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献初】训诂学概述

高老夫子

训诂学概述

万 献初

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学科性质而言，训诂学是探讨文献语义、释读古代训诂材料的一门语言文字学学科。

训诂学属于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是古籍释读之术。释读古籍须从字词句入手，达到弄懂文本旨意的目的。训诂学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根据文字的形体、声音来解释文字的意义，也涉及古文的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训诂学偏重於研究古代字词的意义，尤其注重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字词的意义。训诂学重在词义训释，但涵盖面广，不简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词义学或语义学。

一、训诂与训诂学

先秦两汉时期，训诂体式的名称已有很多，一个字的名称有“传、故、诂、说、训、解、记、义、序、微、注”等，两三个字合称的有“章句、训诂、解诂、解故、解说、故训、古训、注训、故训传”等，后代以“训诂”一词最为通用。

单用的“训、诂”兼具动词和名词两义，合用为“训诂”一词，也兼具动词与名词两种功用。注解古籍称“训诂”，是动词；古籍的注解也称“训诂”，是名词。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训即顺，也就是理顺词义的训释；用现代语言解释古代语言叫“诂”，诂即故、古，也就是训释故言或古语。“训、诂”并用，初见于春秋鲁国人毛亨的《诗》注释，其书名叫《诗故训传》，“故、训、传”是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训诂”合用为一词，始见于汉代的典籍。

“训诂”，首先是一种注释古籍的工作。训诂工作，就是对某种古籍进行注释，一般工作程序有：标点、校勘、作序、解字、标音、释词、解句、补释、分析语法、说明文例、串讲、翻译、图示、考辨疑误、阐发要旨、发凡起例、考补史料等，这些工作都是具体操作而富于实践性的。不一定每部书的注释都要用到全部的训诂工作项，有时只涉及其中一两项，但这些项目都是训诂工作，都可称为“训诂”。

“训诂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一切现成的训诂资料，包括一般训诂材料与著作，还有训诂工具书等。训诂学的主要任务，是探讨训诂理论与方法，总结相应的特点与规律，写出专门论著，指导各类训诂工作。具体内容是：研究训诂的材料、体式、术语、条例、方法，抽绎出相应理论或规律。因此，训诂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解释字词意义的方法，而不是具体地逐一解释字词的意义。训诂学著作中对字词意义的解释，只是为了说明某种训诂方法或解释某种训诂规律，与训诂作品中正面解释字词意义的训诂工作，是有不同性质的。

“训诂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中与音韵学、文字学相对的学科。过去只是“小学”中的一种，现在正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训诂学研究的对象，主体即是古代的书面上的语言材料。要研究古代的书面语，必须具备文字、词汇、语法以及语音史的基本学识，掌握语言文字一般发展规律，才能整理研究前代的训诂资料，总结前人研究词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开创新的途径，作深入广泛的研究。语言总是在变化的，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形成古今差异，又因地域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不懂古代的著作，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方域有不同名称，就要用通语释方言。语词在使用中意义常会改变，或引申或派生，一词多义多用现象很常见，为避免误解，就需要解释。这些都是训诂所由起。

就内容而言，训诂学在解释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语言的语法、修辞现象，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正确阅读古代文献。主要操作方法是根据文字的形体、声音来解释文字的意义，看其在文献语境中的实际作用，从而总结规律。训诂学着重于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言现象。

就理论方法而言，历代训诂专家在解释字词意义的实践中，得出很多有价值的重要经验。如注重词与词之间音义关系的比较，通语与方言同实异名的比照，谐声字声符与字义关系的清理，词的本义、引申义及假借义的关系辨析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训诂方法。前人还提出一些探求词义的重要方法，如形音义三者互求、因声求义、比例互证等。理论上，有“右文说”、字义起于字音说、音同义近说、一声之转说、古假借必同部说等。前人从研究经籍古训入手，将训诂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和方法的专门学科。

对训诂学作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界定，首推清末民初的训诂大师章太炎。太炎先生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着力将小学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独立出来，建立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他在《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中说：“合此三者（文字、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汉（书）·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这不是简单的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而是“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产生的标志。太炎先生师从俞樾，多次通讲《说文》，撰《小学答问》、《新方言》和《国故论衡》，尤其是在西学的学科观念影响下，撰著《文始》，完成我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源学专著。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创始人，对训诂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黄侃进一步发展了本师的学科观念，谓“训诂者，即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81页）。这个界说，一是确定训诂学的研究对象为“解释语言”；二是强调训诂学须有理论和方法，即“法式”和“义例”；三是明确训诂研究的目的，即“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这就使训诂学的学科性质得以明晰的界定。

章黄有关训诂学的学科观念，由陆宗达、王宁发展为“古代文献词义学”，预期建设成为科学的“汉语词义学”。其界定为：“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页)。

此外，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11页）：“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言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界定较为明确，可资参考。

实际上，训诂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它与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语义学、语源学、修辞学、校勘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因此，研究、学习训诂学，既要重视同这些相邻学科的多方联系，又要处理好与这些相邻学科的远近关系。这是因为诸方面的训诂工作和多种训诂方法与这些学科都有多种亲缘关系，这些学科形成之初，都包含在训诂学母体之中，随着时代前进与学术发展，逐渐脱离母体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之后，各学科在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已不再为训诂学母体所包含。然而在开展训诂工作和建构训诂学理论体系时，又必然要与它们发生方方面面的联系。因此，要厘清训诂学与这些相邻学科在理论体系上的区别，也要处理好训诂学与这些相邻学科在训诂实践上的相互关系。

今天学习、研究训诂学，需要总结并继承前人的成果，利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探究词义的引申、派生规律，探讨解释汉语字词意义的正确方法，研究辨别同义词的基本法则，清理词义与语法、修辞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语义学。

二、训诂学的发展

训诂工作，在先秦就已经开始，汉朝全面开展，魏晋南北朝日益兴盛，唐代至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多方面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训诂学的兴盛，两汉是一个高峰，清代是另一个高峰。现代人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黄侃曾谓“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传统学术最重视师承，训诂工作也正是代代传承的。经传注疏有“疏不破注”的传统，读懂旧注，才能作新注，这是训诂学发展史上的通则。自春秋以降，凡是取得显著成就的训诂家都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如孔子、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谷梁赤、毛亨、伏胜、孔安国、马融、郑玄、许慎、高诱、郭璞、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贾公彦、李善、邢昺、朱熹、胡三省以及清代乾嘉诸位训诂大师都无不如此。

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地变化，历代训诂工作者相继考证古书中字词在当代的意义，不断编撰出注疏书籍，推进训诂学的历史发展。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是专门注疏某一典籍的书，用随文施注的方式逐字解释全书字词的意义，如“十三经注疏”所收各经汉魏人的注和唐宋人的疏、《韩非子集解》、《论语正义》等都是。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字词，汇集前人注释成为训诂纂集，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以及后人对该类书的再注释。训诂学著作也是历代递传发展的。

汉语历史久远，有系统文字记载的至有四千多年。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以前，一般是一个字表示一个词。之后，汉语构词法有了发展，双音词逐渐增多，汉字也在增加，字词的意义有了引申、派生和变异。人们要读懂古书中的字词和文句，就需要有专门的人作解释。因此，先秦文献里就有了训释字词意义的训诂材料。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是析字形以说义的。《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由字音推求字义的，庠与养、校与教、序与射是音近为训。《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离，丽也”，也是声训的例子。而《易·杂卦》“恒，久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则是同义字的训释。也有些是训释难僻字词的，如《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就是。

周平王东迁雒邑之后，王室日见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繁，民众转徙，语言也随之分化，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方言。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雅言，古语或方言难于理解，就用当时通行的“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中夏之言”。《孟子·滕文公下》解《书·大禹谟》“洚水警余”谓“洚水者，洪水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就是用通语（雅言）释方言的例子。由上可知，训诂工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训诂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主要原因有：已经有了古今语的不同和方言的不同，书面语与口语用词也有不同；一词多义的现象逐渐增多；日趋严密的思维导致对词义表达的精确化。这些因素使得训诂工作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了良好的开端。

