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季羡林的背影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29:59

季羡林先生走了，他追着他那些可爱的师长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叶公超、俞平伯等诸先生一同走了。或许，季羡林老人并没有走，他还在某个地方，为我们静静地看着行李。只不过这个行李的名字，叫中国传统文化。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1:48

【季羡林语录】
1、“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 v7 J& E) {. w( u4 F! i  & z# g( P# q( r7 I1 z) n3 r
2、“当前政通人和、海晏河清的社会状况是空前的。”
: Q" q' B5 u% J+ B/ ?7 Z7 J
, h& F5 J, Z' `0 p$ O2 z2 `1 T9 T3、“我已经走不动路了，没有人搀扶，两米的距离都很难了。我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劝年轻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 @- S+ K6 X4 ^! `' d

0 R0 ?3 y: S; P5 Q: Z: k4、“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9 w9 l* j/ D7 o  b  x9 f
  4 C# \9 k4 m/ `# h, G) ~, q5 @
5、“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 ; S! {. \6 p" V
  2 j$ l) G# K3 I  X1 \& o* w
6、“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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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2:41

季羡林走了，他瞑目了吗？
盛大林
季羡林先生走了。
6月19日的《北京青年报》还报道说，“已年近99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近日受聘成为央视经济频道‘开心学国学’学术顾问，并现场挥笔题字‘为世界和平，为人类幸福，要学习宣传国学’和‘祝国学节目成功’赠予‘开心学国学’节目组。”20天前还在挥笔题字，咋这么快就走了呢？
季先生曾幽默地说：“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决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在三年前的一次专访中，他还乐观地宣称：“我现在的身体很好。我要活到150岁！”然而，季先生终于还是没有在往八宝山的路上“溜号躲开”，并最终跌倒在100岁的门槛前。
古人说，“寿则多辱”，意思是说，人太长寿了就容易丧失尊严、招致屈辱。南北朝的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甚至说：“寿则多辱。至迟四十以前合当瞑目，此诚佳事也。过此则了无自惭形秽之心，唯思于人前抛头露面，且于夕阳之日，贪爱子孙，而于万类情趣一无所知，思之实可悲可厌也。”。不过，于季先生来说，则是典型的“寿则多荣”，因为他的荣誉大都是在晚年得到的，而且年龄越大殊荣越多。在民间，他被尊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在官方，他被当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年春节都会去给他拜年，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不过，他的“国学大师”等称号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有人质疑，季羡林的专业是印度语，怎么成了“国学大师”？虽然精通十几国的语言，但他在国学方面有多大建树？令人欣慰的是，季先生本人一直非常低调。他在审阅回忆文集《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的“编者前言”时不止一次的说过：“不要提什么‘国家’、‘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在前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更表达了要摘掉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的意愿。那么，季羡林到底算不算是“大师”或“泰斗”呢？我的看法是：如果非要在当下的中国找出几个“泰斗”不可，那么季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季羡林配不上“大师”的称号，那只能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师”。
虽然获得了极其崇高的荣誉，但晚年的季羡林并不一定幸福。既然被当成了“国宝”，他就成了国家的“财富”——他不再属于自己了，也不再属于家庭了。自2003年起，他就被安排进了301医院，不仅享受着最高级的医疗待遇，而且还配备了专职的秘书。在常人的眼中，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但直到去年底的“盗画”事件曝出，人们才知道季先生已经13岁没有见到亲生儿子了，他甚至连跟儿子通电话的机会都没有。在历尽波折见到儿子之后，他明确表达了回家的愿望，但这一愿望很可能没有实现。
有人说，季羡林被“软禁”了，北大对此断然否认。不管是不是被“软禁”，季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确实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是事实上的“孤寡老人”。在父子隔绝期间，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但父子团聚之后，其子季承对捐献提出了异议，甚至声称要打官司。在儿子与北大的口水仗中，一直没有听到季羡林的表态——他后悔了吗？的确，季羡林的人已去，但很多的事未了。
也许季羡林算不上“大师”，但他至少是一位可敬、可爱、可怜的老头儿。
季先生，一路走好！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3:21

叶匡政：悼季羡林先生文化老人季羡林先生2009年7月11日逝世了，享年98岁。如此高龄去世，在过去被看作“喜丧”。老人一生历经沧桑，有起有落，忧患过，也欢喜过，走时终究福寿全归、功德圆满。季羡林先生走了，他也带走了一段让人唏嘘感慨的历史。他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共和国几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仍笔耕不辍，思想常新，保持着良知与清醒，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相信大多数人看到他逝去的消息时，都会感到他音容宛在。那个可爱的老人形象，在我们心中一定很久都不会磨灭。我在1980年代末，就对季羡林先生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爱不释手，当时并未注意译者。七卷本的史诗，给过一代诗人很多影响，记得海子当年去世时，居室的桌上就整整齐齐地放着这套史诗。到1990年代末，读到《牛棚杂忆》，才对这位有良知的文化老人有了真正的了解，那时季羡林先生已年近90岁。这本书虽不到20万字，却是一部浸透了血泪的知识分子心灵史。这是一部苦难之书，他透过对一个时代历史真相的触及，通过对自己炼狱经历的反省与忏悔，让人们能够更真实地面对这段历史。这也是一部拯救之书，期望能把每一个人从历史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了。因为只有真实地面对历史，等待我们的才不会是一个充满了负罪感的未来。他是在为自己忏悔，也是在为一个时代忏悔，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珍贵的一面镜子。不仅是季羡林先生的学识，他的人格也感动了一个时代，所以他的晚年迎来了无数的鲜花和头衔。他自2003年开始缠绵病塌，人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可爱的文化老人。但是，他在盛名中仍保持着一份清醒。2007年，他在新书《病榻杂记》中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 “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三顶帽子，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他对世事的洞明，他对名利的谈泊，他的质朴和真诚，再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个文化老人的可爱与可敬。对于今日浮躁而功利的知识界来说，这是另一面珍贵的镜子。季羡林先生真正的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创立了东方学。他主要的研究领域虽不是国学，但他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士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精神。他把明道与行道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这不仅是知识与思想的尊严，更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正像孟子所说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季羡林先生走了，他追着他的那些可爱的师长陈寅恪、朱光潜、吴宓、叶公超、俞平伯等诸先生一同走了。这个时候，我倒想起唐师曾说起过的一件趣事。当年有一位北大学生，因刚到校园有急事，便把行李交给路边遇到的一位老头看管。等到他办完事，已日薄西山，他才想去找行李。等他急急忙忙赶回去，却看到那个老头还待在原地，替他看着行李。直到开校会，这位学生才从主席台上发现，那个替他看行李的老头，竟是当年的北大名誉校长季羡林先生。或许，季羡林老人并没有走，他还在某个地方，为我们静静地看着行李。只不过这个行李的名字，叫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送季羡林先生一路走好！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3:58

本帖最后由宪之于 2009-7-13 18:35 编辑

季羡林：最后的语言学大师

文/邵明波

盛夏的南京，酷热难当。笔者应一家出版社约请，撰写一本关于繁简汉字论争的大事记，猫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正准备以季羡林先生在病床上关于繁简汉字的那句话做结语，不料恰在此时看到报道：寿享98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今天早上去世了。

按中华民族传统纪寿习惯，先生早已是“百岁老人”。如今遽归道山，晚辈依然由衷慨叹：天不假年，大师仙去，奈何，奈何？

季羡林先生在世时，人们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加封先生“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媒体报道又给先生冠以如下头衔：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但是，在我看来，先生只有一个头衔也许就足够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

先生出生在山东乡下，幼年投靠叔父，得以进入济南读新式学校，10岁初学英文，12岁习德文，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语专业，并开始接触梵文。24岁作为交换生赴德国留学，一呆十年，主修印度学，研习梵文、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三十岁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学吐火罗语。以后又涉猎其他民族语言，终至精通12种语言，其中吐火罗语等语种，已几无传人。

这是二十世纪风云际会的时代，给与中国的馈赠和厚爱。如今资讯越来越发达，传播渠道越来越便利，但人们对信息传递的载体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深度、广度和厚度而言，却远非与时俱进。先生之后，能如此广博地集东西方语言之大成者，怕是再也无人可以比肩了吧？

先生在语言学应用方面的严谨、谦恭态度，更应为我们后辈敬仰。据八十年代初时任清华大学团委负责人的李克强同志回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恰好和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共居一个房间，顺便请教一个英文法律术语应该如何确切翻译成中文。先生沉吟片刻后给出了答案，但交代说“你可以先这样（翻译）”，当晚先生没有住在宾馆。第二天赶回，详细交代了这个词的词根、词义、演变过程和详尽的翻译内容，原来先生连夜赶回学校查实过资料文献了。

