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政治流弊

故我在

浅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政治流弊

近来看到一个十分惊人的说法：
针对贪污腐*败的“深化改革时代提出的制度性治理” 以致于 “社会治理思路的不断成熟” 是 “深化孔子的义利观”、“回复到君子义小人利之间层次规范的清明与透彻” 的结果；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竟然成了要对当代中国进行政治启蒙的主题；
啼笑皆非之余又感到如芒在背；
出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责任，我感到有必要对此提出反驳。

“君子喻于义”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君子可以更好地理解并倾向于精神追求，“义”对君子具有更为实在、有效的感召力；
因而，对于君子应该以义喻之，以道德、大义激发其忠君爱民的情感倾向，强化其道德意志，并付诸道德实践。

这个观念就其本身而言似乎也还说得过去——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想在事实层面上去质疑古人的话，也许那个时代，没有文化的底层平民的确是较为蒙昧的（虽然我们今天不会这样看）；
但问题在于，这个观念会很容易形成一种内涵漂移：由“君子可以以义喻之” 流变为 “君子必定是可以以义喻之的”；
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呢？
前者不过是说“义”可以作为引导君子道德实践的一个可观因素，而后者则是把这个因素绝对化了，成为某种具有优先的、充分的、排他的、确定有效的因素。

当然这其中也有基于时代的技术性限制：
受制于政治学、法学不发达，以及各种一般技术性的原因，古代社会、甚至是近代社会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际有效的针对官员的制度约束体系；
只好寄望于道德、大义的教育，以达到官员自律的道德实践；
但“君子喻于义”毕竟是在理论上起到了强化 “君子必定是可以以义喻之的”这种政治心理效果；
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将“君子”、官员暗示为道德上的优越者；
使得任何一种致力于针对他们的严密可靠的制度性约束体系的建设，会在理论上遭到质疑和削弱；
再加之这种建设的难度，如非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贯彻的；
而“君子喻于义”这类观念恰恰起到了消解这种政治意志的作用。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教科书，“君子喻于义”从来都没有在世界政治历史中自证其身，而是恰恰相反；
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一旦身居要位就大贪特贪的实例比比皆是——以至于泛滥成灾、危及国本；
可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是对那种盲目的政治乐观记忆犹新：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廉洁奉公的！
这种结论从何而来？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源自人类历史经验的判断，而是某种似是而非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种 “君子必定是可以以义喻之的”、必定是可以通过党性和道德教育拒绝贪污腐*败的观念，至少是一个暗示性的心理依据；
而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国家针对官员的制度性约束体系的建设；
以至于将一大批“君子”置于毫不设防的利益诱*惑面前！
其结果可想而知，也是人所共见··············

“君子喻于义”、“君子可以以义喻之” 这句话原本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小人也可以以义喻之；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它就是十分片面的，因为显然君子也同样可以被利所诱，特别是面对那种极大的利益且又风险几无的情境中；
而这种情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与“君子喻于义”所诱发的政治幼稚不无关联。
也许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君子”的确是会比“小人”更倾向于义；
但这决不能被极端化为“君子必定是可以以义喻之的”；
而这种极端化却在实践上极易成功，极易造成相应的心理暗示；
这种观念显然缺乏针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是一种道德上的乐观主义，同时又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病。
【下转4楼】

故我在

当我们批评某种观念对于现代社会是错误的、腐朽的、甚至是反动的；
此时我们并不是针对这些观念本身和提出这些观念的先圣，而是针对那些在现代社会还要抱着古人观念不放的人；
而对那些罔顾历史事实，穿凿附会地将“社会治理思路的不断成熟”归结到传统思想的人，甚至谈不上这样的批评；
因为那不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错误，而是某种非学术性的东西在作怪。