战国末期，出现《尔雅》一书，是第一部训诂材料的纂集之作，为汉以前训诂材料的总汇，也是后代解词释义的重要根据。“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通过训释使言辞近于雅正。《尔雅》将当时所见的零散训诂材料按内容分类集释，共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九篇。其第一篇、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诂”与“训”分立，可见“诂、训”都是“释”的对象，是两类实在的被释词语，还没有构成一个训诂术语。其集释方法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字词类型很多，训释的方法也多有不同。有古今称名不同的，有同名异实的，有异名同实的等等。如用单词不能解释，就用一句两句话作解释。

汉代，毛亨撰《诗诂训传》，成为训诂学典范之作。该书“诂、训、传”三式并立，是毛亨在继承前人及《尔雅》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三种训释体式。“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连绵词及重言词，“传”是在“诂、训”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毛亨的“诂、训、传”还具有词源探求的特征，还未将“诂、训、传”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到班固《汉书》里，“训诂”已连用为一词，如《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又《扬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至《后汉书》就更常用了，《后汉书·刘陶传》：“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所谓“为之训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这两种书作注释。又如《陈元传》：“父钦，习《左氏春秋》……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也是指给《左氏春秋》作注解。

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秦末的社会大动荡，使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即许慎《说文叙》所谓“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秦火之后，先秦古籍多凭口耳传受，汉初用隶书写出，世称为“今文经”。汉武帝后“古文经”不断出现，其中古字古义多不为人识，需要训诂学家为之注释，于是训诂大行。西汉盛行今文经，注释五经的人很多。就《诗》而论，有齐、鲁、韩三家，文字颇有不同。其他各经也有章句训释的多种不同。多家注释促进了汉代训诂学的发展，形成多种专门解释字词的训诂专书。继承《尔雅》之后，最有影响的有《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各具特色，成为训诂学奠基性的重要著作。

西汉扬雄著《方言》，全称《遒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中有绝代语释和别国方言。扬雄为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至长安为郎，他从多种人口里调查殊方异语，分类整理成书，原书十五卷，今存十三篇。《方言》是专门解释方言语词的书，所释有古代方言，也有当时不同区域的方言。把意义相近的集列为一条，用当时通用语的同义词作解释，并标明不同语词所在地区。《方言》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训诂书，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方言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

东汉和帝时，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是最早的一部按偏旁分部编排的字源字典，也是一部很好的训诂书。从训释类型来看，有的是跟据字形构造来说明造字本义：如“理，治玉也”，“须，面毛也”，“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等。有的是根据古训来说明常用词义：如“慈，爱也”，“辟，法也”等。也有专门训释古义的：如“沫，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颂，貌也（同容）；“翁，颈毛也”等，保存了离造字之初很近的古语词义。还有很多依声作训的：如“诗，志也”，“马，武也”，“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也”等。还有从谐声字的声旁来释义的：如“斐，分别文也”，“贫，财分少也”等。也有以方言为训的：如“夥，齐谓多为夥”，“眮，吴楚谓瞋目顾视曰眮”等。《说文》注重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考虑来解字释词，训诂方式系统而完备，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的编纂，对汉字学、训诂学的影响极大巨大。

东汉末刘熙撰《释名》，专从词的声音上推求事物得名的由来。主要是用同音或声韵相近的语词作解释，也就是“声训”，或称“音训”。声训起于战国末，西汉今文经家多从声音上来说解字义，然多有附会。刘熙从语言研究自身出发来研究事物命名之由来，有意识地把语音与语义联系起来，因音以求义。如《释名·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虽难免有主观成分，但从声音上推求事物名称的取义，由此寻求语源，合乎语言中的词先有音义结合而后有字形的实际，不少声训是可信的。这对训诂学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汉代的训诂纂集还有《小尔雅》、《通俗文》等。综合汉代的训诂，各类解释方法已经具备，训诂材料十分丰富，两类训诂著作都很发达，为后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著名的训诂大家多是古文经学家，西汉以刘向、刘歆父子最为著名。东汉古文经学盛行，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许慎先后注解经传。许慎以编撰《说文解字》名世。郑玄兼通今古文经，注经书最多，以《三礼注》、《毛诗笺》最为著名，他能就原文发疑正读，就字词考声定训，创获良多，成为“汉学”的正宗代表，与许慎并称为“许郑”。其余注家，如高诱撰《吕氏春秋注》和《战国策注》、王逸撰《楚辞章句》、赵岐撰《孟子章句》等，都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说，汉代是训诂学发展的第一大高峰。

魏晋时期，社会大动荡，民众播迁流转，语言又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古书艰深难懂，于是注释古籍之风日盛，训诂之学得以发展。《易》、《书》、《诗》、《左传》、《谷梁》、《论语》等儒家经典多有注释，《老子》、《庄子》、《史记》、《汉书》以及辞赋类书也多有注释，其中可取之精义颇多。

训诂纂集方面，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博士张揖纂集《广雅》一书，搜罗汉以前古书的词语和相传的古训，依《尔雅》体例进行增广，补《尔雅》所不备，故名《广雅》。张揖又作《古今字诂》和《难字》，《隋书·经籍志》有载，惜今已失传。东晋弘农太守著作郎郭璞，博学多识，精通训诂，撰《尔雅注》和《方言注》。以今语释古语，又以方言释雅言，联系语音作训，提出“音有通转”理论，为训诂研究探索了新的方法。郭璞《尔雅·序》谓“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又《尔雅·释诂第一》郭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可见郭璞完全把“诂训”用作一个训释术语，并阐明其作用，其“故训”与“训诂”同。字书方面，晋代有任城吕忱撰《字林》，仿照《说文解字》而有所增益，一时广为流传。

南北朝时期，训诂也有所发展。宋、齐以后，释经兼释注的“义疏”体出现，如梁代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传世。经传注疏之外，字书、辞书增多，这是因为文字增多、一词多义更为普遍。字书有宋代何承天《纂文》、北魏阳承庆《字统》、梁代阮孝绪《文字集略》及顾野王《玉篇》。现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广益会玉篇》，顾野王原本《玉篇》只剩五卷残本。其他各书均亡逸，有清人辑佚本。

隋唐时期，训诂学有长足的发展，承接魏晋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注疏类训诂著作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唐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可谓集五经训诂之大成。同时有贾公彦撰《周礼注疏》，徐彦撰《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撰《春秋谷梁传注疏》。这些注疏，参照前代注释而有所抉择，虽然秉承“疏不破注”原则，但更为系统而详明。李善《文选注》重视注明字音和字义通借，对文句的出典详加引证，形成“征引式”注释体式。孔颖达《五经正义》释经兼释注，还有对虚词和文法的解说，较以前注释多有创新。子部、史部典籍也有注释，如杨倞撰《荀子注》、成玄英撰《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颜师古有《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有《后汉书注》等，成果卓然。这些书在随文释义的同时，详尽汇集了前代众多训诂资料。

唐代训诂纂集还有一类“音义书”，就是为经典随文注音释义的书。音义书始于东汉末服虔、应劭等所撰《汉书音义》，今存颜师古《汉书注》中有二十三家。魏晋南北朝“音韵锋出”，涌现出数以百计的韵书和音义书，主要的经典都有人注音，《诗》、《书》这样的重要经典则有很多家的注音。到陈末唐初，陆德明纂集前代各家所作书音，为儒家十二经和《老子》、《庄子》汇集注音释义，撰成集六朝音义书之大成的《经典释文》。此书一出，此前众多音义书相继亡佚。相应的，北齐时曾有沙门为佛典作音义，之后仿作渐多，唐代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唐宪宗时释慧琳又根据玄应书扩充为《一切经音义》。两部佛典音义书仿《经典释文》体例，遍注众经，就原本经*文摘字注音释义，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且有所辨析，形成传统小学书中独立的“音义”一类。该类音义书保存资料极为丰富，对研究前代训诂极为有益，清代训诂学者从中引述、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隋唐的字书也不少，隋代有诸葛颖《桂苑珠丛》，初唐有武则天《字海》、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等，卷帙都极为繁富，只是久已亡佚无存。有李阳冰删改传播《说文解字》。又有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是简要的实用型字书。今天还见到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等唐代字书，是十分宝贵的训诂学资料。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孔颖达对“训诂”作了概括性的论述，指出“诂、训、传”是注解的别名，并从语源上给予定义。“注解”成为训诂术语，也就是“诂训”之义。孔氏总括“诂训”对象与内容为“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又补充道：“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孔颖达基本确定了训诂学的术语，划分了训诂的对象与内容，把具体的训诂工作概括提升为系统的学术门类，传统“训诂学”观念至此得以形成。