在如今“学术”批量生产、“论著”泡沫般膨胀的浮躁、粗陋背景下，大师的风范更加弥足珍贵。

我最钦佩的，还是先生对繁简汉字的求实精神和说真话的坦荡胸怀。

自晚清末年西风东渐，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即备受冲击。五四以降，更是陷入几被“灭亡”的鼓噪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终被简化、拼音化。由于期间弥漫的政治热情和领袖人物的直接干预，学界几乎无人敢于置喙。季羡林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似乎也一直也没有表示异见，至少今天难以检索到先生表态的公开文字。新世纪后，繁简汉字问题终于可以作为一个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话题讨论，久卧病床的先生发出了一个语言学家的暮年心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后一位语言学大师谢幕！

此时此刻，繁简汉字演变的百年历史，正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再有“字事”可问谁？

怀念先生！

（二00九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时三十分，匆草于南京）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4:57

吴祚来：季老带走了一个时代

任继愈先生九十三岁,走了.
季羡林先生九十八岁,也走了.
他们带走了一个时代,就是中国旧学人时代,或中国旧学时代.
他们温良恭俭让,他们爱国爱民爱学生,他们跟党干革命,他们蹲牛棚当右派没有人权尊严,他们反思写作沉默认劳忍冤九死而不悔.他们受学生尊敬受领导尊重受国家领导人看望.他们是人中杰知识的象征学问的集散地.
他们走了.
我们因此没有了话题,领导们可能没有了看望的对象.他们才是知识分子啊,才是大师泰斗啊.现在的学人们,草莽一般,嚷什么自由人权,叫什么民主宪政,东抄西凑,蔚然成大家名流,唉,中国,旧学已死,新学却不立.
风悄悄兮易水寒,大师一去兮不复返.
有一个外国网站叫特脱,TWITTER,就是鸟叫啁啾的声音,中国有另一个网站,叫饭否?都是写几句话就走人就等于写作了发表意见了的网站,中国学人们是一个特脱时代,也是一个饭否时代,没有大师了,只有含泪啁啾,没有泰斗了,只有饭否饭桶们等着开饭的号角吹响.
他们成为大师,因为我们仰视他们.因为他们是旧学的象征.
而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啁啾只会饭否饭桶,因为我们在鸟笼子里在猪圈里,做沉思状,思考猪圈与人类的未来.
以此文纪念季先生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可怜而可敬的老人,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守住猪圈,守住鸟笼,仰望他们的灵魂升入天穹.在天成为北斗,我们在地成为泪水,凝固的或流动的泪水,不注满大海,逝不干休.
2009-7-11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7:55

王孺童：回忆我三次亲近季羡林先生的情景

忆我三次亲近季老时的情景

　　2007年1月26日下午，我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了96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当季老得知我在新浪博客开专栏讲解《论语》，并即将出版《孺童讲〈论语〉》（第一辑），欣然为我提笔题字。这使我在无限欣悦之余，有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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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这么一个晚辈的私事，而烦扰身在医院的季老，这是“一不安”。季老是学贯中西、蜚声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书中的内容是否能够不辜负季老对后生的提携，这是“二不安”。季老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指出“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且经常勉励青年人，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之所以后来能够走上研究国学和佛学的道路，与像季老这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老一辈学者的人格感召是分不开的。虽然我现在也是以一种使命感，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否能够真正为中国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一点实质性的贡献，仍有些心头茫然。这是“三不安”。
　　我第一次亲近季老，是在1998年5月16日。其时正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只身来到季老在北大的家中。给我至今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季老会客室的一面墙壁上，从地到顶，整齐摆放的一套《四部丛刊》。在与季老的交谈中，身感季老的平易与谦和。季老指着一幅放在窗前的画说道：“这是欧阳中石给我画的《季荷》。一般大家都知道他是书法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能画画。”其间，我也亲眼见证了，季老对他那只爱猫的宠爱。临行时，季老将他刚刚出版的《牛棚杂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一本。我记得当天回家之后，就把该书一气读完。后将心得写了一篇《季羡林与〈牛棚杂忆〉》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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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亲近季老，是陪我外公到北大的季老家中。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外公由于正在改编《聊斋志异》的电影剧本，所以想向季老请教有关“地狱”的问题。季老向我外公推荐了一部中国古代典籍《玉历至宝钞》，可以作为参考。两位老人相见甚欢，在交谈中，季老用手一指我，对我外公说：“小明，可是个作学问的人。”季老这句不经意间的话，使我感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对我当时，乃至后来从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影响。
　　之后，由于季老年事已高，不忍打扰，故在关注季老各种消息报道的同时，只在过年过节时，给季老秘书打个电话，转达问候。
　　2006年8月6日，从《新闻联播》中看到温家宝总理给季老祝寿的新闻，见季老仍然思维敏捷，话语清晰，便有了再去看望的想法。国庆节前，我历时7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了，这就更促使我想去看望季老了，因为总算有个像点样的成果，能向季老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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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26日下午3时，在杨锐老师的安排下，我来到北京三○一医院，第三次亲近了季老。我先向季老转达了我外公对季老的问候，并将《谢铁骊八秩影画集》和《比丘尼传校注》两本书，赠送给了季老。随后，我向季老汇报一下，我在近一段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当季老得知我在撰写有关注释《论语》的书籍时，季老对我说：“现在国家在编纂《儒藏》，《论语》是儒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书。”当时，我突发奇想：“是否能请季老给我即将出版的《孺童讲〈论语〉》，题写书名呢？”但又顾及到季老的身体，几经思想斗争，最终硬着头皮提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季老欣然同意，并当下提笔书写。
　　由于怕影响到季老的修养，我不敢久坐。我每次拜望季老，季老都不会让我空着手回去。在我告辞时，季老又将他新近出版的《病榻杂记》和《季羡林论佛教》两本书，签名赠送给我这个“小友”。
　　《病榻杂记》收录了季老在住院期间，所撰写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最为重要，也是为当前社会最为重视、广为传诵的内容，就是季老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季老在书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何等的“看破”、“放下”、“自在”呀！
　　为了尊重季老的决定，故我在本文中只称季老为“先生”、“学者”。最后，祝季老福体康健，寿与天齐！

季羡林与《牛棚杂忆》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有幸拜访了季羡林先生。见到季先生的时候，确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因为他那一身简朴的装束，与在电视报道中的一模一样。使我略感到有些新奇的是，这样一位年近九旬高龄的老人，十分宠爱地养着一只白猫，我想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反朴归真”、“反婴还天籁”吧。季先生十分平易近人，而且又不失饱学之士的那种深不可测的博大内涵。言语之间，十分自然地就提到了季先生新近出版的《牛棚杂忆》一书，这是季先生注入心血的一本著作，故而说起来季先生也就十分津津乐道，感触颇深。在我告辞之际，季先生向我这位“小友”（可能是季先生对于晚辈的爱称）赠送了一本《牛棚杂忆》。我能够得到季先生亲自签名赠送的《牛棚杂忆》是十分欣喜的，到家后，当下阅读，颇多感想，季先生平直而略带黑色幽默的笔触，使我对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有了一个形象化的认识。下面的文字，记述了与季先生的这次谈话，同时也杂以笔者的一些心得。

“心”与“血”的回忆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这是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卷首的祝词，这些平凡的文字所蕴涵的作者的思虑是深邃的，我难以用别的言语来代替和诠释它，只能让看到它的人去心领神会了。在我通读全书之后，我更加体会到这段“祝词”放在书首的意义，它是全书的创作主旨，是全书的构架灵魂，是作者心灵之声的文字反映，更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之所在。
　　我和季先生刚一谈到此书时，季先生当即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写此书的目的不是秋后算帐，不是向某些人进行报复。我觉得应该把那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地告诉后人，尤其是像你们这样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年青人。现在有时对他们讲起那段历史，讲起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他们会觉得你所说的子虚乌有，全然不会相信。这更使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看到的写出来，留给后人，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才是我写此书的目的。”我想这段话是一直贯穿着季先生全部创作过程的，也是把握整个作品基调和风格的重要原则。因为过去有很多类似于回忆录的纪实书籍，写到最后就成了“牢骚集”、“大骂集”，丧失了一部作品应有的含蓄性和艺术性。而《牛棚杂忆》则不同，全书没有因自己的不同寻常的遭遇而大发牢骚，也没有因为一些“人”对自己的特殊照顾而“破口大骂”，反而在书中多处出现感谢之词。如在第一节“缘起”中，就写道：“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此处为示部旁加一个右字），以至于感激涕零了。”像这样的言语在书中随处可见，难道季先生真是对此“文化之运动”怀念感激吗？非也。我认为本书的成功之处，正是季先生运用了这种类似于“反语”的风格的表现手法，内含悲痛的祗（此字下无一点）谐笔锋，将这一历史事件成功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全书语言平直，用词没有尖锐之处，但使人阅读起来无时无刻不被一种难以名状的茫然和惶恐所笼罩着，使我觉得这段历史在季先生的心中，是最为不想记起而又无法忘却的。此书可以将读者的神识领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可以在读者的心中再现那一幕幕史无前例的情景，这无愧为季先生用“心”和“血”凝成的作品。
　　这段历史对季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触及到灵魂的，这在全书中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绪。季先生学贯中西，一生著述颇丰，但好像在他的心中，此书的地位是最至高无上的，是他最能感到对社会、对后人有所贡献的著述。

