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考古年代学与西周历史年代研究

乾坤客

徐良高：考古年代学与西周历史年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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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年代学与传统年代学的局限性

确定史料及其所记录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年代是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没有准确的年代判断就不会有科学、合理的历史叙述与阐释，年代学是历史学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广义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也不例外，我们进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建设，从聚落、墓地等遗存探讨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从文化面貌探讨人群关系，等等，都离不开对相关遗存年代和遗存之间相对年代关系的精准判断，分期断代是考古学的基础工作。

历史年代包括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是历史事件发生与文化遗存形成的具体时间，包括距今多少年，存在多长时间等，通常以一个具体的纪年数值来表示，如公元前× × 年，距今 × × 年，等等。相对年代是指历史事件、文化遗存或考古学文化之间在时间上的相对早晚关系，即谁先谁后，是否共存，至于它们各自的绝对年代不是重点。

有关历史年代的所有研究我们可以统称为历史年代学。传统的历史年代学依赖历史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史料，并形成了一套研究历史年代的方法，如根据文献史料中的记载梳理、推算相关历史事件的年代，利用天文学原理和古代历法体系，通过计算文献记录的相关天文现象和计时信息来推算相关历史事件的年代，等等。传统历史年代学离不开文献记载，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文献记载并非都是客观、真实、准确而全面的实录，加之研究者自身主观因素影响和所采信的天文学理论和古代历法谱系的差异，导致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年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关于“武王克商”之年，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提出过至少 44 种说法，最早的为公元前 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 年，相差 112 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年，第38 页)

如何突破传统历史年代学的局限性，近代兴起的考古学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史料与新的可能性。

二、考古年代学及其在西周历史年代研究中的应用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人类的物质文化也不例外。考古学根据古代遗存形成的先后和遗迹遗物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变化状况，形成一套不同于传统历史年代学的考古学的历史年代学理论与方法，其核心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俞伟超、张爱冰 《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 6 期。张光直《考古学: 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曹兵武译，三联书店，2013 年)

利用考古年代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古史时空框架体系，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分期断代体系。对于西周考古来说，就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所建立的以丰镐遗址先周、西周遗存分期断代体系与以标尺为代表的西周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体系。这一分期断代体系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年代体系。尽管不同学者在丰镐遗址出土西周陶器具体分期、断代的细节上略有差异，但整体上差别不大，反映了大家对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 《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胡谦盈 《丰镐考古工作三十年 ( 1951—1981) 的回顾》，《文物》1982 年第 10 期; 《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84—85 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 《考古》1987 年第 1 期。饭岛武次《西周土器の编年研究——丰镐地区の土器》，《驹泽史学》第 44 号，1992 年。蒋祖棣《论丰镐周文化遗址陶器分期》，《考古学研究 ( 一) 》，文物出版社，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 《1997 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梁星彭 《岐周、丰镐周文化遗迹、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02 年第4 期。张礼艳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 年第 1 期) 丰镐遗址的这一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体系框架在其他地区的西周时期考古发现中得到了验证，如山西天马—曲村晋国墓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

从年代学角度看，如果说传统历史年代学擅长于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研究，那么考古年代学明显地擅长于相对年代研究。另外，由于古代遗存的片段性和残缺性，考古学似更适合于研究物质文化变化的长时段趋势和阶段性及历史发展的模式，而拙于直接研究历史中的具体人与事。

那么，基于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是否能为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探索其发生时间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史料呢? 如何将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重大历史事件合理地联系起来，进而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为寻找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提供考古学的背景信息?

我们相信，重大政治事件往往会带来社会多方面的变化，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比如异文化的入侵、大规模人群的迁徙和朝代的更替很可能带来物质文化的某些改变、政治中心的转移等。如果我们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是可以从考古学文化变化中看出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例如，对于商周鼎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说，东部地区晚商政治中心——殷墟的毁弃和王陵 M1567 修建的半途而废( 梁思永、高去寻 《侯家庄》第二本至第九本，中研院史语所。范毓周《殷墟王陵年代探论》，《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 80 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1 页) ，西部地区周人兴起之地新的政治中心——周原、丰镐遗址的兴起，商文化因素出现于西部周文化遗址中，与之相应的具有明显周文化特征的多个次级区域政治中心，如洛邑成周遗址、鹤壁辛村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琉璃河遗址、高青陈庄遗址等在原商文化统治区域内出现，等等，诸多现象都是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依据这一原理，结合考古发现的不同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特征及其变化，我们将丰镐遗址第一期遗存推断为文王迁丰至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这一时段，即先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将第二期遗存推定为西周初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 《1997 年沣西发掘报告》)