宋代，训诂学受理学思潮的影响，有诸多方面的革新。承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宋代学者搜罗大量出土钟鼎彝器上的文字，扩宽了研究眼界，解放学术思想，不墨守古人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诗本义》，王质《诗总闻》等，不再谨守古训，富于自我意识。南宋朱熹是著名理学家，也是重视训诂的注疏家，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既采旧注之长，又参酌新解，创获甚多，以至说字解经运用钟鼎彝器铭文，见于《诗·大雅》的《行苇》、《既醉》、《江汉》诸篇，实属难得。宋代集部注疏很多，尤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最有影响。史部则有宋末元初胡三省以撰《资治通鉴注》闻名。

宋代研究《尔雅》很有成就。邢昺撰《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撰《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注，都颇有所得。

文字方面，有宋初徐铉《说文解字》校定本、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保存和正确传播《说文解字》大有功劳。王安石撰《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不免主观臆断，通行一时，终为人所弃置。但同时有王子韶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也兼表义，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戋”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都以戋（小）为义。形声字一般声旁在右，故称声旁为“右文”，称声符有义为“右文说”。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二十传卷，后失传。但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右文说”对后代影响深远，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当受其“右文说”之启发。

宋代之前，“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南宋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古韵问题，吴棫撰《诗补音》和《韵补》，从古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分古韵为九部，为古音学开山之作。项安世《项氏家说》明确提出“诗韵”不同于后代音的观点。郑庠撰《古音辨》，探索《诗》分韵的正确途径。这些都是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先导，对训诂学的词义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元代，训诂学全面衰退。但有戴侗撰《六书故》，以承接南宋“六书”之学，编排用力，提出训诂与声音关系紧密的见解。其《六书通释》谓：“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声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首创“因声以求义”之说，值得重视。再有周伯琦《六书正讹》、刘鉴《经史动静字音》、卢以纬《语助》，进行不同方面的训诂研究，较有成绩。另也有两三种经传注释，但表现平平。

明代，学术不振，深受宋代性理之学影响，束书不观，师心自用，游谈无根。训诂纂籍，有万历间朱谋㙔所撰《骈雅》，类聚古书中义近的双音词，按《尔雅》体例分类，再逐条予以解释，双音词即“骈俪之词”，故称《骈雅》。万历以后，古学研究风气渐盛，江宁焦竑、成都杨慎、桐城方以智等人的著述，在阐发字词音义方面较有成绩。尤其是方以智《通雅》，吸收当时传入的西学思想，考辨古语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有一定的理论阐述，尤其是明确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对清代学者有较多的启迪。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考据大家，并形成了乾嘉学派。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极力提倡古学的影响，推崇汉代经学和小学，不再空谈性理之学，重考据，求实证，至使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也使清代成为训诂学的第二高峰。

清代训诂学的成就与古音学的成就密切相关。清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遍考上古韵文，比照中古韵书，分古韵为十部，离析唐韵，入声配阴声，开启古音研究的正途。经过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后出益精的持续研究，定古韵为二十二部。戴震、孔广森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并用于训诂实践。在声母方面，钱大昕考定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上、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成果，无疑成为考证先秦古籍字词音义的理论根据。

清代学者在训诂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重视据古音来考求字义，大行“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六书音均表序》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谓“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序》）。这些见解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和其他学科的指导性原则。因为语言首先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很晚才产生的，是记录语言中词的符号系统。所以要考求文字的意义，必先了解其读音，从声音入手去考求意义，很多千古难题迎刃而解。清代学者由此形成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使训诂学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方法且成果丰硕的一门学问。

训诂学向来以经籍注疏为大宗，经籍都用文字写成，要解释经传，就必须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因此语言文字之学（小学）在清代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清代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多至百十种，且各有建树。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也多有人注释疏证，成果远超前人。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首的《说文》四大家，以王念孙父子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为代表的训诂专集，成为清代训诂学高峰的代表著作。

经部典籍的注疏成果丰硕，惠栋《周易述》、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陈奂《诗毛氏传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等，是经籍训诂的典范之作。儒家“十三经”都有多家注释，阮元主持编成《十三经注疏》也得以问世。史部、子部、集部典籍也有大量扎实的注疏成果。晚清俞樾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宗王氏父子学术，颇多心得。

清人在字词音义训诂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声音来推求文字的假借，解决很多古书难解文句和字词训诂上的问题。二是确定造字本义，由此说明众多的派生、引申义，理清汉语词汇中一词多义的词义系统发展脉络。段玉裁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馀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经韵楼集》卷一）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说阐明词义发展的系统和规律，是对训诂学的重大贡献。三是比证文句来考定词义，即对古书中相同的文句进行互相比证，从实证出发来阐明古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尤长于利用古书资料来解决前人遗留的难题，如解《诗》“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解“邦之司直”为“主正人过”（见《经义述闻》卷五）等，是信实的确解。王引之撰《经传释词》，集列经典中的用例进行参互比证，使各类虚词得以确解，对阅读、研究古代文献有极大的帮助。四是“因声求义”，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因有顾炎武以来的先秦古音研究成果作为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法，清人把“因声求义”的原理落实到训诂实践之中，使字的“形、音、义”得以统一，考据成果又在经籍文句中得以验证，扎实而可信，为训诂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科学途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证明“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如从“农”声的字有厚重义，从“辰”声的字多有动义等。王念孙撰《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将“声近义通”字联系起来解释，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它们音义相通和声音相转的关系，已接近于词族研究，富于创新性。戴震撰《转语二十章》（今仅存序），王念孙撰《释大》、程瑶田作《果蠃转语记》，从声韵相同、相近关系来观察词义的相同、相近现象，使“声近义近，声转义通”之理得以系统证明。清代训诂学至段玉裁和王氏父子，已发展到了全新阶段和全盛高度。研究范围广泛，研究方法先进，研究成果丰厚，为典籍字词的正确解释作出了极大贡献。

除了古书注释和训诂著作疏证之外，清代学者还研究钟鼎彝器款识，探讨其中文字的古义。文献整理方面，做了不少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如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的《小学钩沉》》等，辑集了很好的训诂资料。清人还编了一些训诂纂集，如吴玉搢《别雅》，史梦兰《叠雅》，夏燮《拾雅》，洪亮吉《比雅》等。阮元主编《经籍纂诂》，把古书散见的训释按被释字头会录编排起来，成为训诂资料的总汇，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便利实用的训诂学工具书。当今，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就是对《经籍纂诂》的扩充与完善，所收资料时段从宋末扩展到清末，所收训诂材料之书达二百多种，体例更为完善，检索更为方便，成为研究、学习、使用训诂学必备的工具书。此外，如杭世骏《续方言》、程际盛《续方言补正》、程先甲《广续方言》，搜集编录历代书籍中的方言资料。钱大昕《恒言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毛奇龄《越语肯綮录》、翟灏《通俗编》等，是集录地域方言、俗语的著作。这些都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也是清代训诂学成就的一部分。

清末训诂大家孙诒让在《札迻序》中论清代训诂考证之学云：“综论厥善，大氐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是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管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捃摭新异，冯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塙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出，然其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饷遗来学，沾溉不穷。”此论可作为清代训诂学的全面总结，论述了清代训诂学的宗旨、方法、特点、成就以及代表人物，也指出其弊病，可谓准确而公允。

