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

莫非 · 发表于 2009-7-20 00:29:02

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

苏文帅

（西北政法大学）

　内容摘要：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其人道观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成为主流价值观。至今，孔子人道观对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重要的意义，探索和继承发展孔子人道观思想对和谐社会的营造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存在着重要的借鉴作用。笔者力图从价值论的角度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发掘，运用价值论的原理，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对先秦元典文本以及历代重要文献关于孔子思想的内容进行探索、重铸，并结合孔子本人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的经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细致的分析。运用比较分析法，同前人思想比较以得出其思想渊源，又要与同一历史阶段其他思想家思想比较以总结出其理论特征。寻求孔子人道观的积极因素来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乱、信仰的缺失，充分发扬其中的理念和经验来为我们如今推动人的发展提供借鉴可行的方法指导。
　　本文力求立足于原理，依据于文本，把现代哲学观念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通，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吸收其精髓，发扬其精华，启发人们确立正确的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词：孔子；人道；价值；意蕴

引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随着炎黄子孙的繁衍变迁的历史过程，一些反映时代特征的思想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价值观念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先哲们总是在不断地探索关于人的一切问题，觉识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尊重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阐发人道观并为人道观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众多命题皆是围绕人道问题而展开的。
　　“人”字当产生在黄帝之时，甲骨文中“人”字屡见；殷周时，人受宗法等级制度的限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爱人为内涵的人学思潮，诸如孔子的爱人，老子的自爱，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别爱，以及管子的爱民，荀子的爱人和爱民等等构成了以爱为特征的人道思潮。汉代董仲舒的爱人类，以及《礼记》、《淮南子》等的爱人、爱民，乃是对先秦人道观的继承。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就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人才学、人格学、人生理想、人生目的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道观。宋元明清时把对人生价值、理想、目的德追求与人生生命的关怀结合起来，把爱人、爱亲、爱物与人生道德理想的追求统一起来，凸显了人的自作主宰的自主精神，构成了以立人极为特征的人道观。近代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观念，批判三纲五常，宣扬人的权利平等，构成了以平等为特征的人道观。
　　先秦时期自周公“敬德保民”的提出，到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首次出现“人道”概念，关注人，重视人道已经成为当时思想家的焦点所在。但系统的提出人道观则是起于孔子，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皆在以后长期演变和不断完善，成为人们日常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对于孔子思想的精髓部分和核心内容的人道观，历代学者研究颇多，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其中的内容真意。祁志祥《中国人学史》以仁为核心论述孔子仁本主义人道思想，认为“仁”是人道的本质特性；肖万源、徐远和《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研究》分别对古代诸子人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儒学即人学，从孔子的天道观、人道观和人性论论述孔子人学思想；尚明《中国古代人学史》认为孔子最早而系统地从道德生活的角度反思人生、规定人生意义；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提到儒家人学是一种“宗法社会本位论”，论及孔子对人的社会性与伦理道德的重视；刘黎明《先秦人学研究》以人为线索，从诸子各家关于人看法上的差异来认识先秦人学，从人性论、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方面分析了孔子人道思想；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从人学角度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人道思想范畴—“仁”、“礼”作为切入点，论述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除专著外，从人学角度研究孔子思想的论文也比较多，有的从方法论论述孔子人学；有的从人学角度专门论述孔子的仁；有的从人学角度论述孔子思想的意义；更多的是综合地论述孔子的人学思想，认为孔子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人学体系，例如：“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即人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人学思想核心是仁”，“从仁出发，探求人性”，“孔子提出人既泛指人类，同时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以仁为人的本质属性”等等。这些论述虽然在对孔子人之为人、如何成仁、理想人格建设等内容的论述上显得比较零散，各家各有其说，但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人学思想。综观之，对孔子人道思想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各家多留于思想层面的论述，很少有系统分析孔子人道观产生的背景、从多层面上看孔子人道观产生发展的原因；第二，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尚未充分地结合理论与材料，并且哲学史和传统思想史方法的味道太浓，而发挥价值论方法之长不够。
　　而欲揭示孔子思想真谛，发掘其中的意蕴，则需要既尊重孔子其本来思想的真实面貌，又结合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现状。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于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发扬其思想的作用和文化以化人的目的。
　　人的价值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处于核心地位，运用价值论理论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孔子人道观思想的重要方法。人道观研究的是人的问题，而价值论也正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价值问题。从价值论角度解读和研究孔子的人道观思想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
　　孔子人道观是孔子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和自身长期形成的智慧结晶，今日欲复现其真实内蕴，实非易事，对其作新的诠释则更属难能。必须要遵循发现原典文本本义——对文本进行分析评判——运用现代哲学原理对文本意蕴加以阐释和引申这样三个步骤，即对先秦儒墨道法等元典文本以及历代重要文献关于孔子思想的内容进行探索、重铸，既吸收文本文献之真意真解，又参酌现代研究方法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原理，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去追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意蕴，发掘孔子人道观的真谛。具体方法论的原则是：
　　第一，原理与文本相统一。要以价值论解读孔子的思想，以原理映射文本，从文本中寻求原理的发散。以价值哲学原理为指导，以文本原义为依据，首先要阐释人道观的内涵和中国传统人道观的特征，并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细致的分析。通过古人的语言阐释古人的精神，以当时的状况透析其时其人的价值观。欲通古人之价值观必须要理解古人当时当地所处之环境和身份地位以及其思想的渊源，如果简单以现代的原理方法去界定阐释传统文化，必失之一隅。以传统原典文本为根据，并参考古代各家解读，结合现代理论方法，对传统价值观进行“讲明义理”、“别其是非”的客观公正之透析。
　　第二，综合与分析相统一。既要把孔子的思想予以分析，理清其中的真意，同时也要把孔子的整个思想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予以综合。在综合中分析其独特之处，在分析中综合其本质特征。
　　第三，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在理清孔子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对孔子的人道观要进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般的正视，“讲明义理，别其是非”的审视，“钩稽索隐、融会贯通”般的透视。并着眼于在当代现实中如何提升人的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发现孔子人道观的意义，既不对中国传统思想存在的价值妄自菲薄，也不对传统文化的意义玄虚夸大。
　　第四，纵向引申与横向拓展相统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肯定主要反映和折射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征，同时，其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思想产生发展的因素。解读孔子的人道观必须立足于历史考察的办法，以史论人，分析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具体社会环境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分析孔子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从孔子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渊源分析其自身因素。只有如此，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揭示其思想本质，了解真实面貌。
　　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还需要研究其历史源流和其理论特征，为此应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比较中概括出其思想特征。一方面同前人思想比较以了解其思想渊源，另一方面与同一历史阶段其他思想家比较以总结其理论特征。进而探索其思想被后人发展的历程。