尽管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对应问题，但仍不能给出商周鼎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答案，寻找绝对年代数值还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测年手段，如碳十四测年法对那些出土背景清晰，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准确的碳样品进行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通过两者的结合，得出了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50—前 1020 年之间的结论，为利用传统历史年代学方法确定武王克商年限定了选择范围。最终，“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1044 年、公元前 1027 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其中 “此说( 即公元前 1046 年方案) 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 《召诰》、 《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第 41、46、49 页)

同样，利用以上原理，考古学与现代科技测年技术相结合，也为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限定条件。

客观地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虽然没有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终极答案———周武王伐纣灭商年和各代西周王世的准确年代，结束数千年来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但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优解。对于历史年代学研究来说，无论是史料的收集、梳理，新学科、新史料、新方法的拓展、发掘与创新，还是最终成果的整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可谓是集大成者，是多学科整合研究历史问题的经典实践，提升了研究历史年代的精度，是历史年代学最新研究思路、史料、方法与成果的体现。

三、考古年代学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表现形式、速率及其背后动因是复杂的，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对器物的分型、分式，尤其是早晚演变序列的排定是通过人为设定的分类标准和假定的演变规律而建构出来的，前后期之间物质文化面貌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不是所有基于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都能与重大历史事件对应起来，即使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与物质文化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否同步发生，更容易反映在物质文化的哪些方面，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是否同步，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比如，宝鸡市石鼓山 3 号墓是一座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大型墓葬，但出土了一件被学术界广泛认为属先周晚期的典型陶器——乳状袋足鬲，墓葬附近的同时期遗址中也存在同类陶鬲 ( 石鼓山考古队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2 期;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 2013 年第 1 期) 。宝鸡地区本是先周时期生产、使用乳状袋足鬲的大本营，该类型陶鬲因而在这一地区具有某种传统性、滞后性。( 西江清高 《宝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现和高领袋足鬲的年代》，路国权、近藤晴香译，《西部考古》第 10 辑，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同样，对于周平王迁都洛阳前后西周与东周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准确区分与划分，迄今仍是一个难题，故学术界不得不用“两周之际”的时段概念来统称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的诸多考古发现，如梁代村芮国墓地、晋侯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中的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

另外，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基础上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判断遗存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和依据，但这种方法和依据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被划在同期的遗存未必同时，而划在前后期的遗存也未必不同时，比如晋侯墓地中就存在不同代晋侯铜器共存于同一个墓葬中的现象。

对于夏商周三代来说，考古学文化的每期动辄几十年，乃至近上百年。每一期内，无论是人口，还是人类活动的各种遗存都发生了一次甚至多次的代际更替和废旧建新，同期遗存之间很可能存在复杂的历时关系，但我们的当代考古学研究一般无法区分出这种同期内的代际更替，不得不将每期遗存假设为共时关系，所以张忠培说:“( 考古学) 难以准确地确定遗存的时空。” ( 《考古学的局限性》，《中国考古学: 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2005 年，第 43 页)

迄今关于西周考古学文化各期时代与西周王世对应的各种观点，都是基于对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中相关纪年研究，以及青铜器与陶器的形制特征及其共存关系而做出的推断。虽然学术界对于青铜器和陶器的演变趋势和阶段划分有一定的共识，但对于具体器物及考古学文化各期与具体王世的对应却存在较大争议，众说纷纭。

最后，我们假设考古学文化的每期所跨时段都是相等的，即文化的发展是匀速的，隔一个固定时间，陶器等物质文化面貌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利用某一王朝的总年数除以期别数就可以得出每期 ( 同时相应于某几个王) 的年代。这种古代文化匀速变化的假设是否能够成立，未经验证。如果我们以清代至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化的经验来看，一个稳定时期社会与一个剧变时代社会，一个封闭时期社会和一个面对外来文化巨大冲击的开放时代社会的文化面貌的变化速度明显是不同的。前者是长时期的缓慢变化，后者是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只要我们承认柴尔德所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等人类发展史上一些关键性转折时期文化剧烈变化的存在，那么历史匀速变化的假设就是不能成立的。考古学文化每期大约相当于多少年的推断只能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假说。

