、使用，这个几乎已经是共识。之所以说“几乎是”，是因为也有学者认为庙号是商王生前就有并且被使用的，比如上面张福祥先生的看法即是。当然，这种看法是空穴来风非必无影，也可以说是有所证据。
殷墟H127等坑出土了一批“子组卜辞”，后来又出土了“花东卜辞”，即殷墟范围内的花园庄东地出土的一批甲骨中的卜辞，这两批卜辞似乎对商王生前就用日名的说法增添了证据。这两批卜辞的主人都是一个（或两个）身份很高的称为“子”的人，学界一致认为他（或他们）是来自殷商王室的重要贵族（杨升南先生认为花东卜辞中的“子”即是商王武丁之太子孝己）。这些卜辞中还有一位身份地位高于“子”的人，名叫“丁”，经常到“子”这里来视察，“子”对他十分敬畏。陈剑先生撰文《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认为这个“丁”就是当时的商王武丁，信而有证，应该是正确的。那么这就可以证明，商王在活着的时候即可用日名。
【未完待续】

知北游

不过，这个也存在疑问。后来裘锡圭先生写了《“花东子卜辞”和“子组卜辞”中指称武丁的“丁”可能应该读为“帝”》（载《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一文，首先肯定陈剑先生认为“丁”是武丁的看法正确，然后指出，在知道了“丁”指武丁之后，很容易把这个“丁”就看成是武丁的日名“丁”。但是这又与多数学者认为“商人的所谓日干‘庙号’死后才确定的看法相矛盾”。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庙号”日名在其人活着时即已确定，由于有同一日名者数量必定十分庞大，也难以设想当时会用一个单独的日名来称呼活着的人。总之，把指称活着的武丁的“丁”就看作他的日名，也是不合理的。裘先生认为这个“丁”很有可能应该读为“帝”，这个“帝”与上帝和用为死去帝王名的“帝”关系密切而有所区别，它就是“嫡”字的前身。“帝”应该是强调直系继承的宗族长地位之崇高的一种尊称。既然作为王室宗祖神的上帝和已死的父王都称“帝”，其他的直系先王就也都应该可以称“帝”。 嫡庶之“嫡”这个词的使用，是不必考虑所涉及的人是死是活。与“嫡”有密切关系的“帝”这个称呼，按理也应该可以用于活着的人。就王室来说，既然直系先王可以称为“帝”，活着的王作为王室以至整个统治族的最高宗族长，也应该可以称为“帝”。所以裘先生认为子组卜辞和花东卜辞的占卜主体，那两位出自商王室的称“子”的大贵族，是有可能把时王武丁尊称为“帝”的；这两种卜辞里指称武丁的“丁”，是有可能应该读为“帝”的。当然，这种“帝”的涵义跟战国时代才出现的作为比“王”更高一级的统治者称号的“帝”，有明显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裘先生的论证，我们就可以知道，把子组卜辞和花东卜辞中称武丁为“丁”的事实当作商王活着的时候就用日名的证据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确切的证据证明商王活着的时候用日名，那么，商王活着称王用私名、死后用庙号日名的说法仍然无法动摇。
【未完待续】

古越中兴

3# 知北游
自夏朝上中期之交的"孔甲"帝起,帝王以十日(即汉时的十天干)为名号,说明在前19世纪时干支应用已从巫者进入王者贵族,实际起源更早.而五行应比干支还早出.

