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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讨论] 国学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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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8 21:47: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是个人的一些随想,无所谓对错,讲出来给各位前辈听听,当个乐子。

1. 为什么要讲点国学?一言以蔽之,不甘心。不甘心就这么承认西学是领先的,当然,西方确实是领先的。

2.什么是国学?不是太好回答,不过可以界定什么不是国学。比如说有一个纪录片叫"中华美食探秘",里边全是一些传统名菜,费时费料,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屡屡会想起一句话:大清国要完。这些传统名菜尽管做法考究,但归为传统糟粕却无不可。

3. 国学中有些东西与西学相重复,如数学,兵法,医学,这些都是实用学科,现在西方已远远走在前面,没必要弘扬这方面的国学,而且,也不可能弘扬。有些与西方互补,如绘画,音乐,饮食,这些学科可不分你我,譬如茶与咖啡,这就是两种植物,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不分东西。

4. 真正值得弘扬的,是信仰。信仰是种说不清的东西,举个例子,我有一次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每天只睡2-3个小时。几乎支持不下去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来了一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顿时涌出力量。这就是信仰,是国学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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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0:05:10 | 显示全部楼层
保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在无日无夜的强迫劳动中,在没有尊严的集中营里,他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上帝与你在一起!”,顿时产生了生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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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1:36:3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华文华中我们有很多不能和无法割舍的传统价值观念。
我所理解的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意义是在于:
1.有哪些是我们无法割舍的传统价值观?我们为什么无法割舍?
2.我们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
3.中华传统文华更多的是与今天社会价值观相悖的价值观,我们怎样再塑中华文化?
4.我们怎样使中华文化更有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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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1:43:3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应该是:
1:用历史眼光去了解评判中华文化。
2:用现代眼光审视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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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8:5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29 09:15 编辑

海湾战争与《孙子兵法》
    在科技与人文齐飞的现代社会,各种文化也在不断的融合发展。无论是古代先人还是国外异地的文化都在被人们慢慢地接受。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海湾战争前夕。米国官兵闲暇时都在研读中国的《孙子兵法》,而且此书为陆战部队官兵的必读书。当时的记者感到十分惊讶——众所周知,海湾战争是现代化高科技战争,而米国陆战部队可以说是世界上现代化军事配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关于古代作战的军事配备、力量对比、作战时机、取胜方法的综合编著。两者同时出现,产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冲击,使人感觉有些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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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然,这正体现了要发展就要接受、引进不同文化的辨证规律。
  在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米国总统布什的桌子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凯撒传》,一本是《孙子兵法》。据媒体报道,在这次战争中,有90页之厚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运往沙特阿拉伯沙漠,供参战人员阅读。米国记者从战云密布的海湾战场发回的消息称:“尽管中国在这里没有派驻一兵一卒,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人却亲临前线,操纵着作战行动,他就是2500多年前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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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米国司令就称自己的作战理论是根据《孙子兵法》提出的。媒体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米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弗兰克斯是个熟读《孙子兵法》的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采用的许多战法都与孙子的思想相合,其中,孙子的“用间”思想不战而下巴格达之役堪称一绝。有一篇题目为“孙子出现在伊拉克战场”的法新社的文章说:“中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去世将近2500年之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在伊拉克战场上英美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攻克巴格达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孙子兵法对其他国家的作战理念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德尔·哈特这位“间接路线”战略的倡导者说:他在20多年中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几乎全部体现在孙子的13篇之中。芬兰科协主|席、前国防部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尤玛·米尔蒂宁在谈到西方“新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时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就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些因素。”他批评现代一些军事家忽视了孙子所说的“士气”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一部印度人写的《印度军史》中写道:印军之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孙子避实击虚的打法。
    回首以往,不禁令人深思。清朝时期中国闭关守国,拒绝几乎一切的外来文化,使中国与西方先进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最终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令中国人为之悍然的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火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用来测风水和做鞭炮、爆竹;在这段时期,西方人却用指南针确定航向周游世界甚至侵略中国,用火药做炮弹、子弹击垮他们自认为坚不可破的城墙,并盗取中国珍贵文化遗产。而现代的青年人却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抱以鄙视的态度,古代文化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不合时宜;对外来文化盲目推崇,造成中国文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
    外来文化固然重要,但古代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现代的许多新发明都是建立在古代发明的基础上的。前人留下的诸如《孙子兵法》一类的文化遗产也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同样,在我们的学习中,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也是必要的。《论语》告诉我们学习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三字经》告戒我们人不应忘记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无数优美的古诗词拉近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感受他们的快乐和忧愁,体会他们的悲愤和激昂,从而加深我们的文化底蕴,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能力。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新文化也在不断出现,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并未了解的文化,应丢弃戒备之心,尝试接纳和吸收其中的精华,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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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9:05: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30 11:43 编辑