如实

　　同季先生谈话，给我的最大直观感受是，季先生这个人比较如实，就是说，他说话比较直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的掩饰。这正如佛语所说 “直心即菩提”。
　　当谈起当年季先生的求学道路时，季先生的回答使我感到“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在他《牛棚杂忆》的附录“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和“季羡林自传”中均有体现。当提到在北大和清华都录取先生时，为何先生选择了清华大学呢？季先生说：“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牛棚杂忆》之“季羡林自传”）这种选择大学的心理过程，我想在当前的年轻学子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当问起季先生为什么想出国时，季先生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他说：“就是想出国镀镀金，回国后好找工作。”此语一出，使我感到季先生在那个年代的思想同现在也有相近之处，也可见季先生心智之开明，胸怀之坦荡。
　　对于《牛棚杂忆》中的内容，季先生说：“我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如果我没有亲身体验过，我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故事的。”这也正如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第一节“缘起”中写到的那样：“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所以我在读完此书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字“如实”，语言如实，内容如实，思想如实。
　　季先生是本着如实原则进行写作的。书中的“真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文革”初起的描写。因为季先生当时是在北大工作，其了解到的社会政治情况基本是以北大为中心的，或者说是在北大范围内的，所以季先生在书中并没有宏篇大论地讲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然后由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逐步引入的。其次，就是对“文革”期间种种事实的描写。季先生只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亲眼目睹的事件进行描述，对于其它事件，哪怕是十分著名、众人皆知的，但由于当时只是耳闻未曾眼见，在书中均基本略去或进行了十分谨慎的提及，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学风。再次，就是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季先生在整个书中以最大的力量不将个人的得失感情注入到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当中，尽可能的以一种理性的客观立场，客观的评价了这场运动。在书中很少能看到“定性”的话，季先生只是将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让读者去评判是非。最后，就是对“事”不对“人”。这一点我想引用季先生书中的一段话来作说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从中可以看出，季先生写此书的目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作为一面“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的镜子，留给后人。

回忆“法”与“非法”

　　法，是佛教术语，是泛指宇宙的本原和道理。而非法，就是指不符合宇宙本原和道理的道理。我这里当然不是要宣扬佛教的教理，只是暂且借用一下。我所谓的“法”，是指法律，而“非法”是指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季先生在书中，反映出在当时那种是非混淆的时代，在自我观念中的“法”好像全变成了“非法”，反而那些原本是违法的行为却成了社会主导的中坚力量。
　　我在阅读《牛棚杂忆》时，能够使我发出苦涩一笑的是，季先生多处用佛教中的一些典故和理论，来比喻和描写当时一些事件，从而使文意更加深刻。在第一节“缘起”中，季先生就很自然地将地狱、牛头、马面等和当时的“革命小将”及牛棚联系起来，他写道：“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手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从中可以反映出季先生对当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活环境的深刻记忆。
　　季先生在书中运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没有法制可言，可以随便地打人，随便地整人，随便地折磨人。其中，花样百出的手段，无端“莫须有”的“罪名”，以及受害者可悲的服从和可怜的下场，让人读后实是令人发指。其中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季先生对于“挂木牌”的描写：“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牛棚杂忆》之“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像这种惨无人道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就不多举。但值得一提的是，季先生总是以一种祗（此字后下一点）谐嘲讽的语气，来描绘这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足以表达出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学者，对这段历史的人生态度。

知识分子的劫难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中的话。我想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到了上面这四点，是否能躲过这场劫难呢？
　　季先生在书中描绘了身边知名的、不知名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悲惨的遭遇。在“牛棚生活（二）”中，就集中记述了七位男、女知识分子的不同经历，我想在这里仅举“附小一位女教员”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像上面这种例子在季先生看来只是一些“棚中花絮”，他指出：“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牛棚杂忆》之“牛棚生活（二）”）
　　人之最为悲惨的，或是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了。季先生称之为“自绝于人民”。这一人生最为悲惨的命运，就发生在了有着很深“士可杀，不可辱”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作为对佛学很有造诣的季先生，深知佛教是禁止自杀的，是否他就能超然看破度过此劫呢？季先生没有自我掩饰什么，而是把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在书中运用了两节的篇幅，作了真实的描述。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牛棚杂忆》之“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这是季先生当时思想活动的真实写照，我想也是大多数选择“自绝”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们的思想过程。季先生以个人为例子，以小见大，从而反衬说明当时整个社会这一知识分子的特殊现象。
　　有趣的是，在书中季先生对于“如何自杀”这一问题，作了细致地描写。如吃安眠药、投湖、卧轨等等。之所以季先生能够想到上面种种方法，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人亲身实践过了。所以书中在这一部分，并不只限于描写自我的思想活动，而是以此为线带出了很多含冤自绝的血的事实。
　　季先生自称自己“创建了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牛棚杂忆》之“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经过了如此一番精密思考后，季先生也准备“理论联系实际”，但为何又“自杀未遂”了呢？这还要感谢是红卫兵救了季先生。在我读到这里时，我感觉这是十分戏剧性的。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牛棚杂忆》之“千钧一发”）
　　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很少有定性的话，但是在书第二十节“余思或反思”中，对于“文革”却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我认为这是季先生个人以及整本书的立场观点之体现，因为对于一个像这样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总得要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否则洋洋万言又所谈何物呢？
　　我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后生晚辈，在读过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后，实觉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光是了解了历史，而且从文学创作角度也受益良多。我在与季先生的谈话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位学术界的老前辈，对于学术领域以及青年一代，所倾注的关怀和期望，也使我深感《牛棚杂忆》一书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由于季先生谈及该书时的一些话与书中所言相近，又为了尽量使读者能了解本书的原貌，故采取了“引述”的方法，特此说明。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能去读一读、看一看。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8:28

季羡林：值得尊敬的“伪国学大师” 季羡林先生去世了，今天8：50在北京去世。看到此消息，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疲惫的伪国学大师去世了。
之所以称其为伪国学大师，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季羡林有什么独特的成就，他也就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知识异常丰富但成就甚少的好学生而已。所谓精通12国语言，并不能成为戴上大师桂冠的充分条件。
我们来看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唐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样一罗列，结论就更容易得出了：即便我们不从学术的独特价值来评价一个学者，而是仅仅从所掌握知识的丰富程度来衡量，季羡林最多也就是个“梵文大师”，恰恰不是“国学大师”，除非你又祭出法宝，说印度“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一部分”。
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中。我认为只有“学界泰斗”那一顶，季羡林勉强可以戴上。他的优势在于：和他同时代，有许多大师，这些人都早已经死去了。所以，他这个知识丰富的老人，便自然成了泰斗。
1993年的时候，我混迹在北大，曾经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内容好象是关于“文明、文化”什么的。听完之后，呵呵，季羡林先生实在不适合办讲座。
当今中国，绝不缺乏有知识的人。所缺乏的，是有思想的人。
必须强调的是，我称其为“伪国学大师”，与称呼余秋雨为“伪大师”完全不同。余是个无耻文人，而称呼季羡林为“伪国学大师”，则完全不带贬义。原因来自两方面：
浅层次说，是别人强加给了他“国学大师”的头衔。
更深的层次说：所谓国学，本来就没有大师。
必然会有人问：你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那你说谁是国学大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伪问题。此问题正好引出我拒绝将国学大师帽子戴在季羡林先生头上的深层次原因：所谓国学，本来就是一块骗人的裹脚布，哪来什么大师？
国学是思想的囚笼（文后郭老学徒评论）。
权贵们楞给季羡林强加 “国学大师”的桂冠，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他们要利用季羡林先生来继续蒙骗国民。这些年，裹脚布一样的国学之所以盛行，于丹之流之所以能到处招摇撞骗，是因为黑领的崛起。黑领们有其内在追求，也要外在欺骗的需要。黑领政治上的需求，与其扈从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两者合谋，造成了所谓裹脚布学问的盛行。某些权贵还以亲自前去看望季羡林、昭示龙恩来试图显示自己的所谓体恤民情。
而季羡林先生拒绝被黑领利用，几年前坚决要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所谓三项桂冠。余秋雨、于丹之流的，想这帽子都快想疯了，而季羡林竟然主动请辞。他的这一举动，令人陡然而生敬意。我们真诚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尊敬与怀念，在我们的心中为这位老人献上一束鲜花。请不要再用什么“国学大师”的污水来打搅老人的宁静，不要再玷污老人了。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38:55