杨军康

3# 知北游
自夏朝上中期之交的"孔甲"帝起,帝王以十日(即汉时的十天干)为名号,说明在前19世纪时干支应用已从巫者进入王者贵族,实际起源更早.而五行应比干支还早出.
古越中兴 发表于 2012-4-26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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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与五行无必然联系，当为附会。按五行说以五季应五行，在同一季不同旬不同日应同一行，如春季每日皆属木，并不能说春季每日分为不同行。
拙帖《五行说的错误与四象体系复原》已论证五行说晚出。甚至五行名称最初是否与方位颜色相对应都是问题。

知北游

夏代帝王自太康起已经使用庙号，太康、仲康、少康的“康”就是“庚”，并非始于孔甲。这个我下面还要讲到。
五行的观念起源较晚，和“十日”、“十二辰”也无必然联系，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知北游

第三节 庙号获得方式的不同说法（上）
商王及其配偶庙号的获得，目前还没有定论，有几种说法，我看到有七种，这里略作介绍：
一是生日说，也就是用他出生那天的天干作为庙号，这个是《白虎通义•姓名》里的说法：
“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书》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于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书》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知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历，〔此〕殷之诸侯也。《易》曰‘帝乙’，谓成汤。〔《书》曰〕‘帝乙’，谓六代孙也。汤生于夏世，何以用甲乙为名？曰：汤王后乃更变名，子孙法耳。本名履，故《论语》曰‘予小子履’，履、汤名也。不以子丑〔为名〕何？曰：甲乙者、干也；子丑者、枝也。干为本，本质，故以甲乙为名也。”
这里面大体的意思就是说殷商时代人们的观念还比较质朴，给孩子取名儿，就是用他生日那天的天干为名。大约汉代学者的普遍认识都是这样，比如东汉郑玄在注《尚书中候•雒予命》的时候解释商汤庙号的由来就说：“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明显就是“生日说”；晋代皇甫谧写《帝王世纪》时也沿用此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庙号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庙号只在死后才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无法确定。这是目前我们能知道的最古老的一种解释，只是汉代人已经不能了解殷商制度，他们的说法很可能也是出于推测，未必可靠。
【未完待续】

知北游

二是死日说，这个是董彦堂（作宾）先生的观点，他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里说“成汤以来以日干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也就是说商王死在哪天，就以这天的天干为日名。王玉哲先生也持这个观点，他说：“商人生前皆有私名，死后即以死的那一天的天干日为祭名，为以后的致祭日，也以此天干日为庙号。这种风俗的残余，一直流传下来。如明清人祭祖，是以祖先的死日为‘忌日’，子孙每年即定于此日祭祀。所不同的是已经没有以日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认为‘死日说’是正确的”（见《中华远古史》第347页）。这个说法看上去似乎比较有道理，因为根据卜辞来看，殷人周祭先王都是在他庙号那天致祭，比如祭祀上甲在甲日，祭祀大乙在乙日。如王先生所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忌日”这个说法，就是先人死在哪天，哪天就是忌日，一般在忌日的时候致祭，应该是这个古老风俗的遗传。不过，这个说法有一个不好解释的问题是商王纣，他是在甲子日战败自*焚而死的，《逸周书•世俘》里说得很明白：“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那么按“死日说”的理论他的庙号应该是“甲”，可他的庙号却是“辛”，所以这是“死日说”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三是庙主说，这个是东汉学者谯周的观点，他认为“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见《史记•殷本纪》索隐引），也就是说，夏、殷二代的时候，王都有王名和庙主，只是活着的时候称王名，死了之后称庙主，但这只是说了庙号的用法，而庙号是怎么得的他没说。
四是祭名说，这个是王观堂主张的，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但是某先王的祭名是怎么得来的，他也没说明。
【未完待续】

