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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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下篇  “皮黄腔”之流


下篇内容简介：“皮黄腔”之流
  从儒家“祖述尧舜”（21）、《诗经·南风》到《楚辞》，《周易·离卦》与《离骚》的剖析，并通过我自己归纳的《风骚图》及以后朝代文献记载的流传线索，论证儒家文化与楚巫音“鸡鸣歌”的“三音列”关系；到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22）与《风骚图》的联系，证明“风骚即息，汉人代  舆”的历史思想脉络；汉代 改“楚歌曰艳”（23），并以“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发展出《相和歌》与《相和大曲》；三国、魏、晋时代 改称《相和歌》为《西曲歌》，在《西曲歌·江陵乐》中有“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之词，明言“扬（阳）声”之美，只要听到江陵这一带“扬歌”的人，都会停下脚步凝听，听到后个个都赞扬好听；隋、唐、五代将《西曲歌》融入《大曲》、《曲子》；宋代  开始出现为《曲子》填词的《宋词》；在元代的杂剧中，汉代的“楚歌曰艳”之“艳”再次现在记载中。据《中国曲学大辞典》第40页载：“艳段（焰段）……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的‘院本名目’下有《破巢艳》、《打虎艳》”、“拴畜艳段”。到明代，其将元代的《南戏》称谓《传奇》，继续传承“阳歌”别称的“楚歌曰艳”之“艳”；明末清初将“阳（扬）歌”改称“弋阳腔”，实即“歌阳（腔）”的别写，颠倒过来就是“阳歌（腔）”。总之，《南风》、《楚歌》、江汉平原的荆州和襄樊地域，乃至旧称楚调、楚腔、楚曲的汉剧形成，始终没有离开历史记载的视线，直至“皮黄腔”形成集大成的国剧——京剧。

一、舜为什么要“作五弦琴，歌南风”？《南风》中的“鸡鸣歌”有哪些政治    之“道”的功能？



   “鸡”与神鸟“凤凰”有关，因他们都是“知时鸟”。从《山海经》里凡涉及歌乐舞时必提“鸾、凤”，并载“始作乐风”、“爰有百乐歌舞之风”分析，公鸡打鸣的“鸡鸣歌”对《南风》、乃至中国民间的音乐渊源，都起着不可小觑的重要引领作用。最初的权威，可能来源于公鸡的“呜中五音”及通天时的双重功能，再次是它是天然的只要有一只公鸡鸣叫，必然会有后续的公鸡此起彼伏地相应合，类似于人类所谓“仿生学”所说的一唱众合之歌唱形式，古人称这种形式叫“一倡三叹”。基于多种特征和多种人文所需要的因素，于是“鸡鸣歌”成为南方太阳文化信仰之“巫音”的首选和代表根基。
   儒家文化从源头上追溯，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文化。追寻的就是像天地一样，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覆盖，就像四季错综运行，日月交替照耀，万物一起生长而不相妨害，遵循各自的规律而不相违悖。小德如江河浸润，大德敦厚而化育万物，这就是“鸡鸣歌”在天地间之所以一鸣惊人的原因。这也是“南风”、“鸡鸣歌”代表“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象征，追求的理念。
    据《乐记．乐施》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这应该是儒家文化最早的“乐教”记载和说法。从这一史料记载来看，最早将“南风”之“乐”用于政治的是舜帝。舜帝为什么要“弹五弦琴，歌南风”，而不是其它地区的音乐？《南风》中有些什么内涵引起了舜帝的关注与重视？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乐教”？南方的民间音乐在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之视界中，到底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是：
    以“火”之极的太阳为核心的“道统”构成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而论：是因周代天命为五行之“火”，火之极是太阳，太阳与天时有关，而“公鸡”是知道天时的“知时鸟”，故仿“鸡鸣”的“鸡鸣歌”，便成了雄鸡一唱天下白之“上律天时”的载体，加之南方五行为“火”，五音为“徵”，“五常”合“傧鬼神，考制度”的“礼”，ƒ故《南风》自然便成了崇拜“火”的周代之首选，成了“下袭风土”的根据。更是屈原歌颂楚祖炎帝、重黎、祝融、神农等之《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④的根源，亦成为汉代“风骚即息，汉人代舆”的根基，后世“皮黄”之“黄”腔的祖源。
    “鸡鸣歌”是“一唱众和”的演唱形式，这种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应该与公鸡打鸣时，有“一唱众和”的自然现象有关。在自然现象中，鸣更报时的公鸡，只要有一只率先开始鸣叫，便会有更多的公鸡此起彼伏的应和起来，且只要有公鸡的地方，这种应和的鸣叫“和唱”便会产生，犹如“一唱众和”。这应该是仿生性劳动民歌——“鸡鸣歌”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之源。
    仿公鸡打鸣的人文之“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提炼出的政治理念，体现的是一呼百应，同心同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与社会合作意识，这种形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

