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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文转自网友“乾隆皇帝专属微博”（http://weibo.com/1969647674/DENNViiBv），标题是我所加，文中黑体是我的。我认为文章观点有必要纳入国内现行近代史教育，以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不只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也曾是参与者和利益的获得者。
Laura Hostetler于专著出版前一年发表了这篇论文[指Qing Connections 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https://www.jstor.org/stable/313143]，能基本覆盖书里的主要观点：在1660-1760年间，清朝的军事行动几乎使中国的疆域翻了一倍，它在扩张中发展出的制图学(cartography)与民族志(ethnography)不仅促进亦合法化其殖民政策。本文则是将清朝在帝国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制图学与民族志等视觉再现手段置于早期现代世界语境中思考，在此之前，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学者已将这两者及相关的知识活动认定为早期现代欧洲的特色。然而，如果依据这些评判准则，在17-18世纪征服过程中广泛运用制图学和民族志的清朝似乎并不能划外于早期现代的范畴中，清朝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是平行的，而这种共时性的发展也表明清朝没有隔绝于科技与客观知识编纂的全球性潮流，它与早期现代的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
作者在论文开篇指出，传统欧美和中国史学界都对18世纪清代中国的发展重视不够，这种观念在近年屡遭挑战。清朝具有着扩张帝国的性质，自1630年代起，它先后战胜了蒙古、明朝、三藩、台*湾郑氏、西*藏、西南、准噶尔等多个军事对手或挑战者，使得满洲人治下的中国迥异于明朝，大量的土地以及非汉人群被纳入到帝国体系中，并采取了多元性的统治政策。那么，对于西南地区，满洲统治者——处于推行汉化政策及维持族群认同的两难困境之间——如何看待这片土地上的非汉人群呢？作者认为清朝采取了地图以及民族志等技术性的统治手段实现对地区的控制。
随后，作者列举了清朝在帝国构建语境下对民族志和制图学发展的案例：
民族志包括地方史书和地方志，通过1560-1834年间贵州民族志文本，能够看到帝国扩张与民族志的发展紧密联系。18世纪的民族志书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表明官方对被描述的非汉群体的熟悉度越来越高，一套日趋复杂的分类系统逐渐完善，这些综合性的文本记录超越了简单的描述，表明新的民族志认识论形成。随着官僚制度深入到边疆区域，民族志记录的非汉群体数量也在增加，各种平乱及驯服、或涵化的案例体现在文本中。除此以外，在18世纪还流行另外一种特殊的民族志:由插图和文字组成的《百苗图》。如同地方志一样，《百苗图》的编纂单位是省或更小的行政单元，文字内容也多来自地方志，而图像则旨在描绘非汉群体的婚姻、宗教习俗、节日和日常生活的场景，为官员提供了解这些人群的丰富资讯。作者强调，地方志与《百苗图》存在若干差异性，例如，前者着重于处理本省的人群、物产、地理状况，而后者聚焦于非汉群体的风俗。尽管《百苗图》所绘的人群不同于清朝的多数人口，但这些人仍被认定是大清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百苗图》是一种构建多族群帝国的集体感觉的工具。作者还提供了16-19世纪欧洲国家的民族志案例，同样依赖于直接观察，反映出收集和系统分类的特点。例如，英国殖民者怀特(John White)在1587年登陆美洲弗吉尼亚，他对当地人口的记录与绘图，就是已知有关北美最早的民族志；作者进一步比较欧洲人制作的民族志和图像与《百苗图》的异同。
至于制图学，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清朝皇帝有意图地通过图绘疆域将中国的领土主张宣告给世界。康熙帝对当时欧洲在世界的扩张及其与早期现代制图术的联系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地图将领土标记出来，才能建构清朝在世界的位置。因此，康熙与乾隆选与传教士合作之举不应简单视作欧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这是清朝的一个早期现代性的标志。
最后作者强调，尽管近代中国是西方殖民的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清帝国自身在边疆地带上所具有的殖民性格。我们对今日中国之民族主义的思考，不能脱离于18世纪清朝作为早期现代的世界性帝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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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5 11: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