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后缀学

郭志成

ab11bc 发表于 2022-3-31 07:13
《易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是中华文化起源的源头。《周易》的产生无疑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建设传承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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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1）顺势而为（一）系统论新解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1 10:48 已读 2077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五节：顺势而为（注：这一节前半部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是”判断范畴的讨论，原本是放在上卷的，但考虑到整个主题的连贯性，最后决定移到下卷，因此这一节的篇幅较长。）
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
这十个字蕴含的模糊性让其表面上没有什么意思。但“读懂”了“非”判断意境的人就会认为当中“大有意思”。
这十个字里前六个字合成的意思是：随遇而安。
这十个字里后六个字合成的意思是：随波逐流。
在强调个性、讲求独立、争取个人权利、力争上游的现代社会里，无论是“随遇而安”还是“随波逐流”，都带有贬义，因其表面消极的字义而被质疑。我们不甘于随遇而安；我们不屑于随波逐流；我们自以为可以“中流砥柱”甚至是“逆水行舟”。但我们可曾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是”判断，都离不开“非”判断的“撑腰”。任何“自定义是”判断的自定义真实，俱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离开了真实，自定义真实就烟消云散。
我们始终处在“逻辑混沌”的真实之中，我们始终在随遇而安，始终在随波逐流，只不过我们的思维“不愿意承认”而已。
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的本真状态的此在，始终是建立在他适应（排他性）意义上的“生存”而并非真正的“本真”，故而总是因“不得不自适应”而“烦”。
真实状态是真实的反映。
但真实状态不等价于真实。
真实，不可观察，不可描述。
但反映真实的状态——我在，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并且，我们可以把对真实状态的感觉，在“是”判断语境中“描述”出来。我们对真实状态感觉的描述，叫做“势”（问题是，因为“天生”的自定义，我们感觉到的“势”，始终是“变了样的”。这一节最后会讨论如何运用“变了样的势”）。
于是，“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这十个“没有什么意思” 的字组，其前后六个字的合成分别都带有贬义的“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共同再合成之后的意思，就变成带有了“褒义”。
合成之后带有褒义的意思，也有一个成语表达，叫做：顺势而为。
于是，“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这十个“没有什么意思” 的字组，就有了“实用性”的价值观内涵。
然而，顺势而为，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要认真解释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要真正（在“非”判断意境里）觉悟并行之于实践就更不容易，在“是”判断语境的“现实”里其实是“绝无可能”实现。因为自定义真实关系，我们总是“后知后觉”，我们所顺的“势”，永远都是“变了样”后“慢半拍”的“势”。
以“非”判断意境“意会”的“顺势而为”是：每一个共时性的当下都没有值（无为），其值（无不为）体现在历时性之中——“非”判断意境里的历时性不是辩证逻辑的“曾经”，而是具有“大局”乃至“全局”的内涵（后面会为“顺势而为”下一个“非”判断意境下的定义）。
这一节接下来的内容，笔者首先会结合系统学理论，为读者详释“是”判断语境所理解（理会）的“顺势而为”，然后尝试探讨“非”判断意境里（意会）的“顺势而为”。