季羡林：从东方学到大国学的寂寞之旅

文/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走了。据说季老走前的那段日子很幸福，既有和他暌离多年的儿子承欢在侧，精神状态也不错。临走之时，从心脏病突发到撒手归去，不过一个多小时，想必并未经历太大的肉体折磨。以九八耄耋之年得以寿终，让人悲恸之余略为欣慰。

但季老的离去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且不说去年沸沸扬扬的藏画风波尚无下文，季老晚年仍笔耕不缀，思考不止，想必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公诸于世，这对中国思想学术界，自是一种无形的损失。钱文忠在博客写到，季老近来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老人家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比如，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的文化成果。

联系前段时间季老提出关于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即外界所说“季四点”），可以想见，晚年季羡林先生十分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期望在振兴国学方面做点自己的贡献。我以为，除了季老在东方学领域的学术贡献，这一点恐怕也当视作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遗愿”。从东方学到“大国学”，季老的学术理路十分清晰，具有理论和追求上的自洽。而这似乎尚未得到外界必要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季老早年求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的却是偏僻冷门的印度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负笈西土，学的却是东方学。这本来就是比较罕见的事情。虽说这和季老当年受到业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有关，却也为他一生寂寞的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归国之后，在陈寅恪的推荐和当年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等人的赏识下，季羡林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建了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1949年以后，北大东语系一度红火兴旺，师生总数居全校之首。然而，这样的辉煌时光并不长久，历经文革劫余，季老所擅长的印度学研究和东语系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据钱文忠说：“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该学术领域人才凋零，由此或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这一领域本来就十分冷僻。当年季羡林先生拜在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门下，乃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后来瓦尔德施米特应征从军，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走上讲台，教的仍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不过，也正是这样，季羡林先生为东方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带来了一颗珍贵的种子。季羡林先生在德国所学到的知识，笼统而言，其实就是以西方人文学科的理念，用之于东方文化的研究。季老求学于西方，而致力于东方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本土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开出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虽然是孤独的，却也是辉煌的。

以季老的学术底蕴，不仅可以在印度学及中外古代文化交流领域走得更远，而且能够在西方学术系统之外，进一步确立东方学的文化本位。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正如钱文忠所述：“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或许因祸得福，由于季羡林先生后来专注于该领域，必然涉及中国中古历史及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国学基础（这在今日或可称之为“深厚”了）的季老，定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行至晚年，季老把心思放在振兴国学上，并非唐突之举。这一来和季老的研究领域有关，二者恐怕也是有感于国学衰落，日薄西山。从东方学到国学，这显然是水到渠成的学术理路。何况东方学本身就包括中国国学在内，国学属于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时人或谓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这虽说是一种误认；对于季老本人而言，他的学术和思考兴趣发生这样的转移，并非突兀。至于从国学（通常所谓国学其实指的是“汉学”）再到把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囊括在内的大国学，更非一时性起之举。这证明，季老临终前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已臻成熟，对个人一生的学术追求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遗憾的是，季老还没来得及把这一最新的理念和思考完整地表述出来，就离开了人世。

季老的学术与人生，那些亲近他的同事和弟子应当更加了解。不过，从季老一生所追求和思考的学术方向来看，他最终把眼光落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上面；这或能够表明，季老深深感到，在西学兴起，进而占据了主流学术话语权力之时，如若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就此沦失，对于整个世界文明并非福音。季羡林先生曾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而季羡林先生用一辈子的时间，从西方取得“真经”，于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中寂寞前行，他所告诉世人、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经验，或在于此。

2009年7月11日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3 18:40:41

钱文忠：恩师晚年二三事
今年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从已经发表的部分日记来看，青少年时代的季羡林先生和同龄人一样，热爱各种在当时堪称新奇时髦的运动，比如，就读于清华大学期间的季羡林先生，就曾经热衷于手球。

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季羡林先生很快就远赴德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此后的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终日青灯黄卷，与书籍和各种希奇古怪的古代文字为伴。除了散步、爱猫，季羡林先生的作息一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象钟表一般的准确而有规律。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印象不对。但是，这并不就等于季羡林先生没有自己的调节方式。接近季羡林先生的人都知道，老人家的自我调节方式很独特，那就是调整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做专业研究做累了，季羡林先生就会转身去做一段翻译，或者是写一篇散文。
如果说，这样的调节依然是在工作的话，那么，就我所知，季羡林先生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这主要是由于季羡林先生谦抑冲退的性格使然。其实，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
季羡林先生的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窗体底端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幅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的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买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六十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象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挢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渡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购藏。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件藏品，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剧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过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这副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副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总有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命运。就是这幅《御书颂》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失踪门”。几年前，先生忽然想看看这副字。这么重要的一件藏品，工作人员居然遍觅不着，只能告诉先生：“看来找不到了。”季羡林先生淡然一笑：“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家里的保姆打扫卫生，竟然发现，先生的书桌案扳底下（也有说是先生睡床的床板底下）有人用胶带粘了一大卷东西，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御书颂〉〉！一位助手赶紧向先生解释，因为怕丢了找不着，这才将它粘在底下。季羡林先生也是一笑了之，只是说了一句：“有那么夸张啊？”。后来还专门有文字记述这次“失踪门”。
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郎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想起来也真是奇怪，这部分文玩，也曾经遭遇过一场“失窃门”。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先生，听说此事，为先生感到庆幸之余，和先生开玩笑耍贫嘴：“先生啊，您一看就不是我干的吧？”先生的回答很让我开心：“文忠，你就这么个眼光啊？”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十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上述的收藏已经足以使季羡林先生居于收藏大家之列了。然而，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等等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今年已经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当然，这样的习惯，也给先生带来过无妄之灾。“文革”中，先生站出来反对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季羡林先生觉得自己一生清白，和各类“反动派”绝无交往，因此，“底气十足”。谁知道，一抄家，就抄出了一堆印有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在内的各种“反动任务”画像的书刊杂志，至于胡适签发的聘书、写来的书信，那是更在其次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吗？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多次谈到此情此景，直让我们唏嘘扼腕。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sunyiping · 发表于 2009-7-15 00:14:27

季老先生学术人品举世难得,但收藏之雅兴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精深.谢谢楼主用心!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1:57

潘石屹：与季老的最后一次见面

今天上午有朋友发来短信，说，传季老今晨去世,待核实。我赶快请我的一位同事问一下季老身边的人。同事第一次电话过去，电话是其他人接的，说季老挺好。第二次再电话时，证实季老今晨九点去世了。此时，北大新闻网也已公布了消息。

　　据季老最后身边的人说，季老走得很平静。早上季老说胳膊疼，叫他时，他哼哼应答，并不睁眼，立即叫来医生进行抢救，半个多小时后季老没有抢救过来，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年的二月份，我去三零一医院看望过季老，我回来还写过一篇博客。当时季老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好，当时季老正在做口述史，每天讲一点，负责记录的山大教授蔡贵林先生说，季老学问非常博大精深，记忆力尤其惊人，经常口出经典。我们说，季老一定能成为百岁老人。未想，那次却是我惟一也是最后一次与季老见面。

　　大家一定会以各种形式纪念季老，我找出那次见面时我们拍下的几张珍贵的照片和季老给我们提的几幅字，与大家一起送季老最后一程。

用这段圣言为季老的灵魂祈祷：

　　“那种认为‘灵魂会随肉体死亡而消逝’的想法，就如同想象‘笼破鸟必亡’一样，尽管鸟儿对于笼之被毁无可畏惧。肉体如笼，灵魂如鸟。笼虽破，鸟尚存，而且，其感觉更强烈，其感知更敏锐，其快乐也大增。”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3:18

