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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1 18:00 来源:六点图书
原标题：刘小枫 | 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的“大一统”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曾经为中国在近代的衰落背负罪名。直到今天，由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在一些智识人心底里，“大一统”观念依然可疑。为了有助于自我认识，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西方古代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与我国的“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期，去看看古代的西方曾经怎样追求过“一统”天下。
亚历山大的帝国昙花一现，这位西方的第一位天下帝王既没有实现“一统”政制，也没有提出过“一统”观念，如今的史学考证甚至没法最终证实，亚历山大的征服行为是否曾有一个明确的统治“天下”的计划在先。严格来讲，西方古代的“一统”天下想象与罗马崛起为帝国的过程相关。引人兴味的是，当时为罗马帝国打造“一统”观念的主要并非是拉丁语作家，而是希腊语作家，他们通过打造历史的甚或哲学的亚历山大形象为罗马帝国提供“意识形态”，似乎想要借罗马帝国实现希腊人未能实现的“天下”政治理想。
由于罗马崛起时出现的“一统”政制观念与希腊语的“普遍历史”纪事写作相关，考察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为我们认识西方古代“普遍历史”写作的嬗变提供了机缘。
分离式城邦状态是内战状态
希罗多德《原史》的主题是希腊人如何在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79年，周敬王20-41年）中击败波斯人。为此，希罗多德除了用三卷篇幅探究波斯人的民族志及其帝国的崛起，还花了两卷篇幅探究希腊人的民族志（卷5-6），然后才讲述希腊人如何迎战波斯人。不过，卷一说到吕底亚王国面临波斯人兵临城下时，希罗多德借国王克洛伊索斯想向希腊人求援，已经说到希腊人当时的政治状况（1.56-64）。希罗多德说，克洛伊索斯经过探究首先发现，希腊人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而是一些松散的城邦，最强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希罗多德尤其说到，由于当时的雅典是僭主统治，整个城邦因党争而“四分五裂”（1.59.1）。这段描述虽然是在为后来证明雅典城邦凭靠民主政制才击败波斯人埋下伏笔，却也在提醒读者整个希腊世界“四分五裂”的历史状况。毕竟，希罗多德当时的读者是生活在第二次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初的雅典人，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们目睹过近百年来两个强势城邦争夺泛希腊世界领导权的历史。
古希腊的城邦政制时期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看起来颇有些相似，以至于国朝学界经常有人将两者相提并论。其实，“泛希腊”政治共同体由近千个大小城邦构成，虽然语言相同（方言不等于另一种语言）、宗教信仰相同乃至习俗相近，却长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与此不同，中国的战国时期则是华夏周朝“天下”的分裂状态。甚至当今的犹太汉学家也看到，追求“大一统”是战国时期的“一贯”思想，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知名的思想家或政治家认为，多国制度合法和值得追求”。对于我们来说，古希腊星罗棋布的分离式城邦状态所表征的是古希腊民族“自己选择最适合本地历史地理条件的发展道路”，甚至表征的是希腊人热爱自由的天性，抑或表征的是这个文明民族尚未完成自身的国家建构，毋宁说是更有意味的政治史学问题。使得这个问题得以成立的基本史事是：属于希腊民族的马其顿人最终把分离式城邦“这些零散的碎片建立起一个统一帝国”。在此之前，继雅典城邦之后，斯巴达和忒拜先后在泛希腊世界取得过政治优势（公元前401–399年和公元前371–362年），并谋求统一泛希腊城邦。我们的确很难说，古希腊人从不曾追求自己民族的“一统”。
当面对强大邻国——波斯帝国的蚕食时，松散的希腊诸城邦未必能够抱团共同对敌。希罗多德带倾向性地探究雅典从僭政统治下的衰败到改制为民主政体后打败波斯人时的兴盛这段历史，并关注城邦政制类型的比较，表明这位纪事作家很可能想要探究这样的问题：雅典应该用何种政制来结束泛希腊的分离政治状态。尽管雅典城邦崇尚“自由”，在希波战争中崛起之后，雅典并没有因此而不谋求统一碎片化的泛希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半岛联盟长达30年的战争（公元前431年至404年），或者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争夺民族领导权的伟大决斗”，事实上是希腊人致力于形成统一国家的内战：毕竟，“从法律上看，帝国时代的雅典第一个努力明确将诸城邦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修昔底德为这场战争写下了不朽的战争志，但在一开始，他讲述的是希腊人自荷马时代以来松散而又充满战争和内部党争的历史。表面看来，在这位伟大的纪事作家笔下，希罗多德的倾向被颠倒过来：民主政制让雅典人输掉了战争。可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问题与帝国抱负粘在一起，修昔底德记叙这场希腊人的内战就与希罗多德的《原史》有相同的关切：如果希腊人要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政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何谓最佳政制的不朽思考。
伯罗奔半岛战争之后，斯巴达并没有能够凭靠自己主导的联盟统一泛希腊。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波斯帝国签订Koine Eirene[共同和平]条约，企图借助外部势力统一希腊。公元前382年，阿格西劳斯王以诈术进占忒拜，雅典担心斯巴达坐大，积极支持忒拜。厄帕米农达斯将军通过改革让忒拜焕发国力后，随即对斯巴达开战。在公元前371年击败斯巴达后，忒拜又试图染指东北部紧邻马其顿的色萨利（公元前369-367）。忒拜崛起，雅典又深感不安，希望与忒拜和斯巴达三分天下，提议签订一个所谓旨在维护各城邦独立地位的“和约”，确认各自的附庸城邦不受侵犯。忒拜政治家拒绝签署这个“和约”，毕竟，雅典或斯巴达占政治优势时，从未考虑过各城邦的独立地位这回事。
总起来看，古典时期的古希腊史是一部充满内忧外患的战争史，我们不应该仅仅记得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半岛战争。无论希波战争之前还是之后，诸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以及外敌入侵引发的单个城邦的对外战争连绵不断，而且两类战争还经常交织在一起。希腊人参与波斯人的征战或内战，波斯人也参与希腊人的内战：斯巴达曾是波斯帝国在希腊的最大敌人，后来竟然成了“第一要好的朋友”，并“在波斯的支持下瓜分到了整个爱琴海希腊”。既然泛希腊诸城邦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位，对外战争就显得十分含混，希腊人替波斯人当雇佣军打希腊人也屡见不鲜。波斯王大流士统治时期，“一些希腊人甚至期待波斯的统治，因为，成为世界主义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可以获得许多经济机会，接触非希腊的知识和文化传统”——波斯甚至成了希腊人的如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所。
