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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一）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三、“骚体诗”《楚辞》对“鸡鸣歌”的传承
“鸡鸣歌”又叫“阳（扬）歌”、“薅草歌”，阳歌之名源于古河流“阳水”。根据古代常以方国名、方位名、河流名概冠某地域民歌的观点，愚认为“扬歌”当属阳（杨）水一带居住的粤人所唱的民歌，故谓之“阳（扬）歌”。
“阳（扬）歌”是《楚辞》中屈原、宋玉津津乐道的民歌，在《楚辞》中频繁地出现达四次之多。如在屈原的《招魂》中有：“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屈原的《大招》中有：“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在屈原的《少司命》中载有：“晞女发兮阳之阿。”宋玉在《对楚王问》中亦载有：“ ……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
从《扬荷》、《扬阿》、《阳阿》的记载分析系为同指，证明江汉平原的“扬（阳）歌”在楚民歌的“家族”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不然其在楚辞中出现的频律不会如此
《论语·阳货》第十章。（网查）
‚ 网查
ƒ《论语·为政篇》（网查）
④《左传·成公九年》
⑤三国·魏·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之高。同时也说明屈原、宋玉对当时称“扬歌”的“鸡鸣歌”是非常熟悉且格外重视，并有其特殊感情的。而这种《楚辞》中称为“扬（阳）歌”的史载，就是被后世的清代误传称为江西的“弋阳腔”之本源。（详论见后）
《楚辞》又称“骚体诗”，其名得于《楚辞》代表性诗篇《离骚》之“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楚辞·离骚》之“离”与称为“阳歌”的“鸡鸣歌”，有拙撰写的《试论<离骚>之“离”》（1997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1期。）而从略。
现将《周易》“离卦”与《离骚》之“离”和“鸡鸣歌”的对应综合表分列如下：
http://www.qjren.com/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6680/wps1.png
综合上表，既然“离卦”为“鸡”，“阳（扬）歌”的音乐旋律酷似“鸡鸣歌”，屈原、宋玉亦津津乐道“扬（阳）歌”，加之“鸡”是代表楚国的“离卦”之卦象，犹如楚国的国徽，且与楚风楚俗、巫觋、崇尚有血肉联系，更有楚国法典在命名上有《鸡次之典》与《离次之典》的一字之别为佐证。故我认为：《离骚》、“扬歌”、“鸡鸣歌”当属一串有内在联系的珍宝链，具有极高的学术探讨价值。
关于《离骚》之“离”的注释，根据上述论证，我认为应改为：屈原用楚地之歌，借“鸡唱”之喉，晓喻人神，明已唯美是求之心志，也鸣天人之不平；以一腔赤诚之火，咒残民误国的奸妄之流，亦怨楚怀王之昏听；祷神念祖，忧楚国之社稷将倾，纵挂满香草玉佩修身美灵，亦难抚其报国无门的苦恋苦愁之心。又据“鸡亦作离”，故《离骚》亦可称为《鸡骚》或美称为《凤骚》；《离卦》为楚国的国徽，故《离骚》又可称《楚骚》。
四、《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对项羽、刘邦和汉代《相和大曲》形成的影响
周代的江汉平原，当时以古阳水闻名的潜江“鸡鸣歌”为《诗经·南风》列于国风首篇，其声名自不言而喻。在战国末期，屈宋之《楚辞》又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令江汉平原之潜江民歌声振环宇。在楚汉相争时期，当时潜江的楚歌又再露峥嵘，令《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成为楚汉相争的落幕曲。《四面楚歌》之“楚歌”对项羽而言可谓是丧钟；但对汉高祖刘邦而言，则是凯歌。据《汉书·礼乐志》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就是对此论的最好注解。
“四面楚歌”源于《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候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东汉写《风俗通义》的应昭在此载后夹注曰：“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东汉应劭生活的时代距楚汉相争的时代不远，且是写《风俗通义》之人，这一记载当准确可信。颜师古在《正义》一文中亦持此论，只是对个别措词在应昭的夹注后，提出自己见解并纠正说：
“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 《史记•项羽本纪》按语云：“颜说是也。”‚
在颜师古的文意中，他所认为的“鸡鸣时”，大约是指未经加工成“歌”的原始“鸡鸣”，因此他对应劭的记载质问地说：“刘邦和戚夫人跳楚舞，自作词用楚歌来演唱，难道说象公鸡打鸣报时吗？”而我却认为，这是文人在“打文字官司”，从音乐的角度来说，颜师古还有断章取义之嫌。其实应劭首先说了“鸡鸣歌”，而后是对“鸡鸣歌”的音乐形态进行注解，即“鸡鸣歌”是以“鸡鸣时”为音乐原型而形成的“歌”。同时，应劭的这一记载珍贵之处，还在于他提供了二条重要的信息：1、告知“楚歌”唱的是“鸡鸣歌”；2、“楚歌有很多象公鸡鸣叫的歌。”这就是说，“楚歌”以“鸡鸣歌”为主，或为楚歌的典型代表音乐形态。