章文：送别最后一位大师

继钱钟书、巴金之后，季羡林今日也仙逝了。在我看来，季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暂无大师也。至于在遥远的将来，是否还会有真正的大师面世，则不可知了。
季老生前在自己的一本书中，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言辞恳切，态度认真，没有任何作秀成分。但是，无人可以否定，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还有人勉强可以称得上“大师”和“泰斗”的话，确非季羡林莫属了。
他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早年在德国学习，归国后醉心于中西文化交流，把东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三大体系熔于一炉，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盛衰消长的规律。他曾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我是比较认同他的这个结论的。这是一位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刻体会的老者才能得出的真知灼见，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季老对东方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多年从事的世界文化交流工作的前提之上。他曾说，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在历史上，世界上的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种判断比当下的诸多盲目自傲和自卑者要高出不少境界。“维西方”论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醒和自信，“维东方”论则陷入了盲目自信和自傲的泥沼。唯有季老所倡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论，才可能“互学、互补”，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说季老是大师，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和见识卓尔不群，还在于他温和外表下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风骨，终生对权势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对同类的遭遇保持了深刻的反省。
说到季老的风骨，当然不能和当年遭受非人待遇的储安平等人相提并论，和那些命丧运动的同类相比，他算是相当幸运的了，得以保全性命，晚年更被政府视为“国宝”。
但他的身上，明显有着中国五千年来优秀知识分子的气节。早年，他曾是《观察》周刊的撰稿人，那是储安平主编的一份政经周刊，针砭时弊，建言献策，曾经在知识和政治两界影响甚大，其所登稿件水平，其言论锋芒，可能只有前些年已经夭折的《战略与管理》杂志稍稍可以媲美。
令人叹惋的是，《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大多数都未能逃脱后来的反右运动，下场悲惨莫名。季羡林当年虽然因为偶然的机会做了“逍遥派”，躲过了一场致命的暴风雨的袭击，但对这场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折磨的同类，他是有着深刻反省的。
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一段语惊四座的话：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他对那场摧残中国知识分子的运动的态度。越到晚年，季羡林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清醒，拒绝接受官方给予的众多礼遇。辞“国学大师”、辞“学术泰斗”、辞“国宝”等行为，既是一种自省，更是一种委婉的抗议。
相对于季老来说，当下某些人的做派真是令人作呕，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自封“大师”，而实际远远名不副实。单就那身俗气和媚劲，就和“大师”沾不上边。
相比他的很多朋友而言，季老不算是勇敢，但绝对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去迎合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痛切反思中国五千年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痛哉斯言！季老走了，中国下一位大师何时再现？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4:24

陶短房：尊敬季羡林先生在其敢讲真话
文化有价文化无价

季羡林先生去了，带走自己满腹经纶，和社会一片唏嘘。
有人会感叹，季先生终于解脱了，不必常年住在远离故居的医院里，不必无可奈何地被人戴上或摘下某顶光环，或不由自主地被诸如“藏画盗卖风波”之类公案卷入是非漩涡。
也有人会感慨，季先生去了，国学和东方学也去了，“最后一个国学大师”不复，今后的文化圈，只怕会更俗薄、更轻躁、更无趣了吧？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化江湖，岂能例外？当社会遗忘了文化之际，便日行于市，该寂寞还是寂寞，昔日之孔子、屈原如此，近世之沈从文、钱锺书、季羡林，也概莫能外；当社会需要文化这个工具、这个符号时，便不该热闹也会热闹，“文革”中之冯友兰，晚年病榻上之巴金，莫不如此，季先生又焉能独外？故而生时身不由己，故后怕也是要不得安静的，且惟其尚存，人或不敢过分，一旦人不在了，是否会有人如打扮历史一般，将季先生之文化任意搓揉，塑造成自己所好、所欲之“文化”，便只有天知道了。
季先生之专业，近乎古代之“小学”，能窥门墙者无几，登堂入室，乃至之音之赏者，便更如凤毛麟角，既无从知之，又何从仰慕，是而对于文化而言，最该取法的，乃是季先生对学问之专注，对“无用之学”之虔诚，不媚俗，不从众，惟如此，方能造就文化之价值，乃至文化之无价。先贤有云，君子慎独，季先生有知，当对媚俗、从众之纪念、之悼念、之褒扬，或退避三尺，或摇头苦笑的吧？
拜现代资讯所赐，季羡林先生得在生前享受其本应享受之盛名，得以一个大学问家的身份辞世，他的名字更会在当今文化圈长久传扬。然而知道季先生大名者固然甚多，可这些仰慕者、称许者，乃至炒作者中，又有几位读过《现代佛学大系》、《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怕是连完整读完《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都不会太多吧？然则如此纪念，又有多少真意可言，上供人吃，心到神知，如此而已。
季先生之为人所尊重，不独在学问，其敢说真话，直抒己见，传统士人之风骨，是知者仰慕他、赞佩他的关键。然则仰慕者固多，赞佩者固多，真心愿意如季先生这般，牺牲物欲去追求风骨者，怕是便不会如此之多。先生晚年，不良于行，坐困病榻，言行思想，俱不得印证，先生之去，世上固少了季羡林之真知灼见，却也不必再听挂名季羡林的木偶人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信然。
季先生在谦辞“国学大师”头衔时尝云，自己不是什么国学家，也不想有朝一日成为国学家，因为“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言之凿凿，当有所据，因此季先生之离世固令人叹惜，其所造成的学术界损失也有目共睹，却也不必为“国学沦丧”、“文化没落”而过分痛悼。
拜盛名所赐，季先生的文稿总算多数付梓，但印数有限，购者寥寥；许多已辞世、尚健在的古文字学、史学和严肃文学研究者，著作等身却没办法将呕血之作变成铅字，一位已故史学前辈曾言之谆谆，史料、善本当影印，不当排印，知情者却只能苦笑曰“当今排印且不易，何谈影印”，许多“小学”瑰宝，国学高手，便在这样的氛围里皓首穷经，默默无闻终身，即使如季先生这般出名，却也非学术之功，非文化之功，季老纵健在，国学该沦丧的也同样沦丧，文化该没落的，不是也同样没落？同理，纵使季老不在，那些被季老“环顾左右，大有人在”的学问人，以及连季老都不知、未顾的有心人，也还会守住其一份执着，将这份文化薪火相传下去。
文化有价，文化更无价，对季先生这样的大师，我们惟有纪念、缅怀，但对于传统文化，对于士子风骨，对于众多在季先生等逝者身上有充分体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有远比纪念、缅怀更多、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5:05

李宁：季羡林是一位难得的性情中人

季羡林，是一位难得的性情中人2 B, f+ O9 q( L3 P# C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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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 E: l$ m4 N6 f& h- d

季羡林大师离我们而去了,噩耗传遍中国大地，中国大地为之一震。各界纷纷悼念这位国学大师的谢幕。

其实，在悼念季羡林大师的队伍中，有的并不是受泽于大师的教诲或者与大师有一面之缘，更多的悼念者可以说根本与季羡林大师没有见过面，聆听他的循循善诱的教导更是一件人生之奢事。我们这些普通人悼念季老，是出于对一位国学大师的尊敬和爱戴，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敬和弘扬。因为出现大师的时代，就是文化最为强势的时代。

作为众多国学大师中，季羡林更能引起人们感情的共鸣，在他离去的时刻，我更加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原因何在？

原因很简单，季羡林是一个性情中人。季羡林的眼泪能叩击国人的心，季羡林细腻的感情激素的催泪弹能刺激了我们这些从未见面、但相识多年的普通读者的泪腺。

季羡林逝世的当晚，季羡林的老家山东卫视做了一个专题节目，以纪念这位国学世纪老人的逝世。在片子中，编辑截取了季羡林在人们的质疑声中拍摄尊老爱幼公益广告片子的片段。当季羡林说他说起母亲的时候，悲伤之情不由自主的流露，眼泪夺眶而出，使得片子无法拍摄。在那一刻，我也陪着季羡林大师哭了。季羡林对母亲的这份情感，在国学大师里面，是少见的一种“儿女情长”，而这种情感的存在，造就了今日季羡林大师的爱国爱家情怀，也是我们尊老爱幼的楷模。

季羡林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写道：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一生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其实，季羡林的“儿女情长”不仅仅表现为对母亲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念只是季羡林所回忆和想念的女人当中最为彻底、最为痛心的一个。季羡林的生命中，与女人的感情特别细腻和真挚。

比如对叔母的感情、对爱妻的情感，对德国一直帮他默默无闻打字、终生不嫁的可以说是初恋情人的伊姆加德的情感，都是一曲曲感人的情感故事。

1945年9月，季羡林决定回国，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伊姆加德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季羡林坐在船上回望哥廷根，不觉满眼含泪。（中国新闻网《热血季羡林：烧成灰也爱国曾直面日本人刺刀》）

季羡林感情细腻，儿女情长的一面，还表现为对祖国、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的深深的热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季羡林先生一生都充满了对祖国、对故乡的深深的爱和感激。季羡林留德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之时就跪吻脚下土地，说到“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在外国经历了世界二战的季羡林在回到土地上的刹那间的这一感情表述，其刻骨铭心的感受，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在季羡林德国学业完成之后，完全可以领着他的初恋情人到英国的剑桥大学教学，继续进行他的学术专攻。但是，季羡林依然放弃了外国优厚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名牌大学教学的经历，来到条件艰苦、学术资料匮乏的祖国，这样的爱国情怀，是与天同齐晖的爱国情怀。

