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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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五）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十一、结      论


   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然中人的认识，从伏羲的“先天八卦”产生就开始了，只不过发展到周代，儒家通过《周易》，让这种认识归结到了形而上学之“道统”的传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祖先最主要认识到的，就是一套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律，或者叫自然的“道”律构成的自然之“教”律: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律”自然之“法”，或谓是中国人早期最朴实的人文“宪法”。在这一套基于自然法则而形成的“法律”性人文规则中，人们可以得到一种对人的认识，继而经过考察和反思，来了解人生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核心文化，实现人的价值，来达到在社会中之人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儒家在从自然法律的认知中，发展到对礼、乐和效“法”的认识，并反映到人要考虑到共同生活的“群”（人能群，即社会），进而要达到共同生活、共同高尚的目的。而“皮黄腔”乃至最终形成的国粹——京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周易·离卦》来实现儒家的“乐教”之“法”，构成“天人合一”之“律”，实践“替天行道”的文化传统“法律”范式。这是一个理性的形式，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系统性表达方式，更是一个在“火”和“太阳”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格物、致知”，产生的形而上学之哲学性宗教，以效“法”自然的精典范例。由此也可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
   皮黄腔从源到流，直到国剧——京剧的形成，反映的是《尚书·皋陶谟》载帝舜在位时，三苗逆命，派禹往征，以军力威胁之而不服；舜乃改为“诞敷文德”，以德服之，”通过“舞干羽于两阶”，导致“七旬有苗格”，即过了七十天（亦说为三年）后，三苗自愿诚服而来朝拜的“乐教”形成过程。推崇的是人类要以德服人，要御之有道。实践证明，中国人的祖先早就认识到：各民族之间并非只有依靠野蛮的武力或戾气、残忍或杀戮、强制性掠夺之损人利己等违背生生之仁的手段才能征服对方。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道”者必有“德”，而要以“德”服“人心”才是“天国”的正道。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则是从反面获得的认知与道理。中国人认识、奉行的这种天地之“教”，形成的“天、地、人”之“三才”文化，概括起来，就是用“炎黄子孙”表述的，也是以“天人合一”为载体表达的文化。
   中华民族产生“乐教”性京剧的本质，反映的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歌舞进行南、北民族文化沟通，形成以德服人，达到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合，再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对经历史检验而永不分裂的中华民族之形成说明：中国文化从聚落到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直到国家形成的发展模式中，产生了以“舞干羽于两阶”的“以德服人”之“乐教”形式。这种形式在“阳”为“德”，“阴”为“刑”的两条道路格式中，中国人选择了以“阳”之“公” 为“礼”主导的“道德”理念体系，并通过阴阳五行与方位音乐结合，依附《周易·离卦》，用卦象“鸡”之“鸡鸣歌”作为“诞敷文德”的传承载体，以“南夷之乐持羽舞”为儒家崇拜“火”的根基，以“南”代“道”，形成有纲领、定名定制，构成“皮黄腔”的形成框架，并经过历史的千百年融化而形成的文质彬彬、雅俗共赏的乐教体系。同时，从“舞干羽于两阶”，到“南北曲”，再到皮黄腔，直至京剧形成的过程，亦如北宋大家张载总结中国人类精神文明坐标时所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中国“乐教”性京剧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人经过数千年持之以恒的凝聚，而践行和呈现这一精神坐标的过程。
从方位上说，所谓的“皮黄腔”,就是从中国地理纬度上反映的“南北腔”，准确地说，“皮黄腔”就是包括南、中、北三个方位一体的音乐，严格地说，是东、南、西、北、中五位一体的音乐。这种体系以传统音乐的五音和儒家的五常之德结合，构成以南、中、北为主轴的艺术载体。同时，这也是中国人以太阳之“公”，叫“天下为公”作为人类生存道路的选择。这便是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核心实质。
