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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題]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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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1 10: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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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字诚之,笔名驽牛。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中国四大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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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H4 x7 x5 r【传略】
, e  e; X2 g/ S6 K' g- j吕思勉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幼年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后专治史学。1905年起开始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1909年),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1911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19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又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0年-1925年,即现上海市上海中学),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1949年以后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3 a" @8 T' k- |0 J: i
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教书时,为历史学家钱穆业师。钱穆《师友杂忆》言:
- Z, L5 _/ k) g7 A& _- T  {! i“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h7 f- X& k6 H, w3 J; ]. @
“一九四一年夏,余由苏州重返后方。抗战胜利后,再返苏州,在无锡江南大学任职,曾赴常州,谒诚之师。师领余去访常州府中学堂旧址。民国后改为常州第五中学。门墙依稀如旧,校中建筑全非。师一一指示,此为旧日何处,均难想象。临时邀集学生在校者愈百人,集旷厂,诚之师命余作一番演讲。余告诸生,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盛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6 j: e; J7 z6 j% J2 z
1926年,吕先生受好友光华大学校长钱基博先生邀请,入光华大学教书,直至去世。黄永年回忆吕思勉的文章中说:“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大学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 m3 S9 K1 b7 h# [% 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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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和成就】
' P# ?* e# p; o  W$ {; j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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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写书时,经常证据罗列,然后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却不强说出结论,而是留待来者。吕思勉相信仔细读古书是可以一定程度的挖掘真相的。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吕思勉罗列了商朝的帝系谱,并在未见到考古资料的情况下做按语道:“以上商朝的帝系谱,是据的《国语》:‘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傅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成汤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相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此按语的结论是《史记·殷本纪》的记载非常可靠。后来,这一论断为考古出土文物证实。(王国维根据殷墟卜辞资料考证殷商先王先公名号,排出一个较为可靠的世系,殷商先王从汤至纣,正好也是三十一位;上博楚简《容成氏》简42也言“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由此一事件可见吕思勉治学之方法以及古书本身有独立于考古文物的重要价值。! F; t0 H5 p8 g( }( N. Y) `
吕思勉读书极勤,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过三遍。由于他写书有时只列举证据,不写结论,也有人批评他写书有抄书之嫌。
9 i) o6 j& {+ l# i  S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吕思勉曾言:“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此可作为他对历史研究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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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3 M; T' _& R% G% i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v& X( P' B) U# f2 e+ E) J! 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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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i# ]" R( l0 v; y7 L; p+ j/ ~3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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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W# c! x* W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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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1 A8 `8 @; p- t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p2 f# c$ e: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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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N  h2 y; z- z7 e& z8 h* T4 I( z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4 ]& k2 n8 b1 n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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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Y* P% B2 M2 z" i( ^) I2 Y% g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濬、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5]。