我做如此说明，是要防止那样的看法：历史文化批判似乎是要抛弃民族文化传统；
甚至会有人提出“中国人”这样的大话题；
但显然“历史文化批判”与“历史文化传续”之间具有十分和谐的统一性关系；
以后有机会当就此主题作些思考。

张无屮

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趋势或者苗头的话，是开倒车的严重错误观点。
传统儒家文化是家天下伦理观念移植到治国理念当中的，家长是当然的管理者，青天圣主开明是对管理者的期许，这是人治时代的产物。
法治时代，就是制度建设为主，人才建设为辅的时代。

故我在

【上接主帖】
吏治清明是一个国家不言而喻的重要政治基础，不管你是什么性质的国体；
而吏治清明又必定经由切实可行的制度约束体系得以实现，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党执政；
这样的制度体系要想得到良好的设计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就必须执政者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和在此基础上的深刻的人性洞察；
一种适当的制度设计理念只能建立在这种意志和理论之上。

一种现代政治人性理论是必需的：在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盗贼，特别是官员，他们不仅更有机会染指公共利益，而且更具有掩盖罪行的权势！
官员是君子还是小人是由制度造就的；
君子和小人（这里与孔子不同，指的是腐*败分子）的区分并不是看你究竟读过多少圣贤书、受过多少道德党性教育；
而是要看你在自己的职权岗位上有没有贪污腐*败、尸居其位的事实；
进一步而言，攸关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吏治清明也不能寄望于官员个人的党性觉悟和道德水准；
而只能依靠详尽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规则的约束和强有力的推行，以至于形成一种即便你想贪也不敢贪、也贪不到的局面。

在制度设计上，把官员当作潜在的盗贼来设防；
这就必须首先突破所谓“君子”的观念；
“君子”不是一个学位或者职称，表示你具有某种能力，并且一般而言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知识能力就不会把这种能力丢掉；
“君子”这个称号充其量可以表明一个人读过圣贤书、受过较好的道德教育，但也仅此而已；
这种事实完全不足以确保一个人不做盗贼，特别是面对不设防的巨大利益的情境下。

可不幸的是，“君子”这个称号本身的确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这里似乎有一个“语言心理学”问题；
它不仅足以使这类人自身获得某种虚拟的道德优越感，而且还会使社会不自觉地倾向于对他们给予不切实际的信任；
这种心理暗示经由长期官本位社会的强化，使得“君子”、“官员”似乎成了自明的道德所有者；
至少使社会实在是无法预先就把他们与盗贼联系起来；
这就促成了社会性的政治麻痹。

如果有什么可以用一种规律性的语气予以陈述的话，我想这样来表述：盗贼也可能在适当的制度约束之下成为君子——贼可喻于法！
【下转6楼】

故我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会造成质疑的问题：难道说道德教育就毫无意义！
这个问题也很有社会意义，不妨另议。

故我在

【接续4楼】
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分析“君子喻于义”的政治流弊时，我们仍然推崇这个儒学命题的重大文化价值。

一个民族精神如果不能从物欲利益的层面上有所升华，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一己之利害，
这个民族就无法摆脱原始性，就不能对美、对崇高、对道德、对情操达到初步的理解；
而这些理解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精神要素，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的民族就是“文化”、“文明”的民族；
在这样的社会里具有多方面的审美共识和道德情怀，它们生化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目的感、良知和情操；
那些违背了这类共识和情怀的人，他们虽然并不能阻止自己行恶，但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在行恶并因此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义”在这里就是一面精神旗帜，它以君子作为范式向民众展示美和道德；
也许这些君子的道德情感并不足以确保他拒绝巨大的无风险的利益诱*惑；
但他们至少可以在通常的环境中形成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风范；
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
这是社会文化之风的重要起步。