为什么各国科学家都关心中国古代天文学

  中国的天文学,从殷商时代开始,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观测、宇宙理论、天文仪器和历法等方面,对世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有许多天象记录都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这些珍贵的史料,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现今举世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纪事就在我们中国。《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公元前28年的一天,“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据日中央”,把黑子出现的时间和位置都讲得一清二楚。我国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余年中,有关黑子的记载多达100余次。欧洲最早的黑子纪事是在公元807年8月,当时还误以为水星凌日现象。欧洲人正式确认太阳上有黑子,是在伽利略于1609年发明天文望远镜以后。因此,要研究过去太阳黑子活动的情况,必须借助中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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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很早就有关于彗星的纪事,例如古书《春秋》中记录了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彗星:“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这也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从那时起到今天,哈雷彗星一共出现32次,每次出现,我国都有详细记录。我国历代对各种彗星的记载,至清末多达500次以上。世界上许多学者常常借我国的彗星记录研究彗星的运动周期和回归等问题。法国人日耳代在二十世纪50年代研究了包括1482颗彗星的《彗星轨道总表》,最后断定:“彗星记载最好的,当推中国”。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到现在仍然焕发着它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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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春秋时代开始,中国就有完整的日食记录,其中载入正史的日食记录共有916条。古代日食记录很可能保存着古人发现太阳外层大气的宝贵信息。不少学者利用日食时对太阳外层大气发光情况的记载,推测当时太阳活动的盛衰。还有人利用古代日食记录,探讨地球自传的不均匀性,以及研究上古年代和古代历法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祖先留下的日食记录确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古代的流星观测记录多达数百次。古书《春秋》记载了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有的流星记载非常详细,包括出现和消失的时刻、持续的时间、流星的数目、颜色、亮度、方位和声响等。这些记载为研究流星群的周期、运行轨道的变迁、查明流星群和彗星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自商代到17世纪末,我国史书|记载了30颗左右的新星和超新星,其中大约有12颗是超新星,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以1054年出现于金牛座ζ星(中国名“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记录最为著名。后来科学家证实金牛座中的蟹状星云正是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二十世纪30年代射电天文学诞生以来,世界上有不少学者为了寻找银河系中的射电源和历史上超新星爆发的关系,纷纷对我国的新星和超新星记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结果证明,我国古代的12次超新星记录,至少有7次与今天观测到的射电源有关。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对现代天文学的又一项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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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介绍的只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方面,即丰富的天象记事及其对现代天文学的贡献。但仅此一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国科学家都如此关心中国古代天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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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9: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29 09:59 编辑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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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是人类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
  保护还是遗弃中医药文化遗产这个重大问题一直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1929年,当时西医派代表人物余岩、褚民谊等人就提出,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的目的。
  同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企图扼杀中医中药,遭到了当时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使国|民|党当局被迫取消。时至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中药仍然如同璀璨的明珠大放异彩。在全球抗击SARS期间,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让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中华瑰宝,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关注。
  新中国建立后,就保护中医药发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保护和提高,中医、西医结合同时发展,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坚持中西医药并重的方向。
  一、中医药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在长期实践中产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客观存在的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原始群”时代,人类为了同疾病作斗争,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治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进入氏族公社以后,狩猎和捕鱼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又发现一些动物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这样,又使人类认识了一些动物药。到了氏族公社后期,原始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人类定居下来后,在栽培植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农作物和周围植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尝试,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古人所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药食同源”就是中医药早期产生的概括。夏代有了酒,商代发明了汤液,开始了中药的应用。
  周代,出现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又把中药的应用推进了一步。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记载药物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医药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秦汉时期,产生了药物学专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东汉末年的著名医药学家华佗,创制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两晋、南北朝出现了成药和总结药材加工炮制技术的专著,构成了中药的三大部分(药材、饮片和成药)的雏型。唐、宋、元时期,国家组织编订了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向全国颁行。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不断得到丰富,产生了《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专著,使中医药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中医药科学理论体系,不同于西医学和其他科学,有其自己独有的特色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中西医在科学范畴上有所不同。西医属于自然科学。中医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社会科学,是兼而有之的一门科学。中医是以哲学、宇宙观、生命观为基础,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望、闻、问、切”,重视“脉象”的变化;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复方配伍、加工炮制等特点。
  --中西医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同之处。它们同属一个领域,都是把人类健康和疾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中西医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不同。西医是用解剖学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涉及到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中医: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研究人的脏、腑与天的五气四时、人的五腑与地的五味、人体的七情与健康、人体疾病与针灸按摩、人体疾病与天然药物、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人体的生理机能,生命物质的适中、和谐、通畅的重要性;研究四诊在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复杂化学成分的药物如何配伍、如何减毒增效;研究如何通过辨别证候进行立法处方选药、如何调整药物等。
  中西医在思维方式方面截然不同。西医使用对象性思维方式。即将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内)作为一种外在的对象进行研究,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相互对立(即主体和客体呈二元性)。在认识过程中,对对象进行分解、定义,形成概念,进而应用逻辑性推理,形成理论体系。中医使用的是非对象性思维方式。即对事物的看法,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离开来,认为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天人合一,主体与客体呈同一性。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推动中西医各自发展过程中,是前进路上的两条跑道,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各走自己的路。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无论是对象性思维方式,还是非对象性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文明的硕果,同属科学的范围。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辅相成。任何以一种方式取代或取消另一种方式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三、中医药有西医药不可替代的优势
  1.在现代防治疾病和保健模式中,西医药在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医药却占有很大的优势
  随着医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健康致病的变化,以及养生保健的需要,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二是人类正在呼唤大自然,使得防治药物由化学药物向天然药物转变;三是由单一的药物防治向“精神与药物结合”防治模式转变;四是由单一的药物和手术的防治模式向综合的药物和手术防治加非药物和非手术防治模式转变。在这些防治疾病模式转变中,由于化学药物毒副作用较多,耐药性越来越严重,加上疾病谱的变化及药源性疾病不断产生,尤其是人们健康理念的变化,使用中药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环境的污染,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亚健康人群的增长,使西医药在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方面的一些领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据调查,有49%的疾病,用西医药无法治疗;20%左右疾病中,因使用化学药出现副作用而停药;服用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使疾病得不到治疗效果,而且还导致药源性疾病的产生。中医药在现代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中占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中药来源于自然药物,有“药食同源”的根基,毒副作用相对较小,无耐药性;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方面拥有系统理论和多种有效方法;可研制开发具有延缓衰老、免疫调节、抗疲劳、抗氧化、美容、辅助降“三高”、调节肠道菌群、促进生长发育、改善亚健康等多种功能的保健食品;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发现对人体有多环节、多层次、多通道、多靶点、多效应的整体作用,符合现代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的作用理论,在临床上为一药多样,异病同治的奇异效果;中药作为天然产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可作为营养补充剂以增强人体体能;中医还具有独有的针灸、气功、按摩、刮痧、拔火罐、火疗等非药物非手术疗法;中医还具有一整套的精神治疗、精神保健和精神养生的法则,等等。
  2.人们把防治疑难杂症、慢性病和烈性传染病,寄希望于中医药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性综合征、血液病、皮肤病、老年病等方面取得于满意的效果。特别在治疗艾滋病、解毒脱瘾方面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SARS在全球大流行期间,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震惊了世界。
  针灸是中医中的一支奇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并在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研究结果表明,针灸可治疗461种病(其中西医病名338种,西医症状名73种,中医病症名50种),都是疑难杂症和慢性病。治疗病症涉及到肌肉骨骼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精神行为障碍,以及皮肤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脑卒中、面瘫、腹泻、慢性结肠炎、慢性前列腺炎、不孕症、睡眠障碍、痴呆症、荨麻疹和神经性皮炎等适应症都有较好的效果。总体来说,针灸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疗效要好于西医。
  3.中医具有“简、便、廉、验”的大众化特色,为人人享受医疗卫生保健权益提供了保障
  中医诊断的主要手段是“望、闻、问、切”,无需使用任何检验设备,不仅方法简便、诊断确切、疗效好,而且费用低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我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有使用中药的群众基础。提倡中医药治疗,不仅是解决我国当前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的一项有力的措施,而且为人人享受医疗卫生保健权益提供了保障。
  4.中药复方在应用上品种繁多,资源丰富,完全可以对付数以万千疾病的防治
  据统计,中草药有12807种,其中植物药11146种,动物药1581种,矿物药80种,中成药5000多种,方剂100多万个。人类疾病数以万计,而治疗药物、方剂数量更多,完全可以对付数以万计疾病的防治。而化学药(西药)仅我国来说,只生产24大类1300多种原料、3000多种剂型。就数量而言是无法与中药抗衡的。
  5.中药为新药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来源
  中药是天然产物,含有多种化学物质,一般来说,疗效比较肯定。从其中开发新药,命中率高,风险性小,投资少,开发周期短。与经典的化学、生物学方法比较,开发新药要合算得多。我国运用从中药中开发新药的途径,研制上市了98种新药(较早统计数字),如青蒿素、杜鹃素、菜素、大蒜新素、鹊草酚、鞣酸小碟碱、鱼腥草素钠、紫杉醇等,现在许多国家(包括东瀛、德国、米国)也把开发新药的途径转移到天然植物。
  6.中药是保健品、保健食品开发的源泉
  丰富的中药资源,既是美味佳肴,又是滋补珍品。仅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上市的保健品就有1776种,其中国产1666种,进口112种。从保健功能看,涉及到许多疾病的防治,特别是中老年养生保健应用更广。近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产品数量又有很大的增加。随着中药保健品、保健食品的发展,其保健功能也会不断增加,科技含量和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此外,中医药还具有防重于治“治未病”的特色、证治中循经辩治的特色、疑难病证治中“扶正祛邪”的特色、以毒攻毒免疫的特色,以及“仁心仁术”的伦理追求和“恬淡虚无”,阴平阳秘的健康理念等。
  四、中医药典籍浩瀚,集中汇集了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国文明史中留存下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中医药典籍是中医药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一,清末以前的中医药典籍和文献近8000种,其中有中药内容的占700种。在这些典籍中,现存的21种更为重要。如战国时期的《内经》(中医理论典籍,非一人一时之作),汉代张机的《伤寒杂病论》(中医临床医学典籍)、《金匮要略》(杂病学典籍),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药物学典籍,非一人一时之作),汉代华佗的《五禽戏》(医疗体育专籍),汉代淳于意的《诊籍》(医案学专著),汉代的《黄帝岐伯按摩卷》(按摩学专著,现已失传),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针灸学专著),晋代王叔和的《脉经》(脉学专著),南朝时期雷学攵的《雷公炮炙论》(制药学专著),北齐时期徐之才的《明案实录》(法医学专著),南齐时期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外科学专著),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内经》注解本)、《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明堂图,原作者不详),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病源学专著),唐代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最古本),唐代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科学专著),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国家药典),唐代咎殷的《经效产宝》(产科专著),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临床分科专著)。
  --列为世界上第一批中医药典藉的有10种。如《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脉经》,《针灸甲乙经》,《雷公炮炙论》,《新修本草》,以及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国家组织编制的药局方),宋代的《小儿药证直识》(以原本形成并保存下来的儿科专著),《洗冤集录》(法医学专著),元代的《敖氏伤寒金镜录》(舌诊专著)。
  值得一提是明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经过30年时间写成150万字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分为16部62类,载药1892种,附方1.11万个,附图1000多幅。出版后的300多年间,国内刊印版本80余种。出版后译成拉丁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各种版本,对世界的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农学等自然科学和天文学及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的医药学家赵学敏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其中761种为《本草纲目》尚未记载的。书中记载了失传的17世纪《白猿经》制射网膏法,用草鸟为原料,反复提炼,最后得到冰状结晶。这是我国提取生物碱(鸟头碱)的最早记载。
  这些医药学典籍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中医药实践的科学总结,是记录我国医药发展成就的标记和阶梯,是传播我国古代文明和科学文化的载体和教科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文明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医药杰出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医药学家,他们的卓越成就是推动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标记
  据《中药辞海》收载,为我国中医药发展做出成绩的古代(清代以前)中医药学家有625人,其中杰出代表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他首创“六不治”之说,最早使用“望、闻、问、切”传统诊病方法,是使用方剂和脉诊的首创者。东汉末年的华佗,首创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用于腹部外科手术,是我国麻醉学的先驱和外科学的奠基人。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又名张机),他致力于内科杂病之研究,尤注重于伤寒病证治,疗效显著,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世界上第一部和我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专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感热病学专著。由于他医术高超和著作医书颇丰,世人称他为“医圣”。东晋时期的葛洪是我国炼丹术之先驱,著有《肘后备急方》。
  南朝时期的雷学攵是我国制药学的奠基人,著有《雷学攵炮灸论》,为我国第一部制药学专著。东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著有《神农本草经集注》,此书对魏晋以来300年间药学的发展作了全面总结,是集南北朝梁以前药学之大成;他对养生颇有研究,著有《养生延命录》。唐代的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方》,是集唐代以前医药之大成,对我国方剂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世人称他为“药王”。明代李时珍的传世之作《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影响了中国和全世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这些医药学家,已载入史册。没有这些医药学家的创造成就,就没有中医药学;没有这些医药学家为我国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强盛。
  我们现在正在步入一个伟大的时代,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随着医药学的发展,特别是治疗观和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和传统医学之间的距离会逐渐接近。在许多方面,西医要向中医借鉴,中医也要向西医学习,甚至它们在某些方面走向一统化。但西医不可能代替中医,中医也不可能融合西医。只有“坚持中西医药并重”的方向,才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唯一选择和遵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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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9:22: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29 14:42 编辑

