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充马荐——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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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王颋（tǐng）先生对刘迎胜先生《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的书评摘要。原文可能在网上于2010年11月3日首发于新 语丝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11/liuyingsheng.txt
六天后转载于中国蒙古学信息网
http://www.surag.net/article/niu ... shi-yan-jiu-xiao-du
随后被其他网站转载。

与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相关的一些链接：
http://www.jcph.com/cache/books/127/bkview-127441-377428.htm 书序
http://www.sinoss.net/2010/0320/19755.html 该书获江苏省社科一等奖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yyj201003017.aspx 邱轶皓先生的书评论文
http://books.google.com/books/ab ... tml?id=gRltAAAAIAAJ Google Books网页，可作关键词搜索

据百度百科：

刘迎胜：1947年生。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教授（1988起），博士生导师（1992年）。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2003年起），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1998年起）。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元史研究室主任（1990年起）、韩国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刘迎胜继承了我国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与欧美东方学的传统，通多种语言，是活跃于当代蒙元史、内陆亚洲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前沿、有影响力的国际知名学者。

王颋：1952年生于上海市。1978年9月至1981年12月，师从韩儒林教授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元史方向研究生；并于1982年12月获硕士学位。1985年3月至1989年6月，师从谭其骧教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历史政 治地理方向研究生，并于1989年了月获博士学位。1990年11月至1991年10月，在美 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为博士后研究员，学术指导和学术合作者为陈学霖(Hok-lam Chan)教授。回国后，转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为讲师；1993年4月，升副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2000年12月，升教授。2001年，调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为研究员。

以下是王颋书评原文摘要，过分“技术的”蒙元史细节及参考文献被我省略。


牛充马荐——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校读

作者：王颋

提要：享有相当声誉的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的重要著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当仔细校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作品：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追索其成名的原由，多半与知“马”的伯乐，不行挑选“好马”，却去荐举和推崇“好牛”有关。以半载数月学一种外语，进而从事研究，自我标榜，乃是学术界“忽悠”的“终南快捷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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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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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信，《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于中文史料的理解也多有牵强附会、错误理解的现象。页346：“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至大元年归来的就有八十余万户。这么多人口一下子涌入漠北，成为元政府的沉重负担。至大元年二月，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以赈，令就屯田。次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分给之，罢其廪给”。“武宗虽令罢降民廪给，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停止赈济部民”。所引资料，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5] 。“八十六万八千户”，即使是每户二口，也有一百六十多万口，怎么会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大同（治今大同市）、隆兴（治今张北县），都在“漠南”而非“漠北”。三月条的“北来贫民”与二月条的“和林贫民北来者”，是什么关系？也并没有说其是察合台汗国的降民！而“罢其廪给”，是由于“分给”了钞和币帛，所以，何尝“停止赈济”！而见于刘敏中《中庵集》卷四《哈剌哈孙碑》之“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6] 之“百余万口”，也很可能是列年累计、当时存在的数字；因为根本不可能其成员全部犹如作者所云：“几年间，归降元朝的窝阔台汗国（当作：联合汗国东北部）部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喜在原有的文字内含中，添入自己的“引申”的内容加以叙述。页54、55：“撒麻耳干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蒙古征服撒麻耳干后蒙古新贵的首把城中原来的共殿作为宅邸。但当地回回 民众迫于生计，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使镇守这里的耶律阿海再不敢居住摩诃末的新宫，不得不移居城外”。所引前二句，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是，并没有“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的内容，而原文后尚有“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的字样[7] ，表明只不过“恐其变”而已。不仅如此，就是“非汉文史料”，情况也是如此。该书的有些章节只是将一种或二种书的相关白话文的译文改写成作者的白话文而已，如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西征》和第二章第二节《不花剌人民的起义》等主要根据《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本纪》[8] 和《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塔剌必的叛乱》[9] 。由于都是白话文，应该内容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仔细去校对，不难发现，二者有太多的出入。　　