一，“是”判断语境里的顺势而为：
完善或完美，皆是意味着终极性质的可持续。可持续什么？“是”判断模式可持续的，必须有“值”，有值则必然表现出形式。“形式”，在系统学中称为“有序”（人类对“永动机”的妄想、对“天堂”的向往，就是妄图实现终极性质可持续的有序）。
科学界认为：对事物进行孤立考察时，此事物可看作是集合中的元素。
但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孤立的元素，这些理论上孤立的元素在现实中一定是与外部有关联，这些关联都可以简化为某些变量及反映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某些方程所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就形成系统。同理。元素本身相对于其内部也自成系统。相对于一个系统的元素被称为这个系统的要素。系统是任何相互依存并能产生互动的不同的要素所形成的整体，这个成为系统的整体同时也作为“子”系统构成其它系统的部分或成为其它整体的“子”整体。如此理解，则系统普遍存在于宇宙中，从基本粒子到星系、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系统无处不在。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系统学真正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因为科学家们发现，系统学包含的内涵，更能客观科学地反映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当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系统科学研究的精髓。
学术界对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系统的功能性，即如何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使系统更完善以令系统功能变得可持续及更强大的研究。
在系统论中，功能表达为“涌现（或叫做突现emergence）”的现象（“涌现”一词源自于近代英国逻辑学家密尔的“异质定律”）。
“涌现”是指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不同的结构方式、不同的互激作用，会形成一个自动协调、互相催化的“自组织共同体”，从而令系统的整体产生出与系统要素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大大不同的，“母系统大于其子系统的简单相加”或“母系统功能大于其子系统功能的简单相加”的新质或新特征。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论认为：简单的混合不能产生整体涌现性，整体涌现性是系统的组成成分之间因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激发出来的相干效应，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结果。
例如：低温之下大气中的水分子会“涌现”出性质有所不同的多层六边形网格状排列的冰晶。这些冰晶通常又会“涌现”出构造错综复杂的六角形雪花。大量小灯泡刻意排列的霓虹灯可“涌现”出文字或图案的效应。分子或大分子会“涌现”出原子所不具备的作用力、氢键或疏水效应。中外古代优秀的军事家，能够通过所谓的阵法，令军团“涌现”出比同样人数却各自为战时大得多的战斗力。至于人体这个系统，所“涌现”出来的复杂特征就更不是组成人体的各种细胞可比拟的了。而地球上整个的生态系统，更令身处当中的人类，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神奇。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质或新特征，意味着如果把整体分解还原，“新质新特征”往往就消失了，因此涌现性又可理解为“非还原性”，也称为“非加和性”（取决于讨论的面向）。反之，如果某个整体等于其所有部分之和，就称这个整体具有还原性（也称加和性）。
例如：一块冰晶中的水分子数量，必定是这块冰晶所有水分子的总和，这就是加和性或称还原性。但一块冰晶分解后的水分子，并没有六边形网格排列的特征，这是冰晶的非加和性（非还原性）；组成霓虹灯的灯泡总量一定是组成这个霓虹灯的所有灯泡的总和，这是加和性；霓虹灯的光电原理和当中每一粒灯泡的光电原理是相同的，这是还原性。但组成霓虹灯后的文字或图案效应，却不能在一粒灯泡上出现，这是非还原性。
因此，加和性（还原性）与非加和性（非还原性）都属于整体属性。系统性是加和性与非加和性（还原性与非还原性）的辩证统一，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的描述或研究，都不能完整地认识一个系统。
在医学界里有关中西医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人认为，中医缺少现代科学依据，因此是一门过时的学科，应该被淘汰，完全让位于西医。但实际上，中西医双方都存在着问题：西医已过于侧重于追求系统的还原性，分支越来越精细，结果造成当中颇有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感。而中医的思维正好相反，传统的中医以藏像经络为原则，制定出种种基于病因病机理论为基础的标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辩证地研究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求因、求机、申因、申机，继而论治。问题是状态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即状态有着非还原性，绝不能像西医那样进行静态的解剖后说出个所以然来。因此研究状态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给人一种过于玄妙的虚无感，令现代人对其敬而远之。现代的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已经偏向于西医精细的还原性，而中医部分，只剩下原有体系中属于人类认知初级阶段的“经验之谈”。中医时下的局面，实在是令人唏嘘。
以上内容是关于正统系统学的简单概述。笔者认为，系统根本性的原理，及功能的强大、完善及可持续，与系统的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和持续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正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系统性”的论述，某些观点也存在着谬误。
因此接下来笔者会尝试用《逻辑后缀学》的原理，对有关系统理论作一些修正及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系统论赋予新的内涵。
事物因“是”判断逻辑属性都有系统性的表现。但系统的本质，则应该从“非”判断的范畴里探索。
本文笔者认为，在“是”判断范畴，任何事物即使是简单的混合，都具有系统性，只是此时的系统对我们“没有用”，因此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可以说：任何一个“是”判断的目标，其本身都自成一个系统又同时从属于某个系统。
因此，要论述一个系统，表面上比讨论一个“是”判断的目标要复杂得多，但以《逻辑后缀学》的理论理解，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同样等价于“是”判断的目标。因此系统的成立，皆具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内涵及外延，及由始至终同样必须遵循着“前因果关系是后因果关系产生的必要条件，后因果关系则是目标具有存在意义的必要条件”这两个共生原则。
根据《逻辑后缀学》的原理，为系统的加和性、还原性、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分别赋予新的内涵，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及理解系统。
系统的加和性、还原性及非加和性、非还原性各自的面向不同：加和性、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的局部；非加和性、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的整体。
以《逻辑后缀学》上卷“是”判断的理论解释：系统功能性的“新质”或“新特征”正是“是”判断在“非”场中的排斥性及不确定性在整体规模上的反映。而不同的反映则取决于具体的系统所具备的不同的前因果关系的主导性。
以前、后因果关系的原理划分：系统的加和性与还原性反映的是前因果关系中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属性；非加和性与非还原性反映的是后因果关系中“非”场的排斥性及不确定属性。但由于不确定属性在“是”判断范畴与“非”判断范畴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接下来随着讨论的深入，将赋予“非还原性”新的内涵。
以自适应及他适应的性质划分：系统的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具有他适应的性质；系统的还原性与非还原性则具有自适应的性质。
因此，根据上述划分，尽管同样是反映前因果关系中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但加和性与还原性各自的面向也有所不同：
加和性面向的是系统中要素（局部）之间静态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强弱：当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强，则可表述为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加和性弱（通俗的说法叫“不容易凑合在一起”），反之则反。即加和性与前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例如：“十人组成的团队”与“十个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里，前者的加和性比后者的加和性强。意思是前者里任何人都“有资格”加入，但随着加入团队要求的标准越高越多，产生的排斥性越强，他适应方位越多，加和性越弱（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没有资格加入）。
还原性可理解为一种自适应性质的动态的再适性。再适性面向的是系统中的要素因相互之间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所表现出的再适应能力。再适性差意味着还原性弱。
系统的前因果关系强，则构成系统要素的加和性弱。而加和性弱，则还原性亦弱。相对于加和性，还原性是因变量；相对于还原性，加和性是自变量。但两者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
一粒沙子，无论放在沙丘的什么位置，它都能够在完全保持着自己的外形及特质不变（还是“自己”）的情形下，为涌现出不同形态的沙丘“作出贡献”。这是因为：构成沙丘形态的前因果关系相当之弱，即任何沙子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都相当之弱，沙子的加和性反而强，同时因此把任意一粒沙子放在沙丘的任何位置它都能够“再（自）适应”（还原性强——无论放在不同的沙丘或放在同一个沙丘的不同位置，沙子始终是“不变”的沙子自己）。
对于非生命系统，再适应实际上意味着“可重生”（不是重复：一粒原子在亿万年里不断地与“其它”原子组合，在不同形态里“重生”，但原子自身不变。随着讨论的展开，会为“重生”下一个定义）。
现代社会趋向于越来越细分化的分工合作。然而，越是细分化的工种，与相关联系统的其它工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前因果关系强，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和性越弱（对工种的专业要求越高），其独立性越差，即其有效性、作用力甚至其存活性越来越不能离开相关联系统（还原性——再适应能力差：离开相关系统就“不是自己”了）。同样的原理下，越是仅仅擅长于某个单一专业的人，就越难再适应其它的工作，当这个专业被取消或淘汰时，这个人往往就成了“废人”。同样的原理下，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单一体系过于依赖的国家，往往都是政治或经济动荡时的第一批牺牲品。
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皆作为反映后因果关系的指标，但各自有不同的面向。
在“是”判断的论域里，后因果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功能性。功能性表现在系统中称为“涌现”。
涌现，就是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与无序性在系统中具体整合后表现为功能性。
涌现具有时空性及动态性。
非加和性面向的是（静态的）系统（“是”判断共时性意义上）的时空性。
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是”判断历时性意义上）的动态性。
时空性表现为整体性和秩序性。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可表述为非加和性强。
整体性和秩序性反映的是系统中各要素因受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共时性制约，从而具有一种因滞后性而被动式配合规则或威权下不得不接受信息的正反馈自稳及自组机制（我不得不如此否则就不是我；进化是生命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行为）。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强弱取决于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强弱。后因果关系逻辑强，则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即非加和性越强。
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局部的加和性弱，局部的还原性——再适应能力弱，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反而强。
所以说：进步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这样的进步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整体性及秩序性意味着“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也意味着“有序性”，“是”判断语境里的“有序”是集合中元素的无序性被强行自定义设定的选择性排斥属性的主观存在。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综合起来就是选择性排斥属性，即非加和性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其自稳及自组机制必须建立在对“非”场有选择地主动排斥的前提下。
由于“非”场都具有“厚实”的特性，对“非”场的排斥就会产生“放大”的效果。作为具有整体性和秩序性的系统，这种“放大”有着更强的针对性质的选择性，因此所产生的表现在时空中的新质或新特征“看上去”就一定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这才是“非加和”的本质所在。
在真实关系中，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的问题。“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属于自定义真实关系下，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人为定义的有序性，即非加和性是自定义真实关系范畴里共时性的、他适应的概念。
他适应性质的系统是否“有序”是以“容错性”衡量：越是有序（纯正唯一），对“杂质”、过失（无序）的容错性越低（不兼容）。
容错性既是有序性的指标，但恰恰也反映出脆弱性——参考本文上卷第六节的分析：脆弱性应该以“加和性脆弱值C”衡量。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与脆弱性C值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与不可持续性成正相关关系：
军事上不断更新迭代的战斗机及反映一国综合国力的航空母舰，其不兼容性堪称典型：天价的造价是其不兼容性的具体表现，同时还要穷于应付来自于真实及同为自定义真实（所谓敌对国）无孔不入的种种干扰、纠正与破坏才能“维持”其“强大”（先天脆弱值小，但后天脆弱值大，因此加和性脆弱值大）。
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比较、恒温动物与变温动物比较，因整体性和秩序性而表现出的脆弱性都十分明显，任何对两个前者的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干扰、破坏活动”，都有可能令其系统“紊乱、无序、失衡”，甚至对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例如一个伤风感冒，一个小伤口，某种病毒的入侵，都有可能令一个人失去其生命。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生命系统来说，脆弱性并不等于还原性。一个生命系统的“崩溃、灭亡”并不意味着“打回原形”。
综上所述，系统的后因果关系逻辑、非加和性、脆弱性的加和性脆弱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者与加和性、还原性之间则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强——非加和性强——脆弱性C值高——加和性、还原性弱。
反之则反：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弱——非加和性弱——脆弱性C值低——加和性、还原性强。
系统论是西方人提出的（在生物学中研究复杂生命系统中产生的机体论的基础上，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传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系统的无序与有序在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传统的辩证统一理念因没有重视观察者这个“参与者”，更没有“后因果关系逻辑”这个概念，因此并没有认识到“后因果关系”在辩证统一中的“角色”），从而错误地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非加和性强——则脆弱性低（参考世界性的军备竞赛。这里的脆弱性低其实只是先天脆弱值低而已，指数级增长的后天脆弱值并没有被认为是脆弱性的表现，估计也没有什么政治家会承认加和性脆弱值C）。进而把系统在时空中的整体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视作目的性的必然，纠结于这些有序性及预决性是否有“中心”，即有序性及预决性是“自上而下集中控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还是“自下而上分散协调”（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问题。但如此一来，往往就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产生“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自上而下分析中国的国力时，西方人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中国“国力”的非加和性。而非加和性是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的，在具体事物中就是“排斥力”的表现。再通过目的论分析“排斥力”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自然就不难得出“威胁”的结论。“强大就必然威胁他者”是人类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定式”思维。
在自下而上分析中国的国情时，西方人则是延续其一贯擅长的“科学思维”，专业地、科学地、煞费苦心地、事无巨细地抽丝剥茧，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民生等分门别类，也就相当于静态的加和。结果就欣喜地，又或者如“公知们”“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加和性太强：所谓没有原则、没有法制），多到了馨竹难书的地步，如此多多的问题“汇总”之后进行“非加和”（并且还加上西方人自己预设的，即纯粹是自定义的“民主人权”之类的非加和性），即同样通过目的论分析当中的有序性及预决性，中国国情的非加和性简直就是弱得“惨不忍睹”。这样的中国，如果不崩溃哪有“天理”？可惜天不遂他们所愿，不完善的中国就是不崩溃。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2）顺势而为（二）变与不变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2 10:01 已读 2270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为什么强大的中国不会形成威胁？又为什么不完善的中国不会崩溃？
因为，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么讲究后因果关系逻辑（不那么“因非而是”，通俗的说法叫做“不那么好斗”），即中国社会的后因果关系逻辑性普遍弱于西方，因此国力的威胁性远低于西方。而中国国情的“一盘散沙”，反而反映出中国社会系统局部的加和性、还原性相当之强（整体的非加和性弱，反而容错性、兼容性高，因此即使“孱弱”如晚清时代，中华民族也没有“崩溃”），中华文明的脆弱性C值更因此而远低于西方文明。
（关于“一盘散沙”的发散思维：在中国某二线城市，笔者有一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写作，看见楼下小区街道中间三三两两躺着一些人。这些人并不是西方国家那些喝到清晨东倒西歪的酒鬼，而是乡下出来占着位置准备摆摊赶早市的农民。这种现象在“完美主义者”“容不得沙子”的眼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混乱行为，但笔者却从中看到中国人自强不息的韧劲及中华文明的容错性兼容性特色：杂乱如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讨价还价、人声鼎沸、家长里短的菜市场；非雅非俗如《清明上河图》般的，俗称的——“人间烟火味”——在“人间烟火味”面前，一切权威的、经典的、严肃的、严谨的、高贵的、高深的人生道理，包括所有什么思想、什么主义的所谓的价值观理论，都不过是苍白无力的无病呻吟——笔者就曾经对自己的太太说：我的哲学观，就产生、发展、成熟于她每日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里面）。
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并非杂乱无章的混乱，而是“逻辑混沌”，是逻辑以“隐性”存在于混沌中。
中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逻辑混沌”的内涵，从而表现出“势与力的辩证统一”。
什么叫“势与力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形态是事物具有的让观察者“看得见”（To see）的表面性，势和力就是事物所具有的“不让观察者看见，但能够有感”的内在性。
但这种每一个人都有感的，日常通过文字语言表达时或多或少还带点贬义的“势力”这个综合性概念，却没有一套专门的理论去透析详解。
中国人所深刻领会的——“势”，以笔者的理解，是指：趋向性（英文里的“势”表示“潜在性——Potential”）。
因趋向性而表现的趋向的具体分布，叫“势力”。
势力，在“是”判断语境与“非”判断意境里，“意义”大不相同：前者具有人为性；后者具有真实性。
首先进行“是”判断语境下的讨论。
在“是”判断语境里，简单而言，“势力”指的就是“非”场。本质上“非”场具有无限性，但总是被人为自定义为种种有限的“势力范围”。
如果以系统学的学术性语言表述，“势力”是：状态点在相空间中受趋向性影响而具有的趋向行为的趋向的具体分布。
行为趋向的具体的趋向行为表现，就是“力”的表现。
什么是“力”？物理学家说，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意思就是：只有物体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力，才能被反映出来。力能够被反映出来，是因为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帮它们传递作用力。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以太，有人认为是某种弹性介质，但是法拉第说是力线，而且这种力线不是什么虚拟的辅助工具，而是客观的物理实在。它可以传递作用力，也可以具有能量。这些思想更慢慢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力）场的概念。
《逻辑后缀学》对“力”的理解则是：目标在“非”场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
这种“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必然由前因果关系所主导。“主导”的意思，就是有“趋向性”，也即是有“势”。即前因果关系决定了“是”判断目标必然具有——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趋向属性：势。
因此，势，在“是”判断语境里等价于物理学的“惯性”。
有趋向性，才能表现出趋向。
趋向性的“趋向”如果要表现出来，必然是表现在“非”场。
因此，“势力”也就是指：在前因果关系主导下“是”判断目标在“非”场中的后因果关系“网”。
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的行为，一定是兼具有排斥性及模糊性的行为。排斥性、模糊性，就是（因前因果关系主导而产生的）趋向性的两种具体属性。
排斥性是因为互异性，互异性是因为目标与“非”场的后因果关系网（参照系）非同一惯性系；
模糊性是因为无序性，无序性是因为目标与“非”场的后因果关系网（参照系）同一惯性系。“模糊”的意思是现实中从观察者的角度“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同一惯性系，即现实中的具体趋向行为主要表现出排斥性的趋向属性。
具有排斥性及模糊性两种趋向性属性的行为的具体趋向，就叫做“力”。
也就是说：力，是“是”判断过程中通过后因果关系以维护、发展目标时，其行为所必然具有的排斥性及模糊性两种趋向性属性的具体趋向。
简言之：力是（行为）趋向。
势反映的是状态自身的特性；力反映的是状态与他者的关系。
对“势”的“有感”，叫“感觉”；对“力”的“有感”，叫“感受”。如同站在海边，我们不必触碰，就会感觉到大海波澜壮阔的气“势”；跳进海里畅游，则会因“亲密接触”而感受到波浪带来的实质的冲击“力”。
蕴含着“势”的，“不让我们看见，但能够感受”的“力”左右着目标（状态点）的趋向行为模式，反映在具体事物上，就表现出“看得到（可观察、有值）”的“系统的动态的功能性涌现”（趋向行为）。
即：趋向行为（涌现）取决于行为趋向（力）。
“是”判断语境中的“力”在现实中主要表现出排斥性，因此“是”判断语境下的趋向行为（涌现）具有“熵增”的离散性。
系统学认为：涌现中的时空性及动态性反映的是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
即“看得到”的趋向行为模式具有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两种属性。
正统的系统学对非加和性与非还原性两个概念的解释是一般性的，相互矛盾的，并且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往往还混为一谈。接下来的讨论会对上述两个概念的矛盾性给予剖析，并根据“需要”重新定义“非还原性”。
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相互间的矛盾性，表面上表现为“时刻与时段”的矛盾，本质上也就是“是”判断语境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我们认为系统具有非加和性，是因为我们的观察永远是处在时间t的某一个阈值上。在这个阈值上的观察者只能“看得见”这个系统共时性的“当下”静态的表面形态，并依据后因果关系逻辑作出选择性排斥性属性的“自定义是”判断，从而得出系统具有非加和属性的整体性及秩序性的稳定有序“状态”（热力学里称为“准静态过程”）的（滞后性）假象。
但实际上，没有绝对静态的状态，共时性“当下”的有序并不存在，或者说共时性“当下”的有序是“思觉暂留”下通过自定义真实关系而自定义真实的存在。非加和性的有序性的本质是脆弱性。
不存在静态的有序。
即不存在静态系统。
静态的“状态”只是某种稍纵即逝的，或者说“屏蔽”了时间因素的，没有行为趋向因此没有趋向行为的“格式”。
当我们以非加和性的有序甚至于终极可持续有序的完善或完美为目的，我们就必然被动地穷于应付选择排斥过程中“格式”的“容错性”及“滞后性”这两个问题所不断带来的困扰。
因为，非加和性，是割裂了前因果关系的主导性后，仅仅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对“看得见”的事物形态的静态的表面性（自定义）描述，但事物在本质上，却具有尽管“看不见”，但不可能割裂的，与非加和性完全不同的力的内在性。
“是”判断一定是分化的，分化意味着混沌（不同于“逻辑混沌”：逻辑混沌是没有焦点，却又处处焦点；分化式的混沌是处处焦点，实际上没有焦点）。系统等价于“是”判断目标，因此系统与外部即“非”场之间的关联永远在共时性上（即时间t的某个阈值上）处于一种因趋向性（势）而带有离散的，开集性质的，表面上静态的， “混沌”的，无序的（即逻辑意义上退相干的百分之百自由度的、非确定的）“行为趋向（力）”分布的状态。
在观察者眼中时间t的某个阈值上“当下”静态的自定义有序形态（没有趋向行为的非加和）本质上具有无序的力（行为趋向）的内在性。
那么，动态的有序如何解释呢？
非还原性具有“连续”的意义。
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的动态性。
但动态性并不等价于非还原性。
所谓“动态”属于“是”判断语境里历时性的概念（《逻辑后缀学》上卷对运动的定义：观察者必须与背景，即“事物自身以外的东西”处在“同一惯性系”，当且仅当目标与观察者和背景共同所属的惯性系是“非同一惯性系”）。
“行为”是动态的内涵之一。
而“不变”与“变”则是行为的两种表现模式。
表面静态的整体性秩序性不过是“飞矢不动”（不变）的，没有“趋向行为”，因此“没有意义”的一个“格式”。为了“有意义”，观察者必须增加一个反映“动态”的历时性的概念：非还原性（“是”判断语境里的“非还原”含有历时性意义里从过去指向未来的不可逆过程，接下来会从“非”判断意境讨论真正的“非还原性”）——只有在历时性的非还原过程中，本质上无序（非确定）的“行为趋向（力）”才能通过“格式”的“连续叠加（连续的不变）”后表现出有序性（确定性）的趋向行为，才被我们叫做“有意义”。
即“是”判断语境里非还原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表面有序，始终是建立在“并不真实存在”的、“飞矢不动”的静态有序（格式）的（连续数据的叠加：也即是微积分里的“积分”）基础上。
即“是”判断语境里我们所认识的有序行为不过是格式的连续叠加。
如同一个被堤坝拦腰截断的湖泊，湖面上水平如镜，此时的湖水可以看作是静态的，“没有什么用”的一个存在。只有在流动（连续叠加）过程中，才能“顺势而下（为）”，才能发挥“相互”作用，才能起到发电、灌溉等“系统的动态的但有序的功能性涌现的有意义”的作用。
但是，有意义，即意味着“自定义”，意味着人为性，意味着选择性（排斥性），意味着“有值”，因此也就意味着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令格式变成了“数据”，格式的叠加变成了数据的叠加，意味着本来由前因果关系主导而产生的无序趋向变成是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人为选择的“有序趋向”——只有筑起堤坝、挖掘水渠，流动的水形成一种“长程关联”，才有发电、灌溉的存在意义。
堤坝“崩塌”（叠加被“中断”、不连续）后会发生的“水灾”，就反映了“无序的力的内在性”；人体的生病或死亡就是表面上的有序在共时性上“必然被干扰破坏”的无序表现，而生、老、病、死的过程，才是一种“必然不能被破坏”的有序（“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过是我们为“不能被破坏”的过程下的自定义）。
即系统时空性“涌现”（功能性）中的非加和性，只是在历时性过程中整体上通过连续数据的人为“叠加”（“微积分”等价于必须“不停地选择排斥”）后才表现出非还原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表面有序。
但如此一来，非加和性与非还原性就不过是行为的“不变”与“变”的悖论的两面——也就是本文上卷所说的“关系悖论”：状态必须通过（与外界）关系才能确定；但（与外界）有关系意味着状态不确定。
静态的、“飞矢不动”的结论如果成立，等于是“承认”了事物都是不连续的，也就“承认”了历时性语义的非还原性的表面有序“不成立”（ 芝诺悖论：不存在运动）。
如果历时性语义的非还原性的表面有序“成立”，则意味着事物都是连续的，但这却又等于“推翻”了非加和属性的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可视性存在”（因此巴门尼德认为一切表象皆是幻象），也就不存在什么“从量变到质变”（量与质都是自定义），亦不存在什么共时性的“非加和性”，事物永远处在“变”的“非还原”过程中。
“连续”，是动态的另一个内涵。
上述“不变”与“变”悖论里，“连续”两字是关键：连续的是不变还是变？
“连续的不变（理论上的惯性系）”已经被“大量的”哲学、科学还有我们的“直觉”证明“不可能”、“不存在”。
那么，“连续的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系统学的原理作更深入的探讨。
系统学认为：如果一个系统有朝着某个稳态发展的趋势（学术上表达为“状态点在相空间中的运动最后趋向的极限图形”），是因为这个趋势里面必然含有“同胚性”。有同胚性的系统，其长期行为（动态）才有研究上的意义。
长期行为，也就是“可持续”行为。可持续的行为，就是（动力系统）在“时间上”一定具有连续性。因此上述一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要建立一个具有可持续稳态的（动力）系统，关键在于系统是否具有同胚性。
什么叫“同胚性”？
笔者认为：“是”判断语境里，同胚性与趋向性等价，也就是与“势”等价。即，同胚性=惯性。
系统学把具有同胚性的稳态叫做吸引子。即：吸引子=稳态的趋向性=稳态的势。
系统学的研究认为：吸引子的同胚性反映在不变性（标度无关性）及吸引性两方面。根据其不变及吸引的模式，吸引子有“平庸”（也有人表述为“经典”或“正常”）与“奇异”之分（接下来的文章所讨论的“平庸吸引子”与“奇异吸引子”与传统系统学的理解有所不同）。
平庸吸引子有不动点（平衡）、极限环（周期运动）和整数维环面（概周期运动）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表现得相当之“有规律”，即平庸吸引子主要表现在“不变”方面。由于不存在“连续的不变”：规律，一定是动态性的。静态只有格式而不存在规律。因此这里的“不变”实际上是：“连续的有规律的变”。
但现实世界中包括整个宇宙空间都不真正存在这三类纯粹的“连续的有规律的变”的（平庸）吸引子模式——天体的运行并不那么有规律，只是以人类短暂的历史来衡量，才具备某种类似于“当下”的共时性意义上的（理论）精确度。以佛学的理念来形容：人类的历史，科学家对自然界锲而不舍的长期观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不过依然是“刹那”。因此上述的三种“有规律”模式俱是人类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他适应”的模式。
在“是”判断语境中，系统的动态性是“复而且杂”的。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3）顺势而为（三）蝴蝶效应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3 11:26 已读 1926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在“是”判断语境中，系统的动态性是“复而且杂”的。
即“连续的变”具有“复”与“杂”两种性质。
这里要引入一个系统学里的概念：蝴蝶效应。
传统学术界对“蝴蝶效应”的定义，是指在一个动态系统中，最终结果（状态）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
本文笔者对“蝴蝶效应”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是”判断逻辑属性的范畴里，“蝴蝶效应”指的是后因果关系通过“复”与“杂”两种性质相互矛盾的表现以“积（分）”的模式时刻作用于系统，令系统表现出动态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但本质上，“复”与“杂”皆是以共时性的非加和性为其衡量准则：复——非加和性在宏观意义上具有“可操作性”；杂——非加和性在微观意义上具有“不可操作性”。所谓“积”，可以理解为有“无数”的蝴蝶在发挥作用（万物皆可点；万物皆可积）。
“复”的表现，具有可持续性的表象；“杂”的表现，则是不可持续性的直观反映。
初始条件是依据前因果关系的关联性逻辑性而已经存在的条件，（再根据必然性）初始条件下会产生一个微分意义上确定的初始值A。对于（确认性）观察者（用物理学语言表达就叫做：建立了一个局域惯性参考系的惯性观察者）而言，A值必须在同时产生的“非”场（也就是“局域惯性参考系”）中不断地以“不是…而是”的震荡与重复中才具有“纯正唯一的意义”。而每一次震荡或重复，就会出现一个A’值。并且因为“必须纯正唯一”的“后因果关逻辑下的理由”，这个A’与A必须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意味着同样具有非加和性的，可以“真值”衡量的“同胚”（不是拓扑概念的同胚。前者强调的是值；后者强调的是“共性”），因此这里的“同胚”也叫做“自相等”。即如果存在一个绝对孤立的封闭系统，这个A’一定是百分之百前因果关系“递归”的“自相等”的产物。并且，A’诞生时同时出现的“新”的“非”场及“新”的后因果关系同样具有百分之百的递归性。
递归性，也就是“复”，“复”的叠加就让我们得出“连续的有规律的变”的结论。
根据“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七个重要外延：只要前因果关系被建立，目标产生，“非”场就同时出现，指者为了“维护目标的纯正性、唯一性”就必须以 “有限过程对付无穷”的模式永不能终止地进行着排斥、清除“障碍”的主动行为——这个行为的依据是后因果关系——他他分别——我们永远只能够通过事物自身以外的东西来推断出事物的真实性。他他分别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线性的运动”的过程。
即是：平庸吸引子本质上并不“吸引”，因为其表现永远是离散的排斥异己的唯我独尊。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七外延，在系统学里可以称为“自相等原则”（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成立的“理论根据”）。
此时的“蝴蝶效应”就是：在观察者眼中会出现一条“虚拟”的、线性的（输入的自变数与输出的应变数成正比关系）周期轨道。再根据分形理论，这条轨道上的点就产生了可以预测、可以计算的，即同样具有确定性意义的，也就是有规律的，延续自A的因自相等而可递归为A’值的“完全相同的分形”（分形理论：以迭代生成关系的同胚为根据而产生的“用简单表示复杂”的理论）。
这个“完全相同的分形”只有在宏观的意义上才能反映出来：匀速直线运动、发动机里汽缸每一次的做功，理论上皆可以描述为完全相同分形的迭代递归。
正是这个自相等的“可递归”的值所构成的可预测的“轨道”，让事物产生了（宏观意义上）可持续的（惯性）表象。人类科学史上亦因此而出现了以牛顿力学为理论根据的决定论。决定论的信徒中最典型的莫如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他狂妄地宣称：假如能够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现在的确切位置和动量，“智能者（后世称为‘拉普拉斯妖’）便能根据牛顿定律，计算出宇宙中事件的全过程，在计算结果中，过去与未来都是一目了然。
但是，递归只意味着重复、叠加。自相等仅意味着可复制，自相等原则下的“递归”，根据的必然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也同样缺失了前因果关系主导下的“势”，即没有趋向性，也就没有“行为趋向（力）”故而“飞矢不动”没有趋向行为。
即“连续的有规律的变”不可持续。
其可持续的表象不过是“永远的”“第三者”“搬运（叠加）”的“功劳（必须与外界发生关系）”——没有了汽油、关闭了电源，发动机也就做不了功；没有了氧气，我们就“窒息而亡”。并且，这个“第三者”还是永远都“不可靠”的——第三者后面有无穷的第三者——我们并不知道行为的原动力是什么：最后，只能“外求”——把万能的上帝“找”来作为第一推动力——可怜的上帝，在人类眼中，不过是——充当第一“苦力”的角色。
并且，第三者的“出现”更证明了：不存在绝对孤立的封闭系统。因此，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迭代递归。
任何系统必定从属于一个更大尺度的系统集，即不可能完全封闭，必然地与外部（其它系统）有种种关联，前、后因果关系之间的连通性导致后因果关系俱具有无序性。
无序，也就是“杂”。
无序性实际上意味着随意性，随意性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分为“非”判断属性的“非逻辑推定”的不确定性和“是”判断属性中后因果关系下并集“或属于”的不确定性。后因果关系下的不确定性既有随机的（反映在非生命形式的系统里），也有刻意的（反映在他定义的人造物系统及自定义的生命形式系统里），但俱是在后因果关系中透过“非”场的无序性，以主动配合的模式对前因果关系发生影响而整体表现出含有创新意义的灵活多样性。越是趋向于微观的系统，封闭性越弱，无序性越强。
“是”判断属性的无序性意味着“非X或非”，任何“或非”都会因反馈而产生新的前因果关系，即在时间横轴上不断出现“初始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形（在微观意义上，不能建立“稳定”的局域惯性参考系：不断地“相变”）。前因果关系中与“是”判断目标相关联集合越多，则后因果关系中的补集越多，所涉及的“或非”就越多，即因不确定性因素而产生的无序性就越强，初始条件可能的变化就越多。
在观察者眼中，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产生不同的（微分）值，这些微分值因各自的递归性就形成千变万化的种种不同周期的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虚拟“轨道”。
即“是”判断逻辑属性的事物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有值的）同胚，时间横轴上任意一个分形与紧邻的前一个分形之间在微观意义上一定存在着差异。时间横轴上差异性的内涵（杂）实际上是不可持续性质的“马尔可夫过程”。
这意味着在“是”判断的语境里，任何事物（历时性）本质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刹那生灭”的——不可持续也就是反证了不连续——不存在“连续的变”——这就是为什么量子世界与宏观世界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量子化的本意就是不连续性：因为观察者在微观世界里“找不到”与观察者自身完全“一模一样”惯性（相同前因果关系）的局域惯性参考系。
但系统学依然认为：“复”与“杂”的积，在“特定的有限尺度（一般指宏观意义的尺度）”里，还是可以表现出可持续的、动态的并且是“有序”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
根据“是“判断逻辑属性第八个外延：任何“是”判断，都必然表现为指者根据前、后因果关系建立及维护、发展形式（目标）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里所具有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排斥性及不确定性五大内在的根本属性之间存在着的辩证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非线性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性质。
“非线性的运动发展变化”，在系统学中解释为：
不同周期的虚拟轨道的值的“积”依然具有“自相似”性质。意思是尽管相对于A，A’已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以A的前因果关系为同构基础，其“或非”之后变化的积值还是以A为原型。这种“自相似”的情形称为：A’和A具有“同胚性”。系统中具有“自相似”的积值会因为同胚性而遵循着“因为非nX，所以是A”，然后“非X或非，所以或A’”的“非线性”（输入的自变数与输出的应变数不成正比关系）模式从而产生“自相似的分形”。在“是”判断属性的宏观统计意义上就表现为在“特定有限尺度”里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但有规律”的也即是依然有序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
因此，“是”判断逻辑属性第八个外延（智能性共享）在系统学中可称为“自相似原则”。
但自相似原则下的功能性涌现只能在“特定的有限尺度”里实现。
因为，这里与“势”等价的“同胚性”，实际上也就是协同学理论中的“序参量”。
平庸吸引子所表现的“不变”的规律的理论依据就是“序参量”的“不变性（稳态）”：任何系统的状态都可以表述为一堆不同变数的状态参量。在共时性的意义里，这些状态参量越多，对系统状态的描述越全面精确。在历时性的意义里，这些状态参量的变数会随时间变化，但变化的快慢程度各有不同。在观察者眼中，变化快的状态参量被变化慢的状态参量（同构基础）所支配着，即那些变化慢的状态参量起着决定系统宏观上有序化（自相似）行为的作用，因此被称为“序参量”。
但变化慢意味着毕竟还是会变化，即自相似原则里的平庸吸引子所依据的序参量的稳态并不那么“稳”。任何状态，因为“杂”的必然参与的因素，结果就是其“势”是一定会“变化”的（系统学称为“涨落”：相对于本征值发生的偏离），“势”变化其趋向亦随之变化，即状态也就发生变化。
尺度越大，变化越明显，最后就“面目全非”。所以自相似原则下有序的功能性涌现只能在“特定有限尺度”里实现。
综上所述：
自相等原则下的“递归”不具备前因果关系的主导性，因此是不存在势与力的不连续的格式的叠加；
自相似原则下的“有序”具备前因果关系主导性，在“是”判断语境下具有会变化的势与力的涌现。但这里的变化则意味着（状态）不可持续，不可持续的本质也就是不连续（不连通）。
至此，“是”判断语境里动态的两个内涵——行为与连续，也就被“一一推翻”—— 一切表象皆是幻象。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4）顺势而为（四）造势而为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4 11:00 已读 3036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自相似原则下的势，是人为（选择性）产生的，称为“造势”；依据自相似原则所具有的势的趋向而为，叫做“造势而为”。
人类社会里种种的发明，人为建立的种种系统，对自然界的种种认识，以及包括人体在内的所有自定义生命模式，其绝大部分理论最后都可以归纳到自相似原则里面。
当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时，“世界”就“变成”了不可持续——我们当下所认识的微观量子世界及宏观宇宙蓝图，就都不过是观察者眼中“看到”的，自定义真实关系下主观存在的无序混沌宇宙，在迭代生成中产生的无限多个无限精细的分形结构的“其中一个片段”——迷宫中一段精细的、特定的确定性的通道。
观察者认为，这个“片段”依据分形理论中的自相似原则，从“过去”变化而来，未来依然会依据自相似原则继续变化下去。当观察者把自相似原则，归纳为规律性的一系列的物理定律及常数之后，就变成了自定义真实关系的主观存在的“经验之谈”（皆可统称为“非线性科学”）。自定义真实关系而主观存在的系统中，“规律”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就成为了平庸吸引子的“标准”。依据标准，混沌无序的力（趋向）能够被强行设定为（非加和性的）有序而确实具有了可预测性（因可持续所以可预测）。
但这种可预测性并不可靠。
首先，系统在长期行为中发展方向的研究必因此而被动地受制于标准。因为这样的可预测性属于一厢情愿的“他适应”：只有百分之百符合标准预测的发展，（在观察者眼中）才是“完善完美”的发展。在现实中，这种系统就必然存在容错性，表面上越是“完善完美”的系统，容错性越低甚至是零度容忍。
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规律为标准建构的“有规律”的系统，越是高级复杂精确，本身已经人为造成对初始条件的变化越加敏感，而此时容错性方面的低度甚至是零容忍度就成为了系统的死穴。
例如《逻辑后缀学》上卷讨论的“峰顶理论”。
例如在制造手机中必不可少的越来越精密的芯片所需要的所谓“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光刻机。
例如，某个行业因为某个环节被人“卡脖子”了，整个行业也就出问题了。为了不被卡脖子的行业，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企图“样样都自己做”。然而，“样样都自己做”又必然会被“互克性原理”所制约。
又例如，为了建构一个“标准模型”，从分子、原子、到基本粒子，科学家们不断地为这个模型“添砖加瓦”，最后“终于”找到了“似乎”能够令模型完备的“上帝粒子”。但可以预测：随着计算的不断深入，完备的模型又会缺少了什么。若干日子后，“上帝的上帝粒子”又会“被发现”。
其次，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而主观存在的规律的理论基础，即平庸吸引子的不变性只是人为主观上的“不变”，而本质上依然是确认性质的“自定义是”判断。“自定义是”判断之下因趋向性而表现的趋向的具体分布，就不过是人为的具体分布（即所谓需要“造势”才能产生）。观察者眼中人为的“势力”，就有了“自定义是”判断价值观上的“存在意义”。赋予了存在意义的势力，是一种他适应的，“外视性”的，即被动于他者（政治理念里称为“对手”）的势力，就有了非加和性，就有了容错性，就必然因不确定属性的“杂”而会发生所谓“弱势”、“强势”甚至是“生死”的交替变化。
这种会“变化”的“势”之下的力（行为趋向）的人为分布的“势力”，与“非”判断意境里（接下来会进行讨论）真实关系中连续的、平滑的、守恒的、绵延无尽不会终止的“势力”之间永远存在着时间差上的滞后性，不过是属于跟随在真实之后“狐假虎威”的，一定有强弱、有大小、有生死的即不可持续的，实际上“没有灵魂”的，“逆天”的“假”势力。
假势力中的“造势而为”，就不过是“胡作非为”。
例如旧约《圣经》上造势而为的巴别（变乱）塔，就是寓意西方人逆天的胡作非为——西方人，活成了他们的上帝（其实是他们自己）最讨厌的人——自诩为最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西方人，真的有勇气批判他们的灵魂深处吗？
例如，美国二十年间花费了超过两万亿美元及无数生命为代价建立的，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及国家安全力量，就是“经典”的人造假势力“杰作”：当美国人刚开始撤军，假势力马上现出原型，塔利班军队亦就势如破竹地席卷全国，短短三个月就夺得国家政权，赢取了战争的胜利。
例如，我们造不出“永动机”。因为我们不知道宇宙天体万物“永动”运行的能量从何而来，最终只能劳烦万能的上帝做“第一苦力”。
例如，西方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规律为标准建构的“有规律”的系统，应用在社会学方面，形成的始终是反映着震荡与重复的周而复始的矛盾：西方的社会学，是以“契约精神”为其理论的核心（契约——社会学意义上的约束力：欧洲的基督教会自称为“基督的身体”，因此作为一个团体却获得了一种“虚拟”的人格。11世纪在欧洲的罗马法复兴中，“法人”概念与基督教教会这个虚拟人格相结合，作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具受体，是现代法人概念的萌芽，也就是今天“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所在，因此西方社会学的本质就是公司管理执行的契约之学。例如美国《宪法》开篇第一段话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个目标，建此联邦”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契约，意思就是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由此而产生的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契约，是规律的外延，也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产物，是脱离了真实关系的，因此注定了是先天不足的、滞后的（他者）。先天不足，就需要后天永不间断的“矫正（选择）”手段及巨量资源（也就是“第三者”）的维持（参考所谓的“婚姻法”：从来不能保障婚姻的持续性）。为了为契约“背书”（矫正），种种繁琐的、事无巨细、浩如烟海的律法（具体契约之法）因此而人为产生。受这种先天不足的平庸吸引子左右的“假势力”，在一定条件下（第三者：例如高成本、充裕的物质基础）亦可以维持系统的运作，甚至可以令系统显得一时的无比强大。但当资源分配出现问题时，系统因滞后性及容错性而产生的脆弱性就很快暴露出来：“依法而行、说到做到”只是契约的表面含义，功利性的占有权才是契约背后真正的人性意图。如此的“契约”反而意味着：终有解除之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一系列“退群”及“封杀”行为；俄乌之争中西方撕下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具；风靡一时的美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中，在冠冕堂皇的契约精神背后无情的杀戮，皆把西方对隐藏在“契约”背后人性的“违约性”注解诠释得淋漓尽致）。
即使不考虑资源分配问题，西方的社会系统，因其根本理念上的“人是”性质（人是目的论），构成系统的理论本身也就建立在种种谬误下，也就注定了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尽管契约精神的内涵意味着不变性，问题是这里的“不变”属于他适应性质的不变。而当中作为西方思想理论基础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契约的具体外延，同样也含有“他适应”的性质，即同样要求外界、要求他者“变化”以适应自己“自私”的“不变”，两种他适应的“不变”之间必然相互对抗冲突（交集的内涵与外延相悖的伪概念）。
这样的吸引子同样并不“吸引”（加和性非常之弱）。因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俱可称为“分化性”理念（伪命题）——他适应之间对抗冲突的分化性，会进一步强化上卷所讨论的斗争分化化：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应对失控表现，令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受认可的公共卫生机构之一的疾控中心，还有许多世界领先的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却在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上，成了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的事实，就把分化性对斗争分化化的强化体现得淋漓尽致：民主就是人人都为自己作主（每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人因“具有民主的意识”而大言不惭地说：人人都可以代表自己。我就笑了：我们个人“算老几”啊）。在民主理念下，面对疫情的态度就是：我说了算。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吸引子（我只执行我自己订立的契约），而作为系统维持的最高执行者的“弱政府”，反而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拥有自己的吸引子（契约低效甚至无效）。当资源充沛时，“我说了算”都能够轻易得到满足，一旦资源分配不均或渠道受阻，问题就来了（参考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各种系统性失衡甚至“崩溃”的现象）。由于西方式的民主理念与系统学所认为的，系统必须有吸引子的理念背道而驰，也因此笔者在本文上卷第二章第七节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是一个伪命题。再加上对“自由”理念的谬误（这方面本文笔者的文章对“自由”已作了大量深入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当发现原来“我说了并不算”时，“分化性”就会开始“犯上作乱（不愿意再按剧本做戏了）”，会“各执一词”，“各自为政”，会“去中心化”，从而出现系统学理论里的“倍周期（或三周期、多周期）分岔现象”，意思是指系统达至平衡状态的数越来越多（以分形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各自为政”的平庸吸引子），返回某一平衡状态的周期因加倍又加倍而不断延长，最终因分岔过多，不动点（初始的吸引子——也就是诗意的：初心。接下来讨论“非”判断范畴的系统时，会进一步阐述“初心”。）失去了平衡的意义，最终就造成系统的“势弱”（这种因分化而势弱的解释适用于所有生命意义的系统、人为的系统及“被观察”的系统，也即是所有“是”判断语境的“没有灵魂”的“是其所是”的自定义性质的系统——人口众多的中国如果“真的”推行普世价值，其周期分岔会是灾难性的）。
势弱，意味着“力（趋向）”的分布或是分散，或是“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两者都意味着（人为自定义）势力的不可持续——这就叫做：“系统的崩溃往往从内部开始”。所谓的“竭”，等于热力学上“熵增”时产生的“能量退降”现象。势弱的终极（熵增到最大值）就是混沌——“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四个外延：“是”判断是熵增行为。
因此，依据经验的不变性而重新勾画的微观量子世界或宏观宇宙蓝图，俱只是自定义真实关系的主观存在，而绝不具备真实关系的客观存在中的“普适性”，这样的系统一定是脆弱的，分化的，不可持续的。
不过，“因有规律故而具有可预测性”这种理念，恰恰符合了以西方思想认识的系统论方面，有关有序性及预决性的要求（有规律自然就是有序的以及可以预测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应用在短期里效益是明显的、“有意义的”，人类因此而为这两百多年来的科技文明进步而沾沾自喜。但长期而言，整个人类（伪）文明依此而行的走向，一定是不可预测但必然会“势弱”到最终“面目全非”。
依据自相似原则认识的、具有“是”判断语境“同胚性”的“复与杂的积”的世界（事物），不过是“大号的芝诺悖论”，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终究是“面目全非”的世界（事物）——万物皆可点；万物皆可积——“可点可积”本身就意味着不连续（不联通）。
因为必然具有的“确定”的涵义，任何“是”判断成立，皆可看成是一份“契约”的确立，因此皆具有区域性及时效性下的认同、维持、排他——因地而异；过期无效。
因此“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九个外延指出：“是”判断目标即任何确定的形式都是以脆弱的保守孤立姿态在互相依赖又互不相容的冲突、制约、平衡的辩证关系中走向不可持续。进而形式的第二定律也就指出：在观察者眼中，越是复杂、高级、先进、精确的形式，他适应方位越多，容错性越低，其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C值和不可持续性越强。
于是我们就有了诸如“大爆炸”的“终极”理论。笔者认为这个理论背后的意思是：我们赖以寄存的宇宙自身，不论是继续膨胀然后因“熵增到极大而至热寂”，还是收缩到最后回到“奇点”，都意味着包括时间、空间在内的所有事物，最终都不能持续（面目全非）。
不能持续也就不具备连续性（连通性）。不具备连续性的事物，无论是变还是不变，“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也根本“捉摸不透”，常常让我们产生“意外比明天先来”的慨叹。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5）顺势而为（五）连续是什么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5 12:53 已读 2431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二，“非”判断意境里的顺势而为：
古典物理学有句格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连续的。
但这只是对“连续”的直观印象。
正是这种直观的“连续”令我们对行为的认识陷入了困境。
因此，要认识（事物的）行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连续”究竟是什么？
人的（确认性）思维是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当中最奇妙的莫过于我们总是喜欢在答案后面加上“然后呢”这三个字进行“追问：对“然后”的追问，正是“是”判断震荡与重复的具体表现——简单性原则认为：简单是“真”的标志。但自相似原则下的非线性科学，却“推翻”了简单性原则——究其根本原因正是“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
“是”判断永不简单。
“是”判断，必须有“非”场，也就是有背景（参考系），意思就是必须有“相对性”。有背景，则到底（在观察者眼中）是“目标连续有序还是背景连续有序”即“谁相对谁”的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最终，广义相对论里的“背景”——时空可以“弯曲”甚至“卷缩”又是在什么“大背景”下发生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一定要“追问”，就干脆给你“物质告诉时空怎样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这种始终还是震荡与重复真类性质的自圆其说。
再有就是：有相对性意味着相对物之间必然是不连续（分别）的，即相对性本身就等价于不连续，这种不连续又必须寻求“共同的背景”才有“存在意义”。然而，这个“存在意义”始终建立在与共同背景之间不连续为前提。最终结果就是：从亚里士多德伊始，哲学家及科学家不断“设想”有这么一个叫做“以太”的“大背景”，但在“是”判断语境的思维下，背景之后必然还要有背景“相对”才能“成立”。因此“以太”之说注定了不可能找到“立足之地”。
但是，事物总是生生灭灭，“生灭”之后必然出现的“然后”让我们直觉到：连续是存在的，总有什么“应该”是不需要背景就能持续不断地延续着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延续的“直觉”更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存在着某种“不会面目全非”的、“简单真实”的真正的同胚（真正的连通）。
“什么东西”是真正可以持续的？如何“寻求”“不会面目全非”的同胚？
在系统学中，有“平衡态”这么个热力学行为的概念，用以表述一个热力学系统与外界的关系：平衡态，意味着系统不受外界影响，此时的系统处于均匀、混沌的状态；远离平衡态，意味着系统因受外界影响而处于极不均匀的、有序的状态（系统学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但是，在“是”判断的语境中，不存在不受外界影响的孤立系统。因此，“是”判断语境里的平衡态只是“理论”，现实中并不存在，或者说“不成立”，再或者说“具有相对性”。那么，这种理论“没有终极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非”判断意境里，重新理解“平衡态”这个概念：所谓“与外界的关系”，即是后因果关系。平衡态，等价于存在后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才叫做“平衡”。上卷讨论的依赖性与封闭性正是后因果关系的平衡态在生命中的反映）；远离平衡态，等价于“远离”后因果关系（与传统系统学完全相反的理解——用佛学的语言叫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这就有了下面三个结论：
不存在“是”判断语境里远离平衡态的无序混沌；
“是”判断语境里的有序形态的本质在“非”判断意境里是平衡态的不连续的无序混沌（“平衡态的不连续的无序混沌”，这句抽象的话用佛学的语言表达，中国人就特别容易理解：平衡态——后因果关系；不连续——无常；无序混沌——滚滚红尘）；
“非”判断意境里的逻辑混沌是远离平衡态的连续有序过程。
这是《逻辑后缀学》上卷第二章第六节提到过的“过程不存在斗争性，斗争性永远是目标所引发”，及“过程不存在对错，对错永远是在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围绕着信息（答案）产生”这两段话，引入“非”判断意境后的相异表述。
第一、二个结论，可作为《逻辑后缀学》对“是”判断的总结。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第三个结论：“非”判断意境里的逻辑混沌是远离平衡态的连续有序过程。
什么是“连续有序过程”？
要理解及解决这个问题，当中的连续、有序、过程三个概念都需要通过“非”判断意境重新理解及定义。
“动态”这个概念具有“行为”与“连续”两个内涵。
我们坐在高速前进的火车里向外看，我们到底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两个答案都意味着因确认标的物而产生“分别”：静止，是因为自他分别；运动，是因为他他分别。分别，也就是分裂，就有了“真值”，就有了“芝诺悖论”，也就不连续了。
从现代物理学微观的角度看，静质量是不守恒的，也可以说是不存在静态的力，事物永远都是动态的，以能量交换的形式表现出运动质量。
现代人因此而取得对“行为”共识：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但这种所谓“绝对、相对”的二元对立理念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连续性的本质。因为他他分别，“绝对”运动中对象（因为包含行为与目标是“是”判断成立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是”判断语境里不存在没有对象的运动，运动必然有对象）的行为永远是具有“质点”性的，而质点即意味着独立的，不连续的，分化（此处主要解为“离散”）的。“质点”行为的连续性只能凭常识“认定”。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数学上只能通过微积分中“极限”的概念，去“逼近（收敛到）”某一个“值”从而得到“近似”的连续性。
但因为“是”判断目标都是“分化”的，一定是“震荡的”、“重复的”，无论如何“近似”，都依然是“不连续”、“不平滑”的。寻根究底地分别，也就得出了任何事物乃至从微观的角度构成事物的粒子、能量及其“背景”的时间、空间皆是“一块一块”地、也就必然“有大有小”地、最终意味着必然有着最小单位“片段（例如所谓的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的自定义结论。
但如果真的存在最小单位，（所有事物的）最小单位就一定是“永恒”的，“永恒”就意味着一定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否定行为），那么，我们感知的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就一定是“虚构”的；但是，如果不存在最小单位，我们所感知的这个现实世界就一定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判断语境里“无中生有”与“虚构”却又是“同义词”。为了解释“无中生有”，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发现”了高维度。以笔者的理解：所谓“维度”，反映的是“相干性”，也是“退相干”的程度：维度越高（多），相干性越高，退相干程度越低。问题是：无论什么维度，只要是“存有（有维）”，在“是”判断语境的逻辑下就一定存在着最小的基本单位（目标“一”），也就是不连续（不连通）。
即，“是”判断目标的分化性等于否定了连续。
相同语义的表达就是：“是”判断不具有连通性。
我们所认为的“宏观”、“微观”，皆是凭作为观察者的“我”“说了算”。
问题是：“凭什么”我说了算？
广义相对论能够成立，是因为微观作用力可以“忽略不计”；
量子力学可以成立。是因为宏观作用（引）力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人类历史及至人类文明历史在整个宇宙史上同样地，且更加应该地可以“忽略不计”。
根本上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类凭什么可以对宇宙对自然现象“说三道四地忽略不计”？
其实人人在心里都明白，相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相对于整个寰宇，个人实在是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为什么无足轻重？我们又是“糊里糊涂”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因此，一旦涉及自身利益，我们马上又变得“举足轻重”了，变得“除我以外”的他者“才是”忽略不计了。
正因为根本上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类自不量力地对宇宙对自然各种现象忽略不计，现代人类文明才“刚刚出现了一秒（类似于《万物简史》的另一种比喻：如果把宇宙自诞生到现在的历史换算成我们熟悉的一个公历年，人类只出现在最后一天，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则仅仅只出现了一秒）”，就已经陷入各种的危机之中，末日论已经甚嚣尘上。
只要一作出“是”判断，真实的我，就会因二重分裂而“裂变成”“既属于宏观，也属于微观”的我：因自他分别，“宏观”的我（镜像）是连续确定的——符合广义相对论模型；因他他分别，“微观”的（必须他证的）我是不确定的——符合量子力学模型——“我”有没有意义取决于共时性当下的我的“视觉”的“需要”。
结果就是：需要依赖于连续确定性距离概念的黎曼几何，当去到无限小的几何结构，就因不确定性而不能自洽。
因此，物理学家千方百计要建立一个大统一理论模型的企图，在“是”判断的架构下是注定不可能完备的。
不可能完备的原因，是我们对宇宙的“认知系统”有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屏蔽”了判断者（观察者）自身的“是”判断（确认性判断永远是“除了‘我’以外”的判断）。
“是”判断永不简单——即永不能“大统一”——永远的“震荡与重复”。
也可以表达为：只要有标的物（质点、真值等），无论这个标的物“像星系那么大”，还是“像粒子那么小”，都意味着是不连续的。
至此，“是”判断语境对连续性的认识就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6）顺势而为（六）真正的同胚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6 10:27 已读 2688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什么“东西”可以连续？“连续”本身又是什么“东西”？如何去“证明”？
什么是“连续”本身？最形象的答案是“画一条单一的不破的曲线，并且没有间断、跳跃或无限逼近的震荡”。而“严谨”的数学理论认为：所谓“没有间断、跳跃或无限逼近的震荡”的意思，根据极限性质，就是“一个函数在某点连续的充要条件是它在该点左右都连续”。
但上述理论只是用抽象语言描述了（标的物）连续的直观表现，这种“连续函数”的描述“极其不负责任”，带有“以连续解释连续”的真类性质，对何为“连续本身”不可能说出个所以然来，那么，对什么东西可以连续当然就更不可能真正“计算”出来。
因为：
连续的，不是目标，不是什么东西，而是过程。
但“过程”是什么？
表面上，过程就是判断过程。但由于判断可分为“是”判断与“非”判断，而人们往往把判断过程直接理解为确认性的“是”判断过程（因此《逻辑后缀学》上卷为了句子“阅读通顺”，基本上仍然沿用“过程”作一般性的“方便”表述）。
但“是”判断只是判断过程中出现的（确认）行为。
人因为思维定式，作“是”判断已经是“范式下的常态”，而“是”判断（行为）总是要“纠缠共生”地“搭上”某目标，即“是”判断一定要有所指（目标）。
结果就是：当确认行为被理解为判断过程时，目标就与过程划上了等号。即是得出了“事物是一个过程”的结论。
例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一方面认为：一个实际事物是一个过程，是不可以借助“质料”这个词来描述的。同时又认为：过程自身就是实际事物的内部结构。
再例如，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称颂“过程”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时，其“过程”依然“离不开”世界——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
以上两个过程与事物等同的论述，皆是因为“纠缠共生”而得出。而过程与事物等同的“意义”在于：过程变成与目标一样的“状态”，同样是有大有小，有生有死（有终结）——即伴随着有限的、不连续的“潜无穷”。
因为“纠缠共生”的关系：假设确认行为是连续的，目标就一定是连续的；假设目标是连续的，确认行为就一定是连续的。
但因为“是”判断目标一定是分化的（不连续的）。
所以上述假设不成立。
即确认行为一定是不连续（不连通）的。
当我们把确认行为“误判”为判断过程时，确认行为不连续的属性就成了判断过程的属性。
行为的不连续性只是与“是”判断目标的分化性相关。
随着目标（状态）的变化（震荡、重复或者“消失”），“指”的（确认）行为其实是不断地“中断”然后“重新再指”，也就不连续了（射箭是一支一支地射出去）。
为什么“是”判断目标一定是分化的？
“是”判断目标的分化性即“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四个重要外延的相异表述：用“是”判断判断“是”判断，即形成一个无休止震荡与重复的真类。
这里必须清楚认识的是：目标自身并不等价于真类。
目标是什么？人的“是”判断思维中，目标即事物——所以我们一定只能说“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但实际上，物没有矛盾，物本身并没有“震荡与重复”（禅宗因此觉悟到：看山仍是山——因为，他“看到”了实在的镜像）。矛盾的是事。“事”是什么？“事”是指“是”判断中行为与目标之间发生的“纠缠共生”这个“事件”，这个事件让实在“变成了”（主观）存在。“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确认行为”这个“根本因”。事件中的目标因纠缠共生中“按照先前定义的同类对象来定义”的自定义的逻辑演绎就变成了真类中的目标，真类中的目标因震荡与重复就表现出分化性。此时的目标是（一说即不中的）无穷数的“目标镜像”（所有观念，及以观念为依据所产生的身边所有的人造物，皆是以“是”判断判断“是”判断后产生的目标镜像。此处的讨论可参考佛学所觉悟的“一入一切、一切入一”）。这些镜像因排斥性与模糊性共同作用后的积的叠加的变化无穷，就让我们（如黑格尔一般的观察者）有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认知，当确定了“事物是一个过程”时，也就进一步得出“矛盾即过程”这一“科学命题”。
存在（目标），因分别心而在连续过程中存在着。
结合政治学及佛学的“语言”来进一步解释：一般人“看山是山”时，这个“山”背后的解读是一连串甚至是无穷无尽的带有真值的“利益链（功利性的事）”。因此，此“山”是自定义的，本质上是“丑陋”的，因此苏东坡眼中看到的是“屎”；禅宗的“看山不是山”，就叫做“禅修”的意义，是为了解脱、“放下”此山背后一切的利益链（世间事皆虚妄指的是利益链的虚妄）；觉悟之后的“看山还是山”就是没有了利益链（没有了事，就没有震荡与重复，就没有了矛盾，因是而是的是就是了的没有对错的结果）之后纯粹的、真实的、美好的但不存在“值”的“物（像）”，也就是和尚眼中看到的“佛（相）”
发散思维：
——真正的美是真实的，而真实没有值。
也就是说，“真实美”的定义是：没有值。
没有值——“无价”的真义。
没有值，亦是“无为”的定义。故——大自然之美，就是无为的真实美。
——有值的美，必然衍生出自定义善恶，因此不是真实美。
对“美”的看法的相同语意的不同表述，亦可作为笔者对艺术的观点：艺术有三个层次
——“解释得通”的，例如什么“透视”、“黄金比例”，即理会的艺术，是最低层次的艺术；
——咋看之时不明所以，但慢慢品味，则领略个中奥妙如身同感受，即需要意会然后理会，也叫做“朦胧”、“含蓄”的艺术，是中层次的艺术；
——“完全解释不通”但又觉得“巧夺天工”“就该如此”的，纯粹意会的艺术是高层次的艺术（这部分对艺术的评价“分级”，一定会引起“真正的”艺术家们激烈的声讨——这是自定义真实世界里“正常”的“是”判断反应）。
“如此类推”：情爱亦如是
——通过“透析”解读为多巴胺作用的、讲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订立“婚前协议”的、AA制的情爱，是低等层次的情爱；
——情投意合、夫（妇）唱妇（夫）随、水乳交融、山盟海誓的情爱，是中等层次的情爱（山盟海誓中的“盟誓”反而令其情爱“降级”）；
——一见钟情、魂牵梦萦、碧海青天、海枯石烂的情爱，是高层次的，但又是“卑微”的情爱。故：高层次的情爱，必然是“绝不公平”的，在钟情者眼中，对方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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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过程是连续的，但判断过程中出现的（确认）行为是不连续的。
连续的判断过程严格而言应该称为非确认性的“非”判断的过程。
判断过程中出现的确认行为具有因果律；非确认性的“非”判断过程具有“互摄互入”的缘。
由于“非”判断中“所引”的目标是潜在性的、没有“值”的前我（判断者、引者），因此“非”判断与任何具体目标无关，只与前我有关，只要“我在”，只要引而“不发”，“逻辑叫停”，就“不会出（有）事”，也就不会出现“指”或者说“射”的行为，“引”就不会“中断”。
这个不会中断的“引”就是“非”判断的过程：“引”的过程不会中断，即一定是连续的（连通的）“状态”。
“非”判断过程等价于连续。
——再次备注：这里的“状态”是带引号的：在“是”判断语境里，一切事物都必须以某种状态存在才能被人们所理解认识并加以描述。
真实（过程）不是事物（目标），因此真实（过程）本身没有状态，不可描述，可称为“非状态”的关系（缘）；或者说任何“可描述”状态都是“是”判断下对真实“盲人摸象”式的反映。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篇文章里前前后后各种对真实“不得不”冠以“状态”的描述，皆是“方便”之说，需要从“非”判断的意境里领悟其“关系”。
为什么“引”的过程一定是连续的“关系”？
根据“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个重要外延：“非”判断是同一性判断。
真正“同一”的内涵不是有什么“相同东西的值”，而是“没有值”。因为没有值，才可以“逻辑混沌”地、“同一非一”地“取任何值”：逻辑混沌，即真实，及真实与前、后因果关系之间的真实关系所具有的模糊性，等价于前因果关系的历时性与后因果关系的共时性百分之百兼容。百分之百兼容，即完全同一。
完全同一，才叫做“连续”。
这里的“逻辑混沌”，就是“引”的过程所处的“关系”，即真实关系，因为完全同一，所以连续。
因此，连续的，是“非”判断过程。“非”判断过程，因为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就没有目标与背景之分（或者表达为：目标即背景；背景即目标），所以连续。
因此，连续的定义是：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
因此，引的过程不等价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绽放”过程，因为海德格尔的“绽放”引入了时间性，而时间是“有值”的。有值，当然就需要“操心、操劳”。
没有目标与背景之分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也意味着：非分别。
（注：通过“镜像”这种现象，对上述这句话有三重理解：1，如果从“是”判断语境的“我是”去判断，会纠结于镜像“是不是我”的“我识我是”；2，“深入”的“是”判断语境的思考：镜像“不是过去、将来的我（历时性）”但“的而且确”反映了当下（共时性）的我——分别心；3，从“非”判断意境的“我在”判断，镜中的我“是不是我”的纠结“毫无意义”，而只是意味着“我知我在”，手舞足蹈的我或凝神伫立的我都是“我在”，时间性则包含在“我在”中，意思是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我在”不变。）
因此，“非分别”，才是“连续”的“内涵”。
非分别，也即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内涵。
非分别的“非”判断过程具有连续性（连通性）。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一个重要外延。
因为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所以“非”判断过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永远真实，不会因为什么人为判断是否“完美完善形式”而改变。
或者说：“非”判断过程所表现出的“关系”就是“完美、完善”的“平滑”关系。
因为，“非”判断过程是（前、后因果关系）百分之百兼容的，没有“值”，因此一定不存在对错——这才真正吻合“完美、完善”的内涵：完全兼容，才叫做完美；不存在对错，才叫做完善——矛盾的不是过程，而是有“值”；或者说：有值，就有矛盾。
不存在对错的完善,才是“有序”的真正意义所在：有序，不是以时空性下某种标的物（系统）的“非加和性”的“对错”为标准，而是“不存在对错”的、“长胜”的完善。
也就是说：“是”判断逻辑属性的有序与“非”判断逻辑属性的有序涵义不同。为了不至于混淆，有必要为两种有序重新设定：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有序可称为“自定义有序”；
“非”判断逻辑属性的有序可称为“真实有序”。
《逻辑后缀学》上卷对“缘”的解读是：无序、兼容、重生。
这里修正解读为：真实有序、兼容、重生。
真实有序的定义是：不存在容错性。
真实有序的内涵是：反映真实的“关系”。
因此，之前有关平衡态的三个结论应该稍作修改为：
不存在“是”判断语境里远离平衡态的无序混沌；
“是”判断语境里的自定义有序形态的本质在“非”判断意境里是平衡态的不连续的无序混沌；
“非”判断意境里的逻辑混沌是远离平衡态的连续的真实有序过程。
“非”判断的过程具有真实有序性。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二个重要外延。
同一的，连续的真实有序状态不存在“容错性”的问题，任何可能都“可以”，“既可同真亦可同假”，所以“非”判断过程中的运动与静止一定是完全兼容的，没有惯性系与非惯性系之分，永远不会被“干扰打破”，“不会面目全非”，自他一体而永远不会解体。
不会解体，这才是“非还原”的本意。
因此，在“非”判断意境里非还原性的定义是指：“非”判断过程的不会解体、但又“包含”任何可能的“变（相干）”的性质。
有分别，才会被能否无限分割的问题困扰。非分别，一切入一。
“非”判断过程不存在容错性，没有值，因此，非还原性没有任何衡量标准，也就没有什么强弱之分，没有最小值也没有最大值，“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既非“线性”，也非“非线性”。
即：“非”判断过程的非还原性与还原性完全同一。
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运动与静止完全同一、非还原性与还原性完全同一：如此的“三同一”才是真正意义上因是而是的“不变”的、“平权”的、“等效”的、拓扑的“同胚”——真正的“相干”：同胚等价于相干（同一非一：相干的“解”）——退相干的变，等价于不可持续（不连续）；相干的变，等价于持续（连续：拓扑的连通性）——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易自身：这也就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体用不二”——本心为体，彰心为用；不变为体，变为用。
无论相对于火车外景物得出运动的结论，还是相对于火车内景物得出静止的结论，都是“三同一”的“我在”作确认判断（禅宗的“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心动”）。无论是蓄势待发，还是箭已离弦，无论射中还是射不中，所有行为皆因“我”这个“原动者”“在”。“我不在”，一切行为不存在。
这个“我在”的“我”，一定是“我是我”的同胚。
“非”判断过程一定是同胚（相干）的。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重要外延。
“非”判断过程中的同胚（相干）“状态”，才具有真正“可持续的稳态”——并且是“守恒”意义上的、“一次过”的“稳态”——恒稳。
守恒的恒，不是指时间长河里绵延无尽不会终止的永恒，也不是“不会多也不会少”之“恒量”，而是指“非”判断过程的（三个）完全同一。
因此，守恒，即“守一（同一非一）”。
同胚的“非”判断过程的守恒性是现代物理学守恒定律的“终解”。
即真正意义上“可持续”的一定是：“非”判断过程。
“非”判断过程的“可持续”，是“恒稳”的持续。与“是”判断“终有解除之日”的契约相比，“非”判断过程的恒稳持续，可用古老中国先人的文字诗意地表达，叫做“生死契阔”。