孔子以这种方式丰富了或者说拓展了华夏民族精神领域的形式和范畴；
君子、义、利、小人等等，这些概念本身就会对民众精神提供对比的平台和尺度；
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必定会在心灵层面演化出更为多样、深刻的内涵；
比如：“可以以义喻之的人就是君子、只能以利喻之的人就是小人”——这甚至有可能就是该句的本意；
这样的理解虽然不见得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必定会形成一种民族心理暗示；
如此一来就赋予了君子、小人、义、利这四个概念之间以一种动态的、循环的依存关系；
君子、小人就不再是任何既定的东西，只要你具有对于义的情感倾向你就是君子，相反你就是小人！
民族精神就以这样的方式受到洗礼、催化。

我们不能苛求君子，他们不能保证自己不做贪官，那原本就不应该诉诸他们的保证；
但他们却可以比普通人较早、较好地走上文化之路，并启迪那些还处于蒙昧之中的民众；
哪怕是些许的高度就足以让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而将一个民族从蒙昧之中推动起来并开启文明进程，这种起点之处的光辉虽然微弱，但其价值却是弥足珍贵。

“君子喻于义”就具有这样的文化价值——或许它并不是时间上最早的，但必定是最卓越的表达之一；
它为民族的精神旅程提供了一座灯塔；
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先圣在那个时代就为我们准备好了永久的法宝——就如同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为未来准备下这样的法宝一样；
只要他们为人类的文化起步和推进提供了起始处的和历史进程中的推动力，那就已经足够我们崇敬的了。
【下转21楼】

张无屮

个人素质是内因，制度完善设计是外因。内因有缺陷时，外因的限制作用就非常有必要了。
由此可以推论出来，保险的策略是制度为主，人才培养为辅。

诚心儒意

“君子喻于义”， 是说由君子来“喻”义。 即由君子来研究“义理”。
“君子”则包括部分在朝中任职和不在朝中任职的在"义理“方面有深度造诣的人士。

这是孔子的治国理念中颇有分量的一条。 无奈现在人们已经将其曲解得乱七八糟了。

故我在

70周年，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万岁！世界和平万岁！

故我在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3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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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于义”， 是说由君子来“喻”义。 即由君子来研究“义理”。
“君子”则包括部分在朝中任职和不在朝中任职的在"义理“方面有深度造诣的人士。

这是孔子的治国理念中颇有分量的一条。 无奈现在人们已经将其曲解得乱七八糟了。

第二次见到诚心儒意对“曲解”的愤慨，我倒是不像在“本体论”贴中那么期待了，呵呵。

人与人之间、人与文本之间的误解原本就是普遍的、必然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感叹后人对经典的曲解，那倒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我们准备把自己的理解作为判断是否曲解的标准，那就不免使“曲解”这个判断本身都失去了依据；
就此而言，我想请诚心儒意反思一下：当你痛心于“现在人们已经将其曲解得乱七八糟”时，你是如何获得评判的阿基米德点的？

青竹大哥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3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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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喻于义”， 是说由君子来“喻”义。 即由君子来研究“义理”。
“君子”则包括部分在朝中任职和不在 ...

“君子喻于义”， 是说由君子来“喻”义。 即由君子来研究“义理”。

按照誠心兄的理解，則下半句則當解爲：

“小人喻於利”，是說由小人來“喻”利。即由小人來研究“利益”。

誠心兄以爲 這樣的解釋真的能通嗎?

青竹大哥

“君子喻于义”、“君子可以以义喻之” 这句话原本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小人也可以以义喻之

故我在兄似乎是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換成了“君子喻之以義，小人喻之以利”來解讀了。當知，前後二者所表達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

故我在

青竹大哥 发表于 2015-9-3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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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在兄似乎是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換成了“君子喻之以義，小人喻之以利”來解讀了。當知，前後二 ...