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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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R" R& d8 B1 B9 P/ U$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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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A' C- k& O1 H  第一,《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c& _8 {) A, e7 D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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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K, P" L8 I7 i/ T;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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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B  K1 }' a/ _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 V+ V% M1 e+ j5 L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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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V6 Q7 t, G: c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6 F* h4 ~! i/ 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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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1 u0 P# T0 V9 b2 t+ K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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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h* }# Y0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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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7 H+ B) u6 ^3 `1 E( |- `) y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2 H2 L: j. V3 Y9 ]7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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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21 10:23:07 | 显示全部楼层
【主要著述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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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本国史》(1923) ' P- R( O, z% c
《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

* l: Y- w& x; k% B0 ^! J断代史) q) u/ F. i) t) f2 y
《先秦史》(1941) 3 N7 A6 X. G# ~. n
《秦汉史》(1947)
% G) H/ c( G) T2 a2 |( @《两晋南北朝史》(1948)
2 y+ ]" B( s2 b; L: r$ z6 v) F% s《隋唐五代史》(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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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
7 ]# R- ?" M; L《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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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史
7 X% y. \+ U+ G$ \+ f, j$ O《理学纲要》(1931) 6 _. Z# V. s8 `* C* ~4 [
《宋代文学》(1931)
/ w* c1 t% x8 h" w' ]《先秦学术概论》(1933) ! P1 @2 l2 k/ Y" {- h
《中国民族史》(1934)
$ j* L6 l7 n3 e- I《中国制度史》(1985)
, m$ \9 @; }( q9 {: m《文字学四种》(1985)
/ X+ f' j, ]4 ]《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
8 e% g  `* [2 L" B. S6 D0 o- D《经子解题》(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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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文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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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集林》(1987) 4 f' g5 c, T1 {. L) J
《吕思勉遗文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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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俗读物, S; a( ~  y9 u. E
《史学四种》(1934) - h3 t5 B8 N! I! [; [
《三国史话》(1943) % Q, c$ P8 H: |+ P" K0 K
《历史研究法》(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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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21 10: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吕著中国近代史 / l7 ^  S; V;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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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思勉
; M1 h$ \7 m, T' ^! A( ^- P+ |isbn: 75617165161 r* z6 z& k4 k8 G4 F$ ]- G
页数: 414, U$ L5 H4 [, C$ }- h
定价: 22.00
* d: c; `( b6 J: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w% m) x$ N, Y/ Y' J/ O
装帧: 平装
, J  {7 [) t- L/ x出版年: 19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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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运用爱国主义基调写成的力作.该书从本土化的研究视角,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历史主义评判标准展开研究,坚持论从史出,见解独到,处处闪耀着吕先生高明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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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e$ i- I. y2 o6 K; N8 w中国制度史 # r4 X; {& T7 t/ d: y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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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吕思勉
' S% x5 Q. e; v+ X2 B! r3 cISBN : 7532083438
1 h5 f1 ^6 Y0 c! w. N3 H页数 : 518
- E9 a: D& W4 ~开本 : 小16开 : P7 E7 X4 i  w% z3 a5 C# X) t* D7 h
封面形式 : 简裝本 ( V, [$ s1 }4 _2 o. Z
出版社 : 上海教育 * r% b# v  D3 ^
出版日期 : 2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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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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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度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之一。全书把我们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分成十七个题目,自古到今,作了概括而系统的论述。