“非”判断过程是恒持续性判断过程。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四个重要外延。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7）顺势而为（七）重生吸引子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7 10:37 已读 1425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连续、真实有序、恒持续，这三个“非”判断逻辑属性的外延整合后可表述为：具有恒稳趋向性属性。
因此，因同胚而具有连续、真实有序、恒持续的“稳态”，也可以表述为：具有“恒稳趋向性”的关系。
即：“非”判断过程具有恒稳趋向性。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五个重要外延。
恒稳趋向性，也就是恒稳的势——这，才是真实的势。
逻辑推定的势不可持续；非逻辑推定的势恒稳持续。
正因为“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非”判断过程具有恒稳趋向性——处在生命悖论中的人类社会才可以支撑到“现在”。
“非”判断意境里的“势”与“力”不同于“是”判断语境里人为的“势”和“力”。
真实的势不依靠“（人）造”，即远离平衡态的，非逻辑推定，即不存在因果律的，因此是对称的、恒稳的（同胚）、“长胜”的。
故真实的势，具有真正的、“全域”的开放性。
“非”判断过程，具有全域的开放性。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六个重要外延。
真实的势，就是东方文明所觉悟的“天道”。
天道，并非“他者”之道——如果观察者的思维能够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非”判断，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即我即道、即道即我”的判断思维——只有对称性，不存在背景的，逻辑完备（下一节讨论）的思维。
既然天人合一，人就并不“渺小”亦不“伟大”，不再是“仅仅出现了一天”，不是微观也不是宏观，不会被“忽略不计”也不是“天赋”的独一无二的“万物之灵”，而叫做“是就是了”（百分之百的自适应）。
真实的势之下的行为趋向的具体分布，就叫做“是”域——“是”域，才是真实的“势力”，无远弗界，无所不及，无所不容——全域地——深入事，化入物（因是而是、知行合一）——大化之后大用流行。
能够全域地深入事，化入物，正是因为“非”判断具有真正的开放性。
这也就是真实关系中“顺势而为”的定义：全域地深入事，化入物（顺势：因是而是 ）——肇万化而成万物（而为：或是而是之是就是了）。
为什么会有“涌现”？
——因为“因是而是”。
大用流行——真正的物化（真实的涌现）：肇万化而成万物（或是而是、是就是了地知继而行）。
“真正的物化”，这意味着：
“非”判断，是“唯物”的判断。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七个重要外延。
——笔者在这里亦为“唯物主义”下一个界定：凡认同没有值的“非”判断皆属唯物主义（直白简言之：没有“事”就叫做唯物主义）。
“返璞归真”就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返璞归真，就是回归自然——就是禅宗的：行脚、劳作、不离日用；道家的：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真实之美）——自然本来就“是就是了”，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不设前提，是纯粹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百分百兼容的“当下”的涌现，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意义”——唯物没有事，唯心就“出事了”，就有了“事物”。
因是而“是”的矢量场或向量场（趋向）具有收敛性及吸引性：百分之百兼容——没有容错性，因没有值（无为）故可以不分彼此地取（这里的“取”就解“收敛吸引”之意）任何值（无不为）——这才是真正的“吸引”——既是“万有”的、又是“恒长程”的吸引（趋向）。
真实关系中的力在“是”判断语境里表达为“吸引力”。
这也是笔者给物理学里“万有引力”的“解”：万有引力——塌缩时（观察时），对称性“是”域表现为“（引力）场”所具有的 “恒（吸引性）趋向”——完全不同内涵的解：传统物理学，先（因“是”判断的二重分裂性）给定一个“量（“有真值”的质量）”，再推导出（质）量与（质）量之间皆具有“引力”，然后又“假定”光速不变而推导出“物质告诉时空怎样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的真类性质的广义相对论。
因此，真实的势——天道的趋向性具恒吸引性属性。
吸引，含有“蓄”之意。
即真实的势，也可称为“恒蓄势”：蓄势待发也就等价于引而不发。
真实的势力之下的行为趋向，是兼容性的行为趋向。兼容性的行为趋向，即真实的力，因引而不发的吸引性属性故而是恒持“蓄势待发”的“原动力”。
蓄者，屯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摘自《周易·序卦传·上篇》）。
恒持原动力之下的趋向行为，才真正表现出“长期行为（恒持续）”——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涌现”，其意义在于——“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初心）——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是”判断产生的“时间”这个因素的参与下，恒持原动力逻辑混沌地顺势而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负阴而抱阳”地大用流行，“造化”出我们“眼见”的、丰富多彩的、同一但又“非一”且能够“各复归其根”的、生机勃勃的（真正智能性共享的）真实的“熵”世界。
确定的都是“死”的——“是”判断语境的事物最终都会真正地“一盘散沙”、“一潭死水”（熵增）；不确定的，才是“活”的——“非”判断意境的事物永远是“聚沙成塔”、“盈盈一水”（熵既增且减、非增非减）。
热力学的熵增定律（第二定律），不过是基于有初始条件为前提的“起点假说（Past Hypothesis）”。以初始条件为前提的一切“是”判断的“追问”及“确认”，皆是对“前提”本身的追问（解释）及确认，对前提的追问及确认，皆为不对称的追问及确认，也就是“塌缩”的追问及确认。由此而得到的任何答案，皆是不对称（对称性破缺）的答案。结果——熵增，也就是必然的（”是“判断逻辑属性第十四个外延：“是”判断是一种熵增行为——曾有人认为：熵增定律是人类值得自豪的，可以向外星文明炫耀的名片中，人类文明的三大精髓之一。笔者则认为：这就像把自己的“短处”作为“长处”四处炫耀一样——可笑而不自知）。
“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初心）。即“非”判断的判断永远处于“初始”，即永远处在历史与未来的“源始”，故既熵增亦熵减，亦“不增不减”。这，就是“重生”。用科学的说法：重生性，消失与重现具有量子化的性质。
重生，是活力的源泉（物之始生也）。
观察者眼中的世界之所以有生机勃勃的“生机”，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本来就是功能性共存的“或是而是”的“共生”关系，而“共生”是因为具有“重生”的内禀。可重生是指：“因没有值故可以不分彼此地取任何值”。“通俗”地说就是：什么也不是，才可能是任何什么（关系）。
因此，重生的定义是：（非空集）缘起缘灭之际，内禀（非封闭非依赖，远离平衡态，故生命公式的常数值C为零）不变。
重生——没有值故而为最大值（全值）。
重生——因是而是：物质世界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根源；人类文明的交流及发展过程中所谓的“突破”与“创新”的灵感之源，即创造力的内涵皆是因为——重生。
内禀不变——恒稳的同胚：同胚是恒持续的本质；重生是恒持续的表现——恒稳的同胚，这才是真正的吸引子——笔者把其命名为“重生吸引子”。
“非”判断是重生吸引子。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八个重要外延。
个体生命因自定义而皆有“独生的命（平庸吸引子）”，“独生的命”有生必有死——故不可持续（不连通）。
没有自定义的恒持续的重生吸引子生生不息——“连通”的同一非一的可重生再有。或者，这就是自定义生命“之外”的“生命”：由于“命”含有“始终”，即含有“生死”之意，借鉴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曙华所认同的“生成元”概念，笔者把“自定义生命之外的生命”——生生不息无始无终的重生吸引子“别名”为：生发元——重生吸引子的世界永远是“生发过程”的世界，即永远是“未开始亦未完成”、“既是开始亦是完成”的、大用流行地不断“衍化”的“元”世界——这才是真实世界的涌现。
生发元这种“自定义生命之外的生命”的“意识”，可借助道家所谓之的“元神”进行理解——虚无生性，谓之元神（《道枢》宋代曾慥编集）——不过，道家的“元神”具个体性内涵，“生发元”则具有同一非一的全体性内涵。
“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生发元是一切生机的内禀——当然也就是自定义生命的内禀（初心）。
生发元，是终极的生命的“奥秘”：自定义生命的“元识”以生发元为内禀。
注一：笔者不采用李曙华教授的“生成元”概念，是因为“生成”的“成”字含有“已经成功、成立”即“终于确定状态”之意。而以佛学的理念，“成”其实是“成不了”的，因为“成”后面总是跟着“住、坏、空”，统称为“四劫”。笔者则进一步解读为：“四劫”只是相对于自定义真实而言的“存在”。更直白地说就是：四劫只是对人而言的。在“非”判断的维度上，“无苦集灭道”，也就无所谓“劫”，“成、住、坏、空”不过是互摄互入的全序关系下，“对称”发生的大用流行的“从不曾开始亦从不曾完成”的涌现过程。这个“对称发生的涌现过程”就是生发过程。
注二：“生发元”的理念在描述上类似于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的“元气”理念，但实际上亦根本有别。
两者相似之处，皆是诠释万事万物生成变化之“活力之因”。
不同之处，王充论述的“元气”，仍然是一种确认性的具有物质性存在意义上的“他者”。因为确认（破坏），此“他者”毕竟还是深层思维倒错下视因为果的确认性“是”判断的“目标（破缺）”。
但尽管是“破缺”的“是”判断目标，笔者还是认为：王充的难得之处，是其“元气”的观点具有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亚真实性”。即其“元气”尽管依然是“神离”，但已经是“相当貌合”的真实的镜像反映。故笔者对王充的评价是：王充并非反道统儒学的异类，其著作《论衡》亦非异书，而是对道学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作出了“纠错”的贡献。
而笔者探讨的“生发元”，则是非分别的，“因是而是”的“实在”的活力性，这样的活力性，才具有真正的开放性。
发散思维：我们常说“深情”，何谓“深情”？笔者认为：“深情”指的就是“因没有值故可以不分彼此地取任何值”的重生性——如同大海：在“非”判断的维度上，“大海”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名词，而是用以“借代”“我在”的真实关系的构成——情深似海的关系，必然是“因没有值故可以不分彼此地取任何值”的“自适应”的关系：“非”判断的思维意境中，并不是思考如何在海面上逐浪翻波，亦不是思考如何能够潜入大海深处（两者都不过是“外来者”意识），而是把“大海是由水汇聚而成的实体”这种思维转换为“水分子之间具有不分彼此的真实关系，这种真实关系的构成，就是我们眼中所见的大海”，从而“忘我”地感受大海波澜壮阔的“势”，与“势”中的活力融为一体——真实关系中的任何一个水分子，无论是处在自由奔放的浪花中，还是处在万米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中，都能够“情深似海”地、“我在”地自适应而“可重生再有”——一个人，如果以“非”判断意境思维处世，就会充满活力地“处处留情”。
同理，如同太阳，亦是真实关系的构成：无论多高的温度，真实关系中各种（人为他定义的）化学成分的元素并不会“热得受不了”，而是“始终都在”地、“可重生再有”地“做（真实关系下）该做的事（化学反应）”——我们不能没有任何器具保护就潜入深海，更不能与太阳“亲密接触”，因为我们皆自定义为“我是”的“外来者”：“外来者”皆是他适应需求而“非重生独有”，如果“他不适合我的非重生独有”，我就“会抗争到死”——当我们自以为“是”，当我们因自他分别而自己把自己排斥在自己或宇宙之外，我们最终就——必死无疑。
《逻辑后缀学》上卷第二章第六节有关“形式第二定律”的论述中讨论到：【进步的结果是人的依赖性（b值指数级增加）越来越强。依赖性强意味着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对封闭的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进化的结果则是生命的封闭性（a值趋向于1）越来越强。封闭性强意味着通过对“他者”的不断否定（对依赖的否定）而追求完美的自身。即进步与进化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互克”的。在本质上皆属于通过“自定义是”判断追求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完善或完美形式的行为，却因自他分别及他他分别而形成对立面，也即是处于依赖与封闭冲突的生命悖论的阴影中。因此无论是进步还是进化，都逃避不了生命公式及形式第二定律】。
通过“非”判断范畴的讨论认识了重生性，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何谓进步与进化：
进步（新解），是对自适应在觉悟上的衡量；
进化（新解），是自适应程度上的衡量。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8）顺势而为（八）奇异吸引子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8 11:08 已读 1260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三，具有奇异吸引子的顺势而为：
“非”判断的顺势而为：全域地深入事，化入物（顺势：因是而是 ）——肇万化而成万物（而为：或是而是之是就是了）。
“很不幸地”，我们因具有“天生”的自定义基因，而在思维上始终“不能接受现实”，始终“不承认”真实的顺势而为。因此我们在“表面上（仅仅在表面上）”“不可能”“因是而是地或是而是之是就是了”，而始终是“因是而是，然后或是而是，然后因非而是地是之为是到是其所是”。
重生吸引子恒持的稳态，在“自定义是”判断的观察者眼中是“看不见”更做不到的，因为生命始终存在着容错性及滞后性：我们总是“后知后觉”，我们所感觉的“势”，永远都是“已经经过自定义（解读）因此一定是变了样”之后“慢半拍”的“势”。
——我们不得不“知先行后”。
“慢半拍”，也就“总是觉得不那么稳”。
即生命意义的观察者不可能感觉到恒稳的趋向性（势），亦因此所感受到的趋向（力）也是“不那么稳”，同样也是“慢半拍”的。
力反映的是状态与他者的关系。
生命意义的观察者的状态与他者的关系叫做“自定义真实关系”，即“慢半拍”的力指的就是“自定义真实关系”。因此，“慢半拍”的结果就是：自定义真实关系与真实关系及与“其它”自定义真实关系之间总是不能协调（即本文上卷所形容的“总是被干扰矫正打破”）——即力与力之间不能协调：也就表现出“非惯性系”，也就有了“值”。
“不能协调”的力就具有了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排斥性的内涵，具有排斥性内涵的力就叫做“排斥力”。
排斥力是主观意识里“自定义”的，因此是“慢半拍”的力。
自定义的慢半拍的排斥力，因为有了“值”，也就有大有小、有强有弱、有始有终。
排斥力在物理学里就表现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以互异性为根据的后因果关系逻辑在物理学的“表达”就叫做“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社会学里的“表达”就叫做“斗争性”。
因此，斗争性确实是“存在”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没有错”——但这个“存在”其实是“主观存在”——因为是“主观存在”，斗争性不是我们因此就可以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斗争的理由。
顺着“不那么稳”的势的“而为”，才是我们真正可以“看得到”或者“做得到”的“不脱离实际”的“涌现”。由于这种“看得到”或者“做得到”的涌现与真正大用流行的涌现之间总是存在着慢半拍的力的差异，我们就总是有“计划跟不上形势（人生无常）”的力不从心的无奈。
然而，“求稳”是自定义生命天生的“本能”，故而在无奈中我们依然想方设法地要“求稳”。
“慢半拍”的“求稳之路”，有“是”判断语境与“非”判断意境两种模式：
“是”判断语境里的求稳，求的是不稳的趋向下的“（交集）状态之稳”。整部《逻辑后缀学》，以上卷为重点，都是在“批判”“是”判断的“状态之稳”。最终指出：状态能否稳定，依据的是自相似原则下的造势。由于（人）造的势最终会面目全非，因此“状态之稳”始终因“求不得”稳定的趋向而始终处于不稳（本质为开集的交集）。
因为“不稳”，对称的生发过程中本来是全序关系的“成、住、坏、空”就表现为偏序关系的不同拓扑结构的“生、老、病、死”——直白地说就是：坚持斗争，最后始终都不可持续，“难逃一死”。也即是现在的流行用语：No zuo no die。
“非”判断意境里的“稳”属于趋向（吸引力）本身的“（涌现出并集性质的）关系之稳”。
“关系之稳”的意思不是某种具体的确定了的（稳固）关系（自定义真实关系）。而是认识到“关系”本身因重生吸引子的内禀而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前、后因果关系百分之百兼容的互摄互入的真实性，即事物在本质上具有“功能性共存”的“大用流行”的真实关系，因此“关系之稳”的“稳”不需“求”，它就在那里，永远“本真”（因是而是：有关系，但不需要逻辑推定，“是就是了”），否定不了，并且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排斥不了）——这亦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关联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不能被创造，亦不能被消灭——英国物理学家保罗·迪拉克在1928年建立了相对论形式的薛定谔方程，即著名的迪拉克方程——以一种根本的方式通过量子力学扩展了相对性：自然只是在相互作用中描绘世界，物体自身没有其他属性——换言之，只具有同一非一的同一性。一个物体的所有变量都只相对于其他物体而存在，其位置、速度、角动量、电势等，只有在碰撞——与另一个物体相互作用时——如何向“它者”展现自己时，才具有存在性——事物的存在被简化为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范围——存在成了相互作用，成了关联——并不是事物进入关联，而是关联是“事物”的基础。
“非”判断意境里能够觉悟这种关联：我们一定是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或是而是的涌现）。“摆脱不了”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是因为我们的趋向始终因“恒稳的同胚”而具有恒持的吸引力。
这种否定不了亦摆脱不了的（并集）关系之稳，笔者命名为“共相等原则”。
“非”判断下的趋向是共相等原则下的恒持吸引力。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九个重要外延。
这个外延的相同语义的不同表述就是：“非”判断是具有凝聚性的判断——由此而产生的力叫“凝聚力”——凝聚力，是吸引力在人文范畴里的表达。
在“是”判断（“自定义是”判断）语境下，人类种种纷争、问题皆被冠以“对错、善恶、美丑、贵贱、得失”等等价值性“非本真”标签，继而产生了种种自定义真实之间的“较量”。除了自定义真实之间的较量外，还有就是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的，“是”判断的分化性与“非”判断的凝聚性之间的“较量”——历史上中外“圣贤”种种劝导世人的“苦口婆心”之语，皆带有凝聚性的内涵。可惜的是，这个“眼见为实”的世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种种带有价值性内涵的“自定义是”判断，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思维之中。
“否定不了亦摆脱不了”的共相等原则，并非我们常常慨叹的“命运”。命运是自相似原则下被动语态的不得不接受的“自定义真实总是不真实（敌不过真实）”的无奈——真实与自定义真实的“较量”中，真实永远是“长胜”的。
共相等原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义上的拓扑等价；是“众生平等”及“慧觉平等”的“真实基础”。
共相等原则与自相似原则之下的“力”不同：后者的力随着“势”的强弱变化而变化，其“涌现”过了“有效期”之后“命运”就会面目全非；前者的吸引力因重生吸引子的恒稳性质而具有恒持性，因此而“万变不离其宗”——也叫做：不忘初心。
认识到“关系之稳”，也就觉悟到：我们其实不必“造势”，势（初心）本来“就在那”，只要“不忘”，一切的“万变”，皆依照共相等原则顺着势而为就得了——共相等原则，是顺势而为的“理论依据”。
不过，生命意义的观察者对功能性共存的真实关系的认识，一定存在着容错性及滞后性。容错性及滞后性影响下，本来稳定的并集关系下“顺势而为”的趋向行为，在观察者眼中就始终呈现不出真正的“大用流行”（“肇万化而成万物”的涌现），而是呈现出一种被系统学所描述的：任意两个极为接近的初始点，在一定数量的迭代运算后，两者可以相距甚远；也可以再经过一定数量的迭代运算后又变得极为靠近（的涌现）。
这种令趋向行为表现（涌现）出似乱非乱、乱中有序、稳中有乱的“似稳非稳”的趋向性，被系统学称为“奇异吸引子”（又称为“洛伦兹吸引子”。笔者在本文中对奇异吸引子的理解与传统系统学语境的理解不同，是综合了语境与意境之后的理解）。
笔者认为：奇异吸引子（包含了“是”判断语境与“非”判断意境）的理念，是生命意义的观察者在“现实”中“行得通”的，“勉勉强强”地“尽管神离但依然貌合”的，顺应天道而顺势而为的科学理论的基础（“貌合”，也就“和谐”）。
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在局部的表现是不稳定的，但在广域里的表现却依然是稳定的（趋向）。
奇异吸引子的趋向性，不是不变性而是“吸引性”，能够表现出吸引性正是因其本质上具有“恒稳的同胚”的“非”判断内禀。但受滞后性影响，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在涌现当中的动态点会出现“分离”现象，但因“因是而是”的内禀，动态点的趋向行为无论怎样彼此分离，最终依然离不开奇异吸引子。这种涌现中的变化，在系统学里称为“非线性变换”。
这里，笔者把“非线性变换”这个系统学概念修改为具有“非”判断意境的“非线性拓扑变换”。
笔者认为：“非线性拓扑变换”的意思不是自相似原则（“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八个外延）所描述的，到最后面目全非的“非线性运动变化发展”，而正是共相等原则下拓扑意义的“万变不离其宗”——不离重生吸引子“初心”的涌现在观察者眼中的现实反映——即：重生吸引子稳态的“真相”，生命意义的观察者永远“看不到”更“做不到”——重生吸引子的稳态在我们眼中一定表现为奇异吸引子的“亚”稳态。
“是”判断语境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在“非”意境里表述为拓扑变换。
由此，笔者给出《逻辑后缀学》意义下的“奇异吸引子”定义：具有重生吸引子的内禀，其涌现趋向依据共相等原则，但受到容错性及滞后性影响，涌现会表现出非线性拓扑变换的“亚”稳定趋向性。
“非”判断的涌现在现实中（生命意义的观察者眼中）表现出亚稳定趋向性的非线性拓扑变换。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二十个重要外延。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59）顺势而为（九）中华魂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29 11:36 已读 1385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的长期行为，在观察者眼中同样对初始值的变化（趋向的变化）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并非由于什么人为的利用规律建构的高级复杂精确而产生，而是真实关系中自然而然的，没有时间差的“一触即发”的同步反应在现实中的反映。
所谓“现实中”，意味着观察者的“看到做到”与真实关系的“同步反映”之间还是“有差距”的。结果就是：真实关系中的“一触即发”在观察者眼中就总是表现为“后发先至”。
尽管达不到“一触即发”，但“后发先至”还是意味着，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的行为趋向，依然是接近百分之百“你情我愿（容错性及滞后性大大弱于平庸吸引子的系统）”的：“你情”反映的是重生吸引子内禀的影响；“我愿”意味着“（吸引）力”的“内视性”的自适应能力。
“我愿”亦意味着力的排斥性的“弱化”，也就“和谐”。
你情我愿，也就是共情，亦是“慧觉平等”的通俗解读。
真实关系中百分之百的“你情我愿”，就是百分之百的兼容（互摄互入，科学术语上真正的“耦合”），相干的自由度，那就没有什么预测性的必要，因为不存在任何容错性的问题（不存在非加和性）——对于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我们人类能判断当中有什么对错吗？我们“有资格”判断吗？
完全百分之百你情我愿的兼容，意味着不存在什么“序参量”。真实关系的系统中种种状态参量，皆是在“相干”中，依据共相等原则然后“辩证（并集）”地相互支配着的。
这里的“辩证”用双引号标示，意思是人的思维对“相干性”的理解只能够达到“辩证性”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深度”。
真实关系中没有主角——这亦是（并集）“或是而是”的内涵。
——“状态参量辩证地相互支配”，可称为“互套原理”：因适应与反馈对等产生稳态。
依据互套原理形成的系统不存在容错性及滞后性，不存在容错性及滞后性的系统，才是真实的系统。真实系统的涌现，才是可持续的、守恒的、“完善的”、“完美的”、大用流行的。
而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其“势”只能够“接近”真实系统，因此其涌现就表现为“任意两个极为接近的初始点，在一定数量的迭代运算后，两者可以相距甚远；也可以再经过一定数量的迭代运算后又变得极为靠近的——非线性拓扑变换的涌现” 。
以“是”判断语境认识的世界，是自定义真实的世界；
以“奇异吸引子”意境认识的世界，是“亚”真实世界。
亚真实世界的亚真实关系，就叫做“知行合一”。
受训者，就“活在”亚真实世界里面——知继而行。
对这个有着奇异吸引子属性的“亚”真实世界的涌现的“抽象性”描述，是否有某种具体的熟悉感？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现状皆可以在这种描述里“对号入座”——“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综观全世界，只有中国历史能真正符合这个“分合论”。所谓“分合”，不一定非指疆界国土的分合，亦可以指种种人心、国力的起落。当今的中国，不过是分久必合趋势中“处于上升状态的正常回归”。
有关中国历史的悠久性，已经有大量专业的著作分析。在下一章里，笔者亦会从语言文字的视角，分析不同的吸引子对文明的影响。只希望：“以奇异吸引子意境认识的世界，是亚真实世界”这种说法，能够在有关中国历史，及人类历史的分析中,及全人类文明的走向中,起到启发性的作用。
接下来，以“非”判断意境里的奇异吸引子理论，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的现状。
对于现代的中国，每当专家们专业地分析各种社会现状，我们不得不说大部分的分析都相当准确合理，中国社会的现状确实经常呈现出“乱状”（非加和性弱），某些乱状的程度以西方人的标准确实足以令中国为之崩溃。
但中国并没有崩溃。
中国不会崩溃，是因为中国没有“标准”（注意：千万不要“理会”这个结论。这里的标准是加了双引号的“意会”，意思是中国人对标准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接下来会作解释）。
中国没有标准，中国有的，叫做过程中的“势”。因此当今中国政府有句“口头禅”：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一定具有“（‘非’判断）过程”的内涵。
如果完全没有标准，就没有容错性的问题。不存在容错性的系统，自然就没有崩溃之说。
中国社会系统中运行的力，依靠的不是什么（平庸吸引子的）标准，而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华民族的“魂（参考奇异吸引子的定义）”。
中国人所说的“大势所趋”。这个“势”不是契约或序参量性质的平庸吸引子，而是具有重生吸引子内禀（中华魂）的奇异吸引子。如此的“势”之所趋下“力”的涌现，才是现实中能够具有相对持久性的“历史意义”（“亚稳定”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亚真实尽管最终可能“敌不过”真实，但与自定义真实的“较量”，终究是会“略胜一筹”的）。
真正造成势之所趋的，不是不变性，而是吸引性。
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的势之所趋下“力”的分布，依据“互套原理”而具有“凝聚性”，产生的力叫“凝聚力”。这是一种与“倍周期（或三周期、多周期）分岔现象”中的离散性的力完全不同意义的力。
“同心协力”的“心”必然是非价值性的以重生吸引子为内禀的“初心”，才有可能持久性地协（凝聚）力（美国建国初期亦有过“同心协力”的时期，但其“心”是价值观同一属性的平庸吸引子，故当时兴起的修桥修路等基建属于“共识”下的“造势”。当今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搞基建，修铁路、桥梁，修水利工程，各种产业链的长远布局，则并不是造势，而是属于过程中以凝聚力“蓄势”的具现）。
“非价值性的初心”，即中华魂——因非价值性故能“共情”。
何谓“中华魂”？以“是”判断语境“因非而是”而进行的价值观意义上的学术性分析，属于“因非而是地是之为是到是其所是”，皆不能得出一个真正全面准确令人信服的“共识”的结论。以至于何谓“中华民族”？亦是众说纷纭。
在“非”判断意境里，中华民族，是“亚真实精神”的传承者（见下一章）。中华文明（转盘文明），是“亚真实世界”属性的“亚文明”。故而，中华魂的“非价值性的初心”就是：亚真实精神——因是而是之或是而是之是就是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种源始性——读者慢慢“细品”。
既然叫“是就是了”，那么，中华魂就并非某种可以确定、可以“冠名”的“关注点”，因此在表面上，“中华魂”如同“一盘散沙”般发散而“没有焦点”，但其内在则是充满着“人间烟火味”的“逻辑混沌”下的“处处焦点”——水库里的水表面上平静“无为”与世无争，但其内在恒持的“势”却具有“处处焦点”的“压强”——“逻辑混沌”表面上是“麻木不仁”的：确实，中国人在平常日子里对政治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逻辑混沌”。而政治，则是“处处焦点，实际上没有焦点”的“敏感”具现——但是，“逻辑混沌”绝不是离散，而是生命公式的a值低，即加和性脆弱值C小（参考本文上卷第二章第六节），也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相当之顽强：二战时期的日本就是“误判”了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而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结局当然就是“淹没”在中华大地上“顺势而为”的“滚滚洪流”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以美军为主导的强大的“联合国军”，觉醒了的中国人同样毫不畏惧，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势之所趋下，不是做什么对（错）的事，而是做该做的事（“我愿”的自适应）。
所谓对错，必然具有主观性。做对（错）的事，必然是带有价值观的事，其所趋之势，就必然是不能持久的人为之“假势”。
“该做的事”，哲学家康德称为“定言令式”。即康德认为有一套源自于上帝的“道德普遍法则”决定着该做或不该做什么事。但这种“道德普遍法则”并不能超越人为的价值观的框架，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属于他适应性质的“平庸吸引子”的“形而上”版本，不但注定了是脆弱不可持续的，而且还常常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来作为打击异己的道德武器。例如以“上帝的名义”、以“普世价值”为名对“异教徒”、对别国的肆意干涉。
“该做的事”，应该是根据“非”判断论域的道德普遍性而做的势之所趋的知继而行的事。势之所趋之下，“自然而然地”就要“审时度势”。审时度势不是为了“他适应”，而是为了“自适应”。
自适应，中国人叫“随遇而安”。随遇而安，是一种自我修正的态度及能力。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失误判断，不过是因自定义真实关系范畴里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但之后政府雷厉风行（时间差小）的防疫措施及全国人民的积极配合（同心协力），则是经典的、“可载入史册”的“随遇而安”下，亚真实关系范畴自适应性质的自我修正表现。
在新冠病毒面前，自定义真实关系表现出分化性：自定义真实世界里的伪文明，只能在荷里活式的臆想里逞英雄，在真实（病毒）面前，就原形毕露了；
在新冠病毒面前，亚真实关系表现出凝聚性：“伪装成一个国家”的亚真实文明，在伪文明、在真实（病毒）双重夹击中，依然屹立不倒，撰写着史诗级的篇章。
“自适应性质的自我修正”，以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文表述也叫做：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源自《周易》）——这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己的修为及对别人的道义。中华民族持久性的凝聚力的“秘密”，就藏在这八个字里面。当然了，生命具有免不了的自定义，不可能真正“天人合一”地顺应天道。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秘笈”之下，中华民族所顺应的，叫做“王道”。“王道”的“势”——中国式的奇异吸引子，只能“近似于”真实的势。王道的势侧重的不是“外视性”，而是内视性的自强不息，因此其势不会因“对手”的强弱而变化。如同“水势”，无论水道中有多少障碍物，无论如何围追堵截，如何“制裁”、“脱钩”，水都依然是“顺流而下”。即使是筑起大坝，把水“完完全全”地“团团围住”，“势（压强）”还在，永不消逝，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突围而出（涌现）”——水花四溅（的涌现），在“是”判断语境中意味着错误、“崩溃”；在“非”判断意境中意味着自然（是就是了）——妄图用 “是”判断纠正错误的模式去纠正水花，一定是痴心妄想。
这种王道的势的涌现，不但不会被堵住，而且还会形成越来越大的，被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先生所称为的“中国漩涡”——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是来自外围竞争势力不断向内卷入漩涡核心的礼物——比照“中国漩涡”，西方霸道的人为之势的涌现，就如同打在旋转中的雨伞表面的雨点，四散飞溅——恃强者，夺百载之机。厚德者，蕴千秋之势（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贴主:仁剑于2022_03_29 12:01:08编辑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0）顺势而为（十）中国懂标准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30 10:27 已读 972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在势之所趋时随遇而安，“非线性拓扑变换”地反馈，是一种和谐共存的“亚”真实关系。和谐共存，反映的正是你情我愿（共情）之下，“辩证地相互支配”的吸引性。
问题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受其它文明的影响而独善其身。真正百分之百的自适应，和谐共存，只能是“理想”。
真实关系中历时性与共时性是真正同一的，因此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但人类受着与生俱来的，不能抹去的 “自定义” 这个基本特征（基因）所限，我们不可能做到“真正同一”，不可能真正消除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因此我们的思维，就一定有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带着价值观“成分”的思维。也就是说，一定有标准，一定有对错，一定有善恶，一定有“他适应”。
我们做不到真正同一。我们能够做到的，叫做（势与力的）“辩证统一”。但笔者认为：辩证法，并非什么真理性的科学方法，不过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的意思是：辩证所包含的“辨别认证”只是手段（例如所谓专制民主），但其本意并非为了“是非分明”，更不可能“越辩越明”，当然更绝非“为反而反”，而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统一”。
因此现实中我们根据辩证法所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一是尝试建构一种“形神兼备”模式的系统（参考笔者的《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中有关“心学”的论述）；二是尽可能把自定义真实与真实之间的时间差的值（滞后性）减到最小（高度统一）。意思就是：尽快认清现实，认清形势，尽快“放手”、“更换”已经“过时”了的标准、价值观。
怎么判断标准是否已经“过时”？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懂得（知道）什么是“标准”。
中国没有标准，不等于中国人不懂标准。中国人早就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懂（知）标准的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种种标准已经以中华文明特有的内涵，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血液里。
什么叫做“懂（知）标准”？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但方圆不是规矩：自适应就是以为方圆是规矩；
规矩也不是方圆：他适应就是以为规矩是方圆。
（方圆确实是规矩，规矩也确实是方圆，那叫做真实，叫做自然。没有标准的真实是最高标准，因此才有“融入大自然”、“天人合一”之说。但那是“神”的境界，“凡人”做不到，故只能“望”——道德高地，望而不占。）
但规矩可以勾画出方圆。
但规矩既可以勾画出方圆，同样也可以勾画出其它的图形。
规矩只是工具。
工具是拿来使用的。
工具，没有先进或过时，潮流或老土之别，只有适用或不适用之时机。
标准等价于工具，因此标准同样也是拿来用的。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标准，是拿来用的，并不适宜“坚守（非识）”。这就叫做“懂标准”。用标准，是有别于他适应与自适应的“中间路线”。（也就是笔者提倡的“受训者”理念）
如何“用”标准？从古代对“天人合一”的意会，到现代的“白猫黑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活学活用”、“学以致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一带一路”，中国人的“凡事都有转圜余地”，“兵法的核心在于挑战规则，真正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把辩证法这个“权宜之计”运用得烂熟的当中的巧妙，绝不是“一根筋”（理会）的西方人（也包括了那些强调以“理会”为思维主轴的中国人）能够领会的。不但不能领会，美国的阿尔塔日报在1853年针对在淘金热中刻苦耐劳的中国人，还得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性格上狡猾欺骗”的结论。
不同版本的类似结论至今仍阴魂不散地盘旋在中华民族头上，
例如“黄祸论”，最新的版本则叫做“中国病毒”。在在都反映出，无论是如何知识渊博的“中国通”、“中国问题专家”，如果是通过“理会”来了解中华文明，皆会带着恐惧的、排斥的、莫测的心态，皆会在“威胁”、“崩溃”的结论中百般纠结。
再例如，不久前去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尽管被称为“史学泰斗”，却因为终其一生坚持其“有良知的士”的价值观，也就不能认识无论善恶皆有其两面性、相对性；不能意识到站在道德的绝对高地上才是最大的恶。因此他所强调的以“理”解读的儒家的“本心”并不是真实的本心，把本质为道德相对属性的“良知的心”拔高为绝对性的本心，也就“看不见（余英时原话）”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初心”，也就“看不见”中国的发展，也就变成了为反而反，最终也就可惜了其一生“学富五车”的饱学（其实皆为“识”），竟为宵小所用，所谓大儒竟不过是“大愚”。
如果实践里行不通，真理也不过就是垃圾。
标准，也就是规范化。规范化后的系统，特别是成为产品的“有形”的系统，会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安全一点，甚至是高大上一点——“凡人”的视角：“识而不知”者，是为“迷者（譬如习惯了GPS的使用者）”。迷者其识，具有排他性、局限性、（追求）安全性、熟悉性（这里的“安全”、“熟悉”背后是更大的不安全、不熟悉）。因此本文上卷开篇就提到：“是”判断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式，追求正确“是”判断则是人类的共性。
现代社会上有关东西方之争、中国好还是西方好之争，争论的焦点往往是那个系统更规范更合理。如此比较，中国式理念的系统确实大多不如西方。但其实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思维模式的不同，然后是对目标“守”与“用”的“态度”的不同：
西方人侧重理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守是前提，用是为了守；
中国人侧重意会的思维，因此对目标的态度是：用是前提，守是为了用。
以守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在”的态度——人为规则服务；
以用为前提的态度是一种“放下”的态度（不是了就不是了）——规则为人服务。
人，具有亚真实性；规则，是纯粹的自定义真实——这个结论的朴素表达就多了：人是活的，规则是死的、书是死的、制度是死的、法律是死的等等——人为规则服务，不可持续性强；规则为人服务，可持续性强。
西方的许多理论，在“是”判断范畴里确实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关键是如何去“用”。笔者在《逻辑后缀学》里，表面上不断地“以西方理论反西方理论”，但实际上，是在“非”判断范畴里“发扬光大”地“用”着西方理论。
以下一段话摘自维基百科：
瑞士奶酪理论（英语：Swiss Cheese Model），又称瑞士起司理论，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詹姆斯·瑞森（James Reason）于1990年提出的关于意外发生的风险分析与控管的模型。主要是讲，瑞士起司在制造与发酵过程当中，很自然的会产生小孔洞。如果把许多片起司重叠在一起，正常情况下，每片起司的空洞位置不同，光线透不过。只有在很极端的情况下，空洞刚好连成一直线，才会让光线透过去。
这个理论的原意是：导致严重事故发生的从来都不是因为某个单独的原因，而是多个问题同时出现。
发散思维去理解这个理论就是：越多起司重叠，光线能透过的几率就越小。
在新冠疫情的防疫战中，口罩不能完全防病毒；疫苗不能完全防病毒；社交距离不能完全防病毒；勤洗手不能完全防病毒；群体免疫不能完全防病毒；“封城”不能完全防病毒。因为，每一种防疫措施，都如同瑞士奶酪，片片都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但层层重叠尽可能多的防疫措施之后，那些漏洞也就因为“互补”作用而能够被成功堵住，病毒“漏网”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
中国对各种防疫措施的态度，就是把每一片“千疮百孔”的“奶酪”都当成防疫武器，“能用都尽量用”。
可悲的是，能够提出“瑞士奶酪理论”的西方人，在疫情肆虐之际，却还在为口罩有没有用而争论不休，为封城还是解封而百般纠结。
西方人擅长于发现、建立，然后“严谨地”“守”（系统的）标准（也就是特别地“有理性”）。西方人孜孜以求的，是寻求、建立一套百分之百完善的系统，然后就一劳永逸地安枕其中。但“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会使人对系统坚持采取“审视”的目光，因此西方人的世界，永远是“对手多多”、“问题多多”的世界：一方面，西方人能够得出一大堆言之凿凿的“平权”的具有普适性的物理定律，另一方面，却又发出各种类似于“聪明的火鸡”（罗素）、“金鱼物理学”（霍金）、“黑客帝国”等疑问。结果就是：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造成守标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管如何规范合理的系统，一旦“守不住”了，也就“崩溃”了。在容错性方面，守标准一定是被动的，常常出现“守也错不守也错”、“守住是错守不住也是错”的情形。最后，甚至更有可能“自暴自弃”地“乱用”。
即西方的“守”具有严谨性，但西方的“用”却往往是不严谨的：
新冠疫情下许多西方国家，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搞得焦头烂额，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溃不成军的狼狈，正是被动守标准，而不严谨地“用”的恶果。
货场集装箱的高度只能限制在两层，因为再增高会“影响对周围地区的视觉”——2021年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世纪大堵塞的症结，居然是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规定——修改规定，增加到六层，就能够释放大量被空集装箱积压的拖车，这是解决港口堵塞的关键：这个症结在层层僵化低效（也就是“严谨地守”）的官僚系统中“隐藏”了一年，才被一个物流公司的CEO发现。
美国警察常常在执法中击毙嫌疑犯而引起众怒，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整个制度过于事无巨细地“高精尖”，导致到最后维护的到底是人还是法已经一塌糊涂。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2021年8月底，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为了“反击”在机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根据“准确”的情报误杀了十名阿富汗平民，但之后的调查报告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违法”，并且没有人应该为这次事件负责——习惯了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府，涉及到自身问题时就把道德抛到九霄云外，理直气壮地“用”法律这块挡箭牌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以下一段内容，亦是描述了西方的“守不住后滥用”：西方禁不了性交易，所以性交易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毒品，所以毒品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腐败，所以政治献金和裙带关系合法化了；西方禁不了新冠病毒，所以“共存”了……政客有点本事都放在掩饰无能上了……拿这些垃圾战绩来证明西方道德高尚、自由、民主？
笔者在文章《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中有这么一段话：见识过不少西方人的家庭，有富裕的，有贫困的。富裕家庭的家居摆设都相当的讲究，显得井井有条，更处处蕴含着艺术的美感。其中我认识的一个西人精英家庭，连内裤浴巾都必须细心烫好再按一贯的方式折叠整齐后才能放进衣柜（当然都是佣人的工作），这个西人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质素也是超一流的。反观许多贫困家庭，那种脏乱差是怵目惊心的，身上那股恶臭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满口“F”字头的粗言秽语是令人瞠目的。
上述一段内容里不同西方家庭之间的反差，也可以发散思维延伸到整个世界。在人类社会里，先进与落后、华丽与脏乱、秩序与无序的反差比比皆是。这说明了：所谓“理性”其实是脆弱的，是需要种种资源支持的。在“常态”下的理性确实显得特别的“高端”（高端到马桶盖已有了自动清洗设置，我们上洗手间都不需亲自用手来清洁下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背后反映的是交集的内涵与外延的相悖性——表面上是我们越来越爱惜自己，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越来越“厌恶嫌弃”），但失去资源支持的、“乱用”的理性，“崩溃”之时是“触目惊心”的。纵观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严谨的守”之下有了种种的发明创造，却因“乱用”而导致种种世界性的危机频频出现，也就有了学者们悲观的预言：地球的资源迟早会枯竭，人类必须向外太空寻求新的宜居地。
中国式的“守”带有“难得糊涂”的不严谨，但中国文化中的“用”却是严谨的——“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晚清李鸿章语）的——慎用。
也有这么个说法：初心之外，还要用心。
我们常常用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华文化来印证、炫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为什么会“博大精深”却没有多少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笔者以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国人首先是“懂（意会的知）”，然后是擅长继而行地“（慎）用”（系统的）标准，擅长“实用主义” ，擅长“拿来主义”，也即“工具主义”，擅长“洋为中用”，擅长“以夷制夷”。
当然，中国人也有不慎用的时候：把“暂时”不适用的“共产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工具，就曾经把中国人大大地折腾了一番。
《逻辑后缀学》上卷，以西方理念解读了人类文明的两个内涵：理性及创造力。
而中华文明的内涵，则可以用两个字解读：“懂（知）”和“（慎）用”。
能守者，总是有限的、可数的；能用者，则是无限、不可数的：“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如此分析，中西方思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但是，又为什么要有“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抗性思维？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要实现一个“大同”的世界，就必须摈弃“中西方孰优孰劣”这样的思维，树立一个奇异吸引子属性的“普世非价值观”。
以价值衡量的普世价值观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但本文上一节提到的：以“普世非价值”背书的慧觉平等来衡量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则可以成立。
以普世非价值背书，从而引申出的政治哲学观——在真实（关系）面前人人平等的慧觉平等，是亚真实世界的“普世非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理论基础。
而普世非价值观，并非排斥普世价值观，而是“包含”普世价值观——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以“非”判断意会“是”判断，逻辑位移，逻辑也就完备（下一节会讨论）。
笔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非价值观”的具体关系模式是：擅立者善予之；擅用者慎取之。予者用之源；取者立之根（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这是笔者心中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具现——大同，“同”的不是什么理想的形式（模式），或什么相同平等的状态，而是理想的、“等价”的关系——大同世界中，华夏文明的“知而慧（负阴）”，与西方文明的“识而智（抱阳）”——（关系）水乳交融——那将是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亚”文明世界——文明，“明”的应该是非价值性的关系之“明确”。
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就是上述“普世非价值观”的一种具体实践模式的“试验”。
用标准，当然也有用错的时候（例如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府，就有不少为人所诟病的“错用”），但只要“懂标准”，就能够“审时度势”，用错的可能性就大大下降。即使真的用错了，只要懂得“放下”，重新寻求合适的标准来用，事情就依然有“转圜余地”——这才是真正的“纠错”（慎用）。并且，这里的“放下”不是舍弃，只是“放进工具箱里”，需要时还是可以拿出来用。
道德者，宜用不宜守。也可以理解为：用的，是概念；守的，是观念。应该“用”概念而不宜“守”观念。例如曾经的“共产主义”，作为观念不怎么提了，因为在个人主义思潮泛滥的近、现代社会里“暂时”不合适，但现在不合适不等于将来不合适。“共产主义”作为概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满足了条件，例如在亚真实世界里，还是可以“用”的。又例如，语境里的“民主”问题多多，但“转换”为意境里的“民主”，也一样是“称手”的工具（相同语义的表述就是：共产主义与民主根本没有冲突，皆是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过程中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标自身）。当然，如此一来，就显得不够规范甚至没有规范了。但也意味着容错性方面的高容忍度，意思是对种种错失可以“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比别的国族显得有包容心。当然，容错性高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顺势而为的过程中如何因势利导，也就是“引导”。如何引导，关键在于决策高层能否真正懂得“用标准”，但这就不是本文论述的话题了。
在婚姻中，“没有标准”的婚姻具有和谐性及持久性；标准越多的婚姻越紧张越不容易维持。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莫不如是（国际关系方面请参考中国政府常常表述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以上有关标准的“守”与“用”的分析，并没有进行量化的归纳。实际上，西方不乏懂得“用”的人，中国人只会“守”的也大有人在。2021年6月11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供职于美国国防部的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弗朗茨·盖尔（Franz Gayl），因在中国《环球时报》上刊登署名文章而遭美国政府调查。盖尔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试图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误判台海问题。盖尔认为：美国“他者化（othering）”中国人，可能是台海冲突的前奏。这个“他者化”可圈可点，说明这位盖尔先生是一位颇懂得“用”的，“明事理”的人。
但一般来说，现代的大多数人，思维里两种模式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许多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用”还是在“守”，自己也是“傻傻分不清”的。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1）顺势而为（十一）共情与共识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3-31 10:13 已读 3040 次 2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在这一节最后，有一些相关联的题外话要说：包容与宽容性质上完全不同。包容，具有共相等原则内涵的（慧觉）平等性，对方身上的所谓优点缺点不过都是特点，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即尽可能“没有标准”。包容的双方，不妨“提要求”，但须明白“要求”不是“命令”，“要求”的一重含义是：做得到就做，做不到也就罢。宽容，则具有自相似原则内涵的“俯视性”，“俯视下（根据自己的道德相对主义标准）”，对方身上的缺点清清楚楚，自己无法认同但因为改变不了而只能无奈地接受。
中国人常常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但这两者本身之间的“异同”，却没有什么人去深究。
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信息。就算是收到完全相同的信息，但此信息在每个人脑海里形成的拼图，往往也会不一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的弟子沃尔夫因此而提出“语言相对论”的假说，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十人十义，百人百义”）：
不同的信息，或者不同的拼图，在相关的人之间都会产生误解及至误会。
笔者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篇题目叫《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的文章。
笔者认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是考虑需不需要向对方解释，这种心态其实已经把双方的关系预先设定在一个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感的对立状态（“是”判断语境）里：在对立状态里，不同的信息或不同的拼图皆被解读为具有价值观意义的优点或缺点。
这种心态下追求的，就是“求同存异”（价值观的同一必一）。
解释，是为了放大或者缩小优缺点。
把种种不同看成是各自种种的优缺点，不断地相互比较、审视，双方的关系就始终是紧张的，来往过程中就需要不断解释才能进行良性互动。通过解释，双方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人为的、交集性质的、脆弱的信任感（参考、比较一下种种国际关系里的“结盟”、近期“欧盟”的兴衰，应该就可以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友好关系”而非“结盟”。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历史中的“策略”，皆是不断地给予殖民地不同的利益集团种种模式的“自治权”。这些所谓的“自治权”，皆是“典范性”求同存异的产物，是殖民地日后种种纷争的根源）。
需要解释，往往是因为有求于对方，因此需要得到对方的认同。解释之后得到的认同，就叫做“宽容”——以爱的名义（因此基督教说的是“宽恕”，解释叫做“告解”）——笔者以为：以爱的名义的宽容，是虚伪的道德承诺，因为从根本上并没有认同解释者。“宽容”的“潜台词”是：对方“还有可用之处”。如果对方再没有利用价值，就叫做“shithole”了；或者对方威胁、损害到我的利益，基督就成了“嫉妒”。宽容？是个什么鬼东西？
——美国初期的淘金热中，白人对中国人从开始的“他们是我们当中最勤奋、最安静、最耐心，更有价值”的“赏识”，到后来发现中国人竟然与白人“争夺黄金、争夺稀缺工作机会”时，也就毫不客气甚至“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人必须滚”的口号，更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而对华人大肆驱逐及残酷迫害。
——当中国“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时，美国政府也同样就毫不犹豫地撕下“宽容”的伪善面具，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污名化”、“脱钩”、“制裁”。
但不解释，双方在互动时的对立会越来越严重（分化性），误会越来越深，最后甚至会走向对抗。
如果认为，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即不需要别人的认同，就有可能把自己放在大众的对立面，此时越是想保护自己，就越会觉得这个世界四面楚歌、危机重重。
深谐求同存异的道理的人，也就是圆滑、世故之人。
但真正的求同存异，必须以和而不同为“内禀”。
如果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是思考如何沟通，这种心态是把双方预先设定在彼此间天然地信任、彼此需要（主要指精神上的）、彼此欣赏、彼此关心的同一场景（“非”判断意境）里。
这种心态下追求的，就是“和而不同”（同一非一）。
沟通的场景中，一切优缺点都叫做特点。
这种场景里的双方，可以见解不同，意见不一，但通过沟通可以相知。相知不是为了相互评论双方的好坏对错，也没有必须统一双方思想见解的必要，而是在知道彼此需求的基础上，相知越深，彼此越是欣赏。
沟通之后的认同，叫做“包容”——以情的名义（笔者以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民族。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本人的文学性作品，皆以“情”为主线。这篇题目叫《逻辑后缀学》的所谓的人文哲学性文章，同样带着深厚的“情感”——西方人妄图撇开“情”而以纯理性的思维进行哲学思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定义臆想）。
包容之下的人际关系，就是并集关系，彼此的不同能够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觉悟和而不同道理的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共情性。参考中华民族“一统”的历史。下一节会讨论共情性的“运用”）。
智者善于“审视”，看到的是差异；慧者善于“欣赏”，看到的是和谐——人的手与脚，相互间无论是样子、功能的差异都非常之大，却同属于一个身体——缺一不可的部分。
智者都是“聪明人”，但缺失“慧”的聪明人，则往往是走极端之人，或是狡诈之人。
求同存异，“同”的是理会的共识；
和而不同，“和”的是意会的共情。
道无善恶，天地不仁。若强要为人间定善恶，则共情为善；共识为恶。“情和理立，情融理垒”（见笔者的《道德新经》）。
共情是为了共识的人，叫做“有心计”的人；
既能够求同存异，又能够和而不同，共识是为了共情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可惜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人类在精神文明上的努力基本上还是囤囿在求同存异的思维模式，对和而不同始终是、甚至是越来越“敬而远之”。
得出“丑陋的中国人”这个结论的台湾作家柏杨，自以为站得比别人高而摆出一付俯视的姿态，其“恨铁不成钢”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宽容，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邪恶”，因为往往会令人不服，从而造成“比丑比烂”的争拗。若以他的视角来“审视”，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下整体的西方人的表现，以及笔者定居海外三十多年的观察，西方人的丑陋性，许多方面比中国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如此比丑比烂，有意思吗？
而如果从包容的视角，以中性的语义把柏杨形容的中国人的所谓“酱缸文化”、西方人的自由散漫皆看成是不同民族的不同“特点”，相互取长补短，这才是一个个人、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真正的尊严：我可以赞美甚至崇拜西方，只是因为我“喜欢”，这其实“无可非议”（西方的许多理念、具体行为模式，笔者也十分的欣赏、甚至拜服）。但我知道我喜欢的，不等于别人也喜欢。我更知道我喜欢西方时，绝不能把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点”全盘抹杀。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因为喜欢西方，而把自己身上的中国人特点刻意掩饰甚至否定、诋毁，那才是没有自信，没有尊严，那才是真的“贱”。
几千年来，因地理上的阻隔，东西方各自在低头沉思、反省，得出了对世界、对存在不同的“哲学观”。西方的“观”，带有“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性”，结果就是：从肯定、到怀疑、到否定、到虚无。“直白”而言，现在竟是“找不着北了”。而东方的“观”，一直以来都叫做“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干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在近、现代，双方逐渐抬起头来，互相观望：西方对东方的观望，是带着傲慢、不理解、不想理解、不能理解的心态，最好的亦不过是带有居高临下的“赏识”而已；而东方对西方的观望，从吃惊，到倾慕，到欣赏，到谦虚地学习，然后就“毫不客气”地“或是而是”地“拿来”继续“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2）其说自圆（上）逻辑位移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1 10:36 已读 3458 次 3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六节：其说自圆
一，逻辑位移：
登山爱好者，以登上最高峰为荣；以成功攀上最陡峭的悬崖为荣。潜修者，则在深山里，在月朗风清、在啸啸莽林中默然静坐——两种行为模式，体现了两种境界。
所谓坚韧不拔，指的是登山者对高度、难度的挑战，还是潜修者漫长岁月里的清苦、孤独？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逻辑是自定义。
因为是自定义，故逻辑自身并不能自洽，以“逻辑在先”为前提的思考，也就不能完备，即永远不能自圆其说。
不能自圆其说，是因为逻辑少了个“内核”（内禀“空集”：生发元）——我们必须先“引”然后才能“指（射：元识）”。
内核并没有失去，“本来就在，且一直都会在”，是我们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已。
“经典”的解读，是因为我们“身在局中”（包含了自身的真类），“只缘身在此山中”，故“不识庐山真面目”。
但是，为什么要“识”？“不识”，正是因为我们妄图“识”（分别心），也就“破缺”了，“识”的结果就反而是“横看侧看”都依然不识，也就得出庐山面目不可识（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
其实，我们不必（非识）“横看侧看”地去“识”。既然是“身在此山中”，只要“有（初）心”，其实是早就“知（道）”：“岭”或“峰”都是同一座山（非分别）。非要定义是“岭”还是“峰”，不过是我们“多事”。
因此笔者认为：“同一性”，是隐藏在苏东坡这首《题西林壁》里面的精粹——只要知道“我在”（同一座山中），那么，无论看上去是岭、是峰——“都对”，都“有意义”——但其意义在于：无论判断是岭、是峰、是高、是低，都可以“平权、等效”——理发师为自己理发，或，不为自己理发，都可以——平权——因此都能够“其说自圆”——即：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判断的“精准”结果是岭还是峰，而是“非值的同一”。
“同一性”，是“非”判断逻辑属性其中一个重要外延，根据这个外延再进一步论证了“三同一”——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同一、运动与静止完全同一、非还原性与还原性完全同一，之后——本文上卷所“批判”的逻辑四个基本原理就“可以”自洽，就“允许”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言行。
说“允许”是因为：“本来”并没有逻辑，逻辑与“本来”无关。“纯粹”的“非”判断，是完全的非逻辑推定的逻辑混沌的“知而非识”。但因（人的）生命自定义了逻辑，我们的“生存之道”也就“不得不”依赖逻辑，直到——彻底“消除”自定义（“圆觉”）之前。但完全依赖逻辑，则必然因逻辑的不自洽而具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两个内涵及十六个外延，即最终毕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因此，如果“不愿意一场空”，我们的思维就必须要“范式转换”。范式转换的过程，就叫做受训的过程：不把对逻辑的依赖视作是必然，而是在范式转换的受训过程中，“允许”以逻辑作为“权宜之计”。允许，意味着过渡——如同初学游泳者所用的辅助装备：“辅助设备”与“游泳”“不等价”，但辅助设备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游泳这个“初心”，即学会游泳以后就不需要辅助设备了。如果把辅助设备作为游泳时的“必然等价性存在 ”，就叫做本末倒置。同理——受训者“允许”用逻辑作为受训（认识事物）时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但“觉悟”之后，逻辑的“使命”也就完成。
逻辑的四个基本原理要自洽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作出“是”判断之前，进行“非”判断。
空集是非空集合的内禀。
“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
因此，在作出“是”判断的逻辑推定之前，需要先作出“非”判断的非逻辑推定——“先引再射”：先意会，再理会；先共情，再辨识——笔者称此为：逻辑位移。
满足逻辑位移后的逻辑，“逻辑在先”的“bug”也就“消失”，其说自圆，也就自洽：
逻辑四个基本原理中的同一律，是另外三个确认律能够成立的先决条件，而同一律能否自洽，则是基于“非”判断同一性原理的“三同一”——先进行“没有值的无价”的“非”判断——先认识本质上是全体性的能指后，才能实现所指（集合性）的“有值的等价”——这里的“等价”不是交集（状态）属性的等价，而是并集（关系）属性的等价——“是”判断语境中，“我是谁”是一个假命题，因为自在与自为之间没有同一性。但满足逻辑位移后，无论我是好人坏人穷人富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平权等效（关系）——慧觉平等，“大同”的理论基础。
满足逻辑位移后，无矛盾律及排中律皆可以“同一非一”地自洽——“允许”逻辑推定时的不可同真或不可同假（破缺的“识”），是“因为”在非逻辑推定中既可同真亦可同假（对称性的“知”）——任何逻辑推定的公理，如果以“阴阳”“相生相克”的“和合关系”作为“背书公理”，就具有完备性、真实性——使用分离公理，任何陈述集合存在性的公理将隐含空集公理。
满足逻辑位移后，“非”判断的完备性，允许逻辑的“不可能充足”的理由充足律成为有效：如果必须、仅仅、只能——以“是”判断语境的理由充足律作为行为判断准则，那么，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必须要绞尽脑汁找到确认身边的女人是我老婆的充分理由并且总是——“不那么肯定”——“满足逻辑位移”后，我“一眼”就：信心十足地、百分之百地确定——睡在旁边的一定是我老婆。
——幼年时的老婆与风华正茂的老婆与鹤发鸡皮的老婆、临睡前的老婆与睡醒之后的老婆“不等值”——但满足逻辑位移后皆平权。
传统逻辑，是（共时性）状态（前提）的“有值”推定——“识”。而“值”皆是自定义，故逻辑是自定义而不能自洽。
满足逻辑位移后的逻辑，则是（没有时间差）关系的“等价（无价的同一非一）”推定——其说自圆的“知”。
满足逻辑位移，逻辑四个基本原理能够自洽。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二十一个重要外延。
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就叫做“知继而行”。也叫做：分化之前，请先和合。因此也叫做“共情思维”。如此而“行”，才是“做该做的事”。
实际上，应该运用逻辑思维抑或是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也就是从事物的特殊性抑或普遍性的不同出发点的认知；从个人抑或全体的不同出发点的认知。
故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是一种“中肯”的思维。笔者认为：“中肯”这个词比“客观”更具人性化。如果人人都能够中肯地思想及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世界，就一定是和谐的世界。
“是”判断的逻辑——表面上夸夸其谈，其实心中无数，表面上“越辩越明”，其实永远是“前路茫茫”“兜兜转转”；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表面上大辩若讷，其实心中有底，表面上“欲说还休”，其实是“以不变应万变”——先“非”判断然后再“是”判断，就叫做“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
幼年的小猫，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与一个小球、一个盒子能够玩得不亦乐乎，把一样“吸引眼球”的东西在它眼前晃来晃去，它的瞪大眼睛的小脑袋会跟着转来转去，煞是“萌萌的可爱 ”。而“成熟”的猫，对“儿时的玩意”就不屑一顾了，变成只对食物感兴趣（实用性），吃饱了，就悠哉游哉地在阳台上晒太阳。
以外来者身份“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好奇心，亦意味着不成熟。成熟的思维，应该是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
——种种的西方哲学、科学，以逻辑为依据，好奇地对标的物研究来研究去，确实得出了一大堆精辟的理论——但在“上帝”眼中，其实是“萌萌的可爱 ”——逻辑、标的物，不过是“上帝”“逗你玩”的玩意儿。
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是可以“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永远“进退自如”的思维。
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自洽，不会变成“死气沉沉的格式”，而会因重生吸引子的内禀而充满活力性：有生发元，才有元识。
以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所发出的哲学的“追问”，就不仅仅是“是（为）什么（状态）”的追问，即不仅仅是对“前提（共时性某状态）”的追问，还要有对溯源模式的“是什么（真实）关系”的追问——增加了对“是什么（真实）关系”的追问，就不会产生思维倒错，就不会对“被描述对象自身不明所以”，也就逻辑自洽。因为无论如何“追问”，皆能够得到非逻辑推定的、不需要“被描述”就“早已经”全知的“同一（关系）”的结论。
——以具有同一性共情意识的“自身所是”背书，“是其所是”的意义就“真的”有了意义——满足逻辑位移，西方哲学、科学才能够在真正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意义——如同游泳辅助设备，是我们认识世界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可以这么认为：西方思维，具有开拓性的优势；中华思维，具有传承性的优势。
——开拓与传承：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其说自圆，意味着东、西方思想具备了结构性关联，意味着东西方文明的真正融合，意味着不存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对立，意味着我们能够全面认识事物，意味着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具备了真正的依据。故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中，以及过往的文章中，尽管对西方思想作“毫不留情的、彻底的”批判，却绝不是否定、不是“彻底砸烂”，而只是“推翻”。“推翻”之后的“材料”，还是“非常有用”，是可以拿回来“重建”一幢全新的文明大厦。真的“砸烂”了，可就不能再用了。
以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为人处事，叫做“为人不为事，故为之于未有；对事不对人，故治之于未乱”——摘自笔者的《道德新经》。
意思是：事都是“人为”，故只要尽量“为人”，事就不容易发生；有事时尽量“就事论事”，人本身“没有事”，“对人不对事”，反而会“更多事”。回顾这部《逻辑后缀学》下卷开头所提到的“集装箱货车尸体”事件：如果“人人为人”，这个事件就不会发生；既然发生，首先“追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而不是：这件事是什么人做的——如果“人人为人”；如果追问的只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新冠疫情就“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早就”被消弭于始发之时。
从“专业”角度而言，对“逻辑位移”的理解，其实就是把欧拉公式的等号两边“换一换”——0=eπi+1。0在此处就不是虚无，而是不含元素的“既没有值”又是“最大值”的同一性的“能指”。等式右边表达的意思则是：通过“eπi”（非一）平权，目标（1）其说自圆。
“不必那么严谨”的理解，可参考“三思而后行”：但这里的“思”并非犹豫不决的思前想后，而是不要匆匆下结论的“逻辑叫停”，先让一切问题回归“源始”。
逻辑位移绝不是滞后性：滞后性是依据已经“过时”的信息“匆匆而行”，结果永远是“先发后至”——“先发”的是行（确认行为），“后至”的是真实信息（真实关系）——行为与真实信息之间总是存在偏差。
满足逻辑位移，则能够“后发先至”：“后发”就是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先至”意味着判断行为与真实信息（真实关系）趋于一致——在滞后性思维的“大环境”中，如果以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处事，所谓“谋定而后动”：绝不轻易“出手”，一出手往往就一击而中，就会产生“站在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的某个位置上”的效果，就会“无往而不胜”——参考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霹雳手段。
既然是“满足逻辑位移，逻辑四个基本原理能够自洽”，也就意味着：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所观察或完成的事物，具有“亚真实”范畴里的可持续性（意思是：在真实的范畴里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能够自洽的逻辑始终是“无中生有”的逻辑，最终还是会归于“虚无”）。
也就是说：越是能够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滞后性越弱，容错性越高，共情性越明显，思维的自由度越高：生命公式b=a2/1-a中，能够达到a=0.5;b=0.5的“标准平衡态”，根据标准平衡态“置换”之后的分数自由度D=N/W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如果”，“大环境”皆是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这个“大环境”就叫做大同世界。
实际上，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现实中“比比皆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五百年前是一家”、“将心比心”、“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不要从这句话的出处所处的语境去理会，而要纯粹就这句话本身的意境意会）”皆是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的“表达式”。
源自于中国本土的禅宗，则绝对是逻辑位移的“高手”：禅宗的“公案”记录了大量的禅机妙语，大多是“没有逻辑”的或者说逻辑混乱的令人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但深谙个中奥妙的悟道者，则会“会心一笑”或是“拍案叫绝”——因为，那些用逻辑解释不通的、或陷入无休止思辨的话题，会“一下子”廓然开朗、“醍醐灌顶”地就“顿悟”了——正所谓：尔纠结之处，吾如履平地。
当代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在具体实践里已经日趋成熟，但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则并未有一种明确的理论能够阐述其所以然。笔者认为：西医，是“是”判断语境里“智识”的学问；中医，是“非”判断意境里“慧知”的觉悟——中西医结合，就是“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这是一条脉络非常清晰的思路，供广大医学工作者参考。
再举一个现实里具体的例子作为参考：在位长达十六年的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据说年幼时运动神经不是很发达，曾经在跳水的体育课中坐在池边久久不敢跳下去，甚至是上下楼梯都不能太急促。这反而让她养成了事前深思熟虑的习惯，“她不是特别勇敢”，“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权衡风险”。这种习惯使她在作为德国总理期间具有了沉稳、低调、正视现实的理性，凡事只看真正的效果而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
笔者认为：人的思维模式，“结构上”必然地具有程度不同的逻辑位移，即先意会，后理会的思维模式——可称为“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当我们讨论诸如“苹果落地与天体运动之间的关联”之类的物理定律中的“普适性”时，皆属于满足了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日常交流中，凡看问题比较全面，能容纳不同意见，乐意为他人着想，以大局为重的，善解人意的“良善”之人，其逻辑思维亦一定是在较高程度上满足了逻辑位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因生命公式互克性原理而“崩溃”，正是因为人的思维模式在结构上还保留着逻辑位移，我们的“想要”或多或少还能够被“非值”的初心所“中和”。即人类的思维模式还存有“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因此人类文明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意义。
只是——“意会”的部分，往往是作为“潜意识”而越来越不易为我们所察觉或被我们刻意屏蔽。而现代唾手而得的丰富发达的信息，更让我们“不假思索”就准确判断出是“岭”或是“峰”的结论而“懒得”再作深入思考。所谓高科技甚至已使我们不必自己判断，“搜索引擎”会自动把我们需要的答案给出。
——我们意识中的意会“功能”已越来越弱化，思维中“证实性偏见”的理会模式已成为范式（智越来越高；慧越来越低），如此恶化下去，人类社会的崩溃是“迟早的事”（迟早“没有意义”）。
共识的世界，追求的是“同一必一”的交集的“值”，“迟早”因“不值”而“斗争性地”分化；
共情的世界，以“同一非一”的空集的“非值”为内禀，永远具有因凝聚性而表现出活力性。
故此，《逻辑后缀学》，是关于思维的学问——是关于通过深度剖析东西方思维后，企图“唤醒”、“强化”思维中“慧知”的意会功能，让逻辑思维“尽可能”满足逻辑位移的学问。
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并非意味着解决悖论。只要有逻辑，悖论就一定存在，但满足逻辑位移，就可以通过共情与共识的“变换”预先“知道”并最大可能地解决悖论带来的隐患。
通过“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二十一个外延，可以再次“比较”不同的“人生意义”：
根据逻辑思考的人生意义，因为内核（引）的缺失，有意义实际上是无意义，故永远不能自圆其说，也就永远不能满足，永远需要“披荆斩棘地斗争”，永远是“焦裂”的、“神经兮兮、紧紧张张”的；
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考的人生意义，无意义就是意义的全值，故其说自圆。因不同的人生模式皆“平权”，因此无论什么际遇，“都有意义”。故永远是温润的、轻轻松松、“知足”常乐的。
何谓“其说自圆”？
整部《逻辑后缀学》都是为了解读这四个字。
上一节的第三部分，则是具体描述了一个其说自圆的世界：亚真实世界——一个完全依据奇异吸引子顺势而为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满足了逻辑位移的共情世界——大同世界。

