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成就
" ]8 T( R/ ?% N( x9 {# c7 [' [ 严复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两类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论文章;二是他所翻译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尤以后者为典型。在严复看来,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决不在“汽机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所在,所以,他不仅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等,还介绍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样,严复的翻译,其意义不仅超过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对西方天文水利知识的介绍;同时也超过洋务派、维新派有选择的支离破碎的译书活动。不仅如此,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它们或对名物做诠释;或对原书观念做补充与纠正;或对国内外实际问题提出见解,突出地反映着严复的政治倾向,强烈地表现着他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体现了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思想精华,特别值得重视。 G7 }& [% n; L$ H
(一)维新以救国的政治主张 严复具有突出的政治热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动,都可以视为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政治斗争方式。这一点,不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现,就是从他所翻译的著作序言、译例、案语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如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学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从他对所译西方著作的取舍中,更能看出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在他的译著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只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序论与本论两章;至于《穆勒名学》则尚不及原书之半。这种选择反映出,严复一方面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之强盛的根本即社会政制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将西方学术著作中,他认为最切合中国现实状况者,视其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介绍给国人。 在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严复的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主张变法维新。这一认识主要体现于他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以及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经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了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严复开始对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怀疑进而加以明确的否定,认为其结果只能类于“淮桔为枳”,并不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人们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潮流,采取积极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种强国,免于覆亡的危险。“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而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政策来平息动乱,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用科举制度来牢笼天下,防民造反;用闭关自守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则抱着对外国的成见,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对外国的侵略束手无策,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强兵之术与民主制度,顺从“浩浩成江河”的天下形势,否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论世变之亟》)。严复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工具,最重要者是进化论。通过《天演论》的翻译,严复告诉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古以来万物适用的公理,如果再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必将为“天演”公例所淘汰,到那时中华民族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严复提出了救国的根本出路:第一是“鼓民力”。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那么国家要富强,先要人民的体力强健,才可以和外族竞争。因为一切兵战学术都需要强健的体魄。第二是“开民智”。这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科学方法。中国人让六七岁童子就读高深的哲理,对于开发智慧毫无用处。就是科举、考据、词章、义理、心性之学也非真知识。相反,这些东西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锢智慧、滋游手、坏心术等严重后果。因而要废除科举取士的八股制度,设学堂,讲西学,以研究自然、注重实验为主。第三是“新民德”。中国的教育只限于少数士人享受,其他的农工商贾各阶层都没有受良好的教育机会,所以德育根本谈不到。因此,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代替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把教育真正普及到大众中间。第四是“立宪政治”。其主要措施包括乡举里选与土著为吏两个方面。所谓乡举里选,就是由民间选出代表来设立议院,决定一切人材的使用,法制的废立都由民意为标准;土著为吏就是地主自治,使一地方的人自己推举代表来管理当地的政治,养成百姓自治的能力。而在这四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重要。只有老老实实从“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从全民族的教育即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上着手,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强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在《辟韩》篇中,严复对韩愈的名著《原道》所提出的君主起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首先有力地批驳了韩愈宣扬的“圣人”万能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初起之时,如果存在“圣人”的话,那么他们都必须是野兽而不是人,否则必然遭到自然界的伤害而夭亡;其次,《辟韩》还批判了韩愈关于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指出,老百姓是从事生产,互通有无,共同生活的,决不是只为了供养国君。君和臣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置的,国君和大臣如果不能实现为民除害的使命,就应该被抛弃,并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揭露封建君主“窃国大盗”的本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原道》在揭示古代社会国家产生、发展的进程方面,不无理论价值;而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但严复的论述,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与历史观念的否定,这在当时不啻为震天的惊雷,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在《救亡决论》中,他就劝光绪皇帝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的晚年,由于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地位的缘故,变得尤为突出。 第三,与反对专制相应,严复对民权(民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提出西方人民知道政府为人民办事,所以“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原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是自由的,有权力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早期翻译《原富》中的一段按语。在翻译《法意》时,这个原则仍没有变。他说:“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他还通过《法意》一书的翻译,集中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三权分立”的学说,与封建帝王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不仅给欧洲的法国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它被介绍到中国来,无疑也在客观上否定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总而言之,为了抵御外国侵略,为了宣传变法维新,必须找到一些理论武器。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念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严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站在时代前列,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表达了人民救亡图存的愿望。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根本立场的限制,严复在具体地分析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理论上的折衷与调和。 - ?9 G& N, x&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