4 [' P2 |  s. T) g4 `  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僃各種重要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系统知识,束则就不可能比较深入理解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作系统的探讨和研究。过去的许多通史,往往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不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这种得要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源流和变化。过去一些断代史,往往着重于一代典章制度的论述,而未能同上一代和下一代连贯起来论述。本书主要论述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社会经济部分,分成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和宗教等八个题目;政治部分又分成国体、政体、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九个题目。这样分成十七个题目,作概括而系统的论述,很便于读者了解各种重要制度的源流和变化。 * U$ \& q" g# L0 v: G*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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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通史之:明清的兴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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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r, `$ I- F2 p# S) L  文化是有传播的性质的,而其传播的路线,往往甚为纡曲。辽东、西自公元前4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因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东北,历代皆仅等诸羁縻。其地地质虽极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扰攘时多,自河北经热河东北出之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国民族,亦未能盛向东北拓殖。在这一个区域中,以松花江流域为最肥沃,其地距朝鲜甚近,中国的文化,乃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以间接开化其地的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1 u1 ]7 [% [  |0 n; O5 v% n2 E   清朝的祖先,据他们自己说,是什么天女所生的,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据近人所考证,明时女真之地,凡分三卫:曰海西卫,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卫,地在吉、黑的东偏。曰建州卫,则在长白山附近。海西卫为清人所谓扈伦部,野人卫清人谓之东海部,建州卫则包括满洲长白山西部。清朝真正的祖先,所谓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1412年受职为建州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明人所授指挥使,清人则称为都督。孟特穆为孟哥帖木儿异译。其初曾入贡受职于朝鲜的李朝的。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其时的建州卫,还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弟凡察立,迁居佟家江。后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出而与凡察争袭。明朝乃分建州为左右两卫,以董山为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右卫指挥使。董山渐跋扈,明朝檄致广宁诛之。部下拥其子脱罗扰边,《清实录》作妥罗,为肇祖之孙。其弟曰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之子曰兴祖都督福满,即景祖之父。声称报仇,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卫衰而右卫盛。右卫酋长王杲,居宽甸附近。为李成梁所破,奔扈伦部的哈达。叶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称为北关。哈达在开原北,明人称为南关。哈达执送成梁,成梁杀之。其子阿台,助叶赫攻哈达。满洲苏克苏浒部长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乡导,攻杀阿台。满洲酋长叫场,即清朝所谓景祖觉昌安,其子他失,则清朝所谓显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儿子弩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阿台系景祖孙婿,阿台败时,清景、显两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于明,后来起兵攻破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奔明边。明朝非但不能保护,反把他执付清太祖。且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和他互市。自此满洲人得以沐浴中国的文化,且藉互市以润泽其经济,其势渐强。先服满洲诸部。扈伦、长白山诸部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部来攻,清太祖败之,威声且达蒙古东部。又合叶赫灭哈达。至1616年,遂叛明。8 J7 J4 q: O8 H! W$ K6 I
   时值明神宗之世。以杨镐为经略,发大兵20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满洲遂陷铁岭,灭叶赫。明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颇有才能,明顾旋罢之,代以袁应泰。应泰有吏才,无将略,辽、沈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长白县清之兴京,其地本名赫图阿拉。迁居辽阳,后又迁居沈阳。明朝再起熊廷弼。又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化贞兵败,辽西地多陷。明朝逮两人俱论死。旋得袁崇焕力守宁远。1626年,清太祖攻之,受伤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鲜归心于明,屡犄满洲之后,太宗乃先把朝鲜征服了,还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清人是时,正直方兴之势,自非一日可以削平,然其力亦并不能进取辽西。傥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焕等人物,与之持久,辽东必可徐图恢复的,辽西更不必说了,若说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0 C) W6 Z. @1 Z" w/ q& o" x: y   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裹胁到那里的。中国疆域广大,一部分的天灾人祸,影响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势亦不能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而明季便是其时了。明末的流寇,是以1628年起于陕西的,正直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清太宗既不得志于辽西,乃自喜峰口入长城,犯畿甸。袁崇焕闻之,亦兼程入援。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明思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皮岛,今图作海洋岛。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在1629年。至1640年,清人大举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败,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畴降清。先是毛文龙死后,其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今图或作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亦降。清当太祖时,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太宗始变计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洪承畴等遂不恤背弃祖国,为之效力。于是政治军事的形势,又渐变了。但明兵坚守了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明朝剿流寇的兵,时被其牵制而已。1643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关。北京不守,思宗殉国于煤山。山海关守将吴三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惟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 m2 W' d+ N2 w5 l* c3 b  时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继立,年幼,叔父睿亲王多尔兖摄政,正在关外略地,闻三桂来降,大喜,疾趋受之。李自成战败,奔回陕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孙福王由崧于南京,是为弘光帝。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著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阉党阮大铖入阁,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无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东。又分兵两道入关,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诸将,心力不齐,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时在1645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当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败。南部亡后,明之遗臣,或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或奉唐王聿键正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清人遣吴三桂陷四川,张献忠败死。别一军下江南,鲁王败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国。时为1647年。) `1 k! q' e, ]  @- r+ W