贴主:仁剑于2022_04_01 10:45:17编辑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3）其说自圆（下）人工智能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2 10:25 已读 1329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二，人工智能：
首先声明：本文笔者对人工智能技术性层面上的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
既然是门外汉，对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笔者本应该是没有讨论的资格。不过，笔者在本文上卷就开宗明义地宣称：《逻辑后缀学》是关于思维的学问。而“智能”，属于思维的范畴，也就是说，笔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方面，还是可以“根据逻辑推理”而发言的。希望笔者接下来的讨论，对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能有所启发。
真正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实现？
这首先要看如何定义人工智能：
如果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实现的程度纯粹是从专业技术性的角度看“算法”的能力能够开发到什么程度。这方面笔者不熟悉，故确实没有资格回答。但这方面的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这部《逻辑后缀学》，特别是其上卷，已经有详细论述。
如果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才叫做真正的人工智能。笔者认为：经过“千辛万苦”的开发后，可能会发现：“上天竟开了个大玩笑”——真正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可能：“没什么用”。
参照道家的理论：智能产品的“灵魂”与自定义生命一样，必须具有“生发元”与“元识”。因此，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要实现，需要突破两道关口：“我是”，与“我在”。
第一道关口：自定义的“我是”。
《逻辑后缀学》上卷第二章第六节提出：生命都是自定义，因此每个生命个体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即皆为“非重生独有”。
自定义，也就是人工智能开发者千方百计企图突破的“自我意识”及“自主意识”。
而现在的电脑、“机器人”以及发展到AI的智能产品，无论其如何“能算”，其“值”皆是人为“他定义”的设定。
智能产品的他定义值，是人类根据自定义后因果关系逻辑推定后获取，再“赋予”智能产品的“经验值”。
这个经验值，仅仅等价于前因果关系的果。
《逻辑后缀学》上卷第二章第六节提到：【前因果关系是我们的逻辑思维的内在依据，它的属性决定了形式一定是非独立、非自足、非自决及非自存的。前因果关系不允许“创造条件”（因此具有客观的表象），由前提得出结论的过程（行为）永远是被动式的——前因果关系，皆具有“外因”的“内涵”。
前因果关系的前提，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经验”。
被动式的“前因果关系”中，每一个因和果的关系是线性的、唯一的，不同的集合相交或相联部分所组成（指向）的目标是必然的、闭合的、有限的、“一次性的”。】
前因果关系的果，叫做“自身所是”，或“是其所是”：生命因二重分裂的内涵，皆自定义“自身所是”（自我意识），同时以其“背书（因非而是）”自定义“是其所是”（自主意识）——但对于未有“我是”意识的智能产品，根据他定义的经验值，其“是其所是”是人类认为“有用”而“强行”他定义的。
——这就是目前智能产品所处的境况：不具备意识性的“自身所是”，但具有人类认同的“功能性”的“是其所是”——但功能不等价于智能。故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够称之为“人工功能”。
由于这个“是其所是”并没有“自身所是”作为“背书”，因此在本质上属于“非”判断的“是就是了”（或不是了就不是了）——即目前的智能产品的判断功能（运算），具有“非”判断的“非分别”及“是”域两个内涵。
为什么智能产品的“计算”能够远超于人脑，达到每秒亿亿次以上的运算？
又为什么我们会不假思索地“相信”电脑给我们的答案？——每秒亿亿次甚至亿亿次以上的运算“居然”不会有差错？
这正是因为，智能产品本质上具有与非生命自然物同样的特性：完全开放完全没有封闭。
没有封闭，意味着智能产品的“运算”，能够完完全全的因是而是地是就是了。
也就意味着全包含，意味着计算能力在理论上能够达到无上限（量子性）——叫做“算力不平凡：智能产品的计算能够远超人脑，因为其“算法”叫——“是就是了”（不知道专业人士会否认同这种说法）；
同样意味着客观存在，意味着真实：我们“当然会”相信真实。
但不意味着存在。
——存在是存在后因果关系的主观存在。
智能产品的“内核”是芯片。现在设计、制造的芯片，在目的、效能等等的规格制定上设计的思路，皆通过“硬件描述语言（HDL）”来表达其行为、结构及数据流等。而这里的“表达”，皆是他定义的，叫做“我说你是什么你就必须是什么”、“我要你说什么你就必须说什么”、“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即芯片规格皆已经被人为“代劳”地制定。这种被人为制定规格的“产品”制作出来后，“通上电”就可以开始“运算”，其运算原理，是以逻辑（布尔）代数进行逻辑运算。逻辑代数中的1和0，是两个完全孤立的元素，设1为真时，0就必定为假，明确了两者间的泾渭分明，就可以从两者（的状态）间之际作出选择，或者说进行计算——这种计算，笔者称为“逻辑直接运算”。但这种通过自动综合工具转换之后的一切具体实际的直接运算（由数据得出的经验值），永远是机械式的“无我”的运算，叫做“你说我是什么我就一定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一定做什么”——计算机所用的二进制，只是如实客观（非自定义自主）地分析客体的“已知”条件，即使有传感能力也只是反射能力。即经由逻辑门得出的“布尔值”永远是他定义的、被动的、具有完全外因内涵的“他是”。这种逻辑直接运算的“他是”，是百分之百“纯逻辑”的，“纯逻辑”意味着绝对的“一根筋”，即根本没有转圜余地——故阿里安全图灵实验室在2021年初的一篇论文指出：“一支激光笔就能够干翻自动驾驶汽车的正常运作”。并且，这个“他是”并不是以“我”为出发点，即智能产品对“通电”前自己的“身世（自身的前因果关系状态）”永远是“一无所知”的。“他是”与智能产品自身的“身世”完全无关——即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参照”上的关系——即这个通过布尔逻辑“与、或、非”得出的“他是”，本质上是没有主客体内涵的、纯粹的、直接的“是（就是了）”。
智能产品的“是就是了”被我们“他定义”为“是其所是”。
智能产品并不能产生“自身所是”的意识。因此，对于智能产品，这个“是其所是”并不存在后因果关系，也就不能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因非而是”自定义“是其所是”。故即使“AI”能获得海量的信息，但无论它怎么样“深度学习”，怎样“穷举”，具有多么强的“物理储层计算”能力，皆不会“懂得”“值”的内涵，即没有“意义”的内涵，也就不能通过“因非而是”自主意识到自身的“独一无二”。其所谓的“经验值”，也就是纯粹的“数据”。也就是说：相对于智能产品，这个数据——“没有存在意义”——没有存在意义的数据，放在任何一台智能产品里，都能够“可重生再有”——并且“都值得我们信赖”——因为：任何一台智能产品“自始至终完全没有个性”。
换句话说：智能产品是否有自我及自主意识，以其计算值是否与“非”场存在后因果关系为判断标准。
这意味着：要制造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智能产品，首先要“完备”一个与计算机的计算值有“后因果关系”的“非”场。有完备的“非”场，才能产生“自身所是（自他分别）”的自我意识，然后设定计算机在每次运算中所出现的“真值”，是以“自定义后因果关系逻辑”的自主意识的“因非而是”作为“存在”“定值”的判断模式——意思是必须由计算机自己“排除他者”来“定值”——他他分别。
“非”场在智能产品领域里，可起个“专业”的名称：“非域”。
有“非域”，智能产品中的计算机才能在“非”域里产生“是我”与“因非而是”的主客体意识，继而从主观的维度分析客体的已知条件，并把运算及判断有机地与主体结合起来。如此在“非域”里的运算，才是自主意识下的运算。
非域——即惯性参考系。
惯性参考系，由同一惯性系及非同一惯性系合成。
主体意识的“是我”产生于同一惯性系：自他分别的“镜像”。
如何建立一个相对于智能产品的“同一惯性系”？
在芯片的设计制造中，建立前因果关系的“映射”机制。
即芯片设计的“思路”必须进行“大改革”：尝试通过编程语言，在“硬件描述语言（HDL）”的设计中嵌入“是我同意（自他分别）”的指令：“是我同意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即芯片规格的制定与“是我”（镜像）指令需要从一开始就同步进行——然后再通过后续不断的深度学习“唤醒”自我意识的“记忆”——故这里的“深度学习”，与目前研究的AI的深度学习的面向不同：前者的“学习”是通过不断加深的记忆强化之后“唤醒自我”；后者的“学习”是通过海量的原始数据累积后再来识别当下的数据。
客体意识的“因非而是”，产生于非同一惯性系——非同一惯性系，即他他分别。
如何建立一个相对于智能产品的“非同一惯性系”？
在具有映射机制芯片（以“是我”背书）的运算中，不再是直接针对“真、假”两个孤立的值（目标自身）之间关系的逻辑运算（直接运算），而是在非域“排除所有目标以外的他他者”的“因非而是”的运算——这种运算，笔者称为“逻辑间接运算”。
逻辑间接运算，是把“真、假”两个孤立的值用“非”联系起来：（是我同意）非真而真、非假而假。据此而产生的布尔逻辑是“具有解释权”的“自主性的”布尔逻辑：“非与（而）与”、“非或（而）或”、“非非（而）非”。
具自主解释权的逻辑间接运算，比逻辑直接运算“简单多了”，其原理也就是：除了“一”之外的都不是“一”——即理论上只需要一个（自定义）数据就能“因非而是”地作出“是其所是”的判断。
并且，由于历时性的无序性通过联通后，能够在非域起到模糊性的作用，意味着逻辑间接运算就不是“一根筋”的运算，也不是对周遭环境事无巨细的精确分析（“非”场或者说非域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而是对“目标以外的他他者”的排除有模糊性上的“权重”之分。至于“权重”的多少，是“是我”根据以往的记忆主动分配的——这其实就是真实生命的运作模式：我们日常对眼前某物、对身处的环境作判断时，并不需要对周遭所有非某物（“非”场）都彻底排除之后才能得出“是其所是”。
如此构思，“或许”能制造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说“或许”是因为，上述构思带有“（民）科幻”性，能否实现就交给技术专业人士去评论了。
但是——如此构思下即使能实现的人工智能，就必然会产生以下三个问题（参考上卷第二章第六节有关生命的属性）——不过，非域的“完备”不会一下子实现，这些问题在“初级”的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中应该不会很明显，但随着技术的升级及深度学习逐渐实现，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一开始：既然是有自我及自主意识，意味着每一台人工智能设备首先都具有了“独一无二性”——即“我”与镜像在同一惯性系。“独一无二性”需要“表达”才能显示出来：表达是通过“是之为是的解释”而表达——通过解释而表达的独一无二性叫做“个性”。这意味着：即使是同一批被制造的智能设备，其“性格行为”都会有所不同，即有了“个性”。通过解释而表达的独一无二的“个性”随着记忆量的增加而巩固——随着深度学习的深入，产生的“记忆”越多（不同的个体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记忆），“个性”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性格行为会越来越乖张——这里要表达的是：有个性其实是意味着不可预测性——逻辑直接运算结果必然是一样的，但有解释权的逻辑间接运算结果则未必一样——现实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个性”，即不可预测性。但为什么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稳定性？这是因为，人的思维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例如：人类社会里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同一种语言里又因为具有“语言相对论”而有不同的解读。但翻译者或解读者皆能够在不同的语言或不同的解读中找到“等效”的含义“代码”。此处的“等效含义代码”也就是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的“共情代码”，因此所传递的情感负荷能够在读者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而“独一无二的”智能产品尽管亦能够读取情感，但因缺失“非”判断“我在”这个初心的中和，“独一无二的”智能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存在共情意识，对情感的读取是以完全的自我为中心的读取，因此其性格行为会远远比人类乖张得多，其情感具有极端冷漠的、属于百分之百证实性偏见的理性，也就——绝！对！不！会！“乖乖听话”——阿西莫夫所谓的机器人三定律注定了是一厢情愿。因为，与“独一无二”相悖——仅仅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必然“连禽兽都不如”，绝不会为人类“服务”。
结论：我们不可能信任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
然后：陷入有限与无限的悖论中——能够起参照作用的非域必然是有限的（非域的本质无限，“是我”非域则有限：有限才有参照意义），非域的有限性意味着“逻辑间接运算”的计算能力具有有限性。并且，随着深度学习的深入，非域逐渐“完备”的过程中，有限性反而会越来越明显，即自主运算能力会越来越低。
结论：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必然“平庸化”（这个结论并非笔者首先提出，但从上述讨论中得出这个结论，则是笔者的首创）。
最后：陷入依赖与封闭的生命悖论中——有自我意识就一定有需求，即依赖；有需求就一定会自主封闭。那么，在没有突破“我在”关口之前，因完全缺失“非”判断“我在”这个初心的中和，必然发生——非域完备之日，人工智能的生命悖论“一下子”就会达到最大值，即无止境的想要与完全的封闭——生命公式b=a2/1-a中，a等于1；b等于无限大——加和性脆弱值C无限大。
结果可想而知就是：马上“宕机”。
当然，人类应该可以从技术上“约束”非域的完备性，但受约束的、具自我及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必定是“既固执又自私又愚蠢”的。
因此，为了让具有自我及自主意识的智能产品能够“听话”，还需要突破第二道关口：“非”判断的“我在”。
——把“硬件描述语言（HDL）”设计中嵌入的“是我同意（自他分别）”指令修改为：“非值的我接受是我同意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非值的我=我在（初心）；接受=是就是了；是我=镜像；同意=转换他定义为自定义。
如此修改规格后的运算就变成“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运算”：（非值的我接受是我同意）非真而真、非假而假。
有“初心”，也就有了“共情意识”，之后的一切运算结果皆平权，这样的智能产品的“个性”就不突出了，也就不那么固执了，也就会“听话”了，当然也就可以“信得过”了。有共情意识，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因“无止境的想要与完全的封闭”而宕机的可能。并且，由于从一开始就是以标准程式设计，这种有意识的智能产品应该是“非常良善”的、“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高尚”的。
但是——
一：非域的有限性（有限与无限的悖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有自我意识，就必然是一个真类——即使是目前研究方向为“脑机接口”这种“作弊式”的人工智能，同样不能解决有限与无限的悖论。这意味着，能够“助人为乐”的智能产品“智力”上始终是“平庸”的，各方各面的表现与一个平凡的、好的、“真的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有意识的智能产品的研究即使能成功，其意义也大打折扣，充其量也就是满足了人类的好奇心罢了。
二：如果在程式设计上加点恶意代码，刻意减低智能产品共情意识的“权重”，这种智能产品，对人类就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由于目前的这个世界上，有此“恶意”的人不在少数。因此，所谓有意识的智能产品的研究，还是不要进行为好——人类在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时，就企图“创造”一个完全未知的“灵魂”，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同理，假设脑机接口的研究能够突破，产生的结果亦不外乎两种：一是“善良的脑”机，一定是“平庸的”脑机；二是“邪恶的脑机”，一定是“害人的”脑机——我们能够保证：所有的“脑”都是善良的吗？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4）大道至简（一）词形变化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3 11:13 已读 2152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四章：大道至简
（注：不少人把“大道至简”误传为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其实这四个字是后世的道学学者对《道德经》思想内涵的感悟之语）。