雅典、斯巴达、忒拜先后试图结束泛希腊的分离式政治状态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希腊人不喜欢“一统”政制，马其顿王国（Macedonia）的崛起就会反驳这一结论。反之，我们倒是有理由推想：泛希腊一直处于分离式政治状态，仅仅因为没有哪个城邦具有引领这个文明民族走向“一统”的能力。我们的古希腊文明研究如果仅仅关注其文化成就，看不到泛希腊诸城邦一直面临统一问题，难免对希腊诸城邦连绵不断的内战视而不见。比如，围绕德尔菲神庙就曾发生过四次内战，史称四次“圣战”（Scared War）。第一次“圣战”始于希波战争之前的公元前595年，起因是德尔菲的港口城市基尔哈（Cirrha，位于科林多海湾北部沿岸）对前来朝拜的香客收取过路费，导致邻近各城邦发动邻邦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圣战”，历时长达10年。马其顿统一希腊的系列战争被史家归入第三次（公元前356-346年）和第四次（公元前340-338年）“圣战”，从而，最后两次“圣战”也是希腊实现统一的内战。
文明民族的政治统一凭靠其中的某个政治单位
在现代欧洲人眼里，马其顿人与希腊人的种族关系即便不类似于不列颠人与苏格兰人，也类似于德意志人与奥地利人。这个类比会让我们想到德意志人的历史状况：自16世纪以来，英格兰、西班牙、法兰西逐渐成为拥有独立王权的民族国家，并图谋在欧洲取得政治优势，神圣罗马帝国却日益碎片化（fragmentation）。到了18世纪，受列强围困的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问题日益迫切，但要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三百多个大小王国和公国总得有某个政治单位主动担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普鲁士王国的史学家（兰克的同时代人）德罗伊森（John Gustav Droysen，1808-1884）让“希腊化”（Hellenismus）成了一个政治史学论题。
换言之，虽然有“希腊化”研究之父的美誉，在德罗伊森那里，作为史学论题的“希腊化”实际隐含着德意志的统一这个现实政治问题。莫米利亚诺注意到：德罗伊森早年完成《亚历山大大帝传》（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1833）和两卷本《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1836/1843）之后，“把40多年的学术活动献给了普鲁士史”，因为他“敏锐地感受到德意志面临的政治问题”。就在人们以为德罗伊森忘记了自己的“希腊化”研究之时，他又“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出版了《希腊化史》的修订而且充分更新的版本”。在德罗伊森眼里，“马其顿是古代的普鲁士”——或许更应该说：德罗伊森希望普鲁士应该像古代的马其顿统一泛希腊那样，出面统一四分五裂的泛德意志。莫米利亚诺还敏锐地看到，德罗伊森的《希腊化史》与兰克的成名作《罗曼-日耳曼诸民族史：1495-1514》“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间关系的史书”。
德罗伊森三卷本的《希腊化史》
由此可以理解，德罗伊森的“希腊化”概念实际上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政治的和文化的方面”（莫米利亚诺语）。 “希腊化”首先指马其顿王国实现了泛希腊的“一统”，然后才指希腊文化的扩散。对于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来说，“希腊化”的政治方面更值得关注。毕竟，德罗伊森式的“希腊化”问题意识在近代欧洲并非唯一个例。沃格林在论及腓力崛起的举措时，将他比作17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如我们所知，路易十四曾经有统一欧洲的抱负。就此而言，“希腊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不仅涉及泛德意志的统一，还涉及到查理帝国意义上的欧洲“一统”。
如果马其顿人不属于希腊民族，“希腊化”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史学论题，人们应该谈论的是“马其顿化”；腓力举兵南下，对希腊人来说就应该算是异族入侵。其实，无论就语言、宗教信仰还是习俗而言，发源于伯罗奔半岛名城阿哥斯的马其顿人都属于泛希腊共同体。马其顿语不过是希腊语的西北部方言，马其顿人崇拜宙斯和阿尔忒米斯（Artemis）神，而且很早就参加被视为泛希腊共同体标志的赛会，王室甚至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赫拉克勒斯。希波战争初期，马其顿即便迫于压力顺从波斯人，背地里仍给自己的希腊同胞暗送情报。
马其顿位于伯罗奔半岛东北部，其地缘位置对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西北面有非希腊血统的伊利里亚人（Illyrians）部族，北面有佩奥尼亚人（Paeonians）部族，东面则是被波斯帝国纳入属地范围的忒腊克人（Thracians，旧译“色雷斯”）部族。由于与西北面的伊利里亚和南面的希腊各城邦地区都有高山阻隔，“马其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希腊人抵抗真正的异族——即伊利里亚人，毫无疑问，在那时甚至还有凯尔特人——的北方屏障”，替泛希腊诸城邦阻隔着来自北面大陆纵深的异族威胁。
马其顿帝国疆域图
马其顿起初是个地理名称，而非政治共同体的名称，换言之，马其顿形成王国的历史其实相当短。这里没有出过大诗人或大哲人，但不能因此把它视为泛希腊共同体中的“异类”，否则，这样的“异类”在泛希腊实在太多。何况，这个“原始的君主制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希腊社会”，以至于可以说，尽管马其顿不是城邦政制，如果其王者模仿荷马笔下的英雄，这种“英雄君主制”反倒“很容易被认为是希腊历史的延续”。
由于内部豪强贵族势力的制约，马其顿王国的王权一向疲弱，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国王阿尔克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前399年）才建立起第一支像样的王国军队。有了英明能干的国王，弱国可以变成强国，王者无能，强国也会变成弱国甚至走向亡国。公元前359年，国王佩尔迪克卡斯（Perdiccas）在领军与伊利里亚人的交战中阵亡，在忒拜当人质的腓力二世（Philip，公元前382-336年）回国摄政，时年23岁。腓力的父亲阿敏塔斯三世（Amyntas III，公元前393-369）是先王，在位20多年，治国有方。腓力颇有抱负，他当仁不让，不到一年就废黜年幼的侄子自立为王，随即强化王权，削弱贵族会议和民人大会权力，推行币制改革和军事改革，以至看起来是个地道的僭主。腓力创建起一支新式常备军，按协同作战方式将骑兵、步兵组织成整体，配以轻型后勤部队。腓力首先北进打击伊利里亚人和佩奥尼亚人，使其不敢再犯马其顿，随后东进蚕食忒腊克的属地和金矿。清除外部威胁之后，腓力随即南下发起统一泛希腊城邦的战争。公元前338年，腓力在希腊半岛中部的凯隆尼亚（Chaeronea，普鲁塔克的故乡）与雅典和忒拜组织的反马其顿盟军决战（斯巴达已经无力参与盟军）。击溃盟军之后的次年，腓力以希腊人的传统方式统一希腊：在科林多召集泛希腊城邦会议，宣布建立以马其顿为首的城邦联盟，实现希腊城邦之间的“永久和平”。这次城邦会议还做出一致对外的政治决断：进击波斯帝国。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决断。毕竟，两百年来，波斯帝国虽然一直未能吞并希腊，至少是希腊长期“四分五裂”的重要外在因素。