知北游

五是庙主分类说。这是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他在《商王庙号新考》（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5卷，1963年）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假说”性的庙主分类规则。大意谓商王室由政*治势力最大的两大亲群轮流执政，表现在庙号系统上即分为两组：一组为甲、乙、戊、己，简称为“甲乙组”（直系皆甲、乙）；一组为丙、丁、壬、癸，简称“丁组”（直系皆丁而有一例外）。至於庚、辛，因不易归类，则暂不分组，或称之为“第三组”。张先生据此提出，商王室实行内婚范畴的父方交表婚制，王位由舅传甥，而不是由父传子，因此祖孙同名而父子不同名。此说曾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张福祥先生在《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一文中认为张光直先生此文“考证路向和最终结论都有问题，但他把立论的基点置於商王室曾实行内婚制的事实之上还是可取的做法”，同时认为“由婚姻关系探讨日名制，自可把十日之名看成是古代贵族集团用以表示内婚制的符号”、“日名制本出於一种约定俗成的人为编排，绝非是由生日、死日、卜日等偶然因素造成的，也不是仅表排行或继位、致祭次序的一种编制。或者更直白地说，十日之名作为此种特殊符号，不过代表古代贵族男子娶同族女子的十房而已，”、“以干支纪名之俗起於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从母系分宗的事实，与渊源于母系姓族社会的姓族传统有关。所谓日名制，实质上是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社会基础则在早期宗法制由母系向父系的转换。”其中的论证非常繁琐复杂，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大家有兴趣可以把张先生的此文找来看看。有人把张福祥先生的说法也单独看成是一说，我个人感觉他是在张光直先生说法的基础上的开拓或引申，所以就放在张光直先生说法的后面介绍了一下。
【未完待续】

青竹大哥

知北游兄将此大作移到“论坛讲堂”，这是大好事，青竹代表本版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谢意。
只是版规所限，还请知兄按如下格式修改一下标题：
      大讲坛讲座之序号·作者·标题
　　例如  大讲坛讲座之一·何文韬·不可不知的艺术
同时补上【个人简介】和【讲座简介】。

知北游

请青竹告诉我的讲座的序号该是多少，我一起加上。谢谢！

浪花

这个自己数就好，呵呵{:soso_e113:}

青竹大哥

请青竹告诉我的讲座的序号该是多少，我一起加上。谢谢！
知北游 发表于 2012-4-27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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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的讲座序号是（十四）。
版规如此，请见谅。

知北游

我晕了，系统提示：“对不起，您的帖子从发表到现在已超过 1000 分钟，不能再进行编辑，请返回。”
怎么弄？
麻烦青竹给动手改改吧。我自己编辑不了了。惭愧！

青竹大哥

我晕了，系统提示：“对不起，您的帖子从发表到现在已超过 1000 分钟，不能再进行编辑，请返回。”
怎么弄？
麻烦青竹给动手改改吧。我自己编辑不了了。惭愧！
知北游 发表于 2012-4-27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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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已改好，折腾了兄这么久，不好意思。{:soso_e117:}

知北游

谢谢青竹！
{:soso_e181:}

很好的文章，关于商王的名号，大有文章，天干地支，日月星辰，朝微夕冥，神鬼人祖，无所不包，感谢王先生的精彩讲述，静静聆听！{:soso_e100:}

知北游

谢谢高老夫子的支持！{:soso_e181:}

知北游

第四节 庙号获得方式的不同说法（下）
六是次序说。这个说法据说最早是清代学者吴荣光提出的，他在《筠清馆金文》卷1《商祖乙觯》下说殷人日名的“甲乙丙丁犹一二三四，质言之如后世称排行尔。”陈梦家先生在《商王名号考》（《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和《商王庙号考——甲骨学断代学乙篇》（《考古学报》1954年第2期）中也信从此说。后来他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总结说：“卜辞中的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这种次序说也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是选日说，这个是当代学者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他在《论殷代的亲族制度》一文中认为殷商先王庙号的天干是通过占卜选定而得，他举了殷墟卜辞中有为先王占卜取日名的辞例为证，即方法敛《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简称《库》或《库方》）985+1106，这两片刻辞本来是两个残片，李先生把它们缀合起来复原，李先生在其文中引述的刻辞是：
乙巳卜，其示？弜？ 乙巳卜，其示帝？ 乙巳卜，帝日惠丁？惠乙？又日。惠辛？又日。
他认为其中的“示”就是主，此处系卜为故王立主。“帝日”云云就是卜故王的日名是丁，是乙，还是辛。看“乙”、“辛”下均注“又（有）日”，可见此故王日名是丁（案即康丁）。这片刻辞就是殷人为先王卜选日名的证据。因此他认为“次序说以及前人种种异说都是不对的。日名有些象谥法，是在死后选定的，和生日、死日无关。祭祀日依日名而定，并不是日名依祭祀日而定”，很有根据，因此目前学界都倾向于这个看法，《甲骨学一百年》里就认为“‘选日’说是符合实际的”。
【未完待续】