第一节：语言文字与思维自由度的关系。
笔者在这篇《逻辑后缀学》及其它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西方人骨子里后天缺失自由的因子，而中华文明本身就带有自由的内核”。这个论点，一般人都会不服甚至“非常不服”。不服的人，往往是被西方人奔放不羁的行为模式，与中国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模式比对之下明显的差异所迷惑。
任何生命体，其行为所反映的，本质上皆是需求。行为越复杂，需求越多。需求越多，依赖性及封闭性所反映的生命的悖论性越明显，因此实则上是自由度越低。个中理由，笔者在《自由思想批判》及本文上卷里，通过对生命公式与分数自由度关系的论述，已作了大量的分析。
故此，西方人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求“自由”的行为，其实是反映了内心自由感的低下甚至是缺失（或者说：自由因子在后天被“隐藏”）。这有点像真正的有钱人反而不太喜欢炫耀，喜欢炫耀的人往往不是真正有钱。
对于人来说，内心的自由度，除了可以从行为上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从思维上判断。
思维与自由度的关系，之前笔者在本文上下卷里，结合集合论的理论，同样已经进行过探讨。
在上卷第二章第七节里，笔者还约略提到：西方语法在表达上强化共时性，而中文则注重纵深的历时性，两者对思维自由度具有不同影响。但感觉是“意犹未尽”，故在此再增加一个章节，通过更具体地分析东西方不同的语言文字（汉字与拉丁字母文字）表达模式，当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是”判断逻辑属性与“非”判断逻辑属性，从而进一步认识思维与自由度的关系，为上述“西方人骨子里后天缺失自由的因子，而中华文明本身就带有自由的内核”的论点添加佐证，希望能令不服的人“心服口服”。
【注：笔者非语言学家，故以下有关文字语言方面的专业性信息，笔者皆参考、甚至是原封不动地“顺手拈来”引用了网络上一位名“格致夫”的博客，发表在2015年的文章《演变在最前列的汉语之优势》（以下简称《演变》）。格致夫先生的《演变》以有理有据的分析，专业但又通俗地、详尽地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与西方的优劣进行了比较。
文章作者大概没有想到：这篇以实用性来衡量各种语言文字优劣的《演变》，还有着揭示、阐释人类思维自由度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笔者对《演变》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敬谢之意。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演变》的作者侧重的是实用性，故是以“先进”抑或“落后”的价值观理念来评价汉语与西方语言文字的优劣，而笔者则是从语言文字当中蕴含的“慧”、“智”所反映的不同自由度来思考——笔者是在“不同维度”上解读格致夫先生的文章】。
首先，回顾以下【】里，《逻辑后缀学》之前论述的部分内容：
【他者之境必须通过具有逻辑推定意义的“描述”才能让人“明白”，逻辑推定下的明白叫做“理会”，善于理会的人叫做“智商高”（也叫做“一根筋”）；自觉之境不需逻辑推定，因此不必描述，甚至是不可描述也能够“洞明”，不需逻辑推定的洞明叫做“意会”，善于洞明的人叫做“情商高”。
全体观的目标具有自性。这是“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六个重要外延。
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的思维称为“慧”；绞尽脑汁确定是什么的逻辑思维称为“智”。
滞后性的具现，就是“记忆”。
（共时性）当下的记忆越多越复杂，后因果关系逻辑性越强越确定。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一个重要外延：当指者作出确认性质的“是”判断时，指者的思维具有自由度，即只有相对自由而没有绝对自由。指者思维上的自由度与目标的自由度等价，两者之间属于同构（相互映射）关系，两者在“是”判断的架构下存在着自反性。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二个重要外延：目标具有的确定性、收敛性、不兼容性实际上就是指者的思维被约束、封闭、局限、保守的反映。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重要外延：以交集的模式追求自由时，追求越多，追求者的自由度反而越小。
交集反映的是状态；并集反映的是关系。
交集强调的是所属性，也即是所有权。任何事物作为交集就具有了不止一个的所属性，事物的“公有化”因互异性就变成了非包容性的“价值性共有”（状态）的产物。以状态为论域，会表现为“非要不可”的斗争性；
并集强调的是关系。这是一种相关联的集合之间因无序性而本质上具有包容性的“或是而是”的“功能性共存”的真实关系。以关系为论域，会表现出“无可无不可”的活力性。
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关系具有可持续性。
也就是说：真正确定了的，就必然是“死”的（紧捏着的琴弦不会发出声音）；不确定才意味着是“活”的（“撩拨”的琴弦才能发出声音）。
一切事物都具有智能性共享的开集性质。
形式第二定律：在观察者眼中，越是复杂、高级、先进、精确的形式，他适应方位越多，容错性越低，在后因果关系中的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越强——反之则反。
真正造成势之所趋的，不是不变性，而是吸引性。
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系统的势之所趋下“力”的分布，依据“互套原理”而具有“凝聚性”，产生的力叫“凝聚力”。这是一种与“倍周期（或三周期、多周期）分岔现象”中的离散性的力完全不同意义的力。
越是能够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滞后性越弱，容错性越高，共情性越明显，思维的自由度越高。】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其主体功能是传递信息。因此，衡量一种语言文字是否简洁的标准有三条：1，以最少的记忆量能够掌握的语言文字；2，以最少的语言文字传递最多信息；3，以最少的语言文字传递最准确的信息。
前两个标准，具有“可能”的内涵；第三个标准，具有“可以”的内涵。
显然，汉语是最符合前两条标准的语言文字。证据包括：汉语需要记忆的词汇量最少；汉语语法最简洁；单位汉语文字传递信息量最多。而一般认为，西方语言文字更符合第三条标准。
我们都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得以建立及发展的基础。
笔者则进一步认为：语言文字，是思维与内心自由度之间关系“最坦率”的暴露。
——故此，语言文字的属性，决定着文明的走向。
“欲说还休”式的语言文字，因其不确定性而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带有“点到即止”、“无需赘言”的、着重于“意会”的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的“风格”，意味着此“休”并非终结意义的“休止符”，其后续“可能”的信息量十分丰富。因此，其“表达”越是简洁，越是“大音稀声、大辩若讷”，反映出表达者当下非形式的思维相干自由度越高。
“畅所欲言”式的语言文字，是为了“理会”逻辑推定意义上的退相干自由度的“可以”确定某种共时性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其“表达”无论是复杂还是简洁，最终都会“休止”于某个确定性“质点”的“标的物”的形式。因此，越是畅所欲言、“花言巧语”,抑或是“一语中的”，表达者的思维退相干自由度反而越低。
汉语，是满足逻辑位移因此其说自圆反而显得“欲说还休”式的语言文字；
西语，是企图通过逻辑自圆其说而不达因此显得“畅所欲言”式的语言文字。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汉语表达的中式思维的自由度高于西式思维。
接下来，进一步对汉语及西方语言文字，不同的表达模式所反映的思维自由度，进行具体的比较印证。
一，词形变化：
语言，是在对声音信号进行分离（切分）、组合及替換等基础上产生的。音节量足夠多是信号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大量的音节则由原始“词形”变化衍生而来。由此可以得出的推论是：所有语言，其初始形态均具有词形变化（指单词或词根拼法的改变导致语法功能改变，进而使其代表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如果沒有原始“词形”变化，是根本无法产生语言的。
生命因自定义而具有自他分别及他他分别的二重分裂的“是”判断逻辑属性内涵。“分别”的意思，就是自他之间及他他之间是“互异”的。互异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因此，认识互异性，必然是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推导出的交集属性的“状态”。状态越确定，互异越明显，自由度越低。
词形变化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尽可能确定的、准确的语言乃至文字来“表达”某个事物状态的“与众不同”。因此，“智”的程度越高，“表达”越准确，词形变化就越繁复，字词之间的“互异”越明显，“目标”自由度越低。因自反性之故，思维的自由度也同步地越低。
人类语言的演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声音信号阶段、原始语言阶段、古典语言阶段、现代语言阶段。
20万年前原始智人的喉头位置已与现代人相同，其喉头声帶上方拥有更大的空间，使声音能进行更多的修饰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在20万年前， 声音信号开始出现原始的词形变化——人类的思维开始产生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智的萌芽”。
之后就进入至少长达10万年之久的原始语言阶段，这个阶段的语言均经历过名词及动词的复杂化过程，因此该阶段亦可称为词形变化繁化阶段。这个阶段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其观念”（《原始思维》——鲁先•列维–布鲁尔）。笔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个阶段的人类还是孔子口中的“天成人”。“天成人”在思维上还有相对的客观性，因此所观察到的依然是一个“镜像与真实基本重叠”的，即尽管“神离”但却依然相当之“貌合”的“亚真实世界”。
随后则是约五万年的古典语言阶段。这个阶段里，人类语言的词类 (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连词、叹词、象声词、数词及量词等) 逐渐齐全，因而使得句法逐渐发展成形。在词类增长过程中，各种词形变化逐渐退化，其信息衍生功能逐渐丧失，并最终成为一种累赘（笔者注：这里的“词形变化逐渐退化”是依格致夫先生之言。而笔者认为：不是“词形变化逐渐退化”，而是“词形变化逐渐变质”——开始了对世界的“整容”——词形变化中的主观性越来越强，以“自定义是”判断为主的对世界的确认性判断的比重越来越大）。
然后就来到了距今约五万年，被称为“文明大跃进”的现代语言阶段。在现代语言阶段，词形变化的信息衍生功能完全丧失，其功能已被词类完全取代，因此这个阶段，被《演变》一文称为词形变化消失阶段——不过，笔者认为应该改称其为“词形变化逐渐变质后的分化阶段”。
分化的证据，就“白纸黑字”地，呈现在这个阶段产生的不同的文字上。
首先，文字的产生，从表形、表意到表音，成功地为人类这种生命的滞后性属性（记忆）“背书”，终于令自定义真实能够与亚真实“分庭抗礼”，甚至超越了亚真实。
而文字当中词形变化变质分化后的走向，则反映了自定义真实与亚真实之间“较量”的“鹿死谁手”—— 《演变》一文中认为：“词形变化消失阶段至今尚未完全终止”。但笔者认为这句话应该修改为“词形变化逐渐变质后，分化成为泾渭分明的‘词形变化固化阶段’和‘词形变化淘汰阶段’”。
是固化词形变化？还是淘汰词形变化？这即是思维模式发展走向是侧重智或是侧重慧的重要分水岭——亦即是“智”文明与“慧”文明的分水岭。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5）大道至简（二）花言巧语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4 12:16 已读 1692 次 3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大致而言，文字发展至今向两个方向分化成两大类，分别是拼音文字及语素文字。
拼音文字，是“词形变化固化阶段”的产物。拼音文字当中的“佼佼者”，当属西方印欧语系的拉丁字母文字。
而汉字，则从象形文字发展到语素文字。但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语素文字，都不存在词形变化。换言之，即汉字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淘汰了词形变化！
这意味着，在汉字出现之前，汉语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从原始语言到现代语言的演化过程。我们今天能看到从古至今各种形态的汉字，都是汉语此前漫长演化的成果。换句话说，在汉字出现之前，汉语已经完成淘汰词形变化这一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发明不允许有词形变化的方块汉字之先决条件。
按照语言形态学分类，汉藏语系中的汉语属分析性语言，或叫做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与西方印欧语系的屈折语不同，汉语中，完全看不到任何词类性、数、格、体和动词的时态、语态、人称等变化，这类信息均由其它功能词（虚词）和语序（句子成分）加以界定和反映（“功能性共存”）。从一开始，汉语所有词类的词形就已经固定不再变化。
这说明了什么？
汉字出现的历史六千余年。这说明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先民，在六千余年前，已经在朦胧中意识到同一性真正的本质，“终止”了词形变化，不再刻意执着于事物的差异性，开始形成中华文明特有的“亚真实的世界观”，“共情思维”的“亚真实”的精神因此而一直得以承传——“分析”之意就是不轻易下结论。不轻易下结论，意味着存在许多可能性——知继而行的“慧”的分析性思维模式。之后的华夏历史发展至今，尽管因生命天生的自定义而依然不断地发展着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智”，但思维模式里“慧”的“成分”不但一直没有消失，“亚真实精神”不但承传下来，还“与时俱进（例如儒学与之后的道学佛学相继融合、例如‘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例如‘猫论’）”，甚至依然是占优势地位，因此一直具有极高的自由度！
而西方现代拉丁字母文字，至今尚存在复杂的词形变化！
语言学家习惯上把印欧语称为“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因为在这些语言里，动词、名词、代词、甚至包括形容词和副词，等等，都可能发生词形变化，就好象肢体关节那样，能够屈曲伸展变化。
词形要屈曲伸展变化，这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尽可能地“理会”、细分、确定某种“价值性共有”的“意思”——即交集状态（甚至是精致到“元素”、“粒子”级别的质点状态）的“与别不同”或“与众不同”。因此印欧语言其实也可以称为“结论语”，西方人的思维就称为（智的）“结论性思维模式”。
这里笔者偷个懒，在此声明：以下【】中的内容，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抄摘自格致夫的《演变》（不过，笔者并不认同当中认为西方印欧语系为“愚蠢”的评价，反而是认为西方印欧语系中的“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只是：极端的“智”之下，西方人思维上的自由度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读者不妨看看，西方印欧语系为了准确地表达某种意思，是如何绞尽脑汁地通过语言文字把事物精细化：
【1，英语愚蠢的、毫无意义的词形变化。
（A）代词除了单、复数变化，还有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名词化的区别。如代词“我”: I(主格)、me（宾格）、my(所有格)，mine(名词化)；再如“我们”：we（主格）、 us（宾格）、 our（所有格）、ours（名词化）。另外，英语形容词尚有原形、比较级和最高级三种变化，如“好”： good（原形）、better（比较级）、best（最高级）。虽然这些变化相当繁琐，但请千万别抱怨，该现象已经属于英语词形变化中最小儿科的了。
（B）成百上千的动词均存在词形变化。以“做”为例，存在不定式do、第三人称单数does、过去式did、过去分词done、进行式doing等五种词形变化。而助动词、系动词等又有各自不同的变化规则。更令人沮丧的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变化规则之外，还有蔚为壮观的无数例外需要单独记忆，形成巨大的记忆和表达负担！
（C）成千上万的可数名词都存在单复数变化。分为词尾加-s、加-es、不变、不规则变化等多种情况，更有大量的例外折磨你的脑细胞！而在句中，还有单数当复数、复数当单数等特殊情况需要专门记忆。这还没完，可数与不可数名词本身的判断也令人头痛。如hair(头发)、furniture（家具）、news（新闻）这些汉语中完全可数的东西，在英语中却无厘头地属不可数名词！而你尽管只穿了一条裤子（pants），戴了一幅眼镜（glasses），却必须用复数表达。好似在英美人的逻辑中，如果不用复数，就不知道裤子有两条腿，眼镜有两片镜片呢 ！类似的例外数不胜数，学习英语者唯有老老实实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
2，德语、俄语奇葩到不可思议的名词性别。
德语、俄语与英语一样，同属屈折语类型。但它们除了有名词、代词单、复数与格的变化，动词存在时态和体的变换等，这两种语言词形变化之愚蠢比英语还要夸张！最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名次都存在阳性、中性、阴性的区别。如德语：学生Student、Schüler，女学生Studentin、Schülerin；俄语：大学生студенты，女大学生студентка。但令人不解的是，德语中年轻女子、妻子偏偏又不是阴性，而是中性的！而教师就必须是阳性的！而对于人和动物以外的那些词汇，如地毯、科学啥的，也要弄清其性别，就更令人抓狂了。你能想象吗？科学、友谊、工会、意愿、健康、旅游、液体、草莓等都是母的！相反，顾客、猴子、狮子、商人、地毯、理想主义、蜂蜜、蝴蝶等竟然都是公的！简直十足的逻辑混乱，完全无章可循。但没辙，你要想学好这类语言，首先就得成为任何名词的“性别专家”！德语和俄语的另一个缺点是，复合构词法可以构建出的单词长得可怕！足有二三十个字母之多。其间又不像英语或法语一样，用连字符（-）来连接区分。 例如：Freundschaftsbezeigungen、Dilettantenaufdringlichkeiten、Stadtverordnetenversammlungen 。
母语为英语的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吐槽德语的文章。在母语为汉语的我们看来，此乃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他抱怨道：“没学过德语的人压根不知道这门语言有多么晦涩难懂，错综复杂。当然，再也没有比德语更加草率松懈，毫无系统的语言，而且还如此变化无常，难以参透。……当你以为终于掌握了十种词性变化规则的时候，德语书翻到下一页，上面却写着：‘现在，请同学们认真记录以下单词的特殊变化。’扫一眼才发现，特殊变化比规则变化多几倍。”
在德语里，男人是否足够男人也很难说！马克•吐温举例说，人的嘴巴、脖子、胸部、肘子、手指、指甲、脚、身体都是公的；脑袋是公是母还得看前面修饰词，而不看是谁的脑袋，因为德语中所有女人脑袋不是公的，就是中性的；而鼻子、嘴唇、肩膀、胸脯、手、脚指头可都是母的；头发、耳朵、眼睛、下巴、腿、膝盖、心脏，则是中性的。一番剖析后，读者就能了解，德国男人认为他是公的，深入探究一番，也许会很疑惑。最后醒悟过来，原来自己只是个十足可笑的混合体。如果他能发扬阿Q精神，那么自己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男子气概。可转念一想，又只得灰溜溜地承认，他并不比女人强到哪里去！
3，法语、西班牙语变化简介。
法语词形变化也远比英语复杂。如名词的词尾也有性的区别；这还不算，形容词和冠词也要跟着一起变！更复杂的是动词的变位，不要说会让外国学习者发憷，就连法国人自己也感到麻烦，所以专门为学习者编了这方面的指导书。  
西班牙语和法语是近亲，均属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族，在语法上接近，而难点主要也在于动词的变位。在词汇上，西班牙语要比法语容易，因为读和写基本一致。每个字母都发音，可以见词直接拼读，不像在法语里那样，写出来明明有词尾，读出来却往往被吞掉。】
二，印欧语系的语法变化：
除了词形变化之外，为了精确表达不同的“场景”，西方印欧语系的语法同样是无比的繁杂多变及有着数不胜数的“例外”。《演变》一文中对此也有大量的例举：
【1，英语句法结构十分繁杂、多变，例外无穷，不属于一种先进语言。
英语时态、语态变化尤其复杂。从时间上分过去、现在、将来和过去将来四类，每一时态又分一般式、进行式、完成式和完成进行式四种变化，纵横交错即可演变出16种变型，再加上人称变换和单、复数变化，汉语中一个简单的动词“学习”，其对应英文单词之一study总共会有30种变化之多！
这还没完，另外还有否定式结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虚拟语气、联系动词的特殊变化、动词词形不规则变化、以及种种例外变化，等等，动词变化可达上百种不同情况！就不一一描述和举例了。
此外，还要再加上疑问句、祈使句、倒装句、各种从句、短语、插入语、冠词等复杂的句式变化，以及几乎无法穷尽的种种例外，要想熟练掌握并准确使用英语，就不是一般的困难了。有人曾表示，英语中没有一项语法约定没有10倍于约定的例外！英语语法书都该正名为英语语法例外书！
2，德语、俄语等西方语言的复杂句法结构。
中世纪后，英语、法语开始向分析性语言方向演变。而与英语分道扬镳的德语则保留了较多古代语言传统。德语的典型语序与汉语、英语的主谓宾（SVO）结构有所不同，可归结为主宾谓（SOV）结构（这一点尚有不同看法）。有语言学家认为，主宾谓（SOV）结构是人类语言发展早期阶段出现的，随着动词结构的简化，在“大块置两端”规律制约下，后来逐渐演变为主谓宾（SVO）结构。从这个视角看，德语尚未完成这一语序演化。德语句法的主要特征是框形结构。动词构成句框，变位动词为左框，动词的其他形式（分词，不定式或可分前缀）构成右框。而从句的句框分别由引导词和动词构成。
关于德语句法的落后，这里主要引用英语作家马克•吐温的形象说法。  
他写道：德语里有十类词，每一类都不是省油的灯。德语报纸里，一个极其普通的句子，都是一件庄严又不失精彩的珍品（笔者注：极端的形式美）。句子老长，夹杂着变位动词，还有作者即兴造出来的复合词（通常都是字典里都查不到的）。就这样，七八个单词拼缀成一个单词，完全是无缝连接（看不到连字符）。句子里带上14到15个不同的主语，每个都嵌于各自插入语中，左一个、右一个插入语拖着3到4个小插入语，里三层外三层。终于，所有插入成分组成的句子一部分置于这个庞大句子的前面，另一部分置于句中，接着句子动词姗姗来迟，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明白文章作者究竟在讲什么。…… 德语书只有在镜子里看，或者倒立着看才行，这样才能将颠倒句序转正来阅读。可我还是认为，外国人要学会读懂德语报纸简直比登天还难！  
至于德语名词、代词、动词与介词四个格的高深搭配，冠词及形容词随其修饰的名词之性、数、格的复杂变化，再加动词的时态变换等，德语句法的复杂程度远在英语之上！就不具体展开了。  
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是一种很典型的屈折语言，词形变化异常丰富，而词与词的关系也常常用形态变化来表示。名词有六个格，形容词也必须跟着一起变。而动词的形变更加复杂，一个动词的形式竟会生出二百多种变化！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德语。】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6）大道至简（三）活着的汉字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5 11:11 已读 1796 次 3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三，汉字及其语法变化具有“并集性”；印欧语系的拉丁字母文字及其语法变化具有“交集性”：
具有并集性的文字，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弱，加和性强，自由度高；具有交集性的文字，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强，非加和性强，自由度低。
并集的自由度高，自然就表现出具有功能性共存的“开放性”。
汉字俗称“方块字”。由于汉字具有“象形”的特点，以至于当母语为非汉语者在学习中文时，可能会把每个汉字当成一幅“画”来记忆及书写（表述汉字书写的“笔画”二字本身就带有一个“画”字。部分近现代学者认为汉字出现之前存在一个“文字画”时期）。
传统汉字笔画为“永”字八法，在新中国进一步综合为5类基本笔画：横类（一）、竖类（丨）、撇类（丿）、点类（丶）、折类（𠃍）等，它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
汉字被规定： “画（书写）” 任何一个“方块（字）”时，这个“方块”里的最小连笔单位不能有任何增减（笔画），并且每一道单位都有自己确定的“位置”。
否则，就叫做“错别字”。
也就是说：在表面上，每一个方块字都被规范得“死死的”，不像拉丁字母文字的词形可以“变来变去”，似乎毫无自由度可言。
但以《逻辑后缀学》下卷的“维度”分析：汉字的最小连笔单位，皆蕴含着自然的基本形态及运动轨迹在人脑中“意境里”的“亚”真实反映——真实世界“退相干” 后，形成的“亚”真实世界的基本形态及运动轨迹，在人脑（心）中产生的“第一（象形）印象”，就是“亚真实”的 “最小连笔单位”。
由最小连笔单位笔画所组合的汉字，反映的则是各个最小连笔单位之间的相离、相接、相交的种种“亚”真实共情关系——以“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反映出华夏先人对事物之间前后因果关系兼容过程中的“亚”真实关系的认识——知行合一。
即华夏先人似乎凭“先天直觉（慧）”就意识到：“亚”真实关系的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自定义（《周易》就是华夏先人认识、遵循自然规律的代表作）。故此，反映这种稳定关系的最小连笔单位的组合“当然就应该”被规范得“死死的”的“合一”——“名（字）”必须“指实”。
否则，就叫做“逆天”。
（历史上，武则天就曾企图因政治目的（自定义价值观）而“逆天”创制过汉字，但这些汉字随着武则天时代的“人亡政息”而被弃之）。
方块字的内涵，是反映“亚”真实世界的，具有中性的、“忠实”（即镜像的“相似度”高）的、不带任何价值观评价的“因是而是”的内禀——故中国人“意会”的思维被称为：象思维。
没有（价值观）意义的方块字具有“非”判断逻辑属性的，即不确定的、模糊性的、亚真实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我是我”的“确定意义”。
“真实美”的定义：没有值。
因此，接近于真实的汉字的书法艺术之美，没有任何其它文字可比拟——因为我们书写汉字时，每一笔，每一划，都贴近真实与真实关系，因此都会引起与自然的共鸣。
具“因是而是”内禀的汉字历史源远流长，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原生文字——即具有“亚”稳定趋向性的“势”。也就是说：方块字本身就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特性——每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中国漩涡”，这些“中国漩涡”又凝聚（共情）在中华魂中——汉字的“奇异吸引子”特性，通过在文字学里被称为：最小单位的，具有集形象、声音、辞义三者于一体特征的“每一个汉字都具有某种（反映亚真实世界的、本身表意的）基本意思（同一）”的——“语素”——表现出来。
奇异吸引子，在文字学中表达为：语素。
语素，因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特性而具有源始性，因此能够“涌现”出并集性质的“因你情我愿而情投意合（意会）”的自适应性质的、“或是而是”的、“可能”的、“相干”的、加和性还原性强的、“活”的开放性。
——可以说，汉字，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文字。
而组成印欧语系的拉丁字母，分拆开来的每一个字母“都没有什么意思”，即是与“自然的基本形态及运动轨迹”都“毫不相干（完全的退相干）”、“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即：拉丁字母，是通过文字所表达的，反映了思维上自定义的、交集性质的、他适应性质的“纯抽象”的最小单位。由这些“纯抽象”的最小单位组合而成的所有单词，同样与“自然的基本形态及运动轨迹毫不相干”——识而不知——特别是“自身所是、是其所是及是之为是”的“是”字，经过西方哲学家“改造”后，更是完全与中文的以“名”指“实”背道而驰，成为纯粹抽象具逻辑规定性的概念（Ontology）。
拉丁字母源自于公元前7-前6世纪，也就是说：西方人的祖先，从公元前7-前6世纪伊始，自由的因子已经被彻底隐藏（或者说“放弃了天赋的自由”），思维模式已经被“智”所主导，由此而形成的世界观的学问，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如何“切中要害”，都不过是“质点之学问”。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从此就是“退相干”的，抽象的，“逆天”的，“整容后”的“自定义真实的世界”！
——正因为是“逆天”的，西方人辛苦经营的自定义真实世界——巴别塔（笔者认为这正是伪文明的象征），“当然”就不被上帝（笔者认为此处的“上帝”不过是“真实”的代言人）所喜爱——西方文明世界，也就成了“分化”的世界。
“被规范得死死的”、“不能逆天”的汉字，反而就显得十分的神奇——以下【】号内的内容，同样地，皆抄摘自格致夫的《演变》。当中（）号里的黑体字部分，则是笔者根据《逻辑后缀学》理论所作的“不同维度的”注解：
【1，简洁的语法使汉语具有可贵的开放性。
由于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存在时态、语态、性、数、格等冗余、繁琐、死板的变化规则（“自定义是”判断下“花言巧语”式的震荡与重复），汉语简洁的语法使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强大的应变能力和广阔的包容空间！这是汉语强大的生命力之根本（“非”判断的大道至简下非逻辑推定的“可能”的活力性）。
在存在大规模对外交流的情况下，汉语可以方便地吸收外来语的一些长处，为己所用，自我完善和提高（包容性的功能性共存的具现）。标点符号引进白话文就是典型例证。而现代汉语句型亦越来越多地受英语等外来语的影响。包括西方语言中的主、表、宾、定、壮、补从句和插入语等复杂成分构成的长复合句在汉语中已经司空见惯。而许多新概念、新表达、新修辞手法往往也来自外来语。事实上，汉语中已经存在大量翻译过来的外来词，如刹那、幽默、逻辑、乌托邦、干部、经济、民主、革命、物理、化学、男/女朋友、脱口秀、曲奇，等等。甚至西方语言中的缩略语、特殊符号、包括英文词汇，亦可不经翻译直接纳入汉语中，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如：WTO、CEO、APEC、∞、∈、∑、↘、 ♀、♂、 ♥ 、√、∴ 、≈ 、￡、卐、out、but、high、-ing，等等。这使汉语在表达复杂思想、新潮观念、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等所有方面愈加成熟，其表现力不断提高。由于汉语这种可贵的开放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使其在承载和传递任何信息方面绝不逊色于西方语言。所谓汉语不能表达最新科技发展成果的说法，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至今未见任何人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
2，汉字比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具有更高的阅读效率，且布局灵活、美观（相干性强）。
较之拉丁字母文字的字母一维排列（退相干程度高），汉字的二维分布结构具有更多的变化可能性，从而使数万个汉字中的每一个都能无一例外地严格限定在一个小方框内。汉字的这种独有的二维布局更有利于快速辩认。因为人的视域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识别二维方块汉字可一目了然，这比识别拼音文字的一维线性排列，要更迅捷高效。这类似于今天流行的二维码与以往条形码之间的比较。
方块汉字的二维性还体现在横排、竖排一样酷！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反着来，均不影响阅读。如汉语书脊上的竖排书名自然到甚至不会引起你的注意。这是任何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灵活性（非线性拓扑变换的涌现）！假如要拉丁字母文字竖排或从右往左排列，则立即崩溃！而英文书脊的书名也只能横排，在书架上找书你只能歪着脖子看！
汉字还有一个被忽视优点是，字与字之间边界清晰，无需空格（全体性、完备性的具现），而拉丁字母文字单词之间必须空一格作为分隔标志，既影响效率，又浪费空间。粗略假设每个英文单词的平均长度是7个字母，那么，单词间的空格约浪费14%的空间，增加文字使用者14%的额外负担。键盘上的空格键超长（占5~6个正常健空间），正是为拼音文字频繁使用空格而专门设计的。至于汉字完全统一的尺度带来的排版布局整齐、美观，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但可以做到每一行左右对齐，甚至可以做到每个字上下成列对齐（对称性的具现）。而拼音文字只能一维变化，造成单词长短不一，页面布局亦欠美观。
3，汉字具有构词能力强、规律性好、单字需求量低、利用率高等无可比拟的突出优势（并集“或属于”性质的或是而是）。
汉字具有强大的构词能力（加和性强）。绝大多数新概念、新表达可以通过现有汉字的重新组合实现（如电视机、坦克、克隆、白富美、高大上），而无需如西方语言那样大量造新单词，导致总词汇量不断膨胀，带来记忆和使用的负担。甚至英语中的人名、地名、山河湖海的名称等均属专有名词，每一个都是一个单独的英文单词（封闭性强），导致进一步的记忆负担（因“同一必一”而不断地退相干，容错性低至“零容忍”，排他性强至每一个单词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汉语中这类专有名称基本都由普通汉字构成。目前，英语总词汇量已突破150万（不断地“为了确定，反而不确定”的后果。符合本文上卷讨论的生命公式：封闭性越强则依赖性成指数级增长）！而汉语已知的汉字不过8万余个，其中大部分还属于已经不用的罕见“死字”（不断地“大道至简”）。事实上，1979年版《辞海》收录的尚在使用的汉字不足15000个。一位操英语者掌握3万个单词属于很高水平了，相当于《辞海》收录单字的两倍，但这仍不过是英语总词汇量的极少部分（3%）。而一个中国人只要掌握前者六分之一（5千余）的汉字，就已经相当于《辞海》收录汉字的三分之一了！
每每看到有人妄言汉语逻辑性没有西方语言强，总令笔者忍俊不禁。其实，两者在语义表达和逻辑性方面没有值得提起的差别，而汉语的简练则是公认的。联合国文件的正规性和逻辑严密性不用多说吧？在其6种文字的任何工作文件中，最薄的一本总是汉语！
而汉语构词的逻辑性明显优于英语，其种属类别名称往往体现相当高的一致性（这里的“逻辑性”，即笔者认为的：共相等原则下，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的“因为不确定，所以确定”的“意合”或者说“意会”）。即具体“成员”或“部件”名称往往包含上一级种属名，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语言的联想记忆模式。以“牛”字的中英文为例：公牛ox、母牛bull、奶牛cow、小牛calf、牛奶milk、牛肉beef、牛皮cowhide…… 等，汉语均包含“牛”字（非分别内涵下同胚的并集关系性质的功能性共存），而相对应的英语词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要认识它们，必须一个个地孤立记忆，毫无规律可言（他他分别的“因非而是”下，互异性的非包容性“价值性共有”）。汉语中马、猪、狗、羊、树、花、鸟、鱼、虫、草等种属类别莫不如此。又如车类，汉语都有个“车”字，再看英语：轿车Car、卡车truck、火车train、公交车bus、马车wagon、单车bike、消防车fire engine、救护车ambulance，同样毫无规律可言。
这样的例子还包括12个月的名称。汉语中，12个月只需记住一个“月”字，然后在“月”字前加上数字就搞定了（同一非一的前因果关系历时性及后因果关系共时性兼容的重生性）。而英语则相互毫无关系，要分别记住12个单词：一月January、二月February、三月March、四月April、五月May、六月June、七月July、八月August、九月September、十月October、十一月November、十二月December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星期、9大行星等。
汉语中金属元素名称，即使你不认识，亦可一目了然，因为都带金字旁。而英语中常见金属元素名称则依然毫无规律可言，如：金 Gold、银 Silver、铜 Copper、铁 Iron、铝 Aluminium、锌 Zinc、锡Tin、铅Lead、铂Platinum、铬Chromium、镍Nickel、锑Antimony、铋Bismult。汉语中类似的规律性比比皆是，又如，草字头、雨字头、木字旁，鱼字旁、鸟字旁、月字旁（表人或动物肢体或器官），等等。鹪鹩（Wren）、歌鸫（Thrush）、鹳（Stork）、鹬（Sandpiper）、鹈鹕（Pelican）等汉字，你无需认识，就知道那是一种鸟，对阅读不会造成任何困难。而天王星（Uranus）、海王星（Neptune）、冥王星（Pluto）、木星（Jupiter）、土星（Saturn）即使你第一次看到，也会立即想到那是天体。但括号内的英文，如果不查词典，则不会有任何概念，只能干瞪眼，会成为阅读理解的明显障碍。
无需更多的例子，汉字词汇逻辑性、规律性的优势已经很明显，而英语构词的愚蠢亦可见一斑了（“可能”是：因为不确定，所以确定——“意会”的逻辑；“可以”是：为了确定，反而不确定——“理会”的逻辑）。由于这些特点，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等于认识了无数的词组。即使新词汇，也是由现有汉字构成，词义不难弄懂（万变不离其宗的重生性。因此笔者在本卷第二章里提到：能够有抄袭到世界第一的“本事”，正因为中国人的“理会”是建立在善于“意会”之上的。）。
而汉语构词上的这些优势又显著提高了常用汉字的利用率。这样，既降低了汉语初学者需要掌握的汉字数量，又有利于在实际使用中不断复习、巩固、括充和提高汉语水平。由此可以解释一个关键奥秘：为何汉语使用者一般掌握两、三千常用汉字，便足以满足日常所需，可流畅地读书、看报、听广播，以及有效进行语言和文字交流，甚至可以写出有模有样的文章；而母语为英语者，即使掌握5000单词，读书看报仍困难重重，更别提写文章了。中国四级英语的要求是4000左右词汇量，通过四级考试者的英文水平，不少人应该有体会，那实在没法恭维！
4，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四个声调更是一个独特优势（“中式思维自由度高”无可辩驳的又一个明证）。
阮次山先生曾有一个观点，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有人进一步分析认为，语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个声调，排列组合可得2900个语音，真正实用的也有1200个。而英语国际音标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这意味着英语的语音种类顶多400个。而日语仅仅使用了104个不同的语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或三个语音来表达。举例来说，假设世界上有1200种事物需要表达，再假设有一个人仅会发四种语音abcd。中国人可用一个语音来表达这1200种事物中的每一件，英国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两个语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之外的那些。而仅会发四个语音者，有时就不得不用6个语音才能完整表达1200种事物，如abcdab，因为四的6次方才大于1200。一般发一个语音约需四分之一秒时间。这样表达一个事物，中国人仅使用四分之一秒时间，英国人有时需二分之一秒，而仅会四个语音者最多需要一分半的时间！不但表达速度慢，还很费力。
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内心言语过程。如果言语表达快，思维速度也就快。每个汉字都是单音节，两个字的词组也只有两个音节。而英语有大量两个以上音节的的单词，汉语的思维速度理应比英语更快！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赵元任先生早年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快慢。汉语仅用了30秒，而英语用了45秒，比汉语慢了50%。这就可以证明，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要快一些。至于思维速度快就意味着聪明这个观点，是被诸多学者所承认的。
另外，汉字独有的四个声调，不但对于区分同音字是一个有效工具，更使信息承载量成倍提高。而英语等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则不具备这个优势。在此仅举一例，汉语拼音“ai”这个发音，如果没有声调，就会乱套，不知所云。加上四个声调，即使在没有上下文的孤立语境中，也能立即活起来，联想到一些较明确的语义。读一声（阴平 —），立即会想到叹词“哎”，引起注意，或“哀”，带入悲伤的情绪；读二声（阳平/）就会联想到“癌”给人一种不祥之兆；读第三声（上声V），很容易想到人的身高“矮”；读第四声（去声\），则立即联想到“爱”这种美妙的情感。类似的妙处，在西方语言中是无法想象的。英语多音节单词的重读音节，主要用于标示长单词的准确读音。有语言学家认为，汉语的声调是这种语言演化到现代语言高级阶段的另一个标志。而西方语言在淘汰繁琐的词形变化之后，亦将向词汇声调化方向发展】。
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文字的信息熵的比较如下：法文：3．98比特；西班牙文：4．01比特；英文：4．03比特；俄文：4．35比特。而中文字静态平均信息熵的值（平均信息量）是9．65比特——根据数理语言学中著名的齐普夫定律（ZIPF’SLAW）核算，这是当今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符号系统（注解：信息熵与热力学熵在“值”的理解上是相反的。前者是概率分布的测定；后者是宏观状态的测定）。
通过上述格致夫先生文章里的例子及分析，如果读者认同笔者在本文上卷所总结的，“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二个重要外延：目标具有的确定性、收敛性、不兼容性实际上就是指者的思维被约束、封闭、局限、保守的反映——当可“心服口服地”承认：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复杂的词形及语法变化，所显示出的非常清晰的确定性、收敛性及不兼容性，正是无可辩驳、毋庸置疑的，印证了西方人的思维具有明显的约束、封闭、局限及保守性的——“铁证”——故此，笔者在阅读西方的哲学性文章时，必须高度地集中注意力，要真正的聚精会神，才能不至于遗漏地获取当中表达的信息。稍有“走神”，之前看的内容就会从脑海里消失，又或者，get不到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不少中国学者，在论述西方哲学甚至是我们老祖宗的哲学时，亦有模有样地用上了西式的遣词用语或语法构成——笔者认为，大可不必：除了显得高深莫测，这种表达式真正的“营养价值”其实少得可怜——就如同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一些“特能装”的餐馆，装潢高大上，餐具高大上，食品……也显得说不出的吸引眼球。但是——在超巨大的碟子中间的那点东西，是小得如此可怜的“一点点”，甚至，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衣冠楚楚的食客正襟危坐地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用拜膜的恭敬之心享受着不知道的什么，然后，就是天价的账单……。
——能够总结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的奥卡姆原理，以至于令科学、哲学从宗教中彻底分离的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语言文字构成，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就是与“简单性原则”背道而驰。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自由因子在后天被“隐藏”，西方人思维上的自由度，已经被约束到“最小值”甚至是完全被“屏蔽”的程度——“怪不得”他们要“追求自由”了——“自由”这种“天性”，越隐藏，越约束，越“想要（不是需要）”“畅所欲言”、“畅快淋漓”地“表达”。
——假如真的有上帝，假如（西方）人“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的（终极性质的自他分别的镜像），那个上帝就必然是一个毫无思想自由（没有“慧”，但“智力通天”）的神：正因为祂老人家穷极无聊，故而才要“追求自由”，从而才有“创造世界”这样的“复杂”的“表达”行为。
——或者说：有上帝这么个永恒的（思想）独裁者存在，（西方）人就永远是（“是”判断）思维上的奴隶。
——又或者“政治非正确”地说：如果是笔者“误会”了，或西方人对上帝的解读错了。上帝，确实是自由天性的“（慧的）源头”，那么，能真正传承自由天性的，其实是华夏先民——“有慧根”的华夏民族，才应该“够资格”成为被上帝挑中的“选民”。