不过，腓力建立的马其顿联盟仅仅表面上实现了希腊的统一。虽然大多数希腊城邦加入了马其顿主导的联盟——斯巴达被“故意排除在外”，以确保原属于伯罗奔半岛同盟的诸邦国效忠马其顿，腓力仍然同意各城邦保留自治权，并没有随即着手建立中央集权式的大希腊国王权，而是力图先解决长期觊觎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换言之，尽管凭靠君主式的王权结束了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甚至确认了国家的敌人，腓力王实际上并未结束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敌我不分的现实状况——甚至亚历山大后来进兵至波斯本土之时，仍然有大量希腊雇佣军在波斯军队中与自己的希腊同胞作战。
准备收复波斯帝国侵占的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前夕，腓力突然遇刺身亡（公元前336年），年仅46岁。腓力猝死，马其顿旋即出现宫廷危机，北方异族也趁机企图收复失地。更要命的是，希腊各邦跟着出现如今所谓分离主义动乱。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the Great，前356-323）继位时年仅20岁，他首先清除宫廷内部的篡权威胁，随即对外发动多瑙河战役和巴尔干战役（公元前335年），制服北方异族，然后南下铁腕平定希腊城邦的分离主义动乱——忒拜城试图抵抗，被亚历山大夷为平地。
亚历山大的一统帝国
亚历山大迅速恢复已经遭到背弃的科林多联盟，但取消了盟约原本赋予各城邦的自治权。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与父亲一样，并未着手从制度上统一泛希腊城邦。继位仅仅两年（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率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击波斯帝国属地。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十分清楚，没有控制爱琴海东岸的陆地纵深，希腊人不仅不可能控制爱琴海，还会承受来自东岸陆地异族没完没了的威胁。因此，为了建立稳定的大希腊国，必须首先向东扩张。
亚历山大很快就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首次大破波斯军队，解放了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次年又在伊苏斯平原（Issus，今叙利亚境内）击溃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亲自率领的10万大军，生俘大流士家人，打开了进兵东地中海港口和埃及的战略通道。随后，亚历山大挥军横扫东地中海四周陆地，夺取波斯帝国控制的叙利亚、腓尼基、埃及，巩固了东征波斯本土（今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需要凭靠的前进基地。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从埃及出发继续东征，渡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高伽米拉（Gaugamela，今伊拉克境内）再次重创波斯军主力，随后取巴比伦城，进占美索不达米亚，攻入波斯本土。亚历山大领军夺取波斯国库所在地苏萨城（Susa），焚毁帝国宫廷所在之地波斯城（Persepolis），为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毁雅典城报仇雪耻。此举不仅为长达两百年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画上句号，而且表明亚历山大对于自己作为希腊文明民族的政治代表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跨越格拉尼库斯河
灭掉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仍然没有着手大希腊国的中央集权式建设，而是从里海南岸继续东进，经帕提亚夺取巴克特里亚（Bactria），然后于公元前327年夏天兵分两路进军印度。后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百思不得其解：亚历山大为什么只一心占取地盘，不注重帝国自身的建设？事实上，亚历山大进击波斯时，希腊内部政局仍不稳定，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三世（Agis III，公元前338-331年在位）多次叛乱，亚历山大不得不派部将安提帕特（Antipater）前往平定。今人沃格林也说：如果从巩固大希腊国的角度考虑，亚历山大不应该继续向东远征印度，反倒应该转身向西剪灭正在崛起的迦太基和罗马，战争的胜利却让亚历山大漫无目的似地东进印度。其实，古罗马史家李维已经感叹过：如果亚历山大转身西进而非东进，他所取得的成就简直难以想象。沃格林甚至将亚历山大远征印度视为他缺乏政制观念的表现，并与中古后期的蒙古人远征欧洲相提并论：两者都是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制观念，就不可能把文明形态大相径庭的被征服民族“捏合成一个新政治单位”，征服的地区再大再多，有何意义呢。
就亚历山大的个人抱负和帝国意识而言，沃格林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词。远征印度既是亚历山大为了实现自己走到大陆极限的人生理想，也是为了彻底消除希腊人一直面临的来自东方的威胁。按照当时的地理知识，印度是大地的东方尽头，濒临东海：“亚里士多德认为，站在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译按]今喀什米尔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顶端就可以看到大海。人们并不知道印度的大小，也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既然要彻底消除爱琴海东岸陆地民族的威胁，亚历山大必须进兵到东方陆地的尽头。何况，当年波斯帝王大流士统治的疆域已经从利比亚延伸到克里米亚，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从爱琴海延伸到印度河平原——亚历山大必须进兵到印度河谷，才算彻底灭掉波斯帝国。
再说，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所覆盖的地域尽管相当广阔，所花费的时间才短短十年。公元前324年初，亚历山大从印度河三角洲回师，即选定巴比伦城为帝国国都，并把波斯划分为六个行政区，安排波斯贵族出任地方长官，还组织马其顿军人与波斯女人通婚，显然意在把希腊人和波斯人打造成统一的文明政治单位。既然亚历山大懂得把地中海东岸的最大宿敌纳入统一的帝国框架，他未必不懂得如何建构希腊化的一统天下，即便临死前的亚历山大正在准备进兵阿拉伯地区。