青竹先生说的是，我的确差不多是这样理解的；
不过这倒也并非我考虑的唯一解读方式；
比如在6楼的倒数第三节的理解是：“可以以义喻之的人就是君子、只能以利喻之的人就是小人”；
当然我也并不排斥其他的理解方式。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可以以义喻之，小人只能以利喻之”；
“君子喻之以義，小人喻之以利”；
“可以以义喻之的人就是君子、只能以利喻之的人就是小人”；
“君子知晓大义，小人唯利是图”；
等等，我以为很难去断定孔子究竟持哪一种说法；
不知青竹先生是如何理解的。

当然单就语文学而言，“喻于义”与“喻之以义”在语法结构上的确是颇为不同的；
但在这个语境中，基于这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是否必定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这就不见得了；
毕竟语言修辞完全可以用迥异的方式传达相同的说话者意图；
而同一个表述也完全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十分不同的含义。

我倒是倾向于在经典解释中注重意图性的阐明；
比如虽然我认为很难确定孔子说这个句子之时要确切传达的思想——思想是否可以被精确地传达也还是很有些讨论空间的；
但至少可以断定孔子在这里指出了君子、小人、义、利之间的明确关联性；
只要能体现这种关联性，具体如何翻译则不妨根据引用时相应的语境。

蒙山城

看到这个论点，我首先想到的君子代表什么呢？外观上看，彬彬有礼，是众人学习的榜样。
假如我们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在政治上趣解。其实‘义’字的意思我们应该定位于责任感。假如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解释这句话：公务员中的君子，是大众学习的一面旗帜，他们日常工作，当做使命责任感。而公务员中的小人，则把日常工作量，与报酬相计较。

上面的小人，非现在的小人之名称。假如我们我们把这种名称定位于公务员。我们可以理解于，没有责任感无作为的公务员。而君子则是，有责任感，敢担当，真心为民办事的官员。

在上面我看到法治这个名词，我在想;不论法治与人治，理论上都是美好的，但实际上，各自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在想;在法治的社会中，更应该灌输君子之义的责任使命感，双双共赢。着就比如，法治与道德一样，你单独追求一方面，就走入一段……

古语今用，其实就是古树发芽。我们在解读圣人经典的时候，我们死套文字意义呢?还是结合实际新发挥呢？

诚心儒意

故我在 发表于 2015-9-3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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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到诚心儒意对“曲解”的愤慨，我倒是不像在“本体论”贴中那么期待了，呵呵。

人与人之间、人与 ...

回“故我在"先生：

问题： 按照先生的说法， 那么由谁来“喻”君子呢？ 用来“喻”君子的“义”如何产生呢？

从句子解析角度讲， 先生的解不无道理。 但是， 自然产生上述问题。 孔子是以“实用”为风格的， 他不会这样提出问题。

孔子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国家秩序的管理。 在孔子那里， 国家秩序的管理首推“义理”的建立，这里的“义理”自然是“民信”的来源。

这个“义理”从理论高度上说， 自然需要特殊的人才来从事， 能够胜任的人们， 孔子称其为“君子”。 而建立适当的君子群体， 则是君王的重要施政内容。

这里的“喻”，是“探究”的意思。 由君子们来完成对“义理”的探究，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再说“小人”。 其实， 在孔子时代， 孔子论及的“小人”， 还不是普通民众。

孔子所论及的“小人”， 只是与“君子”想对应的另一部分群体， 他们对“义理”的领悟能力较差一些， 但是他们并非对“义理”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对“利”的领悟能力就比较强。 所以孔子选择由他们来“喻”利”，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孔子“小人儒”的提法可以佐证， “小人”还不是平民群体。

孟子“无君子无以治野人， 无野人无以养君子”， 这里的“野人”则是乡野之人， 才是平民群体。 当然不能将普通民众统统归于“小人”。

反过来， 你会选择由小人去“喻义”， 而由君子去“喻利”么？ 我想也不会的。

而今天人们的观念中， 从君子到小人， 以及“义/利”观念， 与孔子说的已经差太多了。 从这个角度说， 还真需要拨乱反正了。

诚心儒意

青竹大哥 发表于 2015-9-3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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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誠心兄的理解，則下半句則當解爲：

“小人喻於利”，是說由小人來“喻”利。即由小人來研究“利益 ...