三、训诂形式与方法

汉字有形、有音、有义，训诂学上的训释字词是以被释字为对象的，主要的训释方式是从形、音、义三方面入手，于是就有“形训、义训、声训”三类训释。从释语的构成来看，有直接用词语来训释词语的，有推求语源的，有用说明性短语来下定义的，就有“直训、推因、义界”三种释语方式。直训中，释语词与被释字之间有多种对接关系，也就形成“单训、互训、递训、同训”等具体训释形式。

众多的训诂形式、方法，在《说文解字》中得以集中体现，因而主要以《说文》的训释为例加以说明，不足处辅以他书的用例。

1、形训、义训、声训

就传统训诂学的训释方法来说，第一层次的释义方法可分为“形训、义训、声训”三大类。形训，是就字形结构来说明所表现的词义；义训，是用今人常用词语解释古书面用字的含义，多用同义或义近词作释语。声训，也称音训，是从字词音义相通角度来说明词义，从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

1）形训，用分析字形结构的方法来释义。《说文·戈部》“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直接引用《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的字形分析来解释“武”的词义是“制止战争”；《面部》“腼，面见也。从面、见，见亦声。《诗》曰：有腼面目”，引《诗》的字形说解（“面、见”会意）来解释“腼”就是直面相见的意思；《口部》“命，使也，从口、令”，分析“口、令”会意也就解释了“以口发令”的词义；《止部》“歬，不行而进谓之歬，从止在舟上”，分析字形“止在舟上”会意也就解释了“舟前行”的词义；《贝部》“贫，财分少也”，释语既分析了字形又解释了意义。

2）义训，解释字形所表示词的意义。只从现有意义中选择训释词来释义，不考虑语源和形义关系。可分为“综合释义、随文释义”两类，综合释义又称“词义训释”，只对客观词义进行表述；随文释义又称“文意训释”，是对词在语境中的使用义进行的训释。如《说文·艸部》“茂，艸丰盛也”，训释的是“茂”的本义，是词义训释；《诗·齐风·还》“子之茂兮”毛传“茂，美也”，是指“茂”在此诗句中才有美好义，是文意训释。《说文》中的释义绝大多数都是义训，用“某，某也”格式来定义的基本上都是义训，无需多作引用说明。

3）声训，也称“音训”，是用“音近义通”的同源词来释义，即按读音的线索来推求被释字的词义来源，也就是推求语源或探求名源。《说文·一部》“天，顚也”，是真韵平声的透母、端母相训，读音相近，“顚”从页是人头顶，“天”是大（人）上一横也表示人头顶，音近义同，二字是同源词。《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履”都读来母脂韵，都有“履行求神赐福之事”的意思，是同源词。再如《八部》“八，别也”，《丄部》“帝，谛也”，《户部》“户，护也”，《门部》“门，闻也”等，都是声训。声训或以双声为训，如《示部》“祈，求也”，“祈、求”双声；“祸，害也”，“祸、害”双声。或以叠韵为训，如《示部》“祷，告事求福也”，“祷、告”叠韵；《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王、往”叠韵。王宁师认为明语源的声训可分为“推源、系源”两种方式，“推源式”是用源词来训释派生词以说明其直接来源，如《论语》“政者，正也”，是不完全的推原，完全推源是很难办到的；“系源式”是用同源词中的一个派生词训释另一个派生词，起到局部系源的作用，如《页部》“顶，颠也”，二者是同代的派生词。崔枢华《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0页）统计，《说文》运用声训释义的共有4438条。

2、直训、推因、义界

从训释语作用于被释语的训释方式来看，可分为“直训、推因、义界”三类。章太炎把《说文》的义训分为“直训、语根、界说”三类，其《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华国月刊》一卷四期）云：“训诂之术语略有三涂，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

黄侃论继承其师章太炎“直训、语根、界说”之分，发展完善为“互训、推因、义界”三式，说：“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论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互训（亦可称直训），凡一意可以种种不同之声音表现之，故一意可造多字，即此同意之字为训或互相为训（亦可称代语），如《说文》‘元，始也’、‘丕，大也’……。义界（亦可称界说），义界者，谓此字别于他字之宽狭通别也。凡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如《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之类是……。推因，凡字不但求其义训，且推其字义得声之由来，谓之推因（即求语根），如《说文》‘天，颠也’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86-187页）。

他们所说的“互训”，就是同义词的互相解释，也就是直训，下文细论。“推因”，就是推求语源的声训，上文说过。此处重点说说“义界”。

义界，就是下定义。按太炎、黄侃先生的说法，义界的形式是以句训词，内容是界定被训词的外延和内涵。王宁师曾在《论词义训释》（《辞书研究》1988年第1期）中把义界归纳为“主训词+义值差”，“主训词”是选来与被训词作比较的释语词或其范围，“义值差”是指被释词与释语词（主训词）的不同特征。用“主训词+义值差”来为被释词定义，就能在一定范围内比较、确定被训释词的特征，使释语成为唯一属于被释词的意义描写。这样的界定既能表明词的概括性意义，又能区分该词与邻近词的意义差别。如《水部》“澜，大波为澜”，“波”是主训词，“大”是“波”与“澜”的义值差，表明“波、澜”为一物但“澜”的特点是比“波”大，“波+大”就是“澜”的唯一意义描写。

《说文》的义界式释义在一千条以上，可分为两大类：有标记义界、无标记义界。“有标记义界”，是指《说文》中用“为、曰、之、者、所、所以”等作显性标记的义界。如《帀部》“师，二千五百人为师”，“人”是主训词，“二千五百”是义值差；《歺部》“𣨛，大夫死曰𣨛”，“死”是主训词，“大夫”是义值差；《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列”是主训词，“中庭之左右”是义值差；《珡部》“瑟，庖牺所作弦乐也”，“弦乐”是主训词，“庖牺所作”是义值差；《马部》“骏，马之良材者”，“马”是主训词，“良材”是义值差；《黑部》“黮，桑葚之黑也”，“桑葚”是主训词，“黑”是义值差；《口部》“口，人所以言食也”，“所”是主训词，“人言食”是义值差，其中的“所以”意为“以之”即“用它来”的意思，这种“所以”是《说文》很常用的义界术语，有81处之多。“无标记义界”，即释语中不存在显性的标记性词语，直接就是“主训词+义值差”。如《示部》“祖，始庙也”，“庙”是主训词，“始”是义值差；“祈，求福也”，“求”是主训词，“福”是义值差；《缶部》“罄，器中尽也”，“尽”是主训词，“器中”是义值差；《重部》“量，称轻重也”，“称”是主训词，“轻重”是义值差。

义界中的主训词一般与被训词的词性相同，词义与被训词相近，主训词的义域或包含被训词（上位词）或与被训词相同（同位词）。义值差则大体表示主训词与被训词在“原因、主体、领属、时间、位置、状态、数量”等方面的差别。义界粗略说来是一个句子，其实多数是个短语（词组），其语法结构非常灵活，以利于表示千变万化的词义描写，就上引例子看，“大夫死”是主谓式的句子或短语，“求福”是动宾式的，“列中庭之左右”是动补式的，“馬之良材”是定中式的，等等。许慎在《说文》中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定义简洁明确的义界，成为后世的传注训诂和辞书编撰的释义范式，其功甚伟。

3、直训的类型

直训，是指以单词释单词的训释方式，属于逻辑学上的“直言判断”，是利用训释词与被训词在语义上的相同特点来显示被训词的意义，一般是同义（或近义）词为训。其释语格式为“某，某也；某，犹某也；某之言某也”等，如《说文·宀部》“寒，凍也；定，安也”。直训包括“单训、互训、递训、同训”等具体形式。

1）单训，是单向的直训，A→B，即“A，B也”，如《说文·宀部》“寒，冻也”；《仌部》“冻，仌也”。

2）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是双向的互为直训，A=B，即“A，B也；B，A也”，如《说文·辵部》“追，逐也；逐，追也”，《老部》“老，考也；“考，老也”，为同部互训。《宀部》“寄，托也”，《言部》“托，寄也”，为异部互训。