直角坐标和空间坐标系统
  在平面内画两条互相垂直,并且有公共原点的数轴。其中横轴为x轴,纵轴为y轴。这样我们就说在平面上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简称直角坐标系。
  以空间一点o为原点,建立三条两两垂直的数轴;x轴,y轴,z轴,这时建立了空间直角坐标系oxyz,其中点o叫做坐标原点,三条轴统称为坐标轴,由坐标轴确定的平面叫坐标平面。过空间定点o作三条互相垂直的数轴,它们都以o为原点,具有相同的单位长度,这三条数轴分别称为x轴(横轴)、y轴(纵轴)、z轴(竖轴),统称为坐标轴。
  在欧洲,坐标系统由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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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有一天,笛卡尔生病卧床,病情很重,尽管如此他还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几何图形是直观的,而代数方程是比较抽象的,能不能把几何图形与代数方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能不能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方程呢?要想达到此目的,关键是如何把组成几何图形的点和满足方程的每一组“数”挂上钩,他苦苦思索,拼命琢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点”和“数”联系起来。突然,他看见屋顶角上的一只蜘蛛,拉着丝垂了下来,一会功夫,蜘蛛又顺着丝爬上去,在上边左右拉丝。蜘蛛的这番“表演”使笛卡尔的思路豁然开朗。他想,可以把蜘蛛看做一个点,它在屋子里可以上、下、左、右运动,能不能把蜘蛛的每个位置用一组数确定下来呢?他又想,屋子里相邻的两面墙与地面交出了三条线,如果把地面上的墙角作为起点,把交出来的三条线作为三根数轴,那么空间中任意一点的位置就可以用这三根数轴上找到有顺序的三个数。而反过来,任意给一组三个有顺序的数也可以在空间中找出一点P与之对应,同样的道理,用一组数(x、y)可以表示平面上的一个点,平面上的一个点也可以有用一组两个有顺序的数来表示,这就是坐标系的雏形。
  笛卡尔坐标系就是直角坐标系和斜角坐标系的统称。相交于原点的x、y两条数轴,构成了平面放射坐标系。如两条数轴上的度量单位相等,则称此放射坐标系为笛卡尔坐标系。两条数轴互相垂直的笛卡尔坐标系,称为“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否则称为“笛卡尔斜角坐标系”。两种坐标可以相互转换。
  相交于原点的x、y、z三条不共面的数轴构成空间的放射坐标系。三条数轴上度量单位相等的放射坐标系被称为“空间笛卡尔坐标系”。这便是笛卡尔坐标系平面向空间的推广,它表示了点在空间中的位置。
  三条数轴互相垂直的笛卡尔坐标系被称为“空间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否则被称为空间“笛卡尔斜角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的创建,在代数和几何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它使几何概念用数来表示,几何图形也可以用代数形式来表示。由此笛卡尔在创立直角坐标系的基础上,创造了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几何图形的数学分支——解析几何,他大胆设想:如果把几何图形看成是动点的运动轨迹,就可以把几何图形看成是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点组成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把圆看作是动点到定点距离相等的点的轨迹,如果我们再把点看作是组成几何图形的基本元素,把数看作是组成方程的解,于是代数和几何就这样合为一家人了。笛卡尔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而且,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笛卡尔据说是从蜘蛛结网想到坐标系的,而蜘蛛网织出来就像一个八卦,被人比作八卦阵。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181-234)创设的一种叫做“八阵图”的阵法,御敌时以乱石堆成石阵,按遁甲分成生、伤、休、杜、景、死、惊、开八门,变化万端,可挡十万精兵。所以这样一来人们还把蜘蛛比作诸葛亮,进了八卦阵就跑不了,跟进了蜘蛛网的跑不了是一样的。蜘蛛恰好长有八条腿,与八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让人们不能不惊叹大自然的造化。蜘蛛在中国民间被形容为: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起八卦阵,专等飞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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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卡尔的坐标系诞生于十七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明末清初),而中国早在远古的伏羲女娲时期,就已经有了八卦时空理念。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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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角坐标系和空间坐标系在基本原理上和中国古代的四象八卦体系基本一致。早在欧洲近代数学传入中国时,当时的中国数学家对此就已经心知肚明,故用“四个象限”和“八个卦限”来命名这些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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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原来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有象征性的记事符号。八卦的基本符号只有两种,这两种符号称为“两爻”,用一条横线“—”来代表“阳”;用两条点线“--”来代表“阴”。用这两种符号,每三个组成一组,可以组成八种形式来,这就叫“八卦”。这八种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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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数也是笛卡尔发现的。中国古代好像没有虚数概念,但“虚实”思维早就有了,比如围棋,子为实、气为虚,虚实结合,好比精神和物质,缺一不可,否则无法在棋盘上存在。此外,太极、两爻、四象、八卦较为直观,属于实数范畴。而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等就较为抽象,这就可能要归属虚数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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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王姬昌把六十四卦看成是八卦两两相叠而成,这本身就含着一种理解。这是两个三爻之单卦的复合。一内卦,一外卦,一下卦,一上卦,可分别说明事物的内外、上下、先后、主次、本末、实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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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看到,六十四卦对阴阳复杂结构越来越深入的区分、归纳,是遵循二进位制的。可以说,世界原本是二进位制的。世界就运动而言,既是象的演化,同时又是数的“演算”。这演算,也是二进位制的。六十四卦,从“数”上讲,已是阴阳之“二”的六次方了。六十四卦,无疑是把世界事物归纳成了六十四类相同象。因为它已是更复杂的阴阳结构体系的概括,所以,它所对应的“象”也 更复杂了,是复合象,而不是简单象了。然而,仅仅有六十四卦,还不足以区分、概括世界万物复杂的阴阳结构体系。所以就有了变爻。有了本卦、之卦(变卦)。这是把六十四卦两两相联起来,对应和概括万物。就有了六十四的平方,共四千零九十六种类型了。卦与卦之间,卦之内,卦象、爻象的生动变化,说到底反映着宇宙中万物自身的阴阳结构与运动。是宇宙间万物象数的运动。这首先是宇宙自身演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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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09:44: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29 09:48 编辑