一、孔子人道观提出的背景

　　孔子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则是他的人道观，孔子罕言天道，然而极为重视人道。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人道观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就是人道哲学。
　　中国哲学在其萌芽之始，就以探求道为根本旨趣。道是天地人，即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法则和准则。从大的方面来说，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系天地自然之道，即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道理和法则。人道是社会人生之道，即人生社会变化发展的道理和准则。中国哲学道的观念，在殷末周初已经形成，至春秋时期而展开为天道人道。诸子百家围绕着天人之道，进行了热情的探索和激烈的争鸣，建立起不同的学派。这些不同的学派，归根到底，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索天人之道，得出不同的看法而形成的。
　　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和自觉，经过了漫长的历程。远古时代的人，由于思维认识的局限，对神秘的天地鬼神不能理解，充满了恐惧和崇拜。夏道尊命，教人敬畏天命鬼神，其人蠢愚朴野而不加文饰；殷道尊神，教人敬畏服侍鬼神，重用刑罚而轻视礼教；周道尊礼尚施，重视人的礼节教化，待人宽厚恩惠，这是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从尊天、尊神到尊礼尚施，就是把思维的视角从天神转向人间，表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
　　西周初期，辅佐成王摄政的大政治家周公的思想，便是这种尊礼尚施的代表。他“监于有夏”、“监于有殷”，总结夏、殷亡国的历史教训，认为在于“不敬厥德”，君行“暴德”，致民“凶德”，“不孝不友”，因而上下无德，不知为人，社会乱亡。周公认为，要治理社会，安宁百姓，“不可不敬德”。只有治国者“疾敬德”，“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化正民众，劝民“怀德”，使社会达于治平。他制定了礼乐制度，整个国家“明德慎罚”，“明德恤祀”，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明德、尊礼、尚施的文采粲然的文明社会。这便是孔子所赞颂和怀念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社会。
　　到了东周，尽管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暴力流行，然而西周所确立的亲人远神、敬德保民、尊礼尚施的思想传统，仍继续向前发展。争霸的诸侯在战争中体会到，生产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战争的胜利，都取决于人。谁获得人民的拥护，谁就能扩地称雄，实现霸业。因此，对于国家、君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天命鬼神，而是人。一些思想家鲜明地提出了“皇天辅德”、“民为神主”的思想。虞国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地鬼神并不专心偏爱谁，而是谁有德便保佑谁。随国大臣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成了神的主宰，鬼神之情，顺民意而行。圣明之王应该顺成民意，然后才祭祀鬼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顺成人民，国家将兴旺。寄托鬼神，国家便败亡。“祭祀以为人也”。对神的祭祀，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神。人的主体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尊重
　　对人及其活动的重视，促使了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人生道理的探索。春秋时期，人们已开始提出天道、人道观念。“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月的运行，昼夜的交替，阴阳的变化，这便是天道。天道是人们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而人道，则是人的“思乐而喜，思难而俱，人之道也”的自然情感，“救灾恤怜”的同情心，“忠信笃敬”的德行，“卑让节义”的礼乐仪节。总之，一切人之为人的根据和道理，都是“人之道”。
　　孔子以追求人道为自己终生的探索目标。他誓言“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作为积极入世而又尊重传统的思想家，他始终直接面对社会人生现实，不懈地总结、探索人生的真谛。对于天，孔子只是当作无言而运行的客观存在。而对于鬼神，孔子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重视的是人和社会，着力于探求如何做人、如何治国，探求人道。
　　孔子对人道的认识和发展，是在反省回应春秋时期社会文化危机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他关切的是现实社会的运行发展，寻求的是理想人道的建构实施，因而不言超越人生社会外在异己的“怪力乱神”。而这一系列的思想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人生背景。
　　（一）社会历史背景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政治利益身格局深刻调整到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以及文化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激烈的碰撞、冲突、交织变革之中。社会体制的交替变革和文化思想更新递进，导致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体制和礼乐纲纪规范失去了对人们的行为和意识的维系约束，而新的社会体制和纲纪规范又没有得到完备形成和巩固，因而整个社会处于秩序失控、纲纪失范的动荡混乱之中。面对着诸侯力政、百姓涂炭、礼乐崩坏、人伦不理的严峻社会危机。文化思想逐渐转移到了以高扬人的主体存在价值为中心的人学文化。
　　首先，铁制工具的出现，牛耕的使用以及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使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契机。
　　公元前594年（即鲁宣公十五年），以“初税亩”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的正式出现，使得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旧的生产关系正在日益发生冲突荡漾。人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正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以前人被自然的束缚而转向以人为生产力的主体。在春秋之前，人和自然关系主要是“神为人之主”，由于当时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对风雨雷电特别对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而产生惊异和恐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过一些生产工具的改进渐渐能够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人们原前依附自然的关系在观念中开始出现转变。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一些士官和大夫提出了具有人和自然关系的“天道远，人道迩”、“吉凶由人”等等命题。使得一些思想家的焦点由自然（神、天）转向人事。同时，在生产中人们越来越清晰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重要性，也看到了人高贵于万物的主体性，人道思想至此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机。
　　其次，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的政治制度正在经历着激烈的冲突碰撞，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战争不止。一方面，自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权力中心日益下移，诸侯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天下的权威已经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利用“尊王”的名义各个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增加自己的属民，发动各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而在战争过程，人口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各诸侯国开始重视对人的重视以及开始以“民本“为口号发展本国人口。固然，在诸侯看来，人是工具性价值，重视人是发动战争和增强国力的手段，但毕竟是已经重视人和关注人，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基础。
　　“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周室的衰微，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引起了礼崩乐坏，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春秋时期，礼作为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等的“僭越”事件经常发生，“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等违背伦理名分的事情也有所出现。整个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际关系变幻莫测。旧奴隶主贵族、新兴奴隶主、奴隶、地主、农民等诸多社会阶层交织，各种利益群体发生激烈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阶层关系，给这个错综的关系有个正常的伦理名分，成了当时一些思想家思索的重要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
　　再次，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出现和学术下移，进而使得文化多元化、民众化，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条件。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我国奴隶社会最初的学校、教育和学术，是被国家所垄断，即是“学在官府”。当时的学校即是“官学”，整个文化是被垄断起来，而作为下层的平民和奴隶是很难占有文化资源。文化的内容也是以官方规定的特定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夏商已经在文化有所发展，但这些文化是以“官学”发展的形式。而夏商以“神鬼”为精神信仰，这也使得文化忽视人的发展。西周“学在官府”有着重要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学术下移和学在民间的历史序幕，开始使得文化主体出现普遍化和民众化的趋势。
　　至春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下移和经济的变革，以及诸侯的“僭越”，使得学术下移，出现了“私学”，文化主体由官府下移到民间。由于战争和大国争霸的发生，使得很多档案文献随着官吏和士阶层而外流，社会阶层的变化使得一些旧贵族变成普通百姓，一些士阶层降为“不知而议论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得“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民众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发生，一些士阶层通过办立“私学”进行“有教无类”的文化传播，为人道观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条件。
　　（二）人生经历背景
　　在春秋时代的诸侯列国中，孔子出生地鲁国的国势一直比较衰弱，但它却是被周人的“礼”文化侵染最深和保存文化典籍最多的地方。《左传》中有大量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鲁国对于周礼——包括伦理制度、观念形态、礼器典籍的保存都是比较完整的、丰富的。正是鲁国的这种文化环境，陶冶了孔子对周的文化传统无限景仰的感情，同时也形成了孔子维护、继承周的文化传统的志向。通过鲁国保存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典籍，孔子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观，并在历史感中赋予了以人道为内容的价值观。总之，鲁国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孔子的人道观。
　　孔子个人的身世遭际也隐藏一种承续殷周之际伦理道德观念并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新的理论特色的人道观因素。《左传》记载，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的世子，但他没有继承君位，而让国于其弟鲋祀（宋厉公），所以《左传》称孔子为“圣人之后也”。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辅佐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代君主，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贵族，《国语》记载他“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他还以礼让谦逊闻名于当世，《左传》昭公七年和《庄子?列御寇》都记载他“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可以说，一方面，悠远辉煌的贵族家世，使幼年的孔子就受到传统的“礼”的熏陶“孔子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另一方面，衰微的家道，使孔子从很早也就经受困苦的磨练。“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身世，特别是他那充满困厄的个人经历，使他观察到、体验到贵族生活藩篱之外的那些更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这就拓宽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他那“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以复兴东周为己任的属于贵族性质的政治理想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更宽广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作为一般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理想。建立在这种更加广阔、超过了贵族性质的精神世界基础上的孔子人道观思想，推进了殷周以来突破原始宗教观念而发展形成的人道观。
　　（三）时代特征和自身特点的结合决定了其人道观的提出
　　春秋时期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变革时期，而正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发生各种的变化，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关注人成为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使命。而孔子正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出生，再加以他那充满困厄但又深深带有浓厚的鲁文化的身世，使他观察到、体验到贵族生活之外的那些更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正因为这种因素促使着他更进一步把继承而来的文化道德观念发展为人道主义。

莫非 · 发表于 2009-7-20 00:29:33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人道观的内涵和特征

　　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是“爱智慧”，即关于人的智慧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知人则哲，即以知人、关注人为“哲”的内涵。
　　人道思想（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从价值论角度来说，人道观的实质就是突出人的价值。人道是讲人与自然、社会、人生、思维关系的道理，它是关于人、人的本性、价值、意义、认知活动、伦理道德、审美活动等相互关系的学说。人道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产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道更新递进的具体演变轨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成现象和内容规律，无不展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也就是说，人道就其历时性而言，它具体体现为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纲纪和规范。因此，人道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它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人道体现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虽然人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产物，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但是人类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它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人道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理想其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价值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一种关系，其主体是人，价值论研究也正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对象的学问。那么guan