正如季羡林所说的：“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季羡林的爱国情怀，尊敬老师的尊师情怀，尊老爱幼的儿女情怀，以及这些情怀所表现出的长者风范，一代尊师的高尚情结我们可以俯拾皆是，唾手可得。

季羡林，真是国学大师中难得的性情中人。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6:27

郑和朋：摘掉季老国学大师帽，让他安静的走
季羡林老先生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虽然来的有些突然，但终究是事实的，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尽头会在何时终结，算起来，98岁高龄也算是仁者寿了。我们知道今后再也不闻他的音颜了，哭他的有他的内眷、亲人、悼他的私交、同事校友；惜他的有知识界的精英，政界许多爱才人士的士夫。而我，做为一个不相干，不认识，就不来敷陈他的生平事迹，戴上“头衔”帽子了，因为在他逝世后，各种“家”帽实在是太多了。如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也不配评价他学术方面的贡献，这些后来人自当看的更清楚。
　　然而，当我看到许多媒体在季老先生头上扣“国学大师”帽子的时候，不知为何心不由的颤抖了一下，我曾记得他在生前的时候，拒绝过外界扣在他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而如今人才刚刚离去，媒体又刮起了一股“戴帽风”。
　　死者已矣，季老先生不幸离世，谁也无法挽回，因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我们这些现在还活嘣乱跳的人，谁知道明天会怎样？然而如果大家还尊重季老先生的话，就摘掉他头上这顶“国学大师”的帽子，这并不是他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对他个人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可能在中国各界，有这样一个通病，一个社会名流、一个知识分子走了，各界朋友都极力的向他们头上“扣”上著名的，伟大的XXX之类的帽子，其实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全身融入到学术之中时，这些虚名对他来说都是无关要紧的，一般来说，这些喜欢给他人扣XXX家之类的人，多半是投机者，一个追着蜜蜂屁股来尝蜂蜜甜头的之辈。
　　我为季羡林老先生感到的可怜、可悲、可叹。
　　可怜他地生命的最后时光，差不多被软禁生活。就连他自己也说过，假如他有下辈子，“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可悲的是当他刚闭上眼睛，有人就忘记他生前说过的话，硬往他头上“扣”帽子，如果大家还尊重季老先生，就摘掉他头上的帽子，让他安静的走。可叹，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事者硬往他头上扣帽子，可能在他们认为，给季老先生扣越多的帽子，就更加突出他的伟大和崇高，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这恰恰违背季老先生生前的遗愿！
　　正如季老先生悄悄的来，让他安静的走，闭上眼睛不带走一顶帽子。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7:37

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中新网7月11日）
   季羡林先生生活于一个大动荡、大震动的时代，由一个极其普通的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名闻遐迩的学界泰斗。在学术研究方面则是兼容百家，学贯中外，著述等身，学问专、博、精、深融为一炉，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学富五车，博大精深”等概括并不为过。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来校园暖寿时，一见到季羡林就情不自禁地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与“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相联系的则是种种更加深入人心的小故事，最让我等芸芸众生牢记的是那则给学生提包的“老师傅“形象：在北大燕园，一位刚入校的新生面对一堆行李无可奈何之际，正好季先生路过，那新生焦急中央求这位“老师傅”帮帮忙，季先生则在新生离开去寻求援助的时候，尽职尽责地为这位新生充当了行李的“守望者”。而当时，季先生是受人景仰的北大副校长、东语系主任。季先生的平易近人、宽厚仁德，可见一斑。

   给学生“提包”的老师傅走了，谁是下一个给学生提包的“师傅”？我们可能再次拥有给学生提包的“师傅”？

   家国胸怀更让后来者景仰。季先生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他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百分之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的。季羡林先生96岁寿辰，温家宝到医院向他祝寿。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杂文。杂文写得好，就是写心里话。”季羡林回答：“我有个说法，就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一个人，不可能把真话全讲出来。”就是在汶川大地震中，他也多次询问关心，并捐赠了20万元。

   季先生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也不符合实际。我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因此，就有了三辞“国宝”的美传。后来有人问他:你不是大师，谁是大师。他回答:“谁觉得自己是大师，他就自己承认好了！”又说，“我摘帽子的目的就是不骗人！”——这就是季羡林：一个没有天才名头、潇洒风度、夸夸其谈却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的人，一个质朴、淳厚、诚恳、怀真情、讲真话、不矜奇、不炫博、平易近人、骨头硬却心肠软的人，一个淳朴恬澹、本色天然、秀色内涵、独具人格魅力的人，一个在喧嚣中静静生活的人，一个可作知识分子镜子的人，一个值得所有人学习的人！

   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人指路。”季先生为我们指明一条治学的路、做人的路、生活的路、奋斗的路。季先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反观当下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学术道底线失守等现象，可谓是一剂良药，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哪个给学生提包的“老师傅”，一路走好！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8:50

李牧：一个商品化时代无法看守自己的老学者
一个商品化时代无法看守自己的老学者

李牧

季羡林老先生飘然西去。身后的喧嚣并没有随风而逝。

季老是他那辈学人中最年轻的。建国以后，北大各系主任，集中了一批中国学术的顶尖人物。中文系主任杨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哲学系主任金岳霖、西语系主任冯至……季羡林是东方语言系主任。这批人里季老最年轻，别人都是1920-1930年代留学的，他是1940年代。因为年龄的关系，这代学人，季老最后离世，他成了一代人的代表。他的荣誉，属于他的时代。

相比其他同辈，季老的学问非常“偏”。吐火罗语，古印度语，这些东西，只在德国有完善的研究队伍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种学术的发扬光大，需要长期的国家支持和无数才智之士的投入。如果古印度语在印度都没有搞起来，季老的弟子没有成为世界级专家是正常的。

季老经历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所有风风雨雨。坦率地说，在这半个世纪的风雨中，政治操守“说得过去”的知名人物不是很多。季先生没有投机，没有奴颜卑膝，没有趋炎附势。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老学者，学术上谦虚，人品上朴实。

季老晚年，赶上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商品化时代。一片喧哗声中，稍有名气的人物或主动或被动投身商海。季老年事已高，身前身后各色人等出没。这是一个老学者无法看守自己的时代。

谁都有些家务事。季老的私事，被新闻媒体从各种角度炒作，翻来掉去。

谁都有些积累。季老年事已高，署着他名字的书籍，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其存在。东拼一本，西凑一册。

谁都有些愿望。季老终要说些话，他说的每句话，被放大到什么程度，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普通人对他的专业不了解，于是莫明其妙扣了顶国学大师的桂冠，季老的国学还是不错的，但他浸淫终生的是东方古语言。媒体不见得能准确掌握季羡林这辈学人的贡献及历史地位，季老被迫成了耀眼的明星，他本人完全不想掩盖同辈的名气。季老终生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希求，但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站台”这样的角色不是想不扮演就不扮演的。

一个商品化时代无法看守自己的老学者，毕竟他仅是一个普通老人。身后仍然在争论喧哗，但季老倒是可以坦然仙去——他终生学习、研究东方古代语言，他没有做这个范围以外的事情。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09:31

深度男人：无畏无知的年代才有大师

季羡林：无畏无知的年代才有大师8 Y' R2 P* u/ ~8 y( E

2009年07月11日早晨八时五十分，原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老师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老先生活着的时候，被人们冠以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并谓之“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就其称谓和压在季羡林身上的荣誉，季老的一生可谓是成就非凡，造诣深厚。

笔者一无名之辈，本应见加附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头衔，理应对季老佩服得五体投地、崇拜有加。但是，迟暮晚年的季羡林却很清醒，面对“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老先生在学术造诣和教书育人方面，的确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季羡林非常清楚“三人行，必有我师”，世上绝无什么大师、泰斗和国宝之顶誉加于一生。面对这些荣誉而坦然享受之，只能说是无知和无畏。

曾有人言：无大师时代大师满地横行。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就，在一个时段代表着一定的成绩，但决非成就的顶峰。无论在哪个学术领域，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于是面对“国学大师”的荣誉，季羡林坦言，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从季羡林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些陶醉于大师光环下的人，真有无知的悲哀和无畏的张狂。季老敢于卸下别人赋予自己的荣誉，并视之为泡沫，不是季羡林不领情，而是季羡林清楚，在学问面前永远没有权威。在知识面前，任何一个人都是永远的求知者，而不是虚化的“大师”。

季羡林的离去不等于国学的终止，结束一个时代的同时，其实也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2:13