亚历山大患恶性疟疾突然离世时年仅33岁。由于上天没有再给亚历山大至少10年时间，谁也不知道他最终会打造出一个怎样的一统天下，反倒留下一个引发争议的政治史学问题。1933年，“希腊化”研究的一位业余但颇具权威的英国学者塔恩（W. W. Tarn，本行原是律师）发表了题为“亚历山大大帝与人类的统一”的讲演，引发争议长达30多年。标题中的“人类”指的是现代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人类，我们不知道塔恩的这个论题构想是否与当时欧洲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冲突相关。至少，一百年前德罗伊森发表现代第一部《亚历山大大帝传》时，其心志绝非仅仅在于泛德意志的统一。他明确说过，自己“热爱”的是亚历山大和凯撒这样的有世界帝国抱负的君王，而非仅仅关切城邦的德摩斯忒涅和卡图——沃尔班克说得没错，德罗伊森实际上“把希腊史作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塔恩的讲演无意中呼应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崛起：德意志帝国能否像亚历山大统一希腊人和波斯人那样，把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甚至俄罗斯人统一起来呢？这样的联想听起来很荒谬，然而，如果把塔恩的论题与美利坚帝国的自由民主普世论联系起来兴许就不荒谬了。毕竟，沃格林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考虑：如果西方帝国想要成为世界帝国，就需要一种明确的政制观念把文明形态大相径庭的被征服民族“捏合成一个新政治单位”。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应该追问：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是否没有促动过西方人产生天下“一统”的政制观念？
帝国更替与“普遍历史”
亚历山大突然撒手人寰，尚未形成中央集权建制的希腊帝国随即分崩离析，经过四十多年“继业者战争”（diadochoi，公元前323-280年）的混战，尤其是卡珊德治下的马其顿本土长达20年的内战，形成三分天下的希腊化世界：安提戈努斯王国（the Antigonid Kingdom / Antigonid Macedonia）辖制马其顿和整个希腊半岛，托勒密王国（the Ptolemaic Kingdom）的疆域涵盖埃及核心区域；塞琉西王国（the Seleucid Kingdom）以叙利亚北部和巴比伦地区为中心地带，疆域包括波斯旧土和亚美尼亚（初期还包括印度一部分），后来还分裂出两个小王国。
“希腊化”版本的三国志，历时长达近两百年。各希腊化王国之间的相互冲突，就像是此前泛希腊世界三个主要城邦之间的冲突，只不过地理范围扩大到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地域，而且没有某个王国获得所谓“领导权/霸权”（Hegemony）。从前的泛希腊世界虽然并未回到腓力王尝试统一希腊之前的分离状态，卡珊德之后的安提戈努斯还企图保持亚历山大打下的帝国天下，但他的王国甚至并未能够将原希腊城邦捏合成统一的政治单位，雅典城邦的反抗以及后来阿凯亚同盟（Achaean Confederacy）的崛起就是证明。尽管如此，腓力和亚历山大父子毕竟让希腊的分离政治状态成为了历史，希腊城邦的内战状态转变为疆域扩大数倍的希腊化王朝国家之间的内战状态。随后罗马人的东侵，整个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化世界实际上在重演此前的城邦状态：来自西部地中海方向的罗马人的入侵威胁替代了地中海东岸的波斯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希腊王朝国家能够像当年的雅典城邦那样挺身而出，联合希腊化国家与罗马人决战。
亚历山大建立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几乎是在立国的同时分崩离析，会让如今的欧洲人联想到一千多年后查理帝国的命运。尽管亚历山大的帝国如此短暂，希腊化王朝国家的文明政制历时并不算短。虽然辖制马其顿的安提戈努斯王国早在匹得纳之战（the battle of Pydna，公元前168）后不久就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公元前146年），塞琉古一世创建的塞琉西王国（公元前312－前64）一直生存到罗马帝制前夕；托勒密王国则直到罗马改制之后的公元前30年才降服罗马。罗马向东发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205年）时，希腊化王朝国家已经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王政式“国家制度”。直到今天，西方学界对这段王朝政制的历史及其王政理论的研究，仍然算得上门可罗雀。现代西方的希腊化研究兴起于19世纪中期，由于民主意识形态逐渐在学界占支配地位，如沃格林所说，西方史学界迄今喜欢关注那些其“政治社会形态能朝着宪政民主的方向演进”的历史时期，否则学者们“就普遍不愿意去研究”。16至18世纪，欧洲同样经历过两百多年王朝政制的历史。从形式上看，这段历史有点儿像希腊化王朝政制史的重演。毕竟，相互争斗的希腊化王朝国家都出自马其顿帝国这个母体，同样，相互争夺政治优势的近代欧洲各王权国家都信奉罗马基督教或者大多出自查理帝国这个母体。罗马帝国终结了希腊化王朝政制格局，近代欧洲的王朝政制格局也差点儿被拿破仑帝国终结，即便这个现代帝国在推进“宪政民主”。拿破仑战争之后，王朝政制一度复兴，很快就被民族国家运动覆盖。尽管如此，希腊化研究权威学者塔恩的1933年讲演引发的争议表明，欧洲的“一统”问题并没有消失。
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希腊化时期出现了大量各色纪事书，可惜绝大多数在战乱中散轶，仅存极少残段，今人的辑佚仅占不到当时史书实际篇幅的百分之五。尽管如此，今人仍然不难看到，地理和政治视野更为广阔的“普遍历史”式的史书迭出。可以断言，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的两百年间，西方古代的“普遍历史”观念和视野都在发生重大转变。
历史上为腓力父子的希腊帝国立传的首位纪事作家，是忒俄鹏普斯（Theopompus，公元前379-320年）。他出生在一个叫做基俄斯（Chios）的小城邦，年轻时跟从雅典著名修辞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年）学习修辞术，曾在演说比赛中获奖。在伊索克拉底的劝告下，忒俄鹏普斯转向纪事写作，其成名作《希腊志》（Hellenica，12卷）接续修昔底德的《战争志》，从公元前411年写到394年（仅存19段残篇），据说是要与色诺芬的《希腊志》一争高下。凭靠这部史书进入腓力的宫廷后，忒俄鹏普斯为腓力（抑或亚历山大）编写了希罗多德的《原史》缩编本（Epitome of Herodotus，两卷，一说此书在《希腊志》之前）。由于与亚里士多德争夺亚历山大的傅保位置（公元前343年）没有成功，忒俄鹏普斯从此对柏拉图的学生们耿耿于怀，甚至患上了抑郁症。在腓力的宫廷，忒俄鹏普斯眼见腓力的事业生机勃勃，开始撰写《腓力史》（Philippica，又名Philippikai historiai），从公元前359年腓力登上王位那年写到腓力逝世为止（公元前336年，共58卷，仅存残篇，见FGrH.，115），为腓力王治下的马其顿树碑立传，而且碰巧在亚历山大驾崩那年（公元前323年）出版，算得上首部腓力王的马其顿史。腓力死后，忒俄鹏普斯继续做亚历山大的幕僚，有多封给亚历山大的书简传世（仅存残篇）。没过几年，亚历山大让忒俄鹏普斯回到家乡基俄斯主持政务。亚历山大死后，忒俄鹏普斯因动乱被迫离开家乡，前往亚历山大里亚城投靠托勒密，受到冷遇，怏怏而逝。
作为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忒俄鹏普斯践行所谓修辞式史书（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的写作类型，记叙史事时喜欢掺杂文学材料（演说辞、戏剧片段和小册子），经常穿插各种离题叙述。不过，《腓力史》明显模仿希罗多德的《原史》，首先展现希腊人与异族的关系，述及人种、地理、习俗、宗教崇拜、日常生活方式、古传神话等等，具有相当广阔的历史视野。如果希罗多德关注雅典的崛起和修昔底德关注斯巴达的崛起都以希腊-波斯关系为背景，从而算得上所谓“普遍历史”的史书，那么，忒俄鹏普斯关注马其顿的崛起同样以希腊-波斯关系为背景，也算得上“普遍历史”的史书。