　　人的价值内涵丰富，关系多维。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于人的一种价值关系。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于人是主体，而主体的具体内涵即优越性。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思考较多，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优越性和超越性，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都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优越性。
　　人具有着其他世界万物所没有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得人能够在世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人还具有着创造性和实践性，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实践中促进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人在整个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在世界面对三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身身心。在处理这三重关系时往往首先要考虑人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把人等同自然其他事物，还是凸显人的地位。另外由于自然的力量强大，人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而另一方面往往在自然巨大的神秘力量面前显得无力苍白。人是在自然中求生存和发展的，人的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贡献的关系，既可指别人或社会对个体人（群体）的尊重和认可，也指个体（群体）对他人（社会）的贡献和责任。其标准是双重的，又其中的关键则是要维系人的尊严和追求人的自由，这样既是处理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融和身心关系的基本。
　　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人于世间，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此过程必有信念予以支撑促动。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兼爱天下”皆是为推行人道而奋斗，人的价值也是基于此而展现于此。人道实质强调人的主体性，弘扬人是价值主体，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公平正义”，都是承认人是价值主体，也凸现人贵于物之处，所以要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以及爱人。追求人道，是为了彰显人超越于物的高贵，也是弘扬人的价值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从而建立人的价值之根据，显现人的主体超越的根本表现。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表现，如果不推行人道，就难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也难以使人与物得以区分，人的价值也就无所表现，更无从谈起，所以说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在现实层面最根本最首先的表现。
　　人性问题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人性是关系到人的价值主体即人的本质问题，是揭示人应当如何生活，怎么样生活才是对错与善恶，由于人有七情六欲和对生存发展完善等需要，对资源资料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而滑入“负价值”的深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人的价值最基础的表现，只有安其人性，变恶为善，去恶存善，对人性进行充分的认识，既不强求压制人的需要追求，也不过度膨胀人的欲望。应该使得人能够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人性得以向善，利人利己，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只有这样，人的价值才有基础保证。人性得以向善是人的价值最基本的现实表现。
　　人的价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既包括自己与自己，同时也包含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人伦一词正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的是人之秩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长期相处和交往过程中，经过习惯成自然地积淀，久而久之，每种关系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适宜于保持或处理这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从而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秩序固定下来。这些关系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伦所维持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及君臣（现在上下级）等社会关系。人伦作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的价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的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伦得以正位，每个人都需遵守关系秩序，才能处理各种关系，社会也才得以安定，那么价值也才能在各种关系中产生和呈现。人伦得以正位是人的价值的最首先的表现。
　　人的价值的一个首先理论前提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却是表现在人格修养之上。人的价值本身就包括人格价值这一方面，人格是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的价值去向，对主体起导向作用。完善人格修养对于人的价值来说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人的价值关系皆需要确定“自我”这一主体，而“自我”的优越性的地位是需要通过人格所促动并表现的。人格修养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功能的过程。人的价值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是通过人格来展现主体性的。也只有完善人格才能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增强人的主体自觉能力，也才能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完善是人的价值最主要的表现。
　　（一）人的地位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核心
　　中国古代哲人大多都思考着天人关系问题，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坚持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有着崇高卓越的地位。最初很明确的说人有卓越高贵地位的是老子，“道大，天、地、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实在是高出万物之上。荀子论人的高贵颇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是高贵于物质、植物、动物的，人在宇宙万物中是最高贵的。《礼记?礼运》中讲人的卓越高贵也很多：“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而被色而生者也”人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是远远高贵于其他万物的。汉代董仲舒更认为人在宇宙中是极其崇高重要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起于天至于人毕，由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人最为天下之贵。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也”；朱熹“人为最灵”；戴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总之，在古代哲人眼里，人虽一物，身体虽小，但人却是万物之灵、万物之贵，人是贵于物的，人类价值也在于人贵于物。古代哲学家多数高度肯定人贵于物，而且就人何以贵于物的问题，各先哲也多有探索。
　　可以说人的地位问题是先哲们在阐释思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其他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二）人性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基石
　　人性论是整个研究人的理论的基础，离开人性谈人是无法谈起。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人道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性是人的价值问题的基础，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先哲们都十分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围绕着人性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以及后来的“性三品”、“性二元”等等，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要对人性进行探索和阐释。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孟子，后来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张性善论）、性恶论（荀子，晋代仲长敖在著作《覈性赋》中尖锐主张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王安石都主张）、性有善有恶论（世硕、董仲舒、扬雄）、性超善恶论（道家主张性自然）、性三品论（王充、韩愈把人性分为三品）、性善情恶论（李翱）、性二元论（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观点。
　　众先哲对人性的思索也是为了给予人的价值寻求本质依据，而人性的思想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道德、伦理、教育等等提供一个基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基石而出现的。
　　（三）人伦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主体
　　人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内容，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人伦问题的思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首先把人伦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赋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的是孔子。孔子以“仁”为思想指导，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人伦思想，提出“人伦”之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被后儒把五者称之为“五伦”，韩非、荀子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韩非的思想被后来董仲舒发展为“三纲”，董仲舒为了适应需要而对先秦思想进行改造，其中突出了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人伦思想。隋唐韩愈，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人伦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阐释，使得人伦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四）人格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指向
　　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孔子、老子以来，都重视人格修养，强调人格的完善，都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人格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注重提高觉悟，培养完善的人格。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所讲的人格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在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的精神超越上却趋于一致。
　　孔子提出“修己”之说，“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君子”般的人格；老子宣扬“无为”，但也将“德”与“修”联系于一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孟子提出“养性”、“修身”、“养浩然之气”等方式来达到“信人”、“大丈夫”等理想人格；荀子讲“性恶”，但主张“养心”以达到“诚”之境界；庄子虽然不满意儒家所谓的圣人，但他也提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并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达到理想人格；《大学》《中庸》包含最系统的人格修养方法和理论，讲“正心诚意“，重“慎独自省”，都是为了追求“至善”和“诚”般的人格。
　　宋元明清时期，各思想家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大学》《中庸》等的修养方法，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涵养”、“穷理”都是为了寻觅“孔颜乐处”，追求圣人般的理想人格。
　　人格问题贯穿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之中，也为各个思想家提供了导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
　　（五）实现人的价值是传统人道观的目标
　　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哲学，各思想家都是注重研究人生各个层面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着手，探索人性，致知人文，思虑人伦，焦虑人格，追求人生理想，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于人的价值问题。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准则，推行正名复归于东周的理想，追求“君子”、“仁人”的人格；孟子以“性善”为依据，以“义”为目标来进而追求“大丈夫”的情怀；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价值理念来追求“万善”的道；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实现“逍遥”的自由，以求达到“真人”、“至人”、“神人”般的自由人格；法家诸子以现实的政治为目标，追求现实的治世目的，但他们也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因人之情”；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推行“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情怀。可以说各个先哲都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人生之原理即是宇宙之原理。
　　在他们思想中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一切之核心，并主导着其他思想的发生发展。伊川《明道行状》一书中便概括如此：“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二语概括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不离孝弟而至尽性至命，不去礼乐乃能穷神知化。即孝弟即尽性至命，即礼乐即穷神知化。明道自己亦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此段正是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离开人的价值问题，其哲学思想就难以得以系统的发展。
　　总之，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中的部分，也是各个思想家最首先思虑的问题，但人的价值问题却又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人的价值问题中尚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尚有待于发掘，但如果要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从人的价值问题入手，以人的价值问题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莫非 · 发表于 2009-7-20 00:30:10