3）递训，是辗转递进式的直训，A→B→C→D，即“A，B也；B，C也；C，D也”，如《说文·手部》“推，排也；排，挤也；挤，排也”。《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4）同训，是用一个训释词解释多个被训词的直训，A/B/C→D，即“A、B、C，D也”，如《说文·手部》“排，挤也；抵，挤也；摧，挤也”；《宀部》“定，安也；寍，安也；宓，安也；宴，安也”。《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

四、训诂条例与术语

各种训释方式的运用，形成不同的训释条例，这些训诂条例又是用很多训释术语来实施的。训释术语很多很复杂，不同时期不同训释者所用术语多有不同，有异名同实者，也有同名异实者，很难穷尽列述。故选择通用且常用的一些做介绍，还是以《说文》所用为主，辅以其他书的用例。

《说文》被释字正篆之下就是释义，释语有长有短，有词、短语、句子，内容有简单有复杂，而基本格式是相同的。所用术语略可归纳为以下四类（1—4）。今人归纳其释义方式、作用等，也用了几种类型的术语（5—8）。《说文》所用的这些释义术语，有来自前人的，有许慎新创的，后来大多都成为注疏、辞书中的定式训诂术语，影响深广。

1、某，某也；某者，某也；某，某某

《说文》释义最常用的体例，有“某，某也”，如《一部》“元，始也”；《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有“某者，某也”，如《士部》“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有“某，某某”，如《示部》“祡，烧祡燓燎以祭天神”。

2、曰、言、谓、谓…曰、谓之、为、犹、皃、之言、之为言

除了通用释义条例外，有些特殊的释义需要用专门的术语来表现。主要有“曰”，用一个短语来下定义，《攴部》“敕，诫也。臿地曰敕”；《隹部》“只，鸟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只，二隹曰双”。有“言”，说明所指的内容，《玉部》“璊，禾之赤苗谓之虋，言璊，玉色如之”。有“谓、谓…曰、谓之”，用以指称专门内容，《又部》“𠭥，楚人谓卜问吉凶曰𠭥”；《皮部》“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聿部》“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是说聿（笔）是用来书写的。有“为”，界定被释词的词义，《土部》“埘，鸡栖垣为埘”，说明“埘”是鸡栖息的处所。有“犹”，释同义、同源等通用义，《爻部》“尔，丽尔，犹靡丽也。此与爽同意”。有“皃”，专释事物形貌状态，《艸部》“葏，艸皃”；“茸，艸茸茸皃”。有“之为言”，是专用来探求语源而说明得名之由的，《𠧪部》“𥻆，嘉谷实也。孔子曰：𥻆之为言续也”；《犬部》“狄，赤狄，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说文》未见“之言”，其实“之言”与“之为言”通，都是探求语源的声训，释语与被释语或同音或双声叠韵，《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礼记·曲礼下》郑玄注“死之言澌也”；《毛诗·邶风》“心之忧矣，曷维其亡”郑玄笺“亡之言忘也”。

3、属、别

说明被释词与释语词之间的类属关系，有用“属”表示相属的，《艸部》“蓍，蒿属。生十岁，百茎”；“莪，萝莪，蒿属”；《乌部》“焉，焉鸟，黄*色，出于江淮，象形。凡字：朋者，羽虫之属；乌者，日中之禽”。有用“别”来区别差异的，《禾部》“稗，禾别也”；《水部》“澥，郣澥，海之别也”。

4、貌

用来表示事物的某种形态，有描写的作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样子”。被训释词主要为形容词，其中大部份是迭音词或联绵词。《诗·齐风·载驱》“汶水汤汤，行人彭彭”毛传“汤汤，大貌。彭彭，多貌”；《楚辞·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王逸注“纷，盛貌”；《文选·报任安书》“意气勤勤恳恳”李善注“勤勤恳恳，忠款之貌也”。《诗·小雅·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朱熹注“楚楚，盛密貌”。

5、读、读若、读若某同、读与某同、读若某相似、读如、读为、读曰

“读”是用得既早且多的训诂术语，多用于注音、拟音及明假借。《周礼·春官·大卜》“二曰觭梦”郑玄注引杜子春云“觭读为奇伟之奇”；《周礼·考工记·韗人》“穹者三之一”郑玄注引郑众云“穹，读为志无空邪之空”；《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郑玄注“幎读若《诗》‘葛藟萦之’之萦”；《毛诗·北风》“其虚其邪”郑玄笺“邪读如徐”。

《说文》有“读、读若、读若某同、读与某同、读若某相似、读如”等，其说音、说义的具体功能或各有分别，或互有交叉，较为复杂。段玉裁在《言部》“读”下注云：“拟其音曰读，凡言读如、读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凡言读为、读曰、当为皆是也；人所诵习曰读，……；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引其父王念孙语云：“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𥷴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娄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一：“《说文》读若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论也。”则段玉裁主张明确分开：“读如、读若”是标音的，“读为、读曰”是明假借的，“当为”是辨字形的。王氏父子则认为“读若、读为”等都是明假借的。王筠则认为“读若、读为”等各自既有标音的，也有明假借的。

实际上“读”的使用情况很复杂，“读”之下的二级术语与内容的关系远不如清儒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既有一定的类化趋向，又都兼跨多类，一名多实、一实多名、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的情况常见。

大徐本《说文》涉及“读”的有789处，其中标明“读若”的745处、“读与某同”35处、“读如”1处。

“读如”，《匸部》“匿，亡也，从匸若声。读如羊驺棰”，段注认为有讹夺而改作“读若羊棰𨫔之𨫔”，谓“匿读若𨫔，即读若质也，古亦读尼质切”，是描写近似读音即“拟其音”的。“读如”与“读若”同。

“读若某相似”，《目部》“睒，暂视皃，从目炎声。读若白盖谓之苫相似”，只是拟读近似的音。虽然“睒、苫”上古音都为书母谈部字，但到《广韵》中“睒”有平、去二读而“苫”读上声，许慎时代可能读音有差别了，才谓“相似”。

“读与某同”，如《足部》“趽，曲胫马也，从足方声。读与彭同”，是直接拟“趽”音为“彭”的；《龠部》“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是标示“龢、和”音义同源的。相比较，《𠬪部》“𤔔，治也。幺子相乱，𠬪治之也。读若乱同”，标示“𤔔、乱”音义同源而“乱”为后出的经典常用字。则“读与某同”与“读若某同”相同。

一般说来，《说文》的“读若”除了都标明相同相似的读音外，其作用有几方面的差异：一是只注明读音的，如《玉部》“珛，朽玉也，从玉有声。读若畜牧之畜”，给“珛”注“畜”音。二是兼明语源的，如《王部》“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谓“皇、自、鼻”音义同源，“鼻”是“自”的后出字；《釆部》“釆，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读若辨”，谓“釆、辨”音义同源。杨树达《说文读若探源》（《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四）认为“读若”是“经典缘同音而假借，许君缘经典之假借而证同音”，他分析《说文》近800次“读若”，探寻其来源略有四：一是汉时经典的今古异文形体虽异而音读无殊，可以此音拟彼音；二是经传往往取本字之音义而舍其形（即通假），故可缘通假而悟同音；三是一字有重文，形符同而声符异，可据此异文以明音读；四是汉代经术盛行，经师成说众多，可依之裁定字音。另外，读若的用字规律是“必以易识之字拟希见之文”。所论颇详，可资参考。

“读为、读曰”，《说文》未用，多见于注疏。一般是用本字本义来说明假借字的，《诗·氓》郑玄笺“泮读为畔”；《礼记·曾子问》郑玄注“假读为嘏”。《尚书·尧典》郑玄注“时读曰蒔”；《礼记·曲礼》郑玄注“绥读曰妥”。

