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

好蛋 · 发表于 2015-1-14 00:00:22

国学大师陈寅恪
转自：第一范文

　　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1831-1900)，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1853-1937)，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02年留学日本，1909年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14年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十年浩劫”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寅恪故居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宁州镇竹塅村。

　　清华学堂的岁月
　　1911年4月29日，紫荆花开满园，学堂里传来第一阵琅琅书声，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徐徐开启。
　　从清华学堂起步，清华大学蓬勃发展，英才辈出。1925年，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中西合璧、名师荟萃，任教的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被誉为“四大导师”。短短数年，清华迅速跻身中国顶尖学府之列，不但成为中国最早的科学大本营，更成为弘扬中华文明的国学重镇。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20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十年浩劫”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陈寅恪为何要写《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
　　全书八十万言，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然脂暝写前后达十年之久。而且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生口述而由助手黄萱女士笔录成书。
　　《柳如是别传》，是史家陈寅恪晚年的封刀之作，约八十余万言。
　　《柳如是别传》描写的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名妓，嫁给钱谦益。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为之“感泣不能自已”。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动机，至今仍是一个谜。陈寅恪自言“世所传河东君（柳如是）之事实，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何龄修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有一诗：“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幸得梅花同一笑，岭南已是八年留。”
　　陈寅恪晚年双眼已盲，双腿又断，只能以口述方式，由助手黄萱(1910-2001)女士记录，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此书是陈寅恪生前最后一部巨著，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1953年开始撰写，至1964年夏天完稿，但因WG迟迟未付梓，直到1980年8月初版。吴宓说此书“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钱钟书对此书颇不认同，认为陈寅恪没必要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

　　在曾经几年的“陈热”中，很多学者，尤其海外的学者认为《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发泄愤懑情怀之作。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狭隘和不客观的。其实早在１９５４年，陈寅恪先生就开始动笔写柳如是，这部８５万字的巨著用了１０年时间写成，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而言，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针对海外学者偏激的观点，中山大学的蔡鸿生教授这样说：“我完全相信，晚年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事实上，‘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蔡老师解释说，陈寅恪先生在自述《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创作原由时，曾这样说过：“今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若又不及今日为之，则后来之难，或有更甚于今日者，此寅恪所以明知此类著作之不能完善，而不得不仍勉力为之也。”
　　由此，蔡老师认为，洋洋８０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正是陈先生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的托命，决不可与自娱式的“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等量齐观。陈先生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作为自己的一部“心史”之作，《柳如是别传》其实是在“世变”中写“世变”，把身世感与历史感揉成一团，浓缩着陈先生的人生哲学。从根本上说，在这部“怒骂嬉笑”的书中，带有哲理性的头等大事，就是以气节为核心的生死观。

　　姜伯勤教授则从学术史的角度阐述了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观点。他告诉记者说，作为陈先生著作中的压卷之作，《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陈先生灵机一动之作，更不是先生发泄愤懑心怀之具。事实上，柳如是研究是２０世纪前２０年即清亡民*国之初最前沿的课题。与陈先生同时代的大学者都在关注着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王国维先生就曾在当时的《盛京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到了明清禁*书中的柳如是。罗振玉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柳如是的研究。在这种学术潮流中，陈寅恪先生参与其中也是必然。姜老师告诉记者，他正在写一部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新书，重点将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进行探讨，书名就叫《金明馆学术新探》，届时将用丰富的资料，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论证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近現代學者] 国学大师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