为帝王树碑立传的纪事家如今一律称为“史学家”，容易造成误解。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凭靠文献史料写作才是史学家，“史学家”的职分是搞清“史实”。在希腊的古典时期，纪事（History）不仅是一种“探究”方式（“史学”的本义），也是一种“文学类型”（Literary Genre），在希腊化时期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如今的史学家不同，古希腊的纪事家在今天还应该叫政治思想家。毕竟，优秀的古希腊纪事家无不探究重大政治问题。虽然是在为腓力立传，忒俄鹏普斯对腓力作为王者的德性却不乏道德哲学式的抨击。在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帝国初期，忒俄鹏普斯一直名气很大，《希腊志》和《腓力史》都是读书人的基本读物（直到十世纪，在拜占庭还可见到《腓力史》中的53卷）。如果说忒俄鹏普斯的《希腊志》仍然接续的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纪事传统，基本视域仍然是泛希腊世界的政治状态，《腓力史》实际上标志着希腊城邦史的终结。忒俄鹏普斯以后，或者说亚历山大远征以后，“普遍历史”的史书很难再以希腊城邦史为依托。
忒俄鹏普斯并未跟随亚历山大出征，也并未记叙亚历山大的行迹，尽管他比亚历山大晚离世3年。不过，最早记叙亚历山大行迹的人中，不乏曾跟随亚历山大征战的要臣：比如亚历山大的亲密战友托勒密，海军主帅奈亚尔库斯（Nearchus of Crete）、内务总管喀热斯（Chares of Mytilene）。尤其值得提到，与后来的拿破仑远征意大利时一样，亚历山大出征时还带了几位学者专家随行，如犬儒派哲人奥内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建筑师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oulus）。最重要的学者当推亚里士多德的外甥卡利斯忒涅（Callisthenes of Olyntus，公元前360-328年），他是专业纪事家，写过当时的晚近三十年希腊城邦史（公元前387至356年）。亚历山大带他一起出征，表明年轻的亚历山大对自己要做的事功有留名青史的自我意识。亚历山大在亚里士多德指导下读书时已经熟悉荷马诗作，他希望有人能像荷马记叙阿喀琉斯的事迹一样，让自己的事迹成为史诗。
远征途中，血气旺盛的亚历山大因政见分歧一怒之下将卡利斯忒涅处死。虽然卡利斯忒涅暴死之前写过《亚历山大行迹》（Praxeis Alexandrou，仅存十余辑佚片段，见FGrH.，124F.14及28-38），他毕竟并未完整亲历亚历山大的行迹。亚历山大死后，给亚历山大写传的圈内人首先是内务总管喀热斯。但他的《亚历山大传》（10卷）据说拉拉杂杂，记叙的多是无聊琐事（仅存辑佚残段，见FGrH.，125），够不上官史资格。第一部专业纪事家写的传记，出自托勒密王朝初期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塔尔库斯（Cleitarchus of Alexandria）。此公出生史学世家，其父是研究波斯的希腊纪事家。虽然与亚历山大同时代，克莱塔尔库斯并没有跟随亚历山大远征。他的12卷本《亚历山大传》依据耳闻，充满传奇色彩，尽管没有流传下来，经罗马帝国初期的纪事家转述却名气很大，现代史家称为“通俗版”亚历山大传的滥觞。此后还有纪事家、修辞家赫格西阿斯（Hegesias of Magnesia，公元前三世纪）的《亚历山大传》（仅存辑佚残段，见FGrH.，142），同样属于“八卦”性质。据说，托勒密当年读到克莱塔尔库斯的《亚历山大传》后，才开始凭靠自己的记载和记忆写回忆录，似乎为了澄清流言蜚语——现代史家称为“官史版”的亚历山大传史源。托勒密的记叙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原始记录，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在罗马帝国初期，读书人还能够读到他们的记叙。
今人没谁能够搞清楚，从亚历山大死后到希腊化王国逐一被罗马人剪灭的两百年里，是否还出现过别的亚历山大传记。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无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给纪事家带来了何等广阔的视野，罗马的兴起很快使得亚历山大的事功成了历史片段。比如，在著名的希腊语纪事家西西里的狄俄多儒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80-20年）的《史籍》（Bibliotheca historica）中，马其顿帝国的历史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反过来说，狄俄多儒斯的纪事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狄俄多儒斯生活在罗马终结希腊化王国的时代，年轻时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研究历史（大约公元前60-56年），庞培征服托勒密王国后不久移居罗马——算得上亡国奴，但狄俄多儒斯通晓拉丁文，仰慕凯撒。他的《史籍》（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0年）凡40卷，前20卷保存大部（卷1-5和卷11-20基本完整，卷21以后仅存残篇），与同时代故书相比，幸存篇幅相当可观。
狄俄多儒斯雄心勃勃，打算完成一部“共通史”（τὰς κοινὰς ἱστορίας）：从埃及的神话时代起笔，一直写到凯撒发动征服高卢的战争。《史籍》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前六卷）记叙东方诸国的历史：埃及（卷1），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斯基泰和阿拉伯（卷2），北非（卷3）和希腊及欧洲（卷4至卷6）。第二部分（卷7至卷17）从特洛伊战争讲起，一直写到亚历山大之死（卷11起于公元前480年，卷16记叙腓力，卷17记叙亚历山大），提供了泛希腊城邦走向统一的长程历史画卷。第三部分（卷18至40）从亚历山大的继业者战争开始（卷20记叙到公元前302年），一直写到罗马改制前夕。由于后20卷仅存残段，今人无法得知狄俄多儒斯是否写完凯撒征服高卢。据说，狄俄多儒斯本打算写到公元前46年，因害怕触及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争惹事，仅写到公元前60年。无论如何，马其顿帝国的崛起和覆亡，仅仅是一部如今所谓“大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比狄俄多儒斯稍晚约10余年，拉丁语纪事家特洛古斯（Pompeius Trogus，生卒年不详）完成了一部44卷的《腓力家族史以及整个世界的起源和大地各处》（Historiae Philippicae et Totius Mundi Origines et Terrae Situs，通常简称Historiae Philippicae，成书约在公元前19年以后），前六卷记述亚述、米底亚、波斯、斯基泰等东方王国的历史，然后记述希腊城邦的历史，以及马其顿王国崛起和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的历史，直至这些王国被罗马逐一征服。特洛古斯的祖籍在高卢南部，其祖父因在庞培麾下作战英勇而获得罗马公民权，其父做过恺撒的文书。特洛古斯在罗马长大和受教育，他热爱自然学，写过《动物志》一类的书，还研究植物学。可以设想，这样的自然学家记叙历史，不会仅仅满足于记叙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特洛古斯在接近尾声的第43卷才写到罗马崛起，最后一卷连带记述了高卢和西班牙的历史。与来自希腊化地区的狄俄多儒斯相比，特洛古斯明显轻慢罗马的崛起——据说，这位拉丁语纪事家有高卢情结，虽受罗马哺育却怀恨罗马帝国主义。[58]《腓力家族史》这个书名表明，特洛古斯以马其顿帝国为中心完成了一部“普遍历史”，与来自希腊化世界的珀律比俄斯的撰史意图相比，无异于开历史倒车。