我们以因有自铭铭文而断代相对较为准确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形态变化来说，其特征变化的非匀速现象即很明显，显示出物质文化演变的非匀速性。据学者研究，“由于器物种类的不同，族属的不同，影响到形制、纹饰、铭文演进速度的不同”。西周早期铜器总的来说是商末铜器风格的延展，具有周人特点的全新的风格要等到穆王时才确立。西周早期早段铜器与晚段铜器面貌相近，变化节奏慢，专家在区分上存在巨大分歧。昭穆铜器的差别明显，变化节奏快，诸家分歧较小。中期偏晚之后，青铜器的变化速度又明显减缓，分期断代又出现大的争议。“即便在同一件青铜器上，其形状、纹饰、铭文的演进速度也不是同步的。或者形制变化较快，而纹饰相对滞后; 或者形制变化较慢，而铭文字形书体演进很快”。( 张懋镕 《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 年第 1 期;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考古学报》2008 年第 3 期)

由此可见，物质文化面貌变化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各期的时间跨度很可能有长有短，有时候物质文化面貌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基本不变，有时候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这可能才是历史中文化变化的真实过程。

以上这些原因必然带来考古年代学的局限性，使考古年代学在解决绝对年代上具有很大的相对性，甚至无力感。比如，对于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四座带墓道大墓，学术界一致认为它们是属于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晚期偏早阶段的几代井叔的墓葬，但对于四座墓葬之间时间早晚的排序却分歧巨大。发掘者提出墓葬排序是按照从西向东的原则来安排从早到晚的几代井叔，即 M157—M152—M168—M170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379 页) ;朱凤瀚提出的排序是 M170—M168—M157—M152 (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 增订本)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649 页) 。同样，对于晋侯墓地的 9 组墓葬，虽然学术界对哪些墓比较早，哪些墓比较晚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 9 组墓葬的具体早晚排序和每组墓葬属于哪位晋侯却争论颇多，更遑论每组墓葬与西周王世的对应了 ( 谢尧亭《晋侯墓地研究述评 (上、下) 》，《文物世界》2009 年第 3、4 期) 。对于这种现象，张长寿的评论非常到位，“现在的难点是各墓所出晋侯铜器的名讳与文献记载不能对应，而解决这样的问题，陶鬲排队是无能为力的”。( 《张家坡西周墓地》，第379 页)

综上所述，在充分认识到考古年代学和传统历史年代学各自的特点与优缺点后，对于提高西周历史年代的精度，提升历史年代学的研究水平来说，除了发现突破性的新史料，建立更合理、更精细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体系，发展更精密的现代科技测年手段，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古天文学和古代历法体系外，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与特长，开展深度的多学科整合研究是必然方向。

（作者：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客案：看来徐先生也认识到“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古天文学和古代历法体系”的重要意义。

秦伊人

客案：看来徐先生也认识到“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古天文学和古代历法体系”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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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天文学和古历法体系，针对这个的所谓“更具解释力”，是不是要更有自由度的解释呢？

如果是对科学的体系，解释一定是严格谨慎的，俗话是“有一说一”的，所谓“更具解释力”最好不是过度解释。

乾坤客

对商周历法，基础性的东西越搞得扎实，后来的发现才会越会越多。不搞好基础性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假设之上，哪真的是沙上楼阁，连普通的风雨都经不住，就能轰然崩倒。

商周历法，闰法，我自认搞得比较扎实。

月法，心中没谱。所以复原的商周历法，暂时采用《天象》的大小月做法。

但是，一门完整的学说，是需要假说的，假说需要证实。

商代因为甲骨文历日比较多，相对而言，其月法能部分得到验证。

商代月法，我的假说是：在章岁内，是按一小一大连排的，小月29天，大月30天。整个章岁内所有章月都是按这个顺序排的。最终一章岁144年1781个月内会余55个闰日，这55个闰日，可能是根据我们目前没有掌握的大衍筮法排的，排到某个小月，原来的小月就成了30天，排到某个大月，原来的大月30天，就成了31天。

我做过试验，比如十祀征人方中，排谱有一个明确的小月，符合这个假说。但能精确断定为大小月或31天的大月并不多见。也试过31天的大月，我的观点，凡是31天的大月，应该是有闰日的加成才形成的，不一定是观象造成的。

闰日的设置方法，还不完全清楚。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较原始的彝族和傣族，都是这种既有闰月，又有闰日的历法，可能有古代历法的渊源。