七犀鸟：季羡林离开大陆知识界之后
季羡林离开大陆知识界之后

文/七犀鸟

对于98岁高龄驾鹤西归的季羡林来说，是不是国学大师的争议，家庭纠纷的憧憧暗影，大众传媒的溢美歌颂，温总理的深情呼唤，都已经不再重要。

季羡林逝世之后，魂归何处？如果肉体死亡能够换来灵魂选择的自由，我相信，他会选择佛国，与释迦牟尼等前辈朝夕相处，用梵文继续讨论万物轮回的大智慧。他在人世间所体会到的种种迷惑智障，也许经过佛祖的拈花一笑式的点拨，而豁然顿悟。

季羡林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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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清华大学，以四剑客身份逍遥于中国古老文化乐园的生活，在老派学者当中并不鲜见。

奇特的是，在结束清华大学的学业以后，他35年远赴德国，在德国一呆十年，成为希特勒崛起，见证了德国法西斯势力由盛到衰的完整过程。这在老派学者当中是少有的。难得的是，在德国法西斯嚣张跋扈的年月，季羡林仍然能够埋头治学，在“梵学”等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

遗憾的是，季羡林尽管见证了希特勒统治中国的历史，却回避了对德国法西斯形成机理的深层次思考，就算在42年后饱受饥寒之苦，所谓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却没有对于德国法西斯的深度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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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季羡林回归中国，回归清华。

共和国成立之后，季羡林学而优则仕，他的专业背景加上求学期间积累的人脉，使他在治学之余，走向政治的竞技场，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不幸的是，经历过十年德国法西斯统治的季羡林，在知天命之年，又受到国内极左势力的冲击与迫害。

疾风知劲草，人格的高贵往往在非常岁月里大放异彩。季羡林勇敢捍卫自己良知的作法，使其不愿意将文字口舌之刀对准同道中人，于是，64年前后，他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沦落于江湖之中。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他的沦落，比起余秋雨之流的飞黄腾达，何尝不是一种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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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东西往往无法持久占据晴朗的天空。共和国建立30年左右，头脑清醒的邓公诸公拨开云雾，季羡林步入了人生再一个繁荣期。极左势力对知识界的破坏，使得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满目疮痍，人才凋零，熬过来的季羡林等人就因为稀缺而成为新时代的国宝大师。

季羡林能够成为国宝大师，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界的荒芜与浅薄。市场经济时代知识界的沦落，造就了季羡林无人匹敌的大师地位。这种傲然耸立在知识界的超卓地位，使得季羡林晚年受到包括温总理在内的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季羡林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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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是，对于外界赋予的国宝、大师、泰斗等桂冠，季羡林看到了其中的泡沫：“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有人怀疑季羡林以辞撒娇，以进为退，从他的98岁高寿来看，他的辞意是真诚的，因为高寿多是建立在宁静平淡心境的基础上的。

季羡林，一个始终保持灵魂高贵的学者，在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之后，终于将一切俗物抛下，魂归佛界，进入大休息的净土了，他的身后，留下的是大陆知识界的市井式喧嚣和无边无际的吵闹。

季老，走好。

2009年7月11日于FJAU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2:39

当今中国，谁人真知季羡林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情之所以如此为众人所关注，是今年以来围绕着季羡林先生，发生了一些龌龊的事情。因为事关有关面子单位，故不了了之。正当人们逐渐淡忘了丢画一事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却轻轻地和这个他不太喜欢的人世告别了。
刚才浏览了一下相关报道，在各大网站和媒体里，数凤凰网的报道居多。
我想凤凰的报道之所以多，是因为他们可以相对客观地面对季先生。而再怎么报道，也只能从国家领导人，到学术界，文化界，再到季老先生所在的单位，亲属，弟子及生前友好的反应里渲染他的辞世的影响。在众多的报道里，比较有价值的反应应当是北师大教授赵说季老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句话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或许有更深刻的意义。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考究，季老先生在当今的学界的影响，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这一点，想来已经为大家所公认。
可以说，他是北大清华两所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唯一的硕果仅存者。同时，与他过往较多的人，都是中国上世纪真正的大师级别的名流，比如他的领导胡适之，老师陈寅恪，学长傅斯年，同事梁实秋等等。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那些人都与他有过一些直接的交往，留下了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独特的记述，在史料稀缺的今日，他自然扮演了一位活化石的角色，这种角色所发射出来的光芒，早已经掩盖了他作为梵文和巴利文专家及古文字学家的光彩。
看到有媒体就季老先生力辞“国宝、泰斗、大师”三个称谓的报道时，颇为辛酸——一个清醒得异乎寻常的智者，在生命的晚期，对这个浮躁的时世的洞察力仍然是如此之透彻，这是他历经沧桑，饱尝世味的规律总结，更是被一场场表演所逼迫炼就的火眼金睛！他知道自己值多少钱，怎样才值钱。
关于“国宝”一说，是近年来炒作出来的。因为热闹之后大家忽然发现，整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没有了文化的参与，那些娱乐显得多么浅薄，浮躁。于是，他们便四处物色能为他们所炒作的对象。于是，各种各样的帽子就被他们炮制出来了，其中的一顶，就是国宝，他们给了季老！从“士为国之珍”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学术界有大成者，当之无愧。可是，“国宝”一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泰斗”一说，江湖气十足。中国文化界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近七十年来，文化战线上一直没有让国人满意，令同行折服的大作问世，大家之间在相互吹捧，彼此相轻的小池子里混了几十年，也没个能压得住台的出来说话，于是，他们不好意思了，抬出了季老来说事。文人的丑恶嘴脸与险恶用心淋漓尽现！
关于“大师”一说，是因为当世的文化界没有大师，凄凉不堪，只得又将老先生来标榜。这是与老先生的本意想违背的！
由此看来，给季老强行摊派这三顶帽子的人，都是打着文化的旗号，以民族之煌煌大名，行谋害季老之实的国贼！
给一位学者以安静的空间，是对其最大的爱护与尊敬。
寂寞如季老者，不复遗下片言只语，只因人世凶险，兽道猖狂?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3:19

季羡林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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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消息，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8时50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4:06

今天上午8时50分左右，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离我们远去。社会各界对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季羡林先生的人生是完美的，不仅仅是因为98岁的高龄已是人生难得，还有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学术上的造诣和对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季羡林先生走了，但他精神犹在，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最让我感动的是季羡林先生的爱国情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深情地写道，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凤凰独家最后一次采访季羡林先生，让他留言，他挥毫写下这样几个字：我的中国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季羡林先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但却从老家的田间地头一路走来，登上了学术顶峰。那是因为他有一颗“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

其次是季羡林先生的勤奋治学。季羡林先生的成就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也得到了广泛的尊敬。他在《自传》里说，总结长达60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文革后期，季羡林先生被发配到北大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当看门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这样的翻译持续了4年。文革结束，《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也基本完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部分英文写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

再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虚怀若谷。季羡林先生一再说，我在国外多年，回来后做了一点事，给我的荣誉太高太多，我担受不起。对于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主动请辞。他在审阅回忆文集《此情忧思——季羡林回忆文集》的“编者前言”时不止一次的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在近期公开发行的《病榻杂记》中，他更表达了要摘掉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的意愿，这与当今学术界沽名钓誉、剽窃成风有着多么鲜明的对比。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人品都是令人称颂的，我们将永远怀念季羡林先生。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4:33

一位真正的伟人走了，
他的名字叫季羡林。
北京大学网站发布消息，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很早就对“季羡林”有所耳闻，当时只是朦胧的知道他是位学界大师、泰斗。
直到有一次，观看《感动中国》授予季先生年度感动中国的奖项，镜头里的季先生很和蔼，很慈祥，当记者将奖杯交入他手中时，季老连说了几个“不敢当，受之有愧。”我顿时被季老的这种举动所触动，因为我很少看见受奖者持如此谦逊的姿态领奖，而季老的这种谦逊是丝毫没有“假清高”的感觉，他才高八斗，却如此谦卑，且这种谦逊很淳朴，是发自内心的，季老的这个形象也久久在我脑海中无法消逝，从后来对季老文章的拜读，观看有关采访季老的节目，我也明白了，季老为人的态度也是如此。还有一次从杂志上得知季老的一个故事：在北大的校园里，一个新生拖着大包行李找到当时正在行路的季老，拜托季老帮他照看行李，自己就去办入学手续，而这一去就去了数个小时，回来时，学生自己也心想那位老人早已走了吧，但当他走回原处，看到季老，一位8旬老人，还默默的守着行李......后来那学生才得知老人就是时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想必那个学生对季老会永远铭记吧。
我没有过多拜读过季老的文章，我也无力去评价季老在学术上的成绩，毕竟我这个高中生能力还不及读懂季老的很多经典著作。但是，我还是将季老视为我的偶像，而不是像很多我的同龄人将某某青年才俊视为文学上的偶像，我深深地为季先生的诚实，善良，谦逊的人品所折服，我深深的受用于他在学术上的严谨，踏实，刻苦。他是个彻彻底底的朴实到了极点的伟人，季老留个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我会久久不忘这个偶像，我会永远发扬季先生为人、治学的作风。
如今，斯人已逝，我谨以此文来缅怀季羡林先生，来表达一个中国高中学生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悲痛，先生一路走好！
以下是新闻中对季先生一生的概括：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一位真正的伟人走了，
他的名字叫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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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5:17