狄俄多儒斯和特洛古斯的史书充分表明：罗马走向帝制的历史时刻催生了地缘视野更为广阔的“普遍历史”纪事。可是，要说新帝国的诞生会催生新的“普遍历史”纪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就应该催生这样的史书。事实上，情形的确如此。狄俄多儒斯的《史籍》第二部分所凭靠的史料，主要出自比腓力仅年长20多岁的厄弗儒斯（Ephorus of Cyme，公元前405-330年）的30卷《史记》（Histories，仅存辑佚残段，见FGrH，70）。厄弗儒斯算得上忒俄鹏普斯的师兄，因为两人很可能同时在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学习过。他的《史记》从特洛伊战争讲起，一直写到公元前340年的腓力时代，长达5个世纪——他的儿子德莫斐罗斯（Demophilos）续写了第三次圣战。厄弗儒斯的《史记》以希腊人的历史为中心，涉及东方的印度人，南方的埃塞俄比亚人，西方的凯尔特人和北边的斯基泰人，地理视野相当广阔。厄弗儒斯去世时，亚历山大已经出发东征，如果他多活十年，说不定会让亚历山大进入自己的史册。
亚历山大在居鲁士的墓前
不过，腓力的马其顿王国崛起，是否让厄弗儒斯产生了希腊人称霸“天下”的想象，或者相反，当时希腊知识人的思想状况促成了腓力父子的希腊帝国抱负，今人不得而知。毕竟，高尔吉亚等智术师已经再次提出过希腊人的统一问题，甚至欧里庇得斯也让自己剧作中的人物伊菲格涅亚（Iphigeneia）对自己的母亲说“你生我是为了所有希腊人”（《伊菲格涅娅在陶洛人里》，行1386）。作为高尔吉亚的学生，伊索克拉底不仅是热情的“马其顿分子”或“泛希腊主义”者，在著名的《致腓力辞》（公元前338年）中鼓励腓力“将整个希腊看作他的国家”（《致腓力辞》127），而且鼓励他除了做“希腊人的恩主、马其顿的国王”，还要做“尽可能多的蛮夷的主人”（《致腓力辞》154）。马其顿崛起之前，伊索克拉底曾寄望雅典与斯巴达捐弃前嫌，联手实现泛希腊的统一，共同对付波斯帝国。马其顿崛起之后，他马上转而寄望腓力王的马其顿，没有丝毫雅典情结。随后的修辞家德摩斯忒涅（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年）的立场与伊索克拉底形成鲜明对照：他不仅坚持“城邦主义”，鼓励雅典与斯巴达联手对抗马其顿，而且在雅典投降后服毒自杀。德摩斯忒涅虽然比伊索克拉底晚生半个世纪，可以说，两人在泛希腊是否统一的问题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立场的尖锐冲突，堪称当时最重要的雅典政治思想事件——雅典知识人面临重大的政治选择。
无论厄弗儒斯是否真的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他的《史记》明显受到伊索克拉底政治思想的感染，而腓力王本人又的确受到伊索克拉底推崇君主制的影响。从而，历史的巧合在于：厄弗儒斯开启“普遍历史”纪事的新格局与腓力父子打造希腊帝国的行动几乎同时。在狄俄多儒斯看来，无论就言辞风格还是组织结构而言，厄弗儒斯的《史记》都具有开创性。厄弗儒斯基于希腊人与波斯人和其他近东民族的交往关系来记叙希腊的历史（尤其雅典、斯巴达、忒拜霸权的更替史以及马其顿的崛起）当然算不上什么开创，重要的是，他能把对发生在不同地域的同时性事件的叙述组织得非常好：每卷处理一个单独主题，叙述之前有独立的引言。狄俄多儒斯盛赞厄弗儒斯开创了“共通史”的史书类型（《史籍》5.1.4），表明他有意承继厄弗儒斯的“共通史”典范。
其实，早在狄俄多儒斯之前一百多年，珀律比俄斯（Polybios，公元前200-120年）已经盛赞厄弗儒斯。他在《罗马兴志》中说过的一句话，史学史家经常引用：“厄弗儒斯第一个且仅有他一个记叙普遍历史”（a universal history；见5.33.2）。 所谓“普遍历史”是现代译法，珀律比俄斯的原文是τὰ καθόλου[普遍的事情]。按沃尔班克的训读，这个语词指“人类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有别于比如色诺芬或忒俄鹏普斯的《希腊志》或克忒西阿斯的《波斯志》之类的国别史。倘若如此，珀律比俄斯所谓的τὰ καθόλου，就是狄俄多儒斯所说的“共通史”。
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
新视野的“普遍历史”纪事的兴起，不仅具有史学史意义，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政治史学意义。 毕竟，新视野的“普遍历史”纪事的出现既与腓力统一泛希腊有关，也与罗马帝国的崛起有关。两个帝国的先后崛起及其更替，扩大了希腊语纪事家的地缘政治视野。厄弗儒斯尽管没有看到亚历山大帝国的昙花一现和罗马崛起，他的《史记》仍然是罗马帝国初期诸多纪事家（包括特洛古斯和普鲁塔克）的史料来源。珀西多尼乌斯的《史记》可以说直接承接的是厄弗儒斯的《史记》，成书年代更靠近罗马共和国晚期，他讲述了整个地中海周边各民族的历史（小亚细亚、希腊、西班牙、埃及、非洲、高卢、罗马乃至北部民族的历史）。珀西多尼乌斯也是廊下派哲人，由于他的《史记》没有流传下来，今人无从得知这位大哲人如何借助纪事来表达其政治观念，或者其政治观念如何影响了他的纪事。无论如何，今人能够看到的是，在珀律比俄斯和狄俄多儒斯的纪事书中，oikoumenē［天下］已经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具有了政制含义，不再是单纯的地理语词。
希腊化时期的世界想象
由此看来，亚历山大虽然死得过于年轻，他的事功却给西方后世的君王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这就是“天下”帝国的想象。并非偶然的是，恰恰在罗马改为帝制之前和之后这段时期，好些罗马强人热切地imitatio Alexandri[模仿亚历山大]：庞培（Pompeius）连发型都仿亚历山大，凯撒感叹自己与亚历山大相比简直一无所成，安东尼（Marc Anton）甚至发梦也要做又一个亚历山大；奥古斯都佩戴印有亚历山大头像的指环为自己壮志，图拉真皇帝头戴亚历山大式头盔出征，卡拉卡拉（Caracalla）则喜欢穿马其顿服饰。当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恰恰在罗马帝国初期，出现了几种新的亚历山大传。看来，罗马走向帝制之后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文明形态大相径庭的被征服民族“捏合成一个新政治单位”，这需要“天下”帝王具有怎样的德性。
今人能够看到的当时第一部亚历山大传是拉丁语作家儒弗斯（Quintus C. Rufus）的《马其顿大王亚历山大纪事》（Historia Alexandri Magni regis Macedonum，10卷，存后8卷）。按现代史家的分类，儒弗斯的史料通过特洛古斯的《腓力家族史》接续的是克莱塔尔库斯的“通俗版”亚历山大传史源。紧随儒弗斯之后，希腊语作家普罗塔克（Plutarchos，公元40-120年）撰写了两篇演说辞，分别题为《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和《论亚历山大大帝的德性》，后人编入《伦语》合题为《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或德性》（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ete）。后来，普鲁塔克又撰写了篇幅更大的《亚历山大传》，与《凯撒传》并置作为《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的一部分。 据说，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主要依据“官史版”亚历山大传史源，但也不排斥“通俗版”史源，甚至还采用其他“野史”材料。