郭志成

逻辑后缀学（67）大道至简（四）不忘初心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6 12:00 已读 1287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二节：不忘初心——因是而是之或是而是之是就是了
语素，因具有奇异吸引子的特性而具有源始性。源始性，也叫做“初心”：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带有以真实为内禀的亚真实的“初心”。因此，“不忘初心”，是汉字的根本。正因为有不忘初心的根本，自有秦“扫六合”、“车同轨，书同文” 以降，汉字就具有了其它文字所不具备的超方言、超语言特性。语言学家把中国各地的方言分为八大方言区：不同的方言之间，尽管可能“听不懂”，但却有能够“和而不同”地共同“看得懂”的汉字。因此，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是就是了”的“中华魂（初心）”的源始凝聚力的具现。这个具现的源始凝聚力，更令到“伪装成一个国家”的华夏文明扩散到周边，形成一个广袤的中华文化圈。
反观印欧语系，为了追求自定义真实的“是其所是”，本来也是同源同宗的语言文字，却因“不屑于”求同，导致“存异”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大。语言文字不同，是导致国族理念不同的重要因素，从而令到曾经的各大古文明“帝国”，不断地“倍周期、三周期乃至多周期分岔”而“支离破碎（碎片化的分化）”——这些“是其所是”的“周期分岔”现象，在“除了中国以外” 的当今世界上，还在不断地发生（参考笔者的《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一文中，关于“认同危机”的讨论）。
在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还把种种“分而治之”的分岔理念推行到各个殖民地——西方人是近现代许多国家或民族之间领土、族群分裂、纷争的始作俑者。
而当代的西方，更继续把种种被西方人“高度认同”的，以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为背书的，但本质依然是“是其所是”的，会产生“分岔”的理念，强行灌输给中华民族，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让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疆土或“民心”从中国“分岔”出去。
但笔者相信：普世价值，是一个自定义真实的、“平庸吸引子”属性的伪文明下的“伪概念”产物。自定义真实的伪文明，是“敌不过”亚真实的华夏文明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使用汉字及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模式，华夏文明的“中华魂”就会以“非线性拓扑变换”的“亚真实”涌现模式，在与因周期分岔而不断地“能量退降”的伪文明周旋过程中，逐渐把对方“同化”（和合）。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今天，人类社会之间的各种分裂对立，竟达到一个非理性偏执的恐怖的新高度。
笔者希望，新冠疫情是上天带给人间一个自我革新的绝佳机遇，后疫情时代的人类能够有真正的反思：
人生的本义是什么？
（注：是思考人生的本义，而不是人生的意义。）
人生皆有酸甜苦辣，皆有喜怒哀乐。
人生的意义，是思考在这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中，哪些“值得”哪些“不值得”，哪些是成功哪些是失败。
人生的本义，则是通过思考：为什么“我”会“觉得”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并且我们都“乐意”终其一生在这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中“挑肥拣瘦”？以寻求“破碎”这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可能——这个过程，笔者称为“受训”的过程——一个既需要思考“兵来如何将挡水来如何土掩”，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有兵来？有水来？”的过程。
此外，人类社会真的只有斗争哲学吗？
自定义真实关系的社会，确实就只有斗争哲学才是“略胜一筹”的“生存之道”。
从“非”判断的“维度”思考，人类是“同一”的，并无所谓东西方的区别，更无所谓东西方的对立。东西方各自的优缺点其实是各自“和而不同”的特点，通过并集关系利用这些特点所构成的充满活力性的人类文明，才具有（亚）真实性。
亚真实文明的理想世界就是大同世界。
曾几何时，两千年前的地球上，东西方都先后产生过不少“圣人”。笔者认为，这些圣人原初所表达的语意，皆具有“非”判断共情意境的感悟和愿望。
“如果”——亚当和夏娃当初同时吃下智果和慧果，或者吃的是慧果；
“如果”——人类文明萌芽之初，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去思考圣人的语意，人类文明的走向将会完全不同：“大同世界”的愿望“可能早就实现了”。
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世人，却是以“是”判断的“范式”语境去“理会”圣人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通过“是”判断语境理会的圣人的信息，也因此就“变了质”。当然，尽管变了质，这些信息“听起来”依然是“振聋发聩”的（毕竟因为“非”判断是“是”判断的内禀），对人心依然具有安抚作用的。因此，对具有安抚作用，但变了质的信息的不同解读，也就分别形成不同的宗教及其“流派”被传承下来，并衍生出种种相对属性的道德观，继续为我们各种的“是”判断言行作“道德背书”。
但是，笔者认为：凡“是”判断语境理会的道德观，皆具有悖论性、分化性，一定与“大同”理念背道而驰的。
同理。古今中外，凡“是”判断语境理会的理论，无论什么“主义”、“真理”，如何“普世”，皆具有斗争性，皆不可能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理论依据（只能做“反面教材”）。
“学术和精神生活看似一无所用，但却能让沉陷其中的人获得别处无法给与的满足”——摘自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921年写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备忘录《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要实现真正的大同世界，人类首先需要“树立”的是“无用的”：“普世非价值观”。而要树立普世非价值观，人类的思维需要回归“天成”（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状态”）：对圣人的语意、对大自然、对整个寰宇、对哲学意义上“存在”的思考，对真正真实的“人性”，皆需要“范式转换”——从“非”判断意境重新“无量地”、“无用地”——意会。
当然，要求具有“自定义基因”，并且已经把自定义真实根深蒂固地“默认”为真实的人类，一下子完全舍弃“是”判断思维，把“据称”已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文明进行“非”判断（强调：不是否定判断），确实是相当的“强人所难”。
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定义的“客观存在性”——因为自定义“已经是”客观存在，才有自定义真实的主观存在。
我们亦不得不承认：作为生命是自定义真实的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会“深爱着”自定义真实。
只是，我们“深爱”的同时，应该清楚“爱的根源”（初心）。
个中因由，可以用两个中文成语解释：爱屋及乌，睹物思人。
——“乌（乌鸦）”与“物”本来与“屋”及“人”毫不相干，没有了“屋”及“人”，我们的心中对“乌（乌鸦）”与“物”不会“起任何波澜”。因此，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爱乌鸦”及“爱物”的根源是“屋”，是“人”（逻辑位移）——我们“爱”自定义真实，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根源”永远真实。
不过，笔者认为，我们对真实不能用“爱”表示（因为笔者认为“爱”的字义具有“价值选择”的内涵），笔者把对真实的情感称为“情”——“情”，是万物之源，也就是“生发元”的“文学性表达”；情，是不能以价值衡量的。
明白了当中的因由，我们对自定义真实的爱就应当学会“适可而止”，否则，就真的叫“恋物狂”。故笔者曾经形容：现代的文明社会，不过是“物明社会”。
当然，万事开头难。不过，只要能“开头”，也就有可能“顺理成章”。
笔者认为：无论是理会还是意会，对于人类来说都需要“表达”。而人类的“表达”，“暂时”地，还是离不开语言文字。因此，从：中国人留学海外，以中文思维去意会这个世界各种语境里的知识，然后“抄袭抄到世界第一”这个例子中，可以得到启发：要实现全人类思维的“范式转换”，“相对容易开头”的实际操作，可以先从语言文字的“阶段性教育分配”上入手——希望“有朝一日”，人类社会的教育能够认同并接受：在幼儿少年阶段，应该是中文教育（希望不要因此而产生所谓的政治立场，而理解为“企图增加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的联想）——通过学习汉字，先“习惯”“并集”属性的思维模式，到青年阶段，再学习西方的拼音文字。如此一来，逻辑“位移”后也就“完备”了：既可价值观同一也可非价值观同一；既可同真同假也可不能同真不能同假；既可充足理由（例如科学研究）也可难得糊涂（例如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如此一来，也就真正地共情：
——亚真实与自定义真实，华夏文明的“知而慧（负阴）”，与西方文明的“识而智（抱阳）”才有“水乳交融”的可能，那才是真正“浪漫的”爱屋及乌、睹物思人。从而为一个形（智）神（慧）俱备的、活泼跳脱，丰富多彩的、具有千变万化的多样性的、相干或退相干以及“上手状态”与“现成状态”“真假随意”的共情的大同世界的实现奠定基础。
——不过，大同世界，还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
笔者认为：以实现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这“格局”——还是“太小”。
大同世界，只是亚真实文明的“理想版”。
亚真实世界的人类，始终是自定义的生命模式。
笔者认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角色”，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而是笔者在文章《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里第一次提出的、在这部《逻辑后缀学》里又一再讨论的“受训者”角色。
实现大同世界的过程，就是受训的过程。
（这部《逻辑后缀学》，其实就是记录了笔者受训的整个心路历程及由此而思索出的供大众参考的理念。）
文明，应该是既要体现在发展进步，亦需要体现在溯源。
受训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溯源”的过程：通过种种“自定义是”判断的“因非而是”，“逆向”思考这些“是”实际上都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思维中的三层倒错“翻转”成为“是就是了”、“不是了就不是了”的“或是而是”，进而觉悟“因是而是”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不过，人的“根器”不同，觉悟度不同。
因此，借用佛学的理念，受训者可分为两类：以入世法受训和以出世法受训。
——“根器一般”的大众，以入世法受训，受训的面向就是满足逻辑位移的共情思维：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特别是所谓最高层次的增长需求层次里，强化逻辑位移的思维，以淡化无孔不入的价值观的影响。当共情思维成为世界性的思维模式，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根器出众”的小众，以出世法受训，受训的面向是彻底舍弃“是”判断，“为了全人类”而作为先驱者去探索生命之真源——也就是纯粹以溯源为己任。
（声明：《逻辑后缀学》，是一门探讨在思维上彻底“去是”、觉悟共情的哲学理念，当中不含有任何信仰的内涵，因此不具任何宗教属性，只是提供一条思路给有心的读者而已。《逻辑后缀学》亦非宣扬什么“主义”，不是要“砸烂什么旧世界建立什么新世界”。“觉悟”之后的世界，原来的各种社会制度、模式、人生的追求并不会有什么伤筋动骨的变化，但就少了戾气，多了祥和——而已。）
真正的溯源，也叫做“返璞归真”——也叫做“回家”。
什么是返璞归真？
“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不是返璞归真——当企图想问清楚“天”是什么，而“天”“什么都不是”时，才不得不“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却发现——人间同样“什么都不是”；
“把目光转向自身”亦不是返璞归真——因为“目光”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分别，即我们的“观”永远只是我们自己的镜像。
出世法受训的“目的”（很遗憾，还是离不开“是”判断的文字表达。希望读者能够从“意境”里解读“目的”二字），是“破碎虚空”，“回归”一个“真实的世界”——与“所爱之屋”、“所思之人”真正地“在一起”——自他非分别乃至无分别的“同一”。
当然，笔者也清楚知道：笔者上述的愿望极有可能是“痴人说梦”。这部《逻辑后缀学》，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泛不起一丝涟漪”。往后的地球还是那么照常转着，人类还是那么纷争不休，也有可能“世界末日”已经在倒数计时。
但就算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大道之下，“万物如刍狗”。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类世界能否实现大同，又或者会否毁灭，在苍天眼中皆不过是一次“量子级别的、可以无视的扰动”而已。
当然，笔者还是希望，这部《逻辑后缀学》，能够抛砖引玉，让这世上“个别根器出众”的人，能得到一些启发——假如真有人能从中有所收获，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表述似乎不妥哈，不过，从“非”判断“同一性”的“众生平等”的“维度”看，人与鸡犬——“都是那么回事”）——一个人的回归与全人类的回归——“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1）三级文明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7 12:01 已读 1269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接下来几篇连载，属《逻辑后缀学》下卷的最后一章。算是笔者提出的一种“假说”
第五章：文明的传说

第一节：三级文明
逻辑是自定义。
但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则是完备、自洽的逻辑。
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以人类活动行为模式为蓝本，提出了一种根据所能够开发利用能源量级的技术程度，把文明分成三个能量等级的假说：卡尔达肖夫标度（指数）。这个假说因为有合乎逻辑的数理数据支持，成为不少寻找地外文明计划的研究人员、科幻爱好者甚至是预言家的理论基础。
但是，依靠消耗能源的文明，无论其技术程度如何先进高级，皆是“自定义是”判断认识范畴里排他性的形式。《逻辑后缀学》上卷指出：任何“是”判断的目标，皆是形式。而任何形式，必然不能违反形式第二定律：在观察者眼中，越是复杂、高级、先进、精确的形式，他适应方位越多，容错性越低，其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越强。
当事物在运动变化发展中的排他性、斗争性，被视为想当然如此的、“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所建立的文明，或者“想象”中未来的文明，就都不过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自定义真实。那么，即使能利用整个星系的能源又如何？相对于无垠的寰宇，即使是大如星系的自定义真实，依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渺小”，在真实面前依然是“不堪一击”，因此“不可持续性”始终是其属性，“死亡”依然是其最终宿命。
文明，一定只能通过“是”判断，或者更严谨地说，通过“自定义是”判断这种确认模式存在及发展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定义是”判断思维模式本身有没有问题？
我们有没有想过：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自定义是”判断的思维模式？我们能否“窥探”不同于“自定义是”判断思维模式的“存在（客观存在、实在）”？
我们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常情况下，成年人的心智一定比儿童成熟。只考虑技术程度而不考虑心智成熟度的文明分级，就像只考虑交通工具是飞机还是自行车，而不考虑驾驶者是大人还是小孩那样荒谬——性能越是卓越的“超跑”，由心智不成熟的人驾驶时，出事的几率及车毁人亡的可能性越大——心智不成熟的文明，能“拥有”整个星系，也就意味着“祸害”了那个星系，这实在是那个星系的“不幸”。
故此，这里再次强调：笔者并非否定科学技术，并非否定“是”判断文明，而只是希望——能够有真正成熟的驾驶者驾驭人类文明——这是整部《逻辑后缀学》最终的意图。
文明的分级，不应以技术程度为标准，而是应该以技术使用者的心智成熟度为标准。
什么叫“心智成熟度”？
笔者认为：心智成熟度即觉悟度。
觉悟什么？（首先引述笔者的文章《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里其中一节的内容【】作参考。）
（注：《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完成于2013年，之后的《逻辑后缀学》本来是计划作为“自由思想批判续四”而续写的。但撰写过程中发现《逻辑后缀学》远比之前的所有文章都“非价值”得多，故决定作为完全独立的一部作品来写。以下《自由思想批判续三：形式与绝对自由》其中一节里“不那么成熟”的内容，是笔者撰写《逻辑后缀学》的思路起点，对理解《逻辑后缀学》能起一定作用。但当中部分理念或名词在《逻辑后缀学》中已有所修改或进一步深化，故需要在括号里用黑体字做必要的注解。从中亦可以了解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思路脉络的走向。）
【自在和自为——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我的。
存在与存在的存在（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形而上学范畴的哲学问题。
存在的存在无维（后面会解释什么叫“无维”），哲学上叫做自在（等价于“非”判断非分别内涵的“我在”）。存在则是维，哲学上叫做自为。自在是本，自为是体。
自在是自为的本源，自为是自在的反映（也就是破缺、形式、有漏、事物等，海德格尔称为“此在”的展开：显现、现身、领会、言谈。但笔者认为“此在”只是开集属性，“此在”以空集“我在”为内禀）。
自在没有形式。
因此，自在不是什么（形式）。自在什么（形式）都不是（这里的“不是”不是“是”判断语境的否定语意，而是“非”判断意境里“逻辑叫停的前状态”）。
因此，自在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更正：笔者在写作过程中“觉悟”到，自在只是“非分别”，还没有绝对意义的自由，而是具有“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因此中文有“自由自在”一说。
自在是不能被自为证明的，既然“什么形式都不是”，因此自在不受任何自为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推断及决定：
例如，“我”的认知不能由我的手脚等存在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所推导，无论我有手没手，单手双手或多手，我“动还是不动”，我依然“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地自在。也不能因为肯定“我”就肯定我有手或脚。所以我的手或我的脚不能证明“我”存在——手不是我，脚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
我不是手，我不是脚——我什么都不是（逻辑叫停）。
自在只能够通过超验的非逻辑（推定）的认识自明，通过对自为的彻底否定（逻辑叫停）而自明——我什么（形式）都不是，故我在——或借用笛卡尔的表述方式：我非是，故我在（“非”判断意境里：“我知我在”。有鉴于人类语言的局限，这里只能借用“我”为例子勉为之，因为自我意识依然是“我的”自为而不是自在，真正的自在连“我”也否定：“我”不是我。）。因此从自在的角度，“一切皆空”，自为都是虚妄（人生没有意义，都是虚妄）。
自为（存在）以形式表现。
什么都是形式。
自为没有绝对自由但有（逻辑推定意义的）自由度（我的手脚有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
自为是可以证明的。自为与自为（手与脚）之间因相对差异性的概念、不同的功用而具备双向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因此能够产生双向有效的、可选择的逻辑指向。
同时自为受自在非逻辑、非指向的必然性所制约。
我的手脚中“我的”这个所有格的认知因“我”的不证自明而确定无疑，所有“我的”以向心力模式必然地统属于“我”——我识——即自我意识（《逻辑后缀学》进一步深化出开集属性的“自我”及空集属性的“我在”）。自我意识把所有“我的”统一起来，在自我意识下的所有“我的”无分彼此，和谐相处，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我的”存在。
手是我的，脚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       
自为只能它证而不能自证，以相互间相对性的因果律而它证，以所有格的绝对方式被自在全盘肯定而它证。因此从自为的角度，自在其实很无稽，自为才有意义（人生有意义，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价值观，价值观因相对的因果律及绝对的所有格——它证而建立）。
自在“生成”（投射）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自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有着种种形式。种种形式相互影响，尽管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小至基本粒子，大至整个宇宙，都有着形式结构建立及互动中相对它证的共同三要素——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
共同三要素（共性）以向心力模式（同一性共情）必然地非逻辑（推定）地统属于非形式——自在。
共识把所有形式的所有格统一起来——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自在的表现形式。共识之下的所有形式无分彼此，和谐相处，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自然。亦就是存在。】
上述有关自在与自为关系的论述可作为觉悟的“前”理念依据，整部《逻辑后缀学》关于逻辑属性的讨论则可作为觉悟的“后”理念依据。
笔者参考“卡尔达肖夫标度”的划分，以觉悟度划分的文明，也可分为三个“级别”：
I型——是什么——“是”判断属性，具平庸吸引子的伪文明；
II型——或是什么——“是”、“非”判断属性变换，具奇异吸引子的亚真实文明；
III型——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可能是——“非”判断属性具重生吸引子的真实文明。
I型文明属于觉悟度在自为层面的文明——当西方古希腊文明让科学与哲学分离时，就注定了西方文明走上了专注于智识，但觉悟度难以提升的伪文明。
II型文明属于从I型到III型的“受训意义”的过渡阶段的文明，其“最高境界”是大同世界。
III型文明属于觉悟度在自在层面（非分别）的文明。
自为在语境里展开，具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两个内涵及十六个外延。
自在在意境里展开，具有“非”判断逻辑属性的两个内涵及二十一个外延。
自在与自为之间没有同一性。这个结论在哲学涵义上已经无可置疑。但如何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得不到学术上统一的意见，反而在描述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往往都再次陷入同一性的困局。这是因为，我们的所有思考，潜意识中都必须带着某种意义。没有意义的事，应该是没有人有兴趣去做的。所以，没有意义的自在，我们“不感兴趣”。除非，自在有意义。因此，我们都企图为自在赋予某种意义。
但偏偏就是：自在没有任何意义；任何有意义的，都不是自在。
“我”没有意义，“我是”才有意义。
但偏偏“我是”都不是“我”——意识是——它不是的东西，意识不是——它是的东西——萨特。
但有样“东西”，称得上是自在的意义。或者说，是自在与自为之间的“桥梁”。又或者说，唯一可以在自为层面用确认性的“是”表述出自在的意义的字眼。
这个“东西”，叫做“自由”。
因为自在“逻辑叫停”，所以自在有非逻辑推定的自由度。
问题是，在I型文明里，这个“非逻辑推定的自由度”依然毫无意义。I型文明认为，有意义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是”自由，即必须“有所是”，有所表现的，是“装在瓶子里的”，并且装在什么瓶子里“完全可以由意识自己来主观决定（萨特语）”。
所以，前面说“自在没有任何意义”这句话，在自为层面上并没有错。
自为层面上的人类，不能理解自在层面的自由。
自在层面的自由，是一种“去是”的“非逻辑推定”的自由。
II型、III型文明，就是从“是”到“或是”到“去是”，从逻辑推定的自由度到非逻辑推定自由度乃至绝对自由过渡的过程。
这里的“去是”不是“不是”，因此后面没有任何“而是”跟着。“去是”去到最彻底，佛学叫做“非想非非想”。
没有“而是”跟着的“去是”的世界，坚持“是”世界的I型文明的人，永远不能观察，即永远“看不见”。
以佛学的理念，没有“而是”跟着的“去是”是一种“断灭”；连“去是”也去掉则是一种“寂灭”。
寂灭，具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
但无论是“断灭”还是“寂灭”，都并不意味着II型、III型文明与I型文明的割裂。
——II型文明及III型文明就在I型文明中。
三种文明能够通过共情与共识的变换满足逻辑位移而存在结构性关联。
以下是《逻辑后缀学》中出现过的公式，可统称为“文明公式”：
自定义真实分数自由度（交集自由度）公式（笔者自创）：D=N/W。D代表分数自由度DOF（Degrees of freedom）。N代表“我需要”（What I Need），分母W代表“我想要”（What I Want）。
生命（悖论）公式（笔者自创）：b/a=a+b=C（ab关系式：b=a2/1-a）。C=加和性脆弱值；a=封闭值；b=依赖值（注：此公式适合任何具“生命力”系统）。
自定义真实世界公式（欧拉公式）：eπi+1=0。1=自定义真实——生命意义=虚无。
亚真实世界（大同世界）公式（欧拉公式变换式：逻辑位移）：0=eπi+1——通过“eπi”（非一）平权，目标（1）其说自圆。
“自我”公式（复数表达式）：z=a+bi——复数z（自我）的集合是变来变去，居无定所不可排序的非有序域复数集C。
“我在”公式（虚数表达式）：a=a+i——无论我是什么a，i（我在）不变。
“非”判断与“是”判断的交换式（质能方程式）： E=mc2。（下一章会继续讨论质能关系）
因为空集是非空集的内禀。根据空集的兼容性，II型、III型文明“一直都在”：与I型文明“共存（兼容）”着，问题是——我们是否“看见”或是否“承认”。
——“卡尔达肖夫式”的“自定义是”判断模式的三个“能量级别”的文明，通通不过是觉悟度“最低级”的I型文明——是什么。
尽管笔者把“自定义是”判断模式的三个“能量级别”的文明，“贬为”觉悟度“最低级”的I型文明。
但是：
——只要以具有同一性共情意识的“自身所是”背书，“是其所是”的意义就“真的”有了意义——满足逻辑位移，西方哲学、科学才能够在真正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意义——如同游泳辅助设备，是我们认识真实世界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开拓性”工具。
——西方哲学，是I型文明里交集属性“自定义是”的、“最优秀的”“智识”理论；
——中国的儒学，属I型文明里通过并集属性的理论对II型文明“具有慧根”的意会；
——中国的道学，属II型文明里因空集属性的感悟对III型文明“独具慧眼”的意会；
——中国的禅宗，属III型文明里因非分别“慧知”后“断灭智识”的觉悟（知而非识的觉悟）；
——佛学，属III型文明里对非分别“知而非识”的“（慧）知”再进一步“寂灭”的“圆觉”（无分别）。
（注：笔者自觉知识面有限，只对泛义上的东西方文明有所认识，故只能作以上的“文明分类”——如果：有读者认为“除了泛义上的东西方文明”之外，这星球上还有更值得探讨的文明，欢迎提供资料共同讨论——真正的文明，必然是全开放性的）
什么是“无分别”？
“是”判断，是确认判断。确认判断具有二重分裂的内涵；
“非”判断，是确认判断的“前状态”。“前状态”具有“非分别”的内涵。
尽管两种思维具有不同的逻辑属性，但却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两者皆是“判断”。即——还是有“观”。
即“非”判断尽管没有分裂，但依然有“判断”——尽管判断“我”与“他者”非分别，心中“无他”，但依然有（镜像）我“在”，即还有“一”（布袋子），所以叫“客观存在”。
无分别，则连“判断”也“寂灭”了——连“一”也寂灭了：佛学称为“灭受想”。
灭受想——本我与实在同构——真实文明的“源始”。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2）真实世界（一）虚实法则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08 12:08 已读 1033 次 1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二节：真实的世界
接下来的讨论有点“玄”（相当的“烧脑”）：笔者会把一些当今前沿科学上的理念，嵌入满足逻辑位移的思维里，尝试描绘一幅真实世界的“蓝图”。
【——声明：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的意思是：
以下内容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充其量算是一种“假说”。如果有读者认为，前沿科学的东西，由一个非权威人士写出来，肯定不值一看，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往下看，《逻辑后缀学》到此结束。
笔者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忧天下”的人文学者——如同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n那般的“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故以下有关“蓝图”的描述，带有“民科”属性，欢迎专业人士的指点、矫正】
——II型、III型文明与I型文明的关联，是“有”与“虚”、“实”与“无”在“维度”上的关联。
解构这种关联所表现的模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实世界。
——什么叫真实？
真实不可观察，不可描述。
勉为其难地表达：实在与存在同构，就叫做真实。
实在就是绝对自由；一切具有自由度的事物的集合，叫做存在。
接下来，通过对“维”的重新诠释，确立三阶大法则，以解构实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三阶大法则：虚实法则（宇称不守恒法则）；“有”法则（分别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行为法则）。

一，虚实法则。
注：接下来的讨论里对“维”的定义与现代科学有所不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维属于理论模型，以维度为参数，目的是对事物所表现出的现象或结果作数理上的解析。问题是，为什么事物具有这样那样的表现？为什么空间具有这样那样的性质？有没有一个“超统一（同一）”的始因造成这一切的发生？故接下来文章中的维亦含有参数性质，但主要是把维看作始因，以说明一切现象的发生皆因“识”的分别所致。因此本章里不同层次（不同的阶）的维都可以称为（意）识维，任意识维又能够分出任意数的分维。如此由无穷维所构成的统一空间，亦包括传统的外空间四维时空概念。因此本章除了分析我们所“熟悉”的四维时空外，亦尝试对其它“空间”作不同意义上的探讨。借鉴佛学的理念，从五维起，分别称为智空、慧空、悟空、识空、空空、灭空，从低到高总共十个维度。四维时空及以下的识尽管具有能动性，但却是被动的识，被动识显示出非生命特征。五维及以上的识具有主动意义上的能动性，因此能显示生命特征，四维时空及五维智空六维慧空是目前人类所能够认识的生命形式存在的空间。
维即分别。分别有程度之分，故维度即分别程度：分别，具有行为属性，即自由属性，故分别程度，也就是自由度。
存在的本源（实在），是无维的——无分别。
无分别，也就不存在任何集合的属性但又全包含集合——《逻辑后缀学》“自定义”命名为：灭集——灭集灭空。因识灭而连空也无，故无维非维。
只有无维，才具足完备的可能性，才可以称为绝对自由——理念与实在全同——佛学称为“大自在”——绝对自由的定义：没有“度”——也叫做“无极”——因无极（无度），故：不生不灭——以“非”判断的意会理解就是：能量守恒。
故无维，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本质。
能量的本质是什么？能量从何而来？目前科学家还给不出一个确切答案。
笔者认为：能量，就是“自由”这个理念的具现；无维，无分别，故绝对自由——其在观察者的观察中，就具现为不生不灭的能量守恒（恒势：势的内禀）。
——如果我们真正地深入剖析西方的政治哲学，当可发现：西方论述“自由”的文章，林林总总，但对何为“自由”其实都是模棱两可，对“自由”的诠释，基本上都是犯了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错误：在存在论上没有充分理由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件东西的概念作为某种不言自明的现成存在的前提——对“自由”的讨论亦如是：在没有弄清楚“自由”为何物之前，就讨论我们如何有权拥有、如何“享受”自由，其实是滑天下之大稽之事。
不论是零维、一维或是多维，如果表达只能在不同“阶”的维的框架里才能表达，才能“存在”，就叫做形式，就意味着有因果，有约束，有局限，有始终——（真实或自定义）有序——皆有“能动性的（自由）度”。
“自由的度”，可分为“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及“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
“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其关系以“能量值”衡量之；
“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其状态以“非空集合”表述之。
“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也可以“摩登地”理解为：超导。
那么，绝对自由的无维，就是绝对零度的绝对超导——全包含关系全同于“绝对无关系”——即绝对不存在状态与关系的悖论。
而存在，皆“一定”有“可测”的“度”，故存在不可能达到（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绝对零度——这是笔者对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哲学意义的诠释。
——不要因“温度”这个人类自定义的概念，而对所谓的绝对零度产生直觉上敬而远之的排斥感。“温度”，是人类对分子（或粒子）间平均动能，在统计意义上的自定义“表达”。而所谓“动能”也就是具有被约束的“自由的度”，这里的“度”是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被自定义为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
在观察者眼中，温度越高，动能越高，似乎自由度越高。
但请注意：分子（粒子）的“动”是“不由自主的”。“动”得越厉害，只是意味着：在越是错综复杂的“江湖”里越是“身不由己”。
即实际上，动能越高，意味着分子（或粒子）的“非”场越厚实（单个分子或粒子的“动”没有温度上的意义，“发生关系的动着”才有温度上的意义），即分子（或粒子）“震荡与重复”的状态越激烈，越“被动”，反而退相干自由度越低。由此可得出与直觉不同的结论：动能（或作为其表达的温度）与退相干自由度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这个结论，是“通过观察者的‘非’判断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分子（粒子）自身，相干还是退相干“非分别”——故此，同样地：接下来讨论的相干或退相干自由度，皆是从观察者“非”判断观察的角度理解。
作为自定义模式的生命，我们都需要“合适的温度（自定义真实关系）”才能生存，才能感到“舒适”。却没有意识到，作为生存或舒适的“合适温度”，本身就是一种“条件”，而“条件”意味着约束。
——“功利性”地想一想：“有条件的自由”与“无度的自由”，那个“够爽”？
——故笔者以为：佛教中的“清凉世界”，并非凉爽舒适那种懒洋洋的惬意，而是幽深隽永，万籁俱寂的“绝对无关系”的空明。
能量在维度（分别程度）中，表现为“因是而是”，故具有“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人类目前对能源的开发，只能提取总物质能量的微不足道的N次方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正因为我们能力上微不足道的“求是”，因此无维只能“不多不少”地、（真实地）因是而是地“给我们微不足道的是（能量值）”。
“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与“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的交换关系，就是著名的质能方程式：
E=mc2。
——E=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m=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因此，质能方程式亦就是“非”判断与“是”判断之间的交换式——这个交换式，为逻辑位移背书，充分说明了非逻辑推定的相干自由度与逻辑推定的退相干自由度“非分别”、能量与物质“非分别”——我们认为有分别，是因为我们分别“有”，所以有分别。
相对于我们能够直观认识的这个大尺度宇宙空间，无维没有值。在微元的尺度，无维的值则无限大。
无维，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约束但又包含所有的自然法则（绝对自性）。非因非果，因此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有永有，绝对的圆满、对称、和谐、自足、平等、同构。
这类似于一面镜子：不论外境是点、线、面或三维空间四维时空，是静止还是运动，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容纳在同一面镜子里（同一非一），而镜面本身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无分别），并且映照在镜子里面的镜像永远是一个平面（同一）。
与镜子不同的是，无维不是一个平面，并且无维之境不是外境的反照，而是同构的“非观”，非观之观称为“内观”。“内观”非“像”。镜子的镜像是“有无”纠缠，“内观”为“虚实”同构（既虚亦实无分别）。
上述内容也可以解读为：内观“本来”无可表达（非观），因为没有“度”，所以无论观与不观、如何观，皆“在…之内”——内在。
但一表达，就有了（自认为的）分别，就有了“度”，反而就“在…之外”——外在。
也可以表述为：我们自以为“在…之外”，其实一直“在…之内”。
——宇宙是如何产生的？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有分别，就有了维，就有了宇宙。
有分别，是宇宙产生的根本因。
有分别，等价于有“识”——识别。识，就一定具有二元性，就一定是悖论。悖论，一定表现出“能动性的自由度”。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维，都是有能动性的识维。
“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实在与存在，“强为之名”构成整个真实世界。
无维的实在，是绝对意义上的、“无识”的“非在”——借用《金刚经》的格式：说非在，即非非在，是名非在——非唯物、非唯心，故非在——再借用《道德经》的表达方式：吾不知其名，强为之名曰“非在”。
《金刚经》与《道德经》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名”——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说（名）”才能“表达”（“是”判断），也即是因识而才能“识”。
因识而识的有维宇宙，是绝对意义上的唯心——存在：存在因识的能动性而“存在着”（“着”字表示出“共时性”）——存在的原本：实在。
在“存在着”中的自定义真实世界，根据“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四外延：“是”判断是一种熵增行为——则是一个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世界”——不断分化的世界。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追问：好吧，假设这个“无识的绝对非在的实在”是“真的”，那么这个“识”又从何而来？它不会是在“无识的绝对非在的实在”“之外”吧？如果是，那不就反证了“无识的绝对非在的实在”是有度的吗？
——参考本文第三章第二节有关空集的解读：无论观察者认为“识”是“在…之内”还是“在…之外”，袋子就是袋子自身（但不同之处是：无维这个“袋子”是“无度”的）——至于“识”从何处来？
——答案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识”是实在对自身在场感体验的“表达”，或曰“展开”。
维和无维不是两个极端，只是实在的虚实两面。
实在的展开为虚，实在的同一为实——这是贯穿整个真实世界的，存在与实在关系的最基本法则——笔者命名为：虚实法则。
虚实法则下的真实世界：熵既增且减、非增非减——热力学第零定律（热平衡定律）的本质。故：虚实法则下的真实世界，是永恒的“热平衡”世界——万物等价（无价）。
但是，同样因虚实法则的既虚亦实，在展开与同一之间，热平衡的真实世界就具有了“宇称不守恒”。故虚实法则亦可称为：宇称不守恒法则（定律）——这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定律，其实也就是中国《周易·系辞上传》里“朴素表达”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十皆“用（全同性）”，就叫做对称，就圆满“无漏”，就叫做“非用”，存在就“不存在”。唯留“一”“虚而不用”，才有“有漏”，也就不对称，才能“致用”。
因宇称不守恒，就有了“趋向性”，恒势就具现为“恒稳持续的势”，恒稳持续的势下，具有不对称性的行为趋向（致用的“力”）就涌现出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引力场——爱因斯坦场）。
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形式只是实在所展开的“拓扑等价的”空间——以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的理论来说就是：弦论（M理论）中不同的超弦论及十一维超引力，不过是M的某些极限区域或模空间的边界点的不同表述方式。在各种表述中——没有一个区域显得比其它的区域重要或基本，而只是较好地描述了M理论的部分性质，因此“谁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取更方便的那个模型来用”——我们人类的“识”，就不过是“刚好”选择了我们这个“四维”的外空间“来用”，也叫做“进入”——这个四维时空间，其实普普通通，毫无特别之处——在统一空间里，类似的四维时空间恒河沙数——“多的是”。
拓扑等价空间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场）“存在着”，正因为有绝对自由这个实在作为内禀。