季老“三辞”轶事

季羡林
人物档案：
　　生于1911年，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季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先生“三辞”轶事
　　辞“国学大师”之称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光环。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之称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很多。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辞“国宝”之称
　　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摘自季羡林《病榻杂记》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6:36

季羡林已走，中国再无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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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尝试过寂寞与孤独的滋味。那是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与远大理想的迷失岁月，终日的日升而做、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让人乏味，寂寞与孤独像一股蚁噬般沁人的痛苦从上到下。越是在繁华的都市中，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寂寞与孤独越发强烈，不是缺少朋友的关爱为难，而是无法平息心中的寂寞之火而苦恼。所以有人说，都市中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前几日晚上，几个人通宵达旦的举杯畅饮，一朋友却说最享受的就是此刻的欢愉，最怕的就是酒后各自回家陡然的冷漠。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季羡林。在他的《生命沉思录》有一句“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让我印象深刻，或许寂寞与孤独是不同年龄层的专利，你可以因为恋人的失去感到孤独，也可以因为理想的渺茫感动孤独，也可以因为无人理解而感到孤独，那么说寂寞与孤独是成长中烦恼的主菜，那这位老人又是如何解释自己的孤独与寂寞呢？

季老说，自己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而且是越老工作做得越多。他1978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季羡林的专业被称为“专业中的专业”，季羡林的学术生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一齐做。有媒体说，到2006年，季羡林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10年来已有百余册图书正式出版，而自己创作的散文已经有百万字。他是将这种寂寞与孤独化作创作的动力，与牛根生曾经的“当你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时候，你已经做成一些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季老将这句话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极致不仅仅是停留在各种文学创作上，还表现在自己在对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之痛的正视，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所有所谓文学大家都不能媲美的，先不说当下像季老能够一辈子忍受寂寞与孤独，静下心来踏实创作的文人少之又少，纵看众多文化大家像明星般的作秀让人作恶，尤其是公认的文化名家于丹公开宣称，文化名家应该以明星的身份示人，大张旗鼓的以娱乐的方式来做娱乐，标志着中国纯粹的文化已死，季老已走，中国再无文学大师。

最早的时候，老师对邹邹有理说，寂寞与孤独是文学艺术崇尚的极地意境。如果将寂寞与孤独作为精神美餐享用是文学与艺术的操持者们时常饮用的一杯咖啡，那么这杯咖啡却像异教徒少女胸前的耶稣，不再具有信仰意义，它已经完全演变成了显示另类精神的权贵、文化权贵的时髦饰物——这饰物如今正像猪流感一样感染着喧嚣都市的每一个不甘寂寞的角落。美国作家海明威也曾经说，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一个在稠人广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寞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或许这也就不能理解，如今的作家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但真正可以与季老相提并论的确是寥寥。浮躁之中，僧人隐遁，庸人无聊，俗人玩世，鄙人钻营，恶人走险，伟人叱咤，众人惶恐，而只有天才和智者孤独。更进一步说，他们懂得如何守住心中最后一方净土。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心灵的最高境界，但如今你扪心自问，是否能够享受当下的寂寞与孤独？

我愿意用一首叫做《谢幕》的作品来缅怀季老，就像文中提到的一样：寂静中/透过淡淡的轻雾/我看见/一个大写的人字/袅袅娜娜/隐隐约约/融入了天空。

幕谢，

人散，

一点星火，

在寂静中闪烁，

透过淡淡的轻雾，

我

将你慢慢地解读。

静静地走来，

踏着平平仄仄韵律，

执着于点、滴、竖、弯的求索，

一路风尘仆仆，

授道解惑，

眼角的皱纹，

凝结着〈寒夜〉的冰霜，

斑白的鬓角，

沾满了〈雨巷〉的晨路，

身骨清瘦，

风霜遍额，

哦，

三尺案头里，

溶进你多少思想的汁液，

横平竖直的框架中，

撑起了是一副傲世的风骨，

几经杏花春雨，

几经瓦釜雷鸣，

千金纵买相如赋，

过期的误解，

悲欢的情节，

离合的泪珠，

唯有，

随着弹落的灰烬，

悄然隐入岁月的屏幕。

幕谢，

人散，

寂静中，

透过淡淡的轻雾，

我看见，

一个大写的人字，

袅袅娜娜，

隐隐约约，

融入了天空。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17:05

季羡林：“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温家宝总理自2003年以来曾5次去看望过季羡林，他对季羡林说：“季老，要讲真话啊！”季羡林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个回答透露出来的是阅世的深沉与及其中的智慧。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县，6岁读书，19岁上清华，24岁赴德国留学，34岁回国在北大任教直至2009年7月11日逝世。从履历上看，他的一生似乎没有波澜，但季羡林那一世的著名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跟履历不成正比，而与整个国家的命运一起跌宕起伏，经历一浪又一浪的波澜，到最后能够幸存下来实属不易。 “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季羡林道出个人命运的渺小和身不由己的无奈。因此，生存本身成为一种智慧。
季羡林的得意门生钱文忠教授回忆：“1966年以后……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于是，“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季羡林又进一步解释说，“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与季羡林有同样命运的巴金也说：“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
那些很有名望的人在时代运动中是很难保持沉默的，因为沉默在他们身上往往被解读成反抗。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就拼命地去为虎作伥，从而希求比别人更加安全的可能。因此，适当的委屈自己是有必要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季羡林才有可能说：“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是大大超过了谎话。”“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对于像季羡林，巴金等人，当生存本身成为一种智慧的时候，是很难用“明哲保身”这个成语来概述。因为他们能够不为某种现象所迷惑，不为某种东西所捉弄。一旦跳出历史的窠臼，他们必然有勇气以自身的苦难经历与及在这样的经历中形成的智慧和教训来启导后人，让后人记住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正因为如此，他们以他们的良知和真实更加赢得世人的尊重。这样的尊重更有分量，更加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22:07

季羡林走了国学咋办？

朱攀

学在清华，教在北大的季羡林先生走了！曾谦称自己是“土包子”的季羡林先生走了！此时此刻，不禁让人想到，在西方文化独霸天下的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国学”呢？

昨天，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今天，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南大厅为季羡林先生搭设灵堂，自下午开始，对外开放，供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奠。截至今天中午，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张德江、徐才厚、李瑞环、李岚清、陈至立、马凯、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不同方式向北京大学转达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委托北京大学向季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辛亥年，出生于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岁就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岁时，赴德留学，第二年，开始学习梵文；34岁时得以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六十载。国学大师只是对季羡林先生的大概称呼，其实，他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在语言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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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夫人

在那一段动荡的岁月里，季羡林先生曾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此后，长期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对此，温家宝总理如是说：季羡林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季羡林先生时，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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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与前外长李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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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与金庸

笔者认为，缅怀先生最好方式，也许就记住他老人家的一些话：“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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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祝福祖国

笔者刍议：国学首先应该是中华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价值，然后应该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此外，当下研究国学者至少要做到：第一要有德，第二要有道，第三要让人懂。

笔者认为：季羡林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楷模。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对季先生的颁奖辞如是说：“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季羡林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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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坚持读书看报的季羡林先生

宪之 · 发表于 2009-7-15 13:25:49

大师的背影季羡林十大语录发表于 2009-07-11 22:25:55

季羡林是学术界，唯一无愧“大师”称号的人，听过很多有关他的趣事。在离世前的最后几年，季先生的真诚与可爱，让人钦佩不已。当今的学人，已经很少这么诚恳地表白心境，表达态度。
大师已去，他的背影孤独而凄凉。唯有他生前的话，时时印证他是一个真诚可爱的老头儿。与央视《百家讲坛》上，那些喧嚣着争先恐后想出名的人相比，季羡林先生绝对是一位让人仰止的大师。
让大师那些充满智慧的语录，启迪我们的人生！
1、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2、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3、我已经走不动路了，没有人搀扶，两米的距离都很难了。我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劝年轻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4、当前政通人和、海晏河清的社会状况是空前的。
5、改革开放后，我们正经历着第二次解放——思想解放，精神解放，国家前途无量。尤其是现在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和谐”。
6、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7、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
8、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9、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10、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追憶緬懷] 逝者季羡林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