三、孔子人道观的内涵

　　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尤甚者他思想中核心的内涵，即人道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将人道进行了系统化思考，是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的人。早在孔子之前，人道思想已有可见一二，然而直至孔子，才使得人道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核心的主导思想。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惟万物之灵”，并相信“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他的思想焦点集中在人的问题之上，他所提倡是以仁为基础、义为原则、礼为规范、乐为保障、学为条件充满人文关怀的由德政和“修己安人”的和谐人际关系所支撑的美满社会，也正是通过在这样的美满社会中实现人的价值，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于众”的终极情怀。在孔子看来，人是超然于万物之上并具有主体意识的，也正因为如此，关注人、爱人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内涵，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价值的主体从天上拉到人间，对人的生存状态由未知依附拉到现实的关怀。
　　在孔子整个人道观体系中，仁义礼乐等重要名词被赋予了人的价值内涵也构筑了人道的核心——人贵。孔子以周人思想变化为前奏，加以春秋时期兴起的重人轻神思潮的推波助澜，孔子首先把人作为一个类存在来看待，从理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以人为本，关怀人、尊重人、爱人的人道观贯通了自己的全部思想。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孔子把思考的焦点由天、神转为人。同时在孔子看来，人是高贵于、超然于自然万物，“鸟兽不可与同群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子把“人为贵”作为人道观的核心。认为人是具有主体性、自觉性以及创造性的。无论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都为人为贵提供了依据。
　　人是认识主体提供“人贵”的自觉意识。孔子承认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人，在人格上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有人的尊严，人人都是平等的。而突出表现在人的主体性，人格的是人具有自觉意识，人的道德修养全靠主体自己去把握。“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具有自觉意识，即主体性。孔子承认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人，承认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等且应该受到尊重和维护，承认所有的人的生命存在具有同等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和独立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劳动、交往和享受的平等权利，每个人都有发展个性和才能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贵在于“志”，即人人都具有自觉性的独立人格且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同时人的自觉意识是人们自主、自愿、自觉地选择并践履道德，不为物所支配，不为外力所强迫，全靠自己去把握。“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为己，而由人乎哉！”孔子高扬的正是人的主体自觉，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充分的自觉意识，展现自己的主体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人正因为有了自觉意识，才使得在万物中超然而出，高贵于万物，使人贵有了主体条件。
　　人贵还在于人类的发展是继承性、连续性。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把前代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能力继承下来，并在前人已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前进之态，而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每一代皆从头开始，孔子深刻地感到这点，并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必要性，认为正是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损益”，这是人贵之处。
　　人贵还在于人有责任感和创造性，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每个体人是其中一员且无法离开这个整体而独立存在，而维持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和存在发展的基础在于人需要有责任感以及创造性，责任感使得人们追求社会规范，创造性使得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孔子认为，“仁以为己任”即人类是以道德为自己的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人们以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不已的创造拼搏精神赢得了人高贵于万物的地位。
　　孔子以对传统人道思想的继承发展，结合当时现实状况，提供了“人贵”思想，把高扬人的主体性和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状况为目标，并把这一思想“一以贯之”于整个人生理想之中。而人贵的丰富内涵孔子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一）“性近习远”：“人贵”思想的基石
　　人性论是先秦诸子争鸣中的一个焦点。先秦儒家的人性观无疑肇始于孔子，作为先秦儒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首先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明确系统的论述。他所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的人性论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道观思想，其中涉及到人道观的基本根据。孔子的人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宽宏的意蕴。“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人贵”思想的根据和基础。孔子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从而确立人的崇高地位。
　　1．“性相近”：“人贵”的实现根据
　　孔子言性极少，但主张“性相近也”，也就是认为每个人在天性上有着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具有人类的共性，而这份共性正是实现人贵的重要依据。
　　这个共性让人有了不同于动物的基础，“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强调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即有“敬”，“敬”即是人的共性，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有“敬”，才使得人与犬马有别。同时，人的共性还有“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志”，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而正因为这个“志”的存在才提供了“人贵”的根据所在。
　　孔子正是看到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即“性相近也”，才认为人类有着崇高地位的基础，人贵的境界不是存在于个别人的身上，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因为每个人的依据都是相同的，都是有着共同的主体性。使得人“不与鸟兽同群也”。
　　2．“习相远”：“人贵”的发展基础
　　性智相分是孔子人性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实为孔子提倡后天学习修身的理论前提。孔子认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故施行“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教育方式，通过后天培养使人具备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同时塑造人丰富的个性。不过他又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人之智力有差别，故“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人因智力等差可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自认为“非生而知之者”，是为“学而知之者”主张通过学习提升自我。基于人性智相分的认识，在兴办私学实践中，体现出孔子尊重人、以人为主并能因材施教。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学习为人之道，以求实现人的存在价值。
　　“性相近”使得人类有了崇高地位的可能性，但人贵需要在社会之中确立发展起来，孔子认为人贵的发展基础在于“习相远”。“习”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塑造自身人格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学而时习之”，才能使得人类达到“悦”的境界。
　　“习相远”为人贵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习”，都需要通过不断的修养，但是又要看到每个人自身的条件的不同，只有根据不同的情况树立不同的人生目标才有可能真正使得每个人实现自身的价值。
　　孔子认为每个人的自身条件有所不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看到了个体人之间的智力等诸多条件的差异，在追求人类的崇高地位的过程，既要“有教无类”的等同等待，同时也要正视每个人自身的条件不同。孔子提出“因材施教”正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确立不同的“习”。
　　孔子以人类的共性作为了“人贵”的实现依据，每个人都能达到“人贵”的可能性，这就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崇高地位，完善自身的人格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孔子还认为“习相远”，既每个人的自身条件有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设立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仁义道德是“人贵”的本质标志
　　孔子把人贵定位于人是价值主体，而价值主体地位的突出本质标志在于仁义道德，在孔子那里，仁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义是一切价值选择的根本原则，人类可贵之处就在于能自强不息和“仁以为已任”、“义以为质”。
　　1．仁义道德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
　　孔子以仁为人立极，“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所以为人者。认为人之所为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仁”的道德理性。在孔子看来，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价值，而其价值内容正是在于道德赋予的。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有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人之为人的道德境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仁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
　　仁义道德乃是人的本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人如果具备了“仁者爱人”的崇高道德，不但可以形成一种宽阔、安定、和谐、愉悦的精神境界，即所谓“仁者静”、“仁者乐”、“仁者不忧”、“仁者有勇”；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基点去求知、去审美、去为政、去结群，实现“以仁守智”的智慧价值、“里仁为美”的审美价值、“为政以德”的政治价值和“以义结群”的社会价值。
　　2．仁义赋予了人的超越性和现实性
　　人于世间，区别于万事万物最凸显的特征是人具有超越性。孔子认为人于动物不同，“鸟兽不可与同群也”，人具有着鸟兽所没有的超越性，而其超越性就在于人具有仁义道德，正因为“仁”使得人具有了超越欲望和生死的高尚。
　　人生来有欲望，需要物质资料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但仅仅为了满足欲望而生活，就使得人失去了主体性而沦为与动物一般。孔子正是看到了人的超越性，并认为，“仁”这个道德价值使人摆脱了与动物的等同。“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仁让人超越了欲望和富贵贫贱。
　　孔子强调主体在道德生活中的能动性、超越性，其人道观里洋溢着对人力量的自信。孔子的“仁”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孔子人道观的重要体现。他充分肯定了人在道德领域的自觉性、主动性，并且人能够在道德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从而达到“成人”（理想人格）。其具体体现在：
　　第一，孔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力等，不是生而具有的，也不是由社会政治地位所决定的，而主要是从学习中得到的，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相信人具有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主张在生活中培养和发展这种能力。他以自己为例：“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第二，孔子充分肯定人在道德领域的力量，非常重视人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了“内省”的道德修昂方法，强调人在道德生活中的自律。他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正如他的学生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第三，孔子认为人应该在道德生活忠不断的超越自己。他认为人都会有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过则无惮改”。如果“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提倡的是闻过则喜。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第四，孔子强调的“内省”、思过并不是关门读书或闭门修养，而是一种开放的生活式的德育。
　　3．仁统摄总涵一切价值
　　春秋时代已经形成的众多的道德规范皆归属于“仁”。孔子认为“仁”是一种道德品性，同时也贯穿、充盈于其他各种德性之中，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地表现着“仁”的精神。具备了仁的人，其行为不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内在“仁”的制约，受推己及人的理性支配。所以具备了仁就可以从仁中生出了众多的道德，仁是各种道德所从出的总根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仁”为中心辐射出人性中的义、智、信、孝、悌、直、忠、勇、温、俭、刚毅木讷、知耻、好学、克己、忠恕等善的品行。仁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义为价值取舍之原则标准
　　义乃指道德，是指人之为人应该无条件弘扬的最高价值原则，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精神价值。在中国传统人道观中，义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精神追求原则，表现出鲜明的人的价值。
　　每个人在特定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地位中，有其神圣的义务和责任；圆满履行了该义务或责任，每个人才从生物人成为伦理人、社会人，也就是才真正体现人的价值。义是人的价值取舍的标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情在道德上是对的。衡量一个人的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道德，是否有价值，而其标准就是“义”。
　　义就是人们对行为的一种衡量标准，所关注的是每个人的行为活动在什么性质上和程度上体现出道德的崇高和伟大进而体现人的价值。在认识上，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于人们的道德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道德需要；在判断中根据义或不义的标准做出评判和评价。而根据这个评价进而决定人们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即义乃立身之本，是行为之标准，凡事合于义则作，不合于义则不作。
　　在孔子看来，义本身就是个崇高的道德价值，同时又是价值取舍的标准、人们行为的原则。在他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真正有价值的人所蕴涵、所追求、所达到的，绝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人作为人的尊严，人作为人必须如此、别无选择的崇高。
　　“君子义以为上”人们崇尚义、追求义、捍卫义，并不是指望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而是出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不惜一切，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并奋力增进这种尊严和价值。义是在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于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真正成为人的道德追求。它不仅能以强大的凝聚力，把不同的人们紧紧团结起来，而且正式由于这种尊严原则和价值标准，使人们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关系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