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由于通讯的困难，不可能在一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互动。关于元朝与昔里吉、海都、笃娃的战争，早在一九八一年，王颋的硕士论文《元朝与北方诸王的战争》已经问世[10] ，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相关段落，尽管作者似乎没有任何提及，可是所引用的载籍几乎相同。前者特别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以使解释趋于更为合理；然而后者却作了不少缺乏军事知识、令人咋舌的发挥。页263、264：“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 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所以，可以说失里吉之乱是阿里不哥之乱的继续”。“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那木罕元军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 迫纳女请和，方才获得都哇退兵”。阿里不哥的“封地”元在漠北之西北角的“吉利吉思”[11] ，“北边诸王”后来发动兵变的地方在今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二者相隔直线距离二千里，就是再怎么样“风吹草动”，也“风马牛不相及”呵！兵变，与身在军中，并握有兵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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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草原言，“呼伦”、“贝尔”可以合而为一；从湖泊言，“呼伦”与“贝尔”相距二百余里，中间有高地，因此，即使是史前时期，也不可能是曾经水面浩渺的一个湖泊；而页4将今呼伦湖的唐代“俱伦泊”释作“今呼伦贝尔”；页13又将今贝尔湖的元代“捕鱼儿海子”释作“今呼伦贝尔”。“和布克赛尔河”亦“火孛河”发源于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向南流入准噶尔盆地，因蒸发量大而消失在沙漠中；“玛纳斯河”亦“马纳思河”发源于南方的天山，向北流入准噶尔盆地，缘同样的原因消失在沙漠中；只要核查出两边高中间低的事实，就不难判断这是二条互不相干的内陆河流，因为水不可能从低地向高地。可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599却说：“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成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今额敏）之东”。　　

非常不幸，犹如军事一样，地理也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其质量，也许可以从以上的情况得知。不仅如此，作者还嗜好直接解释并没有多少知晓地名的语源，甚至随意创造地名以用作纠谬。页604、605：“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我认为，铁木儿忏察或为Temur Kandch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钦察语似乎今已没人使用，作者如何会说？“铁木儿忏察”，就是他本人也曾提到、见于《史集》第卷《忽必烈合罕纪》的“Temur Qahalqa”、“铁门关”；而以qahal或qaal作“忏”、“qa”作“察”都是很“规范”的译写。或许他不认识 “忏”字，不知道其今读chan 而与“察”同声母！？没有进行很容易的勘同，而要另外捏造一个新的名词。至于“城”，今作“kent”、“qand”，都缀于地名之末。如：乌兹别克城市塔什干（Toshkent）、撒马尔罕（Samarqand），哈萨克城市希姆肯特（Shymkent）。这些包含着历史掌故的名词，就是询问本国、本地的人，也都不可一一告诉。真不知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即使是找一个近音的词来轻率堪同，至少也得查一下相关语言的辞典。至于地名讹漏字，本当“见怪不怪”。如页578：“高加索诸共和国”前，当作“外高加索诸共和国”。 　　

四　　

显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非常注意抬高自己的学术形象。除了斩钉截铁、十分自负的语气外，尽量摆出格外“尊重”海外载籍和海外成果的姿态。姑不论“域外”载籍大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作，其在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较之“域内”史书要有含糊得多；而不管二者，都有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既然在“汉籍”上不能以明、清代的追溯求证元代的史事，又怎么能不加鉴别相信时间很晚、后来成作的中、西亚“古书”呢？作者不说明原著的成书年代，不加区分就当作“信史”讨论，其结果能不让人怀疑！而在成果引用方面，即使是水平不高、莫名其妙的推论，也郑重地提到和赞同。《黑鞑事略》：“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角淂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14] 。前书页68：“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域，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和其孙不里”。然而，南宋的使臣大概不会知道远在今乌克兰南方的事情；而“西川后门”一词，应该已经表名是地在今青海、西 藏的宋、元“吐蕃”地区。　　

在选用国内的成果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有非“学术因素”的倾向。追述西辽的历史，只是选择了考察耶律大石自漠南前往漠北的那一段路线的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15] 和只是考证了屈出律败亡地点的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16] 等二篇文章。前者于“察合台汗国史”亦“元代西域史”没什么瓜葛；后者充其量只是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地名考据小文章。其实，相关主题并不缺少作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17] ，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18] ，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19]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的过程及纪年新探》[20] 等，都是直插主题的论文。不见得他们的水平，差到不需要提到、不需要商榷。不仅如此，就是与之差不多声望“比肩”或远超出的名家，如著有《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交流史论谭》[21] 等书的黄时鉴，著有《元代史新探》、《元朝史新论》[22] 等书的萧启庆，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等书的李治安[23] ，著有《元代政 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地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研究》[24] 等书的王颋，以及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25] 的魏良弢，皆有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作品；可是，搜遍全书，也没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似乎是在表明作者对以上人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　　