    皮黄腔是炎黄子孙的音乐文化，也是南北中融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通过“徵动心而合正礼”反映礼仪之邦的“乐教”，用“乐所修其内，礼所修其外”构成表里如一的个人人格修养之哲学性宗教文化。
    中国的这种“乐教”是通过自然的“鸡鸣”形成“德禽”之“歌”，结合太阳与季节时空形成中国人的三观和核心文化的“形而上学”之哲学性宗教音乐，也是中国人道德的形成宗源。其形式就是始于舜帝的“舞干羽于两阶”，“以德服人”的传承和发展。这也是皮黄腔之源，儒家“乐教”的核心构成的是——“形而上学”的“太阳教”。这种形式，打破了哲学与宗教是水火不容的两个领域，形象而巧妙地通过“皮黄腔”之“黄”，实现了“火”引“铁”锅而煎“水”的“引商刻（克）羽”之完美融通，让哲学与宗教、乃至自然之法律、人类精神的指南，统统天衣无缝地通过皮黄腔形成的京剧呈现出来。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也是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精义所在。
    “皮黄腔”对人体而言是“五脏”之乐，对音乐是“五音”之乐，对道德是“五常”之乐。用阴阳语言表示则是《周易》的“坎卦”（五音为“la”）和“离卦”（五音为“sol”）构成的“皮黄腔”音乐太极图，这种太极图用文字表达是：南方以“离”经卦为内卦（五音为“sol”）;“坎”之客体（即“鱼眼）为外卦，（五音为“la”）构成六爻的“既济”卦，其人类音乐文化的含义是为“继往”；北方以“坎”经卦为内卦（五音为“la”），客体“离”经卦（即“鱼眼）为外卦（五音为“sol”），构成六爻的“未济”卦，其人类音乐文化和含义是为“开来”；中间的“S”线是“中土”，则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这样，由南方的“既济”卦、中原的“坤卦”、北方的“未济”卦构成的主轴文化用文字表述，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也是《周易》以《乾卦》和《坤卦》开始，以《坎卦》和《离卦》为“上经”的最后两卦而居中；结尾则是《既济卦》和《未济卦》的《周易》构成的“天、地、水、火”之逻辑排列。证明“皮黄腔”反映的中国儒家之“乐教”，就是用“炎黄子孙”之“乐教”表达的一部完整《周易》的浓缩版。这种浓缩版的《周易》对京剧而言，在音乐上体现的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精神，且其完美还表现在内容与形式对上述所有理念的精纯统一。
    从《楚歌》之“鸡鸣歌”到京剧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磨合，各朝代音乐匠人的精心雕琢，也经历了由野到文，由俗到雅，直至文质彬彬的变化过程，令“皮黄腔”的集大成者——京剧成了文野具呈，雅俗共赏的“南北曲”之艺术精品。这种“南北曲”合流形成的“皮黄腔”之“乐教”，其音乐在挂联五方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五脏相依，平衡协调，和谐共存而形成的炎黄子孙之乐，构成天人合一的天籁之音。
    “皮黄腔”是在“三教先忠”的道统中，以“文”的形式定格，构成的儒家文化之礼乐，或谓“郁郁乎文哉”的乐教形成的南腔北调融合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和精神文明崇拜的载体，亦是儒家在形而上学之太阳道德崇拜上的载体。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质朴胜过了文采就显得粗陋，文采胜过了质朴就显得花哨。只有两者搭配适宜，才是君子。而中国的京剧，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艺术和君子之乐的宗教典范，也是中国为“礼仪之邦”的形象代言。
    中国人认识的一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一生，其意思也包涵着个人的一生即替天行道的一生，要用道德和“乐教”之道看待人生，同时还要正确地面对人的生死，尤如看待日起日落、日夜交替般自然而然。但无论如何，人生都要具有潇洒走一回的心态，到老至死都要具有鼓缶高歌的慷慨情怀。因为“天命”之“性”决定人生的命运，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天命”之“性”的指导下“替天行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是为了“天下大同”、为“生生之仁”、为“天下苍生”的正义事业而死，何憾之有？！而皮黄腔所传承的，就是这种人生哲理和道德宗教信仰。京剧则是“乐教”传教的艺术巅峰，看京剧也是在看人生，学做人，理解人生，接受道德与人生三观和儒家核心文化的“礼”之“公”正能量，正确对待人生，以“乐”的宗教心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体现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礼”必有“乐”。“礼乐”就是中国道德的特色“乐教”。礼乐的分工是“乐所修其内也，礼所修其外也”。中国的历史从未间断，在“道统”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乐教”就是中国特色的礼仪之邦形成的认识范式。这种范式一直是在政治、权力、帝王、圣人、君子、先贤、名流所认同的“天经地义”中，秉承“炎黄子孙”的内涵，践行“天人合一”理念，奉行“礼仪之邦”宗旨的过程。故而，“礼乐”既是帝王的艺术，也是民间的风俗。