八卦与计算机
  1673年秋天,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为探索计算机的原理,正在苦思冥想。就在这个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位朋友从中国捎来的信。发信人是当时在清朝康熙皇帝身边任事的传教主白晋(鲍威特)。莱布尼茨拆开信封,从信封里掉出一张图来,上面画的是一张中国古老的《八卦图》。原来,当时一位叫鲍威特的法国传教士从康熙皇帝的身边来,带给莱布尼茨中国的《易经》。莱布尼茨意外地发现古老的《易经》与二进制具有对等关系,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一文中说道:“我不可思议地发现,因阅读3000余年以前伏羲的古代文字发现了秘密。”这位数学家看了这张奇怪的八卦图忽然开了窍,想到了他在构思的二进位制,很快就造出了一台前所未有的乘法计算机。莱布尼茨对中国文明深怀敬意,在他的眼中,“阴”与“阳”基本上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他曾断言说:“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在德国图林根,著名的郭塔王宫图书馆(Schlossbibliothek zu Gotha)内仍保存一份莱氏的手稿,标题上这么写着“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
  1674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改进了原有的计算机,使之成为一种能够进行连续运算的机器,并且后来还提出了“二进制”数的概念。(据说这个概念来源于中国的八卦,还有人说莱布尼兹先有了发明二进制的思路,后来才看到传教士带回的宋代学者重新编排的《周易》八卦,并发现八卦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来解释)。
  1678年,莱布尼兹制成的计算机,进一步解决了十进制数的乘、除等运算。
  莱布尼茨根据二进制原理,制造出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大家知道,现代电子计算机,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二进制对计算机的重要性,不亚于TCP/IP对互联网的重要性。所以说,《易经》乃是计算机的“老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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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布尼茨得知康熙皇帝(1654-1722)是少有的数学爱好者,精通几何代数,就把他发明的计算机复制了一套,送给康熙。
  莱布尼茨特地给康熙皇帝写了一封信,附去一篇研究八卦的数学论文,还赠给康熙皇帝一台乘法计算机的复制品。希望中国人知道用《易经》还可以造计算机。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个皇帝却把这个创造性的发明当作一个玩具,拨弄了一阵之后,就送进了库房。康熙皇帝只是把莱布尼茨的发明装在红木盒子里,当作贡物收藏在深宫之中。这就是故宫博物院馆藏的计算机,这可是故宫里面最有价值的“玩具”了。莱布尼茨根据二进制原理,制造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器,献给中国的皇帝,谁知竟如此不受待见。莱布尼茨加入中国籍的愿望也未实现。如果康熙皇帝有今天英特尔公司的眼光,利用莱布尼茨的成果,开发新型计算工具,也许今天的中国,就不用去那么辛苦地购买大洋彼岸的IBM了。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重视像计算机这样的先进技术,早晚是要吃大亏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就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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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记事到计数
  在过去的社会,八卦曾被当作一种迷信的工具,实际上它包含了巧妙的计数原理。如果我们用“0”来代表“阴”,用“1”来代表“阳”,那么八卦就可以写成下面八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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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八种形式就代表二进制计数的八个数字。现代数学计算机就是这样计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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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和八卦未必能够用来解决四色定理或寻找第十大行星,但是,17世纪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相传是从传至欧洲的一个八卦仪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
  ★二进位制和计算机
  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一般采用十进位制的记数方法。十进位制中有0至9十个数字。满十进一位,满百进两位,这叫作“逢十进一”。而八卦只有“--”和“—”两种符号,也就是它只能代表两位数字,上面我们用“0”和“1”来表示,所以八卦采用的是二进位制,满二进一位,满四进两位,这就叫做“逢二进一”。
  现在我们用二进位制来作计算。
  在十进位制中,1+1=2,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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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二进位制中,因为满二就要进一位,所以1+1=10(应该读做“一零”,而不能读成“十”)。满四就要进两位,所以10+10=100(应该读做一零零,不能读成一百)……
  这样八卦里的八种数字000、001、010、011、100、101、110、111就分别相当于十进位制中的0、1、2、3、4、5、6、7这八个数字。
  现代电子计算机就是采用二进位制来进行计算的。为什么放着我们用惯了的十进位制不用,偏要去用二进位制呢?这是因为电子计算机是用开关、晶体管等电气、电子元件所组成的。像电气开关和晶体管逻辑开关等部件,都只存在两种状态:“开”或“关”。如果我们用“开”来表示“1”,用“关”来表示“0”。这样就可以用电子线路来解决1与0两个数字的计算问题。
  许多人都不知道,我国古老的“八卦”和现代电子计算机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至少在春秋时期,八卦的图形就已流传开来。
  八卦和六十四卦用阴阳二爻代表世间万物,可谓是最早的数码语言,其简洁性的结果和丰富多变的结构,让人想起当代计算机的二进制“机器语言”,如今的计算机就用二进制数码描述数字、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与八卦思想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真令人惊叹,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更进一步地讲,二进制具有加减乘除运算,具有与其他进制的换算,而阴阳八卦并没有什么加减乘除与其他进制的换算。因此,它们仅仅具有表面的相似,本质上是不同的。确切地讲,八卦是空间坐标体系,与二进制有些区别。
  无论如何,古人的智慧在今天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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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中华文化是植根于这些古老的如《易经》的阴阳哲学上的,源远流长,流传至今。但由于受到了现代西方科技的冲击,有人几乎抛弃了这些古老的东西,认为是什么“伪科学”,甚至是“迷信”。
  可我们也应该看到,几乎所有的西方大科学家,同时都是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的,这些信仰并不妨碍他们的科学思想。
  中华的古老文化与现代科学也并不是完全排斥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不会用针灸就说针灸是假的,不能因为现代人不会武功就说武功是假的,不能因为现代人不懂气功就说气功是假的,不能因为现代人不会用中医就说中医是假的,不能因为现代人不会用“八卦”来推演,就说什么“八卦”是假的。那可都是经过中国人几千年验证并流传的东西。
  这样想起来,让人既觉得骄傲,又感到悲哀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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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10:1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7-29 12:47 编辑