　　（三）礼乐制度是“人贵”的规范保障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具体体现其“仁”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也是“人贵”的规范保障。“礼”在孔子之前特别是西周时期，就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广泛推行。到春秋时期由于政治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转型期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性发生了变化，使礼制遇到严重挑战，孔子面对这种挑战，对传统“礼”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从而使礼乐成为其人道观的重要内容。
　　1．礼是“人贵”确立的保障
　　人有着崇高的地位，表现着“贵”的境界。但由于每个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不同，加上由于每个人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如何确保人不被生活和诸多问题的异化是人道观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孔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面对着诸侯混战，人一方面变成各国的发展需要，引起了重视，而另一方面却因为战争使人遭受磨难。另外当时人们为了物欲名利而不顾道德，“子弑父，臣弑君”等违背道德的现象屡有发生，人的地位有所被重视但在实际中却有所降低，孔子对其深深焦虑，“礼”便成了孔子人道观中确保人贵的制度规范。
　　孔子把“礼“所有的那种属于人性道德自觉赋予了每个人，并把那种道德自觉以规范制度的形式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不学礼，无以立也”认为人如果没有礼这个制度来规范的话，就会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被物欲所异化，在社会发展的长河被淘汰。只有学礼、知礼，才可能确保自己的价值地位。孔子把人的价值定位需要“立于礼”，强调人的一生自生而死都需要以礼作为保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人与人、社会关系上，只有遵守礼这一制度，才能使人际关系融洽、社会和谐，把“礼”作为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才会避免人的价值失落，即“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孔子认为礼之所以能够确保人的地位，规范人的行为，保障人的价值是因为“礼之用，和为贵”，即礼这一制度能够使人的各种关系达到和谐状态，而和谐正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一切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地位得以提升的必要前提。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有把礼作为制度规范，发挥其“和”的功能，才能把人的地位予以确立，达到“贵”的境界。
　　2．礼是“人贵”保持的规范
　　在孔子那里人贵具有着本然性，即每个人都有着人贵的主体性意识，即“性相近也”，但由于每个人在发挥的过程有所不同即“习相远也”，而导致有些人在发展的长河中失去自己的价值，导致地位的失落。如何能够保持人类的自身地位，孔子提出要以“礼”作为人贵保持的规范。
　　孔子认为每个人如果想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必须要进行内省般的修养和遵守外在的规范制度，即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孔子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礼”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意义，以及行为判断的客观标准。认为内在的修养要通过外在规范的践行才能表达为行为的合理性，真正的人（君子）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主体外在的尺度，只有在礼的规范约束中才能达到主体性的发挥与保持的目的和要求，也就是说，礼与主体性互为表里。礼的恰到好处即为真正的主体性，因此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的规范就在于使人贵的主体性得以保持，离开对于礼的践行，仁义便流于空疏，人贵也就无以保证。
　　3．乐是发扬“人贵”的情感超越
　　人贵在于道德，道德为精神的一种，且与情感交融于一体。在人类发展中情感交流乃促进人类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对于情感的思考实属人道观的重要内容。孔子给“乐”重新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解释，把“乐”作为人贵的情感超越。
　　孔子首先把“乐”从原始巫术歌舞中解放出来，认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已经把乐认同为不是外在的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而是赋予人的价值的情感超越，与人的地位有着切要的联系。
　　孔子认为人经过礼的规范约束后仍需要经过“乐”的洗礼，才真正达到崇高的地位，即“立于礼，成于乐”。“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文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安国注说：“文，成也。”就是说，君子的修身如果不学习礼乐，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见“成于乐”就是以“乐“作为内在心理塑造的基础，“乐所以成性”，“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乐”是人经过对世事生活的理解领悟后达到的一定程度。乐是内心情感的要求和满足。人在社会之中需要自身的修养和受外在的制度规范约束，但这一切都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快和满足。“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通过对真正快乐的探索达到人的自由状态——即乐的境界。乐以忘忧是实行道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孔子认为人能够超越一切欲望，能够乐于克服痛苦、贫困和周围恶劣的环境。而这种情感状态正是体现着人的价值，同时也是只有真正有道德的人才会达到这种状态，具有着“乐”的情感。在孔子的思想中，快乐是以人类的公正行为为基础的，以崇尚人的崇高地位为目标的。而这种情感是天地溶于一体的，“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情感正是人贵的至高境界，也是孔子最梦求的状态。
　　（四）学思智慧是“人贵”的理性自觉
　　文化的创造和继承予以了人类文明的推进，人类社会在宇宙中所处于尊高的地位并长足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人类以文化形式把历代所创造的文明予以了继承并发展。而文化的内在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人类正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把前人的思想予以继承，不断地思考并创新，对人类和自然世界进行思虑，进而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构成人类的伟大智慧，正因为了这种主体性的智慧，人贵才有了主体条件，从而使得人的地位予以真实的确立。孔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对知识的学习、现实的思虑以及人类智慧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他的人道观中学思智慧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1．学：提高“人贵”的知识基础
　　孔子认为“学”是提高和发扬人的价值的重要条件，人具有着自觉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需要提高，需要对前人的思想予以继承学习，需要对现实生活众多的事物认识，就是说，人是不断地认识世界，不断认识自身，而这种认识需要以“学”来提高，这种认识是以“学”的形式来展现。孔子强调人要想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觉意识，首先就必须要“志于学”，只要通过“一以贯之”的求学精神、“学而不厌”的治学态度和“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学习方法从而达到“博学于文”的知识结构，提高主体的自觉意识。
　　学是其他一切修身和实现价值的基础，只要通过“学”提高了自觉意识，才会可能进行“为仁”等，如果没有“学”作为基础，那么别的一切价值都会归于失落状态，“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肯定了学习的价值就是为了提高人的自觉意识，为人贵提供主体性基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就是认为人类通过学习，进而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实现人道。
　　2．思：升华“人贵”的创新能力
　　孔子多次提到“思”，并把“思”与“学”并举而认为“思”是“学”到一定程度的阶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是人提高自觉意识，从整个人类发展看是具有继承意识，“学”是继承前人思想和认识、观察现象，而“思”是创新和思考事物的本质。人类的发展既离不开“学”的继承性认识，也离不开“思”的创造性能力。
　　在孔子思想里，“思”有着独特的地位，贯穿人的整个行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矣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即人只有在日常行为中经过思考，“三思而后行”，才可能确保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价值得以实现，“思”既是人的精神活动行为，通过“思”人类可以升华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把人类的精神崇高提升到一定的境界；同时“思”还是人类的现实活动的重要前提，思以睿智，思以成理，思以道德。
　　“思”是内以修己以敬与外以修己以安人的结合，是穷理和参悟的融合。一方面予以自己凡事以“思”为首先，处于“思后行”的状况；另一方面予以他人的“爱人”、“安人”的人生态度。内心以恭敬、外在以庄重，“思”是把自己的情感予以提升，也是把自己的思维在理性中通往价值的历程。也只有经历“思”这一形态，人生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现。“思”使得人的自觉能力得以提升，也是“学”的升华，是形成“智”的前提，使得人的主体意识由自发而转向自觉，进而使得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得到更大的发挥。
　　3．智：确立“人贵”的理性自觉
　　智慧是人类本身具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传统人道观特别注重的问题，孔子对此十分重视，《论语》中，提到“知”的有一百一十多处，其中通“智”有二十四处。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认为只有有智慧的人不会被假象所迷惑，也不会盲目迷信鬼神。“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有才智的人胸怀宽阔，能够善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看到“智”对“德”的能动作用。智慧的发挥，可以促进“仁德”的推行，智是仁德所依凭的必要条件，脱离了智力的发展，仁德便失去了主体条件。“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还肯定了发展智力，对社会的发展，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关系，认为，开展教育训练智力，培养人才，可以对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教之”，从而达到“使民以时”。
　　孔子认为，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来说，智力是必须具有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在智力、认识能力、实践能力上，又是很有差异的。这种智力上的差异带来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导致人的价值实现程度不同。“樊迟问知，孔子曰：知人。”指人只有道德理性和认识能力“智”，才能够认识人之为人的道理，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实际上就是对仁的理性自觉，确立了“人贵”的主体性。有了智，人才可以逐步实现个体的理想人格，达到“仁”的地步，彰显人贵的地位。
　　（五）修己安人是“人贵”的实现途径
　　孔子人道观以仁义为标志、以礼乐为规范、以学思为条件，整个核心和主题是“人”。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地位就是“贵”，而只有真正的人，才能体现崇高的“人贵”。那么如何成为真正的人，孔子就认为其途径应该是“修己”，只有通过“内省”等方式的“为仁”，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进而达到“贵”的地位。同时人的价值也要通过“达人达己”般的“安人”来实现的。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治平天下相结合，构成“人贵”的境界，也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修己和安人正是实现这一境界的根本途径。
　　1．修己：“人贵”的修致之途
　　个体生存于社会之中，就应当立志践履人道，而要践履人道，个体就要首先以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目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充分肯定了每个人只要自觉主动的修身养性，皆能实现自身的道德完善，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体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发挥上学下达、学而知之以及内省等修养功夫，以达到仁德的境界。
　　个体在其自身的社会活动中，要始终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即每个人在追求物质生活要始终把修身作为第一位，作为自己最根本的追求目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具备立志践道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实践，人道才会得以推行。
　　孔子把修己作为通往“仁”的路径，也是达到“人贵”的途径，他提出了自我反思、知过必改、慎言敏行、好学多思等修己的方式而“不违仁”。修己是确立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只有自身素质提高，自身修养完善，才能更好处理待人处世。“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修己不仅是提高自己的道德的途径，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路径，只有通过修己以“身正”，才可能进行社会治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说明了修己的现实层面的重要。
　　那么修己的形式应该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能内自省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进行，要达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敏于事而慎于言”，避免“狂狷”。既要继承人类文化以修身，又要遵循社会规范，把内在的自律和外在的他律结合，即“博学于文，约我于礼”，同时要“过则勿惮改”，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强调只有“吾日三省吾身”，进行“下学而上达”，从而完善自身的道德，提升主体性，提高道德的自觉性，体现人的价值的自觉，才是达到“人贵”的真正途径。
　　2．安人：“人贵”的实现之径
　　修己的目的在于“安人”，人贵内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人具有责任感，即人对于社会的责任，突出表现为安人。求仁而得仁的人，必然在修己之后，超越自我去爱护他人、关心他人、成就他人；以其自己的修为见于行动，及于民众，就是安人。
　　孔子怀着“修己安百姓”的终极情怀，落实着“修己安人”的社会宗旨。在他看来，通过“修己”以达到“安人”的目的，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安人”是经世之道、治世之道。可以说安人之道体现了孔子的强烈社会历史责任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以“修己安人”为自己的终极情怀，把“安人”作为实现自我价值、到达人贵地位的根本途径。“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来，“博施於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社会宗旨，是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了。在孔子肯定“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为圣境的同时认为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上就是“修己安人”。
　　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近者悦，远者来”，人的生存状况得到关注，即“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公众的利益得以实现即“务民之义”。这样整个人类的可贵崇高之处便真正实现。孔子还推崇子产和管仲，认为他们已经达到具备了崇高的仁德，达到“人贵”的境界，而原因就在于子产和管仲是做到了“安人”。“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肯定了子产和管仲的价值就在于能“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让“民到于今受其赐”。
　　“人贵”正是通过“为仁由己”从而“能近取譬”般推己及人，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落实的。认为通过“内省”自律达到“修己”进而“立人”、“达人”、“安人”，实现“老者安之，友者信之，少者怀之”的价值理想。