回“青竹大哥”：

在孔子的观念中， “君子”是治理国家秩序的根本力量。 所谓“治国靠君子”。

在孔子时代，“君子”是实实在在的群体， 无论他们的身份，能力， 及理论水平都是很容易判别的。 并不像今天的概念中，“君子”只在道德方面存在某些象征意义。

而“小人”就更不是今天的“小人”概念， 今天的“小人”已经等于“坏人”了， 这绝不是孔子的本意。“坏人”当然更不能去“喻利”的。

在孔子的观念里， “义”和“利”是社会秩序管理中的两个基本内容。 或者说， 社会秩序的管理不能偏废其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义/利”是同等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喻义”和“喻利”只是社会分工， 并没有褒贬之意。

社会秩序的管理需要“义”，也需要“利”。 因此， 只有选对了去“喻”的人才， 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管理的目的。 如果反过来， 让小人“喻义”， 君子“喻利”， 社会秩序必然大乱。

而今天的社会问题， 并不是简单的“小人当道”的问题， 而是将“喻义”和“喻利”的关系搞得乱了。

WG运动造成了中国的君子群体的几乎消亡， 因此中国几乎没有一个适当的群体在“喻义”了， 即便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探讨， 那些理论专家们， 其实也实在不够君子资格。

在没有“义”的指导的状况下， “喻利”的事情也无法顺利进行，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故我在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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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我在"先生：问题： 按照先生的说法， 那么由谁来“喻”君子呢？ 用来“喻”君子的“义”如何产生呢 ...

而“无”字本不是“無”的简化， 古已有之。 因为它们的字义实在太接近， 所以后来人们将它们归为“無”字， 再一同简化为“无”子。 其中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这是孔子的治国理念中颇有分量的一条。 无奈现在人们已经将其曲解得乱七八糟了。
而今天人们的观念中， 从君子到小人， 以及“义/利”观念， 与孔子说的已经差太多了。 从这个角度说， 还真需要拨乱反正了。
································································
呵呵，诚心儒意很有意思···············

故我在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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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国家秩序的管理。 在孔子那里， 国家秩序的管理首推“义理”的建立，这里的“义理”自然是“民信”的来源。

这个“义理”从理论高度上说， 自然需要特殊的人才来从事， 能够胜任的人们， 孔子称其为“君子”。 而建立适当的君子群体， 则是君王的重要施政内容。

这里的“喻”，是“探究”的意思。 由君子们来完成对“义理”的探究，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

由此看来，“君子”指的是哲学、伦理学研究院、立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的专家学者教授法官；

实际的执法者、官员还与此无缘；
而“小人”则是各门科的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
实际的市场主体，如商人、企业家、工人、农民等等也都不沾边。

嗯，这个看法倒也新颖·············

诚心儒意

故我在 发表于 2015-9-4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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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君子”指的是哲学、伦理学研究院、立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的专家学者教授法官；实际的执法 ...

这个回答本在我意料之中。 只是没想到出自“故我在”先生之口。

孔子时代的君子小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未必可以直接划入今天的各个“阶层”， 应该是不宜直接划。 但并不等于我们不能讨论孔子时代的君子小人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尤其应该分清在“君子/小人”关系这个挺纠结的问题上， 孔子是如何叙述的， 我们今天是如何“误解”的。 这对今天的政治实务当然有着相当的意义。

或者说， 对于今天的情况， 其实当然应该象当年那样， 不必把任何民众群体都去进行这样的划分， 至于许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划分， 也至少应该提出这个问题：“ 这样的划分本不是孔子的本意

故我在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4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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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本在我意料之中。 只是没想到出自“故我在”先生之口。孔子时代的君子小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