四象
  四象,又称四灵,代表四个方向或四个象限。四象(或作四相)是指地火水风土,两仪生四象,两仪指的是阴阳,而阴阳衍生出五行地火水风土。四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
  我国古代还将五岳(五大名山),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与四象五行联系了起来,反映出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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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的来源是天象。古人在观察星空时,把春分傍晚东、北、西、南四方每一方的星宿想象为四种动物形象,叫作四象。四象用来划分天上的星星,也称四神、四灵。
  中国古星图以“三垣二十八宿”为主体。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每个组合给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有31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三垣二十八宿。
  三垣是北天的主要星区,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为中垣,属于北天中央附近的天区的星,包括北天极周围的星官,大体相当于拱极星区。代表皇宫和王朝的核心集团,代表如皇帝、侍卫、仪仗等。这些星官从来不落入地平线,好像整个星空都在围绕着它们转动。太微为上垣,就是政府的意思,大多是朝廷官员,比如三公、九卿、诸侯、将相、虎贲等。天市为下垣,代表古代集贸市场和管理机构,如斗、车肆、屠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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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在天空中的运行,在黄道带与赤道带的两侧绕天一周,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与三垣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古代划分天区标志。
  在3000年前或更早,我们的祖先已经注意到,月球大约以28天为周期在天空中运行一周(月亮实际绕地球运转一周,需要27.3天)。于是古代的天文工作者们按月亮所经过的路线,把月球经常走过的星空分成28区,在黄道与天赤道附近,自西东挑选出28个星宿作为标志,而划分28段,让月亮每天走过一段,这28个目标就被称为“二十八宿”。古人称作“二十八宿”,意思是月球每天的“宿舍”。二十八宿是日、月、行星出没的黄道带。二十八宿又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古代观天者还把这二十八宿分成四组,组成动物形象,每七宿合成一象,共分为四组,分别以东西南北四个地平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及龙鸟虎龟几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在二十八宿中,东方青龙,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因为这些星宿组成的形状很像一条龙,所以就叫青龙,为东方之神。南方朱雀,则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组成的形状如雀鸟像。西方朱雀,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组成的形状像头猛虎。北方玄武,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组成的形状如龟蛇缠绕之像,又有一说是龟蛇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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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象,也称“四灵”。是我国古代用来表示天空东南西北四大星象的四组动物。将二十八宿按一定次序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个地平方位、四种颜色、四组动物形象相匹配,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即东方青龙(亦称苍龙),南方朱雀,红色;青色;西方白虎,白色;北方玄武(亦称龟蛇),黑色。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合称四方四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四象的代表物,青龙代表木,白虎代表金,朱雀代表火,玄武代表水,它们也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灵分别代表着四个方向,东方青龙为甲乙木青色,南方朱雀为丙丁火赤色,西方白虎为庚辛金白色,北方玄武为壬癸水黑色。四象在春秋易传的天文阴阳学说中,是指四季天然气象。分别称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
  受中国文化影响,四象的概念在古代的东瀛和朝鲜等国也极度受重视,这些国家常常以四圣、四圣兽称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来受到东瀛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习惯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中国历来对此四象并没有四圣的说法,一般所指的四圣乃伏羲、文王、周公和孔子等四个圣人。
  四象也指风、雨、雷、电,四种自然天候气象。
  中国传统方位是以南方在上方,和现代以北方在上方不同,所以描述四象方位,又会说左青龙(东)、右白虎(西)、前朱雀(南)、后玄武(北)来表示,并与五行学在方位(东木西金,北水南火)上相呼应。
  三垣居于天区中间,即中央勾陈,原为黄龙,后因与东方青龙重复,改成麒麟,为戊己土黄*色。麒麟与四象合称“五大神兽”。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掌四方,勾陈居中央。如此四象与五行便结合了起来。
  五行和天干相配,在方位上形成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年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谓之天干,或谓十天干。其阴阳之分,以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
  甲乙同属木,甲为阳木,属栋梁之木;乙为阴木,属花草之木。
  丙丁同属火,丙为阳火,属于太阳之火;丁为阴火属灯烛之火。
  戊已同属土,戊为阳土,属城墙之土;己为阴土,属田园之土。
  庚辛同属金,庚为阳金,属于斧钺之金;辛为阴金,属于首饰之金。
  壬癸同属水,壬为阳水,属于江河之水;癸为阴水,属于雨露之水。
  甲乙东方木,属春;丙丁南方火,属夏;戊己中央土,属长夏;庚辛西方金,属秋;壬癸北方水,属冬。
  四象五行与数学中的直角坐标有着严密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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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29 11:44:1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蛋老兄很有意思,贴的这些东西我都看过,反驳这些东西的文章我也看过不少,在别的论坛上已经和别人打过不少嘴仗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不是看几篇文章就能改得了的,您有什么想法,直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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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11:52: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数学、兵法、医学……,还有很多灿烂悠久的文化,值得大力弘扬。
向国外学习是对的,但妄自菲薄就不可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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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7 16:53:06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要求的太高了,国学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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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7 20:4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是与外国学相对而存在的,如没有外国学则没有国学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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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7 21: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不仅仅是文人达士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字不识者移风易俗的变革对象,河山因此而风华卓绝,人物以载体而能接古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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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11 16:2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学 发表于 2014-8-7 16:53
国学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要求的太高了,国学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的。