知北游

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没有疑问了呢？也不是。也有学者认为《库方》那两片卜辞不是卜选日名的刻辞，而是卜选葬日的刻辞，曹定云、刘一曼二位先生在《殷人卜葬与避“复日”》（见《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对这两篇刻辞重新作了缀合，他们引述的辞内容是：
乙巳卜，其示帝？ 乙巳卜，帝日叀丁？ 叀乙？又日。 叀辛？又日。 乙巳卜，其示？ 弜。 乙巳卜，帝日叀丁？
首先的问题是，这片骨头是羊肋骨，大家都知道，殷人占卜用兽骨是用其两片肩胛骨，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用肋骨和腿骨等别的骨头来占卜的。这片骨头上无钻凿和烧灼的痕迹，显然它不是卜骨。以前殷墟也发现有用此类骨头刻辞的，内容大部分不是卜辞，而是记事，比如著名的宰丰骨就是牛肋骨，也是记事的内容，说的是宰丰受商王赏赐的事儿，因此这不能称为卜辞。
其次，这片骨头上的刻辞，可能是习刻。所谓“习刻”，就是刻写卜辞的刻手练习刻写甲骨文字的练习作业。因为在甲骨上刻写文字非常不容易，需要特别的技术，就象今天刻图章一样，不是你只要会写字就会刻图章，这需要专门练习。刻手会找一些不用来占卜的甲骨来练习刻写技术，刻写的内容有些是随意刻的，这些习刻就没有太多的资料价值；还有很大部分是仿刻，就是找片以前真正的卜辞来照着刻写，这样的习刻是有资料价值的。不过，不排除在仿刻时有遗漏、篡改等现象，所以虽然具有资料价值，和真正的卜辞相比，还要打个折扣。
从辞例上看，《库方》的这片肋骨就是仿刻，是根据一片原有的真正卜辞刻写的，所以虽然是习刻，其内容被认为还是基本可信的。
其中“示帝”就是为死去的先王立神主，立神主这天也就是下葬的那天，因为这天要举行“虞”，就是在殡宫内举行祭祀，祭祀就要立主。曹、刘二位先生认为，古人葬日忌讳“复日”，“复日”就是今人所谓的“重丧”，也就是说如果死者在这一天下葬的话，家里还会死人，还会有丧事，是不吉利的，所以古人下葬一定要避开“复日”。这片卜辞中的“又日”就是后来说的“复日”，是说武乙在为他父亲康丁占卜选择葬日，分别占卜了丁、乙、辛三个日子，但乙、辛是“又日”，也就是“复日”，不适合下葬，而只能是在丁日。所以二位先生认为：“《库方》985+1106刻辞，不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日名’的刻辞，而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葬日的刻辞。葬日（始虞）确定在‘丁’与康丁日名为‘丁’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该片刻辞不是殷人卜选‘日名’的证据，而是殷人卜选‘葬日’的证据。但‘葬日’亦非‘日名’。”如果曹、刘二先生的说法成立，则李学勤先生的“选日说”又靠不住了。
以上七种说法哪个是对的，实在不太好断言，基本上都是推测或假说，虽然有卜辞为证，可都不坚实，这个只能看大家的智慧了。
就我个人而言，原本是倾向死日说的，但是我也解释不了商王纣死在甲日而日名为“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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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庙号的构成
日名只有十个，先王则不止十个，这个本身就可能造成先王日名的重复。同时，商人如何选定日名的说法很多，已如上述。不管是上述哪种说法，共同点都认为不是完全人为能决定的，因此会造成更多的重复，日名使用的频率多寡不一，比如在殷墟卜辞中记录的商代29个先王中，有6个“甲”和6个“丁”，而“丙”、“戊”和“壬”则各只有1位。日名重复的就得有所区分，方法就是在天干前加几个字来表示区别，比如微、至、高、整、踰、和、载等七位商王（微是先公）的日名都是“甲”，为了区别，他们分别被称为上甲、大甲（“大”字在《史记•殷本纪》里一律作“太”，下同）、小甲、河亶甲、沃甲（《竹书纪年》里作“开甲”，卜辞里作“羌甲”）、阳甲、祖甲。
对于其名号的构成，李学勤先生在《论殷代的亲族制度》（见《文史哲》1957年第11期）一文中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殷代的亲属称谓，最复杂的形式包括三个成分，比如“上妣己”，是由上+妣+己这三部分构成；“后（当作“司”）母戊”，是后+母+戊这三部分构成；“武祖乙”，是武+祖+乙这三部分构成。三部分代表三种构成称谓的不同成分：
第一成分可称为“区别字”， 区别字是由于有两人以上有同样的亲称和日名而设，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数量性形容字来区别，如大、中（仲）、小、高、毓、后（司）、上、下、卜（外）、入（内）及二、三、四等；一种是以近似私名的“庙号”来区别，如盘、雍、文、武等，也就是说只有这些字才属于“庙号”。这种日名前加的字，很可能是根据他生前的功烈而追加，比如“武”、“康”、“文”等这些字都有赞美称颂其功烈的意思，也见于周代谥法，这大约就是谥法的前身。