对古老的楚歌——“鸡鸣歌”的记载，还见于写《汉书》的班固之《咏史》诗中，该文在记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父罪而请求卖身为婢的故事中写道：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其中汉代的“思古”二字，就足可见“鸡鸣歌”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其历史可追溯到“古风国”与舜在古风国“作五弦之琴，歌南风”。
楚霸王项羽之威名，和与其共生的许多成语典故，让人心生“战神”一样的敬畏，如《破釜沉舟》、《作壁上观》、《四面楚歌》、《霸王别姬》、“无颜过江东”、《乌江自刎》等等。 对项羽的神勇，我印象最深的是钜鹿之战。看到项羽与秦军大战的震憾场面，无不惊心胆颤。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生动的描述，在巨鹿的《破釜沉舟》战斗结束后，项羽召见诸侯，那些嗜杀成性、眼高于顶的诸侯，都是跪着双膝（“膝行”）爬进项羽营帐的，诸侯们
《汉书·礼乐志》（网查）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第379页，夹注3。中华书局出版。
在接受项羽召见时，甚至于连头都不敢抬起来，这是“杀神”一样撕心裂肺的震慑，对英雄崇敬得胆颤心惊一样的诚服。可见这种如战神般威猛的憾慑，虽然只是从侧面用笔，通过写诸侯军的观望、恐惧、畏服，却把一个铁骨铮铮的八尺大汉顶天立地的形象，有声有色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又如项羽被围困在垓下时，其为了鼓舞士气，曾多次冲下山去，杀死刘邦的大将和士兵，汉军见到他冲来，都吓得象草木一样随风倒伏。然而，这样一位战神一样的人物，却在《四面楚歌》中崩溃了，放弃了拼斗。这位战神项羽，以英雄式地自刎而死，抬高了《四面楚歌》之“鸡鸣歌”的地位。
然而，败兵之将项羽对“鸡鸣歌”的抬高毕竟是有限的。真正抬高“楚歌”的是刘邦，因为“楚歌”是刘邦战胜“战神”项羽的凯歌，也是刘邦得天下的天兆，这是与当时信仰谶纬的联系，让“鸡鸣歌”更加神圣起来，怪诞起来，在汉代，“鸡鸣歌”的地位崇高得也无以复加起来。想起“战神”项羽在“楚歌”中雄心崩溃，看到刘邦得天下之现实，联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结合唱“鸡鸣歌”导致项羽不愿意求生而渡过乌江，不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东山再起，而以自刎结束楚汉相争，将打下的江山拱手献给刘邦的现实，当时的天下人都认为：这是“天意”、“天音”——“鸡鸣歌”的功劳。刘邦在大泽中斩杀大蛇，体现“赤帝子杀白帝子”而得天下的“天兆”与符印，《四面楚歌》之“楚歌”则进一步地诠释了“赤帝杀白帝”的“天兆”，成全了“鸡鸣歌”正式亮相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汉代的“国歌”，成了刘邦和皇家的宠儿。一想起《四面楚歌》在垓下发挥的作用和项羽的自刎，刘邦和汉军的得意洋洋就不言而喻，其手舞足蹈，兴奋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据《汉书·礼乐志》载：“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这便是这种得意洋洋心态的描绘写照，更是“相和”二字在西汉时期最早的史载，还是汉代《相和大曲》的起源。而从用楚歌“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就可见：
1、汉高祖刘邦亲自作诗，用“鸡鸣歌”教一百二十个儿童进行领唱、和唱，证明了刘邦的得意洋洋，其有不言而喻地手舞足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心态。；
2、在这种形式之下，出现了因刘邦教儿童唱“鸡鸣歌”而形成“相和”的最早记载，证明“鸡鸣歌”是汉代《相和歌》的形成之源。
3、“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也必然在汉代的全国推广，相关的政治理念也必然随之传承，并成为儒家念念不忘的根据。
同时，汉代皇家凡有《房中乐》的歌乐，必唱“楚歌”——“鸡鸣歌”；普天同庆，凡有歌乐，必唱“楚歌”——“鸡鸣歌”。因为唱“鸡鸣歌”，就是在唱得胜的凯歌，就是在唱“天意之乐”。由于“鸡鸣歌”是“一唱众和”的，于是，在汉代产生了“相和歌”，又叫《相和大曲》。所谓《相和大曲》，又称“套曲”，就是很多的歌曲串连在一起演唱。而在唱《相和大曲》时，被称为“（楚歌曰）艳”的“鸡鸣歌”必然要放在最前面，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型的音乐会，电台每日的广播第一开头的就是《东方红》，汉代的音乐开头就是“鸡鸣歌”。所以，《汉书·礼乐志》记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鸡鸣歌”就是汉高祖刘邦“乐其所生”的歌，也是“礼不忘本”的歌，所以“高祖乐楚声”也是理所当然的必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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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4 15:0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