老兄的观点我十分同意,可是现实中与人辩论时常常被人说一句:中国古人有.....比方说数学,就是说古人能算圆周率,能解三次方程等等,好像只要搬出古人,就能证明中国在某个领域很牛一样,还不好反驳。
另外,国学不是万能,但也不是无能,当前倒是有个工作可做,就是厘清国学中有哪些领域值得发展,有哪些领域不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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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3 01:25: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4-8-13 15:45 编辑
gatling 发表于 2014-8-11 16:24
老兄的观点我十分同意,可是现实中与人辩论时常常被人说一句:中国古人有.....比方说数学,就是说古人能算 ...

牛不好么?有什么要反驳的。
“哪些领域值得发展,有哪些领域不好发展。”这个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弄清楚的,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几代人的探索才行。这可不是一个人就能说清楚的,除非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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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6 09:40: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展现国学话语特色


“国学”是指以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形成的国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学是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国哲学是国学的脉络骨架,是软实力中的硬道理,是培养国人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才能的必由之路。 国学中侧重于认识论的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是古老的《易学》,侧重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则是道德学说,易学的阴阳、三才、八卦是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而道德学说的道德仁义礼法兵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易学与解决问题的道德学说,二者相辅相成,以道德仁义礼法兵为经,以易学三才分析为纬,经纬结合共同构成了鲜明的国学特色。


(一):中国哲学的总基础


中国哲学的总基础是什么呢?是古老的《易学》原理,哲学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古老的易学就是侧重分析问题的顶级方法,是认识论的顶点。
认识论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古《易》的实质,简单讲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两种规律。一种方法,就是全局和重点兼顾的“三才”分析法 。“三才”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统称,比如一粒种子,怎样才能完成发芽、生长、繁殖、老化的全部过程的呢?一粒种子能否发芽生长,不仅取决于种子本身的质量(人和),还要看土壤营养的情况(地利),更要适合节气的温湿程度(天时),三者条件具备,才是 种子正常生长充分条件。再比如要开一个小卖部的话,就要先考虑政策(天时)、铺面位置(地利)以及自己的专业(人和)三方面的条件,这样才是周全的考虑方法。再比如治理国家要综合考量政权政策、国土资源、民心向背等问题,三才和谐才会国泰民安,其实这和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综合考核管理思路是相通的。
古《易》的基础是阴阳五行,阴阳的理解,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整体,阴阳这两种因素此消彼长循环往复,这个动态过程用矛盾的原理解释,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的动态转换,动态转换中主次方面的转换,而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量变、质变的转换。如果用易学阴阳的原理解释的话,就是“太阳、少阳,少阴、太阴”等四象之间的转换。古《易》是追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运动规律的学说,因为事物所表现出来性状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呈现出来的。三才是综合了三个矛盾的动态分析之后的综合分析。
那为什么会有先天、后天两种不同的卦序呢?三爻卦的八卦中的每一卦是相对独*立的卦体,所以才会有先后天两种不同的卦序。六十四卦是由八个子卦一组共有八组的细化,所以八卦是六十四卦的母卦。三才“天时、地利、人和”是对一个事物内部的三个方面的综合分析,三个方面中每一“才”的 情况不同,代表事物的阶段不同,那万事万物共有多少种情况呢?八种!这就是八卦的涵盖能力,也就是三才的涵盖能力。那不同的事物规律又有多少种呢?古《易》告诉我们有两种,就是先天八卦所阐述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后天八卦所阐述的兴衰成败的事业规律或腐*败规律。

“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研究三者的关系,这就是古老文明体系的内部联系。一切学识的横断面的分析方法,不出“三才”的框架;而纵向整体的规律,又逃不出“两个规律”的根本轨迹, 古老的《易学》原理的三才分析法,是中国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河图洛书到伏羲先天八卦、文王后天八卦是认识论的发展过程,是分析问题的顶级方法,是百家争鸣的思想源泉,不愧为诸经之首。可以看出古《易》不仅涵盖了《矛盾》的哲学性、科学性的特点,而且更具整体性、规律性和前瞻性,可以说是认识论哲学的顶层理论。




(二):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总思路


百家学说的实质,都是在“修齐治平”的大框架内提供参考。 道德学说的道德仁义礼法兵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总方法,百家学说都可以在这个总方法中找到相应位置。所以总结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特色,不以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历史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管理实践信息的类型来归类。
《道德经》讲: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1:道


道家老子《道德经》的“道”有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本体论的道,是非常道的道;二是万物表现出来的运转规律通常也称为道,实际上是德,也有道德合称的;三是常道,也就是我们学习自然规律后总结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的原则,《道德经》中属于法道的层次,也就是道德仁义礼法兵的不同层次, 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构成。。
本体论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从本体论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句话就是区分了“道”与“德”了,“最终本性”是“道”,“一切实在”就是“德”,2500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洞悉了世界本源的最终本质了,登上了最高哲学殿堂了。