第二成分可称为“亲称”，比如兄、父、母、祖、妣等，表示与时王的亲属关系。
第三成分可称为“日名”，就是以甲乙丙丁等十干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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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称谓或每次举称一称谓都具备这三个部分。在较简单的形式里，可以没有三个成分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比如祖甲、祖庚，就没有区别字；大乙、盘庚、武丁，就没有亲称；文武（文丁）、康（康丁）则没有亲称和日名，等等。不过，学界一般把由这三部分构成的名称通称为“庙号”。
实际上，在殷商时期先王的称谓还有一种格式是在日名前加“日”字，这种形式不见于卜辞，而见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据说是出土于河北易县的三勾兵（商代后期之物）上面的铭文：
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2.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3.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另外还有“戈厚簋”，商代晚期之物，铭文是“戈厚作兄日辛宝彝”，也是在日名前加“日”。其含义应该是说日名为某，比如大祖日己，就是太祖日名己的意思。
死者如果和时王是同辈，庙号称“兄某”，比如武丁时期的兄甲、兄丁、兄戊、兄己、兄庚、兄辛、兄癸等等，统称之为“多兄”或“多介兄”，都是武丁的同辈兄弟。只要是举庙号者，都是已经死了人，按照当时的制度，无论是时王的哥哥还是弟弟，只要比时王早死，在卜辞中一概称“兄”。武丁时期，他的一堆兄弟都死在他之前，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武丁活得年岁太大，古书上说他“享国五十有九年”、“致百年之寿”，活了一百岁左右，把兄弟们都熬死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王位发生争夺，那些兄弟都被干掉了；死者如果是时王的父辈，庙号或称为“父某”，王国维说：“父者，父与诸父之通称”，也就是不管是时王的父亲还是叔叔、大爷，一概称“父”，比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是武丁的父辈，所以在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或称他们为父甲、父庚、父辛、父乙；死者如果是时王的祖辈以上，则其庙号可称为祖某，“祖”字甲骨文里大多写作“且”，据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的介绍是到了商代后期才增示旁写作“祖”，偶尔也写作从水旁的“沮”（见该书第41页），王国维说：“祖者，大父以上诸先王之通称也”。当然，一般多直接称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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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先妣，也就是商先王的配偶，也有类似的情况，她们活着的时候是用妇名，比如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中有妇好、妇妌，这是她们的妇名，活着的时候用的，她们死了之后，也用日名为庙号，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据殷人文字，则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诸侯以下之妣亦然。”比如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妌的庙号是“戊”。在她们的子辈那里称“母”，比如妇妌、妇好是祖庚、祖甲的母辈，所以在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称她们为“母辛”、“母戊”，或尊称之为“司母辛”、“司母戊”，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妇妌的儿子为了祭祀她而铸造的祭器。曾经有学者主张把“司”释为“后”，而根据裘锡圭先生研究，把“司”释为“后”是不正确的，仍然应当释“司”，相当于“姒”，是殷商时代对于有身份地位的贵族女子的一种尊称。