再接下来就是比普鲁塔克晚半个世纪出生的希腊语纪事家阿里安（Lucius Flavius Arrianus，公元92-175）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作者声称自己凭据的史料主要来自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记叙。在现代的某些古史学家眼中，阿里安的亚历山大传最为可信，称其最为客观地讲述了“真实状况”（truth-status）。其实，阿里安不仅是个史家，也是个军事家甚至“哲人”。 他既崇拜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也渴望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荷马，具有高远的文学抱负。《亚历山大远征记》连书名都模仿色诺芬的《居鲁士远征记》，如果色诺芬的两部关于大小居鲁士王的纪事书在今天看来虚构成分居多，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恐怕也很难被看成符合现代实证史学原则的纪事书。
对比罗马帝国初期的这三部亚历山大传，让我们感兴趣的首先是：拉丁语作家与希腊语作家的政治立场判然有别。儒弗斯对亚历山大极尽挖苦之能事，普鲁塔克和阿里安尽管对亚历山大不无批评或者说不避揭短，却并不挖苦。批评与挖苦在性质上是两回事，即便在今天，挖苦往往也展露的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在儒弗斯笔下，亚历山大的大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这样记叙亚历山大在取得一场攻城略地的胜利后的入城式：
行进在队伍最前列的是盟友们，还有戴着各式各样花环和花冠的皇家步兵大队——笛声和琴声此起彼伏。纵酒狂欢的正规部队乘坐马车紧随其后，每辆马车都尽其所能披上盛装，四周悬挂着精美得不行的甲胄。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和一些同饮者坐在战车上，车上满载金双耳爵和同样是金料制成的豪大酒杯。就这个样子，醉醉颠颠的部队行列行进了竟然整整七天——对被征服者来说，这些个狂饮的家伙们简直算捡来的战利品哦，倘若他们对这些家伙们有哪怕丁点儿起心的话。向赫拉克勒斯保证，只要有千把个脑子没醉的兵勇，就足以将这些在凯旋中滥饮了整整七天的醉鬼统统拿获。世间万物的声誉和犒赏均出自命运的安排。然而，命运却将这支军队的这种不光彩行为也变成了荣耀。无论当时的人们还是后代都感到奇怪，一群喝得烂醉的士兵穿行在尚未被完全征服的民族中间，而野蛮人竟将这种醉醺醺的举动当成了信心十足的表现。（Historiae，9.10.26-28＝第42章，刘锋译文）
可以看到，对于儒弗斯来说，亚历山大的声誉不过是历史“八卦”。与罗马的君王们不同，拉丁语作家对亚历山大王大多没好感：西塞罗把亚历山大视为僭主式帝王（Ad Att.，13.4.2），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把亚历山大与名声狼藉的尼禄（Nero）相提并论（《道德书简》，94.62-63；119.7），诗人卢卡努斯（Marcus Annaeus Lucanus，通常简称Lucan，公元39-65年）骂亚历山大是“疯子”“强盗”，甚至“各族人民的灾星”（Phars.，10.20以下）。与此相反，在希腊语作家笔下，亚历山大则是罗马帝王应该模仿的榜样。
既然有如今所谓“民族情感”的差异，我们恐怕很难指望拉丁语作家和希腊语作家双方都具有如今的实证史学态度。现代的实证史家说：
普鲁塔克总是装模作样地表现出对史料非常挑剔，这是出了名的。但为了达到说教的目的，他自然不可能对亚历山大的事情做全面记录，哪怕是做一个全面归纳。他选择事件时，只是依照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不会按照亚历山大生活的时间和地点。
其实，普鲁塔克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请求读者不要抱怨没有报道笔下人物的所有著名事迹，甚至没有详细报道任何一件事迹，只是简要叙述了大部分事迹。
[1.2]毕竟，我们写的不是纪事，而是人生。最显赫的业迹并非总能揭示德性或劣性，而像一句话或一个玩笑这样的小事，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庞大军团的部署，或围城战役更能显示人物的品性。[1.3]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品性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无需拘泥于人体的其他部分，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借此描绘他们每个人的生平事迹，把他们的辉煌与战功留给别人去写。（《亚历山大传》1.2-3）
实证史学家面临这样的尴尬：他们要找的纪实，古传故书未必感兴趣，古传故书看重的人品，他们也未必感兴趣。政治史学不关心儒弗斯或普鲁塔克或阿里安笔下的亚历山大是否与历史上的亚历山大相符，而是关心这些纪事家如何塑造以及塑造了怎样的亚历山大形象。就此而言，罗马帝国初期的三位亚历山大传中，最值得关注的反倒是普鲁塔克。他的《亚历山大传》虽是短制，却处在一种普遍历史的叙述脉络之中。因为，《对比列传》从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时期讲起（《忒修斯传》与《罗慕洛传》），一直到罗马共和时代晚期（《德米特里乌斯传》与《安东尼传》），覆盖了从希腊到罗马的长程历史，而且采用了比较政治人物的人生及其德性的形式，堪称一部极富特色的普遍历史。《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或德性》尽管是哲学讲辞，不算纪事体作品，毕竟与《亚历山大传》有内在关联。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普鲁塔克在这篇讲辞中借亚历山大形象提出了天下帝国的理想政制观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西方式“大一统”观念今天唯一能见到的古典文本。
余论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今人能够看到的古代晚期最后一部亚历山大传，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则是现代西方人的第一部亚历山大传，其间西方走过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程。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书读起来味同爵蜡，如基扬所说，他的《史学原理》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以啰嗦费解的德语写成的中国式天书”。但是，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读起来却不乏生动。他对整个希腊的态度，用古奇的话来说就是恨铁不成钢：“他相信希腊理应遭受自己的厄运，因为它不能取得统一或[帝国]权力”。