莫非 · 发表于 2009-7-20 00:30:58

四、孔子人道观的源流及理论特征

　　（一）孔子人道观的历史渊源
　　1．对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
　　周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敬德保民彝”、“敦行民”、“制礼作乐”、“尊贤礼士”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人道观思想。对天的绝对地位发生动摇，他说“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经认识到人类自己的力量了。比较典型的就是他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就是重视人德的表现。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周公虽然还不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自觉的人，但他确实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试图将人同天区分开来的思想家。他一生中将“敬德保民”作为人道终极追求和核心内容，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人道的确立开启了萌芽，使由天道开始向人道转化。因此，周公是突出人道的第一位圣人，中国传统人道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周公认为，君主的责任是“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德”即为君之“德”，君主之德。其实是一种人的主体性：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必须使人们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周公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穑之难，闻小人之劳”。所谓“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在周公那里，德是人的主体性，敬德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周公开始把价值的主体由天神向人转变。
　　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是孔子人道观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对周公的这一思想加以继承并发展。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贵在“仁义”，而“为仁由己”。突出的强调了价值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天神。另外孔子更强调治理国家首先必须“德治”，把“敬德”发展到“为政以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统治者首先要修“德”，才能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能真正达到人的价值地位。孔子的德治，其实就是发挥人的主体性。
　　同时，孔子对“保民”予以发展为“民本”，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在于人民，而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使得社会得以继续发展。“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孔子把周公的保民思想发展到了一定的层次。
　　孔子正是对周公“敬德保民”的人道思想萌芽予以了继承发展，才使得在自己的思想中确立了人道观的两个基础，一是发展“敬德”所蕴涵的人的主体性思想，确立了人贵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超越性；二是继承了“保民“的重视、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思想，确立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人的现实性。正是这两个重要的基础给孔子人道观注入了丰富的蕴涵。
　　2．对管仲人本思想的阐发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治国方略和思想在中国历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把管仲评价为仁者。“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管仲的治国和行政皆是出自对人的关注、推崇人道。所以孔子思想多有对管仲的思想予以阐发。
　　管仲处于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人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管仲的人学精神直接表现为“人本”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在管仲看来，一是要以人为人，人与禽兽分离以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经历了一个反复而曲折的过程。“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二是要顺人心，尊重人的意志，注意人心向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心、人的意志在社会与国家的发展过程起着决定作用。三是要满足人的需要，“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认为应该根据人的需要和意愿，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死要宽惠爱民。管仲认为为政之要“始于爱民“。爱民之道在于修家族使民相亲，关心人生生命使民生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教育确立人民的信仰。也就是管仲有着人本的思想，把人作为首要位置来关注，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人民需要满足的价值关系，人人彼此相亲爱，关注人的价值，推崇人的地位，满足人的需要、相互尊重人格和完善人的主体意识。
　　孔子对上述管仲的人本思想皆有阐发。首先，阐发了管仲的人之为人的思想，认为人具有独立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其次，阐发了管仲的爱民、民本的思想，孔子往往以能否真正养民来判断从政者的优劣。他主张“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强调执政者当以人民的生活为目的，以人民的价值为追求。最后，阐发了管仲对人的欲望的观点。孔子认为关注人的生活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前提。只有通过满足人的物质生活以后才真正有精神信仰的确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强调富民是关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对管仲的人本思想加以阐发并予以诠释，为其人道观注入了重要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把人民上升到社会的价值主体地位的先河。
　　3．对子产“天道远，人道迩”思想的发展
　　子产，公孙侨者。春秋郑人，于郑国执政22年，政绩卓著，是春秋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政治家。孔子对子产极其尊敬和仰慕。孔子评子产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眼里，子产是一位仁者，行的是仁政。
　　子产所处在晚周至春秋时期，他看到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天道与人道之辨问题。据《左传》记载，子产曾与当时郑国大夫有一次关于天道与人道之辨：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子产首次提出“人道”概念，认为天道悠远，人道切近，日常行事应该关注人事，不能用天道掩盖人道，人道、人事要从天道的笼罩中解放出来，更加突出了“人”的内容。
　　孔子对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予以继承发展。首先是发展了子产区别天道与人道的思想。子产认为天道悠远、人道切近。孔子对这一思想予以认同并发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道而闻也”。孔子对天道予以敬远，而把关注的对象予以人事。《论语》中“人”字213处，可见孔子对人道的关注。孔子多次对子产评价，而评价内容则都是与子产执政爱人有关。孔子对子产的人道思想予以充分的展开，他“不语怪力乱神”，而十分关心“人”。在他看来，人以及人的生命和价值居于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拟的地位。其次，发展了子产以人治世的方法。《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对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焉。”在子产看来，治理国家得根据人之主体性而予以价值选择。孔子对此赞赏并总结出稳定社会应采用的政策要宽猛相济。“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则济宽，政是以和”。最后，发展了子产的人的现实性思想。子产关注人，并对人的合理欲望予以承认、认可和重视。鲁襄公三十年，子产执政郑国，因有求于伯石（公孙段），遂赠以城邑。子大叔不解，子产对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孔子也对人的欲望予以了正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更强调了欲望合情合理。
　　子产和孔子都是出生于晚周至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尤其二人都是以人道为关注对象，子产在思想史首次提出“人道”的概念，而孔子在此基础上对人道思潮予以了继承和发展。
　　4．对其他思想家的人道观念的扬弃
　　春秋时期，天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人的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如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里神、人的力量各半。弥牟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这里把人的力量看得比鬼的力量重要。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闵子马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这里不仅把神贬到人之下，而且简直对神有些轻蔑了。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出也。吉凶由人。”这里明显而坚决地突出了人的作用，显示了人的重要。范蠡说：“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这是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自生之”，并不是什么神秘力量使然。
　　上述这些思想对人本身都作了有益的探讨，是人类开始认识自己的表现。孔子对这些思想有所继承，他“不语怪力乱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明确在否认鬼神的力量，抬高人本身的地位。
　　（二）先秦时期儒家对孔子人道观的发展
　　1．孟子对孔子人道观的扩展
　　孟子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和孔子十分相似。其先世为鲁国贵族孟孙氏，但是到孟子之时，家境已经衰落。孟子幼年丧父，生活贫困。幼年受其母精心教育，孟母三迁。及至年长，“受业子思之门人”，学成之后，“遂以儒道游于诸侯”。他到处宣传“仁道”思想，先后去过齐、宋、邹、鲁、滕、梁等国，虽然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和优待，但一直没有受到重用。齐宣王时，被“加齐之卿相”但“无官守”、“无言责”。最后终因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十分尊敬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一生致力于宣传发展孔子的学说，尤其发扬孔子的人道观思想，对人极为关注，为以后传统人道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孟子继孔子之后对“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人道观，以“仁”定义人，提出“仁者，人也”发展了“仁者爱人”的人道观。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人生来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于是产生仁、义、礼、智四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共同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准则和重要根据，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君主推行仁政的人性基础。在孟子看来，人的这种仁爱之心无疑是善的，由此得出人性善的结论。孟子把孔子的“仁”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并以此规定了人的价值，确立人的地位。
　　1）对孔子人性观的深化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没有具体论证人性的价值判断即善恶问题。而孟子则对孔子人性观加以发展，初步建立了完善的人性的价值学说。孟子认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即人性之向善是天然，即人天性是具有价值的，至于人的行为表现能否体现其本性则取决外界环境之作用。而这个本性会给人的价值有什么影响呢？孟子又指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则；民之秉彝也，好是懿德。”即强调人性是善的，如果按照人性去做，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至于有些人不善良或负价值，则是他没有按照本性去做。把仁义礼智作为本来具有的，每个人只要要求自己、追求自己，就会获得这些道德价值，但如果不去探索和追求，则会失去这些价值。可见，孟子将孔子的“性相近”的观念改造成了“性相近”于人的仁义礼智，相近于人的高度的社会化上。
　　另外，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决定了人的地位，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人异于禽兽的根据，是人之所以会有仁义礼智的根据。
　　2）对孔子仁义观的扩充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本的人学思想，把“仁”的所有内容都提炼成“人”。“仁也者，人也。”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标志是“仁”，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根据是“仁”。具体则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孟子又用人心来界定仁，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把“人”作为“仁”的定义，以“仁”为“人”的规定性。孟子还把实现人道的方式也界定为“仁”，即“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在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孟子特别重视仁和义，而且以仁义相连用。但他也区别二者的内涵。“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即发展了孔子以“仁”为人贵标志、以义为原则的思想。在孟子看来，仁是关键，是人心，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义则是走向仁的途径，也是把握仁的原则。
　　人只要达到“仁”的目的，并通过“义”的原则去进行，孟子在孔子的“德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将“人”的本质用“仁”限定，同时有反过来，用“人”来衡量为政是否为“仁”的标准。同时孟子还发展了孔子的“食色，性也”的观点，在对齐宣王的谈话中把“好色，好货”等人的欲望都可以与“仁政”联系，也就是“仁政”即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之政。
　　孟子对孔子的“庶矣，富之，教之”的思想加以发展。孟子从人的本质是“仁”这个规定性出发，认为人要践行仁义必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人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以后才能保证仁义的推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同时还主张要通过教化，让百姓“明人伦也。”当然孟子在“恒产”与“恒心”的关系上，还看到了“士”的特殊情况，即“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在以“恒产”来说明人的社会本质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的超越性。
　　3）对孔子人格观的发展
　　关于人格的理想，孔子有过很多讨论，以“君子”等作为崇尚的情怀，以“修己安人”作为修致途径。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人格观，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观，把“大丈夫”作为一种道德价值情怀，一种独立刚毅催人奋进的理想人格。“大丈夫”首先强调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的重要。大丈夫应该是“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必须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培养起来。孟子认为要“养浩然之气”。就是要通过修养达到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孟子还对孔子“推己及人”予以在“大丈夫”上发展，认为“大丈夫”不仅限于个人的洁身爱好和个人价值发展，也不仅限于以天下为己任，而是应该有推己及人的情怀，要关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丈夫”要能“泽加于民”、“制民之产”、“推恩四海”，要使得天下百姓都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把孔子的“仁者”君子般的人格加以了发展，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并将其理想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题精神。把孔子的人道观予以了更大的发展，为传统人道观的推进起着重要的作用。
　　2．荀子对孔子人道观的引申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一生先后到过齐、秦、赵、楚等国从事政治、学术活动，晚年长期居楚，著书于兰陵。他通过对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批判总结，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他对人的问题极为重视，不仅进一步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更充分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继承了孔子的人道观思想，尤其是发展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强调了礼法对人的价值的规范作用，认识到作为一切社会秩序和规则的礼法乃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和规范。并认为人最为天下之贵，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和崇高地位，把孔子的人道观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1）对孔子人性观的引申
　　孔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相近的，只是后来的“习“才导致了善恶的差异。而荀子对孔子这一思想加以了引申，从“习”入手，提出了人性是“恶”的，认为所谓的“善“完全是后天人为（伪）的结果。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将自然生成的性和后天通过努力达到的善区别开来。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要靠后天不断地进行知识经验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才能达到善。同样突出了人在改造自我的过程中的主动性，为人的发展进步找到了理论依据。应该说，荀子通过对孔子“习相远也”的引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2）对孔子礼思想的发展
　　孔子十分注重“礼”的作用，把“礼”作用人贵的制度保障。荀子继承孔子礼的思想的同时，也对礼思想做了较大的改造。荀子在重视仁义的同时，更突出“礼”的作用，认为通过“礼”的规范，从外在采取规范手段，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宁。
　　荀子认为礼是一种区别等级、划分职分的标准和规范。没有礼，就没有“分”的标准，也就不可能让人安于职分。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於轻重也，犹绳墨之於曲直也，犹规矩之於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并通过这几个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使之潜移默化，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进而实现人的价值。
　　同时，荀子还强调礼对人的重要性，认为“礼”是调节人的欲望和物质资源平衡的原则，礼在本质上不仅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同时还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人无礼则不生，事无事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成了人类地位的重要保证。“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
　　荀子是改造了孔子的礼思想，更突出“礼”的作用，认为通过“礼”的强制性，调节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安宁，人类社会得到和谐发展。
　　3）对孔子“人贵”思想的深化
　　关于人的地位以及人在万物何以尊贵的问题，孔子已经深有探讨。而荀子对孔子的“人贵”思想加以深化，特别从物质世界发展进化的阶段性来论证人的价值。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义”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义”体现了世间万物发展的最高级的形态，所以比之相对而言的低级形态，理所当然地就是高贵的。用“义”来明于人禽之分，是论证人贵于禽兽的根本思路。