5、当为、当作

这是校勘时正误用的训诂术语，正读音误或字形误。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凡易字之例，于其音之同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读为’，其音无关涉而改易字之误则曰‘当为’，或音可相关义绝无相关，定为声之误，则亦曰‘当为’。”如《周礼·内饔》郑玄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礼记·杂记》郑玄注“绥当为緌，读如蕤宾之蕤，字之误也”。 《诗·邶风·雄雉》“自诒伊阻”郑玄笺“伊，当作繄，繄犹是也”；《诗·邶风·新台》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郑玄笺“殄，当作腆。腆，善也”。

6、词、辞、语辞、语之余

上面是实义训释的术语，虚词的释义则多用“词、辞、语辞”等。《白部》“𦦰，词也”；“皆，俱词也”；“者，别事词也”。《只部》“只，语已词也”。《口部》“各，异辞也”；《此部》“些，语辞也”。《兮部》“乎，语之余也”。《言部》“诶，可恶之辞，从言矣声。一曰诶然。《春秋传》曰：诶诶出出”。

五、训诂体式

训诂体式，是指训诂的体制和展现形式，也就是以何种样式和体裁来展现训诂工作的成果。训诂体式主要有：第一类，文献正文中的训诂，古文献中由撰文者本人作出随文释义的训诂。第二类，附经的注疏，即随经典正文释义的传注义疏，是在经*文中插入注释。第三类，通释语义的专著，准确、简明地阐释各个字语的含义，汇编训释成果成为专门释义的训诂纂集。第四类，考订书中的训诂，为杂考笔记中的训诂，即散见于杂学、杂考、杂说中的训诂材料。

四类中，第四类资料零散而芜杂，涉及的文献类型很广，包括文集、小说、笔记、随笔、杂著、诗集词集曲集、诗话词话曲话、史志、地理、道藏、佛藏、禅宗语录等。著名的杂著如：汉刘向《说苑》、王充《论衡》、服虔《通俗文》（辑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晋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唐段成氏《酉阳杂俎》、封演《封氏闻见记》、颜师古《匡谬正俗》，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苏轼《东坡志林》、周密《齐东野语》、洪迈《容斋随笔》、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叶梦得《石林燕语》，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焦竑《焦氏笔乘》、郎瑛《七修类稿》、胡震亨《唐音癸籤》，清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桂馥《札朴》、俞樾《茶香室丛钞》，等等。都有很丰富的训诂资料，值得发掘和研究。

第三类通释语义的训诂纂集，从《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一直到清代的《经籍籑诂》、《古书疑义举例》，历代撰著极其丰富，我们在上文训诂学发展一节中分时代作了简要的介绍，不再细论。

本节主要列述第一、二类，尤以第二类为要，故多作示例，并辨析其应用。

1、文献正文训诂示例

先秦典籍中，甚至甲骨刻辞的正文中就发现了训诂。这类材料，《尚书》中已有不少，如《尚书·禹贡》“济、河惟兖州”，就是解释兖州所在区域，《尔雅·释地》“济、河间曰兖州”。又如《尚书·洪范》正文释“三德”曰“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三者皆为君王必备的品质和能力，孔安国传：正直，能正人之曲直；刚克，言刚能立事；柔克，和柔能治。正文训诂的内容主要有三类：

一是解释词语。如《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庄子·天地》“物得以生，谓之德”；《孟子·梁惠王上》“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二是串讲句意。如《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礼记·大学》引《诗》之后解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三是说明章旨。《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毛诗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郑国谓学为校，言可以校正道艺”。

串讲句义和说明章旨，都是阅读古籍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训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串讲句意，就会涉及语法、修辞等多语言现象。说明章旨，就会涉及词章结构及写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训诂学后来展开的重要内容，文献正文的训诂已导其先路了。

2、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示例及其作用

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是训诂材料中的大宗，来源于经籍的随文施注，是一手训诂材料，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其主要工作在作校勘、明句读、解字、注音、释词、解句、明篇章大意、补叙事实等。这类材料分布在大量的经籍注疏著作之中，现分类归纳其训诂体式，且示例以说明，进而讨论其特点与作用。

1）随文注释训诂体式分类

（1）传注类

传，是指传古人文意于今人的注释。《说文》“传，遽也。从人专声”，本指古代驿站传递公文的交通工具，作动词有由此达彼之义，故将传达古今语言的注释称为“传”。唐孔颖达疏：“传者，传通其义也。”传有内传、外传、大小传。

“内传、外传”之别，始于西汉时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解说《诗》之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解释外传为“其书杂引古书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外传”指附经作传，相对“内传”而言，广引事例而不全以解释经义为主。如汉韩婴撰《韩诗外传》（亡佚，有辑佚），不同于毛传。又如相对于《春秋左传》而言，《国语》也有《春秋外传》之称，韦昭《国语解叙》“其文不主于经，故号为外传”。“内传”所指，各书体例不一，如《吴越春秋》以吴为内传，越为外传；《越绝书》则以出于史载者为内传，以出于传说者为外传。而与“外传”相对的“内传”，是紧扣经义的注释，而不广引事例。

“大传”之名始于西汉张生和欧阳生的《尚书大传》，是“撰其大义”的意思。《周易》以卦辞、爻辞为经，其余《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篇被汉儒称为“十翼”，即为《易经》之羽翼，都是传统经*文大义之作，也称为《易大传》。

“小传”与大传相对而言，取“不贤识小”之意，为注释者的谦词。

不同类型经籍的“传”，其注释内容和侧重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春秋》一经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郑玄谓“《左传》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左传》重在引据史实，弥补《春秋》经*文字的简古含蓄，注重道义之礼的阐发。《公羊传》则重阐发“微言大义”，有不少谶纬的内容。《谷梁传》较为贴近经*文，注释较为平实。如《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只有简短的九个字，《左传》引据有关史料写成了一篇五百余字的完整历史故事，阐明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其弟共叔段的是是非非。《公羊传》则解释为什么用“克”不用“杀”、用“段”不用“弟”，用一百余字阐发“春秋笔法”。《谷梁传》作了一百多字的解释，比较平实。这些传注重史实的挖掘和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的阐发，一般都不注重对具体字词含义的解释。

到汉代，人们去古渐远，语言的变化带来了先秦经*文理解上的障碍，“传”的内容逐渐转向字词含义的解释，至今保留完好的毛亨《诗》传就是汉代“传”的典型代表。《毛传》重视通过文字训来疏通经义，以字词为训释单位，用较严格的程序化术语作传，显示被训字词与训释词语之间的各种音义关系，词义明则句义明，句义明则经义明。

示例：四部丛刊景宋本《毛诗故训传》，〔汉〕毛亨撰，〔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诗·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篇题“硕鼠”毛传 “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经*文“三岁贯女”毛传“贯，事也”；“爰得我直”毛传“直，得其直道”；“无食我苗”毛传“苗，嘉榖也”；“谁之永号”毛传“号，呼也”。毛传先是在篇题下释一篇要旨，然后于各句下训释字词在当篇中的含义。

笺，是传之外的另一种注释体式。《说文·竹部》：“笺，表识书也。”徐锴《说文系传》：“于书中有所表记之也。”即在原有的注释旁附记自己的意见。东汉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明为《毛传》作笺的方法：“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郑笺》在《毛传》的基础上有所阐明、补充，或有所订正。《诗·魏风·硕鼠》“爰得我直”毛传“直，得其直道”，郑玄笺“直，犹正也”； “乐郊乐郊，谁之永号”毛传“号，呼也”，郑笺“之，往也。永，歌也。乐郊之地，谁独当往而歌号者。言皆喜说无忧苦”。

后人继承郑玄这种补充、修正他人成说的方法，扩展形成独立的注释体式，如清胡承珙有《毛诗后笺》。

注，《说文·言部》：“注，灌也。”注书一义由灌注之义引申而来。《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注。”注也是对经籍的解说。把解经称为注，并不始自郑玄，但郑玄“三礼注”之后，“注”几乎取代了“传”这一名称而成为经籍训释的统称。这大概与郑玄集汉代今古文之大成的训诂成就有关。

