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能否化解现代治理危机？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 邓聿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9月30日 19:14 PM
一个国家不能脱离自己的国情去搞现代化，而传统就是最大的国情。比如日本和韩国，现代化很发达，但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日本和韩国传统，可谓之有日韩特色的现代化。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在历史过程中，当一个自诩为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忽然变得落后挨打时，就会产生价值怀疑，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从近百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WG打倒“孔老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从国家的思想脉络来说，差不多一直在反传统。改革后，虽然不反传统了，但也不认为传统对国家发展有什么价值，不但执政党如此，就连知识界的多数，恐怕亦是这样认为。
但这种情况，或许在今后会有所改变。9月25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出席了纪念大会，发出了回归传统，复兴传统文化的号召。他在5000余字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富含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一讲话，无疑会使一部分重视传统的知识界人士和国学派感到振奋。
现在中国社会都在猜测领导人这样做的意图。曾有官方学者解读，领导人重视传统文化，是要从文化上为中国道路寻找理论支撑，为中国软实力崛起寻找方向，以及“中国梦”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支撑。这个解释大体上符合逻辑。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无法解决当下弥漫的信仰、道德和精神危机，又不想从西方文化和宗教中寻求治理药方的情况下，必然要重返传统，从传统中寻求拯救心灵的良方。执政党则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传统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巧妙地转移到对自己的认同上来，从而用传统文化来为自己的统治背书，赋予一种文化上的合法性。这样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比起过去在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一味反传统来，回归传统，接纳传统，总归是一种进步。但正如熊彼得把创造性破坏视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标识，在“师法传统”中，这里也存在一个像执政党过去常说的，如何“去粗取精”、“去伪求真”，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都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毕竟传统是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反映，它具有通用的一面，但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传统进行一番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何况我们目前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适合过去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定适合今天。
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缺的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今天看来是作为一般价值的东西。如果中国的文化不能包含这些现代价值，将它们充实到传统文化的内核里去，传统文化也就谈不上现代化。所以，需要为传统文化嫁接和植入现代价值元素，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方向引导、精神支柱和文化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治理层面让两者对接和融合。个人认为，首先还是要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重集体轻个体，这是一般人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集体导向就无法与个体本位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兼容，就一定会用集体来压制个体，或者以牺牲个体价值为代价。如《大学》强调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先将个人的事情做好，然后才能做好家庭、国家的事情，在价值排序上，这其实就是一种个人优先的选择。传统文化的集体导向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也有利于公共参与，因为后者也需要一种集体精神。诸如此类，对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需要做多角度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是实践的前提。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得到启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它们有一个相似的文化背景，即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它们被迫打开国门，与现代文明接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并未被它们切断，而是大部分保留了下来，当然，保留下来的都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经过了痛苦的转换。从政治体制来说，它们一般都经历了专*制——威权——民*主这样一个三步走阶段。从经济角度来说，能够很好地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与商业逻辑统一起来，像被称为日本的“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经营企业。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其第一经营哲学，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其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后来学界在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时，将它们冠之以“儒家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说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没有成为它们发展的羁绊，之所以如此，从方法*论而言，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嫁接了现代的价值元素，用自由民*主法治的一般价值改造了传统文化。
其次，传统文化的基本教义、礼仪和规范应该在学校教育中有所体现。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将儒家的一些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结合今天的现实，以学生容易理解的形式予以改造，作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学校教育中有所体现。
例如，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综合一些教育专家的观点，韩国德育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韩国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到初中“国民伦理”科开始系统讲授儒家伦理，但儒家伦理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
新加坡也一样，新加坡儒学在内涵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封建性色彩的政治学说，而强调其中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并根据新加坡这个工业化城市国家和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情加以改造和发展，赋予其符合现代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其道德建设的需要。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材，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特色，它所贯彻的基本精神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
中国应该向它们学习，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将传统文化编成教材，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对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并将传统文化中于今天有价值而又特别稀缺的部分，通过一种礼仪的形式来加以强化，礼仪是宣示价值观、进行教化的有效方式。
再者，传统文化还需要实践。学和践是推广传统文化最关键的两步。践就是实践、践行，传统文化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释道的核心教义和规范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变成民族集体性格，才不会悬空，流于纸面和口头。要实践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中国应该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做好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将传统文化的要求体现到各方面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之中，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实践传统文化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和约束作用，强化人们践行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
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元素与中国的一些传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执政党真的重视传统文化，就应从现在着手，在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做出规划与安排，这不是要人们去复古，而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相符相通相合相关的思想主张转换成易为现代人接受的形式，植入人们的内心，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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