　　荀子特别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明确断定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人的本质不在于人之与生俱来的先天本能——人性，也不在于人的形体外表——形体外表甚至不足以分开人与猩猩，而在于“辨”。而这个“辨”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总结。“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只有通过“分”和“群”的作用，才能保证社会的主体成员“人”不在无谓的争斗中自我毁灭。
　　荀子已经把“人贵”的思想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次，看到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发展出来的高级形式，从发展的角度认同了人具有着宇宙间最崇高的价值。
　　（三）孔子人道观与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比较
　　1．孔子与老子人道观的比较
　　孔子、老子是我国历史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其思想被历代继承与发展并广泛传播。二人生活同时代，面对着相同的社会状况，既有着对人的地位思虑之一致，又有着因思维途径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看法。
　　1）“人为贵”与“人亦大”
　　孔子极为推崇人的地位，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将人与道、天、地并列为“四大”，认为人是宇宙间的伟大存在之一，明确肯定了人的价值地位。孔子、老子二人都肯定了人的价值地位，把人的地位确立在崇高伟大的层次。但二人在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之处。
　　孔子以人为贵，关于人的价值内涵规定是道德的，关于人的价值根据是预设的，还没有把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宇宙本体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人是不同于万物，是超越于万物，而这种超越根源于人性，以主体性表现着崇高性，并且这种崇高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老子的“人亦大”却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形而下的关于人的价值的规定，而上升到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思考人的价值地位的形而上层次。老子认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圣人处无为之事”，以“无为”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事业的成功设计一条合乎规定的路线和方式。在他看来，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表现在主观任意的盲目蛮干上，事业的成功也并不取决于人的肆意拼搏和狂妄争夺，而关键在于人能顺应自然法则，合乎规律去作为。老子是以“道大”、”人亦大“的思维路径，把人的价值地位上升到本体的形上的超越层次。
　　2）人贵于仁义与人贵于自然
　　孔子、老人都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但二者人就人崇高在何处、价值标志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点。
　　孔子认为人贵于仁义，仁义是人的价值标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仁义道德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赋予了人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统摄了其他一切的价值，决定了人的价值选择取舍。
　　老子却认为人贵于自然，人的崇高而伟大的价值完全在于人具有素朴、自然本性。在他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地、天、道所效法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的本质内涵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他认为，人之“大”不在于形体的特殊，不在于智能的卓越，不在于道德的高尚，也不在于物欲的享受，而是在于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自然”不是指自然界本身，而是指不受外界制约，又无内在目的的一种毫无勉强、毫不拘谨的自在自由状态。“悠兮其贵言，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人自然的状态体现着人超越天地万物的精神。“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强调人贵在自然，以无为的态度，体现着人的胸怀天下的无私奉献精神，体现着人性自由的最高境界。
　　3）“克己复礼”与“复归于朴”
　　孔子和老子对如何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和实现人的价值，二者皆有着其途径。
　　孔子以仁义为人贵的本质标志，以礼乐为人贵的制度规范。在孔子那里，人要提升自身的主体性，保持自身的崇高地位，必须要通过修己以达到“仁”的境界。而“克己复礼”就是孔子为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境界进而实现人的价值的方式途径。“克己”就是“修己”、“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复礼”就是兴礼乐，即外在规范完善。孔子认为只要把外在约束规范制度和内在主体自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孔子从对人的规定出发，主张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也。”“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哉？颜渊曰：请问其详。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以顽强的毅志坚持道德，以弘扬仁道为己任，是人生价值所在。
　　老子以“道法自然”的价值中心出发，以赤子婴孩、复归于朴的自然本真之状态展示生命的无穷意蕴和价值追求。老子视“朴”、“真”等品质为最高的价值标志，主张保持淳朴天真的自然本性，使人“复归于朴”，从而摆脱形色名声和智识等一切外物的束缚而达致其所追求的“真人”、“圣人”的境界，以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实现人的价值。
　　老子和孔子都是重人道，并以人为终极关怀。但二者不同的是，孔子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认为要修致达到人的超高地位，就应该发挥人性的自由自觉，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途径，高扬人的主体性。老子则着眼于人的自然本质，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建构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以“复归于朴”为修致途径，进而达到人的价值实现，提升人的地位，彰显人的超越性。
　　2．孔子与墨子人道观的比较
　　孔子、墨子皆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二人都有着深刻的关注人的情怀，其一生皆是谋求人道得以推行而躬行。孔墨都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对人的价值十分关注，在人道观上有着很多的相同点。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和自身经历以及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不同，必然会导致二人对待人道观的视角有所不同。孔子注重人的主体情感和超越性，以主体性来赢得人的尊贵；而墨子却以“取法天志”把人作为价值客体来思虑，以客体功能取得人的崇高。
　　1）“推及及人”的别爱与“远施周遍”的兼爱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变革、动乱的状态。当时兼并战争此起彼伏，“春秋无义战”、“杀人盈城盈野”，人民的生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临如此环境，如何爱人、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主题，孔子、墨子皆把人作为社会之“爱”的主体，应否爱人、如何爱人成了他们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
　　相同之处：“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墨子主张“兼相爱”、“禁恶而劝爱”。孔子以“爱人”为“仁”的重要内涵。以爱人突出人的价值。墨子思想中，“兼爱”为其根本观念，强调“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孔墨都十分注重“爱人”，都认为以人为贵、人作价值主体。梁启超在他的《墨子学案》中说：“墨子的兼爱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
　　从注重人、关注人、以人为最贵的实质来看，孔墨皆是以人为主体。其“爱”之目的和实质是相同的、一致的，都是为了通过“爱”的广泛施行来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而使人们最终处于和谐的“大同社会”，进而使人的主体性、生存状况得以关注，人的尊贵地位得以崇高。
　　相异之处：孔子注重“仁爱”、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去“泛爱众”、注重人是价值主体——人的主体情感，即内在于主体的深层道德意识，包含并显示着主体的道德涵养，孔子认为“仁”具有道德本源的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相信现实生活中的人能够有能力充分体现仁道。孔子通过“仁爱”的方式来对人的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格的普遍尊重。
　　孔子的“爱人”是对人性的信赖和人格的尊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人贵于万物具有着先天的基础，即人具有着主体情感，而这种主体情感的推及和拓展，爱由特殊到普遍，由爱亲而推至“爱众”、“爱民”。孔子以血缘为基础“孝悌”作为人的价值主体情感，进而是推己及人而超出血缘关系的“泛爱众”。这是把别人看成跟自己一样，具有应受尊重的人格和内在价值，对其愿望不仅给以尊重，而且尽己所能促其实现，可见，孔子的爱人是强调人的主体情感，推崇人的主体自觉性，从推己及人中得出人贵的真谛，注重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墨子强调“兼爱”，以自外向内，主体以自爱之心去爱与我相对等的客体，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兼爱必须爱人如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主张的爱是无差异的爱，反对等级差异，在施行爱时，一切人类皆平等，无论近远、尊卑，即“兼爱天下之人”，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人应相亲相爱，不因亲疏而有别，人不仅要互助，而且应以利他为乐，人人都抛弃一己私利，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能使“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兼爱“体现了人的社会价值因素，通过被爱而转向互爱达到全体皆爱、人被关注的状态。墨子的兼爱中，人的价值表现于社会价值。
　　孔墨的“爱”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对人的价值的推崇，然而由于二人对人是处于价值什么地位的问题有所差异，孔子是从人的主体地位方面肯定人，崇尚人，认为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体，既认为人贵于“志”，又强调“达人达己”。而墨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社会价值，强调“兼爱”、“交相利”。
　　2）“举贤”与“尚贤”
　　春秋时期，人在诸侯争霸中起着重要的因素，各思想家也纷纷提出人才理论。孔子、墨子皆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崇尚贤才乃是发挥人的价值，发展国家的源动力。
　　孔子认为人为贵，而发挥人的作用是社会的发展的主体因素，所以孔子多次提到“举贤才”的思想。“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墨子也十分注重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崇尚人的功能。“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认为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人的内在倾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认为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孔子、墨子二人都十分注重人的价值，充分认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二人尊贤也存在着不同。就价值目的来看，孔子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所以要举贤才，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墨子则认为人是价值客体，人有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功能，所以要尚贤。就价值选择来看，孔子认为举贤应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举尔所知”，以推及的情感来举贤；而墨子则以人作为价值选择的对象，不问贫富亲疏远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就如何发挥贤才的价值来看，孔子注重主体的修养，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主体性的提升达到价值的发挥；而墨子则认为贤才的价值在于利人，“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3）“见利思义”与“公利为义”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墨子都对这个关于到人的价值的关系问题深深的思考过。二人都有着对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正视。孔子虽然重义罕言利，但也认同人的欲望的合理性。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乃人生之所需，孔子肯定人对物质利益需要的合理性，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并且孔子还强调治理国家应遵循“庶矣、富之、教之”的过程，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放在起点位置。但是就如何选择物质生活和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体现人的价值，孔子认为当面对物质资源的时候和人们的无止欲望的时候，应该坚持“见利思义”的原则，孔子认为人固然需要物质资源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求利是正常的人需要，但求利必须要遵循原则，而原则就是“义”，当欲望和道德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应该把义放在首位，因为义是关乎到人的地位、涉及人的价值。在孔子看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就看是不是坚持了“义”，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墨子十分注重满足人的需要，认为人的价值就是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明确指出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认为“食者，国之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为求安民救国，就必须满足人之所欲。求天下之利就是手段，“仁者之事，务必求兴天下之利”，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墨子看来，能否利人（即满足人的需要）成为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具有价值额最高标准。“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为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但同时墨子十分贵义，“万事莫贵于义”，他重利，但不是为了满足私人之一人之利，而是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表现于天下公利（义），墨子认为“义，利也“，也就是墨子认为人贵于义，而义就是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在墨子看来，人的价值在于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只不过这种满足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怀有天下之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够满足他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对他人的满足看做价值的标准。
　　孔子、墨子二人可以说都注重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都认为人的价值一方面能够立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要超脱精神。但是二人在义利问题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表现在对价值的关系看法不同。孔子虽然认同人的现实性但更注重人的超越性，因为在孔子看来，人能够崇贵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只有以道德为精神追求，以义为原则，才可能保持人贵的地位，实现人的价值。墨子则偏重在现实物质生活上实现人的价值，认为价值就是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当对别人的需要能够满足那便是有价值，所以墨子把崇高的价值“义”标准便界定为“兴天下之公利”，即满足天下之人的需要。
　　3．孔子与韩非人道观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法为显，历代统治者治世阳儒阴法。孔子、韩非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占据重要位置。二人对人道皆有深深思虑，对人也十分关注。但就其人道观而言，二人自有特点。
　　1）“因材施教”与“因人之情”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相近，但随着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各自价值有所不同，所以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在道德上是相近的，但每个人的主体性发扬却有着不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应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塑造。
　　韩非认为要明确人的价值必须深刻认识人的本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在这里“人情”就是“人性”，韩非要从人的本性中探寻人的价值根据，他说人是“皆挟自为心也。”“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韩非以“因人之情”来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扬人的功能，从而确立人的地位。“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在韩非那里，把人的欲望性当做人的价值，认为满足欲望就是实现人的价值。
　　2）“德治”与“法治”
　　孔子讲德治，主张凭借人的内在修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内在修行和外在教化以治理国家。强调的是以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意识推动社会的发展。
　　韩非讲法治，将法、术、势摆在首位，主张以刑罚威慑外在管制治理国家。在他看来，治理国家需要以外在的规范制度来发挥人的客体功能。
　　孔子、韩非在如何发挥人的价值来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相同点：①二者立言宗旨都是相同，都追求同一目的，就是以人的价值来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类的地位。②其逻辑推理途径相同，都认为发挥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发挥人的作用，社会才真正能发展，所以把人放在第一位。
　　不同点：①强调人的价值主客体不同，孔子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修己以达到仁德，而韩非则强调人的客体功能。②道德至上和法治至上的区别。孔子认为仁义道德是人贵的本质标志，也是一切最高的价值，孔子把道德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主要内涵，所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韩非认为，法是最高的价值。“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奉法者强毅而劲直！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当今之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认为要充分发挥规范制度来发挥人的功能以推动社会发展。③重民和用民的区别。孔子极其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在孔子那里固然注重人民的功能性多一点，但他也认为人民应该享有社会的成果。“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主张惠民、保民、富民，“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韩非认为民众有着价值，但这个价值是强调功能性一面，韩非说“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
　　3）“为仁”与“重权”
　　孔子以仁为人道的真谛，仁为人贵的标志，所以孔子注重仁为己任，强调“为仁由己“，认为做到“仁”的境界，便是人的价值，便是人的崇高。
　　韩非则认为权势是保持人贵的基础，强调只有保持权势才能有崇高的地位。在他看来，“人臣太重，必易主位”、“篇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价值的获得是需要权势的保障，“身之至贵，位之至尊”取决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莫非 · 发表于 2009-7-20 00:31:35