   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是关系较浅的,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到明季,情形却又不同了。长江以南,以湘江流域开辟为最早。汉时杂居诸异族,即已大略同化。其资、沅、澧三水流域,则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渐开辟的。1413年,当明成祖之世,贵州之地,始列为布政司。其后水西的安氏,水东的宋氏,播州的杨氏,水西、水东,系分辖贵阳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义县。亦屡烦兵力,然后戡定。而广西桂林的古田、平乐的府江、浔州的大藤峡、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费掉很大的兵力。云南地方,自唐时,大理独立为国。到元朝才把他灭掉。其时云南的学校,还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晋朝的王羲之,货币则所用的是海■。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为之副。但自元朝创立土司制度以来,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诸族的,又进一步。其制:异族酋长归顺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讨司之类,此之谓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国人治理其地,此之谓改土归流。明朝一朝,西南诸省,逐渐改流的不少,政治势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进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为抗敌的根据地。隆武帝亡后,明人立其弟聿鐭于广州,旋为叛将李成栋所破。神宗之孙桂王由榔即位肇庆,是为永历帝,亦为成栋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声桓下江西。声桓、成栋旋反正。明兵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归附。桂王一时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声桓、成栋都系反覆之徒,并无能力,不久即败。湖南亦复失。清兵且进陷桂林。永历帝逃到南宁,遣使封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为秦王。可望虽不过流寇,然其军队久经战阵,战斗力毕竟要强些。可望乃使其党刘文秀攻四川,吴三桂败走汉中。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清朝乃派洪承畴守长沙,尚可喜守广东,又派兵驻扎保宁,以守川北,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国,可望攻定国,大败,复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1658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永历帝走腾越,而伏精兵,大败清之追兵于高黎贡山。清兵乃还。定国旋奉永历帝入缅甸。1661年,吴三桂发大兵10万出边。缅甸人乃奉永历帝入三桂军。明年,被弑。明亡。当永历帝入缅时,刘文秀已前卒。定国和其党白文选崎岖缅甸,欲图恢复,卒皆赍志以终。定国等虽初为寇盗,而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K, d5 T2 A! V/ T# v
   汉族在大陆上虽已无根据地,然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上国的衣冠的,是为郑成功。郑成功为郑芝龙的儿子。芝龙本系海盗,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闽时,芝龙阴行通款,以致隆武帝败亡。成功却不肯叛国,退据厦门,练兵造船为兴复之计。鲁王被清兵所袭,失去舟山,也是到厦门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时。成功曾大举入江,直迫江宁。后从荷兰人之手,夺取台湾,务农,训兵,定法律,设学校,俨然独立国的规模。清朝平定西南,本来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清朝并不能直接统治。乃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1673年,尚可喜因年老,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反为所制,请求撤藩,清人许之。三桂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朝意。时清世祖已死,子圣祖在位,年少气盛,独断许之,三桂遂叛清。耿、尚两藩亦相继举兵。清朝在西南,本无实力,三桂一举兵,而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俱下。但三桂暮气不振,既不能弃滇北上;想自出应援陕西响应的兵,又不及;徒据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尚两藩,本来是反覆无常的,此时苦三桂征饷,又叛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1678年,三桂称帝于衡州。旋死,诸将乖离,其孙世璠,遂于1681年为清人所灭。清平定西南,已经出于意外了,如何再有余力,觊觎东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时,已有和郑氏言和,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有降将作祟。先是郑成功以1662年卒,子经袭,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后并失厦门,退归台湾。其将施琅降清,清人用为提督。1681年,郑经卒,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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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中国通史》第四十八章 《中国通史》作者: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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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 X/ d) K% \( F, F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600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8 x$ \. t- S* ?7 y% N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刺。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60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亿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汗,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22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 l0 h% N" m9 Y: h, J0 s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刺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刺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徼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10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20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藉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7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122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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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中国通史》第四十七章 《中国通史》作者: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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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谈累世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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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w/ z& E' n6 E3 T) p" P% m  古无所谓国与家也,人类之抟结,族而已矣。