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古奇未必意识到，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传》是一种“普遍历史”式书写，而且他的“普遍历史”视野已经与比如忒俄鹏普斯或阿里安的视野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德罗伊森生活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在《亚历山大大帝传》中，德罗伊森用了近四分之一篇幅讲述希腊-波斯的历史关系（参见中译者编制的“历史背景索引”），但他心目中想的肯定是德意志与欧洲的历史关系。尽管如此，时代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变了，人世的政治本相并没有变。德罗伊森不遗余力地批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内斗，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批判德意志诸邦国之间的内斗。这意味着，对他来说，德意志的统一与当年希腊人的统一是同一个问题。德罗伊森强调“马其顿属于希腊民族”（参见原书页51-54），显然与他对普鲁士王国的期许不无关系。他当然清楚，普鲁士并非德意志民族的本土，而是中古后期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借十字军行动东扩获得的地盘。“普鲁士”原住民是如今波兰北部靠波罗的海为生的部族，从种族上讲与属于斯拉夫族的立陶宛人相近。当时的“普鲁士”属于罗马教廷的“永久产业”，但“普鲁士”的贵族却听命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世纪初，波兰王国起心吞并这个地区，又自觉势单力薄。1225年，波兰公爵致信条顿骑士团请求帮助。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条顿骑士团一直在中欧游荡寻找落脚点，波兰贵族的请求正中下怀。1226年，条顿骑士团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215-1250）达成协议，若夺得普鲁士，骑士团便获得贵族特权。条顿骑士团打赢瑟格纳战役之后（1234年），罗马教廷同意将普鲁士租借给条顿骑士团。但直到半个世纪后（1283年），条顿骑士团才彻底征服普鲁士地区。骑士团进驻普鲁士之后，不再理睬波兰王国，拒绝离开自己征服的这片土地，而是开始清除当地原有风俗，推行日耳曼化，迫使当地人改宗天主教，逐渐把普鲁士变成了一个骑士团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境外最大的德意志人聚居地。波兰王国并不甘心，与立陶宛建立联合王国后，开始夹击这个骑士团国家（1386年）。半个多世纪后（1466年），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被迫宣誓效忠波兰国王，而且最终成了波兰王国的属国（1525）。德意志的老贵族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当选骑士团总团长后，致力让普鲁士摆脱波兰的控制，把普鲁士与勃兰登堡公国拴在一起，组成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1618）。1660年，趁波兰王国被自己的贵族议会制搞得疲弱不堪，普鲁士摆脱了波兰王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宗主权。1701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施行君主制，成为普鲁士王国。随后，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和他的天才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1712-1786，1740 -1786在位，统治长达46年）两位君王的经营下，普鲁士王国崛起为神圣罗马帝国内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国。德罗伊森寄望普鲁士王国成为统一泛德意志的中坚力量，或者他笔下的菲力-亚历山大父子让人联想到弗里德里希父子，自在情理之中。
自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出版（1833）迄今，西方学人写的各色大大小小的亚历山大传不绝如缕，如今还在不断产生。如今的史家在占有史料方面未必比德罗伊森先进多少，德罗伊森所面对过的占卜、天象、释梦等问题，如今的史学家同样没法绕开。实证史学仍在致力分辨史料中的所谓“事实”与“虚构”，并无多大意义。与研究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事件一样，亚历山大研究的关键始终在于：用史料究竟要说明什么。德罗伊森在《亚历山大大帝传》中多次强调，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并非鲁莽之举，他既有“观念”也有“计划”。比如，出兵波斯之前，亚历山大先行在已经掌控的地区施行币制改革，推行因地制宜的政治措施——让当地贵族管理当地，尊重各地传统风俗，军政分权，保护地方联盟使之相互制衡等等（参见中译者编制的“亚历山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及其主导思想简表”）。亚历山大突然病逝前正计划进兵阿拉伯，反过来看，亚历山大进兵何处绝非没头没脑地瞎撞。如果将诸如此类的论述与德罗伊森的《普鲁士史》对观，我们未必不能看出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的写作意图。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与罗马帝国的扩张相关，更明确地说，与教育罗马帝国皇帝相关。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传》与他对普鲁士王国的期许相关，或者说与教育德意志智识人相关。塔恩在二战之后出版的两卷本《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1948），则很可能与他对大英帝国推行的自由民主“梦想”的期许相关。史学从古至今都从属于政治，反过来讲，从属于政治的史学撰述才具有历史生命力。就此而言，无论德罗伊森之后出现了多少亚历山大传，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既不会让人感到过时，也不会变得不可信。
本文为《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中译本前言，注释从略
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
[德] 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著
陈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52.pp
《亚历山大大帝》是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处女作，单卷本首次出版于1833年。四十几年后（1877/78年），暮年的德罗伊森亲自修订此书，并将其与另外两卷后继者史（分别写于1836、1843年）合并，统一定名为《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在德罗伊森眼中，亚历山大大帝绝不是浴血冒进的一介武夫，征战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才是他心之所向，天下大同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死后他创建的帝国随即分崩离析。表面上这是武力制胜的必然悲剧，其背后不可见的精神交融却孕育出坚不可摧的强大生机。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古希腊世界的终结者，而是一个全新文明的开创者。他用激*情挑战着血肉人身的极限，用沉着、自信和无畏，开示出超越尘世的精神力量。如果说英雄成就历史，那么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和他身后百年“希腊化”的种种，就是对这神秘宿命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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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6 09:3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