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国学 · 发表于 2008-1-21 23: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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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传略】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季羡林先生年谱】

作者：北京大学李铮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 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sakuntala) 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nn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生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Ａ（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１．３１／２１．３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1991年（八十岁）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柳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至1997年底《季羡林全集》总32册已出版16册。

寒气冒山泽 · 发表于 2008-5-9 11:55:32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新华社记者徐京跃）“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温家宝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6日，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2003年、2005年，温家宝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温家宝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温家宝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季老还签名赠送《季羡林论翻译》、《非凡人生——季羡林》以及收有他的《清塘荷韵》等10篇散文、由播音员朗读的光碟给林青霞，林青霞则回赠了她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光碟。临走时，林青霞握住季老的手深情地说：“季老，让我摸摸您的双手，好感受一下您的文气，可以吗？”季老回答：“当然可以。”两双手叠在一起，笑容洋溢在季老和林青霞的脸上。
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经典语录：
! Y% W' s% n5 u/ R6 C, R. S, I- S' }1 G+ k$ Z4 l7 U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1:15

论坛所有季羡林作品

【季羡林文集】一

【季羡林文集】二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2:12

【作品选读】
《牛棚杂忆》
内容提要：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的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目录：

自序
一　缘起
二　从社教运动谈起
三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四　对号入座
五　快活半年
六　自己跳出来
七　抄家
八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九　千钧一发
十　劳改的初级阶段
十一　大批斗
十二　太平庄
十三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十四　牛棚生活（一）
十五　牛棚生活（二）
十六　牛棚生活（三）
十七　牛棚转移
十八　半解放
十九　完全解放
二十　余思或反思
二一　后记
附录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季羡林自传
季羡林年谱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季羡林先生访谈
　

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和人物

高慧斌：您出生在山东农村，小时候艰苦的生活对您日后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季羡林：我6岁离开山东农村老家官庄。回忆起童年，眼前没有红的、绿的，只有一处灰黄。我们村在山东穷县中是最穷的，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人家，根本没有家产。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兄弟三个，一个送人了。父亲与叔叔相依为命，在家没饭吃，就去枣林拾落在地上的枣吃。兄弟俩后来去济南闯天下，混不下去又回到乡下。再后来叔叔闯关东混得还是不好，买彩票却中了奖，一下子暴富了，可没多久就挥霍没了。我就是在又穷了的时候出生的。小时候吃得极坏，那种艰苦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却使人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激励我前进，有时鼓舞我振作。一直到今天，我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关系很大。现在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溺爱孩子，颇不以为然。爱护儿童要得法，否则就是害孩子。

高慧斌：您精通数门外语，学习外语始于什么时候？

季羡林：父辈老季家就我一个男孩，我是季家唯一的希望。6岁投奔在济南生活的叔叔，在那儿上学。外语也是从那时开始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及的英文，于我居然唾手可得了。

在清华所受教育受益终生

　　高慧斌：您未满18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季羡林： 1929年我转入济南高中学习，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重要阶段。国文方面，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写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而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60多年来，我从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与文章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则拿笔写点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辍，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赐，我毕生难忘。

高慧斌： 1930年您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为何舍北大而取清华？

季羡林：当时考名牌大学十分困难，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学校。而我仅报了两个，并被同时录取，是我的运气好。但如何选择却很挠头，终难决定。当时留学热并不亚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从留学角度看清华似乎优越些，在留学的历史潮流推动下我选择了清华。

高慧斌：您曾说过，在清华所受的教育使您受益终生。

季羡林：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受朱先生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我印象最为深刻。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一次我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且友谊终生。

11年留德生涯

　　高慧斌：您留学德国11年，机会是如何取得的？

季羡林： 60多年前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今天。因为大学毕业生没门路照样找不到工作，而能出国“镀金”回国则身价百倍，成为抢手货。当时出国一是私费，这于我的家庭经济拮据、亲老子幼而言一点也不可能；一是官费，要经过考试且名额极少，只有两个。官费留学钱相当多，可在国外生活舒适，令众多学子垂涎。患了留学热的我清华毕业后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160块大洋。我虽吃上了这碗饭，但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心虚得很，讲课如履薄冰。其实我被聘并非仅由于我发表过几篇文章那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异常激烈，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被撤换。此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勾心斗角，他们都需寻求支持，都看上了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我。而我不愿意加入派系，自觉饭碗将不保，必须离开。正当我心急如焚而一筹莫展之时，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交换研究生，路费治装费自付，食宿费互相付给。条件虽不理想，于我却如救命稻草。我在清华主修德文，成绩4年全优。我一报名立刻通过。此举得到叔叔和全家的支持。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这一去竟11年未归。