      《礼记·中庸》，见《传统文化经典》第9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    2《乐记第十九》，见《彩图全解五经》第38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二版。
     3《礼记·礼运》，见《彩图全解五经》第37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10月第二版。
   ④见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网查）


印，认同人应该“合群”的社会“公德”意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谐的精神，营造的是一种一呼百应、同气共力、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团结奋斗的氛围；与天地、阴阳的和谐、尊卑和长幼有序的亲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浓情厚意之社会环境；作为劳动民歌，还有获得在辛勤劳作中的共同娱乐，赶走疲劳的劳动效果。
    “一唱众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体现出社会的目标一致性与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理念。这种“一唱众和”的“公共”效应，和太阳道德与“鸡鸣歌”熏陶出来的“公共道德”理念，及天下为公、心胸光明、公平正义、大公无私、同心同道同德、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健康心态，应该是引起舜关注、重视，并纳入政治范畴，希望达到的治世效果。而“一唱众和”的“和”，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概念之一。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团结，说明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又如在汉代时，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学者经过讨论后，一致通过的《白虎通·卷二》载：
   “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意思是说：王者为什么要崇尚礼和乐？（是因为）要用它来节制喜怒。乐可以用来效仿天，礼可以用来效仿地。人，没有一个不含天地之气，都是有五常人伦的。因此，乐之所以可以用来洗涤，是因为它反抗人心的邪恶；礼之所以可以防止淫逸，是因为它能节制奢侈。所以孝经说：安抚贵族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想要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管用的了。孔子说;乐在宗庙之中，君主与臣下一同听它，那么君臣没有一个会不和睦恭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共同听它，那么乡里百姓就没有一个会不和睦顺从；在家门之内，父子兄弟一同听它，那么没有一个会不相亲相爱。
    然而，《南风》中之“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产生的社会之“和”理念，却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理念，只是其形式中重要的附着功能。“鸡鸣歌”最重要、最根本、最要表现的功能是歌颂太阳的“生生之仁”，强调的是“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自然道德，是万物因太阳而“得以生”的“道”和太阳“无私”之“善”的“德”。所谓“得以生”的“得”，就是“德”的别写，即“德者，得也”的注解说明。此说以《史记•乐记》为证：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叛）之，故身死国亡。”‚
    该文的意思是：所以舜弹奏五弦之琴，唱《南风》之诗，而天下升平；纣王制作《朝歌》北方鄙野的歌曲，结果是身死国亡，舜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那样的宽宏？纣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为什么却又那样狭隘呢？大概就是因为《南风》之诗的主题是属于生长蕃育之音，舜非常爱好这种音乐，爱好与天地自然的心意相同，能得到天下万民的欢心拥戴，所以天下大治。至于《朝歌》，时间上就很不适合,而且“北”有败北的意思，“鄙”是粗鄙的意思，但是纣却非常喜欢这种音乐,与万国人民的心意不同,于是诸侯不愿附从,百姓不愿亲近,天下所有的人都背叛他，所以结果必然是身死国亡。
    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认为，音乐是与国“道”之兴衰息息相关的，即认为“南音”（与“天时”有关的“鸡鸣歌”）乃“生长”之音，而这里提到南、北之音乐的“弘”与“隘”，在古人的思想意识，或谓“国粹”文化中，南方之音乐为同心同德的“生长之音也”，而北方之音为“二人相背”、离心离德的“败北”之音。这种认识，也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风土”根源。
    其实，这种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文化意识流，张扬的就是人应该合群，构成的社会应该和谐，社会要达到“群”的和谐，就必须具有公共道德的意识与行为，而社会的公共道德要靠“礼义仁智信”之“五常”来体现、来维护。所谓“五常”，就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更改的“纲纪”规律。天地万物皆有“律”，或谓“天数”，而音乐之“律”的“音律”，就是“天数”最重要体现之一，是统一“五常”的最好形式。加之音乐亦是“人之常情”，是人类文化不可免除、不可或缺的存在，是勾通人性的最佳方式。再加之“鸡鸣歌”是“通天”的音乐，是“天音”，是“上律天时”的“知时鸟”通报太阳与日之时间的“德禽”，是“和”人心，且同心同德以助“生生”之“仁德”的民间音乐。更加之“鸡鸣歌”是“南风”，南方五行为“火”；“五音”为“徵”，而“徵动心而合正礼”，吻合“天经地义”的所有要求。故《南风》之“鸡鸣歌”成为“人心”所向文化，其本质就是彰显“太阳”文化的意识流，强调自然之“太阳道德”应该构成“人文化”的“公有制”社会。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祖述尧舜”，继承“太阳文化”理念，形成儒家人文伦理体系，通过《南风》之“乐教”构成了“下袭风土”的中国本土人类精神文明之“指南针”。