    从对“皮黄腔”源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式和框架中，体现出的“道”是“立乐之方”的本源，而皮黄腔就是中国礼乐的传承载体和“道”的体现。从“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角度看京剧的“皮黄腔”，“皮”就是“阴腔”，“黄”就是“阳腔”，集大成的京剧皮黄腔就是一幅通过音乐反映的阴阳“太极图”；从方位与音乐融合的角度看：南方为五声音阶；中原是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变宫”的“六声”；北方是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叠加“变宫”和“清角”的“七声”主体特色之地方音乐融合关系。京剧的皮黄腔就是《周易·离卦》之“南腔北调”大一统，以西皮主外相，二黄、反二黄主内心之“向阳”精神。皮黄腔以“诞敷文德”的“舞干羽于两阶”为形式，突显“火道”的《南风》、《楚辞》、《四面楚歌》、“楚歌曰艳”、《相和大曲》、“荆楚西声”等，传承历史所集中反映的古老荆楚“三声腔”之“鸡鸣歌”为“德音”，将中国文化格式的“阳”为“德”（“阴”为“刑”），通过“德禽”的“公鸡”之“鸣”进行人文化方式形成“黄腔”，反映出儒家向往光明的太阳之崇拜情结，通过对太阳的形而上学和“礼”的“傧鬼神，考制度”，构成的哲学性宗教音乐。这种哲学性自然宗教形成的方法，儒家叫“格物”、“致知”；道家和《易经》则称“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而儒家的形而上学之哲学形成的“礼”，是带有“傧鬼神，考制度”之宗教性的，所以由“鸡鸣歌”构成的崇“阳”之“礼乐”，或谓“乐教”的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的哲学性宗教音乐，而“礼仪之邦”，则是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之“乐教”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皮黄腔的崇阳尚德之形而上学不仅在音乐上以“德禽”之声的“鸡鸣歌”形式为载体，而且在戏曲内容上也是“文以载道”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如其主导思想通过文学剧本反映的，就是儒家普世的天下为公、光明磊落、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德和理服人等等正能量的社会公德与相关之意识形态，还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学说和公义与私利的辩证关系。故欣赏中国的“乐教”，应该具备相应的“公德”宗教心理。
    皮黄腔作为“诞敷文德”的“乐教”，既是一种“天地之道”的载体，也是古代政治思想统治的载体，这就是音乐、文化形式的“以德治国”。故儒家以“乐教”为“修道之谓教”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体现的是——太阳信仰之道德崇拜，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可以说是“政教合一”、“政道合一”、“政乐合一”，乃至“政德合一”。而其中的“教、道、乐、德”四个字，通过儒家崇拜的“阳”为“德”，这一“天下为公”不为“私”之文化格式理解，是属于相通的文化体系。这就是“礼仪之邦”通过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反映多角度之“礼”为“公”解释的潜在内涵，同时也是“皮黄腔”所传承的“天人合一”之内涵和相关的逻辑。
    卡莱尔先生曾经在《中央王国》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由此可见，“礼”对中国来说，是全方位的，但仅从音乐上来说，就是“乐教”，就是“徵动心而合正礼”，就是“皮黄腔”的“黄”，更是“皮黄腔”的综合精神——“天下为公”之五湖四海的同心同德。而京剧就是中国人献给全世界的音乐礼物，且是中国正宗“礼仪之邦”最完美的载体。
    中国人要做人，就要看京剧！外国人想了解中国，也要看京剧！看这个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礼乐”之“教”，看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形而上学的哲学性宗教构成的——“乐教”的宗旨与精神，看中国“儒教”的教义教规与戒条，看中国人的心灵与境界，看中国人为人处事之信条，看中国人的是非观与褒贬观，看中国人的人心向往与所属，看中国人的核心文化与“三观”追求，等等、等等，要看的内容太多，一言难尽。
    “皮黄腔”在五行上为“天（火）、地、水”，其潜隐的道德构成的人文理念，就是我们“口头禅”常常说到的：天德（太阳之德）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土德之“厚德载物”；水德之“尽善尽美”。这三者就是由“皮黄腔”之“乐教”构成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精神精华和魂魄，也是中国特色之“公德”要突显的要旨。
    善哉！皮黄腔。美哉！国粹——京剧。尽善尽美哉！中国人通过对“水、火、土”进行“格物、致知”而演绎的形而上学之“自然道教”——“乐教”——皮黄腔——京剧——礼仪之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