族之大小不一。今古文家所说之九族,皆族之一种也。合族而居,治理之权,必有所寄。所寄者亦不一。周之宗法,亦治理之一法也。古家字有二义:一,卿大夫之家,一即今所谓家。今所谓家,其职有四:(一)为夫妇同居之所,(二)上事父母,(三)下育子女,(四)则一家之率同财,有无相通。此所以相生相养也。国则操治理之权,谋公益,禁强暴,所以维持现状,更求进步者也。二者不可缺一,在古代皆宗族职之。其后则相生相养之道归诸家,治理之权归诸国,而所谓宗与族者,遂有其名而亡其实矣焉。此其故何哉?曰社会之变迁为之也。古代亲爱之情,限于同族。后世则扩而渐广。氾爱之情既进,偏私之念者祛,一也。古代分工未密,交易未开。生事所资,率有所造。者非独力所及者不得不合亲族为之。后世则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所待以生者,实非亲族,而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事既不复相资,何必合亲尽情疏之人而共处?二也。古者生利之法甚粗,欲利之心亦淡。胼手胝足,皆为族谋。后世则智巧日开,愿望日富。族中有私财之人遂日多。有私财之人多,则如大功以下同财等小团体,潜滋暗长于大族之中矣。三也。聚居之制,必与营生之道不悖,而后可以持久。然如耕农,一夫百亩,方里仅容九人,其必不能合族而处明矣。四也。凡此皆家之所由兴,而族之所由散也。& F. [  g3 |4 C- W9 V  E; y; l: z!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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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族而居之制,必盛于天造草昧之时。以其时就政治言,就生计言,均无更大之团体,内籍此而治理,外资此以自卫;而分工合作之道,亦即寓于其中也。逮乎后世,安内攘外,既有国家;易事通功,胥资社会;而合族而居之利,已自不存;而族长手握大权,或碍国家之政令;群族相互争斗,尤妨社会安宁;则破坏大族而代之以小家,亦势不容已矣。职是故,书契所记,三代之时,平民之家,不过五口八口。卿大夫之家,虽可联之以宗法,然则同财者,仍不过大功以下;且仍许其异居,则其家,亦与平民之家无异矣。夫既许其异居,而犹必联之宗法者,则以封建之世,诸侯卿大夫之族,实系高居民上,役人民以自养,不得不谋自卫之道也。然则封建废,则宗法亦当隨之而废,则贵族之家,亦归一如平民之家矣。然后世犹有以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为美谈者,则由未知宗法为与封建相辅而行之制,誤以其团结不散,为伦理所当然;且未知古所谓宗,每年仅合食一次,并无同居之事也。累世同居之事,盖起于汉。赵氏翼《陔余丛考》曰:“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如陶渊明《诫子书》云: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幼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盖起于汉末。”陈氏《礼书》曰:“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御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盖封建之世,宗法之行分合之间,自有定则。固不至如后世之宗族不相恤;亦断不得生今反古,而同居者至于千百口也。赵氏综计前史,谓历代义门,见于各史孝友孝义传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如有不在孝友孝义传,而杂见于本纪列传者。又有正史不载,杂见他书者。其风所谓盛矣。然顾亭林《日知录》曰:“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梦,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若刘安世劾章惇,‘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观顾氏之。言,则知析居之风,由来已久;且滔滔者天下皆是。此等累世同居之人,其原因有二:(一)由误谓伦理当然。汉人之行之,盖以其时去封建之世未远,习以惇宗睦族为美谈,而不察其实也。后人遂仍其误,莫之能正。宋儒墨守古人制度,提倡同居尤力。顾氏《华阴王氏宗祠记》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之提倡者不少矣。(二)则随时随地,各有原因,非逐一考证,不能明了。如《日知录》谓“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允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绝。” 陈宏谋《与杨朴园书》,谓‘今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居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代南盛于北。盖由北齐之代,衰乱频仍,既多佝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流移者须合迁移之人为一,乃足者安。土著者或与合族而居之时,相距未远故也。苟欲深明其故,则如《陔余丛考》所载历代累世同居之事,非一一按其时其地,考厥情形不可,固不容执一端以强断之矣。
. f- J! w% F& n( t  此等聚族而居之事,流弊颇多。读高宗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一疏可见。……2 g# W+ a# D* W* a/ U8 j2 \/ V' v5 Q
  ……宗法盛行之时,其民诚不如后世之散无友纪。自卫之力既强,卫国之力亦大。然其为政令之梗亦甚。……
$ d0 Y3 s" ~) S" g4 h, @0 }/ s  强宗巨族之害如此,则所谓义门,实不足尚。斯理也,明达事理之士,亦多见及之。其言之最直捷者,无过于李穆堂。穆堂《别籍异财议》曰:“吾江西风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尊祖敬宗之谊,海内未能或先。至于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陈氏、靑田陆氏,并以十世同居,载在史册。今此风亦稍替矣。观朱子晓喻兄弟争财产事,援据礼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孙别籍异财者,并将关约呈首抹毁。不遵者,依法断罪。信乎儒家之政,异乎俗吏之为之也。然细思之,尚有未尽善者。盖禁其争财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论王政,止称八口之家。朱子释之,以弟为余夫。壮而有室,则别授百亩,是古者未尝禁人分居也。惟是乡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则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渐失友助扶持之意。于是笃行之士,矫为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劝亲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户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长幼有礼,职事有司,筦库司稽,善败惩劝,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贤者,主持倡率,而后可行。否则财相竞,事相诿,俭者不复俭,而勤者不复活勤,势不能以终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财,各劝其事,犹可以相持而不败也。至于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传家政;或年虽未衰,别有疾病,而不任综理;则子孙析居,亦无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无可兼综之人。今必责已分者使之复合,是强人所不能,势不行矣。”其说可谓甚通。姚崇遗令,以达官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预为分定,以绝后争。亭林谓当时老成之士,谓式好之道,莫如分爨,皆与穆堂所见相同也。! T8 h9 C! U' ]4 P. G5 h
  抑民间分居,尚有出于不得已者。唐玄宗天宝元年,敇“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便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盖古以人丁众寡,定户等高下,析居所以避多丁,免重役也。宋时之民,有自杀以免其子之役者。此岂空言礼教,所能强使同居哉?& ?# s  C2 Q'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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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摘自《中国制度史》第八章“宗族”。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第378页,392—399页0 R% @& {, L! S4 I.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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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2-21 10:27: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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