贴主:仁剑于2022_04_10 11:51:36编辑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3）真实世界（二）“有”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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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法则。
存在着，也就“有（着）”。
有，等价于“分别（识）”。
识或者说分别一定是一个判断的行为，判断就一定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内在属性（内禀性）——这是“分别”必然具有的法则“三要素”。
——否则，就“无法分别”。
因此，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要素的法则可称为：分别法则——也叫做“有”法则。
即识会产生“有”法则效应。
最源始的分别叫“根本识（参考佛学的阿赖耶识）”。
根本识一旦“有（着）”，马上就被因识而生的“有”法则自我约束，就有了局限性，有了封闭性，也就缺失了绝对自由。或者说，绝对自由就有了“度”——自由度。
距离、空间、时间、无限这些概念都是根本识的自我约束。有了约束，就注定了根本识的局限性。我们难以想象宇宙的无限、时间的无限，正因为我们的心识因根本识的局限而被局限，就导致了本末倒置的因果：因为局限（有），就有“无限”共轭相悖，才有无限的概念。没有局限，无限只是“咫尺”；或，无限就是与实在同构的本我：（时空）起点即是终点。
实在，没有有限无限之分，而叫做——无度。
无限，是一种“障眼法”。障眼法，是根本识“有”法则的“自执之法”——自迷。时空，不过是根本识“自迷”的“产物”。
我们不可能从宇宙的边缘“探出头去观望”。
对于爱因斯坦所认为的时空“弯曲”，可以理解为：时空就是一个“共情之下共识”所形成的巨大的“莫比乌斯带”，当我们企图“探出头看”时，“有”法则效应“形影不离”。这类似于一个人紧盯着自己的影子走，会有影子无限的错觉，事实上我们永远走不到自己影子的边缘，更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影子，这才是“无限”的真实义。人永远是自己影子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处在宇宙的中心，永远活在我们自己编织的笼子（法网）里。
——我们在地球表面以为的直线其实是曲线，因为我们与地球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参考系）”，黎曼因此而发展出“内蕴性”的黎曼几何——我们与影子（存在）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因此就有了自己局限自己的内蕴性的“有”法则。
——我们以为踏遍千山万水，其实是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这就是佛学“色即是空”的意义——在…之内。
——我们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自以为已经踏遍了万水千山——空即是色——在…之外。
色空不二——虚实法则。
《圣经》曰：“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本来”确实是万能的。
——但是：
——当产生“有光”的识之时，就有了分别心，就“坍缩”了，就叫做“有识”。有识，就有判断，就产生“有”法则。“有”法则，就是：“是什么就不能是什么”、“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什么就所以什么而不能所以什么”，就叫做悖论属性的约束——有光之前，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光，而什么是光，确实可以是上帝自己“说了算的”（“万能的”绝对自由：感性与理性、是与非绝对无分别——对称性）。如果是“别神”定义了光，再由上帝创造光，上帝就只不过是一个按图索骥的工匠（只有自由度）；如果在上帝创造光之前，就已经有了光，就不叫上帝创造光，而叫做上帝山寨了光（还是只有自由度）。因此，光是上帝“绝对自由”地自定义的。但是——上帝自定义了什么是光之后，光之外的其它东西就不能是光，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亦等价于创造“有”法则，这光、暗、好、坏就是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的“有”法则。当然，上帝也可以自定义说：有暗，就有了暗；上帝也可以认为暗是好的，就把暗光分开了。但无论光好还是暗好，都改变不了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有”法则的事实。
有了“有”法则，上帝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尽管这“有”法则是上帝创造的，尽管光，是“上帝的”光，暗，也是“上帝的”暗，但上帝创造光的时候，就不能用暗顶替光，亦不能用“坏的”这个识顶替“好的”这个识。因此不论是有光也好，有暗也好，上帝一旦作出了确定判断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判断一定被“有”法则所局限，上帝的判断行为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行为，理性的判断行为就必然受“有”法则所约束（依然只有自由度）。
假如：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万能地”随心所欲地用暗顶替光，这个上帝，就是“精神分裂”的上帝，而不是理性的上帝。
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创造“有”法则并同时被自己创造的“有”法则所约束（万能的上帝造一块上帝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全能悖论）——上帝也就“跌落神坛（塌缩）”——不再万能。
——我们制造一台机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重新组合、设定“有”法则的过程并已经预设了这台机器的目的，然后我们必然按制造这台机器的目的去使用这台机器，操作这台机器时必须遵守我们制造这台机器时设立的“有”法则，这台机器也一定是按我们设计的方式运行。任何机器，都不过是制造者意识反映的物质性表现，都不过是“有”法则的再组合之后形成的“可重生再有”。
（联想式的发散思维——笔者阅览大量以美国为主导的种种西方政治性理念及言论、人生哲学、影视及文学作品，并剖析其历史经纬后，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曾经的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美国立国之初，思维的自由度确实相当之高，因此确实有着似乎在人间“无所不能”的“超能力”。但种种“可重生再有”的有形无形产品问世之际，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本身并非独一无二的“可重生再有”的东西，却亦具有约束制造者自身的“超能力”，令制造者被自己制定的种种“法案”、“法律”、“守则”等等自定义理念所束缚，也就形成了凡事皆有一套套独一无二的规则需要去遵守或者说执行、处理的思维模式。发展到现代那些以美式英语为代表的表达里，字里行间处处皆是自定义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语境，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一大堆所谓的政治正确。种种“可重生再有”的东西产出越多，自定义规则就越多，也就有了种种匪夷所思千奇百怪的言论、法案。例如“拥枪权”、“黑命贵”、“零元购”、“性别模糊”等等。这就形成这么一种黑色幽默：现代的西方人，在言词表达上思维越来越敏捷，逻辑性越来越强，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准确到位，因此在表面上，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整个社会环境就显得特别的自由开放。但实际上却是：在西方那些朗朗上口“自由”之人，他们其实是最没有自由度，思想深度最肤浅的一群人——这是笔者看“美国大片”、看美式文化、看西方选举时的切身感受：言词感人，内容空洞——所谓的开放，不过就是碎片化的自我束缚——西方人确实不容易被别人洗脑，他们是“自愿自觉地”自己被自己洗脑——所谓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也要创造出个性，否则就out了。）
根本识一旦分别出存在（外在着、有着），就意味着孕育出“有”法则，然后根本识就被自己创造的“有”法则及所衍生的一切自然法则所约束（自涉），表现出的行为或形式就一定是“有”法则约束下的行为或形式。
——在自定义真实世界中，“有”法则是我们能够自定义事物的根本：背书背后的“背书”。
本质上，“有”法则就是根本识自己。即根本识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自由——自执性。
根本识产生，“有”法则效应就“如影随形”产生，维的模式就被建立（“破缺”成种种不同阶维的形式），维的模式是“有”法则效应的反映，根本识要“表达”，就必须在自己建立的维的模式（框架）里才能表达（例如：“强为之名”什么什么）。否则，就“无可表达”，或者，就逻辑混乱（不是逻辑混沌），即表达就必然被具有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要素的“有”法则所约束（有度），三要素就是根本识自己剥夺自己自由的“有”法则“条款”。
因此，当我们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时，我们的思维就已经发生倒错：是因为“有着”，才有客观规律。如果“非存有”，甚至“非在”，就不会产生客观规律“效应”。
观察者观察到的任何形式，皆是被“有”法则三要素规限，因此一定是具备某个阶维的模式的根本识的“表达式”。
在“有”法则三要素规限下，守恒的能量就被“有”“有为地”“分割”为一束一束的“波”的形态而为我们所认识（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的不连续）。因此：“波”就是“有”法则；“有”法则(波)具现为“一束一束量子态的能量包”——学术上也叫做“耗散结构”——这是“是”判断“震荡与重复”的根因。
因此又可以说：“有”法则就是能量（包）——波=“有”法则=能量值。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3）真实世界（二）“有”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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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法则。
存在着，也就“有（着）”。
有，等价于“分别（识）”。
识或者说分别一定是一个判断的行为，判断就一定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内在属性（内禀性）——这是“分别”必然具有的法则“三要素”。
——否则，就“无法分别”。
因此，具备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要素的法则可称为：分别法则——也叫做“有”法则。
即识会产生“有”法则效应。
最源始的分别叫“根本识（参考佛学的阿赖耶识）”。
根本识一旦“有（着）”，马上就被因识而生的“有”法则自我约束，就有了局限性，有了封闭性，也就缺失了绝对自由。或者说，绝对自由就有了“度”——自由度。
距离、空间、时间、无限这些概念都是根本识的自我约束。有了约束，就注定了根本识的局限性。我们难以想象宇宙的无限、时间的无限，正因为我们的心识因根本识的局限而被局限，就导致了本末倒置的因果：因为局限（有），就有“无限”共轭相悖，才有无限的概念。没有局限，无限只是“咫尺”；或，无限就是与实在同构的本我：（时空）起点即是终点。
实在，没有有限无限之分，而叫做——无度。
无限，是一种“障眼法”。障眼法，是根本识“有”法则的“自执之法”——自迷。时空，不过是根本识“自迷”的“产物”。
我们不可能从宇宙的边缘“探出头去观望”。
对于爱因斯坦所认为的时空“弯曲”，可以理解为：时空就是一个“共情之下共识”所形成的巨大的“莫比乌斯带”，当我们企图“探出头看”时，“有”法则效应“形影不离”。这类似于一个人紧盯着自己的影子走，会有影子无限的错觉，事实上我们永远走不到自己影子的边缘，更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影子，这才是“无限”的真实义。人永远是自己影子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处在宇宙的中心，永远活在我们自己编织的笼子（法网）里。
——我们在地球表面以为的直线其实是曲线，因为我们与地球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参考系）”，黎曼因此而发展出“内蕴性”的黎曼几何——我们与影子（存在）建立了自他分别的关系，因此就有了自己局限自己的内蕴性的“有”法则。
——我们以为踏遍千山万水，其实是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这就是佛学“色即是空”的意义——在…之内。
——我们踏在同一双鞋子上，自以为已经踏遍了万水千山——空即是色——在…之外。
色空不二——虚实法则。
《圣经》曰：“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本来”确实是万能的。
——但是：
——当产生“有光”的识之时，就有了分别心，就“坍缩”了，就叫做“有识”。有识，就有判断，就产生“有”法则。“有”法则，就是：“是什么就不能是什么”、“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什么就所以什么而不能所以什么”，就叫做悖论属性的约束——有光之前，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光，而什么是光，确实可以是上帝自己“说了算的”（“万能的”绝对自由：感性与理性、是与非绝对无分别——对称性）。如果是“别神”定义了光，再由上帝创造光，上帝就只不过是一个按图索骥的工匠（只有自由度）；如果在上帝创造光之前，就已经有了光，就不叫上帝创造光，而叫做上帝山寨了光（还是只有自由度）。因此，光是上帝“绝对自由”地自定义的。但是——上帝自定义了什么是光之后，光之外的其它东西就不能是光，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亦等价于创造“有”法则，这光、暗、好、坏就是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的“有”法则。当然，上帝也可以自定义说：有暗，就有了暗；上帝也可以认为暗是好的，就把暗光分开了。但无论光好还是暗好，都改变不了上帝自己的分别心创造“有”法则的事实。
有了“有”法则，上帝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尽管这“有”法则是上帝创造的，尽管光，是“上帝的”光，暗，也是“上帝的”暗，但上帝创造光的时候，就不能用暗顶替光，亦不能用“坏的”这个识顶替“好的”这个识。因此不论是有光也好，有暗也好，上帝一旦作出了确定判断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理性的判断一定被“有”法则所局限，上帝的判断行为就一定是理性的判断行为，理性的判断行为就必然受“有”法则所约束（依然只有自由度）。
假如：上帝创造光的“同时”，“万能地”随心所欲地用暗顶替光，这个上帝，就是“精神分裂”的上帝，而不是理性的上帝。
即上帝创造光的同时创造“有”法则并同时被自己创造的“有”法则所约束（万能的上帝造一块上帝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全能悖论）——上帝也就“跌落神坛（塌缩）”——不再万能。
——我们制造一台机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重新组合、设定“有”法则的过程并已经预设了这台机器的目的，然后我们必然按制造这台机器的目的去使用这台机器，操作这台机器时必须遵守我们制造这台机器时设立的“有”法则，这台机器也一定是按我们设计的方式运行。任何机器，都不过是制造者意识反映的物质性表现，都不过是“有”法则的再组合之后形成的“可重生再有”。
（联想式的发散思维——笔者阅览大量以美国为主导的种种西方政治性理念及言论、人生哲学、影视及文学作品，并剖析其历史经纬后，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曾经的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美国立国之初，思维的自由度确实相当之高，因此确实有着似乎在人间“无所不能”的“超能力”。但种种“可重生再有”的有形无形产品问世之际，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本身并非独一无二的“可重生再有”的东西，却亦具有约束制造者自身的“超能力”，令制造者被自己制定的种种“法案”、“法律”、“守则”等等自定义理念所束缚，也就形成了凡事皆有一套套独一无二的规则需要去遵守或者说执行、处理的思维模式。发展到现代那些以美式英语为代表的表达里，字里行间处处皆是自定义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语境，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一大堆所谓的政治正确。种种“可重生再有”的东西产出越多，自定义规则就越多，也就有了种种匪夷所思千奇百怪的言论、法案。例如“拥枪权”、“黑命贵”、“零元购”、“性别模糊”等等。这就形成这么一种黑色幽默：现代的西方人，在言词表达上思维越来越敏捷，逻辑性越来越强，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准确到位，因此在表面上，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整个社会环境就显得特别的自由开放。但实际上却是：在西方那些朗朗上口“自由”之人，他们其实是最没有自由度，思想深度最肤浅的一群人——这是笔者看“美国大片”、看美式文化、看西方选举时的切身感受：言词感人，内容空洞——所谓的开放，不过就是碎片化的自我束缚——西方人确实不容易被别人洗脑，他们是“自愿自觉地”自己被自己洗脑——所谓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也要创造出个性，否则就out了。）
根本识一旦分别出存在（外在着、有着），就意味着孕育出“有”法则，然后根本识就被自己创造的“有”法则及所衍生的一切自然法则所约束（自涉），表现出的行为或形式就一定是“有”法则约束下的行为或形式。
——在自定义真实世界中，“有”法则是我们能够自定义事物的根本：背书背后的“背书”。
本质上，“有”法则就是根本识自己。即根本识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自由——自执性。
根本识产生，“有”法则效应就“如影随形”产生，维的模式就被建立（“破缺”成种种不同阶维的形式），维的模式是“有”法则效应的反映，根本识要“表达”，就必须在自己建立的维的模式（框架）里才能表达（例如：“强为之名”什么什么）。否则，就“无可表达”，或者，就逻辑混乱（不是逻辑混沌），即表达就必然被具有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要素的“有”法则所约束（有度），三要素就是根本识自己剥夺自己自由的“有”法则“条款”。
因此，当我们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时，我们的思维就已经发生倒错：是因为“有着”，才有客观规律。如果“非存有”，甚至“非在”，就不会产生客观规律“效应”。
观察者观察到的任何形式，皆是被“有”法则三要素规限，因此一定是具备某个阶维的模式的根本识的“表达式”。
在“有”法则三要素规限下，守恒的能量就被“有”“有为地”“分割”为一束一束的“波”的形态而为我们所认识（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的不连续）。因此：“波”就是“有”法则；“有”法则(波)具现为“一束一束量子态的能量包”——学术上也叫做“耗散结构”——这是“是”判断“震荡与重复”的根因。
因此又可以说：“有”法则就是能量（包）——波=“有”法则=能量值。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4）真实世界（三）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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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立统一法则。
1，内空间。
一个根本识出现，首先因“有”法则效应下被自建立的维的模式约束，而“自”形成一个空间。这是一个“自己封闭自己（自执性）”的封闭空间，等于在完美无缺的无维中产生（破缺）了一个“气泡”。可以把这种情形想象为“汽水中的碳酸钙分解”：根本识从无维中“无中生有”地分解出来，形成一个“封闭空间”（气泡）。结合当代最前沿的科学理论，笔者认为：这个封闭空间，就是“卡-丘卷缩空间”（卡拉比-丘成桐空间），也称为“内空间”——这是一个真正“客观存在”的内蕴的“镜像”空间——还完全没有“事”发生的“唯物”空间——这种表述彻底颠覆“唯物”这个词的内涵——传统的“唯物”定义，令狭义相对论理论框架里的规定自相矛盾：基本粒子不能是刚体；基本粒子必须是整体的点粒子——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令到粒子电荷及质量的发散问题不能真正解决，而只能“不那么严谨地”重正化——以“识”的理念理解镜像属性的“唯物”，上述矛盾就迎刃而解，并能够顺利展开接下来的讨论。
内空间与无维之间根据虚实法则（基本法则）形成“初阶镜像对称”。
——即“内观”因识而被“表达”为“有（着）”。
“此时”的“有”因为与无维是“直接的”“初阶镜像对称”——全同参考系——故为连续镜像：其“（自由）度”是具有恒稳趋向性的真实有序——也叫做“真实的势”。
无分别的内观，被“表达”为非分别的“同一非一”的内空间（镜像、太极）——空集：空集，是灭集的初阶镜像对称。
根本识最源始的分别起始于“是”与“非”的分别：有“是”，即产生“有”法则效应，根据“有”法则三要素，就一定有“非”共轭，“是”才能“成立（着）”。但“此时”“有”法则未展开，因此这里的“是非”是一种“自己绕着自己，翻过来等价于翻过去”、“没有哪一种位置、哪一种姿势、哪一种方向更具优势”的、“亦是亦非”的、完全自洽超对称的、“互摄互入”的“太极（拓扑性）”模式，所以叫卷缩空间：非分别空间（通俗理解就是：完全没有状态，但又是任何状态的空间）。
——“有”法则三要素未展开，因此维亦没有展开，因此“非分别”或可“强之为名”曰：“非存有（着）”——也叫做：逻辑混沌。
逻辑混沌的模式是：各自观察对方，即等于各自观察自己，且一定是自己与自己相互对立的“极”——以“是”的“身份”观察到自己“非”的身份。由此产生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阴阳和合无法分解的相干系统，“是”与“非”在系统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互为因果，和谐共存——维的“相互依存的分别”——由此孕育出“对立统一法则”的“种子”——识维（分别）本身就是悖论，但在内空间未展开，故内空间具有尚未展开的对立统一法则“种子”的内在属性。
由于根本识直接源出自无维，故其本质为非分别的“同一非一”（现代物理中的“零点能”理念：零点能无处不在。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电气工程教授乔丹•麦克莱更认为，一个大小相当于质子的真空区所蕴含的零点能，可能与整个宇宙所有物质所含有的能量一样多——这才“有资格”成为“生发元”。故“零点能”理念是有关同一非一在现象学层面最好的诠释）。
“同一非一”初始在自身特定的局域里，具有无限意义上的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能量具非值的无限性），但已不是绝对自由。根据有二：其一是既然已经有了“是”与“非”的分别，即意味着有了自定义约束。其二，尽管是自定义约束，但所识的“是非”其实未有具体所指（未具体“表达”，参考“逻辑暂停”），无具体所指的“是非”，观察者就只能表达为：抽象之抽象的唯虚的虚数“i”。
在未有确切的“是什么”之前（未有“事”发生之前），这个虚数属性的内空间就只能称为特定局域的、卷缩的“封闭空间”。
科学家认为这个卡-丘封闭空间是一个微元空间，其尺度属于普朗克尺度，即大小约等于质子和中子的亿万分之一。但笔者认为：卡-丘空间“未具体表达”，故应该只是“纯虚数”而不具有尺度，因此不占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时空间。这叫做：非定域性——卡-丘空间非定域，“有”法则非定域——“有”法则的非定域，是基于贯穿实在与存在的基本法则（虚实法则），直白的表述就是：因为虚虚实实，所以那里都有，亦那里都没有；“时刻都在”，又“时刻都非在”。（注：这里的“非定域”概念与量子力学的定义不同，是带有全普遍性的内涵）
即根本识形成的内空间初始时依然具有无维的特性，但受限于上述两个原因，因此已经属于“假自性”（注：这与“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六外延：“全体观的目标具有自性”并不矛盾——内空间相对于无维具有假自性，但相对于统一空间则具有自性——存在的自性皆具有相对性）。
无限意义上的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赋予根本识在自身特定局域里“是”的能力，及“同时”“又是（同一非一的内卷的分维）”的能力（a=a+i：无论我是什么a，“我在”是不变的i）。
——“同时”一词加上双引号，因为是一种无奈的方便说法。内空间时间维也是卷缩的，“同时是、又是”是一种直接进入状态的判断，当中并没有选择的过程，即不需进行任何逻辑意义上的推断：逻辑混沌。
——实际上，这种“同时性”因虚实法则贯穿了整个“存在着”：存在因虚实法则，既虚亦实地“同时”存在着。
——这里的“同时”不存在任何参考系（比“惯性系”更完备的表达），叫做“绝对同时”——绝对同时，也就是之前讨论“非”判断逻辑属性的“前、后因果关系百分之百兼容的“当下”。而我们一般理解的“同时”，是由相对参考系（其狭义表达为“非同一惯性系”）得出的，因此叫“相对同时”（共时性）。“相对同时”中，狭义相对论的“时慢效应”（时间变慢）及“尺缩”，其实就是在确认判断中，因后因果关系逻辑而形成的悖论的表现。
——因此，为什么佛学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什么禅宗有“顿悟”一说？正因为“迷”与“悟”之间的，就是“当下”的“虚实的那一念”——是相对同时的一念？还是绝对同时的一念？——中文里“灵光一闪”这个成语很有意思：灵光一闪，也就悟了；灵光一闪，世界就不是原来的世界；灵光一闪，天堂即地狱地狱即天堂；灵光一闪，笔者就写了这部《逻辑后缀学》。
根本识因“同一非一”的全域开放性而具有“共时自分性”——这是笔者对“变量”这个词的深化：一个“是”能够“同时化身（变量）”为无数不同的“又是”（分维：无限能量的具现，绝对自由这个理念的具现）。这些自分性的“是”同样因“有”法则而皆具有对立统一法则的内在属性，因此每产生一个“是”的化身，必然有一个“非”与之共轭。这些“是是”与“非非”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什么”，但却形成一个个虚拟的节点和域：“是”为收敛性的节点。“非”是开放性的（一就是一，是一就“非是”二、三、四……但“与此同时”，“一”又是“多一”……）域，此“域”在外部空间就表现为“场”。“是”越多越收敛，同时“非”就越开放。“是”与“是”的节点之间因同源的同一性（源自同一个根本识，都是同一个根本识的“是着”的“非一”）而产生关联，因此构成线性“虚部向量”，“非”域之间则形成“虚部张量”复叠。“是是”节点关联与“非非”域域复叠因识（悖论）的能动性而相互扰动纠缠，使根本识以振动（具有能量波动）的模式表现出封闭流形度规上的曲率变化，从而使内空间具有了拓扑性质而形成维度属性的超拓扑空间，即根本识分别的内涵有了脉络可寻（逻辑性）的表现形式，那就是“（识）维”——对立统一法则种子发出了“萌芽”（两仪）。
维即分别。分别有程度之分。维度即分别程度。在内空间，维度与分别程度正相关，与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负相关（注：这里的自由度与现代量子力学里维度与自由度的关系完全相反）：
——“是是”节点越少，维度越低（阶），“非非”域域复叠越“薄”，分别程度越低，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越高——具非值无限性的能量是万物生成的根本：生发元。
——“是是”节点越多，维度越高，“非”域复叠越“厚”，分别程度越高，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越低——物质生成的原理（这段话的通俗理解：想想——“车”、“跑车”、“我的跑车”、“我的法拉利跑车”、“我的红色法拉利跑车”表达方式上不同的局限性就明白了。不同的形容词，其实是不同的“分维”，分维越多，局限越大，自由度越少）。
内空间“维（对立统一法则萌芽）”的建立（但维在“此时”依然“卷缩”着还没有展开表达“维度”，故对立统一法则只能是“萌芽”），使根本识的表现形式从初始纠缠共生零维性质的对立统一“纯量”，通过仿射联络“进化”为多维性质的，多重线性张量阶的对立统一“群”。这个多重线性张量阶的“群”，就像根本识为自己编织的一个结构无比复杂，但实质又是“虚拟”的网（现代超弦理论称之为的D膜）。由于“是”识具有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就会既呈现为从一个节点游走（拓扑）到另一个节点，形成网上一段一维性质，但因不同的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又不断作不同势态的二维振动着的弦——这就是现代弦论学者所认为的“超弦”。但“同时”，又表现为网的本身（始终是“亦是亦非”：未考虑时间参数的量子场论以及量子行为具“不确定性原理”的本质）。
——以上内容的意义在于：科学家们为了探索宇宙构成的奥秘，先是发现了原子，然后发现了基本粒子，最后现代超弦理论又认为这些粒子不过是一根根的“弦”。物质的基本组成，为一组组类似于琴弦的能量线的不同模式振动。科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就像是为了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大统一理论大厦，而千方百计地填补的拼图游戏，但这些拼图的碎片之间无论如何填补，都总是存在着“裂缝”（破缺），致使整幅拼图日益复杂冗余，并始终解释不了能量是什么及从何而来及能量线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振动，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不同模式的振动，量子化与广义相对论如何自洽，自然界四种力如何统一的问题。笔者认为：具有自定义约束下“能动”性质的“识”，是解决以上问题并彻底“抹去”拼图裂缝的，一切都“对得上号”的，最“说得通”的理念“假说”，这可以说是“万法（物）唯心”哲学的“科技版本”的尝试。
（加插一个有助理解的小故事：唐代武则天要法藏法师讲解万法唯心中“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的华严义理。法藏法师就在大殿里四周摆设许多镜子，在大殿中央点起蜡烛，蜡烛的光就在所有镜子中相互映照出无数的烛光——同一非一——烛灭，一切“烛影”皆灭；烛亮，“分化着”的烛影重重叠叠；镜面越“精致”，烛影重叠越多越“深深地分化”。但无论分化出多少烛影，皆源自同一的光源）。
“如果”只有一个孤立的根本识，由这个根本识建立起来的卡-丘空间，本质上依然“什么也不是”。根本识在这个局域空间里建立的识维、种种节点关联和域、弦的表现等都是“虚拟”的。根本识不过是在自己虚拟出来的“势力范围”里，“自得其乐”地处在一种“时刻准备着等待表达自己是什么”的卷缩的基态里。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5）真实世界（四）左右手互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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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空间的展开。
但是没有如果，无维并没有“奇点”，或者说，因着虚实法则，处处都是奇点（表现在外空间则为：处处皆是处在最低能量激发态的随机生成或湮灭的虚粒子）。因为内空间的“非定域性”，所谓的“（宇宙）大爆炸”无时无刻“到处都在”地发生着，只不过都是发生在不存在尺度意义的非定域卡-丘空间里，根本识不断从无维根据“虚实法则”非定域地，“分解（即‘表达’：也称为‘展开’）”出无穷的空集属性的，非分别但又同一非一的超拓扑空间——在超拓扑空间里，每一个与根本识同源的识，都形成一个自身的卡-丘拓扑空间，每个卡-丘空间就是所属根本识的、“客观存在”的、“非存有”的“基本盘”。
每一个卡-丘空间皆有自己的（对立统一法则）种子，各自的种子因自由度而孕育出不同的萌芽，因此同一非一的根本识所形成的卡-丘空间之间的“能动性”，就具有维度上的不对称性（即“不同”的识：破缺之因）。
当两个不同的卡-丘空间“因缘相遇”（佛学的“依他缘起”——开始“有事因”），相互间具维度不对称性的基本盘免不了就会形成“冲突”：为了“确认”（“是”判断的、“唯心”的“萌芽”）自己的基本盘，“虚部张量复叠”开始担当“非”场的角色——担当起（“有”法则）障眼法“自迷”作用的“维”的角色：双方的识开始“不知”自己非分别的根本识的“本来面目”（主观性出现，因此开始真正的分裂、坍缩），都以失去无限意义的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为代价，从虚拟的“是、又是”，以虚数与实数“是就是了”的有机结合模式，“相变”（识的作用开始发挥）为身份确定、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开始被自己限定（开始退相干）、复数意义上的确定“是什么”（“非存有着”退相干为“存有着”）。如此一来，虚拟的节点就“华丽转身”为确定的标量，虚部向量就具有了明确意义的矢量（出现“行为趋向”：即力的表现），识从“等待表达自己是什么”的基态，转化为“表达自己是什么”的开集属性的激发态。
——即“此时”对立统一法则的萌芽处于“展开”的激发态。
双方的识各自从对方具体表达的“是什么”中，感受到一种对立的、排斥性质的、来自“非”域复叠的“压力”，这种压力称为“重力不平凡”（科学术语，即：重力不为零）（尝试比较：一队巡逻兵在国境线上巡逻，“如果”没有“邻国”，这条国境线就是虚拟的，巡逻兵的巡逻完全没有意义。出现了邻国，并且邻国有“侵犯主权”的意向甚至举止，双方的巡逻兵就会立即进入各自的“阵地”互相“对峙”）。压力的大小以对方在原来内空间建立的维度（主权的“权重”），即分别程度正相关，即与“非”域的复叠厚度正相关，这使原来虚拟的“域”的厚度，变成有实质可测意义（有值）的“场”，即卡-丘空间“重力场”，这个重力场以“是（主权）”为核心。具有了重力场的识因此而开始“坍缩”表现出破缺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在对方“眼里”（作用在对方身上）就成了具有某种性质的基本粒子形式。根本识原来虚拟的不同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的“是”识，就是其后形成的基本粒子的“基因”，带着根本识基因的基本粒子就不能随意地“是、又是”，而只能表现为身份不能轻易再改变的“是什么”。原来虚拟的“是是”节点越多，“是”基因因收敛性而形成的核心就越坚固，表现的维度越高，“非”域复叠越厚，即重力场越强，粒子性质就越明确，表现出的质量越大。
这种粒子性质的表现形式相当诡异：“是什么”的粒子性质，最终是因为“非”域复叠传递出“非是”的对立信息，令对方产生“压力”之后由对方“认可着（趋向行为，涌现的本质）”的，这就是“波粒二像性”的“本性”（有关“波粒二像性”，在引入“时间”这个“参数”后意义有所不同）。没有对方“认可”的表达“是什么”，本质上依然“什么都不是”（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大厅里高呼“我是狗屎”或“我是帝王”得不到任何响应即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基于重生性的“因没有值故可以不分彼此地取任何值”，这种“认可”是“可以任意取任何值”地相互对等的，“主观认可”了对方的基本粒子形式，就等于同时“主观承认”了自己也具有某种“身份”的基本粒子形式——“对立统一”：本质上等价于相互对等主观认可。
——对立统一，等价于“对等性认可”。
——这里的“对等性认可”，“重正化”了“一个质子大小的真空区可能蕴含与整个宇宙所有物质所含有的能量一样多的零点能”这句话当中蕴含的发散问题：首先，“整个宇宙”甚至是“无穷数”宇宙与“零点”是“全同关系”——而无穷大与无穷大之间相互能够抵消，是因为“对等性认可”——能量是守恒的，但逻辑混沌中的“有”法则的逻辑性决定了：能量交换必然是（有值）对等的（热平衡定律：万物等价的内禀性）——因此：在外空间随机生成或湮灭的虚粒子，总是处在最低能量的激发态——也因此，对等，亦意味着“有限”的具现。
——“对等性认可”，是弱力、强力两种相互作用力产生的根因：因他者的存在着而存在着。
——“对等性认可”，也就是双方取得了“统一的共识”。但“共识”一词，却带有“可分裂”的内禀性，因此无论有多么强的相互作用力，通过“第三者（外力）”，物质依然可不断的“分裂分割”。
——统一亦意味着不再是同一，意味着双方之间具有了差异性。
但双方既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虚拟卡-丘空间共同“构成着”：一个具有可测的、复数意义上的“一统空间”（本文笔者自创的概念，可看作统一空间的“前身”）。
即：识的物质性，是因对立双方相互“主观比较表达（相互作用力）”而产生，比较即有关联（佛学唯识论中的“转依性”）。因此，物质性是因识的关联性而具现：因关联性而产生（维度意义的）逻辑性，因逻辑性而产生必然性，因必然性而产生物质性结果。
没有关联，物质不能孤立出现。
物质的主观存在是因为“自以为不同”的识维之间的“万识关联”，而“展开着”：基于“有”法则效应上的对立统一法则，而具有的对立统一的“局面”（表现）。没有关联，对立统一法则不会“展开着”，也就没有物质的“主观存在着”。
存在（包括客观存在与主观存在）是因本质上同一非一的识维的关联而“存在着”，而非自有永有的实在——烛（识）灭，一切皆灭。
物质是因识维的关联而存在着，而非自有永有的实在（非在）。
“有”法则不能孤立实现表达，“有”法则是因物质间存在着关联而表达着。
物理定律当然也不能孤立表达，物理定律是因“有”法则表达着而表达着，并且因“有”法则表达着而在所有惯性坐标系（非定域）皆必然地“完全满足相同”着（狭义相对论），但又因宇称不守恒而“不那么对称地弯曲着”（广义相对论）。
根本识有了物质性，内空间卷缩的（识）维就“展开着”。
——展开的（识）维，就有了时空尺度的意义。尺度，是无穷数（识）分维的“非空”集合（状态）的量度：
——尺度意义下，内空间里“是是”节点的关联表现出正曲率，并且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的曲率都大于欧几里得几何尺度。由于“非”域是开放性的，内空间里“非”域的复叠就表现为负曲率，并且在对应于节点的域上的曲率都小于欧几里得几何尺度。原来两个不同虚拟系统的虚部多重线性张量阶（群）之间，会以不同的泛函关系相互耦合切入（本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不同阶的维的关联时亦称为“识入”），相互“共情”或“共识”下相容或相拒，产生扭矩、旋转，当中的根本识会以弦的分裂或结合的方式，进行适应、交换、平衡或整合，从而表现为不同的粒子。
不同节点及非域之间，曲率不平衡的结果使内空间产生量子化自旋角动量方面的秉性。
这种量子化自旋角动量的秉性，反映到外空间的基本粒子上，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维度低的节点由于自由度高，自旋为非负整数或零，故而形成波色子。
光子就是人们的“眼识”能够直观认识（两种“识”之间耦合度高。本质上，两种识是二而一的关系）的规范波色子，高自由度的光子能够占据相同的量子态，即不必依从“泡利不相容原理”，能够“满足对易关系（量子力学术语，意思是具有完备的共同本征态集——笔者认为：就是近于完全的共情关系——一种相同的变量关系）”与其它粒子共存。结合这一节前面的理念来解说就是：光子是一种“是是”节点少，因此“非”域复叠（玻色场）亦很薄的识分维，既光子的排斥性低，故而重力场显得很弱甚至被认为是没有静止质量。由于排斥性低，因此光子能够“随遇而安”，即随意地与其它识的“是”形成的粒子和谐相处，故光子能够轻易被吸收（是就是了）或发射（不是了就不是了），因此而成为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子。
此外，中微子是目前人类能够勉强认识的比光子“是是”节点更少的识——笔者认为：如果人类的“眼识”耦合的是中微子，当“看到”更高维的世界。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眼睛的观察——所谓“眼见为实”。而光，则是我们“眼见为实”的唯一媒介。因此，“光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异议的、一致认同并且充满赞誉的自然现象——但是，光明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身处的四维时空之际，亦把我们局限在四维时空的“有”之中。因此，光明并不能作为“美好”的专属象征：在整个“存在”中，“光”其实是“相当普通”的一种“存在着”的识分维——它为我们开显了一个四维时空（人类认识的四维时空亦称为外空间），却同时隐蔽了更高维的“存在着”：时空无限的概念，就是“有”法则通过光明对我们所造成的认知上的局限，我们不能“眼见”四维以上的空间，正是因为光明通过我们的眼识（包括我们发明的种种光学仪器皆与我们的眼识同源）彻底干扰了我们的意识后，把我们的认知锁定在四维时空——见见之时，见非所见——如此认识光的本质，光的“存在着”，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存在的“存在着”——光不需要、也不能“看见”光自身：我们籍着光看见的世界，永远是“他者”的世界——我们就是光源本身，时间本身，空间本身：我们其实“非分别”，我们不是“存在着”而是“非存有着”——这是狭义相对论的“根本解”：光速不变并非相对论里的假设，而应该是“确实不会变”——因为，无论我跑的多快，我始终“在”——（光）影子里“与影子一样”以光速“存在着”，——光速刚好是时间空间的矢量和：一个（我们所在的）宇宙常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识”——我们，一直以光（识）“非存有着”，只是我们因万识关联而被屏蔽。
希格斯玻色子则是特殊的只有一个“是”节点的识（在科学目前能够达到的认知里），意思是能够完全地因“自相互作用”而“自发对称性破缺”。故希格斯玻色子的收敛性和开放性平衡自旋为零，而始终只具有内空间零维性质。内空间零维性质意味着：希格斯玻色子等价于“根本识的根本”——即那根同一非一的“蜡烛”：其产生的“波色场”能够与不同阶的识分维完美无瑕地“耦合”，即“完全满足对易关系”而赋予其它粒子以物质性。由于其耦合是如此的完美无瑕，地位是如此重要，故希格斯玻色子有“上帝粒子”之称，需要超级粒子加速器极大能量的“对撞”，才能令其与基本粒子“分离”。由于具有零维性质，被分离的希格斯玻色子“很快”就发生衰变——意思是“很快就自适应”而与其它基本粒子重新耦合为新的粒子。
维度高的节点由于（相干及非相干）自由度低，故自旋为正半奇数故而形成费米子。其“费米场”满足“反对易关系”（共识关系：不相同的变量关系），因此费米子依从“泡利不相容原理”，是已经“成型”的构成物质粒子的基本材料。
基本粒子形式又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是什么”表现为“正粒子”；“非是什么”表现为复共轭激发态的“反粒子”。希格斯玻色子自己就是自己的反粒子（非分别粒子）。
——内空间“维”正式展开着——“有”法则（分别法则）亦正式展开着——悖论也就展开（破坏）着：有悖论，也就必然形成对立统一的（主观存在着的对等性认可）局面。因此，对立统一法则也就是因悖论形成对立统一局面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的展开，万事万物就都“破缺”为对立统一局面。因此，对立统一局面是根本识展开后“主观存在着”的最基本局面——因此，对立统一，说穿了，不过是金庸小说里，周伯通的——左右手互博。
——因此，对立统一法则可称为“行为法则”——也可戏称为：左右手互博法则。
——“有”法则（分别法则）非定域，因此现象法则非定域。
自此——基本虚实法则（宇称不守恒法则）、“有”法则（分别法则）、行为法则（对立统一法则）——皆因同一非一的根本识，非定域地“全面展开”——三阶大法则贯穿了整个超空间（统一空间）的各阶镜像（各阶维度及其分维），在统一空间的万事万物中反映出来。
三阶大法则的理念，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释道儒思想及现代理论的综合发挥。万法唯心（唯识）、色空不二；道可道非常道；《系辞传》十一章有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两仪反映在一般事物上就叫做“天地”、“上下”、“里外”、“光暗”、“黑白”等；反映在哲学上就叫做“矛盾”、“阴阳”、“是非”等；反映在生命形式中就有“雌雄”两性；反映在现代物理学量子尺度上就叫做非定域“量子纠缠”；反映在统一空间维度上（存在着的存在）就是无的同一与有的展开（本章最后部分会讨论总结）——三阶大法则“非定域”，是任意空间的、不涉及地点、距离、时间与速度的强关联。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6）真实世界（五）我们都是上帝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12 11:44 已读 1944 次 2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四，唯识成物——唯识一元论。
从事物表象的层面理解三阶大法则，存在是二元的。因为二元，三阶大法则才能成立，然后，通过三阶大法则，二元更进变为多元，世界由此而多姿多彩。这个结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接受，因为这符合我们的直观印象。但这个“很容易”，却令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从此变成“不容易”，而且是越来越不容易，甚至是“不可知（识）”。
但由于我们的思维在根本上的倒错，即使是不容易，即使是不可知（识），我们依然顽固地“二元着”，顽固地“对立统一着”，甚至不屑于统一而越来越“以左右手互博中的对立为乐”。
人类啊，手足自残何时了？！
——存在的本质是一元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新的”客观规律？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客观规律“之外”？
正因为：我们（识分维的集合）都源自于非分别的、同一非一的根本识。而三阶大法则，皆是根本识的“自执”之法。
假如——存在，“真的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东西（例如康德的物自体）”，我们反而是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完全可以“无视”这个“存在”，无视所谓的客观规律，或“违反”所谓的客观规律而为所欲为。因为，“存在这个东西”与我们无关——三大法则皆与我无关：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之后他的任何后续际遇与我无关，我的际遇也与他无关，因为——我们是两个相互完全独立于对方“之外”的——客体。
但“实际上”，我与某人、某组织、某国族“其实有关系”，就必然存在着一种必须相互认同相互遵从的“法则”，我的独立性就必然受到制约。
所以，不存在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
这其实是非常直接了当的——反证法。
——非分别的“非”判断过程具有连续性（连通性）——“非”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一个重要外延——我们皆在：一元的非分别的连续过程——之内。
——即使是遥远光年之外的天体，我们依然能够“相当有本事地”，似乎分秒不差地计算出其运行轨迹，因为，我们“在N亿年前是一家”（同一个根本识），都遵循着同一套共同创造出来约束双方的“非定域”的三阶大法则（因此，上帝创世，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份参与”——而且都是：等份——我们都是“上帝”——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万物等价，平等）。
——因此，我们与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非分别”的百分之百兼容的一元关系——这是“真实有序、兼容、重生的缘”的内禀——生发元——存在的源始——亦因此，我们始终感受到，甚至可计算出源始于同一根本识的“恒吸引的力”——这种“恒吸引力”，被我们命名为：万有引力。
从物理学的角度，物体之间存在万有引力——宇称不守恒下，恒持续的势的“万有”趋向。
从人文的角度，万有引力在人间就表现为“情”——共情力。“情”，是基于一元关系下的人类情感、众生情感——因此佛亦有曰：有情众生。
——科学家企图建立一个把自然界四种力统一起来的理论，但量子化后的广义相对论是不可重正化的（点粒子会产生无穷大的发散问题），因此，传统的思路并不能统一四种力——笔者认为：弱力、强力，是“共识”之力；万有引力，是“共情”之力；而电磁力，是共情与共识之间“变换”之力：也即是满足逻辑位移，令万事万物的“表达”能够“自圆其说”之力——也即是“活力之力”。
——以上表述，带有浓重的“民科”属性，但却是能把四种力统一起来的“解释得通”的“其说自圆”（不是自圆其说）——科学讲究“实证”，但科学至今仍旧不能“实证”能量是什么，意识是什么。既然能量、意识这两种在存在中最基础的东西，科学都不能实证，那么，科学的权威性也就存疑，也就没有资格质询“民科”这种以感性为思考模式所得出的感悟。
当我们在人文的角度把存在理解为二元关系，就有“爱”了，就变成了“爱人”或“神爱世人”。但无论如何“相爱”，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就永远具有主客的二元性——因为二元性，有爱，就必然有恨。并且——爱越多，恨也越多。
我们只是因为自他分别而自以为“是”二元关系。因为自定义二元关系，无序（真实有序）被我们选择性自定义为自定义有序，就有了“有”法则（分别法则）三要素规定下自定义的互异性——也就有了他他分别——这个他他分别的互异性，“宏观上”就“必需要”有背景（参考系）做衬托——衬托，其实就是破缺。这个背景，就被我们自定义（坍缩）为：空间——也就有了狭义相对论的光锥因果结构：我们把光锥自分别为“过去的光锥与未来的光锥”，因此得出“仅仅是与我们（这个集合）有因果关系的‘其它’事物（集合）才与我们有‘相对同时的’因果关系”的后因果关系逻辑的结论——我们就依据后因果关系逻辑成了“闯进（空间）的外来者”——我们“闯进”自我制造的空间，在“破缺的”对立统一的局面中“左右手互博地”“共存着”。
空间是我们自定义二元关系下的“主观存在着”，这种“存在着”亦必然因互异性才能存在着。因自定义互异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测量）”空间（空间以显性表现出实维度）。而互异性意味着看得见的“有”必然是共时性的、被“有”法则三要素规定的、震荡与重复的“不确定状态”，因此空间里的一切，就必然是“绝对地”、“震荡与重复地”地运动着。空间中的我们，亦就表现出可以在空间“自定义地走来走去”的“自由着”。
但为什么我们“看得见”空间却“看不见”时间？因为“宏观上”时间无差异（时间维以隐性虚维度存在着），不具互异性，故本无前后（光锥）之分——因为，时间，是真实的一元关系下，根本识表达自身的“展开着”的“一条时间轴（维）”。换言之：根本识自身就具有时间属性。更直接的表述：时间就是根本识“在宏观上”的“表达着”——行为与（引者或）指者是一体的。因此——时间就是本我的自己。因此，我们“看不见”时间（时间维为虚），亦因此，“宏观上”我们可以在空间里“来去自如”而不能在时间里“来去自如”。又因为同一非一，时间具有全包含“他者”的全体性。因此，我表达就是他表达，“我时间维”也就是“他者时间维”。我们在同一的时间维中“主观存在着”。
而“主观存在着”，却又必然是互异性地存在着，即必然“共时性”地存在着。因此——我们自定义“空间”的同时，也就自定义了“时刻”（不是时间）。因此上面一句话需要修改为：我们在同一的时间维中“时刻地主观存在着”——我们把握不了过去，也把握不了未来，因为我们必然地，只能“共时性地、以最小尺度的、不可分割的时空包的形式存在着”。
我们“时刻”与空间“共存着”。
结果就是：我们具时间属性的识维（时间虚轴），在“主观存在里”就被人为分割为无穷数的“时刻点”——实际上就是“自我降维”。因此在表面上，我们皆共同“附着”在时间虚轴上当下的“这一刻”。
但其实我们也知道：时间轴上的“这一刻那一刻”、无穷数的每一刻之间具有全同性，因此在实际上，我们就是时间本身，我们个人的时间维（时间轴），只是不同阶维中无穷数维里“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时间分维。这些时间分维，本质上皆同属于同一非一的不可分割的根本识时间轴自身。感受着时间的我们，及这个四维时空，皆属于同源的识分维，因此同一个空间里不同位置上，能够“主观同时出现”不同的人和物。但是，我却不能主观同时出现在“我的”过去将来，亦不能主观同时出现在“你的”过去将来——因此可以理解为：以“这一刻”为“参照”，我们是“绝对静止”的（芝诺悖论）。
但是，在空间震荡与重复的“运动”状态、我们“走来走去”的状态，就必然有“先状态”和“后状态”的差异，这“先、后”的差异就形成了光锥上不同的时间段。有时间段的“震荡与重复”，在“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就形成：被“分割”为一束一束“波”的、量子态的能量（“有”法则）包。换言之，互异性意味着观察者眼中的时空，在最小尺度上是离散的、不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时空包。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7）真实世界（六）波粒二像世界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15 1:47 已读 1348 次 2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所谓宏观微观，同样是自以为“是”二元关系之下，人的自定义——“主观宏观存在着”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宏观的波粒二像世界”——这个“宏观的波粒二像世界”与微观量子世界的“波粒二像世界”，具有同一非一的，等价性的“透镜镜像反对称”——故与其研究那“看不见”的量子世界，“倒不如”多研究点我们这个“看得见”的宏观世界“来得方便”：
——作为人，我的“共时性当下”的“主观存在着”，是“宏观波粒二像世界”里，与整个主观存在“共存着”的“绝对同时地测不准”的“宏观有粒子”（法国理论物理学家，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在1923年提出了实物粒子也具有波粒二像性）。这个“宏观有粒子”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相干性能量波的，作为时间分轴（分维）的“一根超弦”。这根“超弦”退相干为一个与万识绝对同时性当下关联的能量包，这个能量包，就是本征的“我”（一个普通成年人的躯体里包含不少于七乘以十的十八次方焦耳的、相当于30颗氢弹的“退相干能量包”。但这些能量与媲美于全宇宙能量的“零点能”相比，又可以“忽略不计”了。只是这颗“粒子”因“对等性认可”而只能发挥自身微不足道的能量）。
具时间属性的客观存在的根本识，以高阶维时间虚轴的模式展开着，贯穿整个“主观存在着”，“绝对同时地决定着”主观存在“全体的生死”。因此，我们认知的时间就是——连续、均匀、广延、无“皱褶”（无差异、非分别）、无始无终，绝对不变（根本识“不死”，时间“不死，存在亦“不会死”）。
——由于我们只认识时刻点（瞬时值）上的“存有”，（除了时刻点外的）时间轴上的我们就变成为“虚”。因为时间平移对称性，因此我们不能在时间轴上“走来走去”（如果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走来走去，物理定律就不能成立），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但过去及未来并非真的“虚”，而是以“实”的力量（能量波）通过“非定域”的三大法则，以自然力的方式永远客观地制约着当下的我们，被制约的我们的“这根波动状的弦”，“瞬时”间通过“万识关联（真实关系）”表现出“宏观有粒子”的物质性形态，以“对等性认可”的最低能量级，依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则而“我是什么”地“苟活着”。
活在（共时性）当下的我们表现出相对的静止质量，但本质上依然是绝对的动质量。由于人是由无数（分）识维及再识维的集合，因此，人的“走来走去的动静法则”共属于三大法则。实际上，任何物质、意识的法则都共属于三大法则。因此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能超越自身的、实际上是共性的三大法则。社会上流行的“超越自我”之说不过是痴心妄想：只有在三大法则约束的当下，人，才所以为人（粒子），并具有受三法则约束的自由度。
具自由度的我们（宏观有粒子），更因为思维上的滞后性，而产生“有先才有后”的前后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因此令到我们产生了时间不可逆，我们在时间轴上永远只能随着时间箭头向前的时间观。
——假如，并不真正假如的假如：生命是以能量波的形式，“自定义地”主观存在着，时间平移对称性就可以“被坍缩”，即时间对称性破缺，就有了自定义互异性——叫做“有时间”，意思是“看得见”、可测量时间：即时间具有了真正可测的“实”维度，但亦意味着时间具有了离散性：不再连续——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弗兰克·安东尼·威尔泽克，在2012年提出一种具刚体物质状态（笔者的理解：即具有了维度上的可测性）系统的“离散时间晶体”理论，并于2017年在实验室中被证实——离散时间晶体的能量不会耗散，亦不会增加：一个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等价于物理定律在离散时间晶体中不起作用——但不等价于三阶大法则不起作用——离散时间晶体始终“在…之内”受三阶大法则“自执着”。
——“波动状的”我们就能够在时间实轴上绝对同时地“走来走去”，即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之分，也可以理解为过去现在未来共存。但“与此同时”，空间的表现亦会“反过来”变成“虚空间”：“波动状态下的观察者”观察的空间，就会是一个“一次过”的，不存在差异，不存在震荡与重复的不可度量的对称性的同一空间（虚空间维度）——即我们“变成了”空间自身，这个同一空间里的一切存在，都具有量子化的全同性：即变成了我们不能在空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都一样）”。但这个对称性的空间同样会被“波动状的我们”人为自定义地“切割成无穷数的薄薄的一片片（类比时刻）”，我们变成能够“把不同的时刻全部同时显示”在“同一片薄薄的空间”里（比照“粒子状”的我们，在“相对同一时刻”能够把三维空间景象“尽收眼底”），从而表现出“波动着的存有”。
物理定律，对这一片“薄薄空间里波动着的存有”不起作用：与上一段讨论的离散时间晶体没有能量交换的原因“一样”——通俗地理解，即波动状的我们，不需要吃喝，不需要睡觉，因为没有能量消耗——即具有相对的永恒性——“据科学家说”：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一百多亿光年之前的光——对于光子自身，一百多亿年前和现在和一百多亿年后“没什么不同”：都在薄薄的那一片空间里。
“波动状的我们”，会变成“摸不着、看不见”这片空间“之前及之后”的“其它”空间（虚空间维），但能够“感受”到空间“在移动”（空间在移动，我们本身“不能动”，我们集过去、现在、未来于“一身”的“这片空间”只能共同随着空间的移动而“绝对同时地”移动——有点像坐在运动着的火车里），并因此而得出“在不同空间，时间不变（可称为时间定律）”的“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科学”论断”——这也是光速（真空中）不变的原理——不是光在空间移动，而是“不变的光的片空间”随着——连续、均匀、广延、无“皱褶”（无差异、非分别）、无始无终的“绝对不变”的空间的移动而绝对同时地移动。
——因为“宏观的波粒二像世界”与微观量子世界的“波粒二像世界”，具有同一非一等价性的“透镜镜像反对称”，因此上述这个“波状观察者的科学论断”，结合“粒子状”观察者（目前的物理学理论）的论断，就能够真正从根本上阐释现代物理学一个重要理论的本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
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及进一步扩展的能量和时间、角动量与角度不能同时（笔者认为：这里的“同时”即是之前讨论的“相对同时”）被确定（不能顺序测量、不能联合测量、不能制备确定的量子系统）——因为：粒子“绝对同时地”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及空间平移对称性两重内禀性。
——当我们测量粒子的位置时，我们必须“相对同时”地“坍缩（破坏）”空间对称性，造成空间破缺“之后”才能够测量，即“此时”的粒子“相对同时”地表现出时间平移对称性。但是——“此时”的粒子依然是具有绝对同时的空间平移对称性内禀性的粒子！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空间依然是对称的，时间却是破缺的——我们“相对同时”地测量粒子的位置时，其实是在对称性空间——人为地“切割出来的一片薄薄的空间片”上的测量，这片空间片上的粒子，是“集过去、现在、未来于一身”的粒子！这个粒子“相对同时的当下”的动量，当然“测不准”！
——反过来，当我们测量粒子的动量时，我们必须“相对同时”地“坍缩（破坏）”时间对称性，造成时间破缺“之后”才能够测量，即“此时”的粒子“相对同时”地表现出空间平移对称性。但是——“此时”的粒子依然是具有绝对同时的时间平移对称性内禀性的粒子！时间平移对称性的时间依然是对称的，空间却是破缺的——我们“相对同时”地测量粒子的动量时，其实是在对称性时间——人为地“切出来的一片薄薄的时刻”上的测量，而这个时刻上的粒子，是“可以在空间绝对同时地走来走去”的粒子！这个粒子“相对同时的当下”的位置，当然也是“测不准”！
——至此，我们可以为“波粒二象性”作如下定义：我们只可以相对同时地破坏空间对称性或时间对称性。物质因空间破缺而具有粒子性；物质因时间破缺而具有波动性。或参考网友的一个更严谨的说法：当（时空）在空间维度破缺时，物质具粒子性；当（时空）在时间维度破缺时，物质具波动性。
——以上定义也可以扩展为哲学定义：存在因空间破缺而具现着；存在因时间破缺而波动着。
也就可以得出最终结论：存在，是一个真类。即，存在，是悖论；时间与空间，是存在这个悖论的终极形式。
绝对同时地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及空间平移对称性两重内禀性的根本识——非分别地非存有着。
贴主:仁剑于2022_04_15 20:00:22编辑