高慧斌：能够到哥廷根跟世界权威学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心愿，而您有了不世奇遇。季羡林：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吐火罗文与偶然性有关。留学前我没听说过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通晓此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没想学。因为我学了梵文等多种语言，已经超负荷了，我怕学不好丢了国家的脸，我到了国外就代表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教授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想传绝学于我这个异国青年。教授没征求我的意见，也不给我考虑的余地，即刻安排上课。我除了感激，就只有下决心学习了。

　　现在西克教授已去世，每念及此我感怀不已。但中国的吐火罗学，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已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他们将肩负这门学问的重任，对此我深信不疑。

高慧斌：当年的留学热已成历史，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留学热？想对留学生说点什么？

季羡林：当年出国的吸引力比现在大。我们那时是“镀金”，那时出国没有哪个人是不回来的。而现在出国，我看是崇洋媚外，这没出息。你自己的国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赖着不走。对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无能为力。

　　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国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4:13

季羡林：月是故乡明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的故乡的月亮。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因此，我在故乡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

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几个大苇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

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颇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

我只在故乡呆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四十多年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茫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那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我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此地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灵，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惘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5:30

季羡林的绝学
刘绍铭文
　　
　　刘绍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

　　季羡林教授学问太渊博，著作太专门，教我们高山仰止之余，实难说得上对他在东方学的成就有什么认识。且看他一些论文题目：《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或：《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或：《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0和－u的转化》。我们门外汉，对这些题目连说一知半解的资格都没有。季羡林发表过的文字，我们看得懂的，大概只有不设专业门限的随笔杂文了。

　　但季教授是东方学和比较语言学大家，散文只是他的副业。幸好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及时出版了《季门立雪》，以“季学入门”的方式给我们作解人。吐火罗语是什么文字，下面再说，先简述先生求学经过。季羡林山东人，1911年生，1930年在清华大学主修德文。
1935年以交换研究生资格赴德国入读哥廷根大学专门研究印度学，选修的语言有俄文、南斯拉夫文、巴利文和阿拉伯文。他主修印度学，梵文是他的日常功课。日后他发表论文的语言，除中文外，还有德文和英文。吐火罗语是先生“无心插柳”的一大收获。

　　现在得请钱教授出来作解人。“‘吐火罗文’，这个连名字至今都未必可以算是确定了的稀奇古怪的语言，它的发现和解读、研究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王国维早就注意到“外族”语言对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到，“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尢伙”。其中一种就是吐火罗语。王国维继续说唐时“栗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言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季羡林留德十年，其间恩师E.Sieg传授了他这门“绝学”。1946年先生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立东方语文系。1975年《弥勒会见记剧本》在新疆出土，给季先生辛苦学来的吐火罗文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委任从事解读和翻译这剧本的工作，成果是“一部世界上规模首屈一指的吐火罗文作品研究、考释和英译”。

　　季羡林今天是独步亚洲的吐火罗文专家。因他研究所得，我们才知道新疆曾是全世界唯一的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分别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汇流的结果在语文上留下痕迹。季教授在《说出家》一文指出梵文佛经无“出家”之说，只有“出走”，但吐火罗文却有“家”。推断的结果是，汉文影响了吐火罗文的结构。

　　季羡林的著作太专门，无法长话短说。我们应该记得的是，他除了“绝学”有名声外，在佛典的研究上贡献更大。钱文忠是季先生的得意弟子，介绍老师的文字，懂得深入浅出。我相信他口才一定了得，不然中央电视台不会请他开讲“玄奘西游记”，而且还在“热播之中”。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6:22