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已经成功登上“名人”阶层、但其实不是真正“权威”甚至不能说是很棒专业人员的人，对于他人提出的质疑、甚至根本性的“颠复”，往往采取视若罔闻的态度，甚至严厉禁止其学生和同事谈论，以达到继续维持自己“信誉”的目的。在西方诸汗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日 本学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26] 、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问题管见》[27] 二文，通过解释相关资料在地域叙述上的“矛盾”，揭示这是一个由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从而独 立的过程。由于这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成吉思汗分封直接导致各“汗国”形成的观点不同，该书截然采取不作丝毫提及的方法，似乎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可是，页63、67上诸如“术（按：当作术）赤的始封地分别在也儿的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以及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以及所引“《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角淂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经舍止。成吉思汗（原作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等文字，恰恰都是比之成文付梓早好多年的那二篇文章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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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仔细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令人失望，令人诧异。作者在序中页1、2提到：“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加上本人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亚史学会会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可是，如果要作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社会业已认可、自身又那么忘乎所以的“大学者”来说，实在难以启齿：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而轨迹不太清晰的逻辑演绎，时时闪烁于表达含糊、难以窥测的文字中。　　

德国的学术严谨，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可是，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研究”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却几乎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首先是引书，且不说出版社与所在国家、城市一概例阙如，就是版本方面，也是书写体例不一。在五十种“汉文史料”中，居然有以下之多的讹误，页620、621、622：共有三编的《四部丛刊》，《遗山先生集》无编序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中庵集》为清抄本，却作“元刻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南村辍耕录》为句逗本，却作“标点本”；《程雪楼文集》作者为程巨夫，却作“程矩夫”；《顺斋闲居丛稿》无版本；而也无版本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与篇名《九边四夷》联在一起作书名。而在正文中，许多引用没有页码，甚至或没有卷数，或没有书名，或没有篇名。最为有趣的是，现存的资料只有宋子贞所作的《耶律楚材神道碑》[30] 而没有《耶律楚材墓志铭》。可是，就在正文页138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当然据《耶律楚材墓志》和《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难道当时引用，不曾核对过原书？中文史料尚且如此，能相信其它的“非汉文史料”的情况完全不同吗？当然，含糊有一个好处，读者无法校对原文，可以信口开河。　　

说到外语的学习，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做到理解语言、品味语言，一般来说，就词汇一项，必须掌握五万左右的庞大数量，对于上等记忆的人来说，也要化费四到五年的时间。而学习外语特别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语音模仿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必须拥有长期生活、长期使用的环境。口说语言可能相对容易，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在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种中，尤其困难。词法（构造）、语法，以及传承的掌故、习惯的隐喻，往往是语言的灵魂所在，这又不是一般学外语的人所能达到的。从另一层讲，不能很好“理解”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精通”任一种外语的。如今的年青一代，往往学了一年半载，就是语言的历史都不甚了了，就在作自己既乌有基础、又不熟悉背景的翻译或研究，其成果当然就是一堆废纸。《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刘迎胜，没专门读过任一种外语，自诩“通晓”英、德、俄、波斯、突厥等近十种语言；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来，名列元史界“二陈二周”的陈得芝，是他的“伯乐”。先生专治元朝史，出入于域内、外之间，但于中亚却很少涉及，而于所称的“波斯语”、“突厥语”之类所知不多。《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第九精通》：“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31] 。如果伯乐不去相“马”而垂顾“牛”，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能进行批评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名而又于被批评者有居高临下态势的人。如果批评“前辈”，那是“犯上作乱”；批评老师，那是“恩将仇报”，就是批评同事、同学，那也一定是个人恩怨的反映。偶尔出现独具慧眼的高手，也大都只在私下里议论。复旦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曾对笔者说：“你们元史学界尽在制造神话，没有作品的姚大力，只会卖弄波斯语的刘迎胜，没见好作品，却名气这么大。其实，在大阪时，听一二在伊朗呆过多年的日 本学者说，他们颇不认同”。由于学偏语种达到能“混”的程度，远比学古汉语容易（高水平的人多）；因此，一些稍有学习能力的年青学人，也就纷纷加入了这条“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只要有已经“成名”的人捧，不管他懂不懂）。又由于刘迎胜的“成功”，很多人以之为榜样，同样以望文生义、同样以强言捏造进行所谓的“创新”。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才促使书写这篇旨在揭露“真”、“伪”学问的书评，以煞住连学术界都已蔚然成风的“忽悠”风尚。如果指责不当，欢迎反驳。最后还得指出：凭“权威”身份，“忽略”他人的作品，乃是尚未有人总结的中国“人际关系学”中一箭双雕的高明手法：既避免了学术讨论的难堪，也在客观上轻易地“抹去”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