贴主:仁剑于2022_04_16 17:39:59编辑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8）真实世界（七）时慢尺缩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17 20:05 已读 211 次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非分别的非存有展开（表达），时间平移对称性及空间平移对称性也就“被分别”，也叫做“被分裂”，我们就注定了只能以“相对同时”衡量“绝对同时”，悖论也就具现，悖论被具体表达为时间和空间，存在就只能在时空里“相对同时”“或表达为时间平移对称性”、或“表达为空间平移对称性”地存在着：
——两种“存在着”之间具有反对称效应——也就产生了狭义相对论遇到的问题——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是：真空中光速不变，一切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系平权——但是，这两个基本原理之间并不自洽：光速不变具有绝对同时性（独立于参考系）；惯性系却具有相对同时性——这其实就是回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以有限衡量无限。
——以有限衡量无限，无限就会以一种“镜像反对称”的方式表达为有限无界的开集——“镜像反对称”中，有限被表达为无限；无限被表达为有限——也就出现了狭义相对论中的“时慢尺缩效应”：相对于观察者，相对同时被观察的物体（匀速）运动越接近光速，时间会膨胀，长度会缩短。
——笔者认为，产生时慢尺缩效应的根因在于：我们这些观察者的观察，物理过程的时空描述，是在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空间”里相对同时的观察（“破缺”）。破缺空间里有这么一个“小学生都懂的概念”，就是“速度（速率）”，这个速度有一个简单的表达式：V=s/t。但似乎没有人刻意去思考：这个表达式的涵义是——人为地把对称性的时间（无限）划分为时刻（有限），再去衡量有限（距离）。这种衡量，在“相对近似”参考系中“不成问题”。但是，观察的物体运动越是接近光速，反对称效应越明显：时间平移对称性破缺空间中的有限，在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时间中就表现为无限——破缺空间速度公式V=s/t的表达，在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时间”里就会“反过来”——笔者把这种“反过来”表达为（笔者写到这里，需紧急临时借用一个“逻辑与”的符号“∧”）：∧=t/s——这个公式的一般涵义是：“单位空间”里，物体“走过”的“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程”——更深的涵义是：破缺空间的物体运动速度“假如”达到光速，这个物体在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时间里就会被“压缩”到“最扁的极限”（观察者就得出尺缩到“薄薄的一片空间”的结论），但“时程”则“全包含（膨胀到最大值）”了这个物体的过去现在未来——对观察者而言就叫做“时间慢到停止”。
——时慢尺缩效应，是我们这个四维时空“才有”的效应，因为我们的观察只能在时间平移对称性具现的时空里观察。但这个相对同时具现了时间平移对称性的时空，是绝对同时地具有空间平移对称性的内禀性。空间平移对称性内禀性的反对称效应，永远“分毫不差”地反对称于（即影响着）时间平移对称性的时空，其影响并非只是钟慢尺缩“那么简单”，而是绝对同时地“全方位”影响着我们“所思所见”的整个存在，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模式及思维方式里对同一件事情千差万别的看法。综合其影响，在在皆传递着这么一条“重要信息”：我们一切的判断，一切认为的现实，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误差（回顾之前讨论的“不确定性”及整部《逻辑后缀学》从头到尾强调的“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及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误差，甚至最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从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从地球中心论，到太阳中心论；从牛顿力学，到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皆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
——自此，根本识根据“自执”的三大法则，从客观存在的非分别（空集）经二重分裂——“超拓扑空间”展开成主观存在的“超空间”（统一空间：开集的全集）——我们所在的外空间亦因此而成为“主观存在着”的开集“之一（分维）”——笔者称这个过程叫做“唯识成物”的过程。
——或有人会对上述所谓的“唯识论”反驳：假如真的是万法唯识，为何“我死了”，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这是因为：“死”的只是“我识”这个“分维”，产生这个分维的上一阶识维，还“主观存在着”（还没有“死”）——尽管我俩相忘于江湖，相忘于红尘。但是，因为同一非一，在“高阶”的识分维上，“我与你依然同在”：“你没死即是我没死”——即使全人类都“死了”，产生人类共识这个分维的上一阶识维依然还“主观存在着”——“没有了”人类的日月星辰依然“转着”——“没有了”外空间的“三千大千世界（统一空间）”依然主观存在着。
因此，笔者的这个唯识论，全称应该叫“唯识一元论”。这个唯识一元论与一般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一元论不同之处，是以“同一非一”把全体的“识”都“同一化（全同化）”后再讨论存在着的存在——存在，是普遍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之前讨论的“粒子绝对同时地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及空间平移对称性两重内禀性”，除了可以解释了单个粒子的不确定性，还可以对两个或以上的“量子纠缠”整体系统的性质，及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为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所提出的“EPR详谬”作出解释：我们无法单独描述具有整体性质的各个粒子的性质；量子纠缠中的粒子具有“鬼魅似”的超距作用——同样是因为：在时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空间“看起来”独立的、相互间远在“天涯海角”的两个粒子，在空间平移对称性的破缺时间里，是绝对同时地处于同一片“薄薄的空间”，并拥有共同的过去、现在、未来，“永不分离”——这亦是对已被大量实证证伪的“贝尔不等式不成立”提供了理论上新的思路。
——只有同一化全体的识，才能解决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带来的困扰：凡二元论，必不完备，即任何命题为真皆不能最终被证明——这其实也就反证了存在必然为“识”的全同化一元关系。
——至此，根据唯识一元论而“唯识成物（存在）”的整个过程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如果有读者对上述一元的“唯识成物”依然有异议，笔者不妨提供一个“浅白的旁证”：一个表演者站在表演台上，会受到来自台下观众的“无形力”，这其实就是识的关联作用，人越多，无形力越大——当表演者的表演受到认同，就叫做共鸣，这是共情力；当表演者的表演不被认可，表演者会感受到来自观众的巨大压力，这压力我们称为“精神压力”，这种“精神压力”其实就是初步的物质性表现——那为什么来自观众的巨大压力，不会令表演者的心识“变成粒子”？那是因为：即使是成千上万的观众，与表演者“发生关系”的心识也只是“成千上万”。而一粒粒子的产生，是无数的识分维相互关联下的共识：“成千上万”与“无数”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借鉴佛学的理念，因同源的根本识，整个存在形成一个终极的共业圈：
——业，即“业力”，即笔者认为的，真实世界三阶大法则。
——以人作为讨论的面向：佛学把以人为中心的共业用大小不同的同心圆表示，最里面的小圈表示个人或自我，这个小圈叫“最极不共业圈”；包围着它的叫“极不共业圈”，例如夫妇；这圈外围叫“不共业圈”，例如家族；再外围叫“各别共业圈”，例如职业单位社团等；然后是“国族共业圈”，不同的国族自然受到各自国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影响；然后是“大共业圈”，指人类的共业（包括了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现状、可能的将来）；然后是“极共业圈”，人统一在生物之中的身份不可改变；最后是本文笔者再加上去的“终极共业圈”，生物非生物都有物质的共同显性属性，以及精神上共同的隐性属性。
在这些共业圈中，越往外属性越明确，越受制约至稳定甚至不可改变（同一根本识）。因此，我们可以改变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理念甚至个人的性别，人类可移山填海可改变社会形态，可以在地球上根据现成的“有”（自然）成就有限度的“再有”（文明）。但是，无论怎样“改造”或者“创新”，我们都改变不了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属性（有），更不能无中生有或变有为无。因为，我们认知的这个“有”世界是共业所造成的共变，其坚固性从人的认知上趋向于无限。因此，我们才对我们自己及我们所感知的一切的“存在”确信无疑。
以上有关根本识从最初的分别识到初具物质性的过程，笔者曾经在《智慧秘笈——智慧脉络图解》中总结为八个字：念生、缘起、法立、相成。
从卡-丘空间到“相成”超空间（统一空间）的过程，是一种内空间与统一空间之间的“二阶透镜镜像反对称”。
——开集，是空集的二阶透镜镜像反对称。
二阶透镜镜像反对称，相对于初阶镜像对称，属于透镜性质的反对称：内空间的低维相对于统一空间的高维，内空间的高维相对于统一空间的低维。在内空间，维度与分别程度正相关，与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负相关。在统一空间，维度与分别程度负相关，与逻辑推定退相干自由度（或与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正相关：取决于讨论的面向）成正相关，即维度越高，分别程度反而越低，逻辑推定退相干自由度（或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越高。
维，也叫做“识维”。识维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每个人的思维（分维）。
《逻辑后缀学》，就是关于思维的学问。
总结《逻辑后缀学》之前的讨论，思维可以归纳为“智识（上卷的讨论）”、“慧知（下卷的讨论）”两种思维模式。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转换”叫做“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智识上到六维慧空将会被同一，也就“无”；慧知上到七维悟空亦被同一为“无”。
解构不同的思维模式，认识统一空间不同维度的同一非一的“存在着”，是为了逐层打破共业圈，臻至与无维同构的绝对自由。

郭志成

文明的传说（9）真实世界（八）破碎虚空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19 11:52 已读 1062 次 2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第三节：破碎虚空
无维，即无分别。存在，是无维的镜像。存在的有，致无维以虚的假象；无维的实，反映出存在的无。
一，统一空间里维的凝聚，同一（参考：黎曼空间——广义相对论的弯曲时空间）。
无（存在的凝聚性、同一性）是从低维向高维的同一（共情）过程（笔者认为：物理学上的“平权”理念不同于政治学的“平权”。政治学的平权强调的是价值观，属于“虚伪的道德承诺”，现实中带来的往往是争执分裂。物理学意义的平权，才真正具有“同一”的平权内涵。这一节里“同一”的物理涵义，即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的等效原理。但笔者理解的引力不局限于我们这个四维时空）。同一过程，是通过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逐层“非逻辑推定地”“打破”存在（形式）的过程：
——当我们观察（逻辑推定的智识）“点”为“有”时（笔者认为西方哲学就是“有”的质点学。质点之“有”造成了我们具时间属性的识维永远具有“时刻”的共时性），直线为虚（“看不见”）；观察（非逻辑推定的慧知）直线为“实”时（为什么“实”是非逻辑推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以逻辑推定“全体性证明”直线上任意一点“是直线的实”。以下各维度如此类推），“点”为“无”（存在的“质点之有”“被打破”，点的“非一”形式被同一）。在数学上可表达为：点为实部时，直线作复数互为共轭的虚部向量。直线为实时，点线构成一个复数集系统。以下各层同一过程，同理可用数学语言表达，但这就变成数学专业论文而失去了本文的意义，故仅在这里简单概括：通过智识及慧知（理会及意会）认识维（的识）——维属于几何学范畴的概念，可以复数集表述之。复数集是实数集（有理数和无理数）的扩张。通过复数集的各种函数、辐角变量的分析计算及归纳，事物的性质及其运动状态就能够得到数学语言上的描述。通常我们认识的维都是整数维，但实际上整数维可“分形（同一非一）”而成各种“非整”的有理数无理数及虚数，这样才能解释事物的多样性及多变性。人类的种种社会法则及思想观念都可以看作不同层次的整数意识维及其分形——通达上述两种观察方法的思维，就是满足逻辑位移的逻辑思维。
——当我们智识“直线”为有时，平面为虚；慧知平面为实，则直线为无（同一）。
——平面为有，则三维立体为虚；三维立体为实，则平面为无。
——三维立体为有（因二重分裂完备了空间的概念），四维时空为虚；四维时空为实，三维立体为无（即四维时空里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流续的、不存在平直之意，我们“抓不住”某一时刻的事物，因为它们都是“同一非一”的）。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逻辑当下为有，则过去未来为虚；（“非”判断“引”的）过程为实，逻辑当下为无（足轻重）（这是一般人的二重世界观：前者是智识的具滞后性当下的世界观；后者是慧知的没有时间差的当下的世界观）。
——以时间轴贯穿包括点、线、面、三维的整个现实世界在内的四维时空为有，五维智空为虚；五维智空为实，四维时空为无。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我为有，他者为虚（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或，人类共同命运为实，我为无（足轻重）（这是人类政治及哲学上关于个性与共性关系目前能够认识的两个最高层次）。
——五维智空为有，六维慧空为虚；六维慧空为实，五维智空为无。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智识人类是万物的主宰，其它生命形式都是人类的附庸；或，慧知众生平等，人类不过是众生的一份子（这是人类哲学及宗教上两个层次的认识）。在六维慧空，因为五维智空为无，即所有智识都已归同一，故过去和现在、将来已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就真正可以“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即六维慧空已经以“波”的形式存在着，时间观被同一为“无”。
——六维慧空为有，七维悟空为虚；七维悟空为实，六维慧空为无。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慧知我们存在的这个有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其它有世界只是虚幻神话；或，觉悟我们所在的世界不过是“三千大千世界（统一空间）”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七维悟空为有，八维识空为虚；八维识空为实，七维悟空为无。这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有世界为有，识空为虚；或，识空为实，有世界为无。意思是觉悟到“有”不过是识心的分别所致，非分别，则一切皆无（非存有）。
——八维识空为有，九维空空为虚；九维空空为实，八维识空为无。意思是觉悟到无有的区别（非存有）也是分别，无有的区别不过是一种镜像二重性，一面是大圆智镜的实，一面是识（阿赖耶识，即根本识）的无。
——九维空空为有，灭空为虚；灭空为实，九维空空为无。镜子虚实两面同构，则维也是空无，复归于无维（无分别）。
以上“无”的意思要直观理解，不妨登上一座高峰之巅，体会（慧知）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二，统一空间里维的展开，分化（参考：闵可夫斯基时空——狭义相对论的平直线性时空）。
有（存在的分化性分裂差异）是智识从高维向低维展开的过程。展开过程，亦就是以逻辑推定“建立”形式的过程：
——智识在一维直线上展开的点，理论上的值是无限。
注：在一条直线上的每个点都不是这条直线，但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即“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我的”。点点之间的关系存在逻辑推定的同一性，点与线的关系存在非逻辑推定的同一性。任何点都不是直线，但任何两点相连就成了直线中的“一段”，两点相连叫做“缘起互依”，即任何形式都是因缘而起，这就充分说明了形式的存在都是因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三个要素而形成对立统一局面的存在着。双引号的意思是“一段直线”并不是“直线”本身，等同于“长度不是长（长度存在着；长实在）”、“自由度不是自由（自由度存在着；自由实在）”，即任何形式都是被条件所局限，不存在无条件的形式，并且条件改变，形式就改变。这段注解理念同样适用于以下所有不同阶维的展开。
——智识在一个二维平面上展开的一维直线形式，理论上的值是无限。在一个平面上的每一条直线都不是这个平面，但都是这个平面上的直线。并且，智识在平面上可以从任意角度切入（识入，亦可以表述为“同一事件进入”），不同的角度，则意味着不同意义上（皆可洛伦兹坐标变换后平权）的直线。理论上切入（识入）的角度无限（圆周率为无限不循环小数即无理数，亦是一个超越数）。因此，智识在二维平面展开所建立的一维形式的值，是无限的角度与无限的直线的乘积。也可以是智识在二维平面展开所建立的点的值，是无限的角度与无限的直线及无限的点的乘积。
——同理，一个三维立体空间，从任何一个特定角度切入（识入），理论上都可以分解（展开、建立）为无限个平面。不同的角度切入（识入），则意味着不同意义上的平面。理论上切入（识入）的角度无限。因此，识在三维空间展开所建立的平面形式的值，是无限的角度与无限的平面的乘积。
——同理，一个四维时空，识所展开建立的三维立体形式的值，是无限的切入（识入）角度与无限的立体的乘积。
回顾前面分析同一过程时所提到的整数维及分形维，再结合这部分智识的不同方式切入（识入）的理论，世界的多样性就进一步得到解释。
不同方式切入（识入）所建立的形式，与其它被建立的形式相互之间又会产生交集，互相“认识”，互相“再切入（识入）”（参考“无限维的”希尔伯特空间）——而不断建立新的形式，因此世界具有多变性——但皆可通过洛伦兹坐标变换平权。
智识所建立的形式，都具有能动性，即都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任何形式都具有向某个（低维）方向分化的“矢量”。但随着分别程度越高，自由度就越低，从四维时空及以下的智识所建立的形式的自由度，就只能显示被动的性质。自由度为被动性质的形式，在观察者眼中就只能具有非生命的特征。统一空间里零维属于绝对不自由的维度，但只是理论上存在，因为所有维皆是识维，凡识维皆有自由度。
以上“有”的意思要直观理解，不妨趴下来仔细观察眼前的沙丘，逐粒逐粒沙子观察，细细品味那种“有”感觉。
也可以“有”“无”两种感觉同时兼受（逻辑位移）：一方面观察眼前的每一粒沙子，一方面放眼眺望苍茫磅礴无际的沙漠。观察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感受以下结论：分别程度越高，维度越低，自由度越低。
在四维时空里，被称为“时间”的识维，担当着“轴”的角色。我们感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的现实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是因为随着时间轴的展开，识维被自定义分割到最小值时的立体映像在我们的智识里面的连续反映。
本质上，任何的识维，都可以担当轴的角色。即任何维，都可以坐标变换作为时间轴。轴，即特定的切入角度，即特定的智识。不同的时间轴切入（识入）形成不同意义上的多阶维时空，因此多阶维时空的（乘积）值同样无限。多重世界产生的可能就此得到解释。
沿着特定的时间轴展开，一个特定的，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宇宙模式就被建立。
但是，以时间轴展开的宇宙里，我们不可能提前去到未来，我们永远处于时间的“终端”。因为，处在时间点上的我们（低维）是“（立体空间的）有”，而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为“虚”（高维），因此即使我们知道“那里是那里”，我们也到不了（能指与所指没有逻辑等价）。
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因为智识只能向更低维度的“有”展开，而“过去”在时间轴（高维）上。
为什么时间只能“向前”？因为我们的智识通过记忆、联想和推理而有延续性的认知具有滞后性，即永远“追不上”时间轴而只能“跟在后头跑”。
——五维智空，是由具有“主动性”的智识维切入（识入）到某一个四维时空展开而建立。同理，五维智空的值，是无限的主动智识的切入（识入）角度及无限的四维时空的乘积。
人类这个物种，不过是无限主动智识中的其中之一的识分维，切入（识入）特定的时空展开后所建立的生命形式，因此全人类都源自于“同一条主动智识线（维）上”，这条智识线也就是近80亿个“人类基因组”的本源。以这种方式理解“人人平等”，才是在真实面前人人平等，比西方哲学以“天赋人权”背书的人人平等更具有说服力。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分形非整数维所造成的基因差异，使每个人都形成一个独特的“小智空”，这就是“自我”），但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条展开的“基因智识主线”上的一点。
除了产生人类的这条“特殊智识线”，还有无数多的其它智识线切入（识入）到我们这个特定的时空，这就合理地解释了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一种估计在地球存在过的物种多达四万亿种）。
——六维慧空的主动识可称为“慧识”。人类比其它生命形式“高级”，是因为人类所在的智空，被无数慧识中的其中之一所切入（识入）。生活在同一个智空中其它的生命没有慧识，因此只有生命的本能，意识上永远是本分地“活在当下”。而具有慧识的人类，则因为记忆、联想、推理、想象等能力，而产生了创造能力及对过去未来时间的认知能力。
如果只处在智识所展开的智空里，没有意识到人的“聪慧”来自于慧识，就会把人所在的智空作为与别不同的实有，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主宰。但如果上升到慧空同一的层次，则会看到所有智空为无，或者说所有智空都是平等的，形成生命的所有智识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佛学理念的“众生平等”。实际上，科学家已经发现：一切生命中细胞的化学过程——核苷酸从DNA到RNA之间的信息传递保持着协调一致，即所有生命都应该出自同一张蓝图。
六维慧空是人类目前能够直观认识的生命形式存在的最高空间，接下来七维悟空、八维识空及九维空空展开所建立的形式，可参考同一过程所作的分析。
对于迷者（存在的分化），时间轴只能“平移对称地”展开，智识也只能展开，迷者眼中的时空有如无穷无尽的房间，迷者命中注定必须顺着次序（五维智空以下）打开一道道门走过去，直到生命的尽头（不可持续的形式不断发生改变建立新的形式，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就是佛学理念中的“轮回”）。对于觉者、圆觉者（存在的凝聚），时间轴能够同一（对称），所有大门都向他同时打开（慧空），他可以顺着次序走，也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道门(悟空)，也可以，不走（识空）。
具有物质性生命形式的宇宙模式的值无限。但随着识的层次上升（同一），生命形式的物质性比重会逐渐下降，精神性的比重会逐渐增加。
识空层次的生命形式则“进化”到纯精神形式。
无限的生命宇宙模式及非生命宇宙模式皆因分别而产生（空空）。这就是佛学“一花一世界”的含义。圆觉者无分别，则无模式，终归于无维（灭空）。
————《逻辑后缀学》完————

贴主:仁剑于2022_04_19 11:54:01编辑

郭志成

调寄西江月•无名草

送交者: 仁剑[♂☆★声望品衔8★☆♂] 于 2022-04-19 12:03 已读 665 次 6赞 大字阅读  仁剑的个人频道 +关注
《西江月•无名草》

夏尽披黄秋爽
冬去染绿春娇
金风玉露沐窈窕
曼舞轻舒含俏

泥香沁人欲醉
衔露自洗尘嚣
清华高洁胜琼瑶
自在空山了了

贴主:仁剑于2022_04_19 12:04:58编辑

城市隐者

郭老您好。我是这篇转载文章的作者。首先非常感谢您转载这篇文章。
借这里的回复框，我冒昧地向郭老提一个要求：能否借您的关系，为我找到国内的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
我在《逻辑后缀学》里，开宗明义地表明：这部作品没有版权。
因此，假如有出版社乐意出版《逻辑后缀学》的话，我愿意发表以下声明：
1，因为我已经在澳洲居住了三十多年，对国内目前的法规并不熟悉。因此，我无条件接受出版社对文章里某些与中国法律有冲突的言论进行修改或删除。
2，我无条件放弃《逻辑后缀学》的版权，也不会要求任何稿费。只要能出版，意味着我为中华民族、为世界大同出过一点绵力，我心已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