    网查。
    ‚网查。

    孔子曾对伯鱼说：“你研习过《周南》和《召南》吗？人如果不研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如同脸对着墙壁站着呢！”上述理念，可能就包涵着《周南》和《召南》所要体现的“儒道”之内容。


       二、夏商周三代对《南风》的传承


     传承舜“歌南风”传统的，是夏、商、周三个朝代，如《白虎通·卷二》转载的《明堂记》说：“禹纳蛮夷之乐于太庙。”‚中国将四方的民族分为四种称谓，以示区别：东方的民族称为“夷”；南方的民族称谓“蛮”；西方的民族称谓“戎”；北方的民族称谓“狄”。但有时又将四方统称为“夷”，即“四夷”。故所谓的“蛮夷之乐”，就是《南风》，南方谓“南蛮”，证明在夏禹太庙的祭祀音乐，继承舜的遗风，使用的也是南方的《南风》之乐，和相应的政治理念。
    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相因袭的，夏代的“忠”与太阳的“公”之“德”是相通的，且因太阳和“公”，又引出“无私”，继而根据“公”与“私”又引申出“善恶观”。例如《左传》载：“以私害公，非忠也。”在《管子·形势解》中记载：“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在后来的《忠经·天地神明》中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百物生，人无私大享贞。”可见，如果历史上真有夏朝存在的话，这个“忠”还是以太阳之“德”为信仰依据形成的文化理念。
    孔子曾说：“ 殷困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围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ƒ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三教先忠”。周代之“文”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既是继承使然，更是因为周代的“天命”为“火”，五行之“火”方位在《周易》确定的“南方”，并强调“唯南合于雅”，实是在贯彻“徵动心而合正礼”的音乐代“道”理念。而“礼”的形成，则是根源于周代的“天命”，是根据“傧鬼神，考制度”形成的“火道”之“礼乐”构成的“乐教”。
    继承《南风》之“火道”音乐的是“楚歌”。“楚歌”的闻名是有楚国之后，随着楚国的影响而取代《南风》的。这个转换过程通过典故《南冠楚囚》④可见一斑。《南冠楚囚》典故中记载的是钟仪“操南音”，后来演变为《钟仪楚奏》⑤成语。钟仪从“操南风”变为“楚奏”，证明它们是同指，也是后来构成“风骚”之辞的根源，说明“风骚”是西周早期和战国晚期之不同时代，对民间音乐《南风》的称谓之传承过渡。（因篇幅所限，此处从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