古籍中，作者自己所作的注解叫“自注”，或见于正文，或附于文后，主要是自明宗旨、区分纲目、举要考异。如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述作本旨、去取根据所作的说明就是自注。六朝僧徒注佛经，创造了一种“子注”形式，以大字正文为母，取别本以小字列入夹行为子，以子从母，以子注母。子注本与自注有区别，到北魏杨衒之模仿子注的体例著《洛阳伽蓝记》，子注遂成为自注的一种。

还有一种注体是“补注”，即选一家较好的注本补充订正。如汉王逸《楚辞章句》有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注是先列王逸原注，而后补注于下。一般都逐条疏通，尤其重视对名物训诂作详尽考证和诠释，对旧注也常有驳正，广征博引，保存了汉代以来的很多旧训。如《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王逸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服，习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习南土，便其风气。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便其风气，一云便且遂也。一云便其性也。”洪兴祖补注：“《禹贡》：淮海惟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汉书》：江陵千树橘与千户侯等。《异物志》云：橘为树，白华赤实。皮旣馨香，又有善味。徕与来同。《说文》云：周所受瑞麦来麰，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所补详尽周密。

集注，集合前人对某部经典的注释汇成一书。有的是汇聚众注而加上自己的见解，有的是收集各家资料择善而从作注释。颜师古《汉书注·序例》：“《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四十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宋朱熹有《四书章句集注》。集注也称“集解”，三国魏何晏撰《论语集解》，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孔颖达疏：“杜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集注又称“集传”，宋蔡沈有《书经集传》，朱熹有《诗集传》。

（2）义疏类

疏，“疏”从?，同足，《说文》训“通也”，因有疏通其义的意思。这是产生于六朝的一种新训诂体式，意在疏通经*文及注文。由于去古已远，语言的变化使六朝人不仅读不懂先秦经典，读汉人的传注也有隔碍，因而这种既注原文又释传注的训诂体式就应运而生。“疏”又称“义疏、正义”，南北朝之后，重要的有唐贾公彦《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宋邢昺《论语注疏》、《尔雅注疏》，清郝懿行《尔雅义疏》等。

正义，就是定正前人之疏义，即集大成之疏。为适应初唐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唐太宗诏孔颖达及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兼采先儒旧说和各家义疏之长，定为一尊，名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和《礼记正义》。《五经正义》官本颁行后，儒家经学文本定于一尊，形成“五经正义出，六朝义疏亡”的局面。

义疏类注释有两个要点，一是兼释正文和前人的注文，被称为“二度注释”；二是疏解前人注文时只做阐发和补正，一般不违背原注的基本意思，即“疏不破注”。义疏体注释因有大量的考证内容，往往失之繁杂。如《诗·魏风·硕鼠》“无食我苗”，毛传“苗，嘉榖也”，孔颖达《正义》曰：“黍麦指榖实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茎叶，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榖’，谓榖实也。谷榖于苗，故言苗以韵句。”

（3）章句类

章句，是离章辨句的意思。这种训诂体式，通常以句子为基本训释单位，把字词的注释融嵌进句子的讲解中，在注释词句的基础上，还要归纳章旨，即段落大意。如东汉赵岐撰《孟子章句》，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以“章指”概括一章旨意。《梁惠王章句上》“寡人之于国”章的章指为：“王化之本，在于使民养生送死之用备足，而后导之以礼义。责己矜穷，则斯民集矣。”这种训诂体式的优点是对文献的注释更富于整体性，有利于对全篇主题的把握；缺点是不如传注那样简约、明晰。

汉代的章句类著作很多，但大都支离繁琐，曾被斥为“章句小儒”，一般人“羞为章句”。汉以后章句日渐消亡，今仅存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王逸的《楚辞章句》。

（4）征引类

征引的训诂体式，是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的形式来探明文献中的词语源流，将说解语义与阐明文意的训释融于其中。这种训诂体式汉代已有，但形成一种成熟的训诂体式，当自唐李善《文选注》始。南朝梁太子萧统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李善全面征引资料为之作注，影响极为深远。征引式训诂体式更适用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训释，它并非寻求引文与被释词句的简单对应，也非满足于寻找典源出处，而是通过引文与被释词语思想感情和意境的沟通，来引导读者的鉴赏活动。由此而言，征引类训诂已超越以往经史子注，消除文字障碍、显示典籍原貌已不是单一目的，通过征引式训诂，读者鉴赏、审美的层次得以提升。

《文选·左太冲<</span>咏史>》“弱冠弄柔翰，卓犖观群书”，李善注：“《礼记》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车渠椀赋》曰：援柔翰以作赋。孔融《荐祢衡表》曰：英才卓躒. 躒与犖同。班固《汉书·司马迁赞》曰：刘向、杨雄，博极群书。”李善引四种文献中的句子，既交代了左思诗句中词语典故的来源，又通过所引诗文丰富了左思诗句的含义与审美意象。

    2）、随文注释训诂材料的内容与作用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17页）总结训诂材料涉及的内容：“首先，训诂学是以解释词义为基础工作的。除此之外，它还从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这两个方面，对虚词和句子结构进行分析，实际上为后来的语法学提供了素材。在释词、释句的过程中，它承担着说明修辞手法和研究特殊的表达方式的任务，以后的修辞学即从中取材。同时，它还串讲大意和分析篇章结构，就整段或全篇文章进行分析解释，这即是所谓的‘章句’之学。”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主要涉及的内容很多，分类列举如下：

（1）说明用字现象。对古文献进行注解，首先遇到的是文字问题。弄清某个字记录的是哪个词，才有可能理解词义和句意，故文献用字现象是随文注释的重要内容。重点在说明用字现象或字际关系，目的是明确字词关系，而非直接释义。

（2）解释词义。解释词义是训诂学的核心工作，是阅读古籍的基础。不能作正确的词义解释，就谈不上对句义、文意的理解。随文注释的词义解释必须准确，所训之义既是该词本来具有的，又要符合文本特定语境。阅读古籍的障碍往往在于词的引申义和语境临时义，故词义解释要依语境来定义。不仅要解释单个词的固有义，还要灵活地确定词的语用义，进而研究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关系，甚至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如《周礼·地官·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郑玄注：“不物，衣服、视占不与众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贾公彦疏：“案《大司徒》民当同衣服，今有人衣服不与众同，又视占亦不与众人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此皆违禁之物﹐故搏之也。”所释“不物”就是特定的语境义。

（3）解释句意。包括串讲句义和说明句子的言外之意，而分析句读是解释句义的前提。《礼记·学记》提到考核学生“一年视离经辨志”。离经，指离析、断开文章的句读；辨志，指理解典籍的思想内容。分析句读是当时教学的基本内容，也是解词解句的前行工作。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陆德明《经典释文》：“吾弗知绝句。”绝句即断句，陆德明提示“吾弗知”后要断开，使“其为陈氏矣”单独成句，而非“弗知”的宾语。这样，原文就当断为“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当理解为：晏子说，这是末世了，我不了解其他情况，只知道齐国将成为陈氏家族的天下了。

句读准确了，然后才能正确解释句义。解释句义是“章句”训诂体式的主要内容，也常见于其他传注中。解释句意，包含串讲句意和点名言外之意两方面，常用的训释术语是“谓、言”，而“言”多用于点名言外之意。如《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玄笺：“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这是串讲句意。又如《汉书·韩信传》“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颜师古注：“言其有大志也。”这是点明句子的言外之意。再如《楚辞·九章·涉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王逸章句：“言我马壮强，行山皋无所驱驰。我车坚牢，舍于方林无所载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壮诚可任用，弃在山野亦无所施也。”王逸章句两用“言”，前一个为串讲句意，后一个点明言外之意。

（4）讲解语法现象。汉语语法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但训诂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汉语的语法现象了，只是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系统的归纳，而散见于训诂专著和注释书中。