有必要说明一点：我并不排斥诚心儒意的解释——虽然我认为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解释；
因为如果按照我的标准来看，只要领会了君子之于义、小人之于利的关联性，也就大致体现了孔子的意图了。

但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文化价值就不免要受些影响；
这样的理解把上述关联性中对道德实践的推崇削弱了；
即便把诚心儒意所说的“义理”理解为道德理论，那也仍然有损这句话的社会价值。

一方面，这句话就不再具有普遍性，因而对绝大多数人充其量只是个间接意义；
另一方面，这句话就似乎由一种可能的道德内涵转变为某种治学方法上的观点，甚至只是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
其三，对民众普遍的道德实践的召唤决不是少数人的道德理论研究所能比拟的；
最后，我在6楼所阐明的文化价值也荡然无存。

故我在

【接续6楼】
刚才买菜来回的路上对“君子喻于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主要是基于其普遍性和社会价值的视角——这或许也是孔子思考的出发点。

我想提出另一个解读可能性：人因义喻而为君子，人因利喻而为小人；
这个解读不仅可以提供高度的理论普遍性和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而且还（或许）可以在句法结构上满足青竹先生的要求；
另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解读消除了针对“利”和“小人”的贬斥；
而且很符合人类早期的精神境况。

先做个交代，另行展开；
我也很可能只不过是重复了别人的工作而已。
【下转57楼】

诚心儒意

把“义”摆在“正确”一边， 再把“利”摆在“错误”一边， 这当然是一种已经非常普遍了的误解。
《易经》乾卦开篇卦辞便是“元亨利贞”， 我们该如何理解？

deqingli

即使這句話也得用他們明白的話解釋：對君子講話得用君子明白的語言，對小人講話，得用小人明白的語言。對不識字的老太太講話，得用老太太能明白的語言，對小孩子講呢，得用小孩子語言講，這麼說應該能理解吧？

故我在

诚心儒意 发表于 2015-9-4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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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义”摆在“正确”一边， 再把“利”摆在“错误”一边， 这当然是一种已经非常普遍了的误解。
《易经》乾卦开篇卦辞便是“元亨利贞”， 我们该如何理解？ ...

有人这么做吗？
虽然我主张“义”的道德和文化价值高于“利”，但这并不表明“利”是“错误”的，甚至也不表明“利”的社会价值低于“义”；
这就如同营养科学承认同等重量的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玉米；
但能因此就指责营养学家把玉米摆在“错误”一边？
我想多数人都会承认，玉米的社会历史价值远远高于鸡蛋。

这里存在一个需要阐明的理论问题。

质文刚柔

荀子提出的两类人：一是精于物者而物物，如同于孟子的恒产者，即小人喻于利的阶层吧！万物化生之利财成物物阶层吧！难道不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实际操作之阶层？《易传》的形而下器？二是精于道者兼物物，如同于孟子的恒心者，管理或治理社会的政治阶层，承负社会责任感的君子义；还有是人道教化，以文益质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承负文化正文论的君子义。合之为《易传》的形而上道。精于道者的兼物物，难道还不清楚，君子义对于万物化生之利物阶层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化育的形上导向作用；君子义与小人利，就是形上与形下成礼义健顺的层次规范论，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论。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物物与兼物物成民所共由的天下利。请看鄙贴《创新经济·实函斯活·活化心性》第三点，以及我与故我在的往来贴。

故我在

质文刚柔 发表于 2015-9-4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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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提出的两类人：一是精于物者而物物，如同于孟子的恒产者，即小人喻于利的阶层吧！万物化生之利财成物物 ...