2:德


道学的道,是本质的力量,有“夷、希、微”三个特点;德,是道的表现和认识渠道,恍惚、有无、玄德、玄同、不道等五德。比如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力是“道”,那表现出来的渠道就是“德”。那我们办事原则是以谁为本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道德”之间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就是说“道”是内在的本质,而“德”是“道”的表现。我们说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按“道”的规律办事,而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检验来逐步完善。也就是说要看按“道”的规律办事的效果来检验,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德”。比如,自然界的天道表现在天时的转换,人道在民心的向背。塑料大棚就是我们利用天道的规律为我们办事的例子,这个方法就是“道”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的“效果”如何,其实指的就是“德”的如何。比如,我们说的把握民心就是以“道”的方法办事,这个具体方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效果如何要看实践的检验来定。可以看出,以德为本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是经过检验之后的“道”,因此用于治国的把握性更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更好的获得长治久安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道德经》的精确性有个认识。


儒家的道德,儒家的“道”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根本是“孝”,在此基础上有“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处世之道,而加强自己的涵养是“德”的内容,比如“温、良、恭、俭、让”,积极主动的推行上面的思想,是“仁”,而“六艺”只是生存的必要技能而已。也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六艺”的内容,以推广孝道为根本,以深厚的修养为基础,能担当有责任心,还有必要的技能为辅助,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孔子的“道德”和老子的“道德”的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儒家将“方法*论体系”转化为了“评价体系”。认为自然万物之所以会生机勃勃的原因,是由于自然万物的运作管理方式,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而方法则是“仁义礼法”的内容。将这种方法的效果发挥到极致的程度,达到博爱、大同的程度,认为是“近乎道”。依次,再进一步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人品好坏、行为美丑、技艺精粗、修养高低等都以达到“尽善尽美、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程度,为“近乎道”。也有庖丁解牛、曲木为轮的典故,将“方法转化为标尺”也是后世道学发展迟滞的根源。

最后,探讨一下现在的“道德”内涵,现在的“道德”已经进一步缩小到人品、行为的是非范围了。书法练的再好,技艺再娴熟,即使获得“近乎道”的评价,也和“道德”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了。


《中庸》和《大学》的“道、德”观念,逐步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道德”观,成为了一种评价个人修养或者技能高低的标准。涵养成了道德的主题,而某项技能达到了反朴归真、浑然天成的境界,则称赞为“技近于道”。我们当今的道德观,和孔子儒学的道德观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和道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道德观就更远了,这也是我们理解《道德经》 的障碍之一吧。

总体说的话, 两家的区别在于,道家更注重方法的培养,而儒家更注重素质的培养。道学培养朴实的能人,儒家培养安分的好人。好人光有好心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正确的方法;以身作则固然重要,但是要在正确方针的大前提下才行。道家更多的是从天道、地道、人道的功能互补角度看问题来说明三者的顺序,所以可以更接近平等的观念;儒家更多的是从天地人的表面顺序来阐释不同的分工等问题,所以才会接近等级观念。


3:仁
仁者,爱也,慈恩也。指以爱民如子的心态,来实施管理理念,称为仁政。仁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孔子讲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即讲:“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污辱,宽厚就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快、敏捷便会有高的工作效率,布施恩惠便能容易使唤别人。”能用此五项内容来管理天下,就是仁了。这是治理天下的“仁”,而治理天下用“仁”的效果较好的情形是子贡问的情况:“如果能够广泛地施予恩惠而帮助民众,怎么样?可以算作仁者吗?”孔子回答:“何止是仁者,一定要讲的话,那就几乎是圣者了!就是尧舜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仁者,自己想有所成就的同时也使别人有成就;自己诸事通顺的同时也使别人通顺。能从身边的事例推广出去,可算是仁者里面得到根本的。”

一般的人在平常生活中,如何用“仁”来指导自己呢?孔子讲:“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仁的基础;具备刚强、果断、质朴、说话谨慎四种品质的人近于有“仁”;仁者做事在前,论*功在后,平日容貌态度端正庄严,工作严肃认真,对待别人忠诚恳切,这几种品德要不分对象加以执守,而出门时要像去见贵宾一样庄重,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大祀典一般严肃,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于人。在诸候国中没有怨恨自己的人,在卿大夫封地也没有怨恨自己的人。”这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仁”,而巧言令色,则是缺少不具备“仁”的特点。



4:义
义者,利也。符合道德规范,采取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行为,就称为义。所以,义也有正义、正路、道义、公义的讲*法,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信守承诺接近于义,因为他说的话都是可以检验证实的。”而平常讲的“见利忘义”,则指被利益蒙住了眼,而忘了人心、公理等约束。所以,义以制心,可以权衡真妄,较量得失,可以作为裁判是非的标准,也是对世道人心的尊重,可以匡救人道的失落。因此,孔子讲:“君子以“义”为高贵的品质;如果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墨家贵义,走江湖路线,侠义虽是善举,但是终究不是宽敞大道,墨家式微在所难免。
5:礼:《礼记》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礼是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宗法秩序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等级制度而制定的典章制度。经过夏商两朝的发展,致周朝而趋于成熟,所以孔子讲“吾从周”这和现在的文明礼貌、尊老爱幼有着不同的内涵,今天的礼貌基于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互谅互让的文明行为,体现的是个人素质、含养,而在孔子时期,甚至直到清朝等封建专*制社会,礼是一种近于法的管理制度,礼的基础是名份,就是先确定身份高低,职权从属,从而制定出一系列的礼节仪式,来维护身份贵贱等级的不同待遇,故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礼也是三纲五常的核心内容,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名”和“礼”的重要作用。而正确的对待“礼”的态度则是“不讲排场,不走过场,发于真心”等为要点。
综合起来看,仁、义、礼三者的关系,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有子讲:“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仁、义、礼和道、德的关系,孔子也讲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讲:“志向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如果用现在的理解,再通俗一点来讲的话,“道”是根本原则,是客观规律,法道就是据此制定的根本的方法;“德”既是道在万物中的内在本质,也是道在万物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功能;“仁”是爱心基础上的、正面的、积极主动的责任心;“义”是社会公理,人心所形成的一杆秤;“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型式。“道”以无为为妙,“德”以无心为妙,“仁”以有心作为而不计个人回报为妙,“义”以自觉为妙,“礼”以发自真心为妙。