季羡林先生著作目录
季羡林著作目录　
1 万泉集(季羡林著) I267/96e 1991
2 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季羡林著) K203/6 三联书店 1982
3 东方文化史话(季羡林主编) K103/9 黄山书社 1987
4 印度古代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I351.092/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5 东方文化知识讲座(季羡林等著) K300.3/2 (赠) 黄山书社 1989
6 中印文化交流史(季羡林著) K203/6b 新华出版社 1991
7 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智能(季羡林等著/齐宝惠,陈建龙编) G645.5/2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8 东方文学辞典(季羡林主编) I106-61/7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9 季羡林小品(季羡林著) I267/96f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0 留德十年(季羡林著) K825.4/123 东方出版社 1992
11 大唐西域记校注((唐)玄奘, 辩机原著/季羡林校注) K930.9/1-2 中华书局 1985
12 《大唐西域记》今译(季羡林等) K930.9/1-3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13 中国比较文学(季羡林, 贾植芳主编) I0-55/3 (13)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4
14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著) K203/6a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15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季羡林著) I0-03/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6 东方文化研究(季羡林等著) K107.8/5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17 沙恭达罗(迦梨陀娑等著/季羡林译) I351.12/1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5
18 人生絮语(季羡林著) I267/96h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19 东方文学史(季羡林主编) I109/45 (上)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20 我与中国20世纪(季羡林等著/汤学智,罗筠筠编辑) K820.7/38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21 炉火情(泰戈尔谈话录)((印)梅特丽耶?黛维夫人著/季羡林译) K833.5156/1f 漓江出版社 1995
22 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张光璘, 李锋编) K351.03/4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23 梵文基础读本(语法课文词汇)((德)A.F.斯坦茨勒著/季羡林) H711/6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4 赋得永久的悔(季羡林著/张伟珍编) I267/96i (赠)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25 怀旧集(季羡林著) I267/96g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6 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季羡林著) B94/61 (赠) 东初出版社 1995
27 季羡林自传(季羡林著) K825.4/123b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28 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季羡林著) I267/96k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29 传世藏书(张岱年主编) Z121.7/18y (1)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30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 I267/96j (赠)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31 东西文化议论集(季羡林, 张光璘编选) G112-53/1 (上)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32 禅与东方文化(季羡林等著) B946.5/90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6
33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季羡林, 刘安武编选) I14/132f (上)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34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季羡林著) G122/149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35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4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6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2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7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16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8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13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9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40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8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41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20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42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21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43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24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44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22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45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23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46 敦煌学大辞典(季羡林主编) K87-61/7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47 马克思论印度(季羡林) A169.2/2 人民 1951
48 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季羡) K930.9/1-2(163532.1) 中华书局 1985
49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季羡林) 909.2/2084 人民 1957
50 朗润集(季羡林著) I267/9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51 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著) I267/96A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52 东方短篇小说选(季羡林编) I300.45/1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53 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译) I351.072/1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79
54 罗摩衍那(蚁垤著/季羡林 ) I351.22/1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55 东方文学作品选(季羡林主编) I11/30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56 东方文学名著题解(季羡林编) I106/66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57 五卷书(季羡林译) 893.153/20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58 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季羡林主编) I-7/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59 季羡林散文全编(季羡林著/邓九平编) I267/96n(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60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3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1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7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2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10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3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12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4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14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5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11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66 中华散文珍藏本() I267/1264n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67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主编季羡林) D652/7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68 没有情节的故事(主编季羡林) D651.6/9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69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季羡林等译) 873.9/9460d 作家出版社 1955
70 季羡林与名人(季羡林著) I267/96w 群众出版社 2001
71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K825.4/123h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72 季羡林序跋选(季羡林著) G256.4/26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73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乔继堂, 王**华编选) I267.1/208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6
74 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 I267.1/204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75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季羡林著) H211.8/1 新文丰出版社 1993
76 季羡林散文() I267/96y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77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C52/35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78 季羡林自选集(李书敏主编) C52/353 重庆出版社 2000
79 《罗摩衍那》选((印度) 蚁垤著/季羡林译) I351.22/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80 千禧文存(季羡林著) C52/355 新世界出版社 2001
81 南亚东南亚论丛(季羡林主编) D73-53/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82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著) H711/2a (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83 家庭中的泰戈尔(/季羡林译) I351.45/10 漓江出版社 1985
84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季羡林著) H71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85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季羡林著) I351.06/1 (1)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86 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季羡林著) C53/164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87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88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2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89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7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0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8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1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4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2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3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3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9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4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10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5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6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6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季羡林等主编) K103/9a:5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
97 牛棚杂记(季羡林著) K825.4/123d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98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5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99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6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100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18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101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17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102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19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103 朗润琐言(季羡林/蒋忠新,王邦维编) C52/1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104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王彬，雪步主编) C53/280 华文出版社 1998
105 我和书(季羡林) I267/96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106 简明东方文学史(季羡林等编) I300.9/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07 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季羡林著) I351.072/1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08 罗摩衍那((印)蚁垤著/季羡林译) I351.22/1: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09 罗摩衍那((印)蚁垤著/季羡林译) I351.22/1:6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10 罗摩衍那((印)蚁垤著/季羡林译) I351.22/1:7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11 印度古代诗选(季羡林, 刘安武选编) I351.22/7 漓江出版社 1987
112 印度民间故事集(季羡林编/刘安武选编) I351.73/5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4
113 书苑雅奏(钟敬文, 季羡林, 邓九平主编) I267/160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114 书人心语(钟敬文,季羡林,邓九平主编) I267/160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115 朗润园随笔(季羡林著) I267/96q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6 书山屣痕(季羡林自选集)(季羡林著) C52/171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17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C52/111:9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118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译) C52/111:15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119 世纪老人的话(林祥主编/巫新华采??) K825.4/123g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120 漫谈人生(季羡林) I267/96p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121 清塘荷韵(季羡林著) I267/96r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22 缀玉集(季羡林著) I267/96v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
123 季羡林人生漫笔(季羡林著) I267/96s 同心出版社 2000
124 季羡林选集() I267/96d 香港文学研究社 1980
125 季羡林文集(季羡林著) S1972068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126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季羡林著) 923.29/2084 人民出版社 1958
127 优哩婆湿((印度)迦梨陀娑著/季羡林译) 893.12/3273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28 沙恭达罗(迦梨陀娑著/季羡林译) 893.12/102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29 世态炎凉(季羡林著) I267/96u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130 东西漫步(季羡林著) I267/96t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0
131 枝蔓丛丛的回忆(主编季羡林) K825.6/39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132 梦萦未名湖(季羡林著) I267/96z 新世纪出版社 1998
133 春归燕园(季羡林著) I267/96x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0
134 汉语与外语(季羡林著) H19/18 语文出版社 2000
135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C52/204q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136 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季羡林...等著) K825.4/247 商务印书馆 2000
137 论梵文t d 的音译(季羡林) 339.44/1047:5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48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09:33