虚词体认与解释。许慎在《说文》中以“词”来表示虚词，如“者，别事词也”；“皆，俱词也”；“矣，语已词也”。《公羊传》、《谷梁传》对虚词的用法有精到的辨析。如《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公羊传》：“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主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雉门是鲁国宫中的中门，两旁各有台观。《公羊传》分析：为何说雉门及两观灾？因为两观的地位比雉门轻微。为何不说雉门灾及两观？因为两观才是失火的主体。原文又为何把两观放在后呢？因为用“及”字相连的二者不能前轻后重。分析了连词“及”连接二者不如“与”那样平列，往往是前重后轻。注释书中的虚词解释很多，其他如《诗·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毛传“思，辞也”，指出语音助词。《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鼗鼓”毛传“与，叹词”，指出叹词。《左传·隐公元年》“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杜预注“繄，语助”，指出发语助词。

实词的特殊用法。古汉语常通过实词的特殊用法来表示语法意义，注释家心领神会地在注释、串讲中传达出来。如《公羊传·宣公六年》“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何休注“是无人于闺门守视者也”，指出“门、闺”在句中都用为一般动词了，意为看守大门、闺门。《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朱熹注“朝，致其来朝也”，指出“朝”在句中是使动用法，意为使秦楚来朝见。《后汉书·李膺传》“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贤注“以朝廷为污秽也”，指出“污秽”在句中是意动用法，是认为（朝廷）污秽。

句式分析。先秦汉语句式与后代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序上，常见有“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等现象，也有因需要而改变正常语序的情况。训诂材料通过串讲来分析语序，实际上就是作句式分析。如《诗·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郑玄笺“惩，艾也。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艾”即铲除，“荆、舒”指楚及其属国，原文以代词“是”复指前置宾语（荆舒），郑笺串讲把前面的宾语“戎狄”和“荆舒”移到了动词“当、艾”后面，句意就清楚了。《孟子》引此句，赵岐释为“击戎狄之不善者，惩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与郑玄分析一致。。

（5）辨析文例与修辞方法

互文：指并列的两个词组或对偶句中相应的两个词（词组）互为补充与发明，阅读时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参互理解。如《诗·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毛传“葛生延而蒙楚，蔹生蔓于野”，上下句分别言“葛生”、“蔹蔓”，实际“葛、蔹”均生长而蔓延，延同蔓，毛传采用互文见义的修辞方法补足了诗意。“互文”也指“互文见义”， 即上下两句的意思参互见义，互相补充。如《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明汪瑗《楚辞集解》曰“二句参错，互文见义”，意谓兰芷、荃蕙都变为茅草而失去了芬芳。《诗·大序》“动天地，感鬼神”，孔颖达正义“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意谓感动了天地和鬼神。

连文：为表达的需要而连用相关相类词语的修辞方法，即“连类而及”。两词语意义相关或相类，但只有一个该用，另一个不符合语境，理解时应当排除。连文的原因，有的为了“足句”，即凑足音节以便朗读；有的因不易分辨，把同类事物连带说出，要注意分析理解。如《史记·刺客传》“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注：得失，失也。人多了就不可能不出现失误，偏“失”而“得”当排除。《史记·游侠传》“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注：缓急，急也。危急之事，是人们时常遇到的，偏“急”而“缓”当排除。该类词语，后来被称为“偏义复词”，常见的有“存亡、生死、早晚、好歹、是非、进退”等。

复文：因行文表达的多种需要，句中的同义字重复使用，即“同义复词”，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修辞现象。有二字、三字复用者，而以二字复用为多见。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哀思”与“哭泣”相对，都是同义复词，此处“思”即“哀”，《文选·张华<</span>励志>》“吉士思秋”李善注“思，悲也”。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条，辨析的就是该类复文。三字一义而复用者，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缮完葺墙以待宾客”，缮、完、葺三字一义复用。《汉书·王莽传》“虽未能充裕，略颇稍给”，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略、颇、稍三字连文”。有复句中部分复用表示强调的，如《孟子·梁惠王上》“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王之不王”复用。有诗文中语词叠用的，如《诗·大雅·绵》“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四句叠用“迺”字八次。《诗·大雅·荡》“曾是沖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四句叠用“曾”字四次。

省文：相同相关词语本应在语句中重复出现，但因行文简约、韵律协和等原因，只出现一个而略去其余，称为省文。理解时，可看作把省去的词语意义包含在出现的词语里，即所谓“并言之”。如《左传·襄公二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孔颖达疏“《司马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则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牛称头，马称匹，文中牛马共称匹，是行文精炼，省去了“头”。

句法上的省文很多，有蒙上文而省的，如《左传·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 奔，食而从之”，当云 “楚人奔，吴人食而从之”，“奔”不言楚人，“食而从之”不言吴人，是蒙上文而省。有因下文而省的，如《诗·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当为“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乃因下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省。有语急而省的，如《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何休注 “如，即不如也”，因为语急而省“不”。有引二人对话而省的，《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居，吾语女”乃孔子谓仲由之语，省去“子曰”二字。

倒文：指语句中的倒字、倒句、倒语序等现象，训诂材料会指出来。有倒字的，如?  《左传·昭公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谓矣，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杜预注“言灵王怒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太平御览》卷一七四正引作“怒於室而色於市”。正文中“室於怒市於色”乃句中倒字，杜预注顺言当为“怒（忿）於室，色於市”。有倒句的，《左传·闵公二年》“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杜预注“太伯，周太王之适子，知其父欲立季历，故让位而适吴”，又“言虽去，犹有令名”。谓“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为倒句，顺当作“与其及也，犹有令名”。《礼记·檀弓》“盖殡也，问於耳邓曼父之母”，清人孙护孙《檀弓论文》曰“此二句乃倒句也。盖殡浅而葬深，孔子之父实殡於五父之衢，而见之者皆以为葬，孔子不敢轻启父墓而迁葬，乃其慎也。及问於耳邓曼父之母始得其实。当云：‘问於耳邓曼父之母，盖殡也。’作倒句以取曲折耳”。有倒序的，如《周礼·大宗伯职》“以肆、献、祼享先王”，郭在贻按：“肆、献、祼为祭祀之名，以次第言之，祼居先，献次之，肆又次之。此文肆居先，祼最後，乃倒序之例。”

变文：为表达上避免重复等需要，行文运用同实异名关系改变用词的一种方法。如《汉书·黥布传》“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张晏注“往年与前年同耳，文相避也”。是说“往年”同“前年”，为不重复，变为“往”。该类也称“用字错综”，又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郭在贻按：“迅雷风烈即迅雷烈风，不言烈风而故意言风烈，为求用字错综而已。”有连类并称的，如《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郭在贻按：“此为禹事，而稷亦因之受名。”有变文叶韵的，如《诗·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传“天，谓父也”，孔颖达正义“先母后天，取其韵句耳”，传疏认为变父为天，是为了“天、人”叶韵（古韵真部)。有变换虚字的，如《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朱熹集注“而读为如”，变换虚字“如”为“而”。有变换人名加助字的，如《左传·僖公廿四年》“介之推不言禄”，杜预注“之，语助”，谓变“介推”为“介之推”，加助字“之”。又如《孟子·公孙丑上》有“孟施舍”，赵岐注“孟，姓；舍，名。施，发音也”。

总体看来，先秦古文离我们太远，书写古籍文句的是汉字，随着历史的变迁，汉字的形、音、义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要真正读懂古籍，必须读懂历代的注疏，也就要正确解读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

要正确解读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首先要熟悉相关的基本训诂概念，如原文、注文、注释家、被注对象、注释内容、注释文体等。进而熟悉注释体例，包括标注字音、分析字形、解释词义、考辨名物、沟通字际关系、探求音义来源、阐述语句大意、概括章旨、说明语法现象、指出修辞方式、交代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体例。然后是熟悉注释条例与术语，通过这些有确定指向或功能的类化型术语去准确把握训释的内容与含义。

这些，就是训诂学的主体内容。通过系统学习，熟悉了这些内容，反复实践，阅读理解、注释、翻译古书古文，就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参考书

冯浩菲 《中国训诂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周大璞 《训诂学初稿》(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郭在贻 《训诂学》(修订本) ，中华书局 2005       郭芹纳 《训诂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王  宁《训诂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