五、孔子人道观的当代社会意义

　　探索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目的在于吸收其思想精髓，为当代社会发展及问题解决提供借鉴。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脉，也是中华民族价值精神的象征。孔子一生对人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人道观为后世诸多思想家以及历代治国治世提供了重要标准和规范，在当今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其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正是每个个体人组成了有机的系统社会。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每个个体人发展的同时又需以和谐有序的原则来加以引导、规范，只有重视人的价值，明确人的地位，使人们在社会中既有主体性地位，又能在规范中得以和谐发展。
　　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发展迅速并取得了重大的效果和成绩。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目前社会问题还比较众多。人和自然关系尚不完全协调，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的破坏，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人和人关系尚不完全和谐，信任出现危机，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身心关系出现不融洽，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思潮腐蚀着人们思想，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等状况正在使得人们身心趋于分裂。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在创造技术工具过程中，固然给自己带来物质生活的便利，同时也造成了精神信仰缺乏，道德信念沦丧，文化多元化而趋于虚无，贫富差距扩大，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恶性竞争严重，腐败现象有所存在，官僚思想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浪费颇多。人的价值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料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更为突出重要。但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在某些方面被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工具所制约，人的精神生活也被物质欲望肢解得破碎不堪。人的价值有所异化和失落。而基于人的价值出现如此的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既要从现实状况中寻找原因，同时还要充分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孔子的人道观来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乱、信仰的缺失，要充分发扬其中的理念和经验来为推动人的发展提供借鉴可行的方法指导。
　　1．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塑造优秀人格，建立人与人、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社会发展史即是人类发展史。人类在自然社会中得以生存并发展，也正因为有人类才可能有衡量世界发展的标准和生机。社会本来就是人的集合，人通实践促进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无论是经济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迁、政治的变幻、国家的兴衰，其主体都是人，即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目的都是人。
　　人立身于世，需要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三种关系，一切关系人的问题皆是围绕此三种关系而展开，社会的一切问题也是基于此而开展。
　　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他既是生物个体自己，又是社会群体的一员。他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之中，作为家庭、群体、社会的成员而活动，并获得生存和发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以各个群体、家庭、个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和存在为基础。从个人来说，必须认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使自己的言行要能规范于家庭、群体、社会之中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必须保障自己的成员能够各有所用、各得其所。使以个人为基础的家庭、群体关系合理，才能稳定有序，为个人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这里，人作为个体，其主动性、自觉性是重要的。人必须提升自己的思想精神，培养自己的高尚道德，完善自己的个人人格。
　　人类社会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无论生产还是生活，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变化着。人的世界日新月异，显示了人类改变世界的伟大能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威胁到一切个人和整个人类的生存、安全、发展和幸福。
　　孔子人道观始终以关注人的价值，崇尚人的地位为本位，以仁义为标志，以礼乐为规范，以文化为条件，来实现人的价值实现。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人文主义倡导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和肯定人的价值。在对待人与人的道德关系问题上孔子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君子的基本人格要求，《论语》一书中“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曾经作过许多解释。《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创造和谐社会首先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克制自己的欲望，规范人的行为实践礼的要求，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看待与人为和相亲相爱。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从家庭血缘亲情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关系与自己是最亲的关系。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所以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恕”也是实行“仁”的方法。《论语?卫灵公》篇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恕”的方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种以“恕”行“仁”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不论在学校、社会、个人之间的竞争如何激烈但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仍应遵守基本道德准则要有“恕”的精神，推己及人，互相谅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才能做到团结和睦，才能达到“人和事业兴”的目的。
　　关心人民的生活，从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出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既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参加到社会建设之中，同时又要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的去发展社会。
　　人民是价值的主体、社会建设的享有者，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同时，人们也是社会的建设者，人们理应充分发挥着建设的力量。
　　当代社会建设要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要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幸福为根本目的。既要看到以人为本的工具理性，看到人民是一种依靠力量，是立党之本、发展之源、执政之基，同时还要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性目的，要使得人民群众在共建社会的同时也享有着社会的资源。
　　孔子的人道观的当代首要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人道原则，把人民提升到社会的主体价值地位，既要把人民当作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让人们为共建和谐社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让人民真正的享有社会的发展成果，国家的兴盛、经济的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人民是作为社会的价值主体来发挥自己的工具性而最终达到自己的价值实现状态。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孔子“人贵“核心价值诉求的重要性，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充分肯定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孔子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虽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其中包含的核心价值没有过时，这样的价值诉求永远也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把孔子的“仁者爱人”价值观加以扬弃，加以继承发展，把它的核心价值部分加以弘扬。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人在社会、国家以及企业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肯定。政治上的民主化，人的各种权利和需求已经或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2．以“见利思义”的原则，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孔子认为人生于世，需要物质资源来维持生存与发展，人有着对物质的不断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个欲望，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往往会考虑是否满足自身欲望，即“利”，可以说人具有着追逐生存满足欲望的现实性，这种现实也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正视。但人又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而存在着，人同时还具有着精神追求，所以面对自然世界物质资源的时候，人类又有着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原则，这个就是“义”的问题，可以说人的价值又在于具有超脱现实和欲望的超越性，这种超越给予了人贵的地位，让人有了尊贵的价值。孔子提出“义然后取”的主张，“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的“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义”。孔子反对任何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和途径谋取个人利益，并庄严宣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强调运用伦理道德来规范利益关系，贬低和轻视法律的作用。孔子说：“道之以礼，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用法律约束人们，人民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只有用“义”、“礼”、“德”来统治人民才会有羞耻心，而且才能规矩端正。
　　人需要依靠各种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但由于资源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皆是有限性，而人的需要呈现不断增加和无限难于满足的状态，那么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就构成了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这对矛盾也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深深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增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竞争日趋升温，义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义利的选择、取舍，有的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开始弃“义”从“利”，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吸毒贩毒等丑陋现象是有不断，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不利于整个人类的共同发展，而使得人的价值失落。
　　由于全球化冲击传统的价值标准，新思想和旧观念正在不断碰撞、融合、互相扬弃的过程中。人们一面需要以资源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们渴望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有着不断的提高，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的物质生活努力而奋斗中。但同时人们又渴望着有一种规范和道德信仰予以支撑。人与人相爱应该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求富是每一个人的正当欲望，通过教育提高人的道德、文化素质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
　　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的原则要求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资源有限性和人的欲望无止性这对矛盾所带来的选择问题，面对着义利的冲突时，孔子指出了君子和小人处世原则、方式不同，积极倡导把人的价值放在关注的首位，认为义为原则、指导人们正确的对待自己的欲望和价值问题。孔子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当政者，一个极其重要的道德原则就是必须克制私欲，节制奢侈，面对膨胀的欲望如何正视自己的价值所在。
　　当今社会整个世界关系密切，每个人都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之中，各自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每个人既需要追求自身的利益以取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人们还应该以“见利思义”为原则，以“利人利己”为处事方法，在社会活动中，做到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3．以“钓而不纲，弋而不宿”的情怀，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由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自然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全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然对弱小国家使用武力，在巴尔半岛使用贫铀炸弹，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有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公然“拒绝履行《京都协议书》，反对有关减少二氧化碳等导致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的要求，这将使地球的污染状态进一步恶化。”这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如果得不到遏制，人类的生存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将会面临毁灭。
　　无节制地毁林垦荒导致森林锐减带来气候的反常，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植被破坏、物种减少、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恶果。工业化进程加快，造成水和大气的污染，形成臭氧层空洞。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上述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关于生态伦理的思想，对于我们提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孔子强调：既要“爱人”，也要“爱物”，对待天地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所以，他在生活实践中一向是“钓而不纲，弋而不宿”。孔子认为天地万物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若随意破坏浪费资源就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他还说：“起螫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由此可见，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逻辑发展轨迹。
　　孔子极为关注人的生存状况，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要合理营造人类的生存环境，要重视人的生存境地，把人放在价值首位，但不是极端中心，而是应该关注人的一切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融洽、身心的合一。同时富民、利民、惠民是孔子一贯的经济政策，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孔子反对对民众的超经济剥削。
　　如今我们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人，人的发展更离不开生存环境，所以我们要怀着“钓而不纲，弋而不宿”的情怀，去关注人的生存状况，营造人的生存最佳环境，推动整个人类的持续全面发展。
　　4．以“和为贵”的社会管理理念，构建社会和谐
　　孔门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认为“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包容万物、兼收并蓄、醇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
　　“和”不仅是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制定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建立公平正义、诚实友爱的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发扬和生作用，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它关系着人类活动的一切层面。自然创造了人，人在发展过程尤其在现代科技革命中出现了异化，亦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给予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资料，但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而导致自然的无数次报复和惩罚。全球变暖，台风暴雨，泥石流，海啸，冰冻暴雪，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严重等一些列的环境问题正在给人类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严重挑战。只有走持续、协调的科学发展治理，树立环保意识，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才可以真正使人在自然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发扬和爱精神，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是由个体人所结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推动，而要想取得整个人类社会有效长足发展，必要有有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和物质崇拜盛行，一些人已经失去精神信仰和基本的做人道德，而导致道德沦丧、精神信仰缺乏。而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诉诸自我的内在道德情感；以善心和爱心与他人共处，是成己之德。“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居上不宽，为恐不敬，临丧不哀，否何以须之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的差异。我们要有“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广的胸怀接纳他人、包容他人，从而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坚持和处共处原则，建立和谐的外交。“协和万物”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主张既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既不侵犯别国，也不允许别国的侵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主张创造公平公正、安全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外交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的国际局势。
　　只有在社会的各种矛盾或冲突中寻求“适度”“适中”，以求达到和谐、协调与统一。“和为贵”是一个根本的指导原则。要达到社会生态的平衡，重点在于教育人，提高民众和官吏的道德意识，力图使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规范，其中执政者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尤为重要；政治上，要以德政为主，绝不允许实行苛政或暴政；经济上，主张均平，反对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要使“黎民不饥不寒，使之养生丧死无憾”；在精神生活上，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总而言之，孔子认为，爱人爱民，“泛爱众”，“博施济众”，“惠民利民”，实行这种伟大的人文关怀，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以“和为贵”指导原则，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人与人关系融洽、人自身身心统一，经济建设取得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们信仰确立。

结束语

　　孔子的生活即是人原来真实的生活，孔子的人道观就是回归人的本位，孔子最高的理想、最高的价值，就是人类本来的事实。“孔子”无疑是一个蕴涵着伟大精神与感召力的名字，“人道”无疑是一个蕴涵着情感力量与终极关怀的字眼。孔子人道观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河的源头，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辉煌灿烂。
　　拂去生活中无尽的喧闹与浮躁，抛开现实中无穷的空虚与无聊，站在新时代的清新明朗的舞台，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渐入佳境，当中国人民生活渐上台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如何确立人民群众的精神信仰，如何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之中对孔子人道观予以求索和发展。
　　孔子思想历经几千年长河而处于主流价值地位，其中的真谛不容我们不予以深刻的反思。孔子人道观其历经之长久，历受思想家青睐之众多，原因在于其里面所蕴涵的真理是普适于世界而充满了现实关怀。无论什么时期，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状况、实现人的价值都是永恒的话题，“人贵”这一思想必然永远注入其中。
　　曾经何时，孔子思想被简单而又无情的抛弃。但并没有让国人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反而使“何以安身立命”成为了一个焦虑至极的问题。而不知道幸抑或不幸，已被商业化一切的今天，“国学热”悄然兴起，“孔子”已经成了一处被各种理论、学说、话语、流派与主义包围、冲刷、纠缠与撕扯的中心地带，孔子也介于“圣人”与“丧家狗”之间徘徊彷徨着。
　　真实给孔子一个本原的家园，真切给孔子人道观一个原有的价值，成了我们一种崇高的责任和光荣的任务，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任务无疑是伟大的，因为这个责任是为了实现人类的价值、确立人类的地位而尽着自己的本分。
　　最后借用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在《儒学精神的基本性格》一文中的言语来结束这篇一家之言：我们今日要求有一种精神的觉醒运动，对中国文化之再肯定，只是精神觉醒的自然流露，只是觉醒的起点，现在一口抹煞中国文化的人，其上焉者是中国型的文人习气，下焉者只是中国型的无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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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4-9-30 08:58:29

记念孔子诞生日，顶此文。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4-9-30 15:14:08

记念孔子诞生日，顶此文。
打马甲。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4-9-30 22:57:38

看看，又一马甲被禁言，那个网名eeftllg的无耻之徒，有意在此版块乱发帖捣乱。至今已被禁言十余个马甲。

古越中兴 · 发表于 2014-9-30 22: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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