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林梅村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吐火罗人的起源进行探考。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触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以至更早就已开始,青铜剑在商代传人中国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区以及在周代传入中原应该与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吐火罗人的活动中心之一;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其王族应是龙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辞多次提到的龙方,等等。在其新作《吐火罗神祗考》里,主张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ňakte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na-sa-at-tiys,意为“双马神”[中文一般称为“双马童”,《摩诃婆罗多》中无种与怖军的父亲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内蒙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正是由吐火罗人制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看法颇引人注目。当然,由于我们对印欧语词汇的语源探索刚刚起步,此类词源考证还不免带有一些猜测的色彩。 综上所述,我比较同意蒲立本(E.G.Pulleyblank)先生的下述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印欧人之向东方伸展,出现于今中国境内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使人们坚持印欧人的欧洲起源说,他们在公元前二千纪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现之时,应该已经在那里了”。与上述西方学者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取径不同,我国有些史学家也以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如认为西域之大夏即中原的大夏,有虞氏为月氏之前身等。不过以往对汉文资料的挖掘都不深入,余氏有鉴于此,对错综复杂的汉文记载作了一番梳理,得出陶唐氏、有虞氏和少昊氏都可能与说吐火罗语的部族联系起来的结论,可谓独辟蹊径。究竟是耶非耶,现在还不必匆忙作出回答,但至少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与余氏的假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1908-1967)教授提出的另一假说。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a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亨宁肯定Guti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s人之间的关系。Tukris末尾的噬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地从东面和南面邻接Gun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n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旧过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n(kuc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前苏联语言学家T.V.Gamkrelidze和Vjac.Vs Ivanov两位先生看到此文后深受启发,他们发展了亨宁之说,进一步论证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罗人已经居住在近东。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组成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并继续东进。在此过程中,说吐火罗语的部族与欧亚大陆各个语系的语言都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于公元5-10世纪的文献。这两种假说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吐火罗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区曾极为广阔,有过多次迁徙的历史。这些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吐火罗人在欧亚大陆留下很深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到达西伯利亚和蒙古,阿尔泰语系诸族也曾从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词汇。如已故英国学者Gerard Clauson爵士认为巴泽雷克墓葬的墓主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吐火罗-月氏人;早期突厥语里的印欧语借词往往不是来自粟特语或其他伊朗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原始吐火罗语的“猴”(焉耆语mkow-,龟兹语moko-)moko可能来自汉语“母猴”、“沐猴”、“猕猴”等词,而汉语又可能来自原始彝语的myok+ko。这说明吐火罗人在早期与汉藏语诸族也有语言接触,他们的踪迹不仅出现于黄河流域,而且可能到达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这方面或许还会有新的突破。 二 西方学人近年来对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问题的关注,是与关于印欧人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密切相关的。下面联系吐火罗问题,很简单地谈一下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动态。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学者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rmat)。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看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G.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以后经多年研究,虽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并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教授的说法,印欧语“鲑鱼”一词是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有力证明。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郡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俄国、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吐火罗语有lax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s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意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的例子,如埃及圣书字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北日耳曼一带,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还广泛采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V.G.Childe(1892-1957)先生就指出了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人的故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女士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她在1956年首先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4200年; 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l00-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河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说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较大的。六十年代时她曾说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说。T.V.Gamkrelidze和V.V.Ivanov主要依据语言资料,主张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按照这个新理论,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一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说原始闪语、原始卡尔特维里语的各族为邻,可能和哈拉夫文化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和印欧人》出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此书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如语言学家R.H.Robins先生评价说:“应该特别提一下,在印欧语系研究方面,由于苏联学者Gamkrelidze和Ivanov的论著的发表,关于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扩散、结构的理论,有可能发生有深远意义的改变”。稍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Colin爵士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这是一本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他所主张的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安纳托里亚。 另一位前苏联东方学家I.M.Diakonoff教授于1982年发表长文,不赞成印欧人起源于中近东的论点,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但他又指出,该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5000年,应该来自小亚,因此,小亚Ç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热烈的争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这个讨论一直在继续。考古学家J.P.Mallory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专著,坚持乌克兰是印欧语故乡的见解。美国人类学家DavidAnthony博士根据在乌克兰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SintashtaPetrovka遗址的发掘,提出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二轮马车(Chariot)最早于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语言学家Winfred P. Lehmann教授指出:较之安纳托里亚和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南俄更可能是印欧语各分支分布的出发地。因此,原始印欧语可能是由最初的骑马人由南俄向东西方传播的。 当然,民族、种族、语言、文化这数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他们随意联系起来并不明智。已故俄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夫(V.P.Alekseev)院士认为,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欧罗巴人种占优势,其后,蒙古利亚人种东北从蒙古,东南从甘肃进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亚人种来到新疆后,在欧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欧罗巴型占优势。韩康信先生则认为,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会早于秦汉时代。至于中亚包括新疆的原始欧洲人种的居民的后裔是什么人,学者中至今并无一致的见解。但是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存在相关性,种族谱系树与世界语言谱系树相吻合。近年来对史前语言的构拟,语言学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证据、遗传证据和某些语言证据之间有趋同现象。如果我们像L.Cavalli-Sforza教授等遗传学家所倡导的那样,对新疆出土古尸的DNA进行分析,运用分子考古学的新技术,结合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且对随葬出土遗物如织品、纺锤、车轮、马具等等作跨学科的深入探究,再进而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其他干尸,如1991年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边境发现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国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2000~3000年前的古尸等进行比较,将对新疆古代白种人居民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认识。在这方面,业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最近还有报导,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从5具距今约3200多年的“古哈密人”骨骼个体中,成功地提取了线粒体DNA,并通过PCR技术扩增,获得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片断,有待进一步检验、测序和比较分析。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研究,最终或许能提供证据,把新疆古代的欧罗巴种居民与西亚或欧亚大陆史前期的某种文化(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是Afanasyevo文化)联系起来,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印欧语散布的线索,从而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和印欧语、印欧人起源的争论作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1996年春天在美国费城召开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