德的高层次,是用取得的效果默默的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仁的高层次,是主动向别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是为对方着想,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义的高层次,是运用社会舆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加强影响,而主观上认为自己在做有益的事情;礼的高层次是借助如等级一类型式的帮助推广自己的成果,而得不到回应,就会采取措施而使其就范。
所以老子讲,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做到无为而民自化;其次,就以道的作用、功能,也就是“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民心;其次,就是通过广施恩惠来积极主动地引导民心;其次,依靠社会公理来约束民心;再次,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但表面形式上要符合规矩;再次,型式也突破了,就意味着侵害他人的尊严和利益了,是不稳定的因素,必须靠“法”来强治管理;再次“法”的界限也起不到作用,只能靠“兵”来镇*压、铲除了。由此,可知“礼之薄”为什么会是“祸乱之首”了,而老子只讲到礼,不讲“法、兵”,到此已可看出结果而不必讲了,所以有“法”以不用为妙,“兵”以不战为妙的观点。
如此解释是针对仁、义、礼的内容来讲的,这样似乎还看不清和道、德的优劣、先后来,这是因为没有结合实施这些理念所取得的效果来分析的结果。如果从被治理者的角度来看待效果的话,则是人性化逐步降低,对被管理者人格尊重程度逐步降低,管理手段由隐而显,由显而强加的变更,从管理对象来讲是以治心为上逐步向治人为主的变化的过程,造成的结局也必然是以人人向善,以德自律,而向依靠礼法型式的约束,才能维护统治的结果。
 6:法
 法有规范性和普遍性,有强制性。法家实用在于法如火的威慑作用,德法结合则可以刚柔并济,否则太钢易折,不会长久。
7:兵
 道家用兵最神秘莫测,但是治国大政方针,是德法结合,是根深蒂固的长治久安之计。
兵家,国之利器,学说汗牛充栋,在于克敌制胜,而不适于用于百姓子民身上。




百家学说的实质,都是在“修齐治平”的大框架内提供参考。一种学说能否成为治国方针,一要有合理性,就是要符合民*意;二要有可行性,就是要使绝大多数民众能够遵守。所以,圣人治国一般都有高低两条线,高标准属于需要提倡的理想状态,而低标准则是要严格遵守的现实标准,两者结合共同构成治理方针的主体。杨朱的“人人为我,天下大治” ;墨子的“兼爱非攻”;问题就出在可行性上,属于理想治国,而庄子发展为“相忘于江湖”,则是属于空想了。法家的“法”虽然可以保证秩序,但是缺少和谐的人情味,道家“以正治国”就明确提出了“德法”结合的高低两条线,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道学的实质就是低姿态,高实力,以服务式隐性人性化管理来赢得民心,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儒家则是在高低两条线上,做的都不够彻底。儒学的管理实质是“仁和礼”,仁是理想的高线,而最依靠的是礼教,也就是门第出身,鲁迅等国学大家反对儒学的根本也是在此,腐儒的“腐”多半也源于此。儒家之所以成为治国理论,风光了2000多年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伦道德的基础作用之外,还在于它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和礼仪等级的型式,每个封建王朝 都要用这副架子或空壳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而具体统治思想用不用儒家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吸取儒学的优秀部分,主要在于自强不息的个人素质培养方面,儒学,虽然有向善向上的主题但是不具备先进性,哲学表现在本体论上的话,儒学没有哲学意义的本体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内涵是现象学的范畴;从治理角度讲儒学属于人治而不是法制。近代中国为什么败于西方文明?物质文明根源于生产力,是工业战胜农业;精神文明源于上层建筑,是法制战胜人治。儒家的“仁”并没有老子的“德”彻底,老子德法结合才是顶层级别的设计。
儒家《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现象学,而古《易》的“阴阳对立统一”是本体论。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除了没有参破《道德经》的故乱其词的传承手法之外,就是源于《易经》的理解的深度上而言的。
简单说道德仁义礼法兵的理解,道就是做不做好事自愿;德就是做好事不留名;仁就是号召做好事;义就是舆论监督做好事;礼就是领导或长辈号召做好事;法就是规定做好事;兵就是强制做好事。可见每一个字就是一个管理层次,《道德经》讲:【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仁义礼法兵每个字的核心理念,在应用中有或左或右的理解偏差,不过总体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由“道”到“兵”的方向,是人性化逐步降低的方向,是逐步由尊重到管制,再到强制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几个国家的管理理论实质、社会制度、宗教特征结合起来,用这个理论体系来分析几个实用的例子:
美国基本上是道+法+资本主义+上帝教的综合管理,道德经讲,道有“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特性,简单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突出的是探索创新的能力,善于开创新的领域,资本主义制度也适合个人发展的最大化,竞争法制也健全,天主教的德化教育弥补一部分心灵的慰藉,确实是个人奋斗的天堂。不过,成功的个人是极少的一部人而社会是多数人构成的,人情的弱化,分配的不公,所以矛盾必会由此产生。


我国是德+法+SHZY+宗教自由的综合管理,道是跟着感觉走,个人可以,小集团也可以,国家这样就不行了。德是道的作品,是道的效果,也就是道实践之后验证的就是“德”,是实践出真知的理论成果,政治经济学也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SHZY制度下的优越性,过度竞争就是垄断,活力适度可控就是全面科学管理,德法结合是长治久安之计。


日本表面上是仁+兵+资本主义+武士道的综合管理,实质上按老子《道德经》的说法“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来看,日本“仁”顶多只取了“下仁”的伪善做法,只是自我标榜的借口而已,这一点从日本黑*社*会的性质可以看出来,“义”的核心应用就是黑*社*会性质严重,墨子贵义是一个借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关键是日本总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不公,所以也就时不时的出点手。可见日本儒学的片面取舍,兵+武士道崇尚实力的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是拿着刀讲仁义,是有实力的小人政治,这从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及其获得的评价中,可以得到佐证。


印度是道+礼+资本主义+佛教的综合管理模式,一方面是理论层次的松散管理,精神层面靠自修约束,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种姓门第观念,所以印度社会表现出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的。


其他的,比如战国时代的兴衰成败,诸侯争霸,也可以用道德学说这个体系,用三才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理解,“义”作为主要的管理策略,应用的可能的是墨家的侠义之举,不过,我看“义”怎么也不是社会的主流观念,做得好的多半是侠客,会帮政府的忙,但是政府不会领情,因为侠客以第三方裁判的角度出场,至少会分散政府的威信。做的不好的,就是黑*社*会,更是政府不容。如今是法治社会,更不能凭意气用事。所以,墨家不久,也是有道理的。秦国二世而竭,兵+法结合太钢易折。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逆也"。抓住了要害,文化是最终的原因。儒学仁+礼+封建社会,容易僵化失去活力,文学繁盛难掩治国理念不全的硬伤,等等等等。算是抛砖引玉吧。


帝道,王道还是伯道,管理思路的层次有高低,但是没有好坏,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好坏的标准,脱离实际的空谈必然误国。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草莽乱世;英雄也可以造时势,是统一时的选择结果,好的治理方针也必然是当前实际与长远理想的结合。不过,不论从易学三才匹配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当今时代,都是匹配度最好,矛盾最少的时期,国学复兴,民族复兴都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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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8-27 09: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无屮 发表于 2014-8-26 09:40
一:展现国学话语特色

不是很懂你说的这些东西,具体一点,比方说在美国一个普通人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收到这些规律影响的,这些规律在美国是由那些人在运作的,是怎么运作的,联邦议会和州议会怎么运作,法律体系如何运作,学者如何践行这些东西,具体到每个城市,每个小镇是如何治理的,西方经典著作中,例如《理想国》《三大批判》《圣经》包括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是否体现了这些思想,美国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如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杜威,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里面是否体现了这些东西等等,只举结论,没有论述过程,很难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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