季羡林早年的异国恋情
   青年季羡林在哥廷根留学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活泼可爱，尚未嫁人。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季羡林常去他家作客。

   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常常一起散步，看电影，买东西，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情。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现在他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季羡林写到：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杳如黄鹤。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据说，近年来，有人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她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季羡林先生》/张光璘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三人行 · 发表于 2008-12-23 23:10:05

季羡林获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
印度总统帕蒂尔日前批准了2008年度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Padmaaward)授奖名单，包括印度本国在内全世界共有135人获得这一大奖，在这135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获奖者当属97岁的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
　
　印度媒体用“‘莲花奖’首次跨越喜马拉雅山”来形容这次特殊又迟到的授奖。就在10多天前，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辛格就首先引用季羡林的话作为开场白———“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他还形容季羡林为“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印度媒体称，印度方面示好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是季羡林此次获得“莲花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印度其他传统文化介绍进中国方面，季羡林作出了杰出贡献。

　　事实上，印度政府早就开始考虑授予季羡林这一印度国家最高荣誉，2006年12月印度驻华大使尼鲁帕玛·拉奥与在医院中的季羡林先生进行了面谈。拉奥表示，季羡林许多年来始终坚信中印两国之间的友谊。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说：“这是一个重要事件。授奖对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印度产生积极影响。”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景奎教授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这一重要决定是发展中印两国友谊的一个方面，这将在许多方面改变许多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授奖表明，学者同政治家、外交官一样，能够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发挥重要角色。”姜景奎教授认为，从某一角度而言，季羡林在中印两国关系上做出的贡献可以比拟当年玄奘发挥的作用。

[學者專題]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