精于物者而（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
质文先生是如何理解荀子之“道”的？

质文刚柔

往来贴已有论述，不再赘言了。建议读原著！读原著比读我的文贴易懂吧！
跨越二千五百年时空，我极不赞成仅以《论语》论孔子。从孟子的恒心与恒产；荀子的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到《易传》的形上道与形下器之社会阶层的层次性划分，思究君子义与小人利，孔子思想明晰了。以文字释“义”，义者宜也。政者，正也；文以益质，不是君子之宜吗？“地有其财”，利财而物物，不是小人之宜吗？君子义与小人利，不是人有其位，各务实其事的职责与职能，“义辨于事”？不是展述社会阶层的层次规范论，“义奠于位”？与之连渉之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论，各正性命的各得其宜？《中国儒学网》有黄玉顺文章《儒家“妾身未明”之际》，文章以极灰谐的语言手法，言述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的儒家境遇，以及遭受到的“儒学变性”，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建议故我在读读此文作深省，此主题是否成“儒学变性”的又一证例。

故我在

质文刚柔 发表于 2015-9-5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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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贴已有论述，不再赘言了。建议读原著！读原著比读我的文贴易懂吧！
跨越二千五百年时空，我极不赞成仅 ...

黄先生的文章清晰流畅，中西哲学功底深厚，正所谓厚积而能薄发，方得如此举重若轻；
黄先生的从学经历很有意思，40岁回炉重构，实在是毅力惊人。

我虽然极少接触新儒学人士的文章，但感到似乎有一点共性特征，那就是当下新儒学人士多有西哲背景；
而不少西哲学者也多有国学论著。
这就导致了一个推测：他们是在以西哲、特别是现代后现代的西哲思潮作为出发点去重构中国传统思想；
比如黄先生的这个“变易本体论”，似乎是承继了现代哲学的历史性先天之物的哲学反思；
只可惜这可能只是一篇前言性质的文章，并没有给出“变异本体”的阐明；
如果黄先生要真正建构一部变易本体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关联性。

不过我不同意黄先生有关“形而上学不可逃逸”的结论；
反倒是认为，对于哲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对形而上学的逃逸；
如果说这种逃逸也必须采取形而上学或者形而上学批判的方式——这本身也还仍然是形而上学的——那倒是可以这么说。

看样子质文先生对“儒学变性”颇为愤懑；
那么我倒想请教：你是如何区分变性与延续的？
是不是只有你所心仪的孔孟荀船系统才是延续，而其他的都是变性？
这黄先生不知有没有船山脉缘；
你对他似乎颇为推重，你又是依据什么不把黄先生的儒学也归于“变性”之列？就因为他提出变性一说吗？
如黄先生在“变易本体论”中所断定的“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必要性；
你觉得他为什么就会对儒学传统本体论网开一面？

故我在

质文刚柔 发表于 2015-9-5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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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贴已有论述，不再赘言了。建议读原著！读原著比读我的文贴易懂吧！
跨越二千五百年时空，我极不赞成仅 ...

我询问质文先生“是如何理解荀子之道的”；
你回帖说“建议读原著！读原著比读我的文贴易懂吧！”
看样子质文先生似乎是会错意了；
我这显然不是在请教你“应该如何理解荀子之道”，而是要看看你的理解是否适当。

看来我倒也并非杞人忧天；
质文先生既然不能适当地理解我这句浅明的日常用语，那么是否会对经典文本也持一种“变性”的理解，可就十分难说喽···········

故我在

质文刚柔 发表于 2015-9-5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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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贴已有论述，不再赘言了。建议读原著！读原著比读我的文贴易懂吧！
跨越二千五百年时空，我极不赞成仅 ...

建议故我在读读此文作深省，此主题是否成“儒学变性”的又一证例。
······················································
这是个歧义句子。

你是想说：建议故我在读读此文（指黄玉顺“变性”文）作深省，你这个帖子是否成“儒学变性”的又一证例；
而你的原句很容易造成误解为：建议故我在读读此文（指黄玉顺“变性”文）作深省，黄玉顺此文本身是否成“儒学变性”的又一证例。

我作此说明，意在使你指责我这个帖子为“儒学变性”的意图得以突出；
你不妨继续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