个人认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她们的孙辈以后，就称为“妣”，甲骨文里一律写作“匕”，如妇妌、妇好在康丁以后，也就是到了武丁的孙辈以后则称之为“妣辛”、“妣戊”。她们的日名前除了加“母”、“妣”之外，也加别的字区别，比如“高妣丙”、“上妣己”、“毓妣辛”、“二母壬”、“中母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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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商人的先王分为直系先王和旁系先王，直系先王是有子嗣即位并传承下去的先王，旁系先王是没有子嗣即位或有子嗣即位但没能传承下去的先王，比如沃甲（卜辞中作“羌甲”）有儿子南庚即位，但是南庚的儿子没能即位，而是被祖丁的儿子阳甲夺了去并往下传承，这样沃甲和南庚父子仍然是旁系先王；阳甲传位给弟弟盘庚，盘庚传位给弟弟小辛，小辛传位给弟弟小乙，前三位的儿子没能即位，是小乙儿子武丁即位并继续往下传承，因此阳甲、盘庚、小辛都是旁系先王，小乙是直系先王。只有直系先王的配偶才有资格列入周祭享受祭祀，旁系先王的配偶没这资格，因此她们的妇名和庙号多不见卜辞而失传。商王的配偶可能会有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入周祭，凡入周祭的商王配偶大体都是王位继承人的母亲，也就是她们的儿子曾被立为太子或即位为王，因此才会祭祀她们。
我们现在看到的卜辞基本上是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而且大部分都是武丁时期之物，里面记载许多女性的活动，所以武丁时期的妇名流传下来的非常多，根据《甲骨学一百年》里统计有93人之多，而武丁之前和之后的直系诸王配偶除了庙号之外，妇名都无法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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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庙号的使用情况
这里要说明一下，用十干为庙号不始于商人，夏代已经如此，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说：“以天干为名，不始于商，夏世诸王已用此制。《夏本纪》的大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以及《太平御览》八十二引《纪年》‘帝廑一名胤甲’，都以天干为名。殷灭以后，此制仍然通行，如《齐世家》的丁公、乙公、癸公并殷周金文中所见的，亦不限于王室”，所以，以日名为庙号的制度相当古老，具体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已经不能确切知道了。
商人以日为庙号的制度，可能是始于大乙成汤，因为自成汤以后的商先王的日名是无序的，它可能是因为生日得、因为死日得、因为卜选得……等等，随机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杂乱无序，这个很容易理解；而汤以前的先公自上甲开始用日名，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都合乎十干的序次，明白是事后所追加，王国维说：“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于十日之次同，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观堂集林》440）所以《白虎通义•姓名》里说：“汤生于夏世，何以用甲乙为名？曰：汤王后乃更变名，子孙法耳”，此说可能是对的。董作宾先生则认为成汤以上的先公的日名是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他从“载籍之证”、“名称之证”、“卜辞之证”三方面考察后认为：“卜辞中的六世与《史记》所载，仅‘主’与‘示’字有小异，与报丁之位次错乱而已。考之载籍，证之十干命名的次第，谓此六世为武丁所订定的名谥之说，似可成立。”（见《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326-327页）商人这个制度，应当是从夏人那里继承来的。商人没得天下的时候，不实行日名制度，得了天下之后，因为原来统治天下的夏人这么干，他们也跟着搞，以显示自己也得了天下了，所以从商汤那里实行起来。再比如商人有祭祀先公先王的制度，周人本来没有，得了天下之后也跟着学，但是由于以前不搞，自己的先公先王的传承世系忘了很多，自后稷到文王之间竟然缺了好多代，零零碎碎地把还能记得的几个先公拼凑起来，从后稷到文王也只有十五代，《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都已经明确指出文王以前的周人世系不可信，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商人统治天下时这么搞，周人得了天下也得这么搞，以显示自己现在是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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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最初的时候也曾经沿用过一阵子日名的庙号，又当是跟着商人学来的，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周人的祖先是没什么文化的。在现今所有周代的青铜器传世的很多，但在武王以前的器皿一个也还没有出现，而自武王以后则勃然兴盛起来。这分明是表示着周人是因袭了殷人的文化”（《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周人虽然在季历的时代就投靠了大商，但是直到文王的时候对商的文化还是没怎么在意，可能跟着学学占卜、祭祀和写字之类，也仅仅是粗浅皮毛，谈不上什么文化；到了武王的时候，先有一些殷商的贵族、巫史投奔到周，使周人拥有了部分掌握殷商文化的人才；灭商之后，殷商的文化人才则尽为周人所有，于是周的文化才陡然兴盛起来。据学者们研究，周早期的史官、作册之类的文化人才基本上都是殷商的遗民，所以周文化实际上就是殷商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西周晚期的应公鼎铭文中有“珷帝日丁”的铭文：
“应公作尊彝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
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周文王写作“玟王”，周武王写作“珷王”，如盂鼎铭里说“在珷王嗣玟王作邦”，也简称“玟、珷”，如芇伯簋铭“不显且（祖）玟、珷”，“玟”、“珷”是二人名号的专用字，“珷帝日丁”显然就是说周武王日名“丁”，这是武王之后对武王的一种称谓，因为周代的应国是武王之子所封，而这称谓的形式和殷商的庙号无异。说明在周初的时候，周人也曾沿用殷人的制度用日名为先王追加庙号。另外我们在一些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上还能看到父乙、父丁之类的日名庙号，是死者的儿子给他们作的祭器，显然也是承袭殷商制度。不过沿用的时间很短，后来就不用十干为庙号，周王的日名在周代典籍中也不再出现，比如武王日名为丁的说法在周代的典籍中就找不到。周代通行使用的谥号，上至天子下到诸侯贵族都如此，谥号可能仍是源于殷人的庙号制度。另外一些字则不见周人的谥法，比如南庚的“南”、盘庚的“盘”、雍己的“雍”等等，周代的谥法里没这些字，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给加的，估计也含有赞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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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周人从来不用日名，比如张懋镕先生写过《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他认为周人是不用日名的，周代发现带日名如父乙、父丁等器物，多是殷商遗民（如微史家族）的器物，他们是沿用祖先遗制，不过时间也不长，后来也逐渐消灭。这是因为周人本不用日名，当他们取得天下以后，就对殷人的这个日名制度进行抵制，他说“无论是文献典籍还是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都证明周氏族人不用日名，而非周氏族人多用日名。正是在以周氏族人为主的统治时代——西周，日名铜器日趋减少，诸侯不再以十干命名为荣，以至于日名制度最终消亡。”同时指出，周人的名称也曾带有十干，但变成十干加“公”（如甲公、乙公、丁公）、十干加排行（如乙伯、己仲、庚孟）、十干加考（如甲考、乙考）等形式，已经和殷商时期的日名有区别，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名，而是一种近似于美谥的用法，所以张懋镕先生认为“日名制度不是简单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它通过诸多形式的中间环节，转换成周族习用的美谥加排行，如幽叔、惠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殷代庙号日名乃周代谥